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题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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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 容淑维*虎宝宝*好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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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2020年4月18日 | 作者:陈诗蓉 | 专栏:大题小作

取消UPSR,要紧吗?

随着行动管制法令的再三延长,开课日遥遥无期,教育部高级部长日前宣布取消今年度的小六检定考试(UPSR)和初中三评估考试(PT3).这让原本就担忧孩子会因为停课而变得散漫,影响学习的父母,愁上加愁。那种感觉就像蓄心积力准备了许久的比赛,突然宣布取消一样,目标不见了,重心不知该往哪里安放?

除了担忧没有考试作为箭靶,孩子会失去学习目标,丧失学习动机,也有父母担心会影响孩子接下来的升学申请。身为父母的,大概不会不知道,目前我们的教育已有能力让所有孩子透过自动升班制,从小学一直念到中学五年级,至少拥有高中学历。这一次面对无法预测的灾害,教育部能毅然宣布取消小六和中三的检定考试,证明了这两项考试的存在已经是可有可无的。它并不像大马教育文凭(SPM)和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那样具有“选拔”作用。

“选拔”作用是指优胜汰劣,汰劣留良,就像比赛一样,因为名额受限,高一级的教育资源有限,供不应求,不得不把一部分的人淘汰出局。为了公平起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就必须制定一定的“规则”与“评分标准”,还有确保能在同一时间同步进行,才能真正一比高下,为此需要用“统一考试”方式。为了方便操作、测量、统计,统一考试多采用纸笔测试方式。

为了反映应试者的水平差异,则得设计区分度高的试题,使高水平者得高分,低水平者得低分,这样才能拉开不同水平应试者分数的距离,明显看到差距。试题的区分度与试题的难度密切相关,而调整试题的难度是提高区分度的重要方法,因为这当中有个假设: 难的试题只有高水平的学生才能回答,低水平的学生是回答不了的。就像设定门槛一样,只让部分达到特定“高度“的学生跨过去,其余的只能望门兴叹,借此区分高下。相反,如果出的试题大家都会做,没有难度,没有区分度,每个考生的分数都很接近,则无法发挥”区分“作用,无法达到最终的”选拔“目的。

很明显的,在注重区分度的“统一考试”中,肯定会有学生受挫。在面对进入大学的激烈竞争时,这样的挫败自是难免。但是对于处在人生奠基阶段,各项能力仍在持续发展的小六学生来说,真有必要让他提早感受这样的挫败,提早被区分优劣吗?更糟的是,当大家都习以为常,把UPSR当作了教育唯一的目的,学习的中心,让纸笔测试成为训练目标,所付出的代价,又岂止是给孩子带来挫败感而已。当教长一宣布取消考试,就直接联想到没有了考试,孩子会失去学习动机,不就是最大的“副作用”了吗?当然,摒弃“统一考试”,并不表示放弃测试,无视收集教学反馈的重要性,只是改变过去以纸笔测试为主的统一考试,由强调“诊断”作用,以促进孩子学习、成长为主要目的的多元评估方式取代。

身为孩子的母亲,我能够理解家长想要给孩子进入好学校,拥有优质学习环境的心情。能够提供至高中的自动升学制,却无法拉平学校之间的差距,把每一所学校都办好,是我们教育目前仍无法解决的遗憾。但是如果因为害怕失去,而不愿意放开旧有的经验,原有的模式,不愿忍受阵痛,踏出改革的第一步,培养全方位人才的素质教育,将是我们永远都到不了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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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2020年5月7日 | 作者:陈诗蓉 | 专栏:大题小作

读中六浪费时间?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国内的大专学府、私立学院不断增加,高等教育文凭课程(STPM)不再是学生进入大学的重要通道。虽然同样是马来西亚教育体系中的一环,完全由政府津贴学费,但是愿意留下的人实在并不多。大家都尽量争取机会逃离,看上去就像为了尽早摆脱原生家庭,而赶忙找机会把自己嫁出去一样。

提到俗称中六的课程,最常见的评价有:浪费时间、很难读。为什么说浪费时间呢?自2012年开始,STPM开始改用学期制,每半年为一个学期,共三个学期,耗时一年半。这和一些私立学院所提供的一年基础课程相比,多了半年。再加上许多私立学院都允许学生以SPM预考成绩申请入读大学先修班,不像STPM课程,得等到SPM 成绩放榜约三个月后,才正式开课,在起跑点上感觉又抢先了一筹。

抢先一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比别人更快毕业,更快踏入职场工作赚钱,但也意味着比别人更快结束相对单纯、自在,不必背负太多人生责任的学生生涯。在过去,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许多人会希望早日毕业,成为家庭经济的生力军,而今的学生为了节省一年半载的时间,而选读私立学院,则是以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为代价的。只是对于相信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父母来说,这样的代价,甘之如饴。

读不读中六是个人的选择,理由可以有千百种,但不该是因为觉得“浪费时间“。学生生涯有限,而工作却是一辈子的事,真有必要那么急,那么赶吗?自幼儿园到高中,从UPSR到PT3到SPM,一役接一役,是一场几乎间不容歇的长跑,难得有”中停站“可以停下来喘口气,充充电,想想接下来要往哪里去,又何必为了节省一年半载的时间,而急于投入另一段学习旅程呢?

欧美国家盛行Gap Year (间隔年/空档年),即让青年在高中毕业以后,推迟一年上大学,让他们利用这段空档去旅游或工作,去体验生活,认识世界,并相信这不止有助收获学校所没办法提供的宝贵经验,也能帮助青年更好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价值,明确人生目标,搞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他们相信拥有“间隔年“的孩子,会比直接上大学的孩子拥有更明确的人生方向,更有能力面对挑战,往后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也更高。

当然,也有人认为所谓“间隔年”不过是有钱人的专利。回看马来西亚,我们应该未有足够的条件实施“间隔年“,习惯一鼓作气的家长,恐怕也难以接受让孩子的学业先停顿一年,去做其它事情,过后再复学的概念。只是希望大家能更从容,也更慎重看待孩子择科择校的问题,改变“快就是好”的观念。我们虽然无法效仿欧美实施“间隔年”,但大可把等待SPM成绩放榜,准备进入大学先修班或基础班的半年时间,当作孩子人生中重要的“过渡期”,鼓励孩子利用这段难得的“空窗期”去体验生活,去探索人生,去做一些长久以来碍于课业,无法进行的活动,丰富人生的体验。特别是对于还未有人生方向,不确定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的孩子,更应该先停下脚步,好好地沉淀思绪,明确方向,调整状态,才出发!千万不要人云亦云,或抱着”只要不读中六,读什么都没有关系“的心态,盲目给自己找个避风港。这是人生重要的转角,最重要的是找到人生的方向与意义,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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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2020年5月21日 | 作者:陈诗蓉 | 专栏:大题小作

兴趣能当饭吃吗?

面对大学科系选择,未来职业规划时,应先考虑“兴趣”,还是“出路”?有人说,要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人生的幸福感才能最大化;有人说别傻了,工作主要为赚取生计,兴趣只是业余爱好,一旦兴趣成为工作,有趣也变无趣,生计也唯恐维持不了。
工作是维持生计的手段,除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实现自我价值,对他人与社会做出贡献的途径。世界上能赚取生计的工作何其多,如果把金钱作为选择工作的唯一标准,人生的意义将严重被窄化了。

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会面对问题,遇到瓶颈。如果选的是自己感兴趣,就算再辛苦也能甘之如饴,找到应对的动力,反之则沦为劳役之苦,就算进入热门行业,也不一定能有成就。有研究显示,从事自己感兴趣的职业,能让一个人发挥全部才能的80-90%,而且长时间保持高效率而不觉疲劳;相反则只能发挥全部才能的20-30%。

这表示面对择业的考量时,除了“兴趣”上的考量,也得有相匹配的“能力”,才算是找到适切的位置。因为“喜欢”与“做不做得好”是两回事。一个人喜欢踢足球,但球技却一般,就只适合作为业余兴趣,而非成为职业运动球员。可见职业兴趣与休闲兴趣虽然密切相关,却不是直接、简单的切换关系。喜欢踢足球的兴趣,可能是和喜欢团体活动有关,虽然无法直接把“兴趣”变成“工作”,但喜欢团体活动这项心理倾向,却可作为职业兴趣的重要指标。

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未来哪些新工作会出现,哪些工作会完全被取代,仍是个未知数。换言之我们将迎接的是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如果大人们仍然执意用过去的教育模式来要求孩子,用今天的标准来判断哪些工作更有价值,更有出路,告诉孩子不能把兴趣当饭吃,让他们失去探索的勇气,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也看不到自己的天赋。未来职场的要求一旦产生变化,所准备好的与所需要的不相符,他们有应对的本钱与能耐吗?

选择职业时,把兴趣的考量放在首位,固然有其风险,也不一定保障能成功;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物质上的安全感,而压制兴趣,罔顾天赋,在这一个充满未知数的时代,谁敢说未来所面对的风险不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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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2020年6月4日 | 作者:陈诗蓉 | 专栏:大题小作

为什么要让孩子学才艺?

现代的孩子,很少有不上才艺班的。钢琴、小提琴、芭蕾舞、画画、象棋、西洋棋、柔道、跆拳道......十八般才艺,应有尽有。一三五、二四六,除了往返学校,参加课后补习,还得想办法安插各种才艺学习,有时情况需要,就连星期日也得用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忙孩”。父母亲也因为往返接送,而把许多时间花在路上奔驰,成了台湾著名亲子作家李伟文所戏称的“计程车父母”。

这股学才艺的风潮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益发蓬勃。对孩子的才艺教育,父母同样不吝给予最大限度的投资。在我视野所能及的范围,很多孩子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为才艺课忙,最常见的选项有音乐、舞蹈、绘画。音乐中又以钢琴、小提琴最为普遍,只是并非每一个孩童都能坚持到底。一个不小心,就演变成亲子之间的拉锯战,导致家庭关系紧张,比起当“计程车父母”更为伤神。

方向不对,跑得越快,只会离目标越远。在我们心甘情愿当“计程车父母”之前,不妨先弄清楚为什么要让孩子学才艺?即期待孩子从中收获什么?所选择的才艺课是否符合孩子的兴趣与特长?是因为父母觉得“需要“,”重要“,还是孩子自己”想要“?如果只是抱着”反正多学不会坏“的心理,跟着大队报名,只顾着付学费,忙载送,而不考虑孩子的兴趣所向与学习负荷量,只会适得其反。

才艺教育应该以孩子的兴趣与特长为首要考量。我们追求“全人教育”,即强调开发个人潜质,促进德智体群美的全面发展,但不要求“全能教育“,一个孩子并不需要琴棋书画样样通。热衷文学,也酷爱绘画的英国政治家温斯顿· 丘吉尔,曾根据切身经验分享:“要想获得真正的快乐与安宁,一个人应该有至少两三种爱好,而且必须是真正的爱好。到晚年才说‘我对什么什么有兴趣’是没用的,这只会徒然增添精神负担。” 心理学家也建议,每个人必须拥有至少一种爱好,而且最好是“强烈”的爱好。因为它将成为获取快乐的途径,增加收获快乐的机会,也有助转移与缓解不好的情绪。

为此,不管把孩子送往音乐班、绘画班,还是舞蹈班等,比起技术技能的训练,还有是否通过考核,获得能力认证,更重要的是兴趣的培养,还有情感的体验与发展,让孩子透过艺术熏陶,得到心灵的滋养,增强对周遭事物的感受能力,变得更爱生活,也更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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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2020年6月18日 | 作者:陈诗蓉 | 专栏:大题小作

教师须具备信息素养


为了促进教师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成长,教育部规定老师们每一年都必须接受5至7天的在职培训(Latihan Dalam Perkhidmatan,简称LDP)。培训课程可以是校内或校外主办的,除了上课程,也可透过参与研讨会、讲座会、工作坊或写阅读报告来达标。

政府实施行动管制法令后,学校关闭,学生停课不停学,教师的学习也并未停止。除了完成官方所规定的一些课程,也参与了不少民间团体所举办的线上学习活动。这期间日常生活的物理空间虽然受到限制,但网络世界却无远弗届,比平常更热闹。各式各样的线上课程、讲座、论坛倾巢而出。从政经文教到各种社会议题,官方的、民办的,付费的、免费的,国内的、国外的,多不胜收,应接不暇。

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时隔两千多年,面对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更无时不感受到网络资源无限,但时间与精力有限!如何在汪洋浩瀚、难窥涯涘的网络世界中,筛选适当、有用的资源成为教师的新挑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在2008年所发布 的 《面向教师的信息与传播技术能力标准》(ICT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Teachers)指出,要在这个资讯繁杂、信息膨胀的知识型社会中成 功地生活、学习和工作,教师和学生必须具备信息素养。所谓信息素养,不仅是指检索、获取信息等技术层面的能力,还包括独立学习的态度和方法,即具备批判性思维,不仅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信息,还能有能力评估、鉴别、判断信息的价值,并作出决策,有效地运用信息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盲目地吸收,全盘接受。

21世纪的教师须具备信息素养,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也将对学生的发展带来影响,特别是对于还未有足够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教师是他们学习资源的重要提供者、把关人。在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学生,也可以成为老师的自媒体时代,学习资源并不仅限于课本,或集中在某一个老师身上。开放共享的网络教育资源丰富了教材的选择,为学习提供更多可能,但数量繁多,素质良莠不齐,学会取舍变得无比重要。教师信息素养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如果只是多多益善,奉行“拿来主义”,并不假思索地传给学生,只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弄巧反拙,不能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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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2020年7月2日 | 作者:陈诗蓉 | 专栏:大题小作

小学需要教语文知识吗?

小学语文课该不该重视语文知识教学,是具争议性的问题。

有人认为,现代学生的语文能力、学习语文的兴趣每况愈下,和偏重语文知识训练的KBSR课程有关,因为和许多不曾接受系统的语文知识训练,未经KBSR洗礼的长辈相比,好像一代不如一代。

自KSSR开始,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淡化语文知识教学。《小学课程标准》明确表明“语感的培养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才可能实现,系统地讲授语文知识对小学生掌握语文帮助不大,处理不当还会造成负担”,因而要求教师“把语文知识的学习,融入语文技能的教学之中”,强调“不要为教语文知识而另设教材”。

KSSR实施至今已步入第10个年头,另有声音反映:“KSSR训练出来的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比KBSR学生更强,但语文基础却好像变弱了。学生写错字、别字,还有语法问题看起来也比KBSR时代更严重”。有人认为这是淡化语文知识教学的“后果”,有必要加强语文知识训练。roti canai是近期的热门名词,是马来西亚人才能意会的文化密码。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作,又岂能像roti canai一样,翻来又覆去?

在往下讨论之前,须要先弄清楚语文知识与语文能力之间的关系,因为KBSR和KSSR虽然把语文知识放在不一样的位置,但却指向同样的目标,即同样看重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简单来说,语文能力指的是听说读写的能力,而语文知识是指和字词句篇有关的知识。就像建筑房屋需要用到材料,并懂得组合规律一样,有了材料并不一定就能造出房子,掌握语文知识也不等同掌握语文能力。

语言的作用在于沟通、交流,它必须与人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产生意义。语文知识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应用、掌握语言,但它不该是被肢解的“知识“。不管是词性、句子结构,还是修辞手法等,都必须放在文章中,透过具体语境、情境来展现。脱离思想、情感而存在的语文知识,不过是一堆冷冰冰、硬梆梆的知识,难以触动人心,就像我们常说“屋子“(house)并不等于”家”(home)一样。没有人与情的”房屋“很难有吸引力,又有谁会爱上还未筑成屋子的”材料“呢?

当我们强调不要另设教材,把语文知识当作独立的知识来训练时,并不是在否定语文知识,或轻视语法,只不过更担心顾此失彼,导致孩子见树不见林,感受不到语文的魅力。而淡化了语文知识,并不表示语文能力就会提高,两者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重点乃在于教什么,怎么教。

说到底,目前我们语文教育面对的最大困境,并不是该不该教语文知识的问题,而是该如何教出语文的“情”与“美”,让学生产生情感的共鸣和思维的共振,点燃学习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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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2020年7月17日 | 作者:陈诗蓉 | 专栏:大题小作

从二年级课文争议谈起

最近因为有妈妈在面子书发文,控诉女儿华文课本中的童诗太难,超出二年级儿童所能理解的范围,而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这场网络论战揭示了不同的语文观、儿童观、教育观,也暴露了家长对教育改革的焦虑与不安。

虽然这不是我国第一次推行课程改革,却是变化最大,挑战最严峻,也最艰难的一次,不止家长焦虑,教师也很压力。该如何为未来而教?是全世界都在思考的难题。20世纪90年代,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开始未雨绸缪,提出了21世纪技能框架。我国在2011年推行的KSSR(Kurikulum Standard Sekolah Rendah,小学标准课程)也把21世纪技能培养融入课程当中。

另外,课程中的“标准(standard)”两字也昭示了这是一场“基于标准(Standards- based)”的教育改革,这是当今许多国家都在采用的教育改革策略,即以国家所制定的“标准”为依据,希望每个孩子在完成教育后,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不用“课程大纲”(Sukatan Pelajaran),而改用“课程与评估标准”(Dokumen Standard Kurikulum Dan Pentaksiran,DSKP)。这项改变的意义重大,因为“课程大纲”主要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做了具体的规定,关注的是教了什么,教了多少;“课程与评估标准”则是从“学”的角度出发,对学生所应达到的标准做了具体的描述。比起教了多少,它更关注学生学了多少,学得如何。另外,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评估纳入课程,与教学结合,强化了形成性评估在帮助孩子改善学习,促进成长的作用。

面对这么多的“第一次”,身为课程实施者的教师所面对的挑战与压力可想而知。教师须重新调整心态,改变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为“学生发展的促进者” ,不再只是负责灌输知识,布置功课,提供标准答案,而是须设法为学生创设更大,更多样化的学习空间,让他们有机会学习、运用大人们一直强调未来很重要的种种技能,如想象、创意,合作、沟通、解决问题等等。

这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教师专业自主,专业尊严的回归提供了契机。直到今天,人们普遍上并没把教师工作当作是一门专业,要不然怎么会有临时教师的概念?您什么时候看过有临时医生,临时律师?冀望这场教育改革能促进教师角色的变化,让教师成为需要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训练,才能胜任的专业,不是谁都可以取代。

希望到了那么一天,当有孩子天真地问:“爸爸,为什么你是博士,这样的题目都不会?”,“妈妈,为什么你当医生,连三年级的功课也不会?”大人们可以不觉难堪,也不觉挫败,理直气和地回应:“噢,因为那是老师的专业,我不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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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2020年7月30日 | 作者:陈诗蓉 | 专栏:大题小作

KBAT得从日常教学做起

KBAT(Kemahiran Berfikir Aras Tinggi)和 HOTS(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是教育界近年来非常火红的词语,指的是高阶思维技能,即分析、评价和创造能力,是比低层次的识记、理解和应用能力更高级别的心智活动。

高思维教育乃时代所趋,是迎合注重知识创新,讲究个人创意的21世纪的必然变化。目前世界各国的教育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我国也不落人后,早在1994年即KBSR时代,就已倡导KBKK思维教育(Kemahiran Berfikir Kreatif & Kritis,KBKK),要求全国中小学教师在教学中纳入批判与创造思维元素,以培养出具有思考力,竞争力的国民。

2011年开始的KSSR在以上基础添加了推理思维元素(Menaakul),并于2013年统称为高层次思维技能(Kemahiran Berfikir Aras Tinggi,KBAT)。为了强化效果,还辅之以i-think计划,透过推广辅助工具---心智图表(mind-map)来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只可惜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现实与理想仍然有一大段距离。究其原因,可发现虽然课程已注入高思维技能目标,课本已顺应课程的变化,纳入高思维材料。考试方面,2014年教育部就已要求UPSR和SPM必须纳入20%的高层次思维题,并计划逐年增加高思维题目的比例,直到达50%为止。在这之中,唯独课堂教学模式未见显著改变,没有产生相应变化。

低阶思维课堂教学,只能带来低阶思维学习,养成低阶思维能力。当我们的课堂教学仍然以单向的知识灌输为主,而学生的学习尚停留在识记、理解、运用的思维层次,又怎能奢望产生不一样的教育结果,培养出具分析、评价和创造能力的人才?当学生在课堂中多处于低思维学习状态,少有机会运用高思维技能,又怎能要求他在考试中能够回答高思维题目,展现高思维能力?若为了帮助学生考高分,而误将高思维技能当作应试策略来训练,本末倒置,将导向另一个极端,无法真正促进高思维能力的发展。

高阶思维能力的养成,不能靠知识性灌输,也不像教导学生使用心智图表那样简单,它需要有高阶思维教学模式的支撑,借助日常的教学活动来实现,即在平常的教与学过程中,就得创设有利于高思维能力发展的土壤与氛围。让学生拥有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给学生制造参与讨论,进行脑力激荡,探究发现的机会,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识记、理解、应用的层次上。这样他们才得以把分析、比较、归纳、解决问题、创造等高层次思维技能派上用场。只有在课堂上提供足够的思维实践活动,让学生有机会投入到高层次思维的学习活动中,经由反复实践,才可能内化成学生的真正能力,培养出具高思维能力的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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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2020年8月13日 | 作者:陈诗蓉 | 专栏:大题小作

是老师不想改变吗?

长期深入学校现场,与教师一起面对改革挑战的日本教育学家佐藤学(Manabu Sato)教授表示:“相信‘学校改革能够成功的人’,所实践的改革不可能成功,唯有意识到当中的‘不可能’,才有可能将学校改革导向成功之路”,说明教育改革是项艰巨的工程,在怀抱理想,仰望星空的当儿,也不能忘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

回顾改革历程,不难发现,我们所推行的教育政策,方向正确,也符合时代需求。只可惜总是来势汹汹,却后劲不足,到头来只见“叫改”,未有“教改”。谈到实施问题,大家自然马上想到身处教育“第一现场”,负责实施课程的老师,就如美国教育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所言:“不管我们的教育计划变得多么周密,其中一定要留个重要的位置给教师。因为,到了最终之处,行动都只在那里发生”,说明了课堂是教育改革的中心,只能透过改造教与学切入,而教师是决定改革能否“发生”的关键人物。对基层教师的问题视而不见,低估了施行的难度,再好的愿景都形同空中楼阁。

教育改革是渐进发展的“历程“,不是靠一次课程说明会,或三两天的工作坊就能完成的”事件“。这样的”历程“需要靠时间日积月累,借助老师在课堂中日复一日的耕耘来实现。创新需要空间,改变需要时间,探索需要勇气,当我们要求老师改变,成为21世纪的新型教师时,是否赋予他们足够的时间、空间、支持与信任?特别是在还看不到成果的耕耘期,我们是否能沉得住气,愿意相信,愿意等候?还是一边喊着要追求素质教育,另一边却又忘不了分数与成绩,无法放弃评比?为了看到“外在成果“,不惜让老师把原本该花在计划、思考、开创教学的时间,消耗在准备报告,提供数据?

教育改革不是简单的知识搬动,或机械性的技术迁移,它考验教师重整知识结构,使用新课程的能力,是属于创造性的活动,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只是“迎新“,却不舍得”除旧“,新旧叠加,老师肩上的负担有增无减,举步维艰,实在很难走出新路。承担行政责任的管理层,固然也有压力,只是随着教育方向、教育理念的转变,所关注的焦点,还有衡量标准也必须有所变化。

老师不是不想改变,他们的声音需要被听见,他们的问题,需要被当作改革的重要议程来处理,这才是改革的真正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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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报 2020年9月10日 | 作者:陈诗蓉 | 专栏:大题小作

能不能给学生TP1?

在进行课堂评估,评量学生的学习表现时,是不是至少得给TP3,不能给TP1或TP2?另外,是不是也不能在初始阶段就给最高级别TP6?这都是在论及课堂评估时,常被提起的问题。

TP是Tahap Penguasaan的简称 ,即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这是在KBSR改为KSSR,由“课程与评价标准”(Dokumen Standard Kurikulum Dan Pentaksiran,DSKP)取代 “课程大纲”(Sukatan Pelajaran)后才出现的评估指标。它依据“表现标准”分为6个级别,级别(TP)1为最低,表示“尚未掌握”,最高级别6为“优良”。介于这之间的级别2-5,分别表示“有待改进”,“基本掌握”,“满意”及“良好”。每一个级别都附有描述性文字,说明该水平应有的具体表现。例如在“口语交际”技能中,针对级别3“基本掌握”的说明是“能主动地聆听别人说话,用简单的话语与人沟通,并作出适当的回应,态度有礼”;级别2“有待改进”的说明为“能听懂简单的话语,尝试用完整的句子作出回应,态度有礼”。

这与过往依赖总结性考试,只用百分比如70%,80%来评价学生表现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学生不止能透过1-6的数字知道自己的学习水平,还能借助描述性文字了解自己的表现与目标之间的距离,知道应该努力的方向,让学习变得更有动力。父母可借此掌握孩子的学习状态,有效地帮助他们取得进步。对于教师而言,这样的评估不在于区分优劣,而是为教学收集反馈信息,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发展。就像做健康检查一样,主要目的在于掌握身体情况,遇有状况可以及早发现与治疗。试问又有谁希望遇上个只管为检查的结果打分数就了事,或提供不实报告的医生呢?

身体检查的意义在于维持个人健康,和他人没有多大关系,实在没有必要比较。课堂评估也一样,重点在于协助学生小步迈进与持续发展,不管是最低的TP1还是最高的TP6,标示的只是学生在某个时段所达至的学习水平,并不是恒定不变的指数。最该关注,真该着急的是TP背后所透露的信息,不该为了表面的荣誉,而掩饰真实情况。讳病忌医,而失去原可帮助孩子成长得更好的机会,才是最大的损失。

协助每一个孩子达到至少TP3,即“基本掌握”的水平,是我们需要长期努力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误解了这样的初衷与善意,无视老师的专业判断,而硬性规定至少都得给TP3,不能是TP1,TP2,所带来的后果,相信并不亚于医疗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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