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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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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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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08-03-10 星期一 12:01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星期天,东海岸,保持第三版。
敲定!

走近古人之129
老而不死是为贼

民政党前主席对当今政局发表“无望论”,引起党内一些领袖发言抨击。报载某区部主席表示不满及愤慨之余,“更以宋朝宰相王安石的名言,即‘老而不死便是贼’来提醒林敬益,并希望林敬益能理解该名言之大意及词句来源。”

我看了还真愕然。“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名言不是出自孔老夫子,怎么变成是王安石的了?当然,今人引述古人的话,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只要词能达意就好,管它原意是什么。不过,这回倒很新鲜,竟然吁请人家理解“词句来源”。这倒叫我留心了。

《论语•宪问》载:“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宋代文天祥《淮西帅序》:“知国亡,乃以淮西全境献北为己功焉。于是贵年八十馀矣,‘老而不死是为贼’,其贵之谓欤!”元代马致远《荐福碑》说:“你道你父亲年老更残疾,他也不是个好的,常言道:老而不死是为贼。”清代李渔《闲情偶寄》说:“使其间稍伏机心,略藏匕首,造物且诛之夺之不暇,肯容自作孽者老而不死,犹得徉狂自肆于笔墨之林哉!”从后人的引述看,人们已经把“老而不死是为贼”当成一句骂人的话,骂人老而无德!大多时候还省作“老而不死”,“老不死”等。

既然说是要理解词句来源,我们当然要根据《论语》的说法。原壤是鲁国人,孔子的同乡老友。夷俟,根据夷人的习俗在等候。这习俗是什么意思?程树德指是“箕踞”。古人的坐,是我们今天的跪,也就是直起身子,臀部碰到足踝;但是夷的习俗则是臀部坐在地上,张开两膝成箕形,所以叫“箕踞”。简单的说就是原壤知道孔子来,坐姿不雅地坐在一旁等候。孙弟,就是逊悌,谦虚恭顺的意思。孔子的意思是人在幼年,当知逊悌;年长后,当有所称述以教导后进。如果不如此,那么年纪老了还没有死,就是贼。这里的贼历来或当动词,“贼害”的意思,指伤害德行;也有当着名词解释,朱熹就说“贼者,害人之名”,钱穆也说是“偷生”的意思。孔子批评了原壤之后,还用手杖叩其小腿。
孔子向来讲究厚道,怎么发狠话教训人家,而且还要“叩其胫”?钱穆说是“此乃相亲狎,非挞之”,是为夫子之行开脱。可是发展下去,就有人说这段话是老朋友见面高兴,孔子故意调侃原壤,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朋友老而不死,还用杖轻叩人家的小腿说:“老不死的,还没个正型儿,起来起来。”这可把《论语》当成是游戏文字了。

根据《礼记》,原壤的母亲去世时,孔子帮他“沐椁”(整治棺木,处理后事),原壤却不领情,还爬上棺木唱歌。《孔子家语》引述这段记载时,做了更详细的说明,说当时孔子“为之隐,佯不闻”,即心里难过却假装看不到。其后子路问他为何如此屈就,孔子说“亲者不失其为亲也,故者不失其为故也”,老朋友总归是老朋友,不必在伤痛至亲逝世时训责他。充分表现孔子的厚道。
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前,箕踞等候的事发生在后,这就好理解。孔子重视礼,原壤却显然不唱这一套(皇侃、朱熹因此认为他是道家之流),在孔子眼中如果一个人到老还是无法建立起德行,就是世间一害,为圣人所痛恶。不过,就如朱熹所提醒的那样:“责原壤三语须作一句看,若只老而不死,则圣贤固有寿考者,岂可以其窃天地之机而谓之贼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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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6-03-10 星期二 1:02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130
泰山、鸿毛之死

2009年12月的《咬文嚼字》收录了周文凯的《“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本义考》。我看了才惊觉原来我对“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理解是错误的。于是我便按图索骥,翻查资料核对,发现周文是正确的。不过早在1984年的《史学集刊》,就有王同策的《“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究何所指?》清楚辨析了这句话的本义。

这句话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原句作:“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有人认为这句话出自《燕丹子》,但《燕丹子》究竟成书于何时还是个争议。那是因为《汉书•艺文志》没有收录此书,《隋书•经籍志》才有。汉人应劭《风俗通义》和王充《论衡》多次提到燕太子丹,但却没有引用该书,直至《文选》李善注才见引用。所以这部书到底是先于《史记》还是为后人伪造,还待进一步的资料说明。

《报任安书》和《燕丹子》引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重”与“轻”,是对不同作用、价值和意义的“死”所抱有的态度。人生于世,本来就难逃一死,但有的时候,要把死看得很重;有的时候,却要视死如归。例如面临那种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死,就要坚持生命是可贵的,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对“死”该看得“比泰山还重”;反之,如果是为国捐躯,或面对死亡和正义的抉择的时侯,就应该视死如归,把“死”看得“比鸿毛还轻”。

可是,这句话传到了今天,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在网上搜索了一番,发现大家喜欢把重于泰山的死和轻于鸿毛的死作对比,乃至提出谁的死是重、谁的死是轻的。于是像司马迁、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人就要中选为十大“重于泰山”的死;而像赵高、秦桧、袁世凯、董卓等人,就要被判为十大“轻于鸿毛”之死了。

为何会这样?我且狗尾续貂一番,查找到了几条资料,显示到清代为止,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依然如上面司马迁所说的那样,是对死亡的一种观点,不管是轻死或重死,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死。

例如唐人白居易说:“予闻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生或轻于鸿毛。’若死重于义,则视之如泰山也;若义重于死,则视之如鸿毛也。故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李陵论》)

元人张养浩:“人之有死,犹昼之必夜……太史公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非其义则不死,所谓重于泰山者;如其义则一切无所顾,所谓轻于鸿毛也。”(《风宪忠告•全节》)

清人徐枋说:“贤者诚重其死乎?曰:非然也!贤者诚不自重其死乎?曰:非然也!吾死而重于泰山,则贤者视死如鸿毛矣!吾死而轻于鸿毛,则贤者视死如泰山矣!”(《侠士论》)

关键的反而是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课收录的《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看来,今人受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才认为死有轻重的不同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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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1-03-10 星期日 10:42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131
愚不可及是正确的?


《论语•公冶》记载孔子的话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这是成语“愚不可及”的出处,但意思恰好相反。今天我们说人“愚不可及”是骂他愚蠢,笨得无以复加了;可是孔子的原意却不是这样,孔子评论宁武子的那番话,明显是在表扬他。用今天的话说,孔子说的是:“邦有道的时候,宁武子表现出智的一面;邦无道的时候,宁武子表现出愚的一面。他的智,很多人都做得到,他的愚,很多人就做不到了。”

宁武子的“愚”到底是什么?这点,孔子没有说明,后人在理解上就产生很大的歧义。归纳起来,有两种主要看法:一是认为宁武子的“愚”是装出来的;另一是认为宁武子的“愚”是真正意义上的愚。

唐前的儒家大多支持前一个论点。例如皇侃就引用王朗的话说:“或曰详愚,盖运智之所得。”详愚就是“佯愚”,是装傻的意思,是大智慧者表现出来的一面。因为他们的“愚”是为了“韬光潜彩”,“晦智藏名”,以便能“全身远害”。
宋代大儒朱熹则主张是“真愚”,他说:“宁武子,卫大夫,名俞。按《春秋传》,武子仕卫,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无道,至於失国,而武子周旋其间,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凡其所处,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四书集注》)

朱熹的话铿锵有力,符合孔子“知其不可而为”的精神,所以深为大家喜爱。于是,大家比较倾向的是表扬宁武子的勇于担当的态度,不管国家清平还是动乱,都竭尽心力为国家服务。清平时出仕,有所作为,这是大多数人都做到的;动乱时留任,稳守岗位,这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朱熹的解说是根据《春秋传》,主张宁武子当官的“盛世”是指卫文公之世,而“乱世”则是卫成公之世。可是,这一点却不为后世所认同,程树德《论语集释》便直陈“《集注》失于考证,毋庸深讳”。程氏引述的资料非常详细,主要说明的是宁武子不曾在卫文公时期当官,而是在成公时出仕。而终成公之世,并非无道,反而有明显的政绩,所以说“有道属成公”。近代的儒家钱穆也说:“宁子仕于卫成公,成公在位三十余年,其先国尚安定,宁武子辅政有建白,是其智。后卫受迫于晋,宁武子不避艰险,立朝不去,人见为患。然当为乱,能强力不回,是不可及。”

大陆学者张勇曾写《孔子说“愚”》一文(《东方论坛》,2004),深刻讨论了孔子在《论语》中论人“愚”的事迹,并主张宁武子的“愚”是“守死善道”,又能“妙隐现之权”的仁智兼综的品质。知“权变”的确是孔子处世之道,例如他评述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意思就是君子不要愚忠,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宁武子不隐,佯愚守住岗位,不正符合孔子权变的精神么?

张勇说:“‘愚’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变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这也是先秦儒道两家思想的一个契合点。”钱穆也主张说:“以忠为愚,乃愤时之言。沉晦仅求免身,乃庄老之道。孔子之称宁武子,当以后说为是。”

后记:林教授呼吁黄家定学宁武子,心里有感,故写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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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9-03-10 星期一 12:06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132
清明话扫墓


清明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之一。

清明本来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节气”的时间是根据地球绕太阳的位置决定的,每绕15度便设置一个节气。因此,清明日在阳历是几乎固定的,即在4月5日前后(闰年略差一天)。

在中原地区,清明正是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的时侯,此时大地一片生气,生机盎然。把这样的自然条件与民间自古流传的踏青扫墓的习俗结合在一起,就不难理解何以人们选择在清明时扫墓了。地主贵人可以雇人管理墓园,平民百姓却不行,为了生活,他们终日里只能忙忙忙。难得冬去春来,农耕活动伊始,人们还有时间扶老携幼,踏着如茵的青青草坪,到先人墓地去清扫整修,并追思和缅怀故去的亲人。

《魏书》载:“任事之官,吉凶请假,定省扫拜,动辄历十旬。”(《高阳王传》)可见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清明扫墓已经蔚然成风。唐宋期间更盛。宋代孟元老撰的《东京梦华录》载:“凡新坟,皆用此日(清明节)拜扫。都人倾城出郊……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莫非金装绀幰,锦额珠帘……当街用纸衮迭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清明上坟墓祭拜俨然成了民俗。

古人到墓园里去做什么呢?孟子笔下的“齐人有一妻一妾”典故,那个齐人不是到富有人家的坟墓边去讨食物么?吃不饱还可到别家去讨。这说明早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有用食物祭拜祖先的习惯,视死如生,侍奉死者还如生前一样。

此外,从上面引述的《东京梦华录》的片段也看到,宋人已有用纸扎楼阁焚烧的习惯。较早的唐代白居易,也有诗歌说:“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寒食野望吟》)南宋高翥也写:“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清明》)不管是“纸钱飞”还是“纸灰飞作白蝴蝶”,都要叫我们感受到扫墓的那份凄凉伤感。冥纸成了不可或缺的一个物品。

可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大多数人已不相信逝者犹存的说法,清明祭祖的做法已慢慢消失。加上诸如土地资源和葬礼的变化,“坟墓”的概念也逐渐疏离,“清明回乡扫墓”恐怕要走入历史殿堂了。王安石清明不能回乡祭祖,“更倾寒食泪,欲涨冶城潮”(《壬辰寒食》),洪昇“七度逢寒食,何曾扫墓田”的心酸,以致“高堂添白发,朝夕泪如泉”(《寒食》)的感受,恐怕今人很难体会。

另一方面,在经济挂帅和消费断定价值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急剧转变。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对话”,竟然演变成了简单的物质交易关系,情感交流不复存在。竞相的焚烧纸扎时代产品,恐怕就是出于这样的心理。慎终追远的良好价值面对着挑战。

葛剑雄教授说:“不变的传统需要我们保护和传承,已经变化的环境需要我们适应和创新,变与不变并行不悖。”既要保存文化,又要传承我们民族的优良价值观;如何让清明扫墓的习俗延续,又如何让其价值保温,让它不与现代文明相悖,是我们迫切该反思和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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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6-04-10 星期二 11:18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133
知其不可为而为,对么?

《论语•宪问》记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大意是说:子路某次在石门夜宿。早上出城时,守城的人问他从哪里来,他据实回答。守门的人听说是孔子的学生,随口便说原来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的人。

从字面上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思是“明知行不通却还要去做”。这位守城门的人是谁?子路没有说明,《论语》也没有下文。朱熹推测“晨门:掌晨启门,盖贤人隐于抱关者也”,把他说成是隐士了。按照这样的思路,朱熹自然要再进一步说:“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故以是讥孔子。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

我觉得未必要把“晨门”提到那样的高度去。即使我们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守卫,也可以理解上面一段话的意思。守城之人对城内城外的人多有接触,他的评语可以视为是同时期、同地区(鲁国)的人的评语。他的话透露了孔子当时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赞赏,语气中尽是揶揄、嘲讽的味道,简直把孔子当傻瓜看待。其实,这很正常,因为历史上的伟人总是死后才留名的,生前未必为世人
所认同。万古留下的芬芳尤甚,圣愈圣、贤愈贤!

孔子的学生把这句话写入《论语》,当然不会是讽刺孔子。相反的,无论是孔子还是他的学生,都会认为这个尖酸刻薄的评论反而准确的概括了孔子的精神。审视孔子一生,他早年就“志于仁”、“志于道”、“志于学”,其后周游列国十多年,向诸侯宣说“仁政”治国,但始终不被采纳。反之,孔子曾经“斥乎齐”、“逐乎宋”、“困于陈蔡之间”,经历多么坎坷的遭遇,处境有多么狼狈。
虽然他曾经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过,终其一生他却没有因为道不行而归隐。孔子终身都在奋斗,老而弥坚;他始终秉持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坚信自己的理想的正确性而拼搏,愈挫愈奋,从不退缩。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并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什么精神。孔子留给我们的就是一生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所以,当有人评述他是“知其不可而为”的人,孔门子弟是不会因此而气馁,反而有找到知音的感觉。

今人也非常认同孔子的这种精神。所以,晨门揶揄的话语,现今成了一句表扬的话。

不过,叫我纳闷的是,今人在引用这句话时,常常写成“知其不可为而为”。我觉得多了一个“为”字,这句话的意思完全走样。

我搜索过电子材料,发现《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收录的古籍,都作“知其不可而为”,只有一两处写了“知其不可为而为”。其中,“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意思,和孔子的精神还真南辕北辙。

例如北宋张舜民说:“唯乐天则不然。知其不可为而一切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怀卷而同其尘,可谓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终其身而不辱。”(《史说》)元代吴师道说:“曾氏之论是书,曰君子之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为,然后以禁。”(《战国策校注序》)

看来,“知其不可而为”的傻劲是种高尚的精神,为人所钦仰;“知其不可为而为”则是一种傻气,不明事理而蛮干,并不为世人所认同。

后记:学人呼吁黄家定重出江湖,“知其不可为而为”,吾有感而作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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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三四
礼失求诸野

马来西亚华人在维护传统节日方面做得很好,例如农历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我们都还保持着“过节”的传统,这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

我在中国留学期间,发现大多数同学对传统节日都感到陌生,而官方对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也远比不上诸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等一些现代化的纪念节庆。这不禁让我想起孔老夫子的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

这句话译为大白话可以作:“礼制沦丧後,要求之于民间。”出处并非是与孔子有直接关系的古籍,而是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班固在讲述十家九流之后,概括九家思想都出于《六经》的支流,所以都可以辅佐明君治国。他说孔子尚且主张“礼失而求诸野”,更何况九家之学,犹胜于野。

相对于“野”的概念就是“朝”,所以可以把“野”说成是民间或中央地区以外的偏远地方。再三揣摩孔子的这句话,觉得很有道理。中央掌权者无法保留的东西,可以到民间去找。例如南宋初年的蔡绦,被流放到广西时,发现见于古籍记载而未见于朝廷的祭天神仪式,竟然在民间保存了下来。他说:“至汉魏而下,有国有家者,此礼寖日阙。独五岭以南,俚俗犹存也。……则传谓礼失求诸野,信然。”(《铁围山丛谈》)

不但是“礼”,其它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南宋周密著有《齐东野语》,书名取自《孟子》的“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本意是道听途说、荒诞不经的话语。然而这部书却可补《宋史》之不足,赵翼甚至称这部书“在宋人说部中最可观,洵能文之士也”(《陔馀丛考》)。官修史书不能准确反映历史真相,要民间的“野语”来补足。这不正说明在“礼失求诸野”的原则下,野史也有它的价值么?

文化的传承也是如此。不能靠官方来传承,甚至也不能靠主流国。

韩国在2005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申报将端午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说是敲醒了沉醉的中国当局。当时网络看到许多的中国人大骂韩国人不要脸,大呼打倒棒子!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韩国人的确很好的保存了端午习俗。我在联合国公布前的几个月,曾经和几位教授共车回南京,当时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问韩国教授:“你们国内还庆祝些什么传统节日?”韩国教授想了片刻说:“端午节!”中国教授惊讶问:“你们也庆祝端午节?端午节你们做些什么?”韩国教授毫不迟疑地说出完整的庆祝方式,包括吃粽子、划龙舟、拜祭等,叫我们甚感惊讶。

在情感上,我们是可以谅解中国人的反应。就像葛剑雄教授某次在“岭南讲坛”作报告时,提到“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贡献”,事后“竟然引起一片大哗,甚至有斥为‘卖国’、‘媚韩’者,网上讥刺谩骂更不一而足”。不过,葛教授的解释很棒,他说:“一种在中心区域早已消逝的文化现象,却能在边缘或闭塞地区长期存在,并且产生新的形式和内容。当这种文化成为当地的主流,得到普遍的认同后,当地人会倍加珍惜,并且不断创新,在某些方面甚至会超过母体文化。”这不正是“礼失而求诸野”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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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三五
凡事要叩其两端思考

《论语•子罕》记载孔子的一段话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理解这段话的难点有两个词——“空空”和“两端”。

先说“空空”。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从文字学的角度看,认为“空空”和“悾悾”通用,例如《大戴礼记》有朱彬的注释说:“《广雅》:‘悾悾,诚也。’空空如也,亦谓其求教之诚云尔。”另外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什么都没有”的意思。例如朱熹说这是“圣人之谦词”,与前面的“无知”相呼应,所以这句解释为:“我有知识么?没有啊!有人向我请教问题,我其实什么也不懂……”

这很有趣:主张第一个意思的,是从鄙夫的角度出发,认为他问得很诚恳;主张第二个观点的则是从孔子的角度出发,认为孔子很谦虚。谁对?不知道。

再看下一个词——“两端”。清代江声说:“端即耑,物初生之题也。物之锐者谓之耑,亦谓之末。叩其两端,揣其本而齐其末之说欤?”(《论语后录》)意思是说“两端”是“始末”的意思,也就是说孔子从头到尾解释个清楚。清代人的训诂是有根据的,例如汉代何晏的《集解》就引孔安国的解释说:“有鄙夫来问于我,其意空空然,我则发事之终始两端以语之,竭尽所知,不为有爱也。”因为对方诚恳询问,我虽不知,却也竭尽所知的告诉对方一个始末。这是“诲人不倦”的精神。

同是清代的焦循的看法却不同,他说:“此两端即《中庸》‘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之两端也。……盖凡事皆有两端……旌善也,行之则诈伪之风起,不行又无以使民知劝。……凡若是皆两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则为中。”(《论语补疏》)焦循的这番解释是大多数人持有的看法。也就是说“叩其两端”是行“中庸之道”的一个标准做法。要彻底明白一件事情的做法,就得认清这件事的两头极端,这样才能不偏不倚的行中庸之道。如果只看到一头极端,处事便难免偏激。

朱熹解释这句话为:“孔子谦言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四书集注》)虽然他也提到事物的两头极端如“终始、本末、上下、精粗”,但他的立场是把事物说透,而不是要说“行中道”。因为他在《文集》中说:“己虽无知,而于告人不敢不尽。大凡圣人气象,只是如此着实看,自然见得,无世俗许多玄妙虚浮之说也。扣两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诸公说尽之。若曰:‘只举两端教人,默识取中间底。’此又近世禅学之余,三代以前风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险薄浮诞意思也。”这是朱熹排斥佛教,存门户之见的说法。

今人理解上述一句话,就不必那么拘谨。我们大可解释为:“我是无所不知的吗?不是啊。有人虚心来请教我,我虽然不知,但是却可以协助他紧叩问题的两头极端来帮助他思考,解决问题。”

我感觉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缺少这种“往两头极端思考”的能力。例如前些时候我谈清明扫墓该保存焚烧冥纸的习俗,让“风吹旷野纸钱飞”,“纸灰飞作白蝴蝶”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有人因此担心破坏环境而拒绝焚烧冥纸,也有人因此说我支持大肆焚烧纸扎品,什么楼房、汽车、啤酒、护照、录像机、电脑、上网器材都照烧不误。这岂不是不能“叩其两端”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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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三六
过犹不及

我引夫子所说“叩其两端”来说明中庸之道,一些同道向我反映说不太好懂。我想到夫子另一句话——“过犹不及”,或许可以辅助说明中庸之道。

这句话出自《论语•先进》,话说有一回子贡问孔老夫子:“师(子张)和商(子夏),谁比较贤能?”夫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追问:“那么是说子张胜了些?”夫子回应说:“过犹不及。”

我不敢直译夫子的对白,因为保留原文,读者会有更好的理解。

为什么说子张“过”,而子夏“不及”?这里恐怕不能把它说实,免得理解错误。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清楚说明这点。他引述了《中庸》和《礼记》所载的相关事项,说明儒家经典不一定都要“合说”,免得自相矛盾。

例如根据《礼记》所载,子张和子夏某次除丧后去见孔子,子张哀痛已竭,弹琴成声,自辩说“不敢不及”;子夏则哀痛未忘,弹琴不成声,解释说这是“不敢过也”。这故事与《论语》所记载有相似之处,却又有明显的不同。相似的就是孔子所评述的“过”和“不及”,正好可以用这个实例来作具体说明;不同的则是“不及”的是子张,因为他除丧后就不再哀戚,而“过”的是子夏,因为他太过哀戚了。所以钱穆先生结语说:“读书贵能会通,然亦贵能分别言之。”

我们就按钱先生的“分别言之”来看待,不要在意到底是子张不及,还是子夏不及,也不管子贡想知道的到底是谁胜出。我们只在意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也就是“过”和“不及”都是相等的,都是不符合中庸之道的。

今天我们把“过犹不及”当成是个成语,意思是事情做得过分,就像做得不够一样,都是不好的。例如朱自清先生所说:“诵读似乎不难训练,读了白话文去背也并不难。只是一般老师学生用私塾念书的调子去读,或干脆不教学生读,以为不好读或不值读。前者歪曲了白话文,后者也歪曲了白话文,所谓过犹不及。要增进学生了解和写作白话文的能力,是得从正确的诵读教学下手。”(《诵读教学》)

朱自清先生的话,不只是适用在诵读教学,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会让思想走进极端,一旦听说某些方法好,或某些方法不好,我们就一股脑儿地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这不就是“过犹不及”的最佳写照么?

例如有人倡导“读经”,举出一些成功的实例,于是大众纷纷趋之若鹜,也来“读经”,仿佛只有“读经”才可挽救频临消失的中华传统文化一般。这是“太过”!又如有人倡导“爱的教育”,搬出许多成功例子,于是“爱的教育”便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口号,慢慢地竟然变成“不打不骂”的代号。打骂就是“不爱”?这显然是“不及”!

“太过”和“不及”就是走向两头的极端。能够“叩其两端”来思考,您就知道中庸之道在哪儿。去明白“读经”的实意,知道为什么要做,什么时候该做,怎样的情况下该做调整,明白这些,思想才不会掉入极端,才符合中庸之道。教育除却了爱,就等于零,然而,怎样才叫爱,如何爱,爱要有什么行动,明白这些才行动,爱的教育才不会走向极端,才符合中庸之道。

只懂“对”和“错”的人,体会不了中庸之道的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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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三七
踏入学术的门径

我在南京大学上的第一堂课,是与同门师兄弟一起见导师张宏生教授所聆听的入门指导。两个小时的会面,老师所谈触及面甚广,所言也甚详,这里不能一一详述,只挈提其中一项与读者们共享。

老师说:“你们要踏入学术的门槛,最好先踏踏实实了解古代有哪些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你们入门的书籍,要争取时间通读一遍。”

老师也说,这并不是他首创的学习方法,清人张之洞就是如此倡导。

原来张之洞有言:“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门在哪儿?他说:“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论读书宜有门径》)
老师的劝告不是泛泛而谈的,而是秉持师门的教训而说。老师的老师是程千帆先生。程千帆先生倡导治学要“用两条腿走路”。两条腿是指文献学和文艺学。
文献学是基础,是我们一定要先扎好的根基。没有文献作为基础,把话说得再漂亮,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又像沙滩造塔,一遇上外来冲击力,便要彻底瓦解崩溃。有文献作为基础,则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所言是有凭有据,是根据事实说话的。

要把握好文献,就得先学习目录学。清人王鸣盛也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因此程千帆先生的四部《校雠广义》成了我们入门之前的入门书籍。

程先生说:“目录书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所需要读的那些书,并知道在我们所需要读的那些书中,哪些是基本的,哪些应当先读,哪些可供参考。……即使同一书籍,可能有很多种版本,有的版本经过精心校勘,错误较少;有的版本未经校勘,错误百出。目录书也会为我们指出读哪些本子好,读哪些本子不好。”

可见目录之学是要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了。举例而言,如果我们要读《论语》,就先要确定所用的是最可靠的版本,然后再熟知有哪些注本、疏本要读,知道哪家的评论是在哪个立场作出的,哪些立场是对立的,对立的原因在哪里等等。否则我们就要自说大话,言而无据了。

这样的治学方法,之前我是没有听过的。当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还有很堂皇的理由——书本难找,即使知道该读什么书,也往往要因为找不到书而作罢。可是现今科技先进,大陆学界又有过人的眼光,举凡古籍,基本上都已经扫描为电子版,要查找已经不是太难的问题,我们断不可再以这为借口。因此,下工夫去读书,而且是读好书是治学迫切要做的工作。

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这句话该是我们的座右铭,该引以为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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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三八
是目次不是目录

我讲《太史公自序》时,着实表扬了司马迁在文章结束前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他的130篇文章的要旨。且举一个例子,司马迁文中写道:“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候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项羽没有建立王朝,没有正式登基称帝,可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却把项羽的传记编入为帝王列传的“本纪”之中,这是叫人感到奇怪的。这是司马迁独特的历史观,充分肯定项羽在推翻秦王朝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力作用。既然编入“本纪”,他就得说明,上面那段文字,前四句点明项羽起事的历史背景。“秦失其道”是主因,“豪杰并扰”是一个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项羽的叔父项梁也跟着起事,但不幸中道而殉,项羽接替了他的任务。后面四句则勾画出项羽领兵后的成败。“杀庆救赵”是关键,是项羽崭露头角的最重要一役。赵为秦所困,庆子冠军宋义受命救援,却又采取缓兵之策。项羽杀宋义夺兵权,采取“破釜沉舟”救援钜鹿,成功击溃秦军,从此成为破秦的主力军队,赢得天下诸候的拥护,所以司马迁说“诸候立之”。可惜项羽进入咸阳后,杀秦王子婴,而后又放逐楚怀王,丧失了天下人心,以致功亏一篑,最后失败。“杀婴背怀,天下非之”,道出了项羽失败的关键,点出问题的本质。

这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史记》130篇,司马迁都做到“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班固《汉书•艺文志》语)。这样的写法,类似我们今天论文的“提要”。但是,在古代这却叫“目录”。“目”指的是一书的篇名(书写在竹片上的叫“篇”或“册”,书写在帛上的称为“卷”)或群书的书名;“录”则是对一篇书或一部书的内容所作的提要(叙录)。两者合在一起,便叫着“目录”。

古书的目录,是在全书的后面的,像《太史公自序》就收录在《史记》的最后一篇。今天我们打开书本,就先看到“目录”,把书本收录的篇章题目按顺序排列,检索很方便。可是这不符合中文古籍的惯例。清代目录学家卢文弨便指出:“《史记》《汉书》书前之有目录,自有版本以来即有之,为便于检阅耳。然于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乃后人以其艰于寻求,而复为之条列以系于首。后人又误认书前之目录,即以为作者所自定,致有据之妄訾謷本书者。”(《钟山札记》)

卢文弨非常注重古书刊刻的方法,强调力求保留原貌,注重体例。同样是清人的朱一新也说:“不通其书之体例,不能读其书,此即大义之所存,昔人所谓义例也。”

我们今天编书、读书,或许不必那么拘泥于这个传统,但是对于“目录”却还是要辨析清楚的。毕竟“目录”不应该只是条列篇目,还应该给篇章作适当的提要,以让读者从中得知其旨意。至于置于书前的,只能称作“目次”,因为它并没有起到撮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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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三九
别错怪了秦始皇


我们今天读书读到厌烦时,总会自我调侃说:“只怪秦始皇当年烧书烧不完,害我们今天还要受罪。”

是的,秦始皇当年的确曾经下令“焚书”。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年),丞相李斯对秦始皇说:现今天下已定,百姓当专心工作,读书人则学习朝廷颁布的法令,以教化人民。如果读书人只懂议论,“道古以害今”,批评时政,则天下将会再动乱。于是便建议“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建议。于是从那时开始,民间只可以保存医学、占卜、农业的书籍,其它书籍都必须上缴朝廷,不可私下收藏传读。焚书是为了禁止民间发表个人见解,惑乱民心。换句话说就是严禁“私学”,要统制人们的思想,施行“愚民”政策,使人民都乖乖听话。

根据上文,“焚书令”是非常残酷的:两人聚首交谈《诗》《书》就要在市曹斩首;称引古书以非议时政便要全家杀头;知情不报的官吏与犯者同罪;法令颁布后超过三十天还留着书籍不烧的,要在脸上刺字去筑长城。
“焚书”造成的伤害是用行政手段粗暴地禁锢人民的思想。但是,如果因此把它夸大到是对古籍的一大浩劫,却是言过其实的。

首先,“焚书”并没有烧光所有的书。《史记》所载,所焚的不过是“诗、书、百家语”,后世考证则认为只焚《诗》、《书》,不包括百家语。即使是司马迁本人,在《六国年表第三》说:“秦既得意, 烧天下《诗》、《书》, 诸侯史记尤甚, 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 多藏人家, 而史记独藏周室, 以故灭。”

其二,李斯建议“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则表示官方是保存书籍的,“非博士官所职”就说明博士官是可藏书的。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持有此主张。

其三,《史记• 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萧何在仓促之间可以收到多少图书,实在难以说明。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刘邦进入秦宫廷时,里头藏书为数是不少的。

宫廷里的藏书不烧,书籍何来大浩劫?

《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清人刘大魁据此而著《焚书辨》,力证博士收掌之书未焚于秦始皇,而是项羽屠咸阳、烧宫室时才被烧毁。“火三月不灭”固然是夸张描绘阿房宫之大,但里头的书籍被火焚尽却是事实。

秦始皇好学,当皇帝后还委任博士在身边当顾问。项羽则不然,小时候“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叔父项梁对他很生气,他却毫不在乎地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这种轻蔑文字的态度,让他逮住机会破坏古籍,是比秦始皇更能狠下心肠的。

因此焚书的罪魁是项羽而不是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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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四〇
读书的乐趣

一位小学老师对我说:“我们现在教课文,只教生字新词,确保学生会写字造句,就很好了。课文那么多,怎么可能仔细教?何况为了应付考试,更无法精讲课文!坦白说,课文不重要的啦!”

我知道这是存心跟我抬杠的话语,所以不辩。

据说不教课文已经蔚然成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规矩”说来还真可怕,一旦成形,一般人都很难以豁免,只好随俗。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为什么中学生在会考中不报考华文?真的是功利心在作怪么?如果真有功利观点,中国今时今日的雄飞,不是叫拥有华文文凭的人更吃香么?没有把语文融进生命之中,不觉得语文是自己获取信息、寻求乐趣、找到理想的重要工具,学生如何喜爱语文?

如果学生自小学习语文,是把语文归回本位,不断加强听说读写的能力,还会考试不及格,感到语文无用之地么?若然,我们又何苦格式化地训练他们背书识字?

要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最直接的当然就是阅读。阅读美文。

美文不只是在文字上,还在意境上。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记苏舜钦夜读《汉书•张良传》的投入情景,一有会意,则抚掌大呼,举杯畅饮。这种全情投入、豪放率兴的阅读,多叫人称羡!

美文降格为学习生字新词的工具,岂不煞风景?宋人郑樵说: “秦人焚书而书存, 诸儒穷经而经亡。”(《通志•秦不绝儒学论》)这是说秦始皇“焚书”却无法烧尽天下书,反而是汉代儒家搞章句之学, 把经典糟蹋了。这句话极值得再三品味。

教学存有功利,就急于求速成,这也是“规矩”。规矩说了,还要搬古人来压阵,说古人不是说“学而优则仕”,学习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
其实这是诬蔑古人的说法。

看看一些实例:宋人陆九韶在《居家正本制用篇》说:“世之教子者,惟教之以科举之业,志在于荐举登科。难莫难于此者。试观一乡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希罕。盖是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谓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于止欲通经知古今,修身为孝弟忠信之人,此孟子所谓求则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难,而人不为邪?”尖端的总是少部分,为什么苦苦竞逐?不退而求读书的乐趣?

清人朱伯庐在《劝言》中也说:“先人谓今人不曾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教人读书知义理之道也。要知圣贤之书,不为后世中举人进士而设,是教千万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贤。所以读一句书,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否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书,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读书。若只是浮浮泛泛,胸中记得几句古书,出口说得几句雅话,未足为佳也。”读书和做人是一体的。

陆陇在《示子弟帖》中说得更彻底:“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亦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体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曾读书的人。”读书就是为了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上面引录的警句都是出自家训,是名家教孩子的话。

教孩子不会虚伪吧?别把求学和名利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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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四一
读书乐


读书有什么乐趣?这恐怕是不胜枚举的。

我们且看看古人如何享受读书的乐趣。

孔子曾经自述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能令孔老夫子如此废寝忘食的,当然不是玩电脑游戏,而是读书。

孟子的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竟然成了一些不爱读书的人的依据。其实孟夫子的意思是大家要思辨,要取舍,要善读书以养浩然之气。

陶渊明曾说:“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泛览”和“流观”是随性任意的阅读,这是陶渊明“不求甚解”的阅读方法;即便如此,也叫他乐不可支了。我敢说,陶渊明的“俯仰终宇宙”肯定是夸张的,那时有多少书可读?今天果真好好读书,那种抬头低头之间就遍观宇宙的乐趣绝非古人可比。

宋代司马光一生好读书,《三朝名臣言行录》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也许其后司马光的读书生涯有点功利的味道,但是老年时他说:“老去春无味,年年觉病添。酒因脾积断,灯为目疴嫌。势位非其好,纷华久已厌。唯馀读书乐,暖日坐前檐。”(《上元书怀》)虽则无奈,却点出阅读的乐趣是终生伴随,而且是和我们不离不弃的忠实伴侣。

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是我们今日常说的“三日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来源。

明人徐勃在《笔精•读书乐》中说:“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门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可见读书到了胜境,绝非一般庸俗的娱乐可媲美。
清代袁枚《寒夜》一诗中写到:“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这虽然有点过火,恐怕要逼女人学嬴政项羽,焚书为快,但却也侧写出读书可让人抛开一切的特质。

同是清人的张潮在《幽梦影卷上》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这是说明读书的不同境界。姑不提年龄,各人看书也会有不同领会,就让书本给各别的人不同的情趣,让读者各取所好就是。阅读的乐趣不必那么拘泥。

我个人特别喜欢宋末的翁森所写的《四时读书乐》:“(春)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夏)新竹压檐桑四围,小斋幽敞明朱曦。昼长吟罢蝉鸣树,夜深烬落萤入帏。北窗高卧羲皇侣,只因素稔读书趣。读书之乐乐无穷,瑤琴一曲來熏风。(秋)昨夜庭前叶有声,篱豆花开蟋蟀鸣。不觉商意满林薄,萧然万籁涵虚清。近床赖有短檠在,对此读书功更倍。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冬)木落水尽千崖枯,迥然吾亦见真吾。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什么乐趣?只可意会,恕不作狗尾续貂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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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一四二
司马迁对孟尝君的评价


我把我的“走近古人”系列文章都贴上新浪博客,希望藉此与中国学界朋友交流。

其中第54篇《古人如何评价孟尝君》引来回响,一位网友说:“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这句话是褒义吗?希望楼主查好再引,并且,太史公自始至终,都对田文极其反感,从《孟尝君列传》就能看出。”

  另外还有网友通过信箱讨论:“奸人大量的涌入导致薛地民风暴烈,这可不是表扬啊。再看司马迁的评论——‘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好客自喜’也不是褒义呀!这里的喜是‘沾沾自喜’,有自我吹嘘的意思。”

感谢科技的发达,使我们治学有更多机会与他人作交流。只有逆向的思维,才会促使我们对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听了两位网友的说法,我还真有点慌了,以为我犯了那么粗疏的错误。这种硬伤也犯上的话,可是反映对学术的态度不够严谨,是得要闭门思过的。因此,我得重新看过资料。

司马迁写《孟尝君列传》的目的是什么?韩兆琦教授说:“这篇作品思想意义的首要一点就是写孟尝君的‘好客喜士’。孟尝君的‘好客喜士’首先表现在接纳客人的‘无抉择’,即不论贵贱贤不肖,‘皆善遇之’。其次是他待客的一视同仁……。”(《史记通论》)对照《史记》原文:“孟尝君在薛, 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 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我赞同韩先生的说法。

再者,孟尝君凭“鸡鸣狗盗”之助从秦脱难回来后,司马迁说:“自此以后,客皆服。”这也是肯定之词。

按此思路,说司马迁在结尾的“太史公曰”所说的“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是贬义,我想这还有待斟酌的。

当然,就如韩先生所言,孟尝君养士“完全是为了私人利益”,“乃是一种豢养与被豢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一切都是效忠于他个人”的自私做法。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文中提到的是司马迁认同孟尝君纳客的胸怀。

再说,宋代王安石的名篇《读孟尝君传》,开头就说:“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这岂不是“翻案文章”?既然是翻案,则表示前人普遍认同孟尝君“好客喜士”是正面的。

其实,较早的司马光也有异见,他针对“孟尝君之名重天下”一事评论说:“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资治通鉴》卷二)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重笔评述了孟尝君,一称之为“奸人之雄”,一称之为“鸡鸣狗盗之雄”,该是一家之言吧?如果司马迁早已经如此看待,他们还需那么郑重其事的反驳么?。

至于说司马迁“对田文极其反感”则言重了。司马迁著史为人们称颂的,恐怕不是爱憎分明,而是可以客观看待历史人物的得失,褒贬分明,就事论事。孟尝君在开发薛地方面,是有其过人之处,这是司马迁赞赏的;但他一生只为“谋私”,以致走向背叛和分裂齐国的道路,却是不值得赞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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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太平 --〉关丹

帖子发表于: 27-06-10 星期日 9:43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一四三
读书人会藏书


明代陈徵君是闽中十子之一。他有一首七言古诗写到:“琴堂讼简公事稀,相忆从前读书乐。我家亦有万卷储,穷年何曾剔蠹鱼?山林钟鼎俱失意,旁人却笑空藏书。昔时图史同欢赏,今日相思独西望。”

里头提到的蠹鱼是书虫,不是鱼类。读书人家有万卷书是不出奇的,怕就只怕没有闲情去阅读,以致蠹鱼滋生,要叫人笑话是空藏书了。不过,那毕竟是局外人的看法,对于读书人来说,即使没有时间读书,还是要珍藏书本的。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指的虽然是“知识到运用的时候,才觉得平时积累不够;事情到亲自去做的时候,才知道其中的艰辛”,但对我们这些读书人来说,如果要查找一些古人的句子而找不到书籍,那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却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因此,我绝对相信读书人一定都爱收藏书本的。

对读书人来说,书本除了可以查阅资料外,闲时有空翻翻,遨游在书海之中,那才是人生一大乐事!

古人也爱藏书,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阐述了藏书的历史渊源,读者有兴趣不妨找来一读。

古代藏书有官藏、私藏两种。官藏的当然是国家藏书,包括衍生开去的书院、寺院的藏书,历朝历代还有专门官员负责;私藏的则是个人典藏的书籍。成语“学富五车”源于《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佐证早期就有私家藏书。

私人藏书是随着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出现而兴盛的。这以后,私人藏书的数量剧增,甚至超越官藏的书籍。专门的藏书楼也不断涌现,并且大多还有专名。例如司马光的读书堂、欧阳修的六一堂、刘式的墨庄、田伟的博古堂等。

明清更是私人藏书风气鼎盛的时期。许多校勘精审的善本,都属于私藏。像常熟的绛云楼、汲古阁、铁琴铜剑楼,宁波的天一阁,杭州的八千卷楼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藏书楼。研究中国藏书史,就不能绕开这些藏书楼,因为他们不仅保存了古籍,还可让我们研究古人如何在防火、防潮、防虫、防盗等下工夫。

藏书家也不一定是读书人,商人的介入是个有趣的现象。商人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有些出于天性喜好,有些则是附庸风雅,但目的都一样,就是网络天下珍本。在商人团体中,徽商的表现尤为突出;就个人而言,耿文光则是其中的典型。

中国古代的十余万典籍能够流传至今,私家藏书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爱书人的借阅、传抄、刻书的活动,使许多珍本秘籍保存下来。这种风气,我们当然希望它持续下去,代代相传。

读书人藏书和好饮者收茶叶的兴致是一样的。书本收了可以细细品读,茶叶保存得好也可以慢慢品味;不同的是,茶叶留给后代,还是珍品,书本对于不肖子孙,却可能只当旧报纸一样贱卖。所以,也是好书的友人说:“我们去世时,最好备两个棺木,一个装身体,一个装书本,带下去再读,免得落得变旧书报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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