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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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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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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8-08-09 星期六 4:40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一〇五
张良的功绩

张良是汉朝开国主要功臣。

司马迁除了表扬他谋略出众之外,还写了一段有趣的话:“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子羽,是澹台灭明的字,是孔子的弟子之一,据说“状貌甚恶”。留侯就是张良,因为封地在留,所以史上称留侯。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主要是警惕大家不可以貌取人,谁料像张良那样貌似美女的文雅之士,竟有如此显赫功绩?

有关张良的功绩,留侯庙中有一对联写着:“壮士奋挥锥,报韩已落秦皇胆;大王烦藉箸,荣汉终函项羽头。”这是相当好的一个概括。

张良原本姓姬,祖父和父亲担任过韩国五代君王的丞相。韩国被秦王嬴政灭了之后,张良便过着流亡的生活。那时的张良不过是二十来岁。对于亡国之恨,他是处心积虑要报仇的。后来在齐地找到一位能够挥动一百二十斤(约等于现在的60kg)的壮士,便与他合谋刺杀秦始皇。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这里的“盗”指的就是张良和铁椎壮士。

《留侯世家》则载:“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原来秦始皇经历荆轲行刺之后,更加小心防范,即使出游,也多安排副车。因此秦始皇出游时,整个队伍是浩浩荡荡,非常壮观的。张良虽然观察良久,还是判断错误,让铁椎壮士抛出铁椎时,只是打中副车,没有击中始皇帝。对联说的“壮士奋铁椎”后,秦皇落胆,指的就是这点。秦始皇虽然大规模搜索十天,还是捉拿不到刺客,岂不“落胆”?张良所以行刺秦始皇,为的就是报答祖国——韩。

后来,张良投靠刘邦,为他设谋击败项羽,打下江山。

“大王烦藉箸,荣汉终函项羽头”则是表扬张良成功协助刘邦取下项羽的头。大王,指的是刘邦。箸是筷子,何以要借用大王的筷子?

原来在汉三年时,项羽在荥阳层层包围了刘邦。刘邦非常担忧害怕,便和谋士郦食其商量如何削弱楚霸王项羽的力量。郦食其给出了一个策略,刘邦信之,便委派郦食其去执行。

不久,刘邦在进食的时候,张良进来拜谒。刘邦便告知张良这个计划。张良听了,便借用刘邦手上的筷子比划,成功劝阻刘邦执行郦食其的建议。形势就如张良一再的说法——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当时听了张良的分析,吓得把口里含着的食物吐了出来,直骂:“竖儒,几败而公事!”“而”是你的意思,“而公”就是你爸爸,就像今天方言所说的“令伯”。可见刘邦听了张良的劝告后,是多么的紧张,马上撤销计划,最终才得以消灭项羽的势力,成为汉代开国君王。这一切,还得归功于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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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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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16-08-09 星期日 10:40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一〇六
张良也有失算的时候

话说在楚汉相争初期,刘邦有次占尽先机,趁项羽带兵伐齐时,一举攻掠了项羽的老巢——彭城。刘邦入咸阳城便灭了强秦,而今攻下彭城,胜利也应该在望了吧?可是历史却偏偏不是这样发展。

《留侯世家》这么记载:“……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原来这场战役,张良也在军中。原来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是刘邦失败。

汉如何会战败?这里没有说明。

紧跟着下去的就是写刘邦的逃亡,并在下邑和张良的一次关键性对话。司马迁写得很传神——“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下马踞鞍”表示刘邦当时候心情的着急,逃到下邑,甫一下马,还没休息,就靠着马鞍向张良请教了。

由于刘邦问的是“谁可与共功”,因此,我们知道他经历了这场战役,对楚汉相争的局势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希望能够有人和他共同对抗项羽,不再视天下是刘项之争了。

张良在这次的谈话中,也充分发挥了谋略家的本色。他给刘邦勾画出以三条臂膀钳制项羽的战略,充分利用韩信、彭越、黥布三人对抗项羽。

可是,《留侯世家》的这段记载是无法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何以君臣两人都有战略思想的转变?张良又为什么突然有“下邑战略”?

司马迁把原因写在《项羽本纪》中了。

根据《项羽本纪》的记载,原来彭城之战是何其惊心动魄的一场大战。

那年春天,刘邦带了56万大军,长驱直入攻下项羽大本营——彭城。那时项羽正在讨伐齐,知道彭城沦陷,马上带领3万精兵赶回彭城。结果是:项羽的3万人把刘邦的56万大军杀得落花流水,刘邦在逃亡中还丢失了家人,让父亲和吕后为项羽所俘虏。

请注意司马迁提供的数据。3万人打败56万人。之前,司马迁写刘邦10万军队进入咸阳城,马上又退守霸上,把关中让给项羽的40万大军,原因就是刘邦怕“寡不敌众”。可是,彭城之战,项羽偏偏却是以3万破56万,怎不叫人震撼?

何以刘邦那么不堪一击?张良当时也在军中,竟然也无法预见项羽的回返,落个惨败,怎不叫人纳闷?

原来刘邦轻易攻下彭城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刘邦斯举是弥补他进入咸阳城后不能耍乐的遗憾。当年他对咸阳城秋毫无犯,也是张良的意思。回顾当时的情况,刘邦军力不比项羽,所以只好乖乖让出咸阳城,退军霸上。这一回不同,直捣项羽军力的心脏地带,而且是一举就攻下,怎不会自我陶醉麻木?就连张良、萧何等人,此时也纵容刘邦在彭城的放肆。以致项羽有机会以少数战胜多数,轻易就剿清刘邦的大军。

可见《项羽本纪》在歌颂项羽之余,也点出了一个客观事实:骄兵必败。

历史的发展是,败兵在逃亡中重新整顿,领头人在思想上有了新的冲击,彻底改变思维,于是“下邑”一谈,谋定了新的战略,步步引导刘邦走向最终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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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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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9-08-09 星期六 3:43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一〇七
父母在,不远游?

孔子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被视为孔子倡导孝道的一个重要立场。但是这个立场的诠释,历来的看法却不一。

李泽厚先生说:“今日有人以此语不再适用,有人以为仍然适用因为有飞机汽车的快速交通工具,虽远(地理位置)而不远(往返时间缩短了)。其实,重要的是,孔子讲仁、讲孝都非常之实际、具体。例如这里的重点,不在不要远游,而在于不使父母过分思念(飞高走远难以见面)和过分忧虑(无方向的到处游荡,使父母不放心)。这样具体地培育儿女对父母的爱心,即孝,即仁,它是情感的具体塑造而非抽象的理论概念,重要的仍是作为人子的这种情感态度。”(《论语今读》)

李先生的评述很中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父母在,可以不可以远游,恐怕还有很多争论之处。有者会以为这种说法与市场经济时代是格格不入的;有者则认为科技的进步,已经解决古时交通不便、远游耗时的问题等等。这种争论,见仁见智,各有说法,恐怕没完没了。所以,把重点放在“游必有方”是正确的。

揣摩孔子的说法,孔老夫子的确没有反对远游,而是说“游必有方”。关键也在这里,孔老夫子没有说明“方”是什么意思。

汉代郑玄说:“方,犹常也。”皇侃说:“是必有方也,若行游无常,则贻累父母之忧也。”皇侃是根据《礼记》的“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来解释。可见汉代人认为“方”是“常”的意思,常指的是常理,规矩,也就是说远游该有个合理的原因。

宋代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邢昺说:“方,犹常也。父母既存,或时思欲见己,故不远游,游必有常所,欲使父母呼己得即知其处也。设若告云诣甲,则不得更诣乙,恐父母呼己于甲处不见,则使父母忧也。”(《十三经注疏》)邢昺虽然也引用郑玄的“犹常也”之说,却把常解释为“常所”,即有个固定的去处。同是宋代的大儒朱熹也是这样说:“游必有方,如已告云之东,即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论语集注》)近人杨伯峻说:“如果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论语译注》)这看来是延续宋人的看法,但是却把孔子的话给说得滑稽了。出远门,一定要有个去处,这不是多余的话么?难道出远门还有没有方向的?

看来,汉人的解释是比较合乎孔子的原意的。我们在看同期的作品,提到“有方”的还有多处。例如《礼记》有“就养有方”,“有方之士”,“其恶有方”,“亲人必有方”等,“方”都解释为“道理”的“道”。《韩诗外传》记载公甫文伯死时,他的母亲却不哭。季孙说:“子死不哭,必有方矣。”同书又载晏子受聘于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人们问孔子晏子这样的行为是否合礼,孔子说:“其有方矣。待其见我,我将问焉。”这里的“方”则是“原因”的意思。

因此,我们把“游必有方”解释为“出游一定有合乎纲常的理由”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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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政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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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玻璃市

帖子发表于: 29-08-09 星期六 4:14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老黄 写到:
走近古人之一〇七
父母在,不远游?


因此,我们把“游必有方”解释为“出游一定有合乎纲常的理由”是比较合理的。


posting到远远的“方”是为了berkhidmat untuk neg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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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他是佛陀派来考验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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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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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0-09-09 星期四 1:25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一〇八
以志养志尽孝道

余历雄博士在第六届马来西亚汉学研讨会发表论文《从〈太学生何蕃传〉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的孝德观》指出:“欧阳詹‘养志’与何蕃‘养亲’二例,适为我们提供两个剖析韩愈孝德观的相应切入点。”

余文指出,“养志”一词源自《孟子》,不过孟子的“养志”概念是相对于“养口体”而说,而韩愈的“养志”概念则是相对于“养亲”的。

我对余文引述《欧阳生哀辞》而谈韩愈的孝德观甚感兴趣,故狗尾续貂,整理一些材料,与大家阐述“以志养志”的孝道。

欧阳生名詹,字行周,福建晋江潘湖欧厝人。韩愈说:“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可见福建人至中唐时期,对考取功名,出任官职都不太感兴趣。欧阳生本来也是这样的想法,只图在家乡读书,奉养双亲。后来因为双亲严命,亲友激励和常衮、席相等长官的提拔,才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他在长安等了六年,五试进士,才和韩愈等二十二人同登金榜。由于他是福建第一位甲等进士,所以韩愈说:“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

欧阳生高中后却没有分配到官职,就回家乡省亲。后来再回到长安,又等了六年,才被朝廷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的官职。可惜欧阳生在四十多岁壮年期间就去世。与他同榜登科,志同道合的好友韩愈为他写了《欧阳生哀辞》来悼念他。

韩愈在文末的悼词中,概括欧阳生的一生而写:“求仕与友兮,远违其乡;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则既获兮,禄实不丰;以志为养兮,何有牛羊?事实既修兮,名誉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虽云短兮,其存者长;终要必死兮,愿不永伤。友朋亲视兮,药物甚良;饮食孔时兮,所欲无妨。寿命不齐兮,人道之常;在侧与远兮,非有不同……”

悼词与正文“詹事父母尽孝道”相呼应。奉母命求仕;不求丰厚官粮,只求养志;能够养志,则远近没有什么分别,父母就仿佛在身旁。

可是,这种说法始终是存有矛盾的。父母在,为人子女却不能侍奉在侧,岂还能言孝?

对于这样的矛盾,韩愈解释说:“詹,闽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若詹者,所谓以志养志者欤!”

韩愈把欧阳生的孝行归纳为“以志养志”,即以父母望子女成名荣亲的意志为意志,落实父母的愿望来孝养父母。韩愈在文中还详细论述了子女即使随侍在父母身边,虽然没有离别的愁绪,但是志气却不会得到满足而快乐,所以子女宁可选择有“离忧”,也要成就父母的“志”。这当是读书人疏解自己无法“孝亲”而作的说辞,并冠于“上孝”之称。实际上是不是如此,恐怕还要多有争议,特别是一般世俗眼光,不养体养亲,又如何称得上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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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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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2-09-09 星期六 11:02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一〇九
他们不在同一高度上

天宝十一载(752)杜甫与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五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过后各作诗一首。

这一次的同题共作,在文学史上颇受重视。例如清代王世祯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池北偶谈》)可见渔洋先生对文坛的这桩盛事是多么向往。

除了薛据的诗以外,其他四人的诗都流传下来。由于是同题共作,后人在评述时,必然会将他们的作品作比较。在各家的评论之中,多数论者都认为杜诗压倒群贤、独擅胜场。

南京大学的莫砺锋教授于1986年在《名作赏析》中发表了《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的文章,评述了这几首同题共作的诗篇。这篇文章贯彻了程千帆先生倡导的“两条腿走路”的文学研究方法。所谓的两条腿,是指文献学和文艺学。文献是基础,根据文献说话,论点有凭有据,立于不败之地;文艺是创见,表现出作者的文学素养。文艺评论如果站在文献的基础上,说服力就比较强,稳健若两条腿平实踏在地面上走路。

这篇文章先分析了五人登慈恩寺塔的时代背景,说明那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朝廷由李林甫、杨国忠专政,安禄山的威胁又日愈加重,皇帝却还在内宫中过着淫乐的日子。史书记载:“(玄宗皇帝)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会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资治通鉴》)像这样的背景,诗人即使结伴出游,又有何乐可言?再说,五人的际遇也相似,在那个时候都是贫困潦倒,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心境上应该也相差不远。

然而,大环境和小环境虽然雷同,但是四人写出来的作品内容却是大相径庭的。这是什么原因?

从诗作的思想倾向看,岑参和储光羲都着重描写佛塔的高耸与景物的广远,都是为了突出佛教的伟大,缺乏面对那个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的勇气,在气魄上明显逊色得多。高适的诗虽然说希望有机会再为朝廷效力,但是着眼点却偏向个人的前途,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没有在其作品中留下痕迹。杜甫的诗则不同,他一开始就表现了深刻的忧虑,充分表现了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现实,为大唐帝国的命运和黎民百姓的遭遇而忧虑。

再从创作手法看,杜甫的诗歌通篇环绕着慈恩寺塔而写,重点写的是登顶后所见,由上而下,层次分明。杜甫写塔顶所见,并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他有意忽略视力所及,而将塔下景物缩小为不可辨识的凄迷一片。在这个意象下,我们感受到诗人对那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所存有的压抑与苦闷。

莫老师的文章因此提出结论:在社会历史背景和作家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外在因素相同的情形下,决定作家创作成就高低的原因是作家的胸襟、品格、个性等内在因素,以及作者的艺术才能、性情学识等等。在这方面,杜甫和其他几人虽然同站在高塔之上,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不是在同一高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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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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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9-09-09 星期六 11:40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一一〇
叫心情太沉重

研究历史,本来是件赏心悦目的事儿。

我在每周日给大家讲《史记》,谈司马迁如何撰史,如何用他的史观来贯穿史实,给大家分析历史的得失,从中吸取教训,就觉得很惬意。

历史本来就具备“继往开来”的功能,它可以引导我们以史为鉴,指导未来。这不但对个人有益,对国家民族也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学习历史,还可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当然,前提是要懂得从历史中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料丰富,可借鉴的史实也很多,学习上来更是趣味盎然。不但长见闻,也长智慧。

网上看到有中国人这么说:“中国有几千年的灿烂历史,那是我们的先人创造的,不代表我们这一代是中国人,我们就比别人更优越,更不代表我们比别人聪明,比别人能干。学习我们的历史,决不是让我们拿去向别人炫耀的。但我们也有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们应该为我们有勤劳智慧的祖先感到骄傲,对于自己创造更辉煌灿烂的明天充满信心;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的国家。从国家使用历史作为工具的角度看,国家有必要向全体国民灌输历史,从而增强人们的归属感、荣誉感和整体的凝聚力,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东西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我们仍要保护和发掘它们的原因,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所共同的历史渊源,是维系我们之间关系,增强彼此认同感的坚实的根基。”

看到这样的评述,我们颇有同感,也颇为欣慰。因为这样学习历史,历史就成为有价值的东西。

可是,前些时候,我听了三位本地历史教授给我们谈历史,听后我却感到心情异常沉重,士气低沉,仿佛失却方向似的,大感惘然。

三位专家不约而同地都在训责我们是迷失的一群,不懂我们祖国的历史。他们说,要谈国家的前景,我们就得充分了解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我们的建国史。他们说除了宪法以外,社会契约更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史实,这是很重要的历史文件。他们说这里头诠释了各族之间该如何相处的条文。他们说外来族群有外来族群的地位和角色,本土族群则应该享有特权。他们说有个族群只爱做生意赚钱,对这个国家没有感情,他们直到1974年才放弃双重国籍的特殊身份。他们说陈祯禄是个厉害角色,争取到很多东西;他们说东姑很慷慨,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他们说有文献显示当年有一名苏丹致函首相,表达了他对1969年的事件的看法,苏丹说这不是一场悲剧,而是上苍的恩赐,使国家走回正轨。他们抨击那些讲地球村的人,也骂那些成天喊人权的只懂美国,不懂国家历史。他们说没有历史,就没有国家,所以新一代一定要好好学习历史,尊重历史……

我突然感到很惭愧。在这些专家面前,我突然不懂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客观,什么是中庸,什么是爱国。我只想抱着他们喊: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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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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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0-09-09 星期日 2:10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老黄 写到:


三位专家不约而同地都在训责我们是迷失的一群,不懂我们祖国的历史。他们说,要谈国家的前景,我们就得充分了解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我们的建国史。他们说除了宪法以外,社会契约更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史实,这是很重要的历史文件。他们说这里头诠释了各族之间该如何相处的条文。他们说外来族群有外来族群的地位和角色,本土族群则应该享有特权。他们说有个族群只爱做生意赚钱,对这个国家没有感情,他们直到1974年才放弃双重国籍的特殊身份。他们说陈祯禄是个厉害角色,争取到很多东西;他们说东姑很慷慨,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他们说有文献显示当年有一名苏丹致函首相,表达了他对1969年的事件的看法,苏丹说这不是一场悲剧,而是上苍的恩赐,使国家走回正轨。他们抨击那些讲地球村的人,也骂那些成天喊人权的只懂美国,不懂国家历史。他们说没有历史,就没有国家,所以新一代一定要好好学习历史,尊重历史……


他们说的国家,是......谁的国家?
他们说的历史,是......谁的历史?
真的有所谓的社会契约?
真的有那一份成文的社会契约?

呵呵~~ Laug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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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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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27079

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20-09-09 星期日 2:13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大风 写到:

他们说的国家,是......谁的国家?
他们说的历史,是......谁的历史?
真的有所谓的社会契约?
真的有那一份成文的社会契约?

呵呵~~ Laughing


谁的国家?当然是Tanah M!

社会契约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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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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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6-09-09 星期六 4:39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一一一
不可用今人眼光看古人


前些时候我表扬了余历雄博士在第六届马来西亚汉学研讨会发表的论文——《从〈太学生何蕃传〉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的孝德观》。结果引来一位读者的好奇询问:

“黄先生对余历雄博士称赞有加,甚至认为他的论文非常有价值,我就感到纳闷了。他在论文提到了孝道,说到我们必须尽孝道,要‘游必有方’、‘养亲’及‘养志’。我记得在我中学时期,我的华语老师就提到了这三点,真想不到这么多年后,余博士还老调重弹,说者不厌,听者我则觉得没什么新意。黄先生不也认为,学术研究重视的是科学精神,寻求真凭实据,论点鲜明,论证严密吗?那我想请问,余博士的论文符合黄先生所要求的“规范”吗?”

画家朋友不是搞学术的,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没有站在古人的立场看古人立论的价值。我们打个比方: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是五百年前人们却不这么想,他们始终认为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才是对的,所以太阳朝起暮落,自然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科学家先后阐述日心说,不惜赔上性命,最终才确立他们的理论。今天幼儿园的学生也会说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不能就此判断这是与生俱来的常识,也不该说当年倡导地心说的人比幼儿园学生也不如吧?

“游必有方”出自《论语》。《论语》言简意赅,许多句子都得靠后人的注释才好理解。汉代郑玄、皇侃都认为“方”是“常”的意思,也就是说远游该有个合理的原因。可是,到了宋代,注家却有不同的诠释,例如邢昺却认为“方”是“方向”的意思,朱熹也附和此说。

两代注家所处的年代相距整千年,间中的人又怎么说?唐代的孔颖达对五经做过注疏,却没有注《论语》。可是唐代却是个重视孝道的朝代,甚至把孝编入律法之中,“十恶”之中的第七条即“不孝”,还列明不孝之罪和惩处的条规(《唐律疏议》)。像“游必有方”,“养亲”,“养志”这样的观念,唐人怎么会没有论及?

余历雄博士的文章从韩愈的〈太学生何蕃传〉与〈欧阳生哀辞〉二文入手,实是“以中唐社会视野下的具体个案为切入点,透过韩愈相关篇章之论述,辨析其对传统思想之继承与发展,并结合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以彰显韩愈孝德观之内涵”。这样的研究,当然有新意,而且有创见。

学术研究要“从小见大”。可是,这个“小”却不好拿捏。做研究者有时候会走捷径,只看一两篇文章就下论断。例如:看了白居易两三篇文章,便洋洋洒洒挥笔直书〈从某某文看白居易的佛教观〉。这就是画家朋友所说的不科学,犯学术研究之大忌。余博士的论文则不然,他是在通读韩愈流传下来的文章后,觉得这两篇文章极具代表性,可以作为中唐社会视野下的具体个案。题目虽小,视野却大,因此写出来的文章就有价值。通过散文来对读历史,了解在某个特定时代的某种观念,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以文证史”,所以我说那是深具意义,也深具启发性的。

要走近古人,岂能不小心辩证,只图“有创见”就随意贯通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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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一二
给和尚写传记

中国历史的撰写有个特色,就是以人物的传记为主轴,通过个别人物的传记揭示一个时代的面貌。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最令人称颂的就是本纪、世家、列传等人物传记,尤其是汉代人物的传记,将之串起来就是汉代的发展史。

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如果要溯源,恐怕与中国人向来重视人物的品评有关。《论语》中便记载了许多孔子点评人物的短篇。其后一直流传下去,到了南朝,人物的传记已蔚为大国,不但作品量多,种类也繁杂,几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都会有人为之立传。

僧本来是舶来品,汉代虽有本土人士出家,但为数不多。可是到了南北朝,僧数越来越多,已经形成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文人作家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众多人物的品评之中,也给大小和尚立传。

材料显示,杂传中涉及僧人的有两种类型:一是专为僧人立传的“专传”;二是见于辅教之书的僧传。两者的编撰目的不同,前者是为记载僧人的高行而有;后者则是为了宣扬佛教的灵验、说明因果是实有的而写。后者的价值不高,因为当中穿插了不少稀里古怪的事件。

僧人专传的性质又可分为三种:“别传”以个别僧人为一传,“类传”将性行同类的僧人合为一传,“总传”则综合各类型僧人在同一部传记之中。

查考古籍,当时的僧人专传共有39部,不过其中大部分只存目、失传了。这里头别传居多,共有20部;类传其次,共15部;总传仅有4部。收录为别传的僧人包括安世高、佛图澄、支遁、法显、道生等;类传包括《东山僧传》《江东名德传》《庐山僧传》等按照僧人所处的共同地区的传记,也有《高逸沙门传》《志节传》《游方沙门传》等按照僧人性行的合传。

僧传有个发展规律——先有别传、其次类传、最后总传。早在东晋时期便有许多别传出现,察其作者,多是传主的弟子或友好,多为歌颂之作。类传也在东晋时期便有,至南朝转盛。不过这些类传所叙述的太过偏,所以价值也不高。

南齐王巾创立的僧人总传(《僧史》)的体制,到了梁代(502-556)才进一步落实。“综括古今,涵盖众德”的总结式的僧人传记到了梁代才真正出现。第一部总传式的僧人传记是宝唱的《名僧传》。慧皎的《高僧传》比较晚出,但因得以参照《名僧传》的体制与写法,所以做出了很大的改进,成为传世之作。

慧皎的《高僧传》符合中国纪传体的史学传统,得以流传后世并非偶然。今天我们阅读《高僧传》,就等于阅读梁以前的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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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4-10-09 星期六 1:33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113
从此中国佛教有大小乘

梁启超说:“罗什以前,我佛教界殆绝无所谓派别观念,自罗什至而大小乘界线分明矣。”(《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

罗什,即印度僧人鸠摩罗什(Kumarajiva,343-413)。东晋时中国北方的重要译经师、僧教育家。梁启超的说法不无道理,因为鸠摩罗什是在中国推介龙树菩萨的性空思想的第一人。龙树是印度大乘教的建设者,据梁启超的考证,鸠摩罗什是龙树的四传弟子。龙树性空之教理得以在中国弘扬,盖归功于鸠摩罗什。

在罗什来华以前,中国佛学家对于大小乘的区别是不甚了解的,特别是对大乘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更缺乏知识。罗什来华后,在姚秦时代译出了许多经论,又介绍了印度当时盛行的龙树系的大乘学说,才改变了这种情况。从而推动了后来中国佛学的发展。

罗什到长安居留前后不过十年时间,但完成的工作却不少。一方面是因为帝王的支持与提倡,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不少杰出的佛教学者,都受他感召参与翻译工作,由数百人扩大到三千人。就译本的数量讲,有很多异说,现存的只有三十九部、三一三卷。从翻译的质量言,不论技巧和内容的正确程度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开辟了中国译经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梁代僧祐对罗什的翻译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逮乎罗什法师,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机水镜,故能表发挥翰,克明经奥,大乘微言,于斯炳焕。”(《出三藏记集》)僧祐把罗什的翻译称为新译,其前的翻译,统名旧译。僧祐的评价,并非过誉,罗什的翻译确实是十分慎重的,这点,我们可以从他门下对译本所作的序文中看出。例如僧睿说:“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大品经序》)这里是说西域本如果有音译不正确的,便用印度语加以订正;汉译有错误的,另找恰当的语言加以厘定;有不能意译的术语,则多采取音译。

罗什现存的译籍中,多半属于大乘的经(二十一种),其中又多半(十三种)是重译的。重译的佛经,主要的且可以作为代表的,是大、小品般若。这两部书自支谦首译以来,历经二百余年,早成了研究者的主要依据。但是人们对于般若的思想,始终还是不得彻底理解。罗什的《大品》改译得很成功,保存了这部经典的原始面貌,让当时研究佛典者有了更好的版本。

可是《大品》的影响却不是那么大。这是由于当时有更多的大乘经典得到流传,在经方面有罗什重译的《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等;在论方面,又有随后译出的《中论》《百论》《大智度论》和《十二门论》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罗什的翻译和讲授,影响了众多学僧,也让中国佛教界看清楚大小乘佛学的差异。因此,我们同意梁启超先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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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31-10-09 星期六 12:57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114
高僧鸠摩罗什

如果您问我《高僧传》收录的高僧,哪位叫我留下最深刻印象?我会毫不迟疑地告诉您是鸠摩罗什。

除了《高僧传》记载罗什的事迹外,较早的《出三藏记集》已有罗什传记,其后的《晋书》也有。但,三部罗什传记,还是慧皎《高僧传》的写得最好。
第一,慧皎在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收录的传记基础上,做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作出了适当的修订,使鸠摩罗什传更贴近史实。例如僧祐载说鸠摩罗什是向佛陀耶舍学《十诵律》,慧皎则指出罗什是向卑摩罗叉学的,这种符合事实的写法,更具说服力。

第二,在取材方面,慧皎着重征引罗什为吕光所掳获之前的纪事,来突出罗什的高才善辩与悲心弘愿。鸠摩罗什是在晋太元八年(383)为吕光扣押,至晋隆安五年(401)才被姚兴迎入长安,长达十八年。吕光对佛法没有兴趣,扣押鸠摩罗什只是怕这位聪明人为他人利用,对自己会不利,他把罗什留在身边,却不让他弘法布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罗什的高才差点就此埋没。不但如此,吕光还“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堕落”,如此糟蹋一代高才的壮年岁月,实令识者扼腕叹惜。然而,单写罗什的不幸,并不能突显一代高僧的形象。慧皎高明的记载了鸠摩罗什被掳之前的“成就”,包括沙勒王为他开弘法大会,促使龟兹王遣使和沙勒修好。又如在温宿国与一位自诩“论胜我者,斩首谢之”的道士辩论,使道士“迷闷自失,稽首归依”,龟兹王还因此亲往温宿,迎接罗什回国,广说诸经。这两桩纪事,具体反映了罗什年少时即因博学高才而备受西域诸国君民的尊重与爱戴,“声满葱左,誉宣河外”。

慧皎如此突显罗什前半生的得意,使他的际遇与后半生的坎坷成了强烈的对比,给人一种“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的感觉,促使鸠摩罗什在《高僧传》中成了悲剧人物的典型。

第三,慧皎添加的细节丰富了鸠摩罗什的高僧个性。例如慧皎写罗什的母亲准备长居天竺时,对罗什说大乘佛法应该在中国大陆宣扬,此一大任罗什责无旁贷,但是“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鸠摩罗什的回答很精彩,他说:“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悟蒙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無恨。”这种为道忘躯的菩萨精神,令读者为之动容。

又如僧祐写罗什到罽宾为他师父槃头达多说大乘佛法,使其师感悟心服,并说:“我是和上小乘师,和上是我大乘师矣。”(《出三藏记集》)平淡无奇。慧皎则补充了鸠摩罗什师徒论学的精彩过程:罗什为他的师父说《德女问经》,阐明因缘空假的道理。他的师父不信大乘,对他说了一个类似后世《国王的新衣》的故事,以驳斥大乘的虚无空假。罗什却“连类而陈之,往复苦至,经一月馀日,方乃信服”。这个细节充分突显了罗什对大乘佛法的执著,以及他们师徒之间的微妙关系。

由此可见,慧皎塑造的鸠摩罗什形象,已经不纯粹是个译经的高僧,同时也是个为法而捐躯的菩萨行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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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8-11-09 星期日 12:02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115
可翻不可翻?

肯德基早前推出一个广告词We do chicken right,中国大陆有人将之译为“我们做鸡是对的”,引发笑话。其实类似的笑话常见,例如菜谱中的“咖哩鸡扒饭”变成curry chicken picks the rice等。看来是民间滥用电脑辞典擅自按词翻译了,要不然不会出现将“餐厅”译成Translate server error的。
有人因此而做出结论:中国人的英文水平很差。这个说法有缺公允。

其实,中国人注重翻译的起源很早,最具规模的翻译事业就是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了。

由于世界的开放,今天我们有机会接触各个领域的知识与学问,有人在接触巴利文佛典后,竟然大放厥词,说汉文佛典不可信,是古人伪造的。问其故?乃不知玄奘的西行,更不晓鸠摩罗什的东来了。没有认真接触过汉文佛典,却否定汉文佛典的价值,这种态度实太轻率。

中国古代译经家,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所以被尊为“四大译师”。当时的译经事业,不全然是个人的事,而是由国家敕令,规模往往很大,因此,经题后题署“奉诏译”。  

除了单译,经典还有重译的。之所以出现重译,是因为当时流传在印度、西域的经典,反复流传,且是口耳相授,没有文本。所以,一旦有发现不谐调的地方,便有同本再译的工程出现。这造成一些经典的内容略有差异,篇幅也不尽相同。

翻译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鸠摩罗什来华后,曾针对译经事业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这样的说法,仿佛告诉大家经典是无法翻译的。早前的道安有“三不易”,后期的玄奘有“五种不翻”的论调,是不是就说明经典是无法翻译的?其实不然,无论道安、罗什、玄奘,他们都翻译了很多经典。他们的“不可译论”只是有所针对而已。虽然不可翻,却还是要翻;要翻就得讲究方法。

我们看看鸠摩罗什的翻译态度。僧肇说他“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指出为了保留原意,罗什译经是再三考量所使用的字眼。又说“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说明除了要求准确外,还要译文雅正,以便阅读。罗什倡导的是“意译”,但却不是毫无原则的乱译,而是希望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和理解,从而为义学方面开辟广阔的园地。僧睿是罗什的著名弟子,他早先师从道安,恪守“五失本”及“三不易”的教诲,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后来他说:“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教诲,则忧惧交怀,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鉴,文虽左右,而旨不违中,遂谨受案译,敢当此任。”(《大品经序》)

若深刻领会“文虽左右,旨不违中”的译经思想,您就不得不赞颂罗什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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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9-11-09 星期一 8:24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何振森居士给题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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