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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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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2-09-12 星期日 8:51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二五一
祭神所为何事?


孔子对“季氏祭拜泰山”的举动提出批评,是要讥讽季氏僭礼的行为。不过,也有古人注释不同此说的。例如程树德《论语集释》便引物茂卿的《论语征》说:“古注以为讥僭,然观其引林放,则孔子之讥在奢而不在僭,必季氏为鲁侯旅,而其礼徒务美观故尔。后儒每言及季氏,辄谓僭也,岂不泥乎?”并且按曰:“此论读书得间,发前人未发,可备一说。”

程树德的“读书得间”当是读清代俞樾的《春在堂随笔》得来的,并不是引物茂卿原著。查物茂卿《论语征》原文,行文略异。

物茂卿,又称荻生徂徕(1666-1728),是日本德川中期的哲学家,五岁便学汉文,后来研究儒学。初时信奉朱子学,五十岁后思想发生变化,开始批判宋学。他的学说曾经风靡日本,对日本的国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为何物茂卿说“孔子之讥在奢而不在僭”呢?因为他认为文中提到了林放,而林放曾经向孔子问礼,孔子回答“礼,与其奢也,宁俭”。不过,单凭这句话就断定孔子说季氏祭泰山是奢侈的行为而不是僭越,则太过武断没有根据了。全文本来说“季氏旅於泰山”,没有提到祭泰山的祭物,哪来“奢”?孔子虽说礼宁俭,但也曾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足见孔子重视“礼”的规范。再说孔子对冉有说“女弗能救与”也是针对“旅”而非“奢”,所以孔子这段批评该解读为针对祭拜泰山的举动,而不是祭礼太过奢侈。物茂卿《论语征》原文说:“此章古注以为讥僭,朱子因之……”,可见他批评“后儒每言及季氏,辄谓僭也,岂不泥乎”,是冲着朱熹而来。
由是之故,程树德赞他“发前人未发”也太过了。

物茂卿活跃的时代,是中国的明朝。明朝之前有没有说过礼不该奢?

我想到唐代的韩愈。公元819年,唐宪宗劳师动众迎接三十年一开的凤翔法门寺的一节佛骨,韩愈上书劝谏。可惜,韩愈反对的原因不在“劳师动众”,也不在“奢侈”,而是在“佛不灵”,在“佛儒之争”,门派之见太强。

程树德引清代黄式三的《论语后案》说:“季氏之旅,冉有不能救者,禳祸祈福侥幸之心胜,非口舌所能争也。”这是批判为了禳祸祈福而心存侥幸,假借祭祀之名而图谋己利。黄氏又引元代赵天麟的话说:“昔季氏,鲁国之上卿,旅於泰山,孔子犹欲其宰救之,况小民之贱乎。……况淫祀者,事神之诚极寡,希福之贪甚多。且父慈子孝,何用焚香?上安下顺,何须楮币?不然,则虽竭天下之香继炉而焚之,罄天下之楮为币而爇之,臣知其断无益矣。何以言之?神者,明也,岂从侥幸之诉,岂受枉滥之赂邪?君子之人守其恒心,未尝妄祀祷福,而福自随之;愚惑之人居於下流,每欲妄祀禳灾,而灾弗离之。故知祸福皆人所召,非神之所能加损也。然而圣人立祀礼者,报其当然之本,行吾当然之义也。”赵天麟这番话比起韩愈谏迎佛骨来得铿锵有力,也比物茂卿的言论具说服力。

心存侥幸而求神,这不是君子所为。君子祭神,必起于对神的敬重,为尊重正义而祭之!假借祭神之名而图谋个人利益,不管是孔子话下的季氏,韩愈劝谏的唐宪宗,赵天麟上书嘲讽的民俗,都是该批判的!神当有其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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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2-09-12 星期日 9:05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如果您有兴趣看17世纪日本人如何点评《论语》,请下载以下pdf文件:

http://www.mediafire.com/?hq9t82op4f2p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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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09-09-12 星期日 11:07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二五二
“不争”是君子?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3.07)

孔子的这段话是要说明君子不会彼此斗争;若有斗争,也必然是射艺的竞技,是君子之争。李零对这句话的断句做得好,他说:“‘揖让而升下而饮’应作一句读。‘揖让’,是打躬作揖,互相谦让;‘升’是登堂,‘下’是下堂,‘饮’是饮酒,这是射礼的三道程序,彼此是并列关系。原文是连读,等于说‘揖让而升,揖让而下,揖让而饮’,每一步都揖让,不可断为‘揖让而升,下而饮’。那样,就变成登堂揖让,下堂饮酒了。”

栾肇引礼记的《射仪》说:“失诸正鹄,还求诸身”,这是说如果在比赛时射不中目标,应该检讨自己的技术,而不是“争胜以耻人”,也“不怨胜己者”。看来这还真符合奥林匹克竞技精神。

可是,只和自己比,又怎么能算“争”呢?郑玄引《射仪》说“胜者袒,决遂,执张弓。不胜者袭,说决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饮”,原来比赛后的胜负双方有不同待遇,负了就不体面,所以“君子耻之,是以射则争中”。

朱熹的解释有不同,他说射艺竞技时是“揖让而升者,大射之礼,耦进三揖而后升堂也。下而饮,谓射毕揖降,以俟众耦皆降,胜者乃揖不胜者升,取觯立饮也。”仪式与古人所说不同,南宋人诠释古礼的具体操作,可信度不若较早的典籍。

钱穆引用朱熹的说法诠释,结论则说:“射必争胜,然于射之前后,揖让升下,又相与对饮,以礼化争,故其争亦不失为君子之争。”

比较不同的一种说法是清代陆陇其的《松阳讲义》。不过,他是借题发挥,阐述“不争”的不正确。他说:“世间有一等人,惟知隐默自守,不与人争,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论。此朱子所谓谨厚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阉然媚世,将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谓无争。此夫子所谓乡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为高论,托于万物一体,谓在己在人,初无有异,无所容争。此是老庄之论,亦非君子也。是皆不可不辨。”

按陆陇其的说法,有三种“不争”是该受到谴责的。第一种是朱熹所谓的“谨厚之士”,他们只知顾好自己,不辨外界的是非;第二种是孔子所谓的“乡愿”,也就是说他们只会奉迎讨好别人,故意含糊了是非;第三种是道家的论调,故作高深,把自己和万物合一,不辨是非,无所争执。陆陇其说这些都不是“君子”。

李泽厚很喜欢陆陇其的诠释,并将三种非君子的“不争”解释为“貌似公允、圆熟和高远”的行为,实则不是。又说:“可见,虽然孔子讲无争,后世儒者仍可以有不同意见,这些是儒学内部宽容性:并非孔子讲的句句都是真理,孔子本人也允许学生与他讨论或争论。”

我同意李泽厚的说法,儒家典籍如《论语》者,的确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是因为它本身蕴涵的内容颇具张力之故,其他典籍未必含有这样的条件。宋明儒者把《论语》宗教化,动不动就要被指亵渎圣典,反而破坏了《论语》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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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4-09-12 星期五 9:36 p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感谢何振森居士送一幅字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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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6-09-12 星期日 8:26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二五三
学生也可以启发老师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後素。”曰:“礼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3.08)

《论语》这段记载可以分三段来理解。第一段是子夏问孔子的问题。子夏读古诗,遇上问题,故请教孔子。子夏的问题在今天流传的《诗经》中可以看到前二句,汉代马融注释时便说:“上二句在《卫风•硕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后人多认同“素以为绚兮”是后来抄漏了,以致失传。朱熹认为“《硕人》四章,章皆七句”,因此说这一章本来该有“素”这句是不合乎结构的,因此主张子夏问的整句来自另外一首失传的诗,即“此逸诗也”。

子夏问什么?马融说:“倩,笑貌。盼,动目貌。绚,文貌。”可见前二句本来就是说美人的笑容很好看,眼珠滚动时也很美,这不难理解,关键之句还是那句“逸诗”——素以为绚兮。素,白色,白色又如何使之绚丽有光彩?人既有倩盼的美质,又怎么需要再用“素”来修饰?

第二段是孔子的回答。孔子说:“绘事後素。”这句话钱穆解释为:“古人绘画,先布五采,再以粉白线条加以钩勒。或说:绘事以粉素为先,后施五采,今不从。”钱穆的解说不是信口而言,是有根据的。前一段来自古注,汉代郑玄便说:“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其后的注释都采用这种说法,一直到朱熹又另辟蹊径。朱熹说:“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钱穆解《论语》多采纳朱熹的见解,这里却不,他的“或说”指的正是朱熹的说法,他不同意朱熹之说。

朱熹的误解,程树德辨之甚详。程树德引清人全祖望的说法解释。全祖望《经史问答》明确指出朱熹引用《考工记》的说法而不用《礼器》的说法是错误的。朱熹注解也引用了杨龟山的说法,杨龟山以《礼器》的“甘受和,白受采”来诠释《论语》,朱熹引用了之后,却又说《考工记》说:“绘画之事后素功。”这两种说法是有别的。全祖望说前者是“素地”,后者是“素功”,也就是说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再饰以素粉,使人更加靓丽。这是孔子的回答——绘事後素。

第三段则是子夏明白之后,补充说明“礼後乎”。汉代孔安国说:“孔子言绘事後素,子夏闻而解,知以素喻礼,故曰礼後乎。”意思是子夏不但明白孔子的说法,而且还联想到人有了“质”之后,还要饰之以“礼”,这样才会完美。礼的作用,《荀子》有段话很有意思,“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礼饰敬也,师礼饰威也。”同样的道理,人有“礼”,自可在原有的美态上加分。孔子听了子夏的话,大为赞赏,表扬他“起予者商也”,并说“始可与言《诗》已矣”。

大凡老师都应知道教学相长之理。好的学生领悟力强,举一而反三,不但领会教师所言,还会启迪教师深一层思考。就像《韩诗外传》所言:“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尽师而熟。由此观之,则教学相长也。子夏问《诗》,学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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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24-09-12 星期一 1:31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二五四
历史还待文献来说明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3.09)

要了解孔子这句话,几个关键词语得先参透。

先秦有三代:夏、商、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周代,前有夏和商,商又叫殷,孔子向来强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常引述前代的学术来说明问题。

汉代的注释就有“杞、宋,二国名,夏、殷之後”的说法,也就是说杞和宋都是孔子所处的时代存在的“国”名。所谓“国”当然是周朝分配的诸侯的封地。周灭商之后,采用怀柔政策,封“夏”之后代在杞,商之后代在宋。孔子要了解夏和商的礼乐制度,便到杞和宋去。

“征”,原文作“徵”,汉代包咸说是“成”的意思。所以他把孔子这句话解释为“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这明显有贬义,孔子是在骂夏、商的后代不肖,无法保存祖先的礼制。郑玄的注释说得更彻底,他说:“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所以,梁代皇侃直接点明这一章是说明夏殷的后代丢失了先人的“礼”。

这里还须注意郑玄说的“献,犹贤也”,可见这是通假字,两字通用。即使到今天,李零教授也接受此说,“‘文献’,与今人理解的‘文献’不同,不光指档案,还包括遗老遗少。”所以,“文献”不单指文字材料,还包括“贤人”。

皇侃接受汉人的解释而说:“夏礼谓禹时礼也,即孔子往杞,所得《夏时》之书也。杞,夏之后所封之国也。徴,成也。夏桀失国,周封其後东娄公於杞,当于周末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礼吾能言之,但杞君昏闇不足,与共成其先代之礼,故云杞不足徴也。殷礼,殷汤之礼,即孔子往宋所得《坤乾》之书也。宋,殷之後所封之国也。纣失国,周封微子於宋也。孔子曰殷汤之礼吾亦能言,但于时宋君昏乱不足以与共成之也。”皇侃所谓的《夏时》《坤乾》之说,是根据《礼记•礼运篇》的说法。

北宋邢昺也接受这种说法,并说:“孔子言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可见到了北宋,人们理解孔子说句话还是一致的:杞、宋之君没有文章、贤才,所以不能展示先人的礼制。

南宋朱熹的说法有了不同,他说:“征,证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把“征”解释为“证”,后人多有采纳。例如清代刘宝楠就说:“夫子学二代礼乐,欲斟酌损益,以为世制,而文献不足,虽能言之,究无征验。”近代钱穆也说:“此章孔子自言学夏、殷二代之礼,能心知其意,言其所以然,惜乎杞、宋两国之典籍贤人皆嫌不足,无以证成我说。” 钱穆还把这句话当成是孔子的历史哲学,他说:“然虽心知其意,而欲语之人人,使皆能明其意,信其说,则不能不有憾于文献之不足。”虽然知道,却无法证明,的确是历史的一大缺憾。

李零、李泽厚都是从史料角度看待孔子这句话。这该是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收录这段话,编排在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中,也就是孔子在整理古籍,写序文时而作的慨叹。我支持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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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30-09-12 星期日 8:07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走近古人之二五五
别再当孔乙己了

“孔乙己是个诚恳老实的人,他在咸亨酒店里,品行比别人都好,从不拖欠酒钱。虽然有时候因没有现钱而记账,但不出一个月定然还清。”

“孔乙己是个善良、充满爱心的人,尤其是对小朋友,他会分茴香豆给他们吃,一人一颗。小孩子把豆吃完,仍然不舍离去,眼睛还望着碟子。孔乙己没有赶他们,弯下腰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说了一些逗趣的话,让一群小朋友在笑声里散开去。”

以上是我的学生在分析鲁迅名著《孔乙己》时,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我听着,也在等着最后的概括。可是却没了下文。

我的思绪突然回到20年前:那时候,我的学生读文学作品,在分析写作手法时,最喜欢找作品里的修辞格,然后煞有其事的举例印证,说明作品用了哪些修辞手法,比如夸张、比喻、婉转……。

惭愧地说,我当年纠正不力。所以他们到学校执教后,教阅读时也来个“同学们,我们先来理解生字新词,首先……再来……第三个……”

有了前车之鉴,我告诉学生作品如果这样分析,是搔不到痒处的。把语文当“工具”看待,就会偏重语文知识教学,以增加学生的语文知识为主要任务;把文学当语文材料看待,就只会在细节上下功夫,只分析了作品的零件,忘了整体。当今语文教学强调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整合,语文教学不应只满足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也不该局限于培养学生的语文技能,而是要更上一层楼,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要做到这点,我们就得提高自身的人文关怀。在看作品时,真正从人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关心我们的生活。具体而言,我们要尝试去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了解他们是基于什么原因这么写,其效果如何,还要评析作者这么写的准确性。

好不容易摆正了学生分析作品只谈修辞的毛病。可是从小处着手的习惯还是存在,往往见树而不见林。像上面那样分析孔乙己,岂不是在说鲁迅是在表扬孔乙己了?

鲁迅的批判意识很强。他的小说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来揭穿病态的社会,反映出一个特定时代的矛盾。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同理心去看待鲁迅的人文关怀,去感受他当时候的感受,反思他对病态社会的嘲讽与批判?

典型人物要通过典型的事件来凸显。说孔乙己善良、热心、诚恳、守信用,都对,这的确是典型的事件衬托出来的人物形象。但是那还不完整。小说作者要批判的是科举被废除后,一个读书人的没落。盛行科举时,读书人往往全身心投入在读书考试之中,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现在科举废除了,读书人失去了被举荐当官的机会,读书的出路呢?前途呢?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奋斗目标,人生剩下的是什么?“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窘境愈发突显。

孔乙己的时代过去了,孔乙己也不复在。我们还读鲁迅,是要体会他的人文关怀。

难道您没发现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孔乙己么?他们都很善良、很热心、很诚恳。可是他们却没有奋斗的目标和理想。

有人在网上打趣说教师大多是教奴,因为他们“完全忠实于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而无怨无悔地推行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他们任劳任怨,勤恳工作,他们工作的所有目的和意义,就是让学生们考高分,得到领导的肯定。他们没有想过我们的教育是否有问题,我们的孩子是否越来越病态,他们全部的热情来自于一个月的工资和领导给予的精神奖励,他们忠实于教育法规教育制度,他们从不怀疑。”

孔乙己不也正是教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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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五六
成功还得靠群众

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写了一篇小说——《药》。

这篇小说有两条线:明线是写一个姓华的家庭因无知迷信而造成悲剧,暗线则是写一个姓夏的青年因坚持革命而牺牲。一个姓华,一个姓夏,留给读者无限想象的空间。

姓华的故事是这样的:华小栓得了肺痨,咳嗽不停。可是华老栓和太太却不是寻求正常的医学途径给孩子治病,而是筹了一笔钱“忍痛”去买一个新鲜的蘸了血的馒头给孩子趁热吃。这个血馒头要蘸的血还不是一般的血,它必须来自刑场,是“犯人”的头被砍下后溅出来的血。据说,这个方法可以治病。结果当然是无效,小栓在父母的无知和迷信下病死了。

鲁迅是名家,小说写得很好,构思巧妙,布局严谨,材料选择得当。他在小说中先写华老栓如何紧张兮兮地掏出那笔钱,然后走到街头刑场去。那时候天还没有亮,但是走在黑暗中的华老栓却感觉好像看到光明似地往前走。读者都知道是黯然无光,主人公却仿佛抓到了希望。过后,刽子手出场了,他再三担保吃了血馒头后“包好”,更让读者为当时社会的无知扼腕。

有些人评论这篇小说,就只讲到这里。于是,小说主题便成了“批判当时社会的无知与迷信,讳疾而忌医,临危却胡乱投医,结果白白牺牲了生命”。这是不全面的。

小说还有姓夏的故事:夏瑜参与革命,被捕入狱,最后被送上刑场。鲁迅借用华老栓茶馆里的茶客的谈话,带出了夏瑜临刑前夕的事件。原来这个青年“执迷不悟”,临刑前还要劝说守牢房的红眼阿义,告诉他“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要他也醒觉。但是红眼阿义想到的只是要从他身上“榨取油水”,趁机得益,对夏瑜的劝告不但充耳不闻,还要说他发疯了,讲出这些大逆不道的话。更叫人惊叹的是:茶馆里的茶客纷纷附和这种说法。

小说的结尾尤其巧妙。两个老妇人到儿子墓前扫墓,一个是华小栓的妈妈,一个是夏瑜的妈妈。华妈妈是大大方方祭拜儿子,夏妈妈却是闪闪缩缩,仿佛是在做见不得光的事。事实上,夏妈妈也是这样想,所以她“现出些羞愧的颜色”。她是因儿子以革命罪名被杀而羞愧,但她却不认为儿子是革命,而是遭到人们的诬赖而牺牲。当她发现墓前有个花圈,便联想到那是儿子显灵申冤。

这个结尾深化了主题。华小栓是被社会的无知害死的,但死得毫无价值,因为人们并不因此觉醒,还是会有人买蘸血馒头治病。夏瑜却是死得冤枉的,他的坚持,他的清醒,却始终不被谅解和同情,不但要被当疯子,而且被杀时溅出的血还要被人吞食。可怜的是连他至亲的妈妈也不明白儿子一生的奋斗到底是为了什么。鲁迅要带出的信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有人把夏瑜和革命家秋瑾画上等号,并寻找种种证据来说明鲁迅要写的就是秋瑾。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因为鲁迅毕竟是在写小说。小说的人物形象是艺术形象,不是写实。小说写的是悲剧,通过两个小悲剧带出更严肃的大悲剧:革命只会牺牲更多的社会精英!

鲁迅塑造那么多的“无知”形象,是要唤起大家的关注:革命真要成功,还得从群众的醒觉做起;人民不醒觉,再强的革命者还是要白白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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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五七
最珍贵是不放弃理想

鲁迅从呐喊到彷徨,并非迷失和放弃,而是思考深度的升华。

对社会现象稍微觉醒的人,都会发出呐喊。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出奇。但是呐喊过后,还不断反思检讨,继续探索道路,引领群众的人却不多。能坚持下去的人,偶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是正常的。静下来时,生起彷徨,这是怀疑、也是无奈,却不能说成是退缩。《在酒楼上》正是最好的写照。

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迎来了赛先生和德先生,普及了民主和科学思想,动摇了传统,使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激情过后,进入冷静期时,头脑清醒的人自会反思所作所为,检讨效果是否理想。鲁迅是当中较清醒的一个,他意识到这种改变依然未能扭转中国固有的腐朽与落后,“路”依然渺茫,所以会起彷徨。他借用《在酒楼上》来反思“新青年”在高潮退去后的境遇。

小说以第一人称作为叙事视角。“我”是一个归乡游子,在阔别多年的故乡偶遇青年时的好友吕纬甫。两人坐在一起喝酒聊天,追忆往事,讲述近况,却不敢展望未来。通过吕纬甫讲述的几桩事件,叫“我”陷入更大的彷徨之中。

小说写故乡的人做事都很慵懒,没有了激情——“堂倌懒懒的说着,放下杯,筷,酒壶和碗碟,酒到了。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似乎一切都在惯性之中操作。“我”也显得百无聊赖,“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没有归属感,只有孤独。

再看主角吕纬甫:从前的吕纬甫是为了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热血青年,现在的他却“行动变得格外迂缓”,失去了活力;青年吕纬甫当教员时,教的是“ABCD”,中年的吕纬甫,却重作冯妇教“子曰诗云”;过去的吕纬甫,是个敢“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无神论者,而今的他却为人收尸转葬,并将人的死归咎于“没有这一份好福气”。

姑不论“我”是否还满腔热情,吕纬甫却着实判若两人。显然,吕纬甫是放弃了当年的理想,而且是自觉地放弃了当年的理想。他说“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说明他虽然向现实妥协,内心却隐藏着自己当年信奉的理想和价值标准,所以才会自责。他又说:“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可见种种社会现实让他感到无奈,无力感让他不再求变,最后只好把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日常琐事里。

“我”略微不同的是,还会看到外面的景色是:“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这表示“我”的执着来得更深,虽然彷徨,却还是保留一份不灭的独立与高傲。

遥想当年有个热血青年对我诉说这个故事,热情洋溢,满怀希望,感染了我。在他眼中,我们看到了希望。多年过去,他终于有了小“成就”,一跃龙门。我不知道他会否像吕纬甫般自嘲,抑或像阿Q一样自爽。

说实在,鲁迅的这部小说,故事虽简单,但是里头的人物形象却一直像冤魂般萦绕在我脑际。我怕自己变成吕纬甫,更怕自己会在酒楼上遇上吕纬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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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五八
鲁迅的离婚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一般认为它比《风波》更为深刻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现实,表明农村妇女的命运并没有改变。

小说写农村妇女爱姑因丈夫另结新欢要逼她“离婚”,而坚决反抗。初时爱姑得到家人的支持,不断与夫家周旋,“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甚至还让父亲带着六个兄弟去拆了夫家的灶,羞辱了他们。虽然告上地方官慰老爷处,但是官家难审家庭事,事情拖拉了三年,却始终还是没有一个了解。最后,在慰老爷的安排下,城里的七大人出面斡旋,一句“来兮”,一声“哈秋”,竟然把一向泼辣大胆的爱姑给震慑住了,领了一个九十元当分手费,“和平”解散。

对于这篇小说,论者大多是站在批判传统文化的立场讨论爱姑的反抗精神,以及辨识这一反抗的真伪。有者肯定爱姑的反抗精神, 强调封建势力的强大导致反抗的失败,给予爱姑同情;有者认为爱姑是伪反抗, 其实质仍然是对封建文化传统的认同与附和, 是封建权力话语系统的归顺奴隶。
最有趣的是罗华的《伦理困境与欲望叙事》一文,竟然把鲁迅创作此文的动机和他的私生活扯在一起,认为“这篇叙事作品是以公共性的文字表述了最为属己的私人性欲望”。这是因为鲁迅早年接受母亲安排与朱安结了婚,后来又和许广平相爱,陷入要不要离婚的矛盾之中。罗文说:“‘离婚’是(鲁迅)长达二十多年无法消除又无法满足的欲望,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叙事作品表述了鲁迅‘私人的痛苦’, 并成为获得想象性快感的来源。”

我不知道这样的分析是不是像钱理群先生所说那样——是一种“污蔑”,我只是主张艺术创作可以从人的生活经验脱离开来看待,不必强拉在一起谈。如果强说作品写出来是作者的一种“潜意识形态”,这要叫作者百口莫辩,仿如哑子吃黄连。

如果说小说的主题是要为被欺压的女性打抱不平,写出她们的困境,又不全然是这样。小说主人公在鲁迅众多小说中很特别,是个不惹人喜欢的人物。一出场,鲁迅写“她将两只钩刀样的脚正对着八三摆成一个‘八’字”,粗俗得很;其后,爱姑不管在私下也好,在七大人面前也罢,都称丈夫“小畜生”,公公是“老畜生”,尖酸刻薄得很。

这样一个大胆泼辣的女人,最后还是向现实低头,屈服于莫名其妙的权威之下,这不是很好的带出一个主题么?所以,我还是认同小说是在写农民的愚昧和奴性,在各个方面的剥削下,已经失去了精神上、意志上、人格上的独立和自主。即使是套用陈腔滥调,说鲁迅的《离婚》是要揭露革命的不彻底,要揭示人民对反帝国反封建的认识还是肤浅无知的,我还是支持。

小说嘲讽和谴责的,不只是爱姑,而是里头的每一个人物。爱姑和站在她身边的人,不是在争取女权,他们是在争一口气。气出了,心也就平,所以九十元便可以妥协。爱姑被震慑而屈服的一节写得最精彩。她本是不管七大人、八大人的,有苦就说,有冤屈就申述,但是七大人突来的一句“来——兮”却叫她不敢再发言,从要“拚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变成 “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这不是奴性是什么。

七大人的“来—兮”尤其无厘头,但是却是掌权者的典型作风。这些掌权者不在乎自己做些什么,反正“老子说了算”,你们要笑话就笑话,我只要“有效”!七大人还活在你我身边,关键是你我愿不愿意做爱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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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五九
拒绝比接受更需要勇气

《晏子春秋》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传记文学书籍。《四库提要》称它是“传记之祖”。这部书以春秋时代齐国晏婴的生平事迹为依据,又辑缀了有关他的佚闻轶事两百多篇,构成了栩栩如生的完整的晏子形象。

晏子比孔子年长三十多岁。孔子年轻时到齐国见景公,晏子正在当地任相。孔子最初看不起这个人,认为他不过是巧言令色的外交家,甚至在景公面前说他有“三心”。这是因为晏子曾经辅佐过齐国灵公、庄公、景公治国。可是,后来孔子承认自己失言,并向晏子道歉,还赞他“善于人交,久而敬之”。

晏子不是儒家代表人物。有人说他是墨家,也不尽然。《晏子春秋》一度被认为是伪书,影响力其价值。1972年山东银雀山出土的汉墓,有《晏子》残简三十多片,与流传的本子相似,因此《晏子春秋》再受到重视。晏子的思想、品格、功绩再受到学界重视。

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二桃杀三士”就是出自《晏子春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都是齐景公的勇士。某天晏子经过,三人对他视而不见。晏子于是告诉齐景公说:“这样的勇力之士,没有君臣、长幼、内外之分,这种勇士会危害国家,应该除去。”齐景公一向对晏子言听计从,但却又顾忌三人的勇猛,表示为难。晏子于是使计要景公赏赐他们三人两个桃子,要他们论功分桃吃。公孙接、田开疆自恃功高,都独吃一桃。古冶子看着没了桃子的空盘,诉说自己如何舍身救过景公的事迹,按理也该独吃一桃,但是被公孙、田氏二人抢了先,该当如何?公孙接和田开疆无比惭愧地说:“论勇,我们比不上您;论功,我们也及不上您。我们先拿了桃子,是贪的缘故。犯了这样的大错,不死是无勇。”说完,他们都拔剑自杀了。古冶子见了,说:“你们都死了,我如果独自活下,是不仁;夸大自己以羞辱他人,是不义;后悔自己所做所为,不死,是无勇。”于是,他也用剑刎颈自杀了。

对于这件事,有人因此批评晏子工于心计,用诡计除掉了得罪他的人。但是,综观晏子的一生,为国为民,可是赤胆忠心的汉字,并非那么小心眼。我们只能说他是处在封建时期,忠于君王,维护贵族地位,所以才有这样的行动。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件事,则看出这些所谓的勇士,其实不过是草包之流,有勇无谋,软弱而不辨是非。他们自恃勇士的身份,骄傲得不敢对齐景公赏赐的桃子说“不”。他们有死的勇气,却没有拒绝的勇气,最终只落得悲剧收场。看来,拒绝比接受更需要勇气!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流传很广,一些企业界也用以警惕,以免本是奖励员工的好事变成坏事。政坛上,当然更常用于除去政敌。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丹独中事件,由于涉及的各造我都认识,一向都钦佩他们是为国为民的热心人士,可是事件的发展,总叫我想起晏子的计谋。希望这只是我的小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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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六〇
书不尽的爱情悲剧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 写于1925 年10月。写成后没有在报章上发表,直接收录在他的小说集之中。

我的学生在讨论这部小说时,先是把鲁迅的背景和小说贯穿起来。这次的“背景”比较不同,他们搬来的是鲁迅写小说时正是他邂逅许广平的那年。而鲁迅早年接受母亲安排,娶了朱安为妻。据称,他一直想离婚,还朱安一个自由,但是却又多有顾虑,一直拖着。学生就是引用这点来说明鲁迅创作的动机,甚至说鲁迅是借助小说寻求自我的婚姻解放。

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阿Q是鲁迅创作的人物,他不必再用自己演绎出活生生的阿Q出来。更重要的是:文学赏析不该有太多猜测的成份,硬把一些结论套在已经无法辩驳的作者身上,让他们瞎吹胡子。无法说实的事情,就让它存疑。作为小说,《伤逝》可以探讨的空间还是很大。

调整后,学生在分析作品时,看到了故事中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问题。学生把两个主人公的离异判断为:身份差距太大以及涓生的失业。我不清楚他们从哪看来的资料,说涓生是大学生,子君什么都不是,因为小说中只说明这两人都是新时期的新青年,有着超乎时人的个性解放意识。此外,涓生的失业固然让他和子君的生活受到了考验,最终还以离异结束,但这并不是两人离异的主因。如果只是这样的因素造成一场美满姻缘的破灭,《伤逝》也太庸俗,近于连续剧的情节了。

不过,作品分析可以有“读者之心”,就十多岁的孩子来说,能够这样分析,已经很不错的了。他们作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经济基础而贸然结婚,婚姻会经历很大的考验。

当然,我们还得引导学生再思考一些问题。

其一,注意小说的叙事角度。这部小说是用“手记”的形式写成,叙事角度介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这样的叙事角度会否引发读者更为深刻的思考?小说开始就让我们知道涓生对子君的去世是悲伤的、忏悔的,所以才会伤逝。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要看到的是涓生到底醒觉了什么,醒觉的程度有多深刻?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探讨,只是注意“故事”,我们则难以体会这部小说的价值。

其二,鲁迅把这部小说直接收录在他的《彷徨》小说集之中,必然也有他的用意。与其他小说一样,其价值取向应该是一致的:对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困惑与反思。这部小说锁定的主题是“爱情”,鲁迅要揭示的问题真正是什么?

叫涓生倾倒的子君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那句话,是“个例”还是普遍的说法?如果是个例,就是为了讲故事而说出;如果是普遍的,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青年思想。他们追寻个性解放,敢于自主命运,为自己负责。这当然是叫人动容赞赏的!可是,过后呢?子君和涓生的结合,最终带来的是悲剧,不但离异,子君还在忧郁中死去。这当中的问题出在哪儿?

小说很形象地写了婚后的子君的改变。她不再像过去那样谈自由、谈民主、谈进步了,反而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琐事上面,养鸡遛狗,烧饭做菜的。她和涓生的渐行渐远,症结还是在这里。爱情和结婚毕竟是两回事。谁的错?子君的庸俗?涓生的自私?这里的思维空间其实很大。

我觉得只有这样去思考,我们才更能体会鲁迅在启蒙时代的清醒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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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六一
彼可取而代之

秦朝末年,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事迹,流传千古,为人津津乐道。
对于这段历史,后人知之甚详,归功于司马迁的《史记》。

不过,司马迁对于楚汉相争,情感却是偏向项羽的,以致后人常说他有“抑刘扬项”的倾向。不过,这只是司马迁整合人物形象造成的一种差异,他忠于史实的态度,还是叫人称许的。

司马迁这种态度,后人大多认同。例如唐代杜牧有诗曰:“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看似批评项羽的不能屈伸,但却流露更多的惋惜与崇敬之情。宋代李清照也有诗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项羽的崇敬赞美之情,更是毫无掩饰,直说今天人们还在思念项羽,就因崇敬他当年宁死不屈、不肯忍辱回江东的英雄气概。

也因此,项羽成了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英雄形象。司马迁把他的事迹编入记载皇帝生平的“本纪”之中,率先为“不以成败论英雄”做了诠释,并充满感情地塑造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然而,对于历史,司马迁还是坚持如实报道的,绝不扭曲。例如对于汉高祖刘邦最终称帝,他记载了一段重要的说话,说明刘邦的成功并非偶然。刘邦称帝后,要群臣说说他成功的原因,高起、王陵说是因为高祖体恤属下,并可与人民共享富贵。高祖直言:“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为我所禽也。”

是的,刘邦的天下是靠张良、萧何、韩信打下的,所以他说:“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反观项羽,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说:“项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蔽,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可见项羽的“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实在是致命伤。

读《史记》就是如此,不能偏于一隅,只看一章。同时期的历史事迹,在不同的传记对读中,我们才惘然大悟,知道司马迁的历史眼光和睿智。
司马迁有时候还会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来撰写人物,在传记中,这称为“细节描写”。

例如,《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写:“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又如此记载:“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同样见秦皇,两人的反应却是孑然不同。项羽的霸气,刘邦的沉着,被人称颂。

看到这个细节,我突然想到,如果易位而想,不说看的人的心态,而说皇帝给人的感觉,我觉得这两种态度却值得皇帝思考。如果一个皇帝一无是处,说话叫人发笑,给人一种“彼可取而代之”的感觉,那么这种皇帝还是趁早禅位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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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六二
一块特别的肥皂

鲁迅有一篇很特别的小说叫《肥皂》,发表于1924年的《晨报副刊》,后来又收录在他的小说集《彷徨》之中。

这篇小说以四铭为主角,说他某天买了一块肥皂回家给太太用,再说起买肥皂过程中发生的事。肥皂在那个时期是洋货,包装得很漂亮。四铭却古板得要拆开包装纸核实里面的内容才买,结果引来一批年轻人嘲笑他old fool。不懂英语的他回到家里要孩子给他解释什么是“恶毒妇”,儿子当然很难联想,结果被训了一顿。连带的,四铭竟然也骂起新文化、新学堂,认为当年支持这种改革是错的。他因此做了结论——学生没有道德,社会没有道德,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中国真要亡了。感慨之余,他也说起街头遇上两个乞丐的故事。乞丐是祖孙关系,祖母是六七十岁的瞎眼老太太,孙女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只要讨到东西,孙女都献给祖母吃,自己情愿饿肚皮。四铭因此称赞这是“孝女”。可是这时他却听到街头无赖对朋友说:“你不要看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这一连串的见闻追述,倒叫四铭太太听出一个道理来,不但骂了四铭居心不良,还拒绝再使用肥皂。这时,故事岔开,来了几位和四铭一起搞文化活动的文友,大家商量出版刊物的事。四铭又说起“咯支咯支”这事,倒叫友人乐坏了。友人走后,独留四铭在家中徘徊,继续慨叹世风败坏,人心不古。

对于这篇小说,鲁迅曾说:“技巧稍微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论创作技巧,《肥皂》的确很有特色,作者表现得出奇的冷,纯客观地叙事。难怪夏志清说:“就写作技巧来看,《肥皂》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因为它比其他作品更能充分地表现出鲁迅敏锐的讽刺感。”

我倒觉得这篇小说的客观和冷,使主题隐晦了,不好懂。例如李长之说的“故意陈列复古派的罪过,条款固然不差,却不能活泼起来”,主题仿佛就一面倒的倾向“揭破伪君子、假道学四铭在表面维护社会伦理道德之下的幽暗性心理以及蠢动欲望”。犹有甚者,评论者把肥皂当成是女性的裸体象征,四铭买肥皂就是出于这种肮脏心理。结论是:“这的确是一块去污能力极强的香皂。它何止洗去四铭太太脖子上的积年老泥,更洗去了伪君子四铭脸上庄严的油彩。”

鲁迅的文章结尾倒颇耐人寻味,他写道:“但到第二天的早晨,肥皂就被录用了。这日他比平日起得迟,看见她已经伏在洗脸台上擦脖子,肥皂的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高高的堆在两个耳朵后,比起先前用皂荚时候的只有一层极薄的白沫来,那高低真有霄壤之别了。从此之后,四太太的身上便总带着些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几乎小半年,这才忽而换了样,凡有闻到的都说那可似乎是檀香。”

四铭太太从生气到妥协,是怎样的一种心理?《肥皂》的主题要锁定在“性幻想”还是“家庭的主权”?从四铭太太的一直附和,到最后的妥协,是不是象征四铭在家庭中占据思想文化主导的地位?

“心里不干净的人,看到一块肥皂都可以联想到女人洗澡”,《肥皂》确实是给这句名言做了很好的注脚。然而,“不干净的人”是指谁呢?只是四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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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六三
孔子与晏子

根据《史记》记载,孔子30岁那年,齐景公到鲁国来拜访,住在公馆里。景公叫晏婴去迎请孔子到来公馆,景公向孔子请教执政之道。《史记》记载了两人的简单对话,然后做个结论:“景公说”。“说”和“悦”是通假字,也就是说景公听了孔子的话,很满意。这给孔子一种幻想,以为景公欣赏他的才华,若到齐国去该有作为。

五年后,鲁国内乱,孔子出走。他选择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到齐国去。齐景公果然很欢迎他,并且想把尼谿田封给孔子。晏子劝阻景公道:“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意思是说像孔子这样的读书人能言善辩,不能用法度来规范;高傲自大,不能用来教育百姓;崇尚丧礼,消耗财力讲究厚葬,不能当成礼俗;四处游说乞求借贷,不可以用来治国。晏子这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齐景公听信了,不再和孔子谈周礼。犹有甚者,景公后来还用一句“吾老矣,弗能用也”,打发了孔子。孔子遂黯然离去,内心对晏子是否有怨言不得而知。

有评论文章说孔子曾经在景公面前诋毁晏子,说他有“三心”。这是因为晏子曾经辅佐过灵、庄、景三公。但《晏子春秋》记载此事说的是梁丘据问晏子:“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顺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的回答很妙,他强调“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然后赢得孔子的赞美。

司马迁后来又写到了孔子和晏子碰面的事。那是孔子50岁以后的事。其时孔子回国被重用,担任的官职从中都宰、司空,到大司寇。景公相信部下所言“鲁用孔丘,其势危齐”,约鲁定公在夹谷签订“和好”协议。孔子权摄相事,以出色的外交手腕保护鲁定公全身而退,并使景公自觉部下安排不当,惭愧不已。晏子在旁,但是没有说话。

《论语》里头倒是记载了孔子对晏子的评价:“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长》)晏平仲,就是晏子的谥号。把这句话和孔子另外一个说法比较,我们会更好理解孔子是如何看待晏子。孔子说:“晏子,功用之臣也。”(《荀子•大略》)看来,孔子并没有贬低晏子,反而敬重其为人。

如果我们阅读《晏子春秋》,的确为其为人折服。对自己,他要求严格,不尚奢华,即使君王给他盖房子、造大车、赠美人,他都不要,一心一意只为国为民服务。但是晏子为国为民的心态和表现,却与后来的儒家作风不同。晏子善于外交辞令,不符合“刚毅木讷近仁”的要求;晏子善辩,倒符合了“巧言令色,鲜于仁”的教训。

晏子在历史上留名,靠的是他务实的作风,具体的贡献。孔子也不敢抹杀这样的一个务实作风的官员的贡献,称之为“功用之臣”。有趣的是,对晏子而言,孔子倒是成了一个只会说,不会做的读书人。可是,历史后来的进展,孔子却上了神台,高高在上,晏子却是少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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