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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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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2-02-14 星期日 11:42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三二四
马到成功还是马到功成?

“马”年颇受各界欢迎。

首先是“马”的繁体字充满美感。这是一个象形字,《说文》解释为“像马头、髦尾、四足之形”。的确,篆文的“马”字,看来飞鬃飘尾,四蹄奔逸,气势非凡。爱书法的朋友可以很好地发挥这个字的飘逸。

其二,“马”颇受画家喜爱,经常入画,骏马的千姿百态付诸丹青。

其三,“马”的成语不少,人们喜欢用来祝福新的一年。例如:龙马精神、一马当先、玉堂金马、神龙马壮、马到成功、马到功成等。

“马到成功”与“马到功成”两个成语都广泛被使用,这引起了混淆,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规范的?

对于这点,我想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是从成语的结构分析。中文成语大多由四个字、两个词组成。两个词组成的成语,我们称为二二结构的并列短语。这种结构的成语,前后两个词还是同样方式组合。例如“万水千山”、“山明水秀”就是这样的结构。“万水”和“千山”都是偏正合成词,“山明”和“水秀”则是主谓合成词,前后两个词呈并列结构。

如果我们把“马到功成”当成二二结构的并列短语,那么在语法上,“马到功成”是正确的用法。其结构就如“水到渠成”,“苦尽甘来”一样,前后两个词“马到”和“功成”都是主谓式合成词,二者呈并列结构。

可是,中文成语并不全是二二结构的,即使是二二结构,两个词语也并不一定是并列的。例如有些成语是四字直接构成一个短语,毛遂自荐、一衣带水、呆若木鸡、目不识丁等都是这样的结构。又如前后两个词语并非并列的,脱颖而出、心甘情愿、黯然神伤、不甘人后、自不量力、应接不暇等就是例子。

有趣的是,上述所列的二二非并列结构的成语,在古籍中都有调换位置的使用现象。例如:“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此事儿甘心情愿也。”(宋•王明清《披青杂说•项四郎》)从这个角度看,“马到功成”和“马到成功”并用便不足为奇了。

其二,我建议我们看看古人怎么用,从成语的来源处辨真伪。我从《四部丛刊》电子版中找不到古籍使用“马到功成”的。至于“马到成功”则有这么二则:“又有一刀,刀鞘口有‘马到成功’四字,周遭刻之,盖宋南渡初物。考《宋史•舆服志》云:南渡之后,有司印记,多亡失;尚方重铸给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此诸印所以加建炎字歟。”(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人如猛兽,马似狻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论英雄端的谁?”(明•郭勋辑《雍熙乐府》)

以上两个例子均有代表性。钱大昕的谈经史小学金石的著作《潜言堂文集》,被认为是“考证翔实,剖析精微”之作。若我们相信钱大昕的考证,则“马到成功”或许在南宋已经有人使用。郭勋辑的《雍熙乐府》把“马到成功”和“旗开得胜”放在一起,更加说明这两个结构相同的成语是可以并用的。

因此,我认为“马到成功”和“马到功成”两个成语都是正确的。我们不可只从成语中的并列结构判断“马到功成”才是正确的,因为古籍中更普遍的用法是“马到成功”,它与“旗开得胜”是同一结构可以并用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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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02-14 星期二 3:35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三二五
马年话马

中国赵云涛老师从汉代的《说文解字》整理出古代中国的“马文化”,甚有意思。

《说文》共收录了115个马部字,这反映出汉代以前的中国人的生活与马已经拥有密切的关系。从猎马食肉到把多余的活马驯服、饲养再到骑乘、劳作、运输、战争、通讯、科技等运用, 都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衍生开来的还有“相马文化”,“马政文化”等。

甲骨文已经有“马”字出现,徐仲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里,“马”共有牲畜名、职官名、人名、方国名四个义项。《说文解字》收录与“马”有关的字,名称十分复杂,并根据性别、形状、毛色、行走及行走的速度、优劣等特征对马进行分类。这反映出汉以前的古人对马的观察已经非常细致,同时也反映马与人类社会及其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谓“相马文化”,是指观察和品评马的优劣。《诗经•鲁颂•驷》中依据毛色区别马有16 种之多,这种细致的观察应该是相马术的萌芽。稍后还有“吾相马,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是国马也”(《庄子•徐无鬼》),“古之善相马者,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九方堙,尤尽其妙矣”(《吕氏春秋•观表》)等。

赵老师从《说文》中总结出马部115个字中,名词有73个;这其中又有53个与相马之术有关。例如,依据毛色之别可以区分出20多种不同的马(如:骊,马深黑色;騩,马浅黑色;驑,赤马黑毛尾也;驔,骊马黄脊等);表示马的年龄的有4个(马一岁馵,二岁曰驹,三岁曰駣,八岁曰‘马八’);表示马的大小有3字(马高六尺为骄,七尺曰騋,八尺曰龙騊);表示马的优劣有8字(千里马叫骥,马之良才叫骏,(草名)良马是骁,北野之良马是駼等);表示马的性别有2字(公马叫骘,母马叫騇)。如此细密详尽的分类,足见当时社会对马的重视程度之高,也反映当时相马术的完备与精密。

“马政文化”指的是历朝历代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管理制度。周朝马政已有一个系统,校人、马质、巫马直至蛮隶、夷隶,层层设官,各司其职,组成一个严密的掌管马政的官署及宫吏体系。古书中常用的与马政有关的词语如“驺,养马人名”(《玉篇》);“大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养马三十万匹”(《汉仪》)等。

马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地位极高,具一系列的象征和寓意。马是能力、圣贤、人才、有作为的象征,古人常常以“千里马”为喻(骥,千里马也,孙阳所相者)。相传周穆王有八匹骏马(八骏在《说文》中都与专字记录),这个传说是在暗喻才华卓具、本领非凡的人才。“千金买骨”的典故以马喻示人的典范,展示了求贤若渴的寓意。正因为马象征着人才,所以善相马的人又被喻为善识才、善举才者。人才的埋没或缺乏表现的沉闷局面就被叫“万马齐暗”。

古代的马文化,表明中华文化底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同马有关系的。明乎此,我们才知道为何马一直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深具象征意义的代名词。

按:此文基本资料出自赵云涛《试论<说文·马部>反映的古代马文化》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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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6-02-14 星期日 3:52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三二六
诗经中的马


再引用中国郝思瑾、胡政两位老师的文章,说明马在《诗经》中的多重涵义。

根据两人的统计:在《诗经》中,“马”字共出现四十九次,提及各种马近二十种,描写马的诗句上百首。概括起来,《诗经》中提到的马,除了作为“牲畜”的基本之外,还常以马喻人,特别是比喻为君子贤人。再有,马有时还用来代指财富和战争。

作为“牲畜”,马最大的功能是作为交通工具。例如《诗经•周南•卷耳》写的是妇人想念远行的丈夫,里头便多次提到马:“我马虺隤”、“我马玄黄”、“我马瘏矣”,都说马不胜远行,都疲惫而病了。《诗经•郑风•叔于田》是赞美男子的诗篇,里头提到“乘乘马”、“乘乘黄”、“乘乘鸨”,所乘的都是四匹马拉的车。第一个乘是动词,乘坐的意思;第二个乘读盛,是量词,是四马的意思。“黄”是黄马,“鸨”是黑马发白而有杂毛的马。把马当交通工具看待的,在《诗经》中出现了十四次。

作为“牲畜”,马还可以当成上阵打战的坐骑。例如《诗经•邶风•击鼓》写的是军人思归的内容,提到“爰丧其马”,这是武士慷慨之词,慨叹不知道战马将死在何处。中国古代军事与田猎活动关系密切,田猎是军事活动中的演练。在田猎过程中用马亦多,如《诗经•秦风•驷鐵》写田猎活动说:“驷鐵孔阜,六辔在手。” “鐵”一作“马”字旁,毛《传》:“鐵,骊。”朱熹《诗集传》:“驷鐵,四马皆黑色如铁也。”

《诗经》 时代四季祭祀马神,“ 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例如《诗经•小雅•吉日》写:“吉日维戊,既伯既祷”,所说的就是春天田猎前祭马祖的事。

第二是把马比喻为某些人的特质。《论语•宪问》记载孔子的一段话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意思是“千里马值得称赞的不是它的气力,而是它的品德。”这明显是借马来比喻君子。孔子以《诗》作教材,他的说法在《诗经》有迹可寻。例如《诗经•小雅•白驹》写:“皎皎白驹,贲然来思。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慎尔优游,勉尔遁思。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金玉尔音,而有遐心。”《毛诗序》说:“(这首诗是)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贤也。”朱熹注曰:“为此诗者,以贤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托以其所乘之驹。”可见,诗中白驹不仅是贤者的坐骑,更是贤者的代称。

马匹在交通、军事、田猎等方面的广泛用途也使到它成为《诗经》时代国家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论语•先进》载子路的话“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就表示国家的大小和贫富,体现在“百乘”、“千乘”等词语上。

《诗经•鲁颂》中罗列十六种马名,写出了鲁僖公牧马之盛,也说明僖公在位时国力之富裕和强大。同样的例子还有《诗经•鄘风•定之方中》的“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就是以马的多寡来算诸侯的财富。《毛诗序》说此诗为“美卫文公也……国家殷富焉。”这就是说明当时候的人将马匹众多看成是国家殷富的象征。

近日来一直在看古人的马文化,由衷钦佩古人。他们自从懂得马的用途之后,对马是恭敬虔诚的,没用将之视为“三牲”之一,也没有将之饱口福。在利用马之余,也对马加以歌颂,并将之喻为君子贤人。知道这样的背景,要解读韩愈的《马说》就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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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二七
古人如何看待儿童

朱自强教授在《儿童文学与儿童观》一文分析了中国古代成人对待儿童的观念。

朱教授首先引述了两则古文记载的事件:

第一则出自《搜神记》,记载的是有关孝子郭巨的故事。原来郭巨与两个弟弟分家时,自己不取分文,反而挑起奉养母亲的责任。后来太太生了儿子,郭巨一来感觉照顾儿子会妨碍侍奉母亲,二来看到老人家有食物时竟然分给孙子吃,减少了他对母亲的奉养。于是竟然要活埋儿子以尽孝。可是皇天有眼,在他凿地时竟然挖出一釜黄金,不但解决了贫穷的问题,还“名振天下”。

第二则是唐代传奇《杜子春》,说的是杜子春转生后为王家一哑女,嫁给进士卢珪,并生一男儿。男儿两岁时,卢抱着他与妻子说话,妻子没有回应,卢大怒,觉得妻子这是在鄙视他,于是“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声而碎,血溅数步”。

对于这两则故事,朱教授评说:“原来活埋自己的儿子,不仅可以发大财,而且还可以‘名振天下’,可见父亲对儿子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已为当时社会所普遍接受,成为了一种‘公理’。尤其像郭巨这样,‘埋儿’是为了敬老,还可以被奉为‘美德’。”对于杜子春的故事,朱教授则感慨地说:“郭巨之儿被埋,毕竟还因其妨事亲,使老人减馔,可叹卢生之子何‘过’之有,竟成了父亲大人对妻子发怒时的牺牲品。”

朱教授因此总结:“可见,儿童自古以来就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关于儿童的自觉观念却整整沉睡了两千多年。‘儿童’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道风景,需要被一双特殊的‘眼睛’来发现。”

我觉得这种“眼睛”并不需要等到十七世纪卢梭出现才擦亮,中国古代对儿童持有较清楚的认识的,还是大有人在。只可惜就像中国人最早发明火药、罗盘一样,虽是创始人,却无法将之普及到社会各阶层那样。中国有科学么?有,但却是零星的科学家的伟大发明和发现,没有落实到生活里头去。

例如宋代的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写到一位叫方仲永的神童,五岁能作诗题字,秀才来考他,“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可惜的是父亲违反自然,不让仲永学习,而把他当摇钱树,处处炫耀其才华挣钱,结果十多年后,仲永与普通人无异,再没有什么特殊才华。王安石无限感慨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人材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可见,在王安石心目中,儿童有儿童成长的规律,那是属于自然之道(天),不该违逆。这是正确的儿童观。

用这样的观点往前推,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虽然谈的是种树之道,并明言“吾问养树,得养人术”,养人,即“养民”,也就是治民的方法。如果我们细看郭橐驼的那番“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养树之道,那种“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的方法,不正是顺应树木的自然生长规律,使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成长的教育原理么?强加妄为,破坏树的成长规律,只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柳宗元还强调了种树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精心,而纵观其植树的理论,岂不正是一套符合后世儿童观原理的教育方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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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2-03-14 星期日 9:28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三二八
给中学生上古文课

怡保师范学院华文科主任陈肇强讲师退休后,转任霹雳州非伊斯兰事务局的协调官员。本着关心教育的理念,他上任后便号召州内督学、师范学院讲师、多所华小校长、教师联谊会等单位,联手炮制一项“中小学华文教学公开课”的活动。

我很荣幸地受邀主持这个活动,并给中学生上了一堂公开课。

所谓“公开课”,指的是上课给老师们观摩,并接受大家的评点和意见,以探讨教学的有效性。这一次的公开课,怡保区约有150名教师参与。

公开课并不只是上一堂课给大家看那么简单,还要给老师看到一些不同的教学概念,并通过实际的教学验证成果。

我这一次上课的对象是深斋独立中学的初中二学生,共十六人。

我采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教学法——让学生通过自学读通一篇古文。

在导入时,我单刀直入地让学生知道宋人好发议论的写作风格。我通过李白和苏轼的两首诗歌——《望庐山瀑布》和《题西林壁》来说明这个特点。然后,我要学生想象宋人写“游记”会怎么样写?由此而切入课文——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

为了试验我的教学概念的可行度,我故意挑了一篇难度较高的课文。在中国,此文收录在高三的语文课本。现在我面对的却是中二的学生。

具体的教学时,我先朗读课文,让学生有个初步印象,知道王安石此文有叙也有议。

下来,我派给学生一份习题。这份习题是理解题,学生通过课文和我提供的简单注释尝试回答六道与课文内容有关的问题。例如褒禅山和慧褒禅师有什么关系,答案有四个选项。学生先自行作答,然后再组合四人一组,在小组中核对答案,并寻求共识。最后,我与他们讨论正确的答案。除了一题出现不同答案外,其他的学生都能够正确回答。

第二回合,我再派给每名学生两张卡片,卡上写有四个与课文内容有关的说法。这四个说法中,有一个是错误的。我把这个错误的答案也圈了起来。拿到卡片的同学要在组别中大声读出卡片的内容,然后让同学们猜猜哪个说法是错误的。这一回合,我完全抽身,不与他们讨论内容,而由他们自行交流讨论。因为已经提供了答案,所以他们可以很有信心地作交流。一组四人,每人两张卡片,本来是该设计八道题的,但是我故意留下一个空白页,让学生自行根据课文内容写下四个句子,其中一个句子的说法是错误的。书写时,不可以抄原文,要用白话文来表达。

完成了这两个回合的交流和讨论,学生基本上理解了课文的内容。这个过程中,没有进行挨章逐句的讲解,也没有进行翻译的工作。学生尝试阅读文章,陌生的词语我都提供注释,他们通过问题的引导,自行尝试捕捉课文的内容。

初步理解过后,我才和学生探讨课文内容。重点是王安石如何通过游记发表议论,以及议论些什么。学生都能够说出要成功,必须要“有物、有力和有志”。再对比之下,他们也能够说出三者之中“志”最为重要;没有“志”,有物和有力也是徒然,就像王安石游褒禅山一样。

最后,我再让学生说说生活中哪些事项的学习也牵涉这三个条件。

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都跟得上我的构思,最终完成任务——读懂《游褒禅山记》。一旁观摩的老师也纷纷认同这种方法。

原来古文并不是那么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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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二九
师心也要师古

学生主动办一个座谈会,探讨灵异事件,分别由四名同学找资料作报告。他们从四个角度探讨——宗教、民间传说、科学、心理学。

由于做好准备,报告过程还是颇精彩的,尤其是一些视频,还真满足听众的好奇。

不过,我对这样的讨论还是持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他们所探讨的课题。庄子在《养生主》开篇就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意思是说: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垠广阔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会很疲困。知道了还要汲汲追求,就会弄得更加疲困不堪。

庄子这番话,有两种极端的解读,一是断章取义,只取“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鼓励人们要努力追求学问,莫要辜负青春;另一是庄子否决学问,劝人不要浪费青春去追逐无边无际的学问。

我觉得庄子这番话是要我们懂得取舍,如果什么都要知,什么都要追逐,那肯定是很疲惫的。三千年前的人就洞悉这样的生活智慧,实在叫人赞叹!

类似的观点,在佛教也有。藏经里头收录了《佛说箭喻经》,内容大意是有人向佛陀询问“世间有常还是无常,世间有边还是无边”等问题,因为自觉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使他不能快乐。于是,佛陀打了一个譬喻说:“若有人身中毒箭,彼亲属慈愍之,欲令安隐;欲饶益之,求索除毒箭师”,可是这人却坚持不肯治疗,因为他先要知道射他的是谁,“要知彼人己姓是字是像是,若长若短若中,若黑若白,若刹利姓,若婆罗门姓,若居士姓,若工师姓,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谁以箭中我。”此外还要知道弓是用什么制成的,箭是什么制成的……显然,当他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后,名都不保了。所以对于一些问题,佛陀是选择不答的。

我想释迦和庄子的这些观点,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如果不懂衡量轻重缓急,不知取舍主次,我们的确会很累。世间学问何其多,岂能尽学?取舍才是智慧。

第二,虽说学生用这样的方式自学,可以增长知识,起着积累学问的效果。但是稍加不慎,会起着反效果。他们被分配到一个任务,就从那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现在科技昌明,信息丰富易取,要找到相关的资料并不困难。于是学生往往随着信息跑,只抱着“拿来”的观点,有就用,自己反而不能筛选信息的真伪和主次了。一叶尚且障目,何况自己搜索到那么多的信息。

有论据支持自己,会造成自我的肯定。这种学习方式是比较偏向“师心”的,也就是以自己所思所想为依据,并作创意之说。这种学习方式很快会走到一个瓶颈,最终不是自我否决就是停滞不进了。

所以,我常鼓励学生在学习时不要只懂“师心”,也要“师古”,也就是要宏观的看待全局,以宽广的视野参考更多人所思所考的成果,在敬畏传统之中,消化古人的智慧,继往而开来。这样承续古人的智慧,才不致于固步自封,自我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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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刊载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三三〇
古文愈古愈难读?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华文试卷曾经选用一篇古文测试学生的阅读力,其文曰:

宓子贱治亶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

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於鲁君,与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

二吏归,报于君曰:“宓子不得为书。”君曰:“何故?”吏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

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

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得行其术于亶父。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魏家祥先生对此文的选用甚为不满,在某次会议中直呼我全名,问我对此事有何看法。我问其详。原来他觉得此文太难,考倒学生。再问何谓难易,他说近世如清代文章易,先秦则难。

上文选自《吕氏春秋》第18卷,文章流传极广,留给后世一个成语:掣肘难书。

文章叙事完整,说是宓子贱(孔子的弟子,名不齐,字子贱)受命管理亶父(鲁国地名)。他担心鲁国君王听信小人的谗言,让他无法有效管理亶父。于是他要求鲁君给他两名近身的官员随行。到了目的地之后,当地官员都来报到。于是宓子贱便让两名随行而来的官员登记大家的名字。岂知官员书写时,宓子贱却多有干扰,不时拉扯他们的手肘。两人无法书写,惶恐,请去。有趣的是,二人回去后投报于鲁君,鲁君竟然听懂宓子贱要传达的信息。于是他再次下令,明确告诉天下,亶父不再是他的,而是宓子贱的,他可以全权处理当地事务。五年后再向鲁君禀报政绩。于是,宓子贱得以安稳管理亶父。

魏先生以教育部高官身分问责,大有掣肘之嫌,就可惜身边没有宓子贱,无人告知斯举徒令出题者难书。

“先秦文章难,清代文章易”的观点也待斟酌。上文流传了两千余年,就说明有其流传价值。我们在马来西亚学习中文,应该坚持学习的是母语,而不是仅作为沟通用途的目的语。既要学习母语,其承载的内涵则不得不学。古文本就是最好的文明载体,绝非鸡肋之学。如果不能激发新一代学习古文,我们是保不住这最后一道堡垒的。

清代文章易?且录一则很有意义的清人轶事供诸君欣赏:

亭林先生貌极丑怪,性复严峻。鼎革后独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辄买媵婢、置庄产。不一二年,即弃去,终已不顾。而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东海两学 士宦未显时,常从假贷,累数千金,亦不取偿也。康熙丙辰,余在都下,而先生适至。两学士设宴,必延之上座,三爵既毕,即起还寓。学士曰:“甥尚有薄蔬未荐,舅氏幸少需,畅饮夜阑,张灯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学士屏息肃容,不敢更置一词。陆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两眼俱白中黑外。”非习见不知其形容之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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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7-03-14 星期四 1:47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3月23日脱期,25日(星期二)才刊登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三三一
古人不争今人争

小学三年级课本收录了一篇《图画文字——甲骨文》。有人提供了附加材料,说明甲骨文是于1899年由山东的古董商人王懿荣首先发现的。

这段文字有很多错误。首先是王懿荣(1845-1900)本人并非古董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精通金石学,曾三任国子监祭酒。八国联军之役拜京师顺天团练大臣,因不愿投降洋人,自杀殉国。

有关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说法,有不少文献支持。例如刘鹗《铁云藏龟》的自序(1904)说:“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价留之。”又如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说:“1899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一两。回家研究所得,王廉生(王懿荣)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还有汐翁的《龟甲文》:“文敏(王懿荣)病痁(疟疾),服药用龟板,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刘鹗)见龟板有契刻篆文,以示文敏,相与惊讶。文敏故治金文,知为古物,到药肆询其来历。言河南汤阴安阳,居民掘地得之。辇载衒鬻,取直至廉,以其无用,鲜过问者,云云。”

这些文字之中,尤其受到关注的是汐翁的。该文刊印于1931年7月5日北平《华北日报》。究其内容,多有疏漏之处,出得晚却记得详,故不为后世所重视。

后来天津学者王襄在1933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发表的《题所录贞卜文册》提到:“前清光绪己亥年,河南安阳县出贞卜文。是年秋潍贾始携来乡求售。”沿着这条线索人们发现早在1898年,潍县的古董商范寿轩来王襄家,提到河南汤阴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王襄友好孟广慧认为可能是古代的简策,于是促范寿轩前往收购。翌年秋,范寿轩买了一批甲骨带到天津,王襄和孟广慧各自收购了一些。其余的甲骨,范寿轩带到北京,又卖给王懿榮。王襄后来陆续在北京、天津购买到四、五千片甲骨,稍后还出版《簠室殷契类纂》。

王襄写过一段“马家店买骨”,后来收录在《王襄著作选》中,由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出版,还附上王襄的真迹。按王襄的记述,他是和孟广慧、王襄的弟弟著名印家王钊(雪民)、画家马景会(嘉桐)等人前去天津老城“西门外马家店”看甲骨片。这是很珍贵的一段史料。

何以王襄20年代出版甲骨文专著不提,后来却为文回忆?南开大学教授朱彦民分析得好,20年代甲骨学的研究还不成规模,对于谁先发现甲骨文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人并没有做多少追究。到了30年代,先后有一些论文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于是王襄就在这时候的一些题跋文字中将此事原委道了出来,是很自然的事。

实际上在早期的甲骨学者中,对于谁是甲骨文的发现者并没有多少在意之处,即使是王懿荣、王襄、孟广慧等也不立文字,而是待后人评说。郭沫若有段话甚有意义,他说:“此人(指加拿大人明义士牧师)颇以发现殷虚之第一人自负,库林(指法国人库寿龄)亦颇以甲骨之发现者自居,然事实上小屯之得以考证为‘洹水南之殷虚’是罗振玉氏,而甲骨之第一发现者则当为潍县之范商,更广义的说则当是小屯的农民。第一第二之争,殊觉是无聊的意气。”

古人不争今人争,这是饶有趣味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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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1-04-14 星期二 5:28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三三二
甲骨文不是图画文字

看到小学三年级课文《图画文字——甲骨文》时,甚感兴趣。从题目看,这应该是一篇说明文,向读者介绍什么是甲骨文。要写好这样的说明文,难度很大,一来因为这是很专的一个课题,二来要如何作深入浅出的表达。

看了内容后,才发现文章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作者只是借题发挥,要介绍的只是汉字的造字法。结论中的一句“古人真不简单”也不是针对甲骨文的开创,而是古代汉字的发明人。

甲骨文是于1899年在河南安阳挖掘出来的龟甲或兽骨上刻的文字。被学者鉴定是殷商时候的文字后,人们不断挖掘,据甲骨文学者胡厚宣先生的统计,被发掘存世的甲骨片有十五萬四千片(《90年来甲骨资料的新情况》),数量庞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字刻在甲骨上?学界普遍认为那个时期社会依然迷信,无论大小事务,都会占卜,问过鬼神,然后将所问的事刻在甲骨上。就像《礼记•表记》所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那么大量的甲骨片,自然提供了众多的文字,据统计约有4500个单字,学者们通过比较猜测,解读了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字。因此,我们相信,这比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之前就该有文字了。

根据学界的探讨,文字的发展规律是“图画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图画文字是历史上最原始,最古老的文字,顾名思义它是画出来的文字,如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字;表意文字在英语称ideograph,是由两个古希腊词组和,一是idea(概念),一是grapho(书写),直译就是“书写概念”。现在我们看到的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甲骨文,也是同一个系统。

文字学家梁东汉先生说:“早期的图画文字是图画形式的文字,它比后来的象形字更‘象形’,更多图画的色彩。”(《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我们看到的汉字(包括甲骨文),已经是线条式的文字,“图画形式”的文字并不多见。由于甲骨文数量多,我们因此推定它是已经接近成熟的文字,是有一套系统在运行着的。在甲骨文之前,中华民族应该还有一套或多套的文字系统,当然包括“更多图画的色彩”的“图画文字“。

把甲骨文当成是汉字的源头是不正确的,把它当成是图画文字,也有斟酌的必要。甲骨文的价值是在于它是出土的文物,加强了历史的可信度,也把中华民族使用文字的确证年份提早了近千年。

何以甲骨文那么迟才被发现?实际上,学界也提出质疑,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甲骨文应该发现得更早。例如北宋以來就不断发现商代的铜器,出土地点也在殷墟一带,因此在千百年前就有甲骨出土是有可能的。但大规模、有策略性、有系统性的发掘甲骨片,却一直到19世纪末才产生。

历史的探索是多变且有趣的,如果我们一直局限在教科书提供的资料,历史就变成了死的学问,学习的人也只能够瞎记硬背,仿佛就在咀嚼鸡肋般,既无味却又不舍得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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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6-04-14 星期日 6:37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三三三
发现儿童,也发现动物

心理学家说儿童的心理特征是以自己为主体的,他们的世界观都以自己为本位考量。当他逐渐发现身边还有他人的存在,学习如何去适应和调整时,表示他逐渐在成长。教育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帮助儿童社会化。

用这样的观点看人类,人类最初也是以自己为主体,视外在的一切为待征服的对象。文明的进展让人类逐渐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考量,放弃以自我为本位的思考模式。17世纪,人类发现了儿童,不再把儿童当成“小大人”看待。“儿童本位”的思考模式提高了成年人对儿童的尊重,并为儿童的成长创造了更好的资源与条件。

两三百年后,人类又发现了动物。于是人们一改过去的心态,把动物当成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不再是自然界的附属品,他们也具有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苏格兰裔的加拿大人汤普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 1860-1946)。

西顿更为人们熟悉的身份是“童军”的创办人。但在文学的创作上,他开创的“动物文学”至今依然稳站文坛的一个重要席位。

“动物文学”并不是童话中会说话的拟人动物故事,也不是寓言中借用动物表达哲理那样的作品。“动物文学”要求的是作品能够反映动物世界真实、不为人知的一面,它需要作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才能落实。文学评论家刘绪源老师曾说“动物小说”不仅需要内心的真,同时也离不开外在的真,他说:“它的价值,首先在极端的真实性。不仅是它的作为动物生态记录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那巨大的审美价值,正是这种真实性、客观性中升华出来的,这是动物文学一个最首要的价值基因。”

童话或寓言,乃至民间故事不过是在利用动物来传达人类生活中的现象,却无法反映出动物世界的真实。“动物文学”则细致地描写动物的真实生活,让读者感受到动物也是具有感情、思想和智慧的生命体,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除了这些条件外,西顿小说的另一个主要特色是利用了悲剧的手法来为动物立传,折射出作者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的伦理思考。

例如《春田狐的爱》写了一只母狐如何为“家庭”付出她的一生。为了孩子,她不惜多番冒着生命危险到农场偷鸡;为了丈夫,她舍命陪着丈夫与猎犬斗智;最后她为了营救被猎人活捉了的小狐狸,不惜三次闯入农场。在营救不果后,她毅然选择毒死孩子,自己伤心离去……

多年前我听学生赏析故事有点类似的《金翅雀》。这是达芬奇的作品,故事写金翅雀营救被农民捉去的小金翅雀不成后,用毒草把孩子毒死。学生因而说:“这篇寓言揭示了那些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便去剥夺他人权力的错误行为。故事中的金翅雀认为自由重要,不惜毒杀孩子,没有征求得孩子的同意,便剥夺了他们生存下去的权力,这种行为是自私的。”我对这样的思考方式深感愕然,却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想法。

而今看了西顿的故事,由于情节真实,母狐的悲剧英雄形象又是那么鲜明,因此故事的主题是轻易感受得到的。像《金翅雀》般的错误解读是不可能发生在《春田狐》身上。

西顿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他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通过他所塑造的动物形象,读者自然感受到动物的优秀特质。读后,人们自然地会检讨对待动物的态度!这种不说教却有办法改变人类观点的创作,散发出的正是文学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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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三四
基础功要扎实

某大学开设一门新课——“小学教育研究方法”。由于课时安排不当,学生还未掌握好基本的研究方法,便要开题,提出将要研究的课题,结果,师生都乱成一团。老师的“乱”是因为过去都要求学生做“行动研究”,而今却是“教育研究”,因此忽略了教育研究法之中还有“观察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学生的“乱”更是因为不懂什么是“研究”,更妄论要做“教育研究”了。因此学生提出的问题不是太大、太空、太泛,就是不科学、不明确、不重要。

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事出有因。撇开课时安排的不当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向忽略理论的学习。“不注重方法”是我们的一大弱点,基础不扎实,莫说难入门,就算完成了论文也会像沙滩上用沙推成的城堡,好看却不坚实。

我本身也是因为接触到“行动研究”这个较新的方法之后,才知道原来研究可以只重视内省,不计较最终的成果。确定课题,选定方法,才能展开研究,成果也因此有立足点,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不重视方法”的高等教育,也并不是在教育研究方面才有。我在马大中文系完成硕士学位后,依然不知道何谓“研究法”。感恩我的指导老师的信任和协助,我才得以完成学位。

到南京大学学习,我接触到“文献学”这个概念,才知道古代文学的研究原来不只是纯文学的研究,并不是国内常传说的“论文就是自我表述,只要你写得四平八稳,自成一家的言论就可以”的主张。

“文献学”本来是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引用到古代文学的研究,还包括了文字的校订,版本的鉴别,对内容得失的评品及目录的编制等学问。我在南大上第一堂课,老师就给提点了一条明路:“踏入治学的道路,你们该先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提到这点 。看《四库提要》,直观的印象便是对中国的学术书籍有个认识,虽然你或许不能记下全部。此外,这也仿佛是一部中国学术史,对中国学术的分类、源流、辨证等,有个整体的介绍。你们至少得把每个部类的总序先读,然后把集部通篇详细看过。”

于是,其后的论述,都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要有凭有据的才说,不可以空口说白话。印证“文献”,同时还得注意版本的问题。一些常识如:引用书目,不可以用《四库全书》版的,因为那个不是最原始的版本,而且篡改的部分很多,影响了它的可信度;引用的书本,也要注意出版社和版次,不是所有的书本都是经过精心校对后才出版的,新版的书籍更加要小心。引述一段文字,都要翻查原文,再三核实才行。

这一些,都是很好的训练。可惜回国后,我无法延续这种严格的学术研究,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术背景还是让我们对文献异常重视。

我们也明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自然也创造不同的学习环境。今人治学与古人有异:古人治学与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往往可以全身心投入;今人要兼顾的事项太多,已没有多少机会可以这样一心一意的治学。当然,我们也不可以以这个作为借口,避开该认真做学问的时候。我们还是得立志做得最好。不严谨,我们会给学术增添许多假消息,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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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0-04-14 星期日 10:38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三三五
小学生读什么?

谈到语文教学,我们最关心的两个课题是:一,教什么;二,怎么样教。前者是教材,后者是教学法。孰者为重?我觉得是教材。

良师难求,明师更难遇。如果没有遇上好的老师,学生面对着优秀的教材,至少还可以自学。

唐代,李翰编了一本《蒙求》,是给小学生的识字课本。编写的方式是四字一句,各带出一个典故,如:“桓温奇骨,邓艾大志。杨修捷对,罗友默记。杜康造酒,苍颉制字。”一句一个典故,信息量是过高的,儿童恐怕负荷过重。

后世论及中古童蒙书籍,《蒙求》与《千字文》往往并提,可见其重要性。李翰之后,“蒙求”的体制影响甚大,纷纷编撰的书籍有《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十七史蒙求》《南北史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等等。

南宋教育更加普及,蒙书走入了村学。当时的教材除了《蒙求》以及失传的虞世南编写的《兔园册》之外,还有《杂字》《百家姓》《千字文》《太公家教》与《三字训》等。《杂字》以学习单字为主,通俗易懂;《百家姓》以姓氏编篡为主,类《蒙求》;《千字文》取材广泛,有若干历史知识;《太公家教》讲述人生哲理;《三字训》后世的《三字经》一脉相承。

到了清代,西式学堂还没有兴起之前,童蒙教育以“三百千”为主。所谓“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此外,还有为了习写诗文而学习的《千家诗》和《幼学琼林》,前者有助于帮助熟悉诗歌的格律,后者可助熟悉对仗及成语、典故。《幼学琼林》的编撰,使童蒙教育除了识字外,也注重灌输常识。

封建帝国被推翻后,教育也迎来了西式的学校式教育。这时候的语文课本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使用白话文固然是当中最主要的变化,借用教材教育儿童的用意也很明显。例如《衣服要常洗》:“我的衣服常常洗,所以很清洁。”又如《湿衣服不能穿》:“湿衣服,不能穿。穿了湿衣要生病。”《吃饭有一定的分量》:“我吃饭,有一定的分量。不多吃,也不少吃。”读起来索然无味,像《每天大便一次》就叫人发笑了:“我每天起身后,大便一次,所以身体很强健。”

不过,民国课本有好些文章写得很美的,遣词用字很讲究,读起来琅琅上口,如《秋天的野外》:“秋天的野外,杂草很多,有的开着花,有的结着果。”《秋天的鸣虫》:“翟翟翟!唧铃铃!到处有虫叫,声音很好听。”《纺纱织布》:“弹棉絮,搓棉条,纺纱、织布、做衣料。”《邮差送信》:“一个邮差,穿了绿衣,背了信袋,忙着送信。”《水和雪》:“空中的水气,遇着大冷,就变成雪。地面上的水,遇着大冷,就结成冰。”

当中有些是政治色彩过重的,如《国旗和党旗》写:“青天白日是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是国旗。”又如《十一月十二日》写:“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的生日,各处都开会纪念他。”更有的是企图影响新一代的,如《都买国货》:“你也买布,我也买布。不买洋货,都买国货。”类似这些把政治带入课堂的做法是引人诟病的。

走入现代,语文教材不再只是为了识字而设。您是否满意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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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7-04-14 星期日 8:17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三三六
信息时代的另类研究

我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遇上了两位高人。这两位高人都很高,我绝对没有浮夸。

他们一位叫余某,一位叫黄某。他们都继承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风,对文献的辨识与采摭都有很深的造诣。不过,他们走近古人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前者靠书籍,后者用电脑。

余某对古籍的产生与流传有相当全面的认识,他常给予我指导,告诉我在哪个领域下有哪些书籍是必看的,哪些书籍是可选择性阅读的。此外,对于书籍的版本,哪些是优秀的,哪些是滥竽充数的,他也暸若指掌,给我很好的指引,少走了不少冤枉路。在他的指导下,我在南京三年,一共花了四万令吉买书。

黄某和余某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他来我房间时,总不忘讽刺我乱花钱买书,太过奢侈。请不要误会他是不读书的人,他读的书也很多,但都是电子版的。他说他从来不花钱买书,要买的话,也只买与电脑知识有关的书籍。他的电脑知识的书籍可以叠高到天花板,却没有一本学术常用书。难得的是,他肯分享,竟然乐意把他在网上获取电子版书籍的方法倾囊传授给我。

他在网上,不但可以搜索到书籍,还有办法下载。几乎是所有我们要用上的工具书,他都网罗了。例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佛教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所有佛教辞典等,都可以在电脑上浏览。他甚至可以跟我发出挑战,只要我提得出的书名,只要给他一点儿时间,他就有办法在网上搜索到。

能够拥有这些电子版本的书籍已经很“高”了,但他还有更“高”之处。因为电子版本的图书如果只是浏览阅读还是不够的,不能充分发挥电脑科技的长处。他会编写电脑程序,把这些书籍转化为另外的版本,以便可以搜索。“搜索”是电脑科技中不可或缺的程式,有了搜索引擎,我们要使用资料就便利得多。

余某研究韩愈,黄某研究苏东坡。余某把韩愈的作品和评论韩愈的书籍都看遍,黄某则把与苏东坡相关的资料都网罗在他的电脑里,以便分析。

黄某后来决定以《东坡与佛教》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其中有两章便充分发挥了他对电脑技术的掌握:“东坡佛门交游考”和“东坡所读佛典考”。

我对黄某梳理苏东坡与佛教界人物的交游特别感兴趣。他分为两节考证,一是东坡与僧人的交往,二是列出东坡亲友中的佛教徒或对佛教有浓厚兴趣的人,并从这里衍生出去考证这些人的佛门交游。

黄某对这两项考证工作是颇为自满的,因为他几乎把所有的古籍都搜遍了。而且,他还凭着自己对文献学的知识,辨识了哪些是可信的材料,哪些是不可信的材料。这一梳理,让我们知道与东坡交游的僧人,有49人属于禅宗,11人属天台宗,一人属律宗,没有单信净土宗者。在典籍方面,东坡对《楞严经》《圆觉经》《维摩经》《金刚经》及禅宗语录最熟悉,尤其指出的是苏东坡是《维摩经》的专家。

看人家的研究,结论还不是最重要的,看人的方法尤其有趣。黄某的搜集资料的方法,独树一帜,而且是非常专业,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他本来有志于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在网上开发佛教与古籍的渊源,以便后来者从事研究,可是后来竟然找不到有任何佛教单位可以支持他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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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0-05-14 星期六 3:11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5月4日,脱稿一期。

最近实在太忙,腾不出时间好好看书写文章,更糟糕的是身体有点“不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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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三七
神话是民族的精神所在

网上流传一则则美国老师教灰姑娘的趣事:

“课堂教学结束前,老师问最后一道问题:‘这个故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学生回答:‘午夜12点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要变回原样,可是,辛黛瑞拉的水晶鞋沒有变回去。’老师听了高兴地说:‘天哪,你们太棒了!你们看,就是伟大的作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所以,出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我担保,如果你们当中谁将来要当作家,一定比这个作家更棒!你们相信吗?’结果孩子们雀跃欢呼。”

这固然是个性化阅读的一个生动例子,可是这样的指导就是正确的阅读教学么?按照这样的思路,学生可能会想:后羿不可能射太阳,因为太阳离开这里太远了!太阳是火球,温度很高,后羿的箭还没有到达之前已经融化了。女娲如果可以用泥土造人,为什么现在没有这样的泥土?盘古身躯哪里会高得把天地撑开?更荒谬的是盘古是“开天辟地”者,他手里抓到的斧头和凿子是哪里来的?……这种种的质疑,恐怕要没完没了。

思想极端的教师,可能要因为发现这样的思维漏洞,否决掉神话的价值与意义,不再珍惜神话这一块人类文明的瑰宝。

文本的解读,其实要带多几分的同理心去感受,也就是要站在古人的生活空间和环境去思考问题,不以今人的价值观和生活环境去判断古人、否决古人。创世神话中说上帝要有光,世界便有了光;印度神话中提到大梵天王要造人,便有人从他的口、手、腹、脚板生出来,形成了有阶级之分的人类。凡此种种,都不能用一句荒谬,不符合科学而否定其产生的价值和意义。

对神话学有筚路蓝缕之功的中国学者袁珂说过:“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首先应该了解它的神话。”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希腊神话中的浪漫,不正是有关民族的精神渊源么?中国神话的务实,不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么?

陶渊明《读山海经》第十首这么写:“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陶渊明这首诗可看出他对传统神话的价值取向。

《山海经》中记载了“精卫填海”和“刑天争神”两则神话。前者是:“……有鸟焉……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后者是:“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精卫是只鸟,因为不甘前生溺死在东海,所以不断衔树枝要填平东海。陶渊明诗中的“微木”与“沧海”显出一组强烈悬殊的对比,衬托出了小小精卫锲而不舍的精神与矢志靡它的决心。刑天是名武将,对抗黄帝被砍了头,却依然不放弃斗争,继续挥舞干戚示威。

陶渊明在精卫与刑天身上看到他们共有的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因此加以赞颂讴歌。他所赞颂的,又岂仅是神话中的主角?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中华民族的神话在在表现出这种精神,实是民族的一大光辉亮点。

否决了神话,连自家的固有精神面貌也一并否决了。因此阅读和教学神话,岂能不细心谨慎,把文明的精髓代代相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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