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钦先生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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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 kuang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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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木钦 写道: 忘了在哪一本什么书中读到,当初华人大量移居这个地方时,也带来各种本地前所未见的奇风异俗,尤其是过年过节,神轿出游,娶亲出殡,都是穿街过巷,惊天动地,引得土著们睁大眼睛围观,恰似今日的洋大人。

那时也,人心未受污染,清净无垢,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心,你热闹自热闹,我观赏自观赏,各无猜疑。

后来出了政客,骑着脚踏车深入穷乡僻壤,声嘶力竭鼓吹分别心,强调“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要分得清楚,“我们”的要捍卫,“他们”的要远离。
这一点,深有同感。
我一直也是很纳闷,怎么今不如昔?
以前,我们和友族的关系好得多,彼此没有那么多避忌和顾虑,互相访问是很寻常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友族不来我们家里了,他们怕我们家被猪油熏过(虽然我是吃素的,家里不曾有猪油,但是我实在懒惰解释)。
曾几何时,猪肉贩也可以大方做生意,可是今天却像贩毒似的,必须偷偷摸摸。
唉,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样?
文化的差异?宗教的隔阂?人为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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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1日 星期二
苏丹街,五十一年前

我从南马小城市来到吉隆坡打工,第一步就踏上苏丹街,向公司报到。时间是1961年1月初,我真不想推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那时的南洋商报还没有报馆,只有一个办事处,就设在苏丹街嘉应会馆楼下,由一位主任管辖。同时来报到的还有另外三位。这次一口气考取四名记者是破天荒的,所以郑重其事,在中南马四个城市设考场,录取了四人,三人来自柔佛,一人来自雪州。四人是来隆受训,说明是三个月,然后外放到各地。我们不是科班出身,是“师徒制”,跟着有经验前辈跑。

从那天起,我每天的生活就围着苏丹街转。

最初一段时间是学习法庭采访,大概两个星期。那应该是最方便的,因为法庭就在步行距离之内。出勤时,沿着苏丹街往柏屏戏院方向走,越过“指天街”,穿过“大树头 ”,就上 “玻璃山”。玻璃山是个小山岗,绿草如茵,有几排低矮建筑,就是各级初级法庭。

方言把“法庭”叫做“玻璃厅”,而“玻璃 ”据说来自Police,不知是否有根据。玻璃山就是法庭山,现在当然没有玻璃山,它被铲平,建起宏伟的马来亚银行总部大厦。“大树头”留在人们记忆中,指天街也改了名叫祯禄街。

采访完了就沿着同样的路线回办事处,我写的稿只是给主任看的,要刊登的稿是由那位正式记者写的。那时期很早截稿,大概是下午四、五点就打包赶送机场,寄到新加坡报馆编排印刷,第二天由飞机载来。机场不远,就在旧机场路的那个旧机场。

放工之后,我沿着苏丹街往河边方向走,越过茨厂街、谐街,来到巴生车站搭车回住宿处,我寄居旧巴生路三哩一位老中医店内。

如此每日往返,迎着朝日走进苏丹街,踏着夕阳离开苏丹街。

苏丹街-玻璃山-巴生路,那是生活里的长线。还有短线。

办事处正对面是老牌鸡饭店南香,往右百步之内是大排挡双英斋,可以解决一天的吃喝。那时候的商店比较富有人情味,或者说,服务很人性化。不论是一碗面、一碟饭、一杯茶,只要打个电话,店里的伙计就会送来。之后,他又回来收碗碟。我不知吃了南香多少粉面,多少鸡饭,也不知吃了双英斋多少“上汤煨饭”。

漫步苏丹街,街头的柏屏戏院,那几天的广告画是大大的伊丽莎白泰莱剧照,于是我在这里看了在首都的第一场戏,却忘了戏名。

街上有一间药材点,可以为客人煎药,我曾光顾一次。药店对面小巷里,有老师傅为顾客理发,顾客坐在凳子上,靠街的一条柱子上挂着个手写街招,赫然是“包医烂耳”。

这条街上还有寿板店、殡仪馆(积善堂)、廉价小客栈,有应招女郎出入。星洲日报的办事处也设在同一条街上。

客栈、药店、寿板点、殡仪馆、报社,这些互不相干的行业,却有好事之徒把它们串联起来成了“一条龙服务”,即是:有人去客栈风流,不幸得了恶疾,就到药材店抓药,终于药石罔效,一命呜呼,于是家人在街上买个棺材,摆在积善堂,顺便到两家报馆刊登讣告。

在茨厂街转角处有个纯华文路牌写着“苏丹街”三字,字体老练,不似其他政府通告中的华文充满童趣。这是我所见的唯一华文路牌,比槟城的“附有华文”路牌早了很多,它应该是个文物了,却不知谁收藏。其实早期的商店招牌和会馆匾额很多是名家墨宝,譬如酒商公会四个字是于右任手笔。后来华文成了招牌上的附属文字,多由匠工制作。

我在吉隆坡不到三个月就“下放”了,大概只有两个月左右。初出道时的兴奋和忐忑,以及对大城市的好奇,各种感觉都慢慢消磨在苏丹街。

一年八个月之后我又回到吉隆坡,报社已经不在苏丹街了,搬到十五碑地里华路,成了有规模的报馆。

回想早年的苏丹街,不似茨厂街和指天街那么喧嚣,显得优雅的闲适。车不多,街边可以任意停车,没有黄线,没有收费格,很是自由。如今,新旧建筑杂陈,高低对立,感觉极不和谐,车流不息,要越过马路就像在赌命。虽然如此,人们依然珍惜,不愿见到它在发展的名堂下被消灭。

当年的“一条龙服务”不知去了哪里,但是老店南香健在,依旧门庭若市,却不知店内人事几番新。我与南香鸡饭的情缘未断,前几天还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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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4日 星期六
金鱼吐纳与老牛反刍

今年来没什么稿,我倒愿意把去年即2011看成半辈子写稿生涯的“截稿”年。

这样比较好算,因为正好50年前即1961年我成了记者开始专职写稿,虽然写的是新闻而不是创作,但写新闻也称“新闻稿”,也是文字作业。

50年弹指一瞬间。但是摇笔杆50年的人算算还不少呢。

学习写作当然是从学校时代开始,那时是五十年代,学校有校刊,班上有壁报,都在鼓励同学们写作;校外则有《世界儿童》,《马来亚少年》等刊物以及报章上的学生版,提供发表 的园地。在这种气氛下,周围也就出现了不少小作家,其中写得最勤发表作品最多的小作家当推一位笔名“孙振衍”的同学,他个子瘦小,有人叫他孙子,有人叫他老孙,因为他姓孙,原名孙速藩,后来在文坛上扬名立万的笔名是“马汉”。

还有一位笔名“陈志浩”的,不但热心写作,还是实践家,在同学群中聚沙成塔地筹办了一份文艺刊物《碧海》,可惜,热情有余经费不足,很快就玩完。这位陈志浩原名陈思庆,后来用了众所周知的笔名“陈雪风”写作,还赢得个“文艺批评家”美誉。

当时超越学生园地水准而进入报章成人副刊如《商余》的,还有一位笔名“乔木”的,可惜是高年级同学没来往,忘了他的大名 。另一位叫苏凤喜的女同学则是低很多年级,在校时不认识,她的笔名是“爱薇”。

马汉不幸于今年六月离世,其他的人也写不多,都放慢脚步了。

校园里有写作的气氛,所以出了好些爱好写作的人,经常见面聊天,尽管谈话内容水准不高,却是热情洋溢。

我的第一篇习作发表在《马来亚少年》,给我很大的激励,虽然不记得有什么稿费。后来陆续有稿发表在星洲日报学生版,第一次拿稿费买了一本字典。

我很佩服那些写了几十年的作者,他们与我不同,很多人的职业其实与写作毫无关系,是凭着一股热情和执作坚持下来,而我,涂涂写写是我的职业,虽然那也是我的喜欢的工作。

一般来说,写新闻是报道新鲜事件,遇到重大新闻有兴奋感;写社论是交差;写专栏是有话想说就说,最是快意。我前期写新闻,中期写专题,后期写社论,退休后写专栏。

近日 不时有朋友来电问,很久没有稿了,健康怎样?

谢谢,健康如常,只是不论健康如何,写作应该有个“截稿”日期,不必誓言写到最后一口气那么勉强。

年纪越大不等于智慧越高,能像巴金那样临老还写出巨著的人很少,普通人应该量力而行。

作家贾平凹挖苦作家们是玻璃缸里的金鱼,就那么一缸水,你吐出来,我吸进去,这叫做文章一大抄。

金鱼吐纳也许很不卫生,比较卫生的是老牛反刍,自吐自纳,肚子里有多少草料就反刍多少。

鲜活的例子就是那位政坛健笔敦马哈迪。他打从求学时代就在报上发表文章,到现在还勤写不息,是前辈老作家。不过,读他这几年的大作,大都在反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写《马来人的困境》时的观点,虽然辛辣,却再也激不起涟漪,因为他的话讲到“馊”了。既然馊了,就该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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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3日 星期一

领导与三陪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承认在位时巴结媒体,不敢冒险触怒有权势的媒体大亨。

有权势的媒体可以造王,也可以废王。

中国虽然没有英国式的新闻自由,却也流传类似媒体难缠的笑话,在此转述分享。

话说有地方官进京,记者问他对三陪小姐的看法,他惊讶地问:“北京也有三陪?”第二天,报纸的报道是:“领导飞抵北京,开口就问三陪。”

第二次见面,记者再问同样的问题,挨了闷棍的领导面无表情说:“不感兴趣。”报出来的是:“领导娱乐要求高,我市三陪遭冷遇。”

第三次堵着又问,领导不耐烦说:“什么三陪四陪五陪的,不知道!” 新闻报道是:“三陪难满足,四陪五陪才过瘾。”

到了第四次,领导索性一言不发。记者报道:“面对三陪,领导无言以对。”

第五次,领导终于发火了,报上标题写:“领导一怒为三陪。”

最后,领导告上了法庭,媒体争相报道:“法庭将审理领导三陪小姐案;”

领导晕倒。

(出处:滕征辉著《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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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日 星期五
陈雪风:斗鸡人生

老报人兼著名作家陈雪风(陈思庆)骤逝。朋友们莫不惋惜。

陈老是朋友之中个性最鲜明、形象最突出的,我从初中时代认识他,至今少说也有六十年,他就是这个样子,岁月并没有磨去他的棱角。他的性格可以用他的外号勾勒几分,如:早期的“潮州怒汉”,那是根据一部电影的戏名开他的玩笑,后来有人赠他“打架鱼”,还有“斗鸡”。虽然有朋友开玩笑的成分,也有敌手诋毁的成分,但是八九不离十,他就是斗鸡型的人。

说他斗鸡不是贬损他,因为他并不是乱乱斗而是有他的原则,他会为了他认为对的东西不惜与人争辩,甚至翻脸、打笔战。说到打笔战有点好笑,他曾在一次大型的笔战中遇到比他自己更难缠的对手,令他懊恼不已,这是他唯一一次像斗败的公鸡。

他这个人是受不了一点委屈 ,受不了一点刺激,容易跳起来的人。性格如此,难免得罪一些人,但是他的朋友还是多过敌人,因为除了火气大,有些偏执之外,他毕竟是个正直、有情义的人,热心结交朋友。

一个人要做斗鸡也不容易,至少要精力旺盛、精神抖擞。精力旺盛寓于健康的身体,他的健康一向好的令人羡慕,好像从来不必看医生。一直到九十年代退休,健康才出现问题,查出几条动脉阻塞,做了一次心脏绕道手术。

康复后他更加生龙活虎了,不但又去做了几年工,也参加了很多活动,其中最令人钦佩的,是以古稀之年还到武汉大学去选修一门美学课程,成了校园中最老的学生,引来当地传媒专访,成为佳话。

做了绕道20年之后,问题逐渐出现,表面上健壮如旧,实际上气势已经大不如前。由于心脏逐渐衰弱,必须靠药物控制 ,避免肺积水。换作是别人,必然收缩活动范围,多多静养,但他毫不在意,该做啥做啥,该去哪里去哪里。在家闲不住,整天在外趴趴走,甚至自驾小车南下北上奔驰,直到逝世前还到中国壮游一番,回来第二天就辞世,可谓活得充实,岁月不留白。

他这一辈子与马华文艺结缘,从不言倦。写作,出版,积极参加活动,直到最后一天还在处理出版一部评论集,有商家答应赞助,他连赞助费都来不及去领。

回忆初中时代,他已是班上的小作家,而且组织力强,把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拉在一起,每人10元20元的凑起来,就办起一份文艺刊物《碧海》。有些老同学至今还珍藏这份纪念品。

前两年他又创办了一本称为《布罗阁》的小刊物,发表评论、诗歌、杂文,九成是他自己的作品。他常常埋怨报章没有可供他发表的园地。

他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乡,老同事,老邻居,中间有一段有趣的邂逅。

离开学校后我进入吉隆坡南洋商报,他则去深造,最后落户新加坡,几年就闯出一个名堂“文艺批评家”,在机缘巧合下,也进了南洋商报。 后来报馆为了为扩展吉隆坡的规模,从新加坡调来一批编辑人员,其中就有陈雪风。我们在报馆无意中遇上了才知道原来又回到同一屋檐下,世界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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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最近写的都是极短篇,但不乏精辟的观点,值得推荐:
香港占中主场清场了,为了挺占中和反占中,不相干的人也互相不爽了,也有朋友绝交了。

为了港人的事而不爽还有点道理,为了虚构人物的事不爽就是自寻的了。

当年我无意间从学校借了一本《荡寇志》,是水浒后传,以官方立场把梁山人物说得无恶不作,最后被官兵一一歼灭,大快人心。

后来又借了《水浒传》,越看越不是味道,怎么那些恶人被说成英雄好汉,本该消灭的却变得声势越来越壮大,心里老大不爽,实在看不下去。

一位同学正相反,他先读了水浒,后读荡寇,看到自己崇拜的梁山好汉被说成大奸大恶,更是不爽,结果没有看完把书退了。

梁山人物与我们更是不相干了,却也令人心情纠结。

人一旦落了套,先入为主就不能自拔,在烦恼里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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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水浒传》的人不妨也读读《荡寇志》,让两种立场对撞一下,醒悟做人不必太认真。

挺水浒梁山的人多,其中毛主席有权,所以把对手荡寇志禁了。

没权的只好做卫兵,守护梁山,坚信上山的必是忠义,必能替天行道,不上山的必是腐朽政权的走狗。

梁山忠义堂里有多少忠义之气?

头头宋江,是个滑头小吏,杀妻凶手,欺世盗名,最后接受招安,替朝廷效力,谋求个人功名利禄。

军师吴用,满肚子坏水,只会策划打家劫舍,陷害好人,把正派的卢员外逼上梁山。

恐怖黑店老板孙二娘夫妻,谋财害命,卖人肉包子,因与梁山的人麻吉,也位列忠义。

只有真性情的花和尚鲁智深,看清诸人面目,决定走自己的路,吃自己的狗肉去了。——张木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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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当宝贝
恐怖分子丧尽天良,美国佬把他们关进黑牢,施以酷刑,灌灌水,修理修理也是活该。

黑牢酷刑的报告,除了恐怖分子同路人呱呱叫,其他人也不必假惺惺说什么人权。

反而有一例,把恐怖分子当心肝宝贝似的,令人不痛快。

挪威不是有个丧尽天良的白人青年吗?他一日凶性大发,屠杀了露营区七十多名学生,又在街上放炸弹炸死几个,可说是恐怖分子之中,单人单日杀人最多的,直逼日本的百人斩。

然而他现在被关在豪华监狱,好吃好住的,还在耍脾气。

他住的地方,有一厅三房,睡房,书房,健身房。

可玩电脑游戏,与外界通讯信,甚至念大学。

每日还有坐牢津贴,有十多名医生看护他的“精神病”。

即使这样,他还要求多多,要提升游戏软件,要每日津贴加倍,要一张舒服的椅子玩电动。

如果不答应,他要绝食!

当局还是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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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头转向

我们的领导华团、华团领导,这次要带领我们走向何方?

自从25名马来精英“公车上书”,提出中庸路线的主张之后,华社激动了。

领导们说,要挺!免得这些精英们太孤单。

然而,正因为他们孤单,所以才得更谨慎。

他们原意是要“总理衙门”表态,要纳吉有个说法,要国家走这个方向。

如今,马来主流社会静悄悄,而华人社会万山响应,锣鼓喧天,试想,今后他们在自己族群里,还会有好日子过吗?他们的主张还会有市场吗?

纳吉能说什么呢?中庸,他不是说了很多吗?可是505他被重重打了一掌,如今又得提防老佛爷的狼牙棒。他能说什么?

几十年来,一波一波的运动,把我们带入黑森林。

有时候觉得,这个社会有领导不如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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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9日(星期四)
伪舆论
哪来这许多汉奸?8个,18个,100个……

一个华团内讧,就汉奸四出,恍惚有工厂制造,批量生产。

近几年风向转了,可称为“汉奸复兴年”,只要讲句话,表个态,不符合某方口味,就成了汉奸走狗卖华,大家的头脑也就模块化。

卖华?都卖了几十年了,哪来这么家当可以卖?

有认识的部落客,被谩骂到火起,索性不写了,不想惹闲气。

言论自由,除了官府的限制,更多的是伪舆论的逼害。

不过,大量制造,会效益递减。

假如城里只有一个汉奸,他会提心吊胆;假如汉奸多过人,就看谁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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