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真好!

人老了,越爱想当年,越爱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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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326】
十年不变的可与不可


如果您听到人家说您十年不变,且莫高兴,因为这句话可能是褒义,也可能是贬义。

听到这句话特别有感触的第一次,是在初中时期。佛学老师说:“你们当学生的就好了,每年都升级求学;我教了十年书,年年都在二年级,教着一样的内容,重复又重复……”

当初听了深有同感,一方面感到无奈,一方面又很钦佩老师为教育所作的牺牲。

教中学时,有次和学生闲聊。这些学生有些毕业了好几年,有些则还在学。谈到某位老师,他们不约而同说起相同的话题,仿佛要印证所说的是否同一人。结果大家宛然失笑,那位老师分享的趣事,竟然十年不变,仿佛是今日优管所录制的。

相隔十年的学生提到老师,竟然可以找到共同话题,这反映什么?也许依然可以套用我中学时期的感触。身为老师后我增添了几许的警惕:我不要我的学生也这样说我,因为那表示我在原地踏步。同样的笑话,可以说上十年!

十年在同一个岗位,所做的必然有重复性。如果像机械般的操作,那是对人的一种羞辱。知识是积累的,随着时间必然增加深度,也拓宽涉及面。十年依然说着相同的内容,表示自身的学习是停滞不前的。

大学时期,郑良树老师曾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他立志十年磨一剑,希望每十年都会学好一样新事物。他的确是这样努力着,所以后来会看到他写人物评传,更尝试创作历史小说。以训诂成名的他尚且如此,我们岂能不思齐?

十年不变,指的是对理想的坚持,长时间经营而不知疲累,不轻言放弃,且始终抱有初心。行动上,却不能只停留在一个层次,重复性操作。

从事教育的人,对此更加要保持敏感。日新月异的今天,五年便可造就一代学子,他们的学习环境,学习内容都不断在改变。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乃至教育方法,又岂能停留在过去?

《星洲日报·东海岸》31/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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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327】
注意习惯的培养


常听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品德,而不是传授知识。

可是什么才是该传授的品德呢?礼、义、廉、耻?还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维八德是固有的道德,还是人生的必须?昔日的忠,今日可能变成愚,并非绝对。再说这些名相个别讲还说得通,但并列时是否产生矛盾?历来小说和电影最喜欢的题材就是揭示这种矛盾,忠孝不两全,忠义不并存,在在冲击我们脑细胞。

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人生目标和成就,常以他们的“道德文章”来概括。所以“文以载道”是正规,文章的作用就是传承道德。历经数千年仍不衰,可见“道德”本来就是不固定的。

我们批判现今年轻人不孝,更要立法规定子女反哺。我们或因此慨叹世风日下,但“父母无恩”的论调据传出自孔子二十世孙孔融①。胡适和李敖都曾以这为课题,议论父母恩②。

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制约会有不同,道德价值观也必然有差异。强行把一种价值观灌输在新生代身上,不但如泥牛入海,而且恐还适得其反。不信?您叫今人守孝三年,叫大众服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看看是否可行。

与其说,不如做。道德发自良好的习惯,习惯是靠行为表现出来的。所以,身为老师或家长的尤其要注意以身示范。儿童的学习,占据最大比例的其实就是模仿,模仿身边人的做法。

旁落学习能力偏弱的学生,优待学习能力强的学生,乃至纵容他们的言行,是最坏的示范。只给孩子看美好的,不让他们认识坏的,是在训练绵羊,日后狼虎不辨,至死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只让孩子学会赞美,不启动理性思维,不具辨识能力,不学习如何批判,是在训练鹦鹉说话,话语只是自然的反应,不是发自内心。

大人吃不了苦,爱埋怨;人事上处理不好,却好挑拨是非、爱离间;行事上又好弄虚作假,这些负面行为,孩子看了,很快就“青出于蓝”。

俗话说言教不如身教,以身示范,让孩子从模仿中养成良好的习惯,扎好基础,日后才能转知识成智慧,踏实生活。

培养孩子良好的处事态度,辩证的思维习惯,比灌输道德价值会更有意义。

注:
① 参阅“吾所好者·走近古人“系列之《孔融大逆不道?
②胡适的论述可参看此链接,李敖的则是这个链接

《星洲日报·东海岸》07/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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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328】
阿凡提教学的遐想


发问是课堂教学中非常重要的技巧之一。善于提问,不但可以启迪学生思维,激发思考,还可以获得有用的反馈信息,帮助检视教学成果,改善教学。

“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①,教师习惯满堂灌,唯恐学生没有获取知识,结课时又常以是非题概括教学。比如说教《吞只活猫》②,一开始教师就介绍阿凡提,从新疆谈到穆斯林,再从民间英雄谈到历史人物,最后还要点出课本的错误信息,辨析主人公是不是来自《伊索寓言》。

小结时,教师问学生:“现在你们知道阿凡提是谁了吗?”为了避免再受信息的疲劳轰炸,学生识趣地齐呼:“明白!”教师满意的点点头,再说:“所以你们说阿凡提是不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学生欣然说:“是!”

现今的课堂教学,当然不会是这样“只为落实目标”般教学,单方面灌输知识。因为它既无法有效指导学习,也无法让教师获得反馈信息,检讨教学得失(学生的回答不代表真实的学习情况,他们是配合老师“演戏”)。

“信息是力量”的今天③,知识不再是部分人的专利,只要能上网,知识俯拾即是。教师已经转为学习的组织者,重视构思活动,以引导学生提取信息,筛选信息,和进行思辨。流行用语是“把课堂还给学生,让他们当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发现问题,梳理问题的关键,进而解决问题,比“知道了什么”来得更踏实。

疫情促进教学常态的变革。疫情期间,不会用电脑的老师也会了,只知道电脑是玩游戏的工具的学生也知道电脑具备搜索的功能,如果善加利用这项转变,教育将会大跃进。以上述课文为例,如果教师提示,阿凡提姓“阿”吗?为什么这个名字和我们常见的不一样?再看看插图中的阿凡提,猜猜他应该是什么地方的人。

学生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顺藤摸瓜,让学生再搜索何谓《伊索寓言》,这是来自什么地方的故事。用图片比较两地的男人,看看有什么不同。最后,小结时可以让学生自由说说学会了什么。

当然,这样的教学遐想并不是阅读教学的精华,我只是看到有家长发现课本的错误,担心这会成为“悲剧”④,影响小学生的学习,因此有感而发,提出教学与昔日的差别。课本是人编写的,难免也会犯错。这反而提供了机会教育,使教育更有效进行。

引导学生思辨,不论那是一个小小不起眼、若有若无的概念,不也是一种习惯的培养,进而转化为终身受用的素养?我们怕的是一直灌输,要学生像海绵般一直在吸收。

注:
① 网络资源普遍展示“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句话出自培根。但是培根说的是知识本身就是力量(knowledge itself is power),指向并不一样。HIlary 的博客(看图片的链接)有一段话很有意思:The term “Knowledge is Power” was first coined by Sir Francis Bacon dating all the way back to 1597! The essence of the saying was that the more one knows, the more one will be able to control events. This saying sparked generations of people seeking knowledge. It’s why your parents in this era probably shared countless images like this one. (看下图)

图片图片取自:Hilary 个人博客

②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华文一年级课本第137页,Malaya Press, 2016

③ 网络普及的今天,一切都要求数字化,以便可以在互联网上流通。信息储存量已经是非常大,处理信息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要不然今天的知识会变成一个外挂的东西,没有用处。以下一段文字说明为什么说information is power: The core element that drives the digital society is digitalised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s the key to how the digital society adds value and redistributes power. In a connected world, information gains power through permanent storage and wide distribution. The same information that existed in the analogue world can exponentially increase in power once shared on digital networks. 原网址

④《星洲日报》9/11/2021言路版刊载周嘉惠先生的《华小课本是一场悲剧》,段时间内点击率破20万。链接

《星洲日报·东海岸》14/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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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329】
那半亩天光


上周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和“半亩天光”联合主办了一项“国际阅读教学论坛”。

重头戏是公开课,采用儿协一贯的同课异构模式。给小朋友上课的是郭史光宏和陈彦丰老师,教材则取自《阅读理解》的《素个好问题》。性质类非连续文本,由一张海报的文案,和一封电邮组成。文案是鼓励吃素的《就素好吃自助餐》,消费者小蔡的电邮则质疑宣传文的真实性。

我受邀担任公开课的点评人,和台湾《阅读理解》学习杂志的总编辑黄国珍老师合作。说实在,最初被邀请时,我还有点忐忑,因为对半亩天光的上课方式并不熟悉,陈彦丰老师则是以“桌游”闻名,万一他设计很强的桌游来上阅读课,我该怎么评?

彦丰老师的教学功力在他开始上课时,就展现出来。原来此君不只是精于桌游,还是现代阅读教学的领航人。不得不佩服黄国珍老师的耕耘,多年来在台湾致力提高教师与学生的阅读素养,每年在各级学校举办上百场“阅读理解”的教师研习,主讲过上千场讲座。彦丰老师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在国珍老师的培训下,深谙阅读教学理念,目标清晰,方法也契合儿童的学习力。

看他的课,我是既赞叹又惭愧的。赞叹的当然是他带课的能力,惭愧的是我用多年培训的合格教师,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表现。我尤其欣赏他设计的理解题,数量不多却恰到好处,既可以提示学生整体把握文本,又凸显其重点内容。两篇文章各有4道问题,结课时再抛出2道联接生活的问题,帮助学生归纳是日所学——“之后读到类似讯息时,你知道怎么厘清两房的论述建立在什么‘观点’上吗?”

得力于恰当的文本,两名教师都发挥得很好。在他们的引领下,学生参与度很高,不断思考,也不断阐述自己的观点,给大家展现了两堂好课!其实学生的表现是我一向更加关心的,看这两堂课,学生的说话得体,积极给予回应,对“吃素救地球”的说法做了比较理性客观的思考。

民办组织做出这样的成绩,“半亩天光”真是好样的!

朱自强老师曾说:“马来西亚的华文界很可能是更具有包容力和活力。”①我是同意的。我国华文教育的发展一向是百花齐放,大家在各自的岗位努力,为新生代的教育做出贡献。这是一种自由的表现,大家应该好好珍惜。

注:
① 朱自强:《小学语文文学教育》(再版序),吉隆坡:嘉阳出版社,2015

《星洲日报·东海岸》21/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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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330】
AI批改作文


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作文批改的机器,并已输入我国市场。

日前槟城某单位办了一场AI批改作文的课程,邀请我主讲其中一个课题。我戏言这是请外行人讲课,因为我尚未用过这机器。不过,基于我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以及关心它对教育的影响,所以我还是接受这个挑战。

我把讲题定为“人机协作,开创教学新机”。“人机”是人和机器的结合;“协作”(collaboration)则是基础教育的一环,要求学习者主动出击,利用外在条件(人或物)与自己互动,强化学习,促进成长。人机协作是未来的教育模式,善驭者得天下。

自电脑被发明后,科学家便致力训练机器“思考”①。半个世纪以来,科技依然在输入与输出之间流连,提高输入容量,强化编程后的输出是重点。俗话说“质从量中求”,如果没有大数据的支撑,抑或数据无法有效处理(process),输出的效果会定格在一个小框架,无从大跃进。

上个世纪末,图像和语音识别取得突破,开创了大数据(Big Data)的可能性;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则让机器的“学习力”提高,不再只是机械化的输入和输出的单程式,神经元网络(Neural Networking)让电脑更像人脑功能,可梳理和整合数据,让输出的信息更具人性化。

科技发展到此,人工智能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各个层面,当然包括教育工作。由于不受限于编程(programming),机器便可以批阅卷子,包括客观试题和主观试题。机器可以根据输入的信息测评打分,也会写评语,就一点也不出奇。

使用批改机器,我们该意识这不仅是商品,而是在和一门科技打交道。它还会不断开发和加强。就像电脑和手机最初面市时,也有人会抗拒;当它不断提高功能,转化为生活的必须时,不使用就意味着跟不上时代了。

我通过问卷调查,看看我的学生对人机协作的反应。敏锐者意识到如果机器可以取代人类工作,教师将会失业。这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如果机器可以代替劳动,何须人力?不受情绪影响的机器,可以处理的事情恐怕犹胜于人类。

所幸教师肩挑的是教育工作,是人和人的一种交流,当中还需要更多智慧的判断与抉择,形成有温度的互动,这是机器依然无法办到的。因此,我们并不是让机器代替我们工作,而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相辅相成。机器的强大功能,如果善加利用,教师的工作将更具人性化②,过程也更加科学化③。

教师在“作前指导——写作——课后讲评”的作文教学过程中善用机器,将省下不少时间,以在另一方面协助学生。例如解题、开题、布局谋篇、提供词汇、范文、眉批、总批、存档、进度分析等,若有机器的协助,教师则可以更加专注在有针对性的指导,并从数据中分析学生的兴趣与能力,采取应对的措施,使学生往更好的一面成长。

此外,AI批改机器也可以让学生用以自习自测,提高文字表达能力。这个过程可以促使学习更加主动,不必依赖教师。

人机协作会是未来的教育模式,不预早思考和操作,机器的“入侵”将使我们自乱阵脚,变得被动。

注:
① “Can machines think?" 是图灵于1950发表的论文”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的主要议题,被视为是人工智能发展的起点。
② 相对于人性化的概念是机械化。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很多的重复性,发作业、出题、批改、写评语等都是。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占据教师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如果有机器可以代劳,教师可避免机械性地工作,腾出更多的时间思考和执行其他教育工作。

③ 人是有感情的,工作自然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一旦情绪受到外在或内在的因素干扰,判断力便相对降低,或会影响自己的服务表现。机器的操作则不受情绪影响,在某个层面,其准确度反而更加能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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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东海岸》29/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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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331】
教育是大伙儿的事


这个话题并不新鲜,我也针对教师和家长的合作写过文章,家教合作才可确保教育成功。不过,我觉得还可聚焦在校内成员的合作讨论。

世间是因缘凑合的,每个人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起着特定的作用,无需攀比,也不必厚此薄彼。尤其是在组织中,更是如此。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就是一个成就。

教育家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①。诚然,盖大楼容易,大师的出现却罕见,因此衡量大学的强弱,往往看其教师的素质,尤其出现学识丰厚的大师,更可以撑起整个大学的名誉②。可是,如果细想,一所大学标榜一名大师,那其他老师怎么办?总不成退位让贤,让天下给大师吧?即使甘居幕后,也对大学的发展没有助益。

这时,个人的心态很重要。不要妒忌大师,也不要否定大师。吹捧出来的受不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考验的肯定是真才实学者。我们不但该认同,还要小心呵护大师。不是人人当得了大师,如果行政当局以大师为标准,要求人人都如此,那才叫个苦。更何况大师还得靠众多小师中师才建立得起他的信誉威望,我们何不甘于当小师?螺丝钉在机器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呐!

有大师是好的,但是牡丹还要绿叶陪衬,所以非大师不必妄自菲薄,教育这片江山是靠大伙儿才能办好的。当今学校也是如此,不要只是聚焦在个人能力很强的校长,如果他建立不起团队,他的发挥还是有很大的局限。

教中学时,我们几位华文老师志同道合,协同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华文学习环境。学生很喜欢,课后还常到我们家里来琴棋书画。一位朋友看了说:“这样做不对,学生因你们而爱这个科目,他们会因此不喜欢其他科目了。”幸好有这个提醒,我们不但自我警惕不要边沿化同侪,也常警惕学生不要比较,更不可贬低其他老师,因为大家都有角色扮演,有强处也有弱点,只有相互配合才可以成就事业。

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要同款的,共存共荣才有多姿多彩。同一标准的一体化,只会带来平庸。这是我后来一直坚守的信念。

不但要相互配合,有时候,为了配合其他同事的发挥,我们还得当上丑角。例如学生被过于溺爱,被训练成温室里的小花,视老师为慈父慈母;这时我们不得不化身金刚,严厉对待学生。在学生眼中,也许我们因此成了“坏人”,但从长远看,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学生因此得到更平衡的发展,不至于被训练成绵羊。

有时候,一些学生您花了几年时间也教不好,因缘巧合下,一名新老师反而把他带上去了。您无需懊恼,学生得以成长您肯定可以居功,因为若非您为他打下基础,他不会突然冒尖;新老师也不需为此而自豪,您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该做的事,不完全是您个人的功劳。

只有大家相互配合,教育工作才可以有成就。做您该做的,那就是最美好的。

注:
① 这句话是梅贻琦在1931年12月2日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时说的一句话。

② 例如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就因四大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闻名。


《星洲日报·东海岸》05/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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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332】
教材的争议


前些时候《星洲日报》刊登“华小课本是一场悲剧”一文①,几天内点击量破20万,反映读者对华小教育的高度关注。

作者指出了多个学科课本的问题,我想就华文谈谈我的看法。文中指出课文错把阿凡提的故事当成《伊索寓言》,这是“硬伤”,没有什么可辩,编审的确是疏忽了。不过,若说这个错误会影响小学生的学习,造成PISA排名落后,尚有待商榷。作者再发文号召志同道合者共同设计“更合理、更正确、更容易吸收的一整套补充内容”作教材②,这是值得期待的。

教师教学必须依据教育部发布的课程纲要③,课本只是方便教师的资源之一,却不是绝对的。上个世纪80年代,教育部曾计划不提供课本,由教师根据课程纲要自由编订教材。但计划最终宣告失败,因为教师未做好准备,无所适从,以致各州、各县教育厅号召资深教师编订教材,若然,倒不如中央统一编撰更好。

不过,自此以后,师范学院课程多了“教材的管理、应用与开发”(Pengurusan Sumber)一门课,让教师对教材有更全面的认识,以便能更好“用教材”培养孩子的能力,而不是“教教材”。课本若有错误,教师是可在集体确认后,在不违背课纲精神下,妥善地“调、改、删、换”。

课本毕竟是官方发布的,学生人手一册,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家长关注教材的适合性是正确的。教育部倡导专业学习共同体(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就是希望教师和外界有更好的平台,共同为新生代的教育做出贡献。若家长对教材有疑惑,是可以和教师洽商理解。

教材的编写是项大工程,涉及者必须具备专业素养,不可只是想当然,或从自己的视角编订。若是面向儿童,儿童本位更须被重视。简言之,怎样才是好的教材,尚需各造虚心学习,细心求证。

在PISA的影响下,“阅读力”被视为当今个人的重要素养。网络普及的今天,可阅读的已经不是汗牛充栋可以形容,简直是浩若繁星了;如果不具备阅读力,依然停在过去识字写字的阶段,孩子要如何面对书海,汲取有用的信息呢?

我国的教育跟上国际的步伐,“阅读力”的培养也被摆正居中,小学语文课,约40%的时间会用在阅读力的培养。因此,读什么,怎样读,是现今小学语文课最为重视的。民众关注教材,首要思考的应该是教材是不是具备条件提升儿童的阅读力,包括提取信息,文本理解,评价与反思的能力(见附图)等,而不是用自己的认知与经验评论教材。

注:
① 见《星洲日报》09/11/2021《言路》版读者观点
② 见《星洲日报》11/11/2021《言路》版,作者发布的“等待奇迹——华小老师的背水一战“。
③ 课程纲要马来文称Kurikulum,教育部约10年会调整一次课程纲要。最新的依据是2015年发布,2017年开始实施的小学标准课程(修订,DSKP Semakan


《星洲日报·东海岸》12/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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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333】
阅读是目的不是手段

(再议教材的争议)

以前课标说“阅读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能认识字词……”,所以教课文就是教字词。

我在90年代培训师资也是根据这项指南。每篇课文先教生字新词,力求学生做到四会:会认、会读、会写、会用。具体操作是:出示字卡、根据汉语拼音朗读、讲解词义、构词造句、习写生字,最后交待学生默记,明天听写。

这套教学模式把阅读当手段,识字才是语文教学的目的。当时,我们都相信学语文要先打好基础。“先识字后读书”,字词就是读书的基础;这好比盖房子要用到砖瓦,字词就是砖瓦。我们深信只要学生多积累字词,就会学好语文。

阅读若是手段,教材就不过是个例子①,用以教词语。因此课文写什么,怎样写,不是重点,规范就好了。有些教师会教学生赏析课文,不过大多限于欣赏优美的句子。只要用上积极修辞的,就是含金量高的句子,值得传颂,有感情朗读、誊写、背诵是必须的。

这一套教学横跨近三十年,影响了几代人。我们该反思的是这样的教学是母语教学吗?学生的语文能力就此而提高?语文基础就此扎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爱上华文吗?上了中学,去除了“必修”的镣铐,他们还会继续修华文吗?

再说,多少位被如此训练过的学子还记得中小学读过的课文写些什么?还能够背诵以前背过的句子?

KSSR做了调整,强调“尽快认识一定数量的字”,以便“实现独立阅读的目标”。识字成了手段,阅读才是目的。因此,课文的内容和写作手法,必然更加受到重视。“我家前面有什么,后面是什么”般的课文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了。篇章的可读性优先受考量。

当阅读成为目的,学生在阅读中得到什么就成为焦点。阅读不再只为获取知识,还得感受不同的人文情怀,去认识大千世界,感受心灵的悸动。能激发儿童主动阅读,就等于培养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识字将会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生成。

注:
① 这句话原出自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见附图),流传之后,往往被误解。


《星洲日报·东海岸》19/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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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334】
教材研究二三事

(三议教材的争议)

对华文教材的讨论,不只是民间,也包括学术界。最近我就听了三份研究华文教材的报告。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探讨儿童教材中的成人观那篇。我一向推崇杜威的童心论①,相信儿童的教育该回归儿童,从儿童本位思考,所以对这课题特留上了心。

研究者发现我国华小华文课本的选文内容是很丰富的,不过大多都经过修改。他提出我们的教材有四个倾向:课文主题的成人化、叙述视角的成人化、童话语言的成人化、原著改编成人化。原因是:课程标准的要求、华文儿童文学缺少关注、儿童观念上的偏差。

我不否定上述的说法。不过,自2007年开始,我们的师资培训课程内容是包括儿童文学的。“儿童观”则是我们在探讨儿童文学时必须深究的课题。确立这个观念后还可延伸到教育领域,像教材的编写,也需要有正确的儿童观,要不然就会出现像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以成人为本位去教训儿童了。确立儿童观,对儿童文学的审美意识也跟着提升,对教材的编选就更到位。

关于主题成人化的问题,其实过去的教材更严重。课文常常出现一条尾巴,就像《伊索寓言》被编撰后加上的“这故事告诉我们”那样多余②。这种“只注重成果,不注重过程”的编写方法,是基于对儿童的不理解,不相信儿童在阅读中会得到启发,硬要作者跳出来点破主题③。

研究也发现我们的教学过于注重孩童对字词句的认知,忽略了内容的整体把握。这是阅读教学上的问题,间接影响了我们教材的编订,把教材当成是语言教学的材料而已。

我很欣赏这样的探讨,对教师很有启发。相对的,“研究”若只发现我们的教材选文太过偏重国外的,缺少本地作品;发现我们的教材过于以男性为中心,忽略两性的平衡等,就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核心议题了。

教材要编得好,就要回归儿童,多注重语文的元素,不要用非语文因素干扰。多用本地作品,多写女性,恰恰是成人本位的增强,不但无助于教材的编写,反而添加了更多的行政干预。

注:
① 杜威在其著作《学校与社会》第2章第51节提到学校的一切措施应该围绕着儿童设置,这就好比银河系的行星是绕着太阳转一样。他强调“儿童为中心”的观点,和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是同等重要的。原文可看链接

② 我们今天看的《伊索寓言》,故事结束后都有“这个故事教训我们”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这是比较后期的版本才出现的。伊索寓言本就记载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小故事。可参看John Horghan 的 Aesop's Fables

③ 我称这种结尾为画蛇添足,可参阅我2013年写的文章的结尾


《星洲日报·东海岸》27/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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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335】
我的懦弱与无能

(四议教材的争议)

课本对学生来说,是学习的主要资源;所以它不只要传递正确的信息,更要有效触动人心,为读者所接受。

旧课程华小华文课本有两个版本,各州教育厅可以择其一。这么巧两个版本在同一个年级都收录了关于水墨画的文章。其中一个是介绍大画家文同的,称赞文同在观察竹的形态后,“把竹画得和真的一样”。另一个则写小朋友看着老师画画,却“觉得老师画得不太像”,引发老师解释水墨画不是要把东西画得很像,“重要的是画出它的神态”①。哪篇课文传递了真实的信息?

我给师范生上课,分析过不少教材。我曾提醒一班将毕业的学生,他们正遇上采用新课本的时候,可以考虑对新课本“做些贡献”。一名学生过后到图书馆耗了很多时间,写出十来篇批判课文的文章。过后刊登在《星洲日报》,引起哗然②。有人以为是我化名写的,后来课程发展司知道作者另有其人后,要我好好“教育”他,别让他那么“嚣张”。

这时,正好有一本《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封面见附图)在中国面世,收录了多篇文章都是批判以“母爱”为主题的教材。我们原本对彼邦的教材是蛮推崇的,但经过作者的分析,才知道对教材该有更高的要求,不要虚假造作,传递错误信息。

可是我没有勇气学他们这样做。批评后的反弹很大,这让我们有所收敛,减少了公开批判。我更因和出版社老板有交往,拒绝参加课本局的会议,不参与课本的编订工作。

“当上帝关上一扇门时,他会打开一扇窗”,后来我发现再好的教材如果老师不会用,一切还是归零,起不了作用。于是,我减少批判教材,转而注重怎样用教材。我因此提出“文本对读”的方法。“比较”本是学习的好方法,在对比中,才能感受到优劣。如果是单向传递信息,往往出现的就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说得再好,学生也未必感受到。增加学生的参与感,让他们对读两个不同版本的句子、段落,乃至篇章,他们更能“感受文字的功能和魅力”。

例如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张秋生的《一朵红玫瑰》被收录入小学课本。编者把文章开头改写成“早晨森林充满了浓雾”,原文却是“雾来了。白白的雾弥漫在森林里”。我们让学生比较,二者有什么不同,哪个写法和下来的故事相呼应。学生会看出前者是一个判断句,告诉我们早晨森林就是有浓雾,但是“雾来了”却是偶然的发生,不是必然的。偶然起雾,才有下来的“一朵红玫瑰”的故事③。这样的训练,学生可以更好把握阅读的真髓。

也许这样可以为我的懦弱赎罪吧?

注:
① 有关这两篇文章的讨论,可参见我的“鸡蛋里挑骨头”。

② 系列的课文讨论,可以参看郭史光宏的“漫谈小学华文课本”。

③ 可参看我早前的文章:文本对读法


《星洲日报·东海岸》02/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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