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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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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7-12-08 星期六 10:46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七十八
古人的汤


吃饭和汤,对中华民族而言,由来已久。古人称汤为羹。例如大家熟悉的唐诗有句“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王建《新嫁娘词》),说的就是做饭烧汤。

《礼记•内则》有句话说:“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郑玄注释说:“羹食,食之主也。”孔颖达进一步说:“食,谓饭也。言羹之与饭,是食之主。”可见,羹不但是种食物,还是饭食时主要的菜肴。

羹,或是肉汤,或是菜汤。司马迁《史记》有句“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货殖列传》),南方之人吃的是米饭和鱼熬的汤,看来肉汤还包括鱼肉汤。屈原《楚辞》提到系列祭品时有“露鸡臛蠵”(《招魂》),汉代王逸注释说:“有菜曰羹,无菜曰臛。”看来菜汤还可有菜无菜的分别。

更早的文献《诗经》有句“亦有和羹”(《商颂•烈祖》),唐代孔颖达疏曰:“羹者,五味调和。”这说明古人调配汤料还真讲究,五味调和的叫“和羹”。
说到“和羹”,《左传》有个故事,把喝的汤提升到形而上的哲学角度去了。
昭公二十年记载,某次齐侯(景公)对晏子说:“唯据与我和夫。”据,指的是梁丘据,齐侯的意思是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协”。但是晏子不认同,马上回答:“梁丘据跟您不过是‘同’,算不得是‘和’。”齐侯惊讶地问:“和与同有差别么?”于是,晏子就解释“和”与“同”的不同之处。晏子就以“汤”为例子,他说:“和就像做羹一样,要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味道,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太重就减少调料。君子吃了这种肉羹,用来平和心性。”然后,晏子批评了梁丘据的行为不过是“同”,并没有达到君子所谓的“和”,因为“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晏子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他的意思是只要国君认为可以的,梁丘据就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这就像用水来调和水,这样的“汤”,谁愿意吃下去?同样的,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又听得下去?

孔子把这个概念说得更彻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和而不同 ”是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就像烧汤,各种调味料放在一起,让其和谐才能出味。如果一味只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令事情败坏。

三千年前的古人就懂“和而不同”的道理,重视保存“异”,寻求和谐,而不是一味就是要“同”。现任马华公会诸领导深谙儒家道理,或许也该请穆克里兹喝喝陈年老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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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2-01-09 星期五 11:00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七十九
如何读诗经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相对于零散的原始歌谣,《诗经》文本是较完整的传承下来。因此,对古代文学、历史、社会、哲学、文字训诂等的研究,《诗经》始终成为重要的对象。于是有人说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学,就不可以绕过《诗经》,就像要理解西方文学,不得不先读懂《圣经》一样。

可是,《诗经》所收录的诗篇,却是不好理解的。不管是诗歌的主题,或是词语的解释,都出现许多异说,使它成为先秦典籍之中最难读懂的。这是因为《诗经》用的是上古语言,反映的又是上古的社会生活,在古文献与相关材料的相对有限下,许多问题都无法确认,这就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再者,诗本就是文学当中最简练的一种表现形式,读者之心未必就是作者之意,因此在理解《诗经》内容上,往往出现莫衷一是的说法。

曾经有位诗人说:“《诗经》的注释那么多,我们是不是该统一其说法,定格在一点上?”我是反对这一种做法的。我们何德何能,能给《诗经》不同的解释来个定论?

古人对《诗经》的解释与研究,往往因为切入点与方法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说法,例如汉代经学家注重“微言大义”,宋代“尚义理”,清代“重考据”,近代胡适、闻一多等还主张“以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看《诗经》,这些不同角度的诠释,反而使《诗经》更为丰富多彩、更加绚烂夺目。

根据张树波先生的统计,学者对《诗经》的研究,不论从时间之长、队伍之大还是从成果之丰上看,都是其它文学作品的研究所不能比较的。“就拿成果之丰来说,仅《四库全书总目》就著录62种,存目84种,共计146种。而《古今图书集成》所列《诗经》著作,则多达600种以上,其中注明佚失者300多种,注明尚存或未见者300多种,清代雍正以后乃至近现代的大量著作还未包括在内。”(《国风集说•序》)可见,自汉代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治《诗经》,早已形成一种专门学问,我们现在称之为“诗经学”了。

虽然说这种情况造成现代人的困惑,各家陈说各有其学术根据,何者为准?上面提到的诗人的主张,应该就是出于这种困惑,所以他希望通过多人的意见从纷乱之中找出统一来。可是这么一来却要破坏了《诗经》的价值,更何况古人都统一不来的东西,我们却要靠我们渺小的权力去强求一致,这实在是不智的。

对《诗经》作品的理解,我主张保存多样,不过在看各家的说法时,必须辨清其源流,理解诸家诠释诗经所站的角度与其学术根据,如此才能彰显这部古籍的价值。知其然而亦知其所以然,是要比只通读一家的说法要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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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0-01-09 星期六 1:11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八〇
关雎为何不是情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几句诗是大家琅琅上口,耳熟能详的。它是《诗经》里头收录的第一篇诗歌——《关雎》的第一章。

对于这首诗歌,我们现今看到的普遍解释是:“诗中写一个男子思慕着一位美丽贤淑的少女,由于爱恋的深切,这位少女的形象反复在他脑中出现,使他不安,使他难以忘却。他幻想着终有—天,能与这位少女结为永好,成为夫妇,过上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褚斌杰)

可是,从汉至宋整千年时间,这首诗歌却不是这样理解的。即使是看清《诗经》收录很多情诗的宋代大儒朱熹先生,他也认为:“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诗集传》)圣王贞女之说依然是主轴。

于是学者认为:“古人在解释这首诗时,曾进行封建礼教的涂饰,或说它是‘美后妃之德’,或说它是‘刺康王晏起’,名义上是‘以史证诗’,实际上是一种歪曲。”(同上)

一千年,历经那么多饱学之士,《关雎》何以没有理解成情诗?古人当真歪曲了诗歌的本义?这是值得探讨的。

《诗经》收录三百多篇诗歌,是西周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民间与官方的创作。它本来不是“经”,是因为孔子曾经加以编辑删订,并用以当教科书;汉代推崇儒学,所以把它提升到“经”的高度,成了宣扬儒家思想的主要载体。在这样的背景下,《诗》固然成了微言大义之作,传达圣贤之道。

“美后妃之德”是《毛诗故训传》的说法,意思是表扬后妃的德行。后妃的德行是什么?是“进贤”,就是辅助君王找寻贤能之士。这或是指后妃求贤,或是说后妃之贤,总之就是要表达一个“志在进贤,绝无妒忌”的有德后妃。

“刺康王晏起”是鲁派的主张。根据传承鲁诗的张超的说法:“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性不双侣,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诮青衣赋》)何以写关雎可以规劝康王?朱熹在注释“关雎”时如此形容这种水鸟,他说:“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诗集传》)这或许是根据《淮南子》说君子歌颂关雎是因为 “其雌雄之不乖居”的缘故。从一对“忠贞”的鸟起兴,暗喻君王妃子的关系,“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夫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礼,则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为万物始。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天下之大纲纪也。三者治则治,乱则乱。”(《列女传》)这样的说法不也合情合理么?

汉代传诗是站在“经学”的角度分析,其说法自有依据,并非胡扯。要明了这种释经之道,还得梳理先秦两汉对《诗经》的诠释史才能看清时人对《关雎》的理解与诠释,不可一语论定他们是错的。清代以后,人们对《诗经》的解读多从文学角度看待,虽然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却也不一定就认清《诗经》的本来面目。“据时论诗”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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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7-01-09 星期六 12:57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八十一
孔子与关雎

《诗经》的研究有几个问题是聚讼难决的。其中以孔子是否曾经删诗为最。这些问题的争论已久,在没有更新的资料出现之前,问题恐怕都无法解决。我们称这类问题为“公案”。

最早说“孔子删诗”的是司马迁。《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其后的文献多附和此说。例如赵歧说:“孔子自卫反鲁,……乃删诗定书……”(《孟子题辞解》);郑玄说:“孔子删诗”(《诗论》);杜预说:“诗第十一,后仲尼删定,故不同” (《左传注》)等等。

本文志不在辨惑此说,只是让读者知道有关孔子删诗的说法曾经风行,直到初唐孔颖达才提出质疑。司马迁是西汉人,他的说法与西汉的学术背景有关。当时儒家思想被奉为绝对的权威,孔子从此步上了神台,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古籍被他老人家编纂修订自然不出奇。

孔子以《诗》为教材是确定无误的。《论语》谈到《诗》的有很多处,除了说诗用雅言,而肯定“不学诗无以言”之外,孔子也谈到诗的其他功能,例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在确定这点的前提下,我们再审视孔子与《关雎》的关系。

《关雎》作为“风”的第一篇,应该有其特别意义。古谓《关雎》是“风之始”,其价值自然也非一般。如果我们按今人诠释,认定《关雎》是情诗,这与孔子列为教材之始是说不通的。宋儒严格重视纲常礼教,乃至认为《诗经》有很多“淫诗”,从而提出“代圣人删诗”之说。朱熹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但是他对《关雎》的诠释,依然是认定“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依然是附和毛诗序“美诗”之说。

北京师范大学的尚学锋教授根据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竹简,梳理《关雎》在流传中阐释的流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他以竹简中的“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既不否定《关雎》是情诗,又说明孔子借男主人公对窈窕淑女的思慕最终以琴瑟之悦、钟鼓之乐等符合礼的方式表达,从“好色”以致“纳之以礼”,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说孔子以道德的角度诠释《关雎》是合理的,从文献中我们也看到孔子评论《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正是孔子以此诗作为教材的目的。这种说法要比“刺康王”、“美后妃之德”、“美周文王”之说较有说服力。

至于为什么西汉三家诗派为什么会把它解释为“刺康王”、“美后妃”,这是因为他们在“以色喻于礼”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发挥,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他们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把《关雎》解释为“刺诗”,这种诠释已经夹杂了政治用途,与今文学派“经世致用”的立场一致。

这样的一种诠释流变史,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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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4-01-09 星期六 11:47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八十二
“二重证据”研究法

有关《诗经》篇章的解读,我们的学生往往还是停留在看现有的“赏析”上。

中学生如此阅读古文,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只需知道文章内容写些什么,作者如何写就可以了。但是大专生若如此阅读古籍,则妄称大专生了。因为这样的阅读方法无法训练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无法培训一个人查找资料、利用资料的能力。无法转换为一种能力的学习,不算真学习。

前些时候,我写了两篇关于《关雎》的小文,我的一名学生因此很感兴趣地另外找资料探讨《关雎》的诠释法。结果他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柯马丁(Professor Martin Kern)的《从出土文献谈〈诗经•国风〉的诠释问题:以〈关雎〉为例》,深感震撼!我对他的震撼深感赞许。

柯马丁的文章主要是通过出土资料论证传统的《诗经》诠释法。通过上海博物馆藏的《孔子诗论》与马王堆帛书《五行》等资料,柯文阐述了在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对《诗经》的解读,与两汉的《毛传》和《三家诗》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一方面批评了《毛传》和《三家诗》对《关雎》解读的历史和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批评今人把《关雎》读作青年恋爱或求婚和成婚之歌是“过于简单,并且十分不恰当”的。柯文以诗中的“窈窕”为例,详细论述在不同版本中不同词汇的出现所带来的意义,从而加强《孔子诗论》认为《关雎》是“以色喻于礼”的说法,认定孔子教诗与道德教化相关。柯文最主要的观点是吁请学界不应该只是摒弃《毛传》的《小序》,却对其文本注释照单全收,因为这样还是难以看清诗的本义。

柯马丁研究的方法,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初期王国维(静安)先生的“二重论证法”。静安先生的方法不能单纯解释为出土文物和文本对读而已,而是强调了一种更为科学的论证方法。这种方法提倡了利用两种不同的资源来思考课题,互相对证,以求更能说明问题。

对于“二重论证法”,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有很好的论述:

“(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

反观我们看古籍,若只是取现成的评述,看他人的赏析文章,充其量只不过是吃别人嚼碎的饭菜,绝不像我们自己细细品尝,慢慢咀嚼般,即使不是满口芳香,也有吞下自己嚼碎的东西的满足感。我们或许碍于资源的有限,无法作更多的对读,但是却不能因此而把自己局限在只消化一两篇评论文章。多读几篇,还是可以收到“双重保护”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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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八十三
历史岂能容许如果

秦朝末年,项羽和刘邦争天下,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事。

楚汉相争的事迹在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非常详细,高潮迭起,引人入胜。因此,事情隔了两千年,依然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韩信的个人杰出使得他有本事站出汉代的舞台,甚至差点便和刘邦、项羽三国鼎立,差点把‘三国演义’的故事移前了几百年。”
这样“差点”的说法,是历史学中的大忌。历史本来就不可以做假想,不能说“如果”的。不过,话居然说了,我们还是要看看说者是否有根据。作者往下说:“当年刘邦项羽两个巨头正交战得紧,当时韩信做了齐王,是和刘邦的汉中王以及项羽的西楚霸王相等级的。当时就有谋臣和韩信分析,现在你韩信左脚向刘邦就刘邦得胜,右脚向项羽就项羽一统天下,不如你谁也不帮,和刘邦项羽三分天下。”

“齐王和汉中王和西楚霸王”相等级?“谁也不帮,和刘邦项羽三分天下”?呵呵,这不是说历史,是说书讲故事了。

先说刘邦是否当过“汉中王”。公元前 206年,刘邦虽然先进关中灭秦,但是两个月后项羽挥师前来后,刘邦自知不敌便让出关中。翌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同时分封十八诸侯,这是司马迁列项羽的传记为“本纪”的最主要依据。当时,刘邦被封为汉王,领巴蜀及汉中地。巴、蜀、汉中是“汉王”刘邦的封地。

后来,刘邦在汉中得到韩信的辅助,“暗渡陈仓”得以和项羽一争天下。其后事件的发展是韩信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拥有齐、赵两国故地,手下有几十万大军,从数据上来说确实有三国鼎立的可能性。但是从当时的局势和韩信的性格来看,韩信跳出来称帝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

上文提到的谋臣是盱台人武涉。他前去游说韩信时是这么说的:“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武涉的确怂恿韩信“三分天下”以在北面称孤。不过,他要韩信独立的原因是“反汉连楚”,他是为了项羽而去说韩信的。这段事迹在《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只是略提,但是在《淮阴侯列传》却写得很详细。韩信最后的说法是:“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他断然拒绝了武涉的建议,并表示因为刘邦的“知己”,他誓死也不背信。

其后,还有蒯通游说韩信,韩信的立场还是一样。可见,韩信虽然善于带兵,但是却从来没有称帝的意图。刘邦后来给他治罪时,他还自称自己是“带兵之才”,而刘邦是“不能将兵,而善将将”,并说刘邦当皇帝是“天授,非人力也”。韩信这番说法并非只是谦虚而已,而是局势就是如此。

我们看待历史,不能用今人的眼光看待史事,然后做出很多“如果”之说,去评价历史。要说历史,就要下硬功夫,直接看原典,寻找可信的“论据”。没有强有力的根据的话,就不该“大胆假设”,否则我们只能算是说书人,在街头巷尾作表演尚可,要登学术殿堂则难矣!历史要的是证据,故事要的是想象;史家和说书人的不同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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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八十四
刘邦孝顺不?


有关汉高祖刘邦孝顺与否,历来多有争论。

持正面意见的会搬出刘邦当了皇帝后,还“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后来家臣劝说刘父身为人臣,不该再接受皇帝如此大礼,于是刘父在刘邦来时执帚倒步而行。刘邦知道原委后,尊其父亲为“太上皇”,以名正言顺地向其父亲施礼。刘太公是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传为佳话。

持反面意见的,会认为楚汉相争时,有一回项羽威胁刘邦再不投降,便活烹他的父亲,刘邦竟然回答如果真的烹煮,“幸分我一桮羹”。这是因为项羽和刘邦曾经“约为兄弟”,刘邦认为他的父亲,也就等同项羽的父亲;如果项羽要烹自己的父亲,他乐于和他一起分享。

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谁敢说出口?

纵然如此,还是会有人为刘邦的说法开脱。他们认为那时候是形势使然,刘邦不得不这么说。总不成刘邦就此投降?更何况,当时候刘邦审时度势,项羽绝对不敢烹煮其父,所以就狠下心如此说。刘邦这种“为天下者不顾家”的做法反而得到赞许。

另有一件说明刘邦“不孝”的事,却比较少被人提及。话说刘邦当上了皇帝,建好未央宫,便设宴欢庆。有三分酒意的刘邦举杯问他的父亲说:“你最初认为我无赖,不事生产,比不上二哥。请问现在我的成就跟二哥比起来如何?”结果“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如此当众奚落父亲的“无赖”做法,孝不孝读者自行判断。

我更关注刘邦对待父亲的另外一件事。那是刘父去世后,刘邦特别为一座城市命名为“新丰”。有关新丰城的由来,《史记》三家注之一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新丰故城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四里,汉新丰宫也。太上皇时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徙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原来刘邦的父亲虽然当了太上皇,富贵享之不尽,却始终闷闷不乐。老人家出身清寒,平生交游多是贩夫走卒,喜欢街头斗鸡,巷尾喝酒,一旦居于深宫,再大的富贵还是让他快乐不起来。刘邦因此特别开辟一个新镇,将他父亲的故友全部安排住到那边去,一来可以满足其父亲的需求,二来又可以顾及皇帝的尊严。刘父去世后,这个新辟的城市就称为“新丰”。

我由此联想到最近有部深受民间喜欢的电影——《钱不够用2》。电影情节极尽夸张地突出了孩子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忽略老人家的事迹,以呼吁大家行孝要及时,反哺要亲为。但是在现实之中,恐怕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人立志反哺的做法就是要挣多多钱让老人家享用,孰不知即使是“太上皇”也难以为富贵而满足。刘邦是皇帝,有足够的条件去满足父亲,一般人却不一定能够如此。自己的生活也顾不好,如何兼顾老人家?

老人家要的不只是富裕,更是心灵的慰籍。如何安顿老人家才是重点。刘邦做到了,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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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八十五
为身不顾后的英布

淮南王英布、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同是刘邦建立大汉江山的三员大将。
三人最终的命运都相同,即在刘邦称帝后一一被杀害,成了历史上的悲剧英雄。

英布被杀的过程,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

刘邦铲锄了韩信、彭越后,英布开始有顾忌。后来,他终于忍不住起兵造反了。刘邦得到消息后,向薛公请教如何做。薛公就当前局势,告诉刘邦英布可能采取的三种做法:如果英布采用上策,刘邦就要失去山东地区;采用中策,双方胜负就很难说;倘若采用下策,刘邦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刘邦听了后,又问英布会采用哪条战策,薛公毫不犹豫地说:“选择下策!”刘邦再问原因,薛公说:“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黥布列传》)薛公的意思是说英布过去的成就,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富贵,从不为后代子孙考虑,也不顾及当前百姓,所以说他会选用下策。刘邦听了后,就调动军队,亲自率军向东攻打英布,成功歼灭淮南王英布。

薛公的评论是尖锐的。像英布般处处只为自己盘算,不会考虑后代子孙的幸福,也不照顾人民利益的将军,是不会有智慧作出正确的政策决断的。这种目光短浅的人,迟早要搞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何以判断英布“为身不顾后”?司马迁记载得很清楚:

英布最初是刘邦的死对头项羽麾下的大将。齐王田荣背叛项羽时,项羽带兵去讨伐他。项羽向当时身处九江的英布征兵,英布却推说生病没有前去协助。项羽对于英布的作为是很生气的,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局势,以及爱惜英布的带兵天分,所以忍下没对付他。

后来,刘邦派遣随何带领二十人去游说英布背叛项羽。英布最初大言不惭地说他效忠项羽,不会叛变,随何却一再以言辞讽刺他效忠者“固若是乎”(会是这样子的么)?使得英布不敢再为自己的立场掩护。最终随何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应该是“汉强楚弱”,诱使英布背弃项羽,转投刘邦。当然,随何也开出“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让英布当淮南王的优厚条件。能够以丰厚的利润买通的将领,肯定是目光短浅,头脑简单,所以会轻易地跳槽到敌方阵营去。

就是因为这件事,曾任楚国令尹的薛公看穿了英布的见利忘义,知道他有的是自私自利的功利思想,所以很肯定地告诉刘邦这种“将才”只会选下下之策,是毫无作为,注定一生要失败的!

历史证明薛公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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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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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28-02-09 星期六 10:35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这一篇,宏爷说像政论。
我说:从今说古嘛!偶尔也要现实主义一番。



走近古人之八十六
失先机者失天下

著名部落客柏特拉王子追述霹雳州政权转变一事时这么说:“早在变天的一个星期前,我们一些人曾讨论有关就要垮台的霹雳州政府。当时就有人提议,要去跟民联的领袖说这件事。于是我们就去讲了。我们劝民联领袖趁着还有多数议席时,即刻解散州议会,再举行选举;一旦民联失去多数议席,就太迟了。若不再拥有多数议席,苏丹是不会同意解散州议会的。但是民联的领袖都不要听,他们还说一切都在控制之内,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班门弄斧呢?”

这番话说明了“失先机者失天下”的道理。

楚汉相争时期,大将军韩信也是犯上这样的大错。

韩信原被视为有实力与刘邦、项羽争天下的一支,可是由于战略的失败,以及他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最终不但丢失性命,还连累家族一起被杀。

韩信第一次可以掌握的先机是自立为齐王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军事力量最强,就连项羽也怕了他。项羽在麾下大将龙且被韩信杀后,派武涉前往游说韩信背叛刘邦。韩信不但不肯,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了他对刘邦的忠诚,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慨。

武涉走后,齐人蒯通又前往游说韩信,韩信随略有动心,但最终还是“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拒绝了蒯通的献议。蒯通善于观局势,他前往游说韩信,可是看准时机,而且冒死进谏的。可惜韩信不把握先机,以致蒯通其后得装疯扮傻来避难。

其后,韩信助刘邦在垓下击溃了项羽。刘邦登基当皇帝后,用堂皇的理由把齐王韩信迁徙到楚地去当王。堂皇的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实则是要削减韩信的军事力量。虽然如此,韩信若掌握先机,在楚地造反,“得天下”依然是有希望的。可惜即使钟离昧在他面前自刎并警告“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韩信依然“自度无罪”,对刘邦毫无防范,结果被擒。这一回,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已经没有军事力量了。

被剥夺了军权的韩信,倒一反常态,再也沉不住了。所以他“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爱发牢骚,且看不起同僚。他性格上的弱点在此时更明显暴露出来。司马迁写他看不起的人物,不但有绛侯、灌婴等人,即连当时候的一号人物——樊哙,韩信也不把他放在眼里。遇上不好的际遇,还是可以翻身的;但是如果失人心,得不到同僚的同情和谅解,注定要失败。韩信就是如此而行差踏错。

失势的韩信才与人谋反。没有了兵权的他,最终的反叛竟然是“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以袭击吕后和太子。一个身经百战,善用兵法的大将,搞到要动用家臣和囚徒等乌合之众来造反,岂不可悲?韩信为吕后杀害之前还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这已经于事无补,注定了他光辉的一生是要以悲剧告终的。韩信该后悔的不是为小女人所杀,而是战略的错误——“失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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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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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07-03-09 星期六 12:23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八十七
客观记载历史


司马迁的《高祖本纪》写到刘邦称帝后,逐一杀害当年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一如韩信所言:“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

有人因此推论司马迁其实是因自己的际遇,对汉朝皇帝不存好感,所以极尽笔墨写刘邦诛灭功臣的事迹。这是与事实不符合的论调。司马迁何许人,哪会那么小心眼?功臣如韩信、彭越、英布等的确被杀,但是各个过程不一,而且其后的“皇家史官”班固也照抄写,可见司马迁毫无杜撰或夸大的嫌疑。

其中有一位功臣的际遇是可以说明问题的,那就是燕王卢绾。

《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平定陈豨的叛乱之后,有一降将告密说卢绾曾经派遣使者与陈豨串谋造反。刘邦于是派了审食其去查证。卢绾知道审食其到访的目的,所以装病不见。结果,审食其回去朝廷报说“绾反有端”。刘邦遂派兵攻打卢绾。班固的《高帝纪》也载录这段史事,并引诏书说:“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与陈豨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

“爱之如子”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卢绾和刘邦是同辈,双方家长本就交好,两人更是同一天出世的,关系非比寻常。

司马迁在《卢绾传》中清楚记载卢绾一生事迹。他先说卢绾得到的厚待。“衣被饮食常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这是刘邦特别对待卢绾的例证。刘邦平定天下后,下诏要部下选择有功者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卢绾”,所以就顺水推舟,推荐了卢绾任燕王。可见“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诏书说刘邦不信卢绾会造反是有理由的。

《卢绾传》也清楚交待卢绾“造反”的原委。原来高祖出兵攻打陈豨时,卢绾还出兵相助。其后陈豨被击败,逃亡匈奴,卢绾还派张胜前去追捕。张胜在匈奴遇上了前任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臧衍对张胜分析说,燕王之所以高枕无忧,是因为他有利用价值。燕王熟悉北方事物,可以和匈奴抗衡。但是如果燕王把陈豨等杀灭,燕王就没有了利用价值,处境就会很危险。臧衍于是建议卢绾放陈豨一条生路,拖延战事,“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深以为然,转告了卢绾。卢绾也同意如此做,就和陈豨串谋“演戏”,让他在匈奴之间流亡,不加歼灭。

可见,卢绾的“谋反”实际上不过是为自己铺一条后路,以求自保,并非刻意要与刘邦对抗。所以当他的密谋泄漏后,他还真不知道如何做,只好装病。这一来愈发叫刘邦猜疑,而令樊哙带兵讨伐。卢绾这时候的反应是“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高举免战牌,并愿意向刘邦请罪,这是卢绾的精密盘算,他深信刘邦会谅解他的。偏偏这时候刘邦得病去世,卢绾推测吕后必不容他,所以便逃到匈奴去,最后死在那边。
这样的记载,哪会抹黑刘邦?客观记载历史是史家的基本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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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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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雨城

帖子发表于: 09-03-09 星期一 8:23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老黄 写到:
走近古人之八十五
为身不顾后的英布

刘邦铲锄了韩信、彭越后,英布开始有顾忌。后来,他终于忍不住起兵造反了。刘邦得到消息后,向薛公请教如何做。薛公就当前局势,告诉刘邦英布可能采取的三种做法:如果英布采用上策,刘邦就要失去山东地区;采用中策,双方胜负就很难说;倘若采用下策,刘邦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刘邦听了后,又问英布会采用哪条战策,薛公毫不犹豫地说:“选择下策!”刘邦再问原因,薛公说:“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黥布列传》)薛公的意思是说英布过去的成就,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富贵,从不为后代子孙考虑,也不顾及当前百姓,所以说他会选用下策。刘邦听了后,就调动军队,亲自率军向东攻打英布,成功歼灭淮南王英布。



请问老黄,三种做法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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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10-03-09 星期二 2:30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虎宝宝 写到:
老黄 写到:
走近古人之八十五
为身不顾后的英布

薛公就当前局势,告诉刘邦英布可能采取的三种做法

请问老黄,三种做法指的是?


《史记·黥布列传》 写到:
上乃召见问薛公。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於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於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令尹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於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令尹对曰:“出下计。”上曰:“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令尹曰:“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後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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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13-03-09 星期五 4:55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刚完成“走近古人”88,一篇比较感性的文章。
待《星洲日报》刊载后才给大家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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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14-03-09 星期六 7:51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八十八
其实我是为了自己


“走近古人”系列文章的产生,是因为《星洲日报》采访主任在偶然间发现我每周在万佛殿给高中生讲古文,甚感稀奇,便建议我把讲课的内容概要写下,以让更多人分享古人的智慧。不知不觉间,竟然连续写了近两年。报馆特辟版位连载学术随笔,这是稀有的。我不得不赞叹《星洲日报》对文化活动的重视。

其实,“古文班”早在2006年1月就开始。我选择给高中生讲古文,主要原因就是弥补他们在学校学习华文的不足。其实,年轻人都知道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要真能领会这深邃的传统,就一定要接触古文,直接学习古人的智慧。可是,在学校里头他们少接触古文,看着那堆自己认识的字却无法串起来读懂的文章,直叫他们对古文望而却步。为了帮助他们克服学习的障碍,我毅然挑起这项传递文化香火的责任,给大家讲授古文。

这一讲,竟然就维持了三年多。相信这是一项记录!如果还有人说关丹没有文化活动,我只好保持沉默。

我的工作地点在立卑,因为路途遥远,我只能在周末才回来。我和妻儿相聚的时间不多,周末的时间本来应该保留给他们的,但是我却把它拨给了大众。上过我的课的人都知道,我每一堂课都提供讲义,而且还制作幻灯片辅助教学。讲义从哪里来?课件又从何得到?当然是我自己准备的。我的星期六晚上是不必睡觉的,因为那是我备课的时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同样的,一个小时的课,我会用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

为什么我要自找麻烦,给自己承担那样的一个任务?

其实,我是为了自己!

我曾经领过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到该国去学习古文。南京大学中文系在中国是重点学科,早年程千帆先生在这里开垦,不但栽培了目前该大学中文系的师资,而且也开创了研究古文的一套新方法——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综合研究。我很幸运的得以拜在名师门下学习,三年磨剑,多少学会了一套本领。不过,我当时就有点忧心,我学会了这套功夫,回国后用得上么?我不过是个师范学院的老师。

《庄子•列御寇》记载一个事件——朱泙漫向支离益学习屠龙的技术,耗尽了全副的家产,三年后终于学成,可是却发现这套功夫在现实中无所作用。现在我们也用“屠龙术”来譬喻空有高明技术,却无法用在现实中。

诚然,除非我到大学中文系去执教,否则我徒有屠龙之术。可惜的是,基于种种原因,马来亚大学虽然已下聘书给我,我却始终无法走马上任。

黄庭坚有诗云:“先生早擅屠龙学,袖有新硎不试刀;岁晩亦无鸡可割,庖蛙煎鳝荐松醪。”(《戏答史应之三首》)这给我一个启示,没有鸡可割时就割蛙;不能上大学教书,就在社会大学授艺。

其实,我真的还是为了自己。

我在南京大学学到的,不过是方法。要延续我的学术生命,我就不得中断我的研究工作。即使学院工作再忙,我还是要从事学术研究。我要对得起师门,也要对得起栽培我的母校,更要护着自己的学术功力。所以,每星期的一篇学术随笔,一堂符合学术要求的课,我是乐此不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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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21-03-09 星期六 11:50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八十九
讲的又岂只是《高祖本纪》

我的古文班自去年中开始就专讲《史记》,单单一篇《高祖本纪》就讲了近半年。这样的进度是很慢的。但是,请不要以为我是逐字逐句的分析,我从来不这么做。

要知道,司马迁写《史记》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采用了“互见法”。这种手法指的是:在写一个历史人物时,将其事迹分散在不同的篇章来写,而不只是集中在本传而已。这样写自然有他的原因,或是为了避开一些比较敏感的事迹在传主的传记中出现,又或是为了照顾叙事的完整性,避免岔开话题。此外,司马迁的“互见法”也可能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传记写,例如大家熟悉的“鸿门宴”就是如此。司马迁用“互见法”,使《史记》的可信度和可读性都得到提高。

可是,这么一来,读者要读懂《史记》,或真正体会到《史记》的可贵之处就不容易了。管中窥豹是不可能的,除非您遍读《史记》。

举例而言:在《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最终击败项羽的事迹,就只是那么一段文字——“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里头没有详述项羽战败时候的心情,也没有突显项羽那种虽败犹荣的特有气质,就连大家熟悉的“霸王别姬”的情节也不见。当然,这些集中在项羽身上的事迹不应该出现在《高祖本纪》,肯定要写在《项羽本纪》里头。

因此,我在讲《高祖本纪》时,同时要把散见于《史记》其它篇章的资料带过来一并讲述。我的课表明是以史为主轴,以文为辅,所以我必须把“已记载的历史事件”给说清楚。这样的讲课方式,在学校肯定无法办到,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应试教育,一切以考试为指引。可是学生的生命不是以考试为指引的,辉煌的成绩并不能够保证学生未来的前途,学生学习的方向也不该是少部分人可以决定,所以我们要在非正规教育中突破应试教育这个紧箍咒。说是不够的,所以我坚持讲了三年的古文课,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想法,并印证社会的所需。

近半年来,我讲《高祖本纪》,连带的也把《项羽本纪》《淮阴侯本纪》《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郦生陆贾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韩信卢绾列传》讲了。此外,我也采用了“对读法”,将司马迁的《高祖本纪》和班固的《高帝纪》作比较,看看两位历史学家的视野和记事手法。我自信我的课是内容充实而又全面的,要不然我不必每周腾数个小时来备课。

我的努力,也不过是主观的意愿,是一种自我欢喜而已的工作。因为关丹人并不太赏识,来听课的人并不多,三年下来就是那忠心的十来位学生。也许,大家比较喜欢的是慨叹“关丹是文化沙漠”,因为那会比较容易起共鸣。硬功夫的学习,太累人了!

按:《高祖本纪》自去年9月7日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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