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宏祥先生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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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 kuang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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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变革阵地
发布于 2020年11月09日


资讯科技普及化,手指只需在屏幕上轻轻滑动,就能涉猎浩瀚知识。若眷恋书香,跨境物流服务也日益发达,线上过账后包裹就从世界某个角落送到门前。精美的封面、精致的排版,配上一杯星巴克拍照打卡,还能在社交媒体上挣几个赞。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读者,语文掌握上占有一定优势。我们可以透过英文书籍,参阅各地专家学者、国际媒体对伊斯兰的观点;若选择中文译本书籍,一般还附加台湾学者序文,平添一个视角。这固然让我们成为知识饱满的读书人,却不一定是直闯本地穆斯林社会的通行证。

需知,宗教、文化、艺术、语言、民族、历史、地缘、政治、经济、阶级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形塑了本土穆斯林社会的面貌。本土宗教司如何解读阿拉伯文《可兰经》里的某一段经典、本地伊斯兰政治学者如何看待阿拉伯之春的起伏转折、本地穆斯林组织向往的乌托邦在哪里,都是不同因素糅合后的化学作用。

于是,我们需要本土的出版社,让本地作者撰写自己的故事,叙说这片国土上的经验、勾勒彼此的想像。实际上,马来西亚不乏规模庞大的出版社,惟更多时候宣扬的是一套国家要巩固的意识形态,以延长执政集团的政治生涯。这在某个程度上解释了何以言论自由空间相对松绑的当下,旧有势力仍然在舆论上占据主导位置,把我们视为“进步”、“开放”、“前瞻”的观点打趴。

故此,我们需要敢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另类出版社与书局,编书不怕冷门、印书不问销量,旨在突破一言堂的垄断。我们不缺竞相出版畅销书的出版社,但缺一家不会因为题材敏感、观点尖锐而将作者拒于门外的出版社;我们永远不缺门市琳琅满目、封面精美书名吸睛的书店,但缺一家敢于冒险,把“准禁书”光明正大摆在架子上的书店。

张永新的“策略资讯研究中心”(SIRD) , 以及文运书坊( Gerak Budaya),就是马来西亚需要的出版社与书店。从来不刻意高喊“跨族群”,却在晚近二十多年,默默耕耘这个门面很小格局很大的空间,介入参与马来社会的讨论。执政集团强化“汉都亚”(Hang Tuah)历史角色,SIRD给历史教授阿末阿当(Ahmat Adam)出书,解构汉都亚的神话与迷思。主流马来穆斯林社会对左翼思想喊打喊杀,SIRD选择再版已故知识分子赛胡先阿拉达斯博士(Dr Syed Hussein Alatas)著作《伊斯兰与社会主义》,填补本地思想地图的缺块。

诚然,晚近几年,马来社会年轻世代开始经营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内容严谨,且设计也讲究。惟张老板的出版社与书店,仍是一个重要的品牌、一个思想变革的阵地。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主流书店找不到的另类书籍、本地作者叙述的马来西亚故事;你可以遇到秃头的大学教授,或蓄留长发的反叛青年。一切都很自然,任你转换英语、马来语、华语的交谈频道,是一个马来西亚人的书店。

这场瘟疫重创本地许多出版社、实体书店,文运书坊亦不例外。在新冠病毒疫情当前,我们看不到最危险的细菌;在种族政治当前,我们看不到最重要的思潮演变。我们需要研发疫苗产生抗体,我们也需要出版社与书局,抵抗排他、保守的观念,开创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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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本地媒體現象:新聞,是這樣做的嗎?
《当代评论》2020年11月28日


若說醫學、法律、經濟等是門專業,媒體呢?在過去,中文媒體從業員多來自傳播系、媒體系、中文系,或受過基本媒體訓練,甚至邊做邊學的非本科生,在具備表達能力、文筆通暢的基礎上,培養新聞觸覺。

然而,隨著時事課題日益複雜,新聞從業員要掌握的知識就越來越多——例如採訪飛機失事,一名記者就需要對航空領域有基本的認識;追查1MDB醜聞,則要有財經知識的基礎;報導新冠病毒肺炎,不能沒有醫學常識。若說過去記者是「通才」,並具備把艱澀理論簡化為門外漢看得懂的語言之能力,如今記者本身需惡補專門領域的知識,即使非專才,也該略懂其中原理,避免犯下低級錯誤。

再者,媒體發展日新月異,新聞處理的操守、倫理,也有了新的爭議。例如:當某君蓄意在投票進入倒數階段向政敵拋出虛實參半的指控,旨在讓對手來不及回應,繼而左右選情,則媒體該當如何處理?又或,攝影師應該與罹難者家屬保持多遠的距離,不以面部表情特寫鏡頭消費受害家屬的眼淚與哀傷?在媒體、學界,這些都是經一事長一智的反思與檢討,不能以「鏡頭是中立的」為藉口,推搪責任;小編「你清高就別看」的霸氣回應,更非答案。

若媒體也是一門專業,則新聞從業員,是不是專業人士?有道扮演「看門狗」角色的媒體,是司法、立法與行政權三大支柱以外的「第四權」,肩負監督三權的使命。既然如此,首相、議長、大法官與總編輯並列時,後者是否與前三者平起平坐——無論從權力結構,抑或社會地位角度而言?否則,媒體矮人一截,拿什麼監督三權?例如:若媒體出動總編輯出席首相直播記者會,卻只能遵循首相新聞秘書事先囑咐,在特定課題範圍內發問——「看門狗」豈不就成了萌萌噠的毛孩兒嗎?

從權力結構,在諸多鉗制媒體自由的惡法下,媒體(人)乃砧板上的魚肉。要扭轉此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媒體(人)首先要建立自己的公信力,累積專業威望,有待一日,挾社會力量為己正名。問題是:如果記者、編輯可以大意到將惡搞網站BERMANA誤當官方新聞社BERNAMA(《馬新社》),摘取前者內容做新聞,對於該記者或編輯的查實能力,讀者還能寄望什麼呢?又或,如果代表報館立場的社論按字面意思解讀「直升機撒錢」經濟理論,嘲諷言者「腦袋進水」,讀者能不質疑媒體人的專業能力嗎?

喜歡與否,我們偶爾依賴媒體資訊,在生活上做一些或大或小的決定。換句話說,替我們在資訊品質上把關的媒體人,必須是一個優秀、傑出,甚至在某個程度上,值得信賴的人才,因為他能影響社會的判斷。一個小編只要以本地新增確診人數走高的趨勢,營造恐慌的氛圍,然後在民調上設計兩個選擇:解散國會或緊急狀態,就可以將輿論導向「緊急狀態」的選項,以設計民意來製造民意。

身為媒體視聽人,我們該如何要求具備「帶風向」能力的新聞從業員?

要求所有新聞從業員對工作充滿熱忱不切實際,畢竟大多數的我們,工作不過是為了月底繳付水電單、車房貸、保險等。然而,如果我們要求書局門市店員必須知道什麼種類的書籍擺在哪一個書架上,要求新聞從業員至少說得出當下的狀況,就是基本的門檻。

以跑政治線的媒體人為例,當其友人問起本地政治局勢,除了「很亂」、「鬼打鬼」、「天下烏鴉一般黑」之外,他/她能提供什麼樣的分析,是其友人無法在社交媒體浩瀚留言中獲得的洞見?如果在政治前線的新聞從業員尚無法釐清狀況,我們如何寄望社會能根據其報導,洞悉事情的全貌與真相?

這解釋了何以2020年2月下旬上演的「喜來登奪權」戲碼中,我們無從知曉那不長不短的七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即便開著直播,都追不上事態發展的進度。退一步說,「喜來登奪權」來得太突然,甚至當時處於希盟核心的政治領袖,都未必掌握狀況。只是,事過境遷以後呢?本地媒體有沒有能力綜合各資訊來源,為整起事件拼湊一個接近真相的全貌,梳理事情的前因後果,探索重新出發的方向?

此文無意貶損或討伐「新聞從業員」,而旨在嘗試探討媒體機構掌舵人是否用心設計機制、營造健康的工作環境,提升媒體人的專業能力?須知,資源永遠短缺。延伸「喜來登奪權」的例子,媒體主管要決定——該以什麼比例分配人力資源,既送上前線直擊報導,又不失內容深度、格局高度的分析?

當下的情景是,媒體人一窩蜂將攝影機、手機攝像頭瞄準王宮門外、慕尤丁私邸路口,捕捉政治人物豪華轎車進出的畫面。會議多冗長,記者就堅守多久,而網民則一直在螢幕前陪等。可以想像,最終的結局必然是累與失落——記者比狗還累、網民陷入沒有期待的失落感。視屏內容可以細微到追蹤每一個從會議中步出的政治人物,還有他/她戴不好口罩拒絕評述的表情——類似此情此景的現場直播,輕易就佔據視聽人一兩小時的時間,聽記者詞窮到無話可說地發出聲音,避免冷場。

接下來呢?記者致電匿名的A,獨家爆料B在會議中受圍剿的窘境;新聞上載後,再跟進報導不甘示弱的B,如何駁斥匿名的A。這就是所謂的「很亂」,印證「鬼打鬼」的說法。但「亂局」的根源呢?媒體是否準備用長鏡頭,將政治事故放置到相關背景脈絡中解讀,從歷史演進階段的角度,敘述眼前的「亂局」?

由於無從釐清政治大塊頭的「亂」,膻腥色、八卦、惡搞的瑣碎資訊,就成了出口。從社媒摘取一段「男方以馬幣999元聘金提親」的視頻,不去瞭解15秒前後的來龍去脈,就做成新聞,還分Part 1與Part 2出街,讓不知頭尾的網民子彈亂飛,也不理會是否侵犯隱私,甚至霸凌事主之嫌。同樣,源自《吹水站》的「馬幣460元漢堡包」風波,竟然演變成商家、寫手、平民集體抽水的對象——全城儼然都是人手一包Super Ring的前首相——汽水灌下後,肚子撐得很脹,仿佛一下子吃了很多,卻一下子又餓了。

類似新聞容易製造話題,網民瘋傳熱議,因此媒體不斷複製此模式,讓點擊率衝上雲霄。於是,政治亂局帶來的失落、氣餒,全都以瑣碎化的新聞治癒。放下沉重、遙遠、齷齪、花再多時間都改變不了的政治,網民投入辯論是否應該廢除聘金傳統、水魚背後女人的心機男人的企圖,樂此不疲。這肯定是掌權者要的媒體,只是,這真的是我們要的媒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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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黨巔峰的瓶頸
《當代評論》2020-12-10


馬來西亞政壇歷經1998年「烈火莫熄」浪潮席卷、2008年「三〇八政治海嘯」洗禮、2018年五〇九政黨輪替的變天——在晚近風起雲湧的四分一世紀中,民主行動黨甚是發展相對穩健的政黨。

相較於馬華公會、民政黨,行動黨這個平臺能吸引更多具潛質的人才;比起國家誠信黨,行動黨底氣足、基本盤厚;論治理能力,其表現遠在伊斯蘭黨之上;與眾沙砂地方政黨相比,它是一個在半島與東馬皆有市場的全國政黨。行動黨沒有人民公正黨地動山搖的同室操戈、沒有巫統山頭林立卻群龍無首的老氣橫秋,更沒有土著團結黨打腫臉充胖子招搖過市的惹人厭。

政治思想光譜上,行動黨偏向世俗、多元,理念與推崇自由開放的公民組織相近;該黨一些領袖對政策、體制改革亦投入不少心思。在野數十年,行動黨是對抗政治、文化霸權的老字號;在朝雖未滿兩年,其中幾個行動黨領袖也算是希盟內閣中表現相對出色的部長。

乍眼看去,創黨逾半世紀的行動黨在五〇九變天後登上巔峰,卻在2020年2月「喜來登奪權」行動後,掉入不知如何突破的瓶頸。

一、執政二十二個月,行動黨無法逆轉,或至少改善馬來穆斯林主流社會對該黨的負面印象,反之有惡化的趨勢。為阻安華出任首相,土團黨、巫統與伊黨聯手策動「喜來登奪權」計畫,成立的卻是「將行動黨排除在外」的聯邦政府。更甚的是,砂拉越政黨聯盟(GPS)加插一腳,擺明立場拒絕與行動黨為伍,進一步孤立行動黨。

二、在巫統、伊黨與土團三黨的輿論攻勢中,希盟成員黨,尤其誠信黨乃行動黨傀儡,是民族叛徒,重擊前者在馬來穆斯林社會的形象。「行動黨主導希盟」的指控,結合秘書長林冠英出任財長時削減農民、漁民津貼的舉措,預示行動黨重返布城不利於馬來社會,故需傾全力阻擋。礙於政治現實,行動黨無法單獨執政;而此論述旨在封堵希盟馬來票源,讓希盟湊不夠選票、國席,執政中央。

三、以目前形勢,若希盟欲重奪聯邦政權,就必須招納新的政治勢力,開拓馬來票源,或在共同綱領上調整,淡化或稀釋行動黨影響力,以駁斥「行動黨主導希盟」之說。我們甚至可以預測,倘若希盟重新執政,為避免政敵複製「行動黨主導希盟」印象,行動黨在權力、資源配置上,恐怕極難恢復希盟1.0時代的風光。行動黨主導的鬥爭議程,也很可能不會擺在最優先的位置。

四、如此一來,行動黨空前強勢,卻儼然陷入「當家不當權」的窘境,恐怕很難向胃口被吹大的支持者交代。需知,希盟執政二十二個月期間,在其傳統支持者眼中,是表現不達標的「靜靜黨」。第十四屆大選投票前,行動黨領袖信誓旦旦說要承認統考文憑、關閉萊納斯稀土廠、為趙明福冤案還原真相等,惟說好的幸福沒有到來,掌權一年後開始面對支持力量的反撲。

五、迎戰第十五屆大選時,行動黨如何調整與平衡自己在馬來穆斯林群體與非馬來穆斯林群體的姿態與形象,極其關鍵。若在非馬來穆斯林群眾中加碼、吹脹希望,即便在選舉中過關,選後執政亦會複製希盟1.0的窘境,政權無法穩定持久;若調低支持者期待,卻擔心無法激起選民出來投票的熱情。再者,普遍存在的「零和心態」作祟,行動黨的強勢會反襯盟友的弱勢——如何拿捏、平衡兩者的需求,乃棘手的挑戰。

希盟政府垮臺後,稍有一點自省能力的行動黨領袖,不可能沒有意識到上述隱憂。然而,在這段將近十個月的日子裡,行動黨領袖卻把重心放在「如何重奪政權」的努力上,仿佛聯邦政權一到手,歡樂就重回行動黨——從相信讓馬(哈迪)再跑一次,舞就可以照跳;再到「讓來自東馬的沙菲益抗衡半島的保守極端主義」,以施壓無法湊足國席組織政府的安華,讓出「希盟首相候選人」位子;甚至最近的以「與巫統籌組霹靂州政權」探水溫,企圖帶動輿論風向。

行動黨的盲點在於:將自己在權力遊戲中屢屢功虧一簣的遺憾歸咎於盟友,於是不斷上演用完即棄的功利戲碼,殊不知每段政黨聯盟關係的成敗,取決於共同經營的成果。誠然,政治聯盟的維繫,需靠各方的配合與努力,更受制於時代條件的更動。即便如此,行動黨還是可以選擇遵守道義、不自降品格——有了新歡就狂踩舊愛。舉個例子:民聯時期行動黨領袖無不以吉蘭丹州政府保留東南亞最大臥佛像為伊黨背書,何以分手不過幾年,就以「塔利班」比喻巫伊聯盟呢?難道吉蘭丹伊黨州政府把臥佛像炸了嗎?

實際上,不管是1998年選擇與遭罷黜下野的安華合作,抑或2008年大選後與伊黨組成民聯,還是2018年前與馬哈迪攜手,皆有其時代意義,無需贅述。政治既然是把不可能化為可能的藝術,為何行動黨總是備受支持者針對、質疑,陷入「原則」泥沼的爭議呢?

其實更多時候,支持者以「原則」要求行動黨,並非強人所難,而僅僅是以行動黨自我吹噓的標準,還治其人之身。行動黨這些年來,不管有心或無意,在中文圈高舉原則,或抬高自己,或貶低他人。偏偏處理類似《聯邦憲法》土著特殊地位、官方語言、宗教等複雜議題時,往往需要考量不同族群在概念認知上的落差、歷史背景的因素,而不是非黑即白的表態,或高舉「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就能迎刃而解的問題。

事實證明,行動黨在華社面前擺出堅持原則的姿態,儼如銀樣鑞槍頭,一碰到高漲的馬來民族氣焰,馬上軟了下來。更遺憾的是,由於疏於深耕,馬來輿論圈並沒有因為行動黨偶爾一兩個「撞後逃」的文告【註】,而開啟新的論述;倒是引來保守勢力的反撲,讓行動黨成為箭靶,「反馬來人/反伊斯蘭」形象揮之不去。

以全民政黨自居,黨員與領導層結構卻無法反映馬來西亞族群比例的行動黨,唯有透過盟黨,走入馬來穆斯林社會——「烈火莫熄」時,安華是改革的符號;民聯時代,需要結合伊黨力量,抗衡巫統霸權;希盟時代,馬哈迪在馬來群眾中說一句,比林吉祥說十句更有效;希盟倒臺後安華湊不足人數時,東馬沙菲益就被捧為抗衡極端保守政治的救世主;沙菲益輸掉沙巴州選後,趁霹靂大臣倒臺風波拋出與巫統合作的建議——理由是:巫統能為馬來同胞「打疫苗」,為「行動黨是反馬來人/反伊斯蘭的極端華人」等污蔑解降。

如上所言,倘若行動黨經營好每一段政治聯盟,或至少不在決裂後將對方踩到盡——一來後會有期,再見還是朋友,未來和好也不尷尬;二來也能爭取對方支持者,為自己累積能量。如果每次分手後都要抖出往事細節、力證對方是壞人——第一、往後誰還敢跟你肝膽相照、推心置腹?第二、既然結盟對象都把巫統考慮在內了,行動黨何以如此確定,未來不會再跟當下所謂的「叛徒」(土團黨),或「極端保守」的伊黨攜手合作?更何況月亮也曾代表我的心?

總而言之,只要未來的施政綱領磨不出、定不下共識,捉不住底線,行動黨六個月後不管選出什麼領導班底,都只能繼續患得患失,走不出瓶頸。它高舉原則卻沒有底線的退讓,只會耗損支持者的激情,甚至轉變成不再相信改變的犬儒;它不斷翻轉自己的論述,讓支持者錯愕;它對盟友用後即棄,卻樂於收集敵人,不善於經營持久的政治聯盟關係——這一切的一切,都無助於重建一個新的馬來西亞。

環視國內各政黨,行動黨如今具備一切最好的條件。它的眼前不是懸崖,只是,如果它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也就不太可能憑運氣找到下一個巔峰。

【註】民主行動黨彭亨州議員鄒宇暉(都賴區)和張玉剛(丹那拉打區)於2018年11月9日針對《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發表聯合文告,引述該黨1967年《文良港宣言》,堅決反對把馬來西亞公民劃分為「土著」與「非土著」。文告在馬來社會引起反彈,兩天後他們聲稱尊重《聯邦憲法》,無意主張廢除攸關土著特殊地位的第153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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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509困局:省思华社“进步”论述
《当今大马》2020/12/7


【华教节特辑】2018年5月9日政党轮替之前,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社会将不同诉求简化成“烈火莫熄”(改革)一个口号。简言之,要改革,就要换政府。换了政府,一切就会更好。

于是,厌恶纳吉夫妇奢华生活方式者、不满政府经济政策榨压小市民却惠及大亨者、控诉母语教育遭遇不公对待者、主张废除钳制民主自由恶法者、疾呼整肃警察部队者、环境污染抗议者、追求落实《伊斯兰刑事法》者、痛恨贪污滥权者、诉求选制改革者等,都把自己那一票投到与国阵对立的阵营,然后期待自己向往的改革接踵而至。

执政61年的国阵(前身:联盟)终于垮台了。只是,如果一个支持廉政、透明、有效率政府的选民,并没有同时支持多元源流教育;如果当初只想推翻纳吉政权的政党,却同时主张强化土著政治经济地位——则我们应当如何处理间中的矛盾?

说白了,“反国阵”选民与政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或许有基本共识,但在身份认同政治区块上——如语文、教育政策,却存在明显分歧。“纳吉下台”的共同目标达致后,分歧即浮出台面。

这是后5.09现实中的困局。若不同诉求者因为彼此之间的矛盾而拒将“反国阵”选票集结起来,则“政党轮替”永远无法实现。换言之,若第14届大选维持“国阵执政”现状,上述诉求皆要落空。

而希盟掌政22个月的两难是:公正党、行动党与诚信党若因身份认同政治区块的分歧而排除土团党,将之推向巫统伊斯兰党,则希盟就会下野;若希盟为了掌权而不断向土团党妥协让步,则要淡化“改革”(尤其是身份认同政治区块)色彩,让部分支持者感觉“换汤不换药”。

更遗憾的是,由于无从处理“身份认同政治”区块的分歧与矛盾,导致原本进度缓慢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功败垂成,形成不上不下的窘境。例如:5.09后开启的选制改革探讨工作,在“喜来登夺权”后就凶多吉少;司法体制的改革,也仅限于初期的人事调动,尚未建立起一个赢得公众信任的独立体系,才有后来“以无罪获释交换议员支持”不道德交易的指控传闻。

“喜来登夺权”后,我们或许应该认清现实中的局限与条件,再调整自己的期待、论述与步伐,避免期待过高、希望落空后的躁动,又不至于任由政客忽悠摆弄。在此脉络里,一些字眼需要更严谨的定义。例如:何谓保守?一个维护贪腐滥权制度,与此同时接受相对世俗体制的政治领袖,是保守还是开明?一个坚拒贪污滥权政治恶习,却主张单一源流教育、拒绝承认统考的政治领袖,是保守还是开明?

换个角度,在马来社会眼里,何谓保守,何谓进步?支持廉政却拒绝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非马来人家长,在他们眼中是“固步自封”吗?接受违反伊斯兰宗教教义的性少数群体,在他们眼中是“进步”,还是“堕落”呢?如果华社所谓“进步”的标准是“和我们一样”,马来社会能不能也从自己的角度,提出相同的标准?

与其让诉求对立的社群僵持不下,负责任的政党领袖必须列出执政议程的优先次序,并在分歧较大的“身份认同政治”区块调和各方,拟出基本共识,不让此区块的分歧,拖累“政治制度改革”区块的进程。例如:若政党协议五年任期内“绝不关闭国民型学校”,同时也没将承认统考列入议程,则此议题不会在五年内发酵,扰乱其它改革议程。

至于五年后是什么光景?则有视于非政府组织、社会舆论领袖对话、研究、探讨、磨合的成果。有了保证,心就笃定,华教领袖亦不需为了反对者突如其来的喊打喊杀而患得患失,马来社会亦无需因为有心人煽动国本动摇而焦虑不安。时间拉长,彼此都有空间做更长远的愿景规划,这对于多元的马来西亚,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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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到底要什么?
《东方日报》2020年12月15日


你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就现实而言,民主行动党若不与其它政党组成联盟,就只能是国会最大在野党。若把选项推向两极化:行动党要嘛坚持原则,丝毫不妥协,单独上路;要嘛开放门户,来者不拒,不惜一切追求权力。

然而,政治不是非黑即白的一刀切,常常游走在理想与现实边缘。斗争虽有终极目标,却能因策略考量而调整;有无可奈何的妥协,但也有不可退让的底线。

在行动党壮大到可以单独执政联邦之前,它唯有与其它政党结盟,才可能入主布城。行动党曾在2008年至2015年期间,在民联框架下与宗教色彩强烈的伊党合作;也在2018年509大选前后,在希盟框架下与宿敌马哈迪联手——两段合作关系皆推进了马来西亚政治民主进程。如今用“原则”追究行动党不排除与巫统合作的建议,为时已晚,亦不合适。

实际上,比行动党合作对像更重要的,是行动党的自我定位与追求目标。摆在行动党眼前的选项:

一、马哈迪:权谋手段甚高,惟其马来民族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党南辕北辙;

二、安华/公正党:权谋上眼高手低,但理念与行动党相近,是相对进步温和的马来穆斯林政治力量;

三、沙菲益/民兴党:没有马哈迪、安华的历史包袱,形象光鲜却未经检验。

当然,行动党有自由选择任何政党为盟友,惟必须弄清楚各选项的条件与局限。它不能选择马哈迪,然后向支持者承诺“建立一个不分族群、宗教,人人平等的马来西亚”;抑或与安华联手,却抱怨安华“无法争取马来选票”;又或将沙菲益捧起,却无从解释何以民兴党在预算案表决中屡屡缺席。

若我们进一步思考,马哈迪就是因为以马来民族主义者自居,方能在运筹帷幄时突破重重阻力;安华在马来社会不受落的主因之一,乃其多元兼容的政治理念。行动党一方面希望安华在马来社会推动多元兼容、自由开放思想,一方面依赖马哈迪策动夺权,再推举暂无形象包袱的沙菲益掌舵——可能吗?

换个角度,若巫统期许某个华人政党具备行动党吸(华裔)票能力、又如马华公会领袖般温驯,再选出一个受欢迎程度接近李宗伟的华裔领袖,可能吗?

行动党一直搞不清楚的是——在一段政党联盟中,认真的经营往往要比联盟的对象更重要。以马来西亚当下的情况,政党版图的移动,某个程度上也是社会的再结盟。以“不排除与巫统合作”为例,一般平民百姓在乎的,根本不是这对冤家和解以后,如何替“行动党反马来人/穆斯林”的咒语解降,而是这个新的联盟,针对母语教育、宗教在制度面介入程度、体制改革、资源分配究竟有什么新的共识?

如果巫统与行动党的结盟,只是不再标签“行动党是极端沙文主义华人政党”,其实对社会改变的实质意义不大。行动党必须说清楚的是:这个结盟成事以后,若未来土团党要挟关闭华/泰小,巫统能陪火箭飞到哪里?这个共识,本来就不可能是两党一休战就能解决,而需要更长时间的对话与磨合,才能结出的果实。

社会的和解,需要从建立信任开始。行动党需向支持者坦白,也务必对盟友公平。选马哈迪就不要妄想短期内动摇马来人至上的思想;选安华就不要幻想再几天就能重返布城。不管是给选民不切实际的承诺,或对盟友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对谁都不公平。否则一次又一次的一哄而上,然后一哄而散,只会消耗选民热忱,破坏社会之间建立起的信任。

或许,行动党真的需要独自想一想,自己未来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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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敌或纲领组大联盟?
《东方日报》2021年1月2日


“喜来登夺权”后,希盟三党陷入低迷,长达十个月。

过去民主行动党主抓两条路线:一、以民粹的语言,如“马华卖华”煽动群众,在尤其是非马来人权益课题上加码承诺,给非马来社会制造不切实际的期待,巩固传统铁票;二、以“全民政党”姿态,招揽马来青年才俊入党,驳斥“行动党是华人沙文主义政党”负面标签,争取马来选民支持。此策略运用妥当,固然能赢得政权,但无法确保长久执政。

国家诚信党在执政22个月期间,尝试推广强调普世价值的“Rahmatan Lil Alamin”(天地赐福)概念,惟温和兼容的路线主张终抵不过右翼党团、宗教领袖等的围剿,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排他言论中。下野后,诚信党人试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挑战伊党禁酒、禁投注站、通过355法案等,俨如曾在泥沼里打输架不服气的孩子,俯下身再拾一把泥沙丢出去。

人民公正党自原任署理主席阿兹敏率队叛变后,元气大伤。除却离队的部长级领袖,还留下处境尴尬的“曾归属阿兹敏派系却没追随阿兹敏出走”的领袖,党内既没有“和解”,也未让新生代领袖上位接班,填补阿兹敏派系留下的空缺,复原进度缓慢。晚近几年,公正党仅靠“多元族群政党”招牌吃老米,前景甚忧。

综合上述所言,除了人事纠葛因素,希盟共同困境在于论述的调整、共同纲领的打造。惟一些主张“大联盟”的领袖仍停留在509大选前的思维,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却忘了当下的挑战不在于“推翻”,而在于“建设”——建立一个持久的政治联盟。

须知,当下要推翻慕尤丁政权,比509前任何阶段都来得容易,只要拉拢三五个执政集团内的议员,国盟联邦政府便应声倒地。然而,如何不让“剃人头者人亦剃之”戏码上演,才是最棘手的挑战——因为消灭敌人以后,敌人的敌人,就未必是朋友了。

换言之,要经营一个相对持久的政治联盟,必须以理念为基础。有鉴于我国多元社会的现实,相互磨合,打造共识,已无可避免。喜欢与否,行动党领袖主打的华教、环保、民主化等议题,攸关全民利益,行动党式微,或拖慢上述议题斗争的进度。诚信党领袖若继续在舆论上失焦,跟著伊党拍子起舞,恐怕也会把马来西亚社会宗教议题,推向更注重形式、教条、僵化的死角。而“多元”的公正党实验若在创党20年后以失败告终,怎么说都不会是件好事。

长远而言,三党务必找回论述的共同方向,而非各说各话,向各自的群众兜售民粹的承诺。惟有确立了纲领,在此基础上开放门户,让认同此理念的政党、领袖加入,希盟才不会患得患失。否则,以数目为基础的联盟,很容易为了三两张椅子动摇,时而反盗贼、时而为“行动党反伊斯兰”的标签解降,让群众无从适应。

希盟若把战场设在第15届大选前的下议院,议席数目就比民意重要;若把战场设在第15届大选,则民意更为重要。确认战场在哪里、自己为何而战——知道自己为何而死,总比不知自己为何而活的生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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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统与土团党的矛盾
《东方日报》2021年1月23日


以目前形势来看,巫统在第15届全国大选中,从竞选到胜选议席,预计将超越土团党。除非伊党完全靠拢土团党,两党合计得席远高于巫统——否则,巫统索取首相职位,名正言顺。土团党主席慕尤丁若要蝉联首相职位,其理由只能是巫统首相人选有污点,形象、人气皆不如自己。

从慕尤丁角度,巫统的现状,为自己任相提供了最佳条件。现任主席阿末扎希官司缠身、署理主席莫哈末哈山形象虽佳却仅是州议员,三名巫统副主席中,卡立诺丁在第14届大选中落败,依斯迈沙比里与马哈兹资历、辈分仍不及慕尤丁。形象较为正面的中生代领袖如希山慕丁与凯里在中央没有党职,若要越过前者直接登顶,则有违反党内权力逻辑之嫌。

慕尤丁当下能以小党领袖主导国盟政府,正是因为巫统卡在上述困局中。于是,慕尤丁巧妙地利用扎希(与官司缠身领袖的派系)和巫统当官领袖如安努亚慕沙、凯里、希山慕丁等之间的矛盾,削弱巫统所能构成的威胁力度,给自己争取时间与空间,拖得一时是一时。

然而,巫统当下的领导班底,任期将在今年届满。假设巫统在即将来临的党选中,撤换有污点的领袖,并选出形象相对光鲜的主席,再以党内上下团结一致的姿态出击,慕尤丁相位必受撼动。换言之,若第15届全国大选在巫统党选、领导层更迭后举行,慕尤丁很可能迎来一个比当下更不利于自己的局面。

只是,巫统这一边厢固然可以基层实力优势、马来社会普遍存在“保住马来人政权”氛围,推测自己能在来届大选中雪耻,惟前景亦不尽然乐观。既然巫统有信心重返主导位置,来临的党选就俨然是“首相候选人”初选,竞争必然激烈。若希山慕丁、凯里、莫末哈末哈山等人无法整合彼此派系实力,加上扎希-纳吉派系亦可能派出代表角逐巫统主席职位,后者在选票分散情况下突围,也是可能的变数。万一结局如此,巫统又要在困局里打转好一段时间了。

巫统的弱化、不复当年霸气,是509选绩使然。但从另一个角度,509大选也打开了契机,让此执政逾60年的老牌政党得以痛定思痛,重新出发。在此脉络下,即便当下形象相对正面的领袖如希山慕丁与凯里,也有操之过急的短视——让去年2月的“喜来登夺权”水到渠成,而巫统可绕过反省的长途,抄捷径重返布城。

若希山慕丁与凯里当时愿意放长线,不仓促参与夺权行动,或拒绝成为国盟政府一份子,让巫统领袖丑闻审讯程序在希盟执政期间完成,把贪污领袖过滤,则巫统可能还有洗心革面的机会。两者在“喜来登夺权”行动前后不同程度的配合,让慕尤丁组成一个只有薄弱多数的政府,面对官司缠身领袖的要挟,拉拉扯扯到最后,国家与政党的改革,都无法到位。

巫统与土团党的议席争议,看来只有透过两党合并,方能解决。然而,巫统首先必须解除“土团党乃巫统叛徒”的心病;加上土团党收纳的阿兹敏派系,恐怕会打乱巫统接班人阶梯上的排序。很简单,当56岁的阿兹敏加插进来,45岁的凯里就要往后站。这还不包括莫哈末哈山、纳兹里、阿末玛斯兰等领袖,恐怕都不会甘心与赛夫丁阿都拉、祖莱达等人分一杯羹。

可惜的是,即使本地政治版图变了,巫统与土团党领袖皆没提出动人的改革论述,回应时代的需求。希山慕丁甚至还把“拒绝安华、拒绝行动党”挂在嘴边,隐约操弄种族论述。土团党在第14届大选时本扬著“反盗贼”旗帜出师,希望取代巫统这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惟“喜来登夺权”后,“反盗贼”形象剥落,青年团团长万费沙甚至在党选时,以副部长身份承诺发支持信,给自己拉票。

台面上巫统、土团党领袖这种权谋博弈,恐怕还要维持好几年,直到种族论述彻底破产。希盟不是没有机会突围,只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些提出替代政策方案、影子内阁的政党;那些经营舆论、投入选区服务、建立选民信任的领袖。希盟领袖或该扪心自问:自从2020年2月垮台后,上述工作进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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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气球取代爆竹的代议士
《东方日报》2021年2月20日


有“爆料王”之称的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去年底推文嘲讽:我曾在一个月内研究四到五个课题,当下“年轻国会议员”只是自拍。

再不喜欢拉菲兹作风的人都必须承认,拉菲兹专研课题的用心与努力。从国家养牛中心再到一马公司丑闻,他对细节了如指掌,对数据倒背如流,以揭露弊案冲击当时的国阵政权。没有十全十美的代议士,惟他善用本身专长,相较之下算是称职的国会议员。

从政治前线退下的拉菲兹,其讽刺推文十分到位,反映现今议员不思进取、避重就轻的现象。过去议员以表现争取曝光,在媒体上维持能见度。如今资讯科技发达,政治人物转以社交媒体平台经营自身形象,与大众互动。

持平而论,“没图没真相”的年代,政治人物上载走访选区、赈灾递送救济品图文影像,旨在证明自己“为民服务”,在所托的岗位上扮演好角色,本无可厚非,自可以理解。然而,倘若一个政治领袖的社媒平台上只剩下自己摆姿势的打卡照、挤眉弄眼的卖萌抖音,则与从政者身份格格不入,难免引惹争议、甚至反感。

最常见的解释是,政治人物要贴近年轻人,于是必须跟随潮流,透过社媒走进年轻人的世界。在此堂皇理由下,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投入资源与心思,制作标新立异的内容,吸引眼球。

掌握资源的,不惜砸钱录制专业视频,邀请摇滚歌手同台,穿著笔挺西装饶舌说唱。至于这么一个MV能唤起多少政治醒觉、解决了什么社会矛盾与分歧,与投入的资源、心血、时间是否对等,参与的一众年轻议员,恐怕也说不上来。问一个最功利的问题:究竟多少选民会因为这么一个视频,在大选中把票投给你?答案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没有能力砸重金的,唯有想方设法制作一些内容搞怪的视频,像年轻网红一样冲点击率。于是,没有演技的偏偏要演、没有歌喉的偏偏要唱,在镜头前损人害己。更甚的是,一些人民代议士的心智不断往下探新低,一州议员竟然在农历新年期间以气球取代鞭炮,公开燃放后上载到个人专页,其创意把思路正常的选民吓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回神后想想,这些在国会、州议会参与立法的代议士,到底是不是弄乱了主次之分?我们期待议员在政策辩论上思考周全,无论在朝在野,他/她至少要说得出个所以然,这个国家、这个州属,或者至少这个选区,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进、应该怎么规划发展。

举个再普通不过的例子:马来西亚当下落实的行管令2.0,究竟该缩紧,还是放宽,制定的SOP如何符合常理,以在非常情况下做最好的决定——我们的朝野议员,多少是即兴演出、多少是深思熟虑,谁在做功课、谁只管起哄——抗疫这一年下来,我们多少有个谱。

近年来,这些在社媒上活跃、受落的议员,究竟多少人把心思投注在政策、制度改革的思考上,把本份做好,让政绩说话?毕竟,我们选的是议员,不是艺人。如果你真觉得自己是被政治耽误的艺人,不如金盆洗手,当网红去。扪心自问,哪个心智正常的选民,会放心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一个把气球当爆竹燃放的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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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统大会以后
《东方日报》2021年4月2日


当官派也好,官司派也罢,摆脱国盟框架角逐最多议席,放眼在第15届全国大选后,以最大党之势主导政权,符合巫统上下利益。即便是当下隶属慕尤丁的巫统籍部长,亦可能在巫统当家当权后跻身核心,根据党职份量掌管更关键部门。故此,巫统领袖极难违抗“巫统要当老大”议决。一旦形势有变,就无需认慕尤丁作父。

然而,若巫统真在第15届大选中执行“不与土团党合作”议决,则意味著三大马来穆斯林政党实力整合失败。巫统是老字号,基层遍布各地,牵动马来社会政治情感,惟台面上领袖形象欠佳;土著团结党今掌握权力,调动资源笼络人心,却始终无法明确定位自己;伊斯兰党固可以宗教感召支持者,但治理表现差强人意。

三党若结盟则能互补,以“穆斯林马来人大团结”口号吃糊,在马来选区打趴希盟;若三分为二,则削弱彼此实力,对希盟相对有利。

巫统何以如此自信?土团党2016年另起炉灶时,靠的是马哈迪的人气。“喜来登夺权”后,马哈迪派系出走,慕尤丁独撑大局。尽管面对“后门政府”骂名,慕尤丁掌权初期以成功抑制疫情搏得好感,受欢迎程度走高。惟2020年9月沙巴州选后疫情失控,加上让人混淆的SOP、双重标准的惩罚行动,引惹民怨。

至于土团党的“前公正党帮派”,如今落得里外不是人——希盟支持者视之为叛徒,巫统支持者视之为“反马来人的投机分子”,暂时看不到加分的作用。

简言之,巫统判断自己能“吃定”土团党。然而,巫统的软肋是形象负面的领导层,让这个历史悠久的老牌政党无从洗心革面,展示自己脱胎换骨的一面。巫统若以当下领导团队迎战第15届大选,首相人选必然是官司缠身的阿末扎希,既无助于召唤群众的支持,也让改革的论述无从开展。推举一名面对47控罪的领袖成为第九任首相,如何承诺打造一个廉正、透明、具公信力的政府?

所以巫统需要一轮党选,来解除自己的困境。无论希山慕丁、凯里、末哈山,甚至姑里,皆对巫统主席职位蠢蠢欲动。希山慕丁在2018年巫统树倒猢狲散、党最需要他出来领导的时候,选择当逃兵,如今巫统回朝后却出任部长,已惹人诟病;莫哈末哈山过去最高官职是森美兰州务大臣,知名度甚至不及凯里;元老姑里以年龄积威望,惟晚近二十年都不处在政治第一线。上届党选攻打主席职位落败的凯里,看似占优势,却也未必有把握。

可以预见的是,扎希乃巫统史上最无威望的主席。若他努力推动展延党选,以延长自己政治寿命,以“委任状”绑架巫统领袖,巫统未必能在第15届大选中重返权力巅峰。土团党会继续挑拨巫统内部矛盾,威迫利诱,加上派系倾轧,扎希可以Make UMNO Great Again(再让巫统强大)吗?

当下局势对希盟而言,好坏参半。一、若希盟要在现有基础上拉拢三党的其中一党或一派,巫统的可能最大。但巫统领袖对改革兴致缺缺,只在乎如何重返主导位置,合作的门槛大大提高,希盟支持者必然反弹。二、在三大马来穆斯林政党无意改革的情况下,希盟唯有坚持本身改革议程,默默耕耘与经营,继续游说马来社会“希盟是更稳定、对国家更有利的模式”,直到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与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巫统、伊党与土团党的角力,虽说是马来政治的博弈,民主行动党看似沾不上边,但后者其实扮演关键角色。在行动党这个“最大敌人”目前,三党方能团结,确保“行动党不能重返布城”。如今,三党之间的矛盾浮现,因此开始探索不同组合的可能,包括开放面对与希盟(间接与行动党)联组政府的建议。

然而,只要马来主流社会认为“行动党是最大的矛盾”,则三个穆斯林马来政党必须放下分歧,把枪口一致对外,谁都不敢背负“为了掌权不惜让马来穆斯林政权垮台”的罪名。直到一天马来主流社会对行动党改观时,认定国盟政绩不堪、伊党治理无能、巫统贪腐无药可救远比“行动党”危险时,这个局面才有可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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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只要不倒,就是不败
《东方日报》2021年4月16日


我中学时是《星洲日报》学记,且还是“一日为学记,终生为学记”那种。2001年获理科大学录取时,学长在华文学会迎新周之夜汇报528报殇演变,情感与理性的纠结足让人一夜长大。由于拒绝把政商垄断、控制媒体恶果的理论,从讲堂笔记、参考书籍翻抄到试卷上归还给讲师,毕业后毅然投身《东方日报》,在现实中用行动诠释反垄断的信念。坦白说,那个年代若缺了这丁点道德感,恐怕也不懂如何在高压低薪、有要求没花红的工作条件中撑下去。

我加入专题组,题材以政治、媒体、时事为主。当下享受著言论自由的社交媒体用户恐怕无从想像,那个“刊登批评马华总会长文章会接到内政部警告信”、“出版准证一日不批下来,报馆上下都不安”的年代。我们甚至发现写稿系统里“贪污”、“欺骗”等字眼会自动涂红,提醒审稿编辑多加留意,避免误踩地雷。

然而,有革命情怀的同事,不仅仅是为“突破垄断”而来,也准备为“跨越内政部红线”而战,甚至思考“我们究竟要办一份怎样的报纸”。或者这么说,面对竞争对手围剿,当时业务组烦恼的是如何解决“市面上买不到《东方日报》”,或“报摊卖《东方日报》如卖色情VCD般偷偷摸摸”的问题,好让报纸堂堂正正上架;面对内政部压力,编辑室则为了删稿、撤稿的底线争议不休;面对新闻这门专业,我们身为媒体人思考的,是如何在主流中逆向前进,经营一家开拓视野、启迪民智、具备深度广度的媒体。乍看下,宛如在不同岗位上争辩生存、生活与生命不同层次的问题,谁都不服谁。

惟感谢主管信任,让我在数个月后接过《东方青年》版,著手策划每周刊登一次的专题,并拥有一个让我撒狗血的专栏。那时候很急,抱著“做一次少一次”的心态,每次都想闯界,要冲撞主流,要给读者“不一样的视角”。这样的玩法注定不长命,三个月后由于上头临时抽掉我的专栏文章,情急之下配合涂鸦专题选用一张法米惹扎(Fahmi Reza)批判警察滥权的画作填补空缺,结果画中的警察反把《东方青年》一枪给毙了。

坦白说,突然丢掉一个平台,难免黯然失落。加上报馆准证久久不批下来,主任唯有将“高风险”的政治专题囤著,往科技、人类学等“逃离政治”的方向开拓,让“反叛”的专题组士气低落。庆幸的是,当时我透过私人交情,给言论组牵线,邀请希山慕丁莱益士(Hishamudin Rais)写专栏,而翻译其文章,竟成了那段低迷日子里最叫人雀跃之事。

这个言行前卫大胆的社运分子2003年才从甘文丁扣留营获释,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是备受争议的“敏感人物”。让他成为专栏作者,是一次华丽的冒险。主任特别交代,不碰政治,只写文化、生活。希山慕丁莱益士遵守这个协议,却也懂得游走灰色地带。他在《无址邮件》专栏中从路牌、人行道、钟楼、书店,谈到安全套、激励课程等,批判“部长到机场送别首相”的文化,并在结尾前神来一笔,以过去家人抱著“这一去可能就不回了”的心态送别年迈奶奶前往朝圣的经验,调侃“莫非到机场送别首相的部长也闪过这样的念头?”

但我毕竟年少气盛,没太多耐性,在《东方日报》服务14个月后,转战网络媒体《独立新闻在线》。《独立》编辑室班底多来自《东方》,我们依然追踪旧东家的人事变更、改革动态,或引来“《独立》针对《东方》、对《东方》有敌意”等猜测;但实际上,我们当时真的只是“爱之深责之切”,希望《东方》变成我们期待、想像的报纸,哪怕我们已离开了《东方》。

如今回想,或许我们对《东方》寄望过高,希望它在垄断中突围,继而撼动《星洲》第一大报地位,甚至与内政部周旋到底,惟社会的知识圈、文化土壤,甚至资源都无法提供《东方》茁壮成长的条件,为恨铁不成钢的遗憾结局,埋下伏笔。

晚近十年,资讯科技普及化、社交媒体的涌现,激烈冲击媒体业。若要硬扯垄断的好处,当初将资源整合的世华媒体,无疑是最具条件谈转型的集团。只是,528报殇即将迎来第二十周年之际,本地中文报业并没有摸索出转型的方向——惟以海量新闻淹没读者,只能独家不能独漏。于是前线记者拿著手机开直播,在编辑室坐冷凳的则往社媒里翻炒999令吉聘金、460令吉水鱼汉堡、空气刘海等新闻,谈到政治就省略成乱、脏、累几个年度汉字。

《东方》创刊后好一段时期,背负“一份只会骂人(《星洲》)的报纸”标签,竟然也撑过18年,堪称一大奇迹。如今《东方》要结束纸版,转战网络,前景虽然艰辛,但在选择不多的局限下,也只能硬著头皮走下去。每个时代的挑战都不一样,由衷祝福在里头撑住的每一个人——在逆境中越战越勇,只要不倒,就是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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