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的命名、成书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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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传》的命名、成书与流传
黄先炳
(立卑师范学院讲师)


[摘要] 汉魏六朝人物传记繁多,僧人作为当时社会的成员之一,其传记自然也会被文人所编撰。梁代的慧皎把汉至梁的数百僧人传记收录在其专著中,并取名《高僧传》。此书流传甚广,并为后世僧人传记的典范。本文尝试论述慧皎何以取名《高僧传》,并对此书的编撰与流传作一番梳理,以助学界更进一步了解此书的背景。
[关键词] 慧皎 高僧 高僧传



按:此文发表在《洪天赐教授七秩华诞纪念论文集》,相关报道请看链接: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p=1098336#109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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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皎《高僧传》不仅是六朝时代的一部重要典籍,也是佛教史上的重要文献。综观前贤对此书的重视,大多偏重于其史料价值,即从此书获取材料,以论述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迄至梁代的发展情况。相对的,《高僧传》本身的史料学价值则尚待进一步的考论,以对其历史地位做更明确的辨析。本文仅就此书的命名、成书与流传作一番梳理,希望有助学界更进一步了解此书的结集背景。

一、《高僧传》的命名

慧皎在《高僧传》自序中说:“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1)显然,《高僧传》书名乃是慧皎首创。然而,四库馆臣却说:“《高僧传》之名起于梁释惠敏,分译经、义解两门。释慧皎复加推扩,分立十科。至唐,释道宣《续高僧传》,搜辑弥博;于是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十门。”(2)陈垣先生已论证这说法是错误的,盖四库馆臣未见《高僧传》与《续高僧传》二书,只是引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言,而晁氏所言又是错误的,“惠敏固无是公也”(3)。汤用彤先生亦引陈垣先生的论述,并赞曰:“所论甚为精当”(4)。

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高僧传》六卷,虞孝敬撰”。《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子部释家类亦著录,其后则不见。现存佛经著录不见此项。姚振宗据《文选》注引虞孝敬《高士传》(5)曰:“此之所谓高僧,大抵如何点、何胤、周颙之流之善于佛理者为多,……故亦称《高士传》,而本志叙次于此,不与后《名僧传》、《高僧传》相类从。”(6)《隋志》将虞孝敬《高僧传》列在杂传类的第四八条,其前面有“《高隐传》十卷,阮孝绪撰;《高隐传》十卷(未署名)”;后面是“《止足传》十卷(未署名);《续高士传》七卷,周弘让撰”等。宝唱的《名僧传》和慧皎的《高僧传》则分列在杂传类的第一三四和一三五条。难怪有学者主张虞孝敬《高僧传》是《高士传》的传讹(7)。然而,据道宣记载:“逮太清中,湘东王记室虞孝敬,学周内外,撰《内典传(博?)要》三十卷,该罗经论,条贯释门。诸有要事,备皆收录,颇同《皇览》、《类苑》之流。渚宫陷没,便袭染衣,更名道命,流离关辅,亦有著述云云。”(8)通内典的虞孝敬撰写一部《高僧传》亦非不可能,唯即便是真有此著作,亦不会在太清(547-549)之前,则其书不会早于慧皎所著。

又据道宣《续高僧传•慧皎传》所载:“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传》一帙十卷,文极省约,未极通鉴,故其差少。”法琳《破邪论》亦谓:“齐著作斐子野撰《高僧传》。”(9)然而,汤用彤先生已据《梁书》、《隋书》等所录,指出“裴书原名《众僧传》”(10)。因此,《高僧传》之名乃慧皎所创当无疑(11)。

何以慧皎要创“高僧”之名?陈垣先生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说:
本书以高僧为名,本有超绝尘世之意。当时僧众猥滥,狥俗者多,故慧皎之论,每为时所不喜。慧皎自序于历数诸家僧传之失后,特辩之曰:“前之作者,或嫌繁广,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故此书之作,实为一部汉魏六朝之高隐传,不徒详于僧家事迹而已。
“励然自远”,“高蹈独绝”,“辞荣弃爱”皆为僧人与隐士共同的一面,因此判断《高僧传》为“一部汉魏六朝之高隐传”是有一定根据。

自《后汉书》创《逸民列传》后,其后的史书都有隐士传,如《晋书•隐逸列传》、《宋书•隐逸列传》、《南齐书•高逸列传》、《梁书•处士列传》、《梁书•止足列传》等,描绘了隐逸者形形色色的形象。此外,据《隋书•经籍志》著录的隐士传有十一种:嵇康《圣贤高士传赞》三卷、皇甫谧《高士传》六卷和《逸士传》一卷、张显《逸民传》七卷、虞盘佐《高士传》二卷、孙绰《至人高士传赞》二卷、阮孝绪《高隐传》十卷、佚名《高隐传》十卷、虞孝敬《高僧传》六卷(12)、佚名《止足传》十卷;周弘让《续高士传》等(13)。可见为隐士立传蔚然成风。从书名上看,隐士已被提升到“高士”,宛然与儒家的“圣贤”、道家的“至人”同等的地位。慧皎把同是“高蹈独绝”的佛教僧侣也提升到“高僧”的地位,也当是顺应时势之必然。

然而,隐士的归隐目的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却是处于变态之中的。范晔归纳隐士归隐的原因有:“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14)其中不乏有“性分所至”的,但更多是与时政有关,所以他们的归隐与统治者有矛盾之嫌。何以史书还会为他们立传?范晔认为:“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其后史臣又有:“足激其贪竞”(15),“莫不激贪厉俗”(16),“揭独往之高节,重去就之虚名,激竞违贪,与世为异”(17),“可以扬清激浊,抑贪止竞”云云(18)。原来统治者利用隐士的高尚气节与德行来表现自己的宽容,并激励朝廷官员,杜绝腐败。

对隐士来说,他们必然会为自己的归隐寻找理论依据,以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私修杂传多是出于这种目的。王瑶先生认为他们寻找到的理论依据是道家的哲学,而当道家思想盛行时,隐士就纯粹是“为隐逸而隐逸”,“隐逸本身就有它的价值与道理,懂得这道理的就是高士”。这时候,隐士“单剩着个人的矫厉的清高,于是自然就不便再关怀世务了”。统治者当然欢迎这种已“变为升平的点缀品”的隐士(19)。“矫厉的清高”的追寻也促成了“朝隐”。赵翼评述南朝四代:“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20)这些大族,恐怕多是朝隐之士。隐士间便有辩证真伪的必要,沈约便说:“陈郡袁淑集古来无名高士,以为《真隐传》,格以斯谈,去真远矣。贤人在世,事不可诬,今为《隐逸篇》,虚置贤隐之位,其余夷心俗表者,盖逸而非隐云。”(21)观之《梁书》所载的隐士,实在难于称为“高隐”,何胤、阮孝绪、陶弘景等,都像学者般有著作传世,编入“儒林”或“文学”亦不为过。难怪其序曰:“有梁之盛,继绍风猷,斯乃道德可宗,学艺可范,故以备《处士篇》云。”(22)陶弘景作为茅山道派领袖,为了道派的生存,便只能屈从于梁武帝,甚至逢迎到肉麻的程度(23),这更说不上高隐的气节了。

因此当我们说《高僧传》是“一部汉魏六朝之高隐传”,还得确认所指的到底是哪种性质的高隐传。慧皎当是借鉴了“高士”的种种演变而提出“高僧”的标准来编撰本传。梁武帝崇敬佛教,并造成僧人地位的攀升,能文善辩者享有大名,潜修实行的倒为人所忽,慧皎之为僧人立传,乃是要阐述自己对“高僧”的观点,以矫正时弊。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创新的体例,并称:“凡此八科,并以轨迹不同,化洽殊异。而皆德效四依,功在三业,故为群经之所称美,众圣之所褒述。”(24)慧皎对“高僧”的观点,于是便贯穿在全书之中,由他所选定的僧人来诠释。

注:
(1)[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525。
(2)[清]纪昀等总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926。
(3)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上海书店,2001,页36-37。
(4)汤用彤:〈高僧传的著录〉,《高僧传》,页561。
(5)《文选》卷六十〈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李善注引虞孝敬《高士传》曰:“何点常蹑草履,时乘柴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2582。
(6)[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〇,载《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页5350。
(7)例如苏晋仁先生便主此说,见苏著《佛教文化与历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页136。
(8)[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册,页426。
(9)[唐]法琳《破邪论》下,《大正藏》第52册,页485。
(10)汤用彤〈关于高僧传〉,《高僧传》附录,页559。
(11)主张此说者包括汤用彤先生,他说:“惠皎始用‘高’字。此后《高僧传》之名渐通用矣。”(〈关于高僧传〉,《高僧传》附录,页557)苏晋仁先生也说:“高僧传的称号,也即创始于此传。”(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四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页151。)
(12)此处取姚振宗所言,“所谓高僧,大抵如何点、何胤、周颙之流……”般的僧人隐士。
(13)[唐]魏徵等:〈经籍志〉,《隋书》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页975-976。
(14)[南朝·宋]范晔:〈逸民列传〉,《后汉书》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2755。
(15)[唐]房玄龄等:〈隐逸列传〉,《晋书》卷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2425-2426。
(16)[梁]沈约:〈隐逸列传〉,《宋书》卷九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2275。
(17)[梁]萧子显〈高逸列传〉,《南齐书》卷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72,页925。
(18)[唐]姚思廉〈处士列传〉,《梁书》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页731。
(19)详见王瑶:〈论希企隐逸之风〉,《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页178。
(20)[清]赵翼:〈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廿二史札记》卷八,北京: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1939年版影印),1987,页106。
(21)《宋书》卷九三《隐逸列传》,页2275。
(22)《梁书》卷五一《处士列传》,页731。
(23)详见王家葵:《陶弘景丛考》第一章第一节之四〈礼塔受戒〉与第四章〈陶弘景书法丛考〉,济南:齐鲁书社,2003,页30-32、页240-276。
(24)《高僧传》,页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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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僧传》的成书

慧皎《高僧传》的著作年代,书中没有明文。《开元释教录》题作“天监十八年撰”(1),当是根据慧皎自序所推测。慧皎在自序中说所载事迹“终于梁天监十八年”,其后又说:“其间草创,或有遗逸。今此一十四卷,备赞论者,意以为定。”(2)在回复王曼颖的信中又说:“今以所著赞论十科,重以相简,如有纰谬,请备斟酌。”(3)智昇当是基于慧皎给王曼颖看其著作时,书已定稿,所以判断其书完成于这一年。然而此一推论没有其他确凿材料佐证,难成定论,只能确定的是《高僧传》的完成不会早于天监十八年。

姚振宗考《补续冥祥记》引用了慧皎致王曼颖书,但却基于《梁书》载江革吊唁王曼颖时犹称萧伟为“建安王”,而说王曼颖当卒于天监十七年之前(4)。若然,慧皎与王曼颖二书的真伪便要成疑。但历来学界似乎并未质疑二书,早在唐代的道宣便将之收录在《广弘明集》中。曹道衡先生则据“《梁书》所记官爵,往往混乱”,认为是《梁书》之误,并推测天监十七年去世的或为王琰,所以王曼颖在信中自称“孤子”。曹先生还根据所考的王曼颖卒年,进一步推论《高僧传》“杀青之日,当在普通中”(5)。苏晋仁先生也有类似观点,他据《梁书》所载,认为“江革与南平王的相处,在天监十八年到普通四年之间,而王曼颖的死去,也就在这段期间”。因此他论定“《高僧传》的撰成,最迟不得迟于普通四年”(6)。

综合以上诸家所言,《高僧传》应撰于公元519-523年之间。美国学者芮沃寿先生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高僧传》当成书于“约公元530”(7)。他的依据是:其一,如果僧果题记属实,慧皎于天监十八年才二十二岁,即使再早熟,也不可能完成一部严谨,而且详加考证的《高僧传》。其二,《高僧传》中称“今南平王”(8),而南平王萧伟卒于公元533年(9),则其书当成于这一年之前。其三,《名僧传》成书于公元519年,时年二十二岁的慧皎不可能马上目睹这部皇帝敕编的杰作。从阅读到修订,再搜罗其他资料补足,最少也需时十年,因此《高僧传》不当完成于公元519年。

芮沃寿先生的判断仅是推测,没有确凿材料佐证。他的第一个论据难以叫人信服,因为慧皎的《高僧传》基本上是在前人的文献基础上完成的(10)。虽然慧皎在序文中说他“博咨古老,广访先达”,但其书中见不到他出访的迹象,反之他“遇览群作”、“搜捡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的说法是可信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慧皎的考证功夫是属于文献上的对比考证,并非像司马迁般有丰富的实地游历经验作背景。二十余岁的青年若具备文辞驾驭能力,加上用功勤恳,在各种材料充足的情况下,是可能做到的。不过这些都无法说实,仅能推论。倒是芮沃寿先生的第三个论据值得注意。《高僧传》确实对《名僧传》多有借鉴(11),其成书年代应该与《名僧传》有段距离。据费长房的“梁武帝编年”,武帝是于天监十八年“敕沙门宝唱撰《名僧传》三十一卷”(12)。苏晋仁先生认同这个说法,并说:“《名僧传》卷十八有齐闲心寺僧祐的传,僧祐卒于天监十七年,则此书是在次年完成。”(13)若确然如此,则《高僧传》与《名僧传》的成书年代过于接近,慧皎的确没有充分的时间仔细看过《名僧传》,并作修订与补充的。

然而,苏先生所说的《名僧传》有僧祐传是有待商榷的。此传在今存《名僧传抄》存目无传,仔细勘查,“齐闲心寺僧祐”其实是《名僧传抄》誊录之误,此传传主应该是“齐闲心寺慧祐”。原因是:

其一,从现存史料所见,僧祐出家于建初寺、卒于建初寺,因此一般都称“建初寺释僧祐”。定林寺是另一个他所活跃的地方,这是他向法达、法献等学习之处,亦是他将信众所施用于修缮之寺庙之一。现存史料不见僧祐与闲心寺有何关连。反之,《高僧传》所载的律师当中,齐代倒有“闲心寺慧祐”(14)。传载慧祐曾被萧子良迎出都,并居于闲心寺。由此推测《名僧传》所载当是慧祐。

其二,《名僧传抄》有多处笔误,如卷十四将“僧庄”误作“惠庄”;卷二十七将“僧护”误作“惠护”,卷二十八将“慧受”误作“僧受”等。基于此,“僧祐”亦可能是“慧祐”之笔误。

其三,僧祐逝世于天监十七年,按僧传的规律,应称“梁僧”,不应该再称“齐僧”,就如《高僧传》目次所称一样。其实,《名僧传目录》所列的僧名,都冠于所属朝代和寺名,全三十卷无一梁僧,宝唱只为僧祐这梁代僧人增载一传的可能性不大。

其四,《名僧传抄》附载了原书的纪事纲要,称为“说处”,其中第九十条是“僧祐辞妻子出家为道事”(15)。据《高僧传》所载,僧祐年数岁便入道,“年十四,家人密为访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未曾见有妻子。反之,《名僧传抄》所谓的“辞妻子出家为道事”,当更适合于三十岁才出家的慧祐。

其五,《名僧传目录》卷十八共载二十篇僧人传记,相对于其他卷次,所载传记数目是偏高的。因此《名僧传》若载僧祐传,也只是短篇。然而,宝唱十八岁便随僧祐出家(16),是僧祐律师的高足,若为其授业师立传,当不会那么简略。

注:
(1)[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6,《大正藏》第55册,页538。
(2)《高僧传》,页524-525。
(3)《高僧传》,页554。
(4)[清]姚振宗〈补续冥祥记〉,《隋书经籍志考证》卷20,载《二十五史补编》,页5382。
(5)详见曹道衡〈梁书记王曼颖事误〉与〈王曼颖不应卒于天监十七年前〉二文,《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642-643。
(6)《中国佛教》第四辑,页152。
(7)Arthur F. Wright (1954). Biography and Hagiography: Hui-Chiao’s Lives of Eminent Monks, the 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Kagaku-Kenkyusho, Kyoto University, 400。
(8)《高僧传》卷13〈僧护传〉载:“王后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页492。
(9)《梁书》卷22〈南平元襄王伟传〉载:“(中大通)五年,薨,时年五十八。”页347。
(10)详细考证见拙博士论文《〈高僧传〉研究》,南京大学,2005。
(11)拙博士论文其中一章专论述《高僧传》与《名僧传》的渊源。
(12)[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3《帝年•梁武帝》,载《大正藏》第49册,页45。
(13)苏晋仁:《佛教文化与历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10。
(14)《高僧传》,页434。
(15)[梁]宝唱《名僧传》(抄本),载《卍续藏经》第134册,页31。
(16)《续高僧传》卷1本传载宝唱“年十八,投僧祐律师而出家焉”,见《大正藏》第50册,页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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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名僧传》有僧祐传之说,则其成书年代便可能早于天监十七年。我们不妨重新考证《名僧传》的成书年代。道宣记载宝唱撰《名僧传》的经过云:

初唱天监九年先疾复动,便发二愿:遍寻经论,使无遗失;搜括列代僧录,创区别之,撰为部帙,号曰《名僧传》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条列,其序略云:“……窃以外典鸿文,布在方册,九品六艺,尺寸罔遗。而沙门净行,独亡纪述,玄宗敏德,名绝终古,拥叹长怀,靡兹永岁。律师释僧祐,道心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记》,振发宏要。宝唱不敏,预班二落,礼诵余日,捃拾遗漏。”文广不载。初以脚气连发,入东治疗,去后勅追,因此抵罪谪配越州,寻令依律以法处断。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摈徙广州,先忏京师大僧寺遍,方徙岭表,永弃荒裔。遂令鸠集为役多阙,昼则伏忏,夜便缵录,加又官私催遍,惟日弗暇,中甄条流,文词坠落。将发之日,遂以奏闻,有勅停摈,令住翻译。而此僧史方将刊定,改前宿繁,更加芟定。(1)

据费长房所云,《名僧传》是梁武帝敕沙门宝唱撰的,然而,从上文中我们看到宝唱撰写《名僧传》乃是出于自愿的。早在天监九年他便立志要“搜括列代僧录,创区别之,撰为部帙”。其后再用四年时间“始就条列”。这时候宝唱因故被慧超令他“先忏京师大僧寺遍,方徙岭表,永弃荒裔”,结果被迫“昼则伏忏,夜便缵录,加又官私催遍”,以致匆匆捃拾遗漏,赶着将僧传写完。宝唱后来免除谪配,是因为奏闻《名僧传》,结果其作品也因此变成“敕编”,并得到“改前宿繁,更加芟定”的机会,以补前之仓促。宝唱奏闻《名僧传》是他“将发之日”,这时候距离他被“定罪”的时间也应该不会太久。费长房的天监十八年之说恐误。

实际上,费长房的记载前后亦有相抵牾之处。据“译经齐梁周”的著录,宝唱编撰的有“八部,合一百七卷”,其中七部皆列明编撰年代,唯独《名僧传》缺。七部列明编撰年代的佛典依序是:天监十五年敕撰《经律异相》五十五卷、《众经饭供圣僧法》五卷、《众经护国鬼神名录》三卷;天监十六年敕撰《众经诸佛名》三卷、《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三卷、《众经忏悔灭罪方法》三卷;以及天监十七年《众经目录》四卷(2)。可见宝唱得到梁武帝赏识,频频敕令编撰佛典是在天监十五年以后的事,若说在十八年宝唱“以脚气连发,入东治疗,去后勅追,因此抵罪”,似乎不太合情理。再者,早便已受赏识的宝唱还要因奏闻《名僧传》而获得赦免,更是怪诞。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宝唱于天监十四或十五年间“因祸得福”,奏闻《名僧传》而得到梁武帝赏识,继而“令住翻译”。道宣所载天监九年宝唱发愿著二书事,另一部“遍寻经论,使无遗失”的目录书也得以在天监十七年完成。此外,据唐代智昇云:

沙门释宝唱,梁都庄严寺僧也。俗姓岑氏,吴郡人,僧祐律师之高足也。博识洽闻,罕有其匹,武帝甚相崇敬。天监年中,频敕撰集,皆惬帝旨。十五年景申又勅撰《经律异相》一部,唱又别撰《尼传》四卷。《房录》之中复有《名僧传》等七部,非入藏,故阙不论。(3)

智昇著录宝唱所著只剩二部——《经律异相》五十卷及《比丘尼传》四卷,与今存宝唱著作一致。而他称“武帝甚相崇敬,天监年中,频敕撰集,皆惬帝旨”,与费长房的著录也没有矛盾,这当更符合实际。因此,《名僧传》当成书于天监十四至十五年间。

综合以上所论述,把王曼颖的卒年看作是《高僧传》成书的上限是可以成立的。然而,就如同僧祐完成了《出三藏记集》之后又继续修订一样(4),慧皎在其《高僧传》成书后亦予以增补修订。例如:今本《高僧传》卷八释僧盛传提及“天监中”,这当是天监年号结束后的事;卷十三释法献传又有普通三年正月佛牙告失的纪事。慧皎在序中表示其纪事“终于天监十八年”,而传中却出现天监之后的纪事,这当是作者稍后所修订。当然也有可能为后人所补,但观其行文,我们相信是作者本人的增补。

注:
(1)《续高僧传》卷1本传,《大正藏》第55册,页427。
(2) [隋]费长房:〈译经齐梁周〉,《历代三宝纪》卷11,《大正藏》第49册,页99。
(3)《开元释教录》卷6,《大正藏》第55册,页538。
(4)苏晋仁:〈《出三藏记集》撰写年代〉,[梁]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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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僧传》的流传

有关《高僧传》的著录,汤用彤先生列之甚详(1),此不赘述。唯就其流传情况作一补叙。

历代著录《高僧传》,皆未见是“敕编”,则知其书没有献给朝廷。梁武帝向有好胜之心,由此推知其敕令裴子野撰的《众僧传》当是在《高僧传》编撰之后(2)。道宣尚说“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传》”,可见慧皎的《高僧传》在梁代的流传可能还不及后出的同名著作。慧皎《高僧传》虽不致“藏之名山”,但在本朝必不广为流通,即连以藏书著称的萧绎还是在任江州刺史(540-547)时才从张绾处得到此书。

然而,《高僧传》最早的读者王曼颖对此书便给予很高的评价,“法师此制,始所谓不刊之鸿笔也”,并具体评其“属辞比事,不文不质,谓繁难省,云约岂加”。虽然王曼颖或有过誉,但却也反映《高僧传》比起当时流传的僧传要优异,具有传世的潜能。

到了隋代,《高僧传》已是盛行于世,“为时所轨”了(3)。费长房在《历代三宝纪》序中云:

显兹三宝:佛生年瑞,依周夜明;经度时祥,承汉宵梦;僧之元始,城堑栋梁。毗赞光辉,崇于慧皎。其外傍采,隐居历年,国志典坟,僧祐《集记》,诸史传等仅数十家,摘彼翠翎,成斯记翮。(4)

因此他的著录多引用《高僧传》,譬如卷二之《帝年年次前汉新王后汉》多曰“《高僧传》云”,以补叙人物传记;卷四至卷十一之《译经》则多曰“见《高僧传》”以作根据。同是隋代的彦琮虽然对此颇有异议,云:“自馀《高僧传》等,词参文史,体非淳正,事虽可寻,义无在录。”(5) 但却也证明《高僧传》在隋代已成佛典目录学家必读之作了。

到了唐代,《隋书•经籍志》将《高僧传》著录于史部杂传类,并谓作者是僧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已辩其误,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更谓是“今本《隋志》之误”。唐主要的佛经目录书如道宣《大唐内典录》、智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都有著录。道宣对其有褒贬,赞它“文义明约,即世崇重”(6) ;而在《续高僧传》序中则说:“辑裒吴越,叙略魏燕,以博观未周,故得随闻成采。加以有梁之盛,明德云繁,薄传五三,数非通敏,斯则同世相侮,事积由来。中原隐括、未传简录:时无雅赡,谁为补之?”其实慧皎身处偏安于南方的梁代,对北朝资料的掌握,必然有限,北朝僧侣少见于其传记,实是时代的局限。至于梁僧只录释智秀、释慧球、释僧盛、释智顺、释宝亮、释法通、释慧集、释昙斐等义解僧(以上卷八),神异僧释保誌(卷十),律师释僧祐(卷十一),释慧弥、释道琳等诵经僧(卷十二),造庙兴福的释法悦(卷十三),则是因为慧皎僧传的体例已明言断限到天监十八年止,以上诸僧皆在这一年之前去世,故此收录。道宣撰《续高僧传》,其体例基本遵照《高僧传》(7),并以“舍我其谁”的精神补记慧皎遗漏的北朝僧与梁代僧,然而其中亦有许多具争议之处尚待辩证。此外,其他如道世《法苑珠林》著录于《传记•杂集部》,慧琳《一切经音义》除引用其材料外,还为其标音(8 )。

注:
(1)汤用彤:〈高僧传的著录〉,《高僧传》,页558-563。
(2)《梁书》卷30〈裴子野传〉载:“末年深信释氏,持其教戒,终身饭麦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页444。另,汤用彤先生谓:“裴早于慧皎约三十年,裴书应在皎书前。”(《高僧传》,页559)
(3)《历代三宝纪》卷11,《大正藏》第49册,页100。
(4)《历代三宝纪》卷15,《大正藏》第49册,页120。
(5)[唐]彦琮:《众经目录•序》,《大正藏》第55册,页150。
(6)《续高僧传》卷6,《大正藏》第55册,页471。
(7)详见释果灯:《唐•道宣〈续高僧传〉——批判思想初探》第四章〈续高僧传撰述结构体系之分析〉,台北:东初出版社,1992,页93-99。
(8 )[唐]慧琳:〈音梁高僧传〉,《一切经音义》卷89-90,《大正藏》第54册,页87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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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于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于丙部子录之道家类(释氏)。私修目录《郡斋读书志》亦著录,唯又录惠敏《高僧传》六卷则引起混淆,影响了马端临《文献通考》、《四库提要》、周中孚《郑堂读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1)。赞宁奉敕撰《宋高僧传》,延续了《高僧传》与《续高僧传》的体制,“前代诸家,或云僧传、僧史、记录,乃题号不一,亦声迹有殊。至梁沙门慧皎云《高僧传》,盖取高而不名者也。则开其德业,文为十科,见于传内。厥后有唐《续高僧传》,仿仰梁之大体而以成之。洎乎皇朝《大宋高僧传》之作也,清风载扬,盛业不坠”(2)。又说:“为僧不应于十科,事佛徒消于百载。如能以高为本,以德为枝,以修为华萼,以证为子实,然后婆娑挺盖,欝密成阴,周覆三千大千,号之曰大菩提树也欤!”(3)难怪他在《进高僧传表》称:“臣等闻浑仪之外,别有释天;法海之中,多生僧宝。释天可则,阿难记事而载言;僧宝堪称,慧皎为篇而作传。”(4)把慧皎捧到与释迦牟尼首要弟子阿难陀同等的高度去了。此外,赞宁的《大宋僧史略》、志磐《佛祖统纪》也多所引用《高僧传》论述。

注:
(1)详见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页36-37。
(2)[宋] 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759。
(3)《宋高僧传》卷30,页758。
(4)《宋高僧传》,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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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修《宋史》,将《高僧传》著录于子部道家类(1)。念常《佛祖历代通载》、觉岸《释氏稽古略》等元代佛教著作多有引用。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三十一卷(《卍续藏经》第一三三册),尝试用另一种僧传体制,以佛教的六度来分科立传。然而其影响力远不及梁、唐、宋三部《高僧传》(2)。明代如惺撰《大明高僧传》八卷(《大正藏》第五〇册),便恢复了此前的体制,唯此传只写了译经、解义、习禅三科。明河则用回十科分法撰写了《补续高僧传》二十六卷(《卍续藏经》第一三四册),其补续的对象是赞宁的《宋高僧传》。

自宋雕刻佛经以来,宋、元、明、清各代大藏经都收录慧皎《高僧传》。《四库全书》著录及存目之书,没有梁《高僧传》,陈垣认为:“其弊盖由于撰释家类提要时,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故疏漏至此。”(3) 张之洞《书目答问》收录在子部释家类,并注明版本是海山仙馆本(4)。金陵刻经处刻《高僧传》时,将此书易名《高僧传初集》,《续高僧传》称《二集》,《宋高僧传》称《三集》,《明高僧传》称《四集》,盖杨文会居士希望“由斯以降,续续无尽”(5) 。

小结

本文仅是考证与论述《高僧传》的写作背景,其中尤以考证与《高僧传》的结集成书相关的事项为主,包括此书取名的意义,成书年代,以及流传情况。至于《高僧传》作者的考证,以及同期的僧人别传、总传等相关题材的比较,则有待进一步考证,并另撰文论述。



(1) [元]脱脱等:〈艺文志〉,《宋史》卷205,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5185。
(2)详见蓝吉富:〈中国佛教史学的规模及其特色〉,《中国佛教泛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页79-80。
(3)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页1。
(4)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186。
(5)《高僧传初集》序后记,南京:金陵刻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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