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真好!

人老了,越爱想当年,越爱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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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87】
教学要分辨文体吗?


过去,我们把阅读当手段,识字才是目的,所以任何文章都用相同的方式教。具体的流程是找生字新词——教会书写和应用新词——理解课文。

现在,我们把阅读当目的,识字是手段。阅读就不能停留在理解,还要进一步诠释文章的内涵。流程是先初步理解,后深究。初步理解是引导读者进入课文,解决“写什么”的问题。深究则要进一步解读文章,解决“为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依据个别文章,可能是探讨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也可能探讨文章是怎样表达特定的想法。

要较好地诠释一篇文章,还得先判断有关文章属于什么文体。有些文体写实,有些却是虚写;玫瑰在诗歌中内涵丰富,但在记叙文中却实指一种花。

专家说:“研究文体特征,目的是要我们阅读时遵循文体法则。这些文体法则并非束缚阅读的框框,而是一种重要的审美规范,为自觉阅读所必需。”①这是很值得参考的说法。判断错误,就要出现悖体的现象,难以真正从文章中获取养分了。

以大家熟悉的“愚公移山”为例。如果判断它是记叙文,我们就会注重教学生把握事情的起因、发展和结果。深究时再用逻辑思维来判断事情的可能性,甚至去探讨其他可以解决道路被阻的方法。如果把它判为小说,深究时还要探讨人物的形象,辨析愚公的做法是不是正确的。著名作家席慕容的解读方式就很值得商榷,她认为“愚公移山很可怕,应当移出教科书”②。

但若把它判为寓言,则另有重点教学。

寓言是带出生活哲理的小故事,以简洁有趣的故事呈现,常有夸张的成分。和记叙文或小说不一样的是,它的故事只是截断面,并不完整,所以不适合用来辨析人物性格特征,也不以故事的逻辑为依据。重要的是要能够理解故事带出的寓意,以及它寓示些什么。

愚公移山要突出的是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高贵品质。以此转移到现实生活,这种精神给我们怎样的一种启发?这才符合寓言的奥秘。
注:
① 曾祥芹《文体阅读谈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页219。另,给大家介绍一些文体教学的参考书:
(a)王荣生《实用文教学教什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b)王荣生《散文教学教什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c)薛法根《文本分类教学——实用性作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d)薛法根《文本分类教学——文学作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e)汪潮《不同文体教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f)周一贯《小学语文文体教学大观》,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② 参阅同名新闻报道

《星洲日报·东海岸》31/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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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88】
识字也讲科学吗?


今年学院因为讲师不足,我们都得兼课,给非穆斯林学生上道德教育。

在谈到道德教育的学派时,学生从既有的资料分析了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直觉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①。他们对前三者都持否定的态度,并提出“纠正”的建议,例如认为自然主义就是安于现状,不求改变。

可是,自然主义的倡议者是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他的名言“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②确实是发聋振聩,不但开创了崭新的儿童观,还影响了日后的教育。与其去纠正卢梭,不如明白为何他提出自然的教育主张。

理性等于科学,科学代表真理,真要抱着这样的观点处世?也许《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该被列为必读之书,让学生去了解情感、直觉的作用,体会理性的盲点。

在分析自然主义的意义时,我想到的是语文的学习。中国教育家张志公先生曾说:“一部语文教材中,总共有多少个印刷符号?有多少成语?词汇量是多少?出现频率是多少?……我们的语文教学,吃亏就在于没有科学性,没有真正地深入调查研究,随意性太大。”

就因此,曾有学者在努力往科学化教学路向走。他们通过语料库收集儿童常用语,企图为之按年级区分各年级该学的词汇。一直到1990年代,研究论文依然显示这种分级识字的做法在实践上面对多种问题,不易突破,难以有效执行。

真要先定下词汇,才来教儿童识字吗?我对此是很怀疑的。清代龚自珍曾写《病梅馆记》,反对人们按固定的审美标准来栽种梅花,特购三百盆梅树,边流着泪,边为这些梅给予解放,立志要在五年内还梅树以自然面貌。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束缚孩子们的学习?

儿童学习第一语文是习得的,是在没有计划下,在自然能的环境中生成的。如果他们所处的环境语文的运用更为广泛,那么他们的语文能力和素养也就相应提高。这是更加类似实证主义,靠实践而生成。只有第二语文的学习要讲究科学,要理出一套系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提高。为什么我们不多用力气给孩子们打造更好的语文环境,而要他们跟着标准走,当机械儿童?

回到各个学派的伦理观。我不能苟同用一个学派的思想来涵盖学习。学习应该是很自由自在的,学派的观点有可取之处,但却该明其就里,让它们各自归位,明其然亦明其所以然,才有利于学习。

注:
① Naturalism, Emotivism, Intuitionism, Rasionalism是伦理观的四大流派。

②"God makes all things good; man meddles with them and they become evil." Emile by Jean-Jacques Rousseau.


《星洲日报·东海岸》07/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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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89】
躬行孝道的老者


虽然官方的训示来得晚,佛教会还是以信众的意愿为先,新年开放让大家进来拈香拜佛。

疫情已蔓延一年,大家都高喊新常态,但我们可有严正看待何谓新常态?防疫若只有居家一个途径,疫后的局面要如何收拾?更何况疫情还不见有结束的迹象,为何不做更好的规划去面对?

穆斯林朋友告诉我,不管客观环境如何,他们还是会坚持履行日常的宗教责任,礼拜不能免。所以星期五清真寺继续开放,大家自律防疫。所以他支持庙宇新年允许开放,只要把关严格就好。

除夕和初一这两天我都在大门前站岗,确保信众遵守作业程序。信众到来的目的,大多是祭拜先人,其次才是佛前上香。这是一种慎终追远的优良传统,过年过节忆念故去的家属,带食物来追思先人在世时的点滴。其中好些还是上了年纪的耄耋老者。由于官方规定70岁以上的长者不能进入,我们只好安排古稀者留守在凉棚。

耆老的表现给我很大的启发。为了给故去的父母上支香,他们是欢喜到来。被阻拦后,虽然脸上有失望之色,他们还是从容坐下等候,让随行的年轻家属入内祭拜。他们或许并不抱有什么崇高的想法,但他们的行为却表现着敦厚的民风。

文化的传承,要靠思想的维系;但传承文化,却不一定靠思想家。像这些老者,他们依然情牵祖上,定时拜祭追念。他们不需要什么理论来支持他们的行为,但他们的行为却充分展现了他们崇高的精神。这种行为,比任何拥有思想理论的人来得更鲜明,也更为坚定。

如果去除掉了这种坚持仪式的行为,我们的优良传统是不是还可以延续,还是会变得毫不在乎?这是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我由是联想到教育界,也有那么一群默默耕耘的老师在奉献。他们未必精通理论,但就是本着一种责任感,严守岗位,一直为了教育而服务。他们没有追寻富贵的欲望,也不期待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只是忠于职守,奉献个己。他们才是教育界的点灯人。

《星洲日报·东海岸》14/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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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90】
哪个作文考题最好


我问学生以下三个作文题目最适合作为UPSR考题:我最敬爱的一位老师,最后三分钟,还是防范疫情之我见?

选第一题的原因是:题目很明确,考生都能作答。他们说考题不该难倒学生,应该是他们熟悉、有东西可以书写的,因为作文考核的是书面表达能力。选第二题的原因:考生可以自由发挥,内容不会跑题;批改卷子的看了也不断有惊喜,不觉千篇一律。选第三题的原因:学生都经历过疫情的肆虐,可以把真实的经验写下,这样更可以考核学生应用语文的能力。

他们所说的不无道理,不过我觉得作为考题,还应该考虑两大方向:一、作文该是出自考生内心的话语;二、要考虑考试的导向作用。

我也曾经主张过作文题目越普遍越好,我的自述、我的爸爸都是好题目。学生写后,老师自可透过作文判断考生的语文能力。如果考可能误解的题目,跑题了并非考生语文能力不好,而是诸如紧张、疏忽等因素造成,这就成了不公平的语文测试。后来,我发现在实际操作上,想法不能那么单纯。

其一,考试会助长人的功利心,不但学生会考前做好准备,教师也会协助学生答题。如果题目都是可以猜出的,宿构、套用等手段必将层出不穷。母语测试不只是看语文的通畅力(作文如果是背出来的,将会是文从句顺的),还要看学生会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要避免学生背作文,考题就应该是猜不中,却又不脱离生活,甚至看不懂要求的。考试局这几年的努力值得表扬,我最想发明的东西、我期待、我想改变自己等都是出乎预料的题目(下表附上近5年的考题)。

其二,要考虑考试带来的长期影响。学校一般奉“怎样考就怎样教”为金科玉律,因此考题一定会成为来年的教学和备考的依据。如果考题太普遍,教师便会协助学生背一些可以宿构的片段,以套用在考题之中。背优秀的写人文章,可以写成我的爸爸,也可写成我的老师。这样一来,作文就无法贯彻“我手写我心”的理想。长期下来,学生被训练成会应付考试的写作,却无法很好的用文字表达自己内心所思所感。

小学基础教育要训练儿童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作文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手段。除了平时的教学和练习,考试造成的影响也很大。考题如果不是容易猜中的,平时的练习也就不会长同样一个模样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21/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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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91】
要避免过度解读


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在2021年2月成功举办了“小学华文阅读教学线上研课工作坊”(第一期) 。这个活动分两个阶段,先是一群老师进行课研,针对一篇课文进行解读和探讨该如何教学;然后在2月20日进行公开课。前者属小组活动,后者则开放给大众参与。公开课展示了两个课例,让参与者共商钻研。

这一期探讨的是诗歌教学。教材是英国诗人斯蒂文森的《被子的大地》,收录在三年级华文课本。

其中一堂课筑建了这样的结构:让学生感受生病时的煎熬,体会作者在百无聊赖中展开想象,把周边的玩具变成各式各样的人和物取乐。结课时,教师还给学生提供作者多病的生活经历,要学生尝试把作者与诗中主人公联想在一起,揣摩作者创作的动机,然后以同等的感情朗读诗歌。

据悉,他们在研课时聆听了英文原作的朗读录音,语调都带伤感,因此给诗歌定位,认定作者是“苦中作乐”。教学中的朗读活动有两个回合,教学前和教学后。教学后可以作为测量学生是否掌握课文内容和情感的方法。由于判断作者是病中取乐,因此从开头的“我病了”,到最后一段的“默默地”,老师都希望孩子们读出真感情。

这样的构建与引导,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教师的引导性太强,分分钟会犯上过度解读的毛病,把学生的阅读也导向了一个既定的方向,失去自由自主的个性阅读。

把作品和作者放在一起,然后根据作者的生平解读其作品,也从作品去深入了解作者。这种阅读法叫“知人论世”。是不是用上这种手法,才算是深度阅读?我觉得只有严肃看待文章的古人才要如此,如读杜甫的“登慈恩寺塔”,我们仔细推敲文本,可看出杜甫和其他同题作者如高适、储光羲等,并非是站在同一高度上。倘若不了解杜甫的生平与思想,还真难深刻解读他的诗作。不知道谁是李后主,难以解读他的“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不明白李清照的背景,难以体会为什么她“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不知苏东坡的宦途,怎知他何以“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文如其人是有道理的。

但随着创作意识的提高,文却不一定就如其人了。例如看金庸武侠小说,没有必要把书中的大侠与金庸攀关系,或是去探讨女主角的原型。

教材虽然开篇就说“我病了”,但其后的文字与“病”没有关联,即使抽掉了开头这三个字,也不影响诗歌的解读。因此,我觉得是没有必要扣紧“病”来做文章。

作者的被单是他的世界,时而是长着密林的大地,让铅兵不断行军挺进;时而是海洋,船队可乘风而破浪;时而又化为平坦的大地,可以建设楼房和城市。诗人雪野评课时说,这些都是“真实的”想象,并非天马行空的幻想,真是一语中的。诗题给了我们启示——被子的大地,儿童可以用身边的实物进行联想取乐。

雪野老师还提醒大家:就儿童而言,生病不一定是痛苦的,他们可能乐在其中。因为生病,很多事情他们不必做。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要打破之前课例的盲点——太过肯定作者是“苦中作乐”。我们不可因此认定“生病也是快乐”的,用这个角度去解读诗歌也不妥当。病是苦是乐都是主观的感受,文本若没有提供信息,都该避免强加上去,成了过度的解读。

我喜欢这样的课例探讨,参与的老师都学习到如何解读文本,如何进行教学。这是阅读教学该重视的内容。大家共同学习,一起进步的感觉真好!

《星洲日报·东海岸》28/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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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著:
https://poets.org/poem/land-counterpane

The Land of Counterpane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


When I was sick and lay a-bed,
I had two pillows at my head,
And all my toys beside me lay
To keep me happy all the day.

And sometimes for an hour or so
I watched my leaden soldiers go,
With different uniforms and drills,
Among the bed-clothes, through the hills;

And sometimes sent my ships in fleets
All up and down among the sheets;
Or brought my trees and houses out,
And planted cities all about.

I was the giant great and still
That sits upon the pillow-hill,
And sees before him, dale and plain,
The pleasant land of counterp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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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92】
制度化培训师资


我们常听到民间组织要求教育部“制度化”华教拨款。什么是制度化呢?

制度化是指把一些不固定的转为固定的,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模式。 例如每年拨款独中若干,国民型中小学有多少拨款都定下来,不必等财政预算案公布。此外,也有社会学家认为制度化还包括制度的体系完备化。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国的师资培训早就机制化了。殖民时期,英国政府并不重视师资培训问题。至1808年才开始同意培训教师,逐步推出导生制(Monitorial System)、学生教师制(Pupil Teacher System)、普通班制(Normal Class System)等。1872年在新加坡建第一所师训学院(Maktab Melayu Singapura),着手培训教师。但说到课程的统一,师资培训的制度化,要迟到独立后的1973年,教育部成立了师资培训部(Bahagian Latihan Guru)才逐渐落实。

教育部其实一直都努力把师资培训工作机制化,而且越做越细致。进入21世纪,师范学院(Maktab Perguruan)升格为大专(lnstitut Pendidikan Guru, IPG),各种培训工作更受国家教育体制的各机关牵制,必须在体制内运作。例如国家学术认证局(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定下的标准,就必须跟从;而代为督察的外部评审(External Examiners)则会紧跟各层工作依循书面计划执行。

书面计划是公开的、透明的,人人可以阅读。比如各个科目都必须有课程纲要(简称Maklumat Kursus, MK),教学目标、内容和评估方法都一一列明。学院讲师得遵照纲要执行任务,遇上公假也不能豁免,必须找时间补课。

可是很多人,包括体制内的教师还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教育是自由运作的。例如最近有实习生到校,要求带课外活动,就被质疑是“擅自要求”,结果在社媒上挨批。

其实“实习”也是一门课,有课程纲要。纲要也列明目标、内容、评估方法。不管讲师或学员都不敢违背。一旦没有按计划执行,课程审查时可能就要被质疑执行能力。严重的会影响认证,轻微的也要被记名,另安排时间补过。

“机制化”是不是绝对?适不适合在神圣的教育领域落实?可探讨的空间当然还很大,待另文论述。

《星洲日报·东海岸》07/0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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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93】
看课看什么?


老师们聚集讨论考题,一人突问:“请问你们考过A吗?如果连A长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讨论就太空泛了!”

这样的话语当然不讨人喜,但却是硬道理。就像我们当讲师的,如果连一堂好课是怎样的也说不清,是很让学员明白怎样才算是优质的教学。理论还得结合实践,才是真功夫。

我很庆幸自加入师范学院后,有机会看很多课,从我学生完整的课堂教学中学习,不断去探讨好课的模样。教师的口才,教师的应变能力,教学重点的把握,都是决定性的因素。现在更扩展到看学生的学习内容和进度,从知识的获取,技能的培养,到生成式的教学,让学生真正受教育。这些无一不是在行进中求进步。

我们参考了中国和日本的做法,开创了适合本地教师进修的公开课体制。通过具体的课例,课后的教学剖析,以求教师更能达致专业成长。

公开课不是作秀,更不会作假,我们要求的是常态下的正课。参与者要如何从公开课中学习?我们给大家划定了三大观摩视角:看教学的准备工作(先通过课例分析再听教师说课),看课堂上的执行能力(课堂观摩),看课后的反思力(议课时的互动)。

备课包括两个环节:一是对教材的解读能力,精准地发现教材的特点;二是对教学的设计能力,充分发挥教材的优势。前者除了应用教材以外,还要懂得开发适合学情的教材。特别是阅读教材,如果课文可读性不高,纯粹只是为识字和传输道德观的教材体,那么教师还得发挥修改、对读他文、另择教材的能力。后者则看教学的设计,既要符合学生的学习能力,且要符合课程的标准,有重点、脉络清晰地开展教学。

执行能力则看实际的课堂教学能力,不但要落实教学计划,还要具备应变能力。有时是对学情作出适当的调整,有时则是针对学生的反应给予点拨和提拔。以学生的学习为核心,助他们在既有基础上跨前一步,是当今教学的主轴。

最后,教师还该具备反思力,能够辨析教学过程中的得失,能从实践中总结珍贵的经验。会反思,才会不断成长;要学生生成式学习,教师也要水涨船高,不断成长。

《星洲日报·东海岸》14/0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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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94】
中华民族和文化


1989年,杜维明教授发表论文〈文化中国:边缘中心论)(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重新思考了中国人的定义,认为不应该用政治来定义中国,而是应该以文化来定义。2013年他再度重提“文化中国”这个命题。

时隔25年再提,是不是意味概念并不被认同呢?我想是的。毕竟中国这个词已经表明是“国”,是地理的概念,怎么可能否决当地人民和政治的拥有权?

杜教授的倡议有其历史背景。新中国建立后,历经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传统思想和文化受到极大的破坏。在海外依然继承着传统的华人必然深有感触,既然传统在大陆已经断绝,就得靠身份已属他国的华人来弘扬。代表“新儒家”的杜维明教授倡议:“中国不一定是指政治上的实体,而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文化上的中国不一定只能存在中国大陆,而是存活在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日本或是美国等地。”

为什么这倡议不为广泛接受?主要当然是因为历史不断演进,中国不再是昔日的中国,就算曾经断根的一族,也凭着深厚的文化积淀重新塑造“零起点”的新生代,重拾传统的话语权。

身为他国公民的华人则面对身份定位的问题。那些完全放弃身份,绝对效忠所在国的华人,不会有此困惑。我只是担心若干年后,他们会不会也像非洲人寻根的举动一样,重新思考定位。毕竟有些东西失去后,未必可以重拾,即使能够也要几代人的时间。效忠所在地是必须的,但民族的身份是否要因此而放弃则有待斟酌。

我关心的是那些依然学习传统语文、思想和文化的华人,该如何给自己定位?我们还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依然是我们的根吧?我不认为传统一定要由哪国的人来诠释才对,也不支持否决任何人对传统的诠释。我支持站在学术看问题,大家平权发言,以学识交流,以文化建设为目的。

不要把自身传统交出去,妄自菲薄,一切听命于他人;也不要高傲到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无需再认祖追宗,否决掉自己的传统。

我们还是学习中文,我们学习的方式、目的和水平,绝不亚于主流国;我们学习中华文化,我们的理解和诠释,也不是域外的观点;我们发扬传统的思想,孔孟老庄也一定欣喜。我们依然是中华民族——堂堂正正的华人。

《星洲日报·东海岸》21/0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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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真好”系列之【295】
我们输不起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语文教育既然是一种母语教育,就应该有不同于外语教育的自己的特点,而这一点恰恰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又说:“(母语教育)应该改变目前语文教育要求不切实际、过于繁琐、学生负担过重的现状。”

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说:“我们现在语文教学,一二年级还是强调识字为主。……先识字、后阅读、再写话或者写短文,这样的教学方式,实际上我认为不是母语教学,是第二语言英语教学。”老先生还亲自到甘肃成县去带领教师从事教改。

其实,中国有好些教师都倡议语文教学改革,不但说,也在做。即使是官方,也不断在调整语文教学的目标和方法,以期更好地传承汉语文化。但,彼邦教育不管怎么变,中文始终是他们的普通语言,依然为数亿人所必学。

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输不起。如果华文不再成为族人的首选语言,民族教育将彻底溃败,难有回头路可走。

不要把先贤辛苦建立起来的母语教育体系当成是理所当然。如果我们的教育持续开放,多一些可竞争的学府,也许华小、独中都要面对生源的短缺。如果作为华教堡垒的华小不再是使用母语学习的场所,只是一个学习华文的地方,我们的华教前景也堪虞。

除了劝导华社,我们还得从根本处着手,即提高母语教育的素质,让它真正利惠学子,有效培养才俊。我相信和我同样想法的人不少,不过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执着于旧理论的人可能更多。这还不包括那些认为语文教育就该读“弟弟来,来拍球”,写作文就是“书包的自述”的“冻龄”人士。

公说公有理之外还是要有公理的,最好的测量指标还是学生的反应和表现。如果学生只是在威迫利诱中选择了修读华文,那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激发他们爱华文,认同华文是绝对值得学习的。因此,我们该努力培养小学生学习母语的兴趣,让他们感受母语对成长是不可或缺的媒介。也是日后面对社会必有的竞争条件。

这是教改不变之道,也是我们在努力着的方向。

《星洲日报·东海岸》28/0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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