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宏祥先生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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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 kuang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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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从未来回望当下
《东方日报》2021年12月30日


从现实政治的当前走势来看,民主行动党单独执政联邦,在未来三届大选,都是不可能的事。换句话说,行动党再返布城之路,必有盟友相伴——不管是选前,或选后的结盟。

稍回顾历史,自1998年“烈火莫熄”浪潮掀起后,理念相近的公正党与行动党,断断续续在替线、民联与希盟的合作中,维持盟友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在替阵与民联中,尽管理念上存在较大分歧,伊斯兰党却一直扮演吸纳马来穆斯林选票的角色,有助打破“马来人在朝、非马来人在野”旧格局。2015年民联瓦解,党选落败后另起炉灶创立诚信党的伊党领袖,与行动党和公正党组成希望联盟,堪称最有共识最具默契的在野党联盟;惟2017年还是将门户开放给马来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看似与希盟格格不入的土团党,其策略考量不外乎让马哈迪等人填补伊党出走后留下的空缺,开拓希盟的马来票源。

这也意味著,公正党不曾单独测试自己在马来社会的支持率。最近落幕的马六甲、砂拉越选举,成绩虽不尽然反映全国趋势的完整面貌,却至少比任何一厢情愿的纸上谈兵更具参考价值。长话短说,在马六甲,以公正党、诚信党和行动党组成的希盟,马来支持率甚至不及土团党与伊党组成的国盟,沦为马来穆斯林选民的第三选择;在砂拉越,希盟得票率退居第三,不敌初试啼声的砂团党(PSB)。

经历两场战役后,各党必然苦思未来出路。公正党或许思考,若跟行动党结盟导致自己无法争取马来选票,则接下来该如何突破,或自保?同理,除非将“入主布城”的梦想降至“最强大在野党”,否则行动党必然也会盘算,倘若公正党与诚信党的马来选票只能到此为止,则是否该物色新的盟友,以推高马来选票,或凑足议席?

若行动党要参与筹组一个至少掌握三成到过半马来穆斯林支持的政权,以当下形势,则难免需从巫统、土团党与伊党当中,选一或择二。

眼前的情况是:如果巫统能以国阵单独执政,它极可能撇开伊党,甚至想方设法剿灭土团党。如果巫统凑不足议席,它唯有无奈维持现状,与土团党和伊党相爱相杀,捍守一个“将行动党/希盟排除在外”的马来穆斯林政权。反之,土团党与伊党筹组的国盟亦然。简言之,对巫统、伊党与土团党而言,“阻止行动党重返布城”乃最高原则,任谁坏了规矩,谁就要背负“马来穆斯林的民族叛徒”骂名。只要三党遵守这个不成文规矩或共识,行动党短期内都不可能执政中央。

退一步想,即便真有一天,巫统、伊党与土团党闹到水火不容,准备不惜借外力推堵对方,障碍较低的合作对像首选都会是公正党,更何况如果公正党尚存一些非马来穆斯林领袖,还能替该政权增添“多元”色彩,淡化“种族主义”形象。再假设公正党在第15届大选中几乎灭顶,能掏出的筹码甚至无法凑够数,巫伊土方会考虑行动党。

巫统、伊党与土团党——若任何一方要与行动党筹组政府,理由会是什么?左思右想,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筹组稳定政权。

回到行动党,如果接受与巫伊土其中一方结盟,就要面对选民对自己的检视。例如:与巫统合作,选民必质疑行动党“与盗贼共舞”,抵触之前高举的原则。若与国盟合作,行动党就需要向支持者解释,为何接受土团党叛徒?更棘手的是,在赌博、投注站、酒精等课题上,行动党与伊党能磨合出什么共识?

再者,不管是巫统、土团党或伊党,都不可能让行动党在联盟中坐大。甚至可以这么说,不管大选斩获席次多少,行动党在内阁的份量,只会比5.09后更低或更少,不会更高或更多。重掌财政部的梦想,恐怕建了海底隧道都无法抵达。即使不谈权力、资源分配,只是专心“为人民服务”,行动党还是必须面对:如果它参与的政权不承认统考、不拨款独中、不彻查赵明福案件等,它要如何向支持者交代?

届时又恫言退出联盟?那不就违反“筹组稳定政权”的初衷吗?

说白了,行动党若放眼在未来几年执政,以当前政局走势,以上是仅有的选项,或可能的局面。有梦最美——掌权后承认统考、拨款独中、捍卫多元、铲除盗贼、阻挡伊斯兰保守化浪潮、教训叛徒,惟现实很残酷,一个伸进瓶子里的手掌如果抓满糖果,肯定卡在瓶颈抽不出。

这么说好了。行动党可以坚持当最有原则的政党,但必须清楚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入主布城。它或因此成为让人肃然起敬的“最强大在野党”,也可能因此流失一些“相信有人在朝好做事”的选票。在野党绝非一无是处,或毫无建树,它依然可以监督政府,像5.09前的行动党一样。

又或者,行动党在看清马来政治形势后,准备做一些调整,与盟友沟通、与选民对话,重新定位为自己,给时间让传统支持者调适。在行动党领袖的判断中,眼前最大的矛盾是什么?须知,当下已无法再以“禁酒是掌权者为了转移贪污丑闻视线而制造的课题”扫入地毯了。禁酒,已经上升到多元社会对生活方式抉择的分歧了。这足以考验政治领袖的智慧,在肃贪、公平分配资源之际,还要在身份认同政治(族群、宗教、语言、教育等议题)打造多数者接受的共识——这绝非玩Pokemon,或拍几个抖音短片就能解决的问题。

老话一句,唯有认清自己要什么,才可能得到自己追求的东西。行动党是否准备投入更多耐性与时间,经营一个更持久、互惠互利的联盟关系,同时调整本身定位姿态,面对马来穆斯林社会,放眼未来十年重新执政?抑或分秒必争,抄捷径掌权,社会分歧磨合之事,容后再谈?

政治关乎理想,也贴近现实。一把捉住所有糖果想统统拿走的孩子——挣破瓶子,割伤手腕,是最后难免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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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领袖能做什么?
《东方日报》2022年04月08日

庄华兴博士《华教论述与当下情境》(《当代评论》,2022年3月22日) 写了:鉴于此,我认为,华教领导人有需要参加语言课程,提升马来语,做到有效传达理念的目的。即便是不成功,友族对华教领导人的刻板印象将逐步改观,孟加拉外劳学习马来语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是值得借鉴之处。
先把话说在前头,我同意“不该以马来语掌握能力,作为衡量爱国程度的唯一标准”,但“华教领导人提升马来语”的策略,并不全然违背上述原则。试想像,若有三、五个华教主要领袖能以流畅的马来语表达自己,发表字句完整、语法正规的马来文告、社媒贴文,至少能挡住“国语不灵光”、“SPM国文不及格”的奚落,让讨论直接进入主题,而非任由他人嘲讽“都第几代人了,马来语还不如抵马半个月的孟加拉客工”,借机转移焦点或视线。

再者,华教组织近年来举办不少跨族群、宗教、文化等活动,本冀透过对话与交流改变彼此对彼此的既定印象。无可否认,此努力毕竟也累积一定的成果,惟一些不经意的瑕疵,如领袖以马来语致开幕词时发音失准,或一篇语病连连的文告,常常导致前功尽弃。于是,跨界串联越做就越累——跨出去反而印证了别人对自己的刻板印象,而自己又在对方不友善的反馈中,加深对他者的偏见。

可以这么说,若台面上的华教领袖,也具备摆得上台面的马来语或马来文,必能为华教运动扫除第一道沟通障碍,即便各持己见亦能将分歧梳理清晰,而非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然而,单单掌握马来语或马来文恐怕不足,华教领袖还必需拥有“全民”形象,向所有马来西亚人展示华教的核心价值与终极关怀。

过去,华教领袖若在马来媒体上曝光,多半攸关教育政策,或政治争议,立场不外是“抗议”、“反对”,或最温和的“争取”、“疾呼”。换句话说,一般马来社会透过媒体认识的,是政治面向的华教(领袖)。然而,教育不仅仅是预算案中的拨款数目、课本中的三页爪夷字,或政府是否承认统考一纸文凭,还包括散落在日常教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举个例子,最近社媒疯传玛拉工艺大学一名教授斥责学生到了第五学期仍未拥电脑,并直言自己无法与B40群体共处的视频。甚称是教育领航人的华教领袖,难不成对此毫无看法?

试想像,若华教领袖在个人社媒上独抒己见,既表达“理解教育者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又提醒“疫情肆虐对各经济阶层造成巨大冲击”,疾呼“以同理之心,多一点包容与耐性,陪孩子一同成长,撑过难关”——即便不掀起惊涛骇浪的回响,亦会在知音心中吹起阵阵涟漪。

如果可以,华教领袖还能叙述抗疫这些日子以来,发生在华校的案例——一方面传达“经济萎缩乃全民共同危机”的讯息,一方面也分享“华教如何处理类似个案”,而这些处理方式又“如何体现华教的精神与理念”。不需要像打落水狗般攻击该教授,也切勿趁机“抽水”自卖自夸,而是抱著抛砖引玉的心态,让华教进入主流的讨论,变成一个不因教学媒介语不同而遭边缘化的故事。

至于此举会不会被视为“踩低别人、抬高自己”,则有赖于华教领袖是否愿意长期投入心思,经营本身形象。最近社媒流传一个视频,来自斯里打昔国中(SMK Seri Tasik)的一群学生,在考完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最后一张试卷后,相约到墓地,悼念一名刚世不久的教师,让人无不为之动容。

试想像,若华教领袖愿意放下“华教的优越感”,不以“繁重的功课”、“卓越的成绩”、“严格的纪律”为荣为傲,反之以上述案例承认国中教育也启发了学生人性的一面——这种不管出于自省,抑或对其他源流教育优点的肯定与赏识,都能体现自己保持谦卑、向善向上的精神。

一个能时时意识到本身不足之处、懂得鉴赏他人优点的华教领袖,若能以真诚、耐心持续经营灌溉,其形象难道不比在僵化官僚体制下处事慢半拍的教育部长更为高大?

然而,当政治陷入另一个困顿、教长碌碌无为的时刻,众华教领袖在做什么呢?日理万机的他们,假设一天有两小时闲暇时段,他们会选择观看一个又一个长达数十分钟的中共大外宣视频,还是学一句马来谚语、翻阅一章国家文学奖作品,抑或窥探马来舆论平台在热议什么话题?

扪心自问,这些日子以来,他们究竟是更热衷于争议彼此在社媒分享的海外真假消息,还是关注本土马来网民如何议论叫学生姐姐卖手环买电脑的教授?他们会为视频中一个阿猫阿狗印证了自己的想法而欣喜若狂,像散播真理般转发再转发,还是会全神贯注,尝试理解本土某个马来民族主义者言论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思维?

答案,我们都心照不宣。这解释了华教当下的处境,也解释了何以他们散播华教理念时,往往无法进入本土的语境——要引用中国例子马来群众听不懂,要引用本地案例自己又脑袋一片空白。领袖散播华教理念却无法赢得共鸣,要取信于马来社会却无从建立起信任,看来也不是一朝一日的事。

然后呢?和此文一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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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选民还“火”吗?
《东方日报》2022年04月26日


历经马六甲、砂拉越与柔佛州选举后,民意趋势略见端倪,尽管我们知道,州选与普选有层级之分,选民优先考量的议题,甚至选情热度,也存在基本差异。

简略总结晚近两场半岛州选选绩(砂选另有本土政党因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从希盟出走的土团党,带走本就不高的马来选票。而2008年以降希盟(前身:民联)从近七成攀升到九成的华裔选民支持率,也基于投票率下降,无法维持飙升走势。马华公会虽在议席上取得“零的突破”,转头就意识到不宜“高兴太早”;得席有所折损的希盟选择相信——只要把投票率推高,就能把胜算推高。

换句话说,普遍认为,华裔选民还不至于跨得过心墙,将手中一票投给国阵,只是因为希盟表现不达标,而灭了心中那团火,选择放弃投票。于是,在希盟(更准确的是行动党)的判断里,当务之急是“重燃华裔选民激情”——不管是“战斗到底”的信心喊话,抑或将矛头再次瞄准“巫统法庭簇群/盗贼”,都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情在理,上述策略并非错误。追求廉正是理想,而夺取权力,是实践理想的条件之一。然而,晚近四年,政治局势的变迁,亦改变了民情。唯有正视民间思想、心理上的转折,才能避免“刻舟求剑”的失误。

一、“两线制”概念使然,华社过去想像中的“改朝换代”,是把贪污腐败、压制多元、专制独裁的国阵换掉,以一个廉正透明、拥抱多元、民主自由的“新阵线”取而代之。这个想像忽略了一个现实,即反贪腐的马来人政党,未必在文化宗教上拥抱多元。说白一点,倒纳吉的势力,未必认同平等对待多元源流教育,他们当中甚至可能向往政教合一。

二、华社乃至华裔政治领袖,若意识到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就晓得眼前大概会有两条路——要嘛走捷径,跟一方结盟去推翻或制衡另一方,接受“大帐篷给你凉风却挡不住洪水”的现实;要嘛走远路,做好输掉眼前选举的最坏打算,经营一个“既反贪腐,又拥抱多元,还推崇民主自由”的力量。

三、回避(二),继续兜售“廉正、多元、民主”缺一不可的配套,再加上“这届必胜”的信心喊话,恐怕很难释解基层眼中的疑虑。经历希盟执掌联邦政权的22个月,再加上“喜来登夺权”后的乱局,一些草根对“盗贼捉不到、统考没承认,现在连喝杯酒的权利也摇摇欲坠”的现况开始感到绝望,萌生一种“求变比维稳更糟糕”的观感。“观感”不尽然符合现实,但显然的,对希盟是致命伤。

四、在看似“乜都冇”(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或“国阵希盟都一样”的逻辑里,部分华裔选民就会“缅怀过去”,或抱持“改变如果不是更好就维持现状”的心态。马哈迪发表“筷子论”后,一些言论开始在咖啡店传开:“纳吉其实ok的,贪罢了嘛!”随后如果不是回马枪就是潜台词——话说,哪个政客不贪呢?

在此逻辑里,与其“乜都冇”,至少“纳吉(观感上)对华社/华教相对不错”,就把发表“筷子论”的马哈迪压下去。杨美盈可以哽咽痛呼“贪污是错的”,惟力道已是强弩之末。须知,509时华社已使出洪荒之力推倒逾半世纪的国阵政权,寄望改朝换代后能启动制度改革。

马哈迪在509前后的优势是——他掌握终结制度腐败的历史契机,而非在廉正、民主场域中,占据清清白白的道德制高点。一旦错失此契机,海啸潮水消退后,不知脸长的马哈迪就只能气急败坏地,看著纳吉不知可耻炫耀自己的白里透红。

希盟当下越是攻击纳吉,越是反衬自己当初“能改却没改”、“能变却不变”的无能,平添反感。希盟领袖无视纳吉在其它方面如经济政策、文化教育等场域满足部分华社需求的现实,屡试不爽地以1MDB丑闻为箭靶,进行道德批判,只会拉开自己与选民之间的距离,无力回应群众的逻辑——当初让希盟联手前独裁者马哈迪终结盗贼政权,希盟却争取不到我们的权益;如今我们联手前盗贼纳吉,争取自己的权益,何错之有?

更关键是,当下的巫统、伊党与土团党(巫伊土)能给予一般马来穆斯林“安全感”,即便为讨好华社而拨款华校,甚至(如果放胆)承认统考,恐怕都会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光景。实际上,即使喝了Timah也没人相信马华公会能够控制巫伊土,而公正党或诚信党若以巫伊土之矛攻其之盾,质问“何时禁酒禁赌禁董总”,可能连仅剩的华人票都要送上门给人家。

如此局面吊诡地对希盟不公也不利——碍于马来社会压力,行动党对华社的海誓山盟沦为枯海烂石;而巫伊土联组的“马来人穆斯林政权”,在华社不敢奢望的情况下,反而没有落得“希望越高失望越大”的结局,人人识趣地输少当赢——爪夷不再是缺口,只要不穿黑鞋,疫情期间教育部朝令夕改的返校日也可以原谅。

如果马华公会此时此刻恳求华社别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确保任何情况下“有人在朝好办事”,不感动选民,也该会打动党员吧。

这或许是对希盟最糟糕的可能局面,马来选票短期内无力回天之际,华裔政治亢奋十多年的非常状态,也很可能在第十五届大选回归“正常”——商家优先考量经济、华团纠缠华校增建拨款、社运份子关注弱势群体命运(尤其性少数群体)、民主自由空间、制度改革等。选民很可能不再为了“Ini kali-lah!”而换,而是选择能够满足自己政治需求的候选人。

最后,浅见以为,希盟领袖当下要做的,不是缅怀过去群情汹涌的群众大会,以民粹论述煽动华裔选民情绪,幻想能催谷九成以上的支持率;反之,应该顺著政治气氛冷却之势,理性成熟处理各族群的矛盾,打造共识以重新凝聚支持。须知,有别于马来社会心理上对巫统与伊党的依赖,华社对希盟的支持,更多是基于其斗争理念、施政表现,而非对领袖的盲目臣服,或对政党的绝对认同——除了网上献丑的铁粉。

若继续不思长进,仅靠耍嘴皮嘲讽政敌,有朝一日必也遭酸民还以颜色,今天是“家家祥祥”,明天如何担保不是“念念群群”呢?若迎合,甚至助长民粹,终有一天也必遭受民粹力量反扑,轻则失选票,重则遭蛋洗。

相对于马来社会错综复杂的宗教、民族等因素,华社虽说也有难缠的胶,却还是具备更好的条件,耕耘进步论述。我非指希盟不该在来届大选拼到赢,而是希盟需要明确知道自己要赢的是什么、怎么赢。事在人为,毕竟以低俗民粹手法催谷选票,或逆流引领社会观念之改变,也决定一个从政者,到底是政客,还是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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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输两届大选,希盟能执政吗?
《东方日报》02/05/2022


回到政治前线的努鲁依莎日前接受媒体专访时提醒,希盟或许必须做好再输两届全国大选的准备,才能重返布城。不管是行动党秘书长,或诚信党主席,还是公正党总秘书,甚至是主席安华,皆不表赞同。蓝眼领袖主要认为,努鲁以马六甲、砂拉越与柔佛州选成绩为基础,得出此解读和判断,恐怕失准;末沙布讥讽“求败远比求胜来得容易”,陆兆福则重振士气:“战斗到底,而非再等十年”。

如常,政治人物往往会混淆“信心喊话”与“现实分析”,最后把“激励的话”当成“现实的事”,甚至不小心“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做最坏的打算”不意味著放弃“做最好的准备”,为最坏局面做准备更不代表希望最坏局面出现——有谁买了保险后祈祷自己出车祸患绝症呢?

根据报道,努鲁略解释自己何以如此悲观,包括选民不满希盟执政22个月的政绩,未来也需要更多时间,辨识希盟、国阵、国盟的品牌定位。在瞬息万变的政局里,我自认无法预估希盟究竟需要多少届大选才能重掌联邦政权。然而,我想延续拙作《华裔选民还“火”吗?》的讨论,进一步阐述“希盟应该顺应政治气氛冷却之势,理性成熟处理各族群的矛盾,打造共识以重新凝聚支持”的说法。

按照甲砂柔选绩推算,把土团党与伊斯兰党拒于门外,希盟即便联手MUDA、斗士党与民兴党,其马来选民支持率要过三成门槛,也有一定难度。我们可以预见:以当下局势,巫统/国阵若胜选,其马来选民支持率不过半也近半;而假设巫统被逼再度与土团党和伊党筹组政府,则此政权的马来选民支持率总和必然过半。但希盟不一样,希盟若成功执政,很大可能是靠华裔选民压倒性支持,而非可观且具说服力的马来选票。

在FPTP(First Past The Post)选制下,这样的政权合法,惟不在多数族群中具备“正当性”。马华公会自2008年后,在华社失去正当性,但巫统在多数族群中依然站得住阵脚,于是国阵撑得过去;马哈迪领导的巫统,一度在1999年大选后,在马来族群中面对正当性问题,但他当时以铁腕稳住政权,解决了自己的政治危机。

然而,希盟在将来可能面对的是——在多数族群中不具正当性,却无法复制高压方式,维持政权。不需多做假设,只要回味2018年5月9日后22个月的经历,一切就尽在不言中。简言之,只要马来选民支持率不过半,希盟在马来社会就不会有底气。

在多数族群中底气不足,究竟有什么问题呢?现实是,在身份认同政治场域中,这个多元社会在宗教、种族、语文、文化、性别等课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而这个分歧,又回过头来影响国家对人权、自由的界定与规范。举一些已经发生,且很可能继续发生的例子:倘若有个穆斯林闯入便利店、购物超市,阻止穆斯林销售员售卖酒精饮料,政府该当如何处理?假如有个穆斯林到书店巡视,要求店长将所有关于性少数的书籍下架,政府如何回应?若发现这些自以为“替天行道”的穆斯林,在社媒上得到多数穆斯林的认可,这个政府,要如何争取这个社群的认同?

回到希盟,几个有待厘清的问题:

一、希盟穆斯林领袖当中,多少人认可/不认可上述穆斯林的所作所为?

二、在“不认可”的希盟穆斯林领袖当中,又有多少个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换句话说,穆斯林代议士愿意捍卫非穆斯林公开买酒、喝酒的权利,以及维护“言论自由”,让书架上百花齐放,即便是违反本身宗教教义的书籍?多少个愿意坚守此原则,即便因此失去马来选票也义无反顾?

三、如果不要将“非清真”物品的处理简化为是非题,希盟能否拟出一套机制——如何在这个多元社会里,处理“非清真”物品的买卖?一方面捍卫非穆斯林买酒、言论自由(出版、买卖、阅读书籍)的基本权益,另一方面又不让穆斯林感觉“被冒犯”,或“违背”了本身信仰?

这是环环相扣的问题,希盟领袖不能在非穆斯林群中,高调捍卫选民选择世俗生活的权利;与此同时其穆斯林议员连区区一个“撤回杂货店、便利店、中药店售卖烈酒禁令”的联署都不敢签名。原因极为明显,马来社媒上呈现出来的主流民意,倾向禁酒、禁性少数书籍,希盟穆斯林议员若逆流而上,恰恰印证了巫统、伊斯兰党与土团党对他们的指控——违反教义的自由派,或行动党的傀儡——两者皆罪不可赦,比贪污巨鳄更难翻身。

然而,这已不是可以用“巫统/伊党为转移贪腐丑闻视线,炒作宗教课题、打种族牌”理由扫入地毯的事。希盟非穆斯林领袖不能要支持者一厢情愿相信,希盟穆斯林领袖都是符合自己眼中标准的“开明派”。反之,他们必须开诚布公,阐明立场,接著在分歧的光谱中,划下一道多数者能接受的底线,然后站稳这个立场,面向全马来西亚选民。

此举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在身份认同政治课题上,在野党两面夹攻掌权者的策略,无法让我们走得更远。希盟执政时,马华公会指控行动党在攸关华裔权益课题上“静静”(因屈服于马哈迪而不敢表态),巫伊则攻击希盟马来领袖为行动党傀儡;国盟与国阵掌权时,行动党一方面抗议“马来穆斯林政权”的保守政策,另一方面亲希盟社媒专页则不断挑战巫伊坐言起行,禁酒禁赌禁华校,否则虚伪、无能。

这样的两线竞争,原则上无助于打造更美好的国家;策略上亦对希盟不利。从马来社会心理角度,巫伊已坐实“捍卫马来人/穆斯林权益的堡垒”地位。如果还有杂音,就以简单的论述逻辑化解之——巫伊没有全面执行有利马来人、穆斯林的政策,那是因为巫伊不够强大。因此,当希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质问巫伊何时落实本身曾经施压的禁酒禁赌禁董总,这只会为保守、排他舆论推波助澜,最后袭卷自己——要禁酒禁赌禁董总,就要壮大巫伊;要壮大巫伊,就在大选中把公正党、诚信党,甚至土团党统统挤压出去——让行动党成为在野最大党,但也只能是在野党。

于是,我们不用抬头就能看到瓶颈——只要各群体之间没有共识,身份认同议题的分歧与矛盾,必然撕裂这个多元社会,同时将少数群体逐步排挤到边缘。要打破僵硬教条、打造新观念,这个社会需要有社会学、历史学、城市规划专家等背景的知识分子,而非仅仅让宗教司以狭隘单一的视角,垄断舆论。其流行文化创作如电影、文学、画作等,必须以不同视角呈现类似主题,而非只是充斥一些以撒钱炫富、扮残疾人士恶搞的网红。你需要有深度的媒体,注入新的观念,才能打造不一样思想的群体;你需要有跟得上时代的领航者,而非闲暇时在群组分享假新闻的教育者,耕耘灌溉一个新的世代。

当这些基础不存在,所有议题就只能变成种族气焰叫嚣的发泄管道,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之让整个社会变得乖戾,急于树敌,却无暇探索根源。这种心态恰恰符合种族政党的利益——为对抗外敌,心理上就更需强大的堡垒。要逐层拆解此思想观念、情意结,建立一个独立思考、视野丰富、包容多元的群体——不会因为穆斯林捍卫非穆斯林权益就将之标签为异端、叛徒,不会因为非穆斯林尊重伊斯兰而将之标签为走狗、汉奸——坦白说,两届选举究竟够不够,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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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黨:是敵是友都是對手
《当代评论》
2022年4月12日


縱使不是一名思想有見地、有遠見、負責任的政治領袖,只要態度務實,都不會草率地對著伊斯蘭黨打嘴炮。從功利角度推算,哪怕當前馬來穆斯林政黨再碎片化,伊黨仍很可能單憑一己之力,在半島東海岸守住吉蘭丹及登嘉樓二州政權。假設丹、登選民投票取向國、州一致,伊黨在第十五屆全國大選拿下至少十個國會議席並非難題。

除非巫統主導的國陣奪得相對穩定的多數優勢,否則第十五屆大選後,掌握至少十個國席的政黨,就具備一定的談判籌碼。換言之,除非民主行動黨堅守「有月亮就沒火箭」的原則,且即便無法入主布城也在所不惜。否則,踩低他人的話最好別說得太盡;「保守」、「極端」的標簽切勿用得太隨意。畢竟,政治無絕對,敵友非永恒。

話說回來,稍有政治素養的領袖必會認真思索政黨在每個歷史階段聚散離合的意義。政黨結盟是為了奪權,政黨重組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聯盟,即不同光譜、板塊群體的再結盟。從這個角度切入,爭辯「行動黨還是馬華壯大伊黨」、「誰為掌權當官不惜與伊黨合作」這類命題,如果不是無聊,就是幼稚。行動黨也好,馬華公會也罷,重點是與伊黨的合作關系中,究竟推動什麽實質意義的社會改變?

遠的不說,只談晚近二十五年的伊黨。一九九八年掀起的「烈火莫熄」(Reformasi)改革運動浪潮,伊黨趁巫統兩大巨頭馬哈迪與安華公然決裂、公正黨創立之前,大量吸納馬來社會專業人士,趕在二十世紀末乘搭轉型的列車。對於一個一九五一年創黨的老字號,轉型說易行難。黨外局勢的變化與衝擊,為黨內宗教師主導的局面註入新氣息。爾後,再演變為「讓伊黨進入主流」與「捍衛正宗原則」的路線較勁、「親民聯」與「親巫統」的策略之爭。

回首當年,一九九〇年代末到二〇〇〇年代初的社會條件不多。在野陣營只能拉攏伊斯蘭宗教勢力,對抗以巫統馬來民族主義為主的貪腐政權,並希望透過替陣及民聯成員黨的互助與磨合,讓伊黨接受世俗民主制度,在憲政框架下繼續政治鬥爭。值得一提的是,二〇〇一年美國遭遇九一一恐怖襲擊後,如何讓「伊斯蘭政治勢力」遵循民主選舉管道,而不走上武裝鬥爭途徑,也是考量之一。盡管伊黨的一小撮支持者同情,甚至支援海外穆斯林的武裝鬥爭,但整體上還是願意回到民主選舉的遊戲,以票箱定勝負。

二零零八年「三〇八政治海嘯」洗禮後,伊黨情況越趨明朗正面。國陣的三分之二多數優勢遭否決後,巫統玩起宗教牌,試圖激化宗教矛盾,以撕裂行動黨、公正黨與伊黨組成的民聯。當時,不管是伊黨已故精神領袖聶阿茲(Nik Aziz),抑或主席哈迪阿旺(Hadi Awang),皆願意放下本身宗教觀點,在民聯框架下往中庸靠攏。以「阿拉字眼」爭議為例,伊黨允許非穆斯林使用「阿拉」字眼的溫和立場,讓當時祈禱室或清真寺放置豬頭、基督教堂縱火等挑釁舉動無法得逞,並且迅速冷卻下來;而訴諸乾凈公平選舉制度、廢除《內安法令》等社運,也因伊黨積極動員,成功營造眾誌成城的壯觀氣勢。

盡管理念上與行動黨、公正黨存在明顯差異,直到聶阿茲逝世之前,伊黨仍願意在民聯框架下異中求同。坦白說,對於自由派而言,聶阿茲的道德觀點保守。然而,基於「反巫統」情意結,聶阿茲堅持阻擋「巫伊合組團結政府」(Unity Government),至死方休。再加上聶阿茲性格謙和、形象樸素,以本身在穆斯林群眾的威望,反擊巫統的煽動、叫囂,政治生涯後期贏得非穆斯林的敬重。或許可以這麽推測,若當時聶阿茲加持下的「親民聯」派領袖奪過黨內主導權,伊黨過渡到「全民政黨」(PAS For All),也非不可能之事。

但是,這麽說不意味整個伊黨就會變成華社眼中「開明」力量,更別談「世俗」、「多元」、「自由」了。宗教、道德議題的分歧肯定存在,即便到了今天,誠信黨領袖在上述議題的立場與觀點,跟自由派的公民組織仍有一段距離。我們只能這麽說,若伊黨不在納吉岌岌可危之際靠攏巫統,並在巫統垮臺後與之雙劍合璧,貪腐權貴的勢力或無法迅速復原,隨之反撲。

這些都是後話了。比較值得關註的是,「親民聯」派系領袖集體出走、另起爐灶創立誠信黨後,對伊黨並沒有構成預期中的沖擊。以黨員數目估算,對比二〇一五年的一百萬黨員,伊黨在二〇一八年前後流失二十萬黨員。但是,誠信黨在二〇一八年只有十萬黨員。二〇二〇年九月,伊黨總秘書匯報黨員人數又沖破一百萬大關,盡管活躍黨員維持在八十萬左右。

撇開黨員數目的較量,若以動員能力衡量,伊黨脫離民聯後,效果立竿見影,甚至波及社運圈。二〇一五年七月,民聯瓦解;同年八月舉行的凈選盟4.0集會,馬來參與者人數劇減,末沙布(Mohamad Sabu)等領袖無從證明自己具備一呼百應的實力。此外,誠信黨領袖在馬來輿論場域上更是輸得慘不忍睹,執政時遭圍剿、下野後變酸民。由於無法確立自身定位及論述方向,誠信黨只能以伊黨過去對自己的抨擊嘲諷,回敬對方:「何時禁賭、禁酒?」。只是,這些調侃看在希盟非穆斯林支持者眼裏,無疑是在挑釁伊黨落實更保守政策。這樣下去,誠信黨兩頭不到岸恐怕是難免的結局。

如此形勢下,任何負責任的政治領袖,最後一定要認真思考:「我們要如何面對伊黨?」。相較於其他政黨,以宗教感召群眾的伊黨,其黨員效忠程度更高,而這也與伊黨長年累月的基層工作、機制建設不無關系。從民聯瓦解到第十四屆大選,從「全民共識」(Muafakat Nasional)再到國盟(Perikatan Nasional),伊黨領袖立場反復,且弧度驚人。從漏夜給失信罪成的納吉送溫暖,再到社媒撰文批判貪腐領袖,可以做到面不改色。更驚人的是,馬六甲及柔佛州選後,沒有跡象顯示伊黨因不停地U轉而流失選票。

經歷這些年來本地政治的變遷,我們應當更理性、成熟地面對各政黨。伊黨不論是敵是友,都是值得研究與理解的對手。我們未必要認同伊黨「政教合一」的主張、或壓制自由、多元的鬥爭議程。正如伊黨也在提防、圍堵「性少數群體」崛起等運動。然而,在沒有任何政黨取得明顯多數優勢的情況下,政黨重組、分裂再結盟,很可能是未來的趨勢。問題在於,結盟的基礎是什麽?在考量時局的條件與局限後,哪一個聯盟組合、哪一個合作框架,更能解決眼前最棘手的矛盾?

說白了,不管跟伊黨合作的是行動黨、馬華公會或民政黨,我們評論的標準應該在於該黨能否制衡伊黨往更保守方向發展,而非重復粗糙的論述:「是誰為了當官而壯大伊黨?」。行動黨與伊黨攜手迎戰五〇五大選時,難道不是為了換政府?換了政府難道不當官?二〇一三年大選,行動黨在雪蘭莪與伊黨共組州政府,難道也不當官嗎?

這種空洞、自打嘴巴的論述,就如沒有營養的零食,無助於打造健康政治。一來,它把伊黨簡單地標簽為極端保守,深化伊黨與希盟兩派支持者的對立;二來,當局勢有變,政治上需要彼此合作解決矛盾時,則會引起各自支持者的反彈,把政治人物噴出的口水,統統吐回去。

行動黨元老林吉祥宣布退役後,伊黨現任長老會主席哈欣耶新(Hashim Jasin)就以個人身份建議政府,肯定這名在野黨領袖的貢獻。不管這是否出自真心,都顯示此伊黨領袖的政治心態或公關手段成熟。

但願這些年政治上的風雨,能讓華裔政治領袖看得更清楚,既沒有十全十美的戰友,也沒有一無是處的宿敵。不要以為用一個標簽,就能把對手,以及對手的盟友一並解決。天下沒有如此便宜的午餐,如果重復炒冷飯,就不要假裝驚訝何以選情熱不起來。認清目標、劃清底線,有條件時進擊,遇局限時妥協。政治是博弈,不是辯論會。如果認定伊黨沒有回頭路,那就踏踏實實經營社會思想光譜中的進步力量,讓它壯大成主流、有朝一日取代伊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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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斯迈沙比里:最幸运的首相
《东方日报》26/05/2022


乍眼一看,背腹受敌的沙比里,乃最弱势首相。对内,这个巫统全国副主席面对“吉隆坡世界太子贸易中心”派系施压,周旋在巫统与其他执政成员党(特别是土团党)之间,协调各党派利益;对外,在野的希盟“趁人之危”,以改革诉求要挟,逼依斯迈沙比里就范。极少人看好2021年8月上任的依斯迈沙比里,能凭借薄弱的多数优势,撑过2023年2月,以超越慕尤丁的17个月任期,不当最短命首相。

巫统最近召开特大,为党章添加一项豁免条文,即巫统可在大选后六个月内,举行党选。放到现实脉络里,2018年6月上任的最高理事,任期本在2021年6月届满。按照党章原本最长18个月的展延期限,巫统最迟须在2022年底之前举行党选。换言之,只要依斯迈沙比里拖到明年才解散国会,他就能以首相身份的优势(资源便利等),角逐巫统主席职位。

然而,现任主席阿末扎希为首的派系,以修改党章打乱算盘,确保己方无论今年或明年解散国会,都能掌控第15届大选巫统候选人名单。说到底,要当选首相——谁有权签署候选人委任状(watikah),要比谁是巫统海报中的首相人选肖像,更为实在。

只是,倘若依斯迈沙比里坚持将大选拖到明年,他还是能以时间挣得些许空间。前首相纳吉案子的终极上诉、扎希官司的高庭判决,也许将在2022下半年或2023上半年有定案。假设法庭判决不利于两者,大选后即便巫统胜出,现任主席扎希也不能出任首相(他甚至不能上阵竞选)。

大选后六个月内的党选,依斯迈沙比里角逐党主席的对手或就只剩下莫哈末哈山(现任署理主席)、希山慕丁(2018年党选逃兵),以及凯里(当下民意最高的内阁部长)。

反正土团党目前悬在半空,既无法单独凑足选票,压倒巫统,又遭希盟尤其是行动党挡在门外,吃不了回头草——当下不管是继续谈判,筹组联盟,抑或经营基层,都需要时间。以半岛东海岸为根基的伊斯兰党,过去几年都是左右逢源、见风使舵——若土团党与巫统真的无从化解矛盾而决裂,到时再选边站也不迟。职是之故,土团党与伊党都不急于解散国会。

把焦点转向处境颇为尴尬的希盟——虽然以签署备忘录方式助依斯迈沙比里稳住政权,可实际上,希盟需要依斯迈沙比里更甚于后者需要希盟。备忘录的其中一个重点是“反跳槽法令”(或类似法令如罢免选举,以阻止中选议员跳槽)。在“喜来登夺权”事件后下野的希盟深悉,若没有建立反跳槽机制,它很难说服支持者在第15届大选中,踊跃投票。

吊诡的是,若依斯迈沙比里违约,拒制订与通过此法令,希盟还是束手无策。因为如果希盟因此策反,导致政府倒台,希盟同样是在“没有反跳槽机制”的情况下进入大选战场,且比预期的时间来得更早,不利于尚未恢复元气的希盟。

总的来说,在看似刀光剑影的僵局里,依斯迈沙比里幸运地掌握了最好的条件,把张力化为平衡。依斯迈沙比里在混局中脱颖而出,主要靠的是运气,更胜于实力。他当下若推动改革而丢失巫统支持,希盟能遵从协议延续其首相任期,而他还能倒过来把希盟夸口答应了却走不完的最后一里路,一口气做给你看。他可以承认统考拨款独中民办大专以博取华社的掌声,也可以禁酒禁赌禁华校以赢得右翼马来选民的喝彩。

反正第15届全国大选之后,将会是另一个格局。届时无论是否在位,或换成其他领袖其他政党执政,恐怕都不会享有当前的条件。问题在于,依斯迈沙比里要为马来西亚留下什么政治遗产,要马来西亚人如何记住自己?任期最短、服装最花俏的首相,还是一个尽管任期不长,却意外地完成了过去因政治拉扯而无法落实的改革,为后来多彩多姿的政治铺路?

毫无疑问,依斯迈沙比里幸运地拿到了一手好牌。至于会不会把好牌打烂,就看他的眼界与格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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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要不要成全土团党?
《亚洲电视新闻》2022年6月16日


眼前的现实是,在“领先者当选”(First Past The Post)选制下,希盟无法单靠华裔选票,在一些马来人占多的选区突围。若希盟执意竞选,后果很可能是希盟与国盟两败俱伤,让国阵(尤其巫统)笑到最后。换句话说,第15届全国大选或复制马六甲与柔佛州选结果,让巫统重掌三分二多数优势。

如果巫统重返绝对主导地位,我们就不要妄想巫统领袖像当前这样,与在野党签署协议,首相面对倒台压力时,还勉强落实三分熟的改革议程。换句话说,希盟未必要与土著团结党结盟、推出共同纲领,但在选举策略上可以考虑“一对一对抗国阵”的协议,顺便换取“国盟不搅局”的条件,提高自己在灰区的胜算。

只是,在此合作模式下,希盟与土团党如果成功否决国阵三分二多数优势,甚至进一步促成“悬峙议会”,接下来比较可能的局面是,土团党主导的国盟挟着自己赢得的议席,与国阵谈判,筹组类似当下毫无方向、互扯后腿、摇摇欲坠的联合政府。因为相较于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的安华,国盟在政治理念上,更倾向巫统。甚至可以这么说,巫统、土团党与伊斯兰党之间也许已达成某种共识或默契,以“马来人、穆斯林”之名,防堵行动党重返布城

在“一对一对垒国阵”的模式中,希盟与土团党互惠互利的是——提高各自议席数目,与此同时不让马来西亚回到“一党独大”的局面;惟在此模式中,土团党受惠更大,因为只要掌握可观议席数目,这个从巫统分裂出来的政党就不会在第15届大选后泡沫化,然后再以手上的筹码,部署下一轮博弈。

更何况,土团党面对支持者时没有“原则”的包袱,理念上与巫统没太大分歧,其“反盗贼”论述,更多时候只是针对纳吉与阿末扎希。假设几番拉扯后,土团党与巫统“官职”派系真的成功把纳吉、阿末扎希挤出局,土团党最后重返巫统怀抱,也非不可能之事。届时,虽然派系林立,但巫统总算坐稳老大宝座,统领江山。

此考量或将希盟推往另一个方向——在第15届大选中不惜与土团党全面开打,即便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因为希盟或许相信自己具备浴火重生的能力,在土团党灭顶后,吸纳“反国阵”的马来选票。

然而,政局演变之快、变数之多,已不能以昔日局势推测。当下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方面看似碎片化,另一方面也潜藏无限可能。例如:MUDA的崛起,在观感上就抢走了公正党在自由派马来人群体中的号召力。而倘若希盟过度依赖行动党基本盘(不管是议席或选票),则难免印证政敌制造的“华人主导”印象,争取马来选民支持的努力,恐怕就要难上加难了。

无论如何,希盟必需做好短期与长期的规划,以应对时局的演变。短期而言,争取否决国阵多数优势,制造一个让巫统无法一手遮天的局面、更平等的竞争规则,在野党团才有更大的存活空间。长期而言,希盟必须勾勒清晰的斗争方向,积极耕耘基层,重建群众对自己的信任,放眼在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重返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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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Kilau与行动党
《亚洲电视新闻》2022年7月4日


物价高涨、百姓叫苦连天之际,本地电影《Mat Kilau:Kebangkitan Pahlawan》上映一周,冲破2千300万票房,成了热门话题。电影掀起风潮,一些观众以tanjak或tengkolok马来传统头饰“盛装”出席观赏,甚至在电影落幕后到社媒录视频上贴,表露自己迫不及待学习silat的冲动。

如何解读《Mat Kilau》效应?有者认为,跟过去动作片一样,《叶问》上映后在民间掀起学咏春拳热潮,而《Mat Kilau》影迷一窝蜂去学silat,就不难理解,无需过虑。至于头饰的潮流,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推广佩戴tanjak或tengkolok头饰的文化,作为一种马来人的身份象征。有者将此现象解读为本地马来穆斯林对穿戴阿拉伯长袍、缠头巾(serban)趋势的回应,有者不排除潮流背后的商业动机。总之,这些文化表象背后,存在多元的解读、尚未定论的诠释;更何况有者指出,类似tanjak与tengkolok的头饰在Mat Kilau时代属于贵族的服装,而这些贵族正是迎接英殖民政府的“叛徒”。

比较微妙的是,电影放映的情境,以及传达的讯息。《Mat Kilau》用近两个小时,重复一个讯息,且表达的手法直白到一个程度——电影中代表英殖民政府的Kapten Syers向马来人说:马来人无法击败我们(英军),因为马来人不团结。

若将电影放置到晚近几年本地马来政治的情境,就耐人寻味。可以这么说,2008年大选“政治海啸”袭卷后,失去国会三分二多数优势的巫统就大肆炒作“马来人(政党)分裂,非马来人(华人)就会掌权”的论述。直到2018年大选“变天”后,巫统与伊斯兰党就在“马来人/穆斯林大团结”的论述下,结盟为“国民共识”(Muafakat Nasional);并在2020年与土著团结党领袖策划“喜来登夺权”行动,筹组“以马来人/穆斯林为核心的联邦政权”,把所谓“华人为主的民主行动党”、“沦为行动党傀儡的国家诚信党”,以及“出卖马来人/穆斯林权益的安华”,全部踢出局。

换句话说,电影的讯息,与本地马来人穆斯林政治的主旋律相呼应。马来人穆斯林务必要团结,才能抵挡外来者(不管是英殖民政府,或是英殖民政府带进来的华人、锡克人、东马人等)的侵入,保卫这片马来人穆斯林的土地。翻查电影制作公司背景,就不难发现,《Mat Kilau》从编剧到赞助,都有马来西亚穆斯林联合会(ISMA)的指纹。而ISMA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希盟执政的22个月中,积极配合经营“马来人/伊斯兰受威胁”论述,让希盟在马来人社会饱受压力。

随着电影引起巨大回响、带来可观利润,可想而知,以本地英雄对抗外敌为主题的电影,将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姑且不论电影中几个以刻板印象塑造的角色,会否让非马来人、非穆斯林感到不自在;比较关键的问题是:“马来人团结以对抗外来者”这么一个历史桥段,放置到独立逾半个世纪后的马来西亚社会,应该有怎样的诠释和解读?

《Mat Kilau》赢得马来人主流社会的认可,一些粉丝甚至容不下稍微尖锐、负面的影评。“好评如潮”铺天盖地,要打破“以族群之名号召的团结”之迷思,这个努力就难上加难。当这一厢坚信“马来人必须团结对抗外敌(可以是假想敌)”,则另一厢必也相信“非马来人必须团结对抗马来人”——任何一个致力于摆脱种族政治的领袖,都不会要重复这个恶性循环。独立建国以后,正是这种把他者视为敌人、相互对抗的心态,把马来西亚这片土地给糟蹋了。

此电影引起一些学者的忧虑,甚至苦思多元价值、兼容开放的论述,能如何以不同管道、面貌呈现,与保守、排外的右翼论述竞争,争取主流社会的共鸣。吊诡的是,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张念群赞助了150张戏票,广邀古来区选民到戏院观赏这部电影;而全国组织秘书沈自强,则上载自己与一群“anak angkat”看电影的贴文,希望他们长大后像Mat Kilau这样,反剥削、反背叛、反贪污!

或许张念群只是纯粹想支持本地“爱国”电影,也许沈自强能够取巧地将Mat Kilau精神转换成反贪反强权,惟我们有兴趣知道,他们对电影中“马来人必须团结对抗外敌”这个频频出现的对白,作何感想。或许他们也应该检视一下,常常发表“马来票分散、华印裔选票是造王者”说法的同志倪可敏,是不是电影中的Kapten S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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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菲狄:言论自由的斗士
《东方日报》14/07/2022


在马来文政论圈内,以笔杆对抗当权者的评论人不少,从自由派、民主派、无政府主义者、左派、民族主义者,再到伊斯兰主义者不等。自己经营出版社,编撰书籍、政论报刊,以出版讨生计的,亦有之。然而,自己成立出版社、经营销售网络,长期以文字、书刊与当权者对著干的,少之又少。而阿末陆菲狄(Ahmad Lutfi Othman),必然是马来西亚言论自由抗争史上,不可省略的名字。

可以这么说,在言论自由受钳制、民主人权遭打压的年代,我们从陆菲狄身上,见证国家机关强行碾过的痕迹。他在“烈火莫熄”时代出版的政论报刊,如《文明》(Tamadun)、《独家》(Eksklusif)、《点滴》(Detik)等,因突破资讯封锁、冲击国阵政权,而遭内政部以制订更严厉出版条件、不更新准证,甚至直接查禁的方式打压。

陆菲狄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了反抗。他和《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周旋到底——报刊禁了,他重新申请准证;内政部拒批准证,他就钻法律漏洞,以不同的名号,让刊物粉墨登场。内政部忍无可忍,以扫荡报摊的方式恫吓售卖其刊物的经销商,杀一儆百,确保陆菲狄动弹不得。

没错,陆菲狄曾是伊斯兰党中坚份子,在《哈拉卡》1987年创刊一周后,即投入为党报服务——一生中既曾冲动出走,亦曾心软回巢。他爱党心切,即便批判都是爱之深责之切,于是严格来说,称不上是“独立媒体人”。

然而,若我们从他身处的时代背景窥探,陆菲狄无疑是坐言起行的“言论自由斗士”。总的来说,直到2008年308“政治海啸”袭卷前,本地公民社会运动与反对政治运动界限模糊,马来政治圈尤其如此,两者甚称是命运共同体——挣得多一寸民主空间,对谁都有利。于是,陆菲狄可以在党报与独立媒体之间游刃有馀,因为主要敌人乃掌权的巫统,所有矛头皆指向国阵。

难能可贵的是,身为政党色彩强烈的“媒体人”,陆菲狄无论在主持政论刊物或编写书籍时,都对言论自由抱持著尊重态度。这或许与他个人的想法一致:伊斯兰党是要赢得选举,不是搞革命。职是之故,伊党必须以理服人,用论述跟政敌竞争。他对新颖角度的看法情有独钟,于是常常在党报中引入不同的观点,哪怕是来自非穆斯林或非马来人,旨在伊党圈内激起思想火花,而非在舒适圈里循环重播同一把回音。

秉持著这么一个理念,他于2011年让我在《哈拉卡》开设专栏,后在2014年引进民主行动党的刘镇东。经作家兼学者Faisal Tehrani一提,原来陆菲狄也曾向他邀稿,且从不过问围绕在他身上的种种争议。

我们都知道,从华社或非穆斯林角度,伊党在很多课题上看法相对保守,陆菲狄引入伊党主流外的作者,让笔阵多元化,自要承受不小压力。就我个人在《哈拉卡》供稿三年半的经验,他几乎不在我文章上动刀,完全尊重他本身可能也不全然苟同的看法,让我肃然起敬。

几个月前我跟一名马来媒体编辑聊天,对当下右翼声势抬头的现象深感担忧。他认为这个年代少了像已故聂阿兹(Nik Aziz)这样的人物——虽在道德议题上想法偏向保守,惟作风温和,并具备足够威望主持大局,有助于缓和多元社会中剑拔弩张的对立。我于是就想起了陆菲狄,在这个新闻碎片化、言论两极化、彼此在各自同温层里隔空喊话的年代,我们或许就需要像陆菲狄这样的人,把不同源流的想法、观点拼凑,互相对话、彼此激荡,而不是相互撕裂,各走偏锋。

奈何,2015年伊党内部决裂白热化,陆菲狄政治立场倾向后来败走党选、另起炉灶创立诚信党的派系。卸下《哈拉卡》总编职位后,陆菲狄晚近几年的健康每况愈下,节节败退,甚至无法维持阅读写作的作息,与急速演变的政治脱了节。

在迈入59岁生日的那个凌晨,在哈芝节前一天,他带著折磨自己多年的病痛离世了。我赶到坟场时,已错过他的葬礼。其穆斯林朋友告诉我,一个人生前不管再精彩风光,死后都剩下坟前的一块石头,如是简单。

陆菲狄走了,只在世上留下一块石头,以及他抗争的事迹。至于未来言论自由的火种会照亮黑暗,抑或玉石俱焚,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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