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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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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4-04-09 星期六 2:38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九十
中国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中国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是谁?

标准答案是武则天。武则天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唐高宗时
是皇后(655-683),唐中宗时成了皇太后(683-690),之后索性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在位长达15年。

不过,近来很多人主张唐高宗时期的睦州女子陈硕真才是第一个女皇帝。那是永徽四年(653)的事,当年陈硕真带兵起义,自称为文佳皇帝。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却打出了皇帝的名堂。

本文论述的是采纳司马迁的史观,主张中国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元配夫人——吕雉。

司马迁写著《史记》,将帝王的事迹编录在“本纪”之中。在《史记》的十二篇本纪中,有两人是无冕皇帝,那就是项羽和吕雉。

大家对项羽都不感陌生。他虽不曾登上皇帝的宝坐,但在消灭强秦上出过力,一度更是诸侯拥护的盟主,号称西楚霸王。灭秦后,项羽还分封诸侯为王,支配着当时的政局,掌握政治实权,俨然就是一代皇帝。司马迁就是因为肯定项羽对当时历史的作用,所以不以成败论英雄,把他的传记列入了“本纪”。
吕雉列入“本纪”的原因,也是因为她掌握实权,实行分封,发号施令。

刘邦驾崩后,继承皇位的是太子刘盈,也就是历史上的汉惠帝。汉惠帝是在公元前195至公元前188在位。其后,先后由他的两个儿子刘恭(公元前188-184在位)和刘弘(公元前184-180)继承皇位。两人都称少帝。关键之处就是在刘盈(汉惠帝)继位到刘恒(汉文帝)继位之间(公元前195-180),实际操控汉朝15年政权的是太后吕雉。这段期间,举凡政治决定,分封诸侯王,都是出自吕雉。吕雉俨然就是继刘邦之后的汉朝皇帝。

因此,司马迁给她立传时,将她归类到“本纪”之中。反而是惠帝、少帝都没有传。这是司马迁独特的历史观点。当然,这种判断必然引起后世的不满。所以班固在撰写《汉书》时,给惠帝立了传,称《惠帝纪》。可是惠帝纪写来苍白无力,内容空洞平凡,一些重要事迹本就不是出自惠帝的决策的,却也纳入了其中。所以,纵使班固在“赞”中称惠帝是“宽仁之主”,但在没有充分论据的基础上给予表扬,则其表扬成了虚赞,欠缺说服力。虽增加了《惠帝纪》,却也等于没有。

反之,司马迁的《吕太后本纪》写得详细,把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的品质、性格和行为清楚勾画出来。班固虽然写了《惠帝纪》,却也不敢绕开吕太后在汉朝初年的贡献,给她立了传,称《高后纪》。

汉代两大史书都把吕太后的事迹编入了“本纪”之中,说明班马都认同刘邦之后,真正的皇帝是吕太后本人,并非她一手提携上来的傀儡皇帝。司马迁甚至直称当时的年号是“高后某年”,毕竟当时分封王侯的是吕太后,受封的也是她吕氏家族的成员,造就了汉朝初年“外戚干政”的政治困扰。

吕后女皇帝的地位,在“四人帮”的时代充分受到肯定。江青更是极力吹捧吕后,誉之为“法家路线的代表人物”、“伟大的政治家”,这恐怕是司马昭之心,路人尽知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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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2-04-09 星期日 2:02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九十一
刘邦背后的女人

刘邦背后的第一夫人——吕雉,是个厉害的女人。

吕后的父亲避仇举家躲到了沛县。在一次的宴会中刘邦虽然耍无赖出席,但是自负会看相的吕公不但热情招待他,还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吕雉的妈妈气得直骂:“您常说这女儿与众不同,要将她许配给贵公子。沛县县令跟您有交情,要求娶她您不肯,却无厘头地把她许配给刘邦,您这算是什么?”吕公坚持己见。从刘老太的话中看出,吕后小时就已了了。

嫁给刘邦后,吕后长期在田里干活。刘邦后来私自释放罪犯,畏罪而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可是,吕后每回都有办法找到他。问他原因,他说是因为刘邦所在地上空会有云气。这当然是瞎扯的,但却反映吕后是个厉害的女人。她的厉害不只是表现在有办法找到刘邦,而且成功给刘邦造势,使沛中子弟日后乐于跟随异人起义。

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吕后惨被项羽所俘虏。一个女子在敌营生活了两年半,若非有过人的刚毅性格,恐怕早就自尽了。这个女人不简单。

刘邦称帝后,“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太平盛世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刘邦依然要领军四处征讨,让吕后留守后方,跟萧何一起管理内政,镇抚关中,支援前线。可是四处奔波的刘邦,不忘带着戚夫人在身旁,朝夕相对。吕后对此沉得住气,依然在后方辅佐刘邦,厉害!

实际上,刘邦称帝后,异性王侯逐渐被剔除,这都是吕后的功劳。卢绾曾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氏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及大功臣。”说的可是事实。一介妇人可以平定异姓王叛乱、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吕后肯定是个厉害角色。

可是,刘邦看来并不满足。这也难怪,“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
所以刘邦竟然和群臣商议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与戚夫人生的儿子如意。史书上说:“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这段话不尽然,因为《留侯世家》言:“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可见当时大臣的谏争是无效的。留侯即张良,吕后“不知所为”后是去找他出策帮忙。结果在张良成功请来刘邦仰慕而不得的四大隐士辅佐太子刘盈后,刘邦遂发现大势已去,慨叹“吕后真而主矣”!宫廷斗争之中,吕后从“不知所为”到最后的胜利,过程中考验了她的识见、耐心、胆识、谋略。要数成功者最厉害!

刘邦戎马一生,杀人无数,但是面对着家中元配,他却表现出少有的宽容与让步。废立太子一事失败后,他只能高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可见,对吕后,他不敢来硬的。他和诸侯歃血为盟,定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盟约,明显是冲着吕氏而来,但他却没有直接对付吕后。可见吕后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

上述种种迹象显示,刘邦这个老婆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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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9-04-09 星期日 11:11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九十二
逃不过良心的谴责

司马迁写《吕太后本纪》,其精彩程度不下于《项羽本纪》。

有些人过急于下判断,以为司马迁写吕后是要鞭挞她擅权,要揭露吕后的阴暗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司马迁笔下的吕后,有功有过,符合历史真实,具有科学性。他一方面写出吕后对权力的眷恋,玩弄权术等阴暗的一面,另一方面却也写了吕后刚毅的一面,对稳定汉朝江山起着的积极作用,使汉朝不至于重蹈秦朝在嬴政驾崩后就瓦解的覆辙。

此外,由于司马迁态度严谨,忠于史实,又善于捕捉题材,让人们从细微之处看到整体,一个活生生的“女皇帝”跃然展现在读者面前。

吕后的刚毅表现在她的果敢上面。诛杀功臣,她比刘邦更果断,在重大的决策上,她发挥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本色。可是这么一个霸气的女主,却又有一般女性固有的特质。例如在写吕后准备杀害齐王刘肥时,有人给刘肥献策说:“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余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必无忧。”果然,齐王照办以后,吕后果然欣喜,任由齐王回归封地。用一郡就可以收买吕后,“贪小便宜”是司马迁要点出的性格特征。

“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这是司马迁写刘邦晚年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刘邦晚年常与戚姬一块儿,甚至为了保护戚姬,想要废嫡立庶,改立戚姬的儿子刘如意继承皇位,废掉吕后生的儿子刘盈。吕后对此本来是很被动的,只能束手无策。但是在群臣的拥护下,刘邦没有改立太子。吕后生的儿子顺利继位为皇帝。

这本来是一场宫廷内部的角力。吕后最终胜出,事情就告一段落。如果考量政治上的需要,在帝皇制度下,她可以赶尽杀绝,铲除异己,把情敌戚姬和眼中钉刘如意处死就是。可是,司马迁却详细地写出吕后对付戚姬和如意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因为妒忌而产生的仇恨,因仇恨而采取的报复手段,不禁叫我们不寒而栗。

《吕太后本纪》是这样记载:“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断人手足,挖去双眼,熏聋两耳,药哑声带,其残忍程度不亚于用火药把人炸个粉身碎骨。不但如此,吕后还把这样的一个“废物”丢进厕所,还叫自己的亲生儿子去看“人猪”。妒忌与仇恨,让权霸一方的吕后迷失了本性。

不过,吕后的残忍,却躲不过内心的煎熬。司马迁笔下的吕后,在报复之后经常要受着良心的责备。例如发生日食时,吕后就闷闷不乐,认为“此为我也”。吕后后来因被黑狗(苍犬)咬伤,乃至因此而去世。后人或以为这是“疯狗症”。但是,司马迁的记载却暗示着吕后被狗伤后,认为是“赵王如意为祟”,郁郁寡欢。

这种写法当然反映了剽悍的女主始终摆脱不了良心的谴责,对自己过度残忍的做法付出了代价。如果换着是男性,是否会如此?他是否可以若无其事地担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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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5-04-09 星期六 12:42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九十三
个人品格与功绩

司马迁的《吕太后本纪》详细地记录了吕后参与诛杀功臣,残酷杀害情敌,消灭带有威胁性的刘邦后代,分封自家吕姓诸人为王侯。从表面上看,司马迁似乎是要阐述吕后的凶残和自私,干尽了种种倒行逆施的劣迹。其实却不然,司马迁在结束前评述曰: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百姓脱离了战乱的痛苦,君臣得以休养生息,罪犯稀少,五谷丰收。显然,这是太平盛世的好格局!可见,司马迁是充分肯定吕后称制后的政治业绩。这种将个人品行上的美丑与他的功绩决然分开看待的做法,不但表现出司马迁卓越的历史观,也反映出司马迁冷静和客观的判断。

司马迁的判断是为后世所接受的。例如班固便支持司马迁的看法,他在总结吕后的一生时也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汉朝的“文景之治”是为后世所歌颂的,这是汉朝江山稳定后的功绩;而稳定大汉江山的,正是吕后本人。不单是在“太史公曰”给予吕后好评,司马迁在传记内文中也强调了“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高帝与吕后平定天下”,显然,司马迁并不憎恶吕后诛杀功臣的做法。吕后此举消除了功臣谋反的可能性,为汉朝的稳定提供了一个保障。

到了今天,如果我们对吕后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依然停留在生硬刻板的解读,认定她是好是坏,是有功还是有过,则未免太过偏颇和迂腐了。两千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就能客观看待吕后的功过,能够辨清个人品格与政治功绩是决然不同的,何以我们今天反而不能如此看待人物?

网络上流传那么一个发人深省的逸事:

如果要您选一名领袖,您会在以下三人中选谁?

候选人甲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有往来,会星象占卜学,搞婚外情,是一个老烟枪,每天还喝上八到十杯的马丁尼;候选人乙过去有过两次被解雇的记录,睡觉睡到中午才起来,大学时吸鸦片,而且每天傍晚会喝一大夸特威士忌;候选人丙则是一位受勋的战争英雄,素食主义者,不抽烟,只偶尔喝一点啤酒,没有发生婚外情。

您或许不知道,候选人甲是美国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总统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候选人乙是英国最引以为傲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而那位大好先生却是倡导纳粹主义,把全球搞得水深火热的魔鬼亚道夫•希特勒。

个人道德建立起来才可以施政的想法,实在是不合时宜的。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就不这么想了,今天却还有人如此守旧?

若然,希特勒会是最好的领袖,国家领导也必须由孔、孟来担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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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九十四
政治讽刺诗

元代的散曲之中,有不少是无名氏创作的。这些作品之中,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的。它们针砭时局露骨而大胆,显现出作者的直率、爽朗、尖锐和泼辣的特有风格。

作品不署名,当然有特定的原因。他们可能是:一、民间艺人或歌女;二、失意的文人墨客;三、政坛失意的官吏。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类。因为仕途中的挫折与苦痛,他们难以自禁地要宣泄,但是又清楚法令上写明“犯上恶言者处死”,所以在高压的统治下,只好不署名的创作一些讽喻现实的政治诗篇。

其中有一首无名氏的《醉太平》,写得非常尖锐,明显出于饱读诗书者。小令只有五十来字,却字字珠玑,写得淋漓尽致,叫人称快。曲曰: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所写的有虚有实,有一般也有特殊。例如批评“奸佞专权”是一般的,概念似的没有明确指名。但是“开河”,“变钞”,“红巾”却是明有所指。

原来在元朝末年,水灾和旱灾交替肆虐,瘟疫爆发,使民不聊生。黄河流域一带的灾民众多,情况严重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

人民没有饭吃,就要造反;人民一造反,当局就会派兵镇压。结果,官府为了筹集军费,一边加重赋税,一边又大印特印钞票,使钞票愈发贬值严重。《元史》载“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一张面值十两纹银的票子尚买不了一斗米,百姓之苦料想可知。

元朝政府努力抗灾,以减少灾民,重新唤回人民的信心,挽救即将失势的政权。其中丞相脱脱决定开河,以恢复大禹故道,遂在公元1351年征召山东15万民夫工作。这造成人民惶恐。“反贼”韩山童悄悄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河道上,并镌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样,然后散布民间广泛传唱。后来石像掘出,人民更加因为谶言应验,造反更加理直气壮了,于是便发生了红巾起义的事件。

曲中所提的“开河”,“变钞”,“红巾”所指的就是这一桩事儿。

其它诸如“官法滥,刑法重”,“人吃人,钞买钞”,“贼做官,官做贼”等,则是概括了元代统治下的乱象。为了笼络汉人,一些蒙古高官不计汉人是否有德有才,只要有利用价值,便加官赐爵;于是,做贼的当官,岂能不向民间吸血,做官如做贼?

最后一句“哀哉可怜” , 是作者总结“堂堂大元”的衰败所发出的深沉感叹,包含着虚假的惋惜,具有明显的幸灾乐祸的味道。

这样的政治讽喻诗,岂能出自普通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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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九十五
古书中的佛诞日

卫塞节是庆祝释迦牟尼佛诞辰、成道、涅槃的节日。不过这个决定并不是根据史实,而是在1955年由世界佛教徒友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于缅甸首都仰光召开的会议中定下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各个主要的佛教徒聚居地,都遵照这个决定,于阳历五月的月圆日庆祝卫塞节(当时定名为佛陀日)。

但是在中国大陆,传统上却是在农历四月初八庆祝佛诞,当天所举行的庆祝活动,仪式多样,包括浴佛、行像(即用彩车运载佛像游行)、散花等。其中最具特色的,首推“浴佛”。浴佛仪式在祝香、供养及香汤灌浴太子降生像之外,还有念诵经咒、弘扬佛法及回向发愿等。这个习俗流传很广,因此,这一天普遍称为“浴佛节”(日本传承过去,称“灌佛会”)。

《魏书》在二十四史中有一个特色是编录了《释老志》,里头记载了许多珍贵的佛教材料。例如谈到佛诞庆典时,有这么一段话:“(北魏)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可见,当时的北朝已经流传着运载佛像出游,观礼者散花的习俗。

在较早前的东晋时期,后赵君王石勒也有奉佛的记载。“每至四月八日,(石)勒躬自诣寺灌佛,为儿发愿。”(《高僧传》)可见四月八日浴佛的节庆早在东晋时已在后赵境内流行。至于中国南方,也有这样的习俗:“(四月八日)诸寺设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龙华。”(《荆楚岁时记》)“灌佛”或“浴佛”已经是普遍的节庆。

再往前看,浴佛节庆的时间还可以推得更前。据载,三国的东吴最后一代皇帝孙皓不信佛,曾经有亵渎佛像以致害病的事。原来某次宫里从土地里挖出一尊金身佛像,形相丽严。但是孙皓却令人将它放置在厕所旁边。到四月八日,孙皓对着佛像说:“今是八日,为尔灌顶。”说着竟然在佛像头上小便。结果,他的阴囊肿了起来,疼痛不已。有人告知他,这是因为“犯大神”,孙皓乃准备香汤,亲手清洗佛像,摆放在殿上,叩头谢过,疼痛才告终止。(《宣验记》)
皇帝亵渎佛像后求忏悔,表示当时佛教流传已广,四月八日有“浴佛”的习俗也早已传开。同期史书也载:“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三国志•吴书》)从其铺张耗费的情况看,当时的“浴佛”节庆显然已是一个重要庆典。

由此可见,浴佛的习俗可能还可以推到更前。不过由于尚未发现有力证明,我们姑且说至少在后汉时期,浴佛已经是一个庆典,距离现在约有1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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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太忙,断稿了!抱歉!

走近古人之九十六
萧何的智慧

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他们三人对刘邦的大汉江山的建设,都出过不小的力量。可是,三人的命运却孑然不同:韩信被杀,张良退隐,独有萧何当官终老。

萧何如何能够保身?这是他的智慧使然。

说起萧何的智慧,最为大家熟悉的是他的慧眼识英雄。当年刘邦被困在汉中时,韩信前来投靠,却始终不为所用。萧何认定他是将才,力劝刘邦重用他,刘邦总是不置可否。眼看英雄无用武之地,韩信便失望离去。萧何听到韩信离开,十分焦急,没有禀报便上演“月下追韩信”的一幕。刘邦初时还以为萧何离他而去,正感失望和恼怒之余,萧何回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邦接受萧何的推荐,委任韩信为“大将军”。与其说刘邦赏识韩信而重用他,不如说是刘邦因为怕萧何再离开而勉强任用韩信。

不过,在历史上,萧何最大的贡献是保存了秦帝国的珍贵文献。萧何在追随刘邦起义的群体之中,是出身比较高的。《史记》说他“以文无害”,意思是他能为文书而无疵病(杨树达 《汉书窥管》)。就是这个背景,使他在刘邦攻入咸阳城后,不随众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而懂得进入相府取走“律令图书”。萧何取走的是什么?《史记》有交待:“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可见,萧何取走的都是秦朝保存的重要档案,譬如统治区内的山川地图,国内的交通要塞,各地区的人口数据,各地的风土人情等,这些都是日后管理江山的重要资料。当大家都陶醉在胜利后的掠夺的时候,萧何却冷静的悄悄收起“不值钱”的文献,这是他过人的智慧使然。

这种智慧伴随着一个臣子,有时候是危险的。特别是跟随刘邦身边的人,若处处显露自己的处事智慧,更容易丧命。萧何却“奇迹”般存活下来,而且地位不变,这又是另外一种智慧了。这种智慧古时候叫“明哲保身”,今人则称“老二哲学”。

我们看看萧何如何避免功高震主:

汉三年,萧何在刘邦和项羽斗得天昏地暗时,尽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到前线去相助刘邦,解除刘邦对他的怀疑。汉十一年,刘邦带兵平定陈豨的造反。正在忙于军事活动的刘邦,却突然“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增封他五千户人家,还派遣五百人的卫兵队保护他。萧何并没有因这番优厚待遇而高兴,相反的,他听从召平的建议,推辞一切的封赐,还把所有家产捐出来佐军,以安刘邦的心。

最绝的一次是汉十二年黥布造反的时候。萧何原本还是依样画葫芦,“悉以所有佐军”,可是后来发现刘邦对他的怀疑,还因为他多年来“得民和”,怕他利用人民的支持造反。对此,萧何竟然一反常态,“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违背良心去干有损名声的坏事,什么低价收购啊,赊欠百姓的,多买田产,大兴土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的恶棍形象。果然,后来刘邦平乱回来,接到很多老百姓的告状,知道萧何已经“失民心”而不再对他有所顾忌。

自污以换取信任,破坏形象而求自保,萧何实在有过人的处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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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九十七
元曲的幽默


“在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中,幽默扮演着最不重要的角色,而在中国人对创造力特质的认知中,更是没有幽默的影子!”这是岳晓东博士对451名北京、广州、香港、台北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岳博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一向将幽默视作创新能力与国民素质的核心部分,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幽默似乎只是‘搞笑’‘寻开心’‘耍嘴皮子’的代名词,到头来只是使人一笑了之!由此,它难登创造力与理想人格的‘大雅之堂’。”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理想人格的认知,主要就是环绕在责任心、自制力、社会认可、社会服从、谦虚谨慎等特质,缺少了几分的幽默。
可是在非常时期,中国文人的幽默还是会自然流露出来。例如在元代,文人异常苦闷,一方面是因为汉族在社会中的地位排在最低下,另一方面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也名列第九,夹在娼妓和乞丐之中,不平衡的心理可想而知。因此,那个时期的文人的创作,一方面趋向颓废消沉,另一方面却又善于自我调侃,苦中作乐。其中雎景臣的《高祖还乡》便很有特色。

雎景臣的创作灵感来自《史记》。司马迁在写《汉高祖本纪》时,曾穿插了一段高祖还乡的情节。文中写高祖回沛县时,老百姓对他都非常热情和亲切,“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不但如此,高祖逗留十多天后要离开时,“沛父兄因请留高祖”。

可是,雎景臣却找到了新的创作灵感。他不用平铺直叙的方法书写刘邦的风光,而是用一个沛县的乡里口气来看待刘邦的还乡。从小乡民的眼光看,乡里突然热闹了起来,大加整顿,固然不寻常。据说“是车驾,都说是銮舆”,小乡民也搞不清要回乡的是谁,大有皇帝老儿与我何干的豪爽。

下来写迎接皇帝的排场。在小乡民的眼光看,不过是“胡踢蹬吹笛擂鼓”,几面皇家的旗帜,都成了什么兔子旗、乌鸦旗、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的。还有,仪仗队中的器械也变了“甜瓜苦瓜黄金镀”,“白雪雪鹅毛扇上铺”,就连威风凛凛的卫士,也不过是几个乔装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

正当小乡民极度纳闷时,正主儿在众人的拥护下出场了。这一下,小乡民可“气破我胸脯”,原来这个被众人迎接的不是什么大人物,竟然就是旧时玩伴,而且还是最无赖的那个。于是,小乡民忍不住发言了:“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是的,这个再熟悉不过的人,可以“从头数”,连刘邦当年当亭长,丈人教书,曾在村里一起喂牛切草的事,全都抖了出来。最有趣的是,小乡民还把刘邦当年的无赖行径说出,还向皇帝讨债呢——“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撮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全曲就是这样借用一个小乡民的口吻来写。一般上,教科书里的评述都说本曲“揭露了‘帝王之尊’的虚伪与可笑”,可是,我觉得不必那么严肃。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想象刘邦当时的尴尬,您将会发现雎景臣的幽默是何其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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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九十八
辛弃疾的村居

那天观赏了一则中国教师的示范课,教材是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其词曰:“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是脍炙人口的诗作。
教学对象是小学生。教师很有条理地讲解,把教学重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我对其中的两点是质疑的。其一是老师说词作描绘了农村的一个五口家庭的和谐生活。二老带点醉意地坐在门前彼此“媚好”,大儿子在溪东豆田里锄野草,二儿子在编织鸡笼,小儿子最潇洒,躺在溪边剥莲蓬。其二是老师说:“这首词描写了农村的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这是作者所向往的生活,因此更会激发他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

我对这“五口之家”的怀疑是因为“翁媪”是否还有稚龄儿子?辛弃疾或许是以一个“旁观者”身份写作,没有把自己写入里头。虽然写的不是作者本人的家庭,但却勾画出“老有所养少有所依”的温馨场景。作者自小受儒家思想影响,这种生活正是他所向往的。因此,文中所写的老人与小孩儿,当是相隔了两代的亲情。

“醉里”的解释也待斟酌。老人家何故无端喝酒?辛弃疾的词作常出现“醉里”,例如名句“醉里挑灯看剑”(《破阵子》),“醉里却归来,松菊陶潜宅”(《生查子》)等,就是那么一个“略醉的人”听到吴语的温馨,看到老有所养少有所依而感欣慰。

至于说这是辛弃疾的理想生活,也得仔细讲述。这种温馨的场面也许不过是个苟且偷安的写照。若说这样的场景可以激发他抗金复国,这是有点牵强的。但若说这样的温馨场景使他向往和平,厌恶战争,倒是顺情顺理。可是,这绝非辛弃疾的性格和理想。要知道,辛弃疾自幼怀抱恢复大志,一生戎马中度过,希望的就是能够一洗靖康之耻,回复大宋河山。他和主和派水火不相容,是不会苟同于偏安的局面的。

为什么他又会写如此的农居生活?

辛弃疾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有六百二十多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都是两宋词坛中的佼佼者。其中,抗金复国是辛弃疾的作品的主旋律。至于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的作品,数量也不少。何以这两种矛盾的心理会集中出现在一个文武全才的爱国诗人身上?

这恐怕是时代的局限了。南宋偏安苟且的政局,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朝野上下的疲弱无能,使作者的满腔热血难以舒展。因此,南归后的辛弃疾其实是苦闷的,所以常会抒发类似“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满江红》)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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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0-06-09 星期六 3:18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九十九
会写诗的武将


谈到辛弃疾,我们自然想到他那豪迈的词作,想到他与苏东坡齐名的文学成就。可是,辛弃疾在历史上的地位,却不全然只是一名文学家。邓广铭先生便曾说:“我一向认为,辛稼轩是一个兼具文才武略的英雄豪杰人物,如果只把他当作一个杰出的爱国词人看待,那是不够全面的。”(《辛弃疾词鉴赏•序》)

邓广铭先生早年就以编著《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奠定辛弃疾研究的基本定位,他的话语当然有极大的分量。

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刘扬忠先生,便曾在“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时呼吁:“改变几百年来把辛弃疾视为仅仅是一个‘词人’、一个文学家的惯性思维,对其人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还其人以历史的真面目,给辛氏进行充分的历史地位。”

是的,研究辛弃疾的人都知道,辛弃疾的志向本来就不是在文学,他是在政治、军事上无法成功,才将一腔怨愤寄托在文学之中,创作了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词作。

古代文学家,并不一定把自己的人生志向放在创作上面。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志向。但是,由于文化内涵深厚,心里有话想说时,还是会用上了当时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或许因此而阴差阳错地被后世冠于“文学家”的高名。

早辛弃疾不久的岳飞,是军事天才。他是北宋众多将领之中最为金兵所害怕的一名大将。岳飞虽不以词章名世,但他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写得慷慨激昂,传诵千古。这阕词虽然被学界怀疑是明人的伪作,但在情感上更多人还是倾向他是岳飞的作品。当然,岳飞还有其它作品传世。

具备文学修养的武将,还有南北朝时期的曹景宗。有一次曹景宗带兵打了胜归来,梁武帝设宴庆功。席中武帝命沈约分韵给诸文人赋诗赞扬这次战役。景宗当时是庆功的主角,没有被分配到。也许是喝多了几杯,特别兴奋,坚持要分个韵赋诗。梁武帝还劝他,说他才能多,不必强要赋诗。可是他却坚持要。当时只剩“竞”、“病”二韵,难度比较高。岂知他一提笔,却完成了“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一诗,令沈约惊呆了。诗中说的是他出征时,年轻一辈都悲痛送行;等他打胜归来,钟鼓齐鸣,热闹非凡,所以他得意地反问,我与汉代名将霍去病相比又如何?

可见,要提高文化素养的又岂仅是文人?写诗,又岂仅是读书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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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8-06-09 星期日 12:09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一〇〇
《满江红》是岳飞的作品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以上这首词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老一辈的人还会哼上几句“怒发冲冠……”,然后告诉您这首歌叫《满江红》,是宋代抗金英雄岳飞所写的。

其实《满江红》不过是词牌,并非词作的题目,像大家熟悉的苏东坡名作《念奴娇》也是词牌,真正的题目是《赤壁怀古》。宋人以《满江红》写词的很多,《全宋词》收录的名家之作包括刘克庄30首、辛弃疾10首、苏轼6首、柳永4首、文天祥2首等,即使是岳飞本人也有两首,一首题作《写怀》,就是“怒发冲冠”这一首,另一首是《登黄鹤楼有感》。

近世学界对于这首词的作者却提出质疑。最早提出的是余嘉锡先生,他编《四库提要辨证》时辨析了明人徐阶为岳飞所编的《岳武穆遗文》。因为徐阶在岳飞逝世400多年后才收录《满江红》,其根据的碑石不是岳飞本人亲题,而是赵宽所书。赵宽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材料判断是岳飞作品,因此余先生认为“来历不明,深为可疑”。此外,这首词不见于宋元人之书,就连岳珂搜集祖父岳飞的作品编成《鄂王家集》时,也没有收入这首,余文怀疑这首词或是明朝中叶的伪作。

余先生如此质疑,有其明确的立场:“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吾何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这是站在学术立场探讨,不是要否定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的价值。

其后,词学家夏承焘先生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文中进一步提出这首词的作者,或是明代武将王越或其幕府文人。其主要的论证是根据“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因为按照贺兰山是在西北,而岳飞伐金攻打的黄龙府却在吉林境内,这不符合地理常识。再说贺兰山在南宋时属于西夏,金人攻打西夏,才说“踏破贺兰山缺”,不该是宋人岳飞所说。夏文进一步根据明朝面对鞑靼人在西北的骚扰,推测“踏破贺兰山缺”是明人抗战的口号。末,夏文还引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为证,因为这出杂剧四折都是岳飞一人所唱,没有一句引用《满江红》。

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写了两篇《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反驳余、夏两位先生的论点和论据。例如邓先生引述证据说明岳珂编《家集》是“不够辛勤认真的”,因此不能这首词不被他收编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此外,邓先生也引用其它碑文说明《满江红》一词有比赵宽写的刻石要早的根据。

针对“贺兰山”之辩,邓先圣认为南宋斗争的对象是金人,不是匈奴。岳飞《满江红》却提到匈奴,因此,贺兰山和匈奴一样,是泛说,不是实指。就像稍晚的辛弃疾也有“西北洗胡沙”,“他年要补天西北”等诗句,都是泛指。邓文认为单凭“贺兰山”一句来论证是明人作品,是断章取义的,因为词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靖康耻,犹未雪”等句,都是南宋抗金时期的特有语境。

邓先生也用了内证法说明。他引录了岳飞的其它诗句,证明岳飞是念念不忘报君仇,雪国恨的,如“斩除顽恶还车驾”,“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等,强调“把这样一些语句加以洗炼,并使用虚实并举的手法,重新排列组合一番,用长短句的体裁并写出来,岂不正就是那首《满江红》吗?”

看学者辩证,不只是要看结论而已,其辩证过程更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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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3-07-09 星期五 11:16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一〇一
孝顺的黄香

小学二年级课本收录了一篇题为《孝顺的黄香》的文章:

“黄香九岁那年,母亲死了,父亲又得了一场重病,不能起床。黄香整天都小心地照料父亲。白天,黄香忙着烧饭,喂父亲吃清淡的食物。晚上,他为父亲盖好被子后,便坐在床边扇扇子,赶走蚊子和别的害虫。父亲病好后,紧紧地抱着黄香说:‘你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小朋友看了后问老师:“老师,黄香的爸爸得了什么病?为什么要病好了才会抱着黄香说他是孝顺的孩子?”呵呵,真棒的孩子!黄香的父亲生病时是不省人事么?要不,何以要等到病好了才抱着黄香表扬一番?

黄香,有名有姓,不是虚构的人物。迩来小朋友多有背诵《三字经》的,该背过“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里头的“香九龄”指的就是九岁时候的黄香。

黄香,《后汉书》有传,列在“文苑列传”中。根据范晔的记载,黄香字文疆,江夏安陆人。九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思慕憔悴,殆不免丧”,因此乡人都称赞他“至孝”。黄香家境虽贫困,但是却好学不倦,“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所以当时被尊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黄香长大后,曾受皇帝肃宗召见,并特许他在东观(当时的史馆)读“所未尝见书”。其后,多有官职,最后担任的是魏郡的太守,都有功绩。

范晔是晋朝人,在他的《后汉书》写就之前,东汉已有《东观汉记》的流传。《汉纪》第17卷也有黄香传。所载与《后汉书》的事迹大同小异。黄香受表扬的重点有两个:孝顺、博学。可是,如何孝顺,两部史册都没有详细记载。
今本《东观汉记》增补了一行比较具体的写法,说黄香“暑即扇床枕,寒即以身温席”。这段话后来流传很广,特别是《二十四孝》的图片与故事流传后,小黄香“扇床枕”更是孝行的代号了。上面说的《三字经》提到的“温席”,指的也是这回事。

这段文字的增补是有根据的。唐代李瀚的《蒙求》有“暑则扇床枕,寒则以身温席”之说,宋代王观国的《学林》卷七收录“扇枕”一条,并载:“《后汉•黄香传》不载扇枕事,陶渊明作《孝士传赞》曰:‘黄香九岁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养,暑月则扇床枕。’”明代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所辑的《士孝传赞》写的与李瀚《蒙求》的一样。其它如《类聚》《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都有类似记载。《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所收的古类书写的则是“冬温席,恐其寒,夏扇枕,恐其热”,意思更明确。

总之,古书的记载,在在说明黄香在热天时为父亲扇凉床、枕,冬天时在父亲就寝前先睡暖床席。这早就是家喻户晓的标志性孝行,何以我们的课本却来个大突破,变成小黄香用扇子赶蚊虫?然后再来个父亲病好后,紧紧抱着小黄香的感人画面?

中国儿童文学家最近反对世界名著简写后编入教科书,因为这会破坏名著的可读性,误导儿童。古人的事迹,若要改编,是不是也应该更谨慎,不要让儿童当着荒谬的笑话来读,侮蔑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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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〇二
曹参碌碌无为么?

曹参,是汉朝的第二任丞相。

司马迁记载了这样的事迹:汉惠帝埋怨曹相国不治事,于是密令曹参的儿子曹窋回家劝谏。岂知曹窋才开口劝父亲,竟然被鞭打了二百下,还被令回去宫里侍候皇帝,不准谈国家大事。汉惠帝知道后,只好自己出面劝曹参。君臣于是展开了这样的一番对话:

“论圣武,陛下自觉和高皇帝比起来如何?”
“朕怎能和先帝的功绩比?”
“论贤能,陛下认为臣和萧何谁胜?”
“你看来比不上他。”
“陛下的判断是正确的。高皇帝和萧何平定天下,既然已经明布法令,我们现在守着职责,遵循他们的道路,有什么不妥?”
汉惠帝因此无话好说,只好打发他下朝而去。(《史记•曹相国世家》)

是的,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朝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看起来的确像是碌碌无为。司马迁还有更绝的描绘:

曹参在任时“日夜饮醇酒”,卿大夫看不过眼,要来相劝,但是每次去见曹参,还来不及说话,就被曹参给灌醉了。某次,与曹参后院临近的官吏宿舍,白天也传来饮酒唱歌的欢乐声。府中的从吏深感厌恶,将计就计把曹参请到后院去,让他听听这种醉言疯语,希望他从而省悟。岂知,曹参听到后,反而在后院摆酒作乐,与对方唱歌应和。

一国之相竟然有此荒唐行径,岂不叫人扼腕,乃至担心汉朝江山?

偏偏历史却不是这样发展。民间歌谣赞扬曹参:“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汉朝之所以可以稳定下来,除了萧何的贡献外,曹参更是扮演重要角色。

司马迁其实对曹参的功过非常清楚,他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这是赞扬曹参懂得看整个局势,知道百姓在秦朝的严酷刑法的压迫,以及其后常年的战乱之后,最需要的是“休息无为”,自然地投入经济生产之中,寻求安定。所以,曹参的“无为之治”是恰到好处地让人民得到重新整顿生活的机会,让大汉江山稳固下来。

  “举事无所变更, 一遵萧何约束”的政策,使刘邦与萧何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得以有效地实施下去。这不像一般继任者那样甫一上台,就要急着表现,不但一改前任之所为,甚至还反其道而行。曹参继任后,想到的不是显现自己的形象,而是谋求国家社会的稳定和确保百姓的安宁。即使是用人,他也是招收那些“木诎于文辞”的“重厚长者”,这是为了避免激进和夸大的行径,破坏了稳健的发展。所以,曹参的无为,反而赢来历史的正面评价,功绩反而在无为之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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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〇三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

以上一段话出于记述唐代科举制度的书,里头指的“上”是唐太宗,说的是皇帝某次私自视察御史府,看到许多新科进士列队而出,便高兴地说:“天下的有为之士,都进入了我的圈套!”

唐太宗这句话其实很有先见之明,洞悉科举考试的弊病。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自隋代开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被废除,在中国施行了约1300年,影响深远。

科举的原本目的是让统治者从民间选拔人材。相对于先前的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它无疑是比较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唐代延续隋代的科举制度,但做了更细的分类,“唐制……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新唐书》)可见,不管是人才的等级,考试的范围,成绩的级别,唐代科举都日渐完善。

若按这种趋势发展,民间各种人才都可以通过考试得以进入官府,一展所长。这是积极的、公正的,可以激励人民努力读书,追求知识,以图“学而优则仕”。

可是,当时候的皇帝却发现科举也可以是一种笼络、控制读书人的方法,有助于巩固其统治。所以唐太宗才会冒出“天下英雄入吾彀”的狂言。

果不其然,到了明代,科举的考试内容和形式都走向僵化。读书人为了应考,思想都受四书五经影响,作文也走向形式主义的八股文;无论是眼界、创造力、思考力都受到限制。渐渐地,为求功名的读书人,都按统治者的意愿死背经书,完全丧失了独立的思想。这种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苦读、应考的风气,怎能不使一代代的读书人思想僵化?科举于是成了为统治者量身打造思想单一的人才的工具。

到了清末,社会日渐开放,西学入侵,学校教育被引进,传统的科举制度下的求学方式,自然要受到淘汰。

《台湾通史》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当时人们的省思:“科举非能得人才也,又且抑遏之、摧残之,蔀其耳目、锢其心思,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而精捍者亦不敢与我抗,而吾乃可无忧。故学校之设,公也;科举之制,私也。以私害公,霸者之术也。”

只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科举制度终究要淘汰,为公而设的学校教育要取而代之。
历史走进了新纪元,社会是越来越开放了,人们可以接触的信息已经是近乎于无孔不入的程度。可是,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摆脱唐太宗的魔咒,不入皇帝老爷之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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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〇四
听马来教授谈古代文化

前些时候参加了一个在职培训课程,主讲人是重金礼请过来的大学教授。
这位教授是马来同胞,生活历练丰富,足迹踏遍全球,见识很广。

或许就因如此,他在课程中主讲的内容脱离了主题,更多时候是与大家分享他的生活经历和想法。

他说:“还没有到大学执教之前,我有近十年的时间是在雪隆一带开设补习中心。我教中学生英文和马来文。我的学生八成是华人。其实我发现,以他们的程度,根本就不需要补习,但是他们却来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他们要学习学校课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而我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我上课的时候,我没有根据学校的教材,我和他们谈语文,也谈历史、谈宗教、谈文化。他们都很感兴趣。最叫我惭愧的是他们上了我的课后,会表扬我知道的中华文化比他们自身知道的还多。”

其实,说到这里,他并没有惭愧的颜色,反而是很自豪!

他是有自豪的条件,因为他的确懂得不少中华文化知识。

他知道中华文明的起源在黄河流域;他知道如果不是秦始皇的霸主气概,中国谈不上统一;他知道马来族群其实也是来自中国南方,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他知道中国地广人多,方言数不清,就是因为秦始皇的贡献,中国人有了统一的语言……

我听了,感觉到惭愧的人应该是我,不是他。

惭愧并不是因为我不懂这些知识,而是耻于我们的年轻一代竟然不懂。大都市的青年比较好学,会自掏腰包去听课,即使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来学习自家文化,却还算是恶补了。可是,其他地区的华裔子弟如何?有多少个华裔子弟已经抛弃了祖先的珍贵文化遗产,而麻醉在科技产品之中?

再说,听别人告诉我们,其实是一种取巧的方法。要走近古人,了解古人的智慧,又岂能不踏实下些功夫?取巧,往往要得到错误的信息,简化了古人的思维。

四处演讲的学者更加要时时自我警惕。俗讲往往只会让自己俗化,把知识给简单化、线条化,忽视了个中该进一步思考的细节。大师级的人物,他们不会多讲,他们对个别的问题,都要求钻研深刻。他们不会把重大的问题给简单化,强求统一,把一切大而化之,草率作出概括和总结。

这位教授就缺少了大师的风范。他在讲述古代文明时,表扬了中国和印度文明。然后他谈了秦始皇的贡献,慨叹印度没有出现始皇帝,所以语言不统一。他说古印度南北有很大的不同,单单人种就有分别,北印度的是白皮肤的,南印度是黑皮肤的。他们的文化有异、语言也不同,所以开创的文明也不一样。说着说着,他又跳回中国。“中国也一样,北中国的人种,其实和南中国也是不一样的……”

我眼睛一亮,抬头看着他。可惜,他没有发现我的反应。

我依然惭愧。

惭愧青年不好学,也不知如何学;惭愧学者在他们打造的文化氛围里迷失了方向,越发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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