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真好!

人老了,越爱想当年,越爱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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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67】
敬悼陈玉康局绅


2020年是黑色的。

华教斗士陆庭谕老师刚走不久,敢怒敢言的陈玉康局绅也走了。堪以告慰的是老人家都安享晚年。但想到他们一生的奋斗,还是不胜唏嘘,他们一心为公益的精神,是否会延续?

1991年我到关丹,便常听到大家谈JP(关丹人习惯这样称呼他),说他是彭亨州华教的守护者。初次谋面,老人家向我“炫耀”他的一个功绩,为某校挂上“礼义廉耻”四个大字,以提醒后世都要遵守教诲。他的兴奋,竟比成功安装自己的纪念牌匾还要大。

JP最大的贡献是发起“独中生保送计划”,协助小六毕业生到外州独中升学,为彭亨州成就了一所“没有校园的独中”。

对于这个计划,已故何振森居士赞叹说:“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很叫人钦佩。他为了这计划,拿着黑色公事包到处向人要钱,而且一次就拿一万多令吉,为学生筹募六年的经费。我们经常募资办活动,知道个中的辛酸,他却甘之若饴,真是孺子牛。”

其实,JP还是这些保送生的保姆。他为这些学生物色学校,远至哥打巴鲁、班台,他也送学生过去。除了提供助学金,他还常到学校去探访学生,了解他们学习的进度,提供必要的帮助。试问,有多少人会为了华教而如此栽培他人的孩子?

了解JP的用心,您就体会到他对关丹复办独中的殷切。关中后来被炒作为“变种独中”,JP一直都在苦苦捍卫。骂人是容易的,指责他人更是简单,看着键盘客诋毁JP,实在叫人扼腕。JP南上北下,为彭亨州学子的前途献力时,不知键盘客何在?

以前JP见到我,常会亲切说:“黄博士,我读了你在报章写的文章。很好,要多写。”我知道这是前辈的呵护和鼓励。所以当他被诋毁时,我也会握握他的手说:“JP加油,我们支持您!”华教这条路不好走,少点争执吵架,相互支持与勉励才有温度,激励我们继续努力。

陈玉康局绅走了,我只能说:JP,一路走好!谢谢您毕生的付出。

《星洲日报·东海岸》13/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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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这张照片很珍贵。2008年,我们申请到佛教会旁边的地段作洗肾中心的会所,不必再向外租赁场地。动土礼,JP也出席,并慨捐RM10万。如今JP也随着何居士的离去走了。我这辈会倍感寂寞,日渐也要成为“长者”,没有多少位前辈会在我失意时给予鼓励,只有我要给人家打气加油了。人生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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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68】
方言之辩


如果我是掌权者,我真的乐于成就方言大师的宏图壮志,让华社开办方言学校。精武粤语小学,尊孔潮语小学,培才琼语小学……嘿,百花齐放,各自为政,多好!

我也会放宽媒体,允许创立966闽南语电台,977福州语电台,实现民主自由。更进一步,我还要让电视台播报广西语新闻……对了,据说闽南语还有分支,该播报厦门语新闻,永春语新闻。反正一稿多读,成本低,盈利高,华社有钱会赞助。

可是,我不是掌权者。我只能是一个小小听众,听我一位精通粤语的印度朋友骂华社:“我大半辈子学华人的语言,上台演讲都不成问题,去到北京却还是语言不通!”

在职场,官员不断提醒我们,师范学院华文讲师严重断层,现有的都是六、七十年代的,青黄不接啊!教华文的都难找,开放后不知如何?

我自命国语驾驭能力还行,语音也很八股(baku),但开会时我却常听不懂同事的发言,因为他们说吉兰丹话。

上小学之前,我们都说方言;去了学校,才学华语。印象中没有语言障碍。我们照样用方言交流,用华语思考。

上了中学,我们的国语考试成绩,往往比马来同学还要好,但他们口操的家乡话却远不是我们可以比的,他们说这是马来语。老师常强调知识语言①,长大后我们才明白这个谷歌找不到的词语的意思。原来有些语言只作沟通用途,有些是登大雅之堂的。方言算不算语言,争论了千年,没有结论。

我所理解的是:方言就是地方话,自古就有。秦始皇只能“书同文”,不能强迫大家“说同语”。方言会被政治势力消灭吗?北方诗,南方辞,何以成为中国文学的代表,而不仅限地方文学?李白杜甫说什么语我不懂,但我看懂他们的诗作。韵文不是讲究韵律吗?如果没有共同语,如何成经典?

鸠摩罗什②为什么不像我的印度同事这样骂中国人?异族统治中原,为何会汉化?中国文学的发展,为什么又不断层?

比我聪明的您,肯定知道答案,并谅解我们为什么说“华语是我们的母语”。

注:
① 我曾经写过“何谓知识语言”一文,可参阅。
http://wongsienbiang.blogspot.com/2016/07/51.html
② 鸠摩罗什于公元384年被吕光带至凉州,拘留18年。期间他学会汉语,被迎到长安后,翻译了不少佛经,文句优美不但丰富了佛学词汇,也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应用。

《星洲日报·东海岸》20/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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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69】
让中学生多懂中华文化


数字显示我国人民在1980年的识字率只有69.52%,到了1991年提高到82.92%,而进入2010年,人民的识字率已经达到93.12%。此后一直都在提升,到2017已达95.08%。①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根据国家图书馆的调查,人民的阅读习惯在2005年是一年2本,2014年则提高到15本。有进步,但比起国际标准一年40本还有一段距离。②

识字却不读书?这叫人费解。我们可以责怪人民不爱阅读,但可曾想过我们何时鼓励过他们读书?中小学生的生涯,除了阅读考试参考书外,大多是在无阅读中度过。小时候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长大后大概也就难以培养。一位大学毕业生向同学介绍书本,结果碰个满鼻子灰,回来吐苦水说同学讥笑他:“你还想阅读啊?”大学毕业生尚且只读课内参考书,妄论中小学生了。我们实在不该把识字等同阅读,认为学生识字后就会多阅读。阅读习惯要逐步培养。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慨叹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内涵已经陌生,但知林忆莲不知林连玉,提到孔孟老庄都嗤之以鼻,更甭说韩柳苏辛了。可是,我们可有想过是否曾有规划地给他们介绍过这些文化知识?如果有,是灌输式,还是启发式?是常态介绍,以平常身心去了解,还是要刻意复古传递?

我不想终日慨叹大江东去,更不愿意说一代不如一代,毕竟新生代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但,我们确实担心一个民族的失根,乃至自我践踏文化的根源。中华文化不是政治的概念,也不专属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它是属于一个民族的。我们有必要采取更积极的方法引领年轻一代认识中华文化,尤其是带领他们走进古代文化的内涵,继承古人的智慧。五千年文化不是放在神台上供奉的。

俗话说心动不如行动,我尝试利用网络给年轻人讲中华文化。我谈古籍、我谈古汉语,也谈两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华思想与文化。论语、史记、世说新语是我们会去翻阅的古籍;老庄孔孟墨韩,我们都逐一去讨论;乐府、唐诗宋词、古代散文都是我们探索的文本。在众多名相的不断重复提出中,增加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数据,从而寻找文化的共同密码。

这个课程称为“中文母语课堂”,贯彻我的母语教学观(语文不是教出来的);副题是“带您游走生命画廊”,希望可以通过我的讲座让听众浏览五花八门的大千世界,感受古人的思想与文化精髓(您不必背书,不必为考试发愁,只要静心聆听)。希望家长、老师和中学生每个星期天抽出时间参与,课程亦提供回看重播③。

注:

① 世界数据图册:https://cn.knoema.com/atlas/%E9%A9%AC%E ... 4%E4%BA%BA

② Menurut Maszlee, kajian profil membaca rakyat Malaysia yang dilakukan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pada 2005 mendapati rakyat Malaysia hanya membaca dua naskhah buku setahun. Bagaimanapun katanya, angka itu meningkat kepada 15 naskhah pada tahun 2014 berdasarkan laporan kajian interim tabiat membaca rakyat Malaysia, namun masih rendah berbanding 40 judul buku setahun di negara maju. Laporan PersatuanPustakawan Malaysia.

③ 所有课程通过我们开辟的“法情学堂”慕课平台直播。一分钟学会使用方法:https://youtu.be/YG5v3mF4J_w

《星洲日报·东海岸》27/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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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70】
让中学生多懂中华文化


罗大佑《之乎者也》这样唱:“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曾经这么说,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还俏皮地用闽南语哼了一句“我不知道”,以表示时代青年与上一代严重脱节,无法继承香火。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叹,很多人都经常性地发出。不过,罗大佑思考得较深刻,他进一步问:“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

是的,既然我们认为今不如昔,可有认真想过该怎么做?要他们回到以前显然不切实际,且有刻舟求剑之嫌。他们有他们的成长背景和条件,怎么可能回到过去?城市人不可能每天再到河边捉鱼,治安不宁下更不可能让儿童自由跑动。

对这点认识越深,越有心想做点事的,往往却做出南辕北辙的事。教师普遍上都苦口婆心想“教育”学生,灌输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姑不论是不是有效,我们对他们灌输的价值观的正确性还会提出质疑。

教师该不该灌输思想是教育的一个争议点。据悉西方国家是不接受的。他们认为教师只是“授业”,不该“传道”;教师执意要这么做,那就法庭见。早期东马人对西马教师也抱谨慎的态度,不要教师传太多道,只教书就好。

我是支持这样的观点的。譬如有5岁的孩童在游乐园中看到我的孩子要和他们一起玩滑梯,便号召其他同伴离去,原因是“不要和吃猪肉的”一起玩儿。也试过小小孩对着我唱童谣,要我回唐山。我能怪他们吗?这个纯洁的年龄是不会这么想的,他们的价值观明显受到大人的荼毒。我们的民族关系紧张,就是有些成人不断在灌输错误的信息,不顾后果。各族都有这样的“长者”。

教师可以启发和引导,却不可以强制灌输。教师该是个具反思力的人,不但检视自己,也不断观察时代的需要,断不可把自己当圣者,把自己的价值观传授给新生代。

先入为主的思想,足以毁掉孩子的一生,也破坏社会的和谐,岂可不谨慎?

《星洲日报·东海岸》04/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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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71】
强行灌输的价值观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王玲写了一篇《小狐狸卖空气》的童话故事①,被出版社收录在一年级语文课本②。我国也曾收录在三年级的华文课本③。

故事大意是小狐狸离开家乡到城里玩儿。城里的空气太污浊,让他生病了。医生劝他要多呼吸新鲜空气。于是他回到翡翠山谷,家乡的新鲜空气让他一下便复原了。推己及人,他把新鲜空气带到城里去,治好了熊奶奶的哮喘,也让河马先生、兔宝宝健康了。小狐狸因此开了新鲜空气店,门庭若市,连市长也来了。小狐狸的一句“把翡翠山谷搬来”让市长得到启示,把城市变成了森林公园。小狐狸不必再卖空气,他的店改卖玩具,成了儿童乐园。

大陆的课文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只是长文缩短。改写的是高手,加入了一些儿童文学的重要元素。例如小狐狸回到家乡,看到的是“绿绿的树、青青的草、红红的花”,最后在市长的带动下,城里也有“绿绿的树、青青的草、红红的花”,这样的重复,给小读者留下印象,也方便引发思考。

我们的课文也改写。最后一段说小狐狸卖空气,赚了大把花花绿绿的钞票,有了钱,他不遗余力地推广植树运动,净化了城市。

对读这两个文本很有意思。中国的是一贯的社会主义,人民性很强;我们的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色,自己要先上了岸才好助人。

教科书的影响很大,孩子的思想往往就建基于此,加上授课老师的推波助长,便形成了个人的社会价值观。我对这点是持反对意见的。我始终相信教育应该是潜移默化的,让儿童在广泛的阅读中自己去建立价值观,而不是把成人的意愿强加在儿童身上,代替了他们的思考。

像上述的改写,大部分教师都看不出问题。“先上岸才助人”(已达达人)本就是我们的常态思想。有了常态,其他的就变态了。有这样的思想,就难怪社会的志工难找到年轻人;好人好事都由大老板来担当了。社会醒觉的工作,不是人人都该承担的吗?

又如教科书经常强调父母不该只顾工作,一定要多陪孩子。只有家长多陪伴的子女才幸福。我们可曾想过有很多孩子不是那么幸运,父母是真为了生活而奔波,教科书的价值会不会让子女感觉自己不幸福?乃至被迫要存钱买父母的时间陪伴?

注:

① 原文:小狐狸卖空气

② 课文收录在人教版(2001)一年级下册《语文》第六单元第18课。

③ 见小学三年级华文课本(2012)第12单元,马来亚文化。


《星洲日报·东海岸》11/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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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72】
教育不是追寻个人的成功


“老师,我在平面和电子媒体都看到有人批判您的教育观①,您为什么不反驳?”

“是吗?举例说说。”

“说您是不学无术的专家②?”

“不要太敏感。那肯定不是说我,因为我从不以专家自居,哪怕人家叫我教授,我也要澄清,教授是职称,我不够资格。”

“质疑您不是教育学博士,却领航华文教育③。”

“这个说得对。我脸书用猴子头像,是自嘲‘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其实老虎是有的,只是他们比较忙,无暇参与更多事务,我这廖化只好站出来。心里是忐忑的,所以自嘲猴子。我也期待有合格的人选来领头。”

“引用您说的话,驳斥您说母语不教听说,只重阅读④。”

“我编过课程,也编订大专教材,写过数百篇教育文章,讲过数百场教育讲座,都是有迹可查⑤。我是这样倡导吗?可能演讲中话语去得太尽,被误会了,我会更加小心。”

“这话题引发很多人附和,参与批判⑥。”

“很好啊!带起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大家讨论。不要把它看成是针对我。”

“您的学生也参与讨论。”

“我看到,很精彩!双方的话语和观点多有启发,值得思考。人生不是竞技场,没必要处处设立辩论台;放下输赢的追逐,才能吸取更多养分。教育和学术是有差别的,教育以学生为本,“以美为手段,以善为目的”帮助学生成长,教师个人的成功不重要,能成就他人才值得高兴;学术则以课题的思辨为本,追求真,要不断虚心探索,越挖越深。我兼具这两个身份,有时得不断调整以顺应需求,我还在努力寻求平衡。”

“学生受教。”

“还有两点补充:一是我们的语文观一向以实用为目的。不但教学是如此,现实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能接受批评,要善于择取对自己的实践有帮助的观点,不要只为争胜负而画地自牢。要慎防被自己的同温层所欺骗。二是我们长期参与教改⑦,要学会从容面对外在的阻力。要改变,一定会面对反弹,自己的心态要调整好,要不然分分钟会气馁。不要有理所当然的心态,也不要卷入无谓的斗争。人家是砍柴的,我们是牧羊的,情绪化的争议是在偷走人家的时间,耽误别人的正事。多花力气做实事,落实自己的信念,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想法的正确性,远比争辩要有意义。这才是师者情怀!”

注:
① 萧悦宁《听说读写不可偏废》

② 脸书“中文教学”帖文

③ 脸书14/07/2020 帖文

④ 同注①,之前的例子岔开了。

⑤ 我有幸参与师范课程的编订,师范课程长期来都有一门课称听说教学。我给OUM编写小学华文教学(HBCL2103).我的文章,可以参看我的博客“吾所好者”,例如“不要只是回答问题”指出回答问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听说教学,我是有说过西方国家的“母语教育”是literacy,注重教读写,但却没有否定听说,可参看“不要再赶课了”。至于演讲的记录则在法情论坛的多个版位报道,如“母语应该这样学”。

⑥ 我们所尊敬的杏坛前辈吕立民校长最近在脸书发帖谈论语文教学主要是教言语形式而不是学习文本内容,底下引发的讨论颇精彩。由于有些人没有脸书账号,无法看到,这里的链接是法情论坛的。

⑦ 国家的教育政策也不断修订,Transformasi Sekolah (TS25)是当前的重点工作之一。


《星洲日报·东海岸》18/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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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73】
教育不能脱离实场


博士是学位,教授是职称。我有博士学历,但不是教授,人家称我教授,我会很尴尬。教授薪酬很高,他们是大学的中坚分子,必须遵照大学制定的标准做出学术贡献,例如每年在核心期刊发布多少篇文章,带多少硕博生等。我不符条件,不够资格。

若说本地人因陌生而混淆,中国教育界不可能如此吧?好些中国朋友都称我为教授。澄清后却觉多余,因为他们是“故意”的。他们觉得我在高校任教,一边传授教育理论,一边又可以直面儿童,进行教学。这是比较罕见的。我喜欢这样的判断。不是因为帽子够高,而是因为他们点出教育的真谛:理论和实践必须并重。只说不做和盲从瞎干差别不大,知行合一才是王道。

在南京留学时,同学笑说学了屠龙之术,以后恐无用武之地①。所以,回国后我便申请马大教职,希望持续学术工作。事不从人愿后,我安下心来,希望做好我的职责——培训好新一代教师。

这一“安心”可不得了,我百分百投入教育了。我太太失去了陪她逛超市的伴侣,孩子失去了带他们去海边戏水的父亲,他们身边却多了很多活力十足的教职员。从课内到课外,我和学生的话题就是如何把教育工作做得更好②。我说、我写,我身先士卒,我和他们一同钻研教材、分析课例、反思教学;我们回顾、检讨、也展望,但最终一定化为实践,应用到教育现场去。

虽然偶有机会转换跑道,从事行政或监察的工作,但我都不愿意。总感觉我们的制度会让当官的远离教学实场,离开学生实际的需求更远。我不想离开教育的最前线,远离学生。

师范学院早期有个制度,讲师要定期回学校教学,体验实况进展。我去过八打灵育才和关丹士满慕执教。这是很好的一个制度。后来甄选的县教育厅专科培训官员(SISC+),应该也有这样的要求。管行政的若保持上课的实战经验,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或许会缩到最小吧?

注:
① 我学的专业是古代文献学,这在国内是相对冷门的。加上当年还没有那么多大专中文系,我们的专业恐怕难以派上用场。我又是带艺从师的,在教育界已经服务10余年,所以会有这感慨。

②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中国的何捷老师在台上揭我们的底牌,他说:“我和黄博、光宏同住一个单位,昨晚我没有说多少话,一直在观察这两师徒。他们一直在聊天,但是话题除了教育,还是教育。太无聊了吧?”


《星洲日报·东海岸》25/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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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74】
新常态了吗?


自从疫情肆虐后,“新常态”(New Normal)便经常被各界提起。但我对“新常态”的说法是存疑的。“常态”是指平常或正常的生活状态,例如朝九晚五工作是常态,如果有人颠倒了上下班时间,那是非常态。人工智能时代来临,这种工作规律将会被打破,工作时间更具弹性,我们将迎来“新常态”,取代旧的生活模式。

面对疫情,我们的生活作息是有一些调整,但真的是“常”了吗?例如大专生没有回校上课,只通过网上学习,大家心中的想法恐怕都是——暂时的,疫情过去就回复正常了!这样为时势所逼的应急措施,不能称为“常态”吧?依然抱持着“回到过去”,眼前的又岂能算常态?

黑夜过去黎明会来,这是常态。目前我们却一直为黑夜笼罩,黎明什么时候来还说不准,更要命的是人们渐渐模糊了黎明的长相。

至今全球确诊数字已破4千5百万,死亡病例也达7位数①,只有更高没有最高的数字,形势依然严峻。老百姓力保工作的同时,还得时刻担心家人的安全;执政者抗击疫情的同时,还得小心翼翼护持经济,免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或科研团体,都再三提醒疫情短期内不会遏止。疫情已经散播全球,病毒接触不同的人群也在不断变异,这使疫苗的研制面对更大的挑战。如果我们认为有了疫苗之后,疫情很快就会结束,恐怕将会换来更大的失望。

疫苗不能一劳永逸战胜传染病,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消灭天花(Variola,俗称 Smallpox)是人类史上研制疫苗的最高成就。天花传染的复杂度远不比新冠病毒,人类尚花了百多年才让牛痘(Varicella vaccine)把天花病毒消灭②。新冠?

我们目前的“新常态”并非常态,它是受控于疫情做出的生活调整,并非我们的选择所决定。我在想我们是否该更有勇气接受事实:疫情在未来几年依旧会是威胁,疫苗只能是预防的辅助手段,我们还得创设新的生活方式来应对。躲在家里不但不会是正确的方法,还滋长我们的惰性。

注:
① Globally, as of 9:28am CET, 1 November 2020, there have been 45,678,440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including 1,189,945 deaths, reported to WHO.

② The smallpox vaccine, created by Edward Jenner in 1796, was the first successful vaccine to be developed... The last known natural case was in Somalia in 1977. In 1980 WHO declared smallpox eradicated – the only infectious disease to achieve this distinction. This remains among the most notable and profound public health successes in history.


《星洲日报·东海岸》01/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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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75】
那是小孩子的天性啊!


学生看了一堂网课,感到很失望。是看到小学生在网课中的反应而失望,而不是对课堂教学感失望。

这是一堂公开课,学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结果种种话语都出来了。

“很闷啊!我不要参加。”

“什么时候下课?”

“老师你很丑,可以换一个帅一点的来吗?”

有人出言相劝,有人马上回应:“你一个人叫1600个人安静,你觉得可能吗?”

“我想骂脏话。”……

授课老师要大家用“因为……所以”说说课文中的内容,培养概括能力。学生说的却是:

“因为我有做功课,所以没被老师打。”

“因为我要死了,所以要在死前做我要做的东西。”

我的学生说:“吓死人!现代的学生受到网络的影响,胡言乱语,什么都敢说!我们真还脱离时代了。”

我倒是惊讶他们的反馈。这些话语不正是儿童的天性吗?是最真实的表达。

已建立正确儿童观的师范生,在现实当前怎么反却步了?儿童敢于表达自己绝对是好事,这样我们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教育”的产生必定是从学生的“眼前那步”开始,不是从大人理所当然的设想开始。

小学生抗议,不想上课,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时间被剥夺了?俗话说“勉强没有幸福”可真是一语中的。偏偏我们的生活却充斥太多的“勉强”,不只是童年,成人的世界更是如此。一个讲座希望有2千人出席,主办方会想方设法招人,威迫和利诱并用。成人世故,被强迫也不说出口;童言童语,不正好提供信息让我们反思吗?如果说真话的反而被责备,我们倒该认真想教育何为了。

至于胡言乱语,也有很大的思考空间。撇开先前说的心理抵触,也该反思课堂营造的气氛,是否有效把学生引入学习的状态。小班制可以达到的效果,大班却不一定可行。教学是一门专业,得相机而行事,善于观察外境,把一切转为有利学习的条件,这才是教育。

我们不是该这样思考吗?为什么就只想到错的是儿童?

《星洲日报·东海岸》08/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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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76】
课堂教学的三个层次


旧课程(KBSR)纲要列出一个课堂教学的概念:

“鉴于学生的语文基础和学习能力强弱不一,本课程说明把每个预期学习成果分为三个层次,让教师能根据学生的语文程度和学习能力来因材施教。第一层次是最基本的要求,是每个学生都必须达到的学习目标,第二个层次要求稍高,是针对大部分学生的能力而设,教师应该尽量协助学生达到这个层次的要求,第三个层次要求最高,不是所有学生都有能力达到,教师应当协助有能力的学生达到这个层次的学习目标。”①

这个教学理念兼顾了所有学生。教学箴言说:“下要保底,上不封顶。”意思是课堂教学该让全体学生有所学,程度偏低的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学习能力较强的也可高飞,不会被教师、同侪、课程给压下来。

实际操作上教师常面对困扰:该以谁的程度作为标准?若以最好的学生为标准,将是自讨苦吃。若主张课堂教学必须百分百达标,教师便要以最低的作为标准。但这么一来,能力较强的学生将不断重复接触已懂的知识,这对学习是不利的。

我们对因材施教的理解是: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施行相应的教育,使教学的深度、进度适合他们的接受能力进行。教育家维果茨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提出的“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则认为,不能只依据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进行教育,应该有所超前并不断促进学生的发展。

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摘苹果实验,以说明“最近发展区”的教育理论②。我非常赞赏这样的譬喻。如果我们习惯性地采摘伸手便可及的苹果,我们将不知道“果外有果”的境界。倘若果园里有人采摘更高处的果子,将启迪其他人只要稍加变通,便可以采摘不同的果子,品尝不一样的美味。

至今我仍推崇旧课程的三层次教学设计。教学中让程度弱的都做到第一层次,然后看到学习还有二三层次,虽不能至也向往之。

注:

① 参见课程说明

② 跳一跳就能摘桃子——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实验

《星洲日报·东海岸》15/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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