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人老了,越爱想当年,越爱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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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十一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送东阳马生序》是宋濂晚年(1378)所作。宋濂,《明史》有传,被誉为“(明)开国文臣之首”,因为明初的官方文书、礼乐制作多由他主裁。他曾经受诏主持《元史》的编纂工作,不过《元史》历来受到的评价不高,因为朱元璋下令编纂前朝历史,带有太强的政治目的,在一年之内就完成,过于草率。清代学者钱大昕便讥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序”是一种文体,古代写文章赠送友人称“赠序”,这篇文章即是宋濂写给当时一位励志勤学的青年马君则的。

写文章赠予晚辈,当然会多加勉励。宋濂这篇文章就是如此。作者觉得马生勤学好问,与当时的年轻学生大有不同,故作文给予表扬和肯定。文章是先写作者本身的经历,说明当时学习的艰辛。作者年少时学习环境欠佳,即连生活基本条件,也是窘困不堪。他回忆说当年穿的是粗布麻衣,吃的但求能充饥,“无鲜肥滋味”可谈,为了学习还常要背着书箧、拖着草鞋行于深山巨谷之中。名师和书本是学习中不可或缺的条件。作者生活条件差,无从买书,只好向他人借书看。由于都如期归还所借的书本,因此作者可以“遍观群书”。看书当然也要作笔记,写下重要的材料,当时没有复印机,作者只得手写笔录,即使天寒地冻,手指僵硬了,还是坚持不懈,以便在归还书本前能看完。至于拜师学习,作者得到百里外去请教先贤。向师长求教时,作者是毕恭毕敬的:不但“立侍左右”,老师给予指教时,更是“俯身倾耳”细听;遇到老师叱责时,就更加谦恭,“不敢出一言以复”,待老师欣悦了,才再请示。如此刻苦的学习,“卒获有所闻”。作者学业有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坚持实践自己的理想,对同学的优厚生活条件,从不羡慕,他说:“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作者反观新一代的学生,吃的穿的都不必担忧,有官方和父母供应,学习场所也是豪华大宅,不必再出外奔走。书本学校里头都齐备,即使是老师,也是学校所聘,“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的。所以作者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文章写得很好。我中学时读后印象深刻,觉得学习就是该当这样刻苦的。至于对待老师,我也是仿效作者所言,绝对尊重老师,而且毕恭毕敬的。因此,我也“卒获有所闻”。不过,“读者之心”是千差万别的。老师读了,或许会深为认同;学生读了却说宋濂是过时的老古董。据说有大学生在老师午休时硬闯府上请示,老师颇不悦,并问他是否读过《送东阳马生序》,学生反而感到委屈不已,说老师以古文压人。

宋濂采用的古今对比方式,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法。让读者在比较之后懂得珍惜当前所有,并学习他人的精神和长处。可是,现代的社会风尚却不喜欢比较,不喜欢听到别人有多好、怎么好,觉得那是对自己的一种讽刺,一律加以排斥。“岂他人之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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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007 sinchew
sinchew 写了: “走近古人”之十二
孟子的辩才(一)


《孟子•梁惠王上》有一段文字经常被摘取当中学教材,并另题篇名为《齐桓晋文之事》。篇名是仿效先秦儒家篇章只取开头句的作法,例如《论语》第一章开头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于是篇名便作《学而》。因此对于题目没有必要仔细辨析其含义,免受误导。

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中的两人。齐宣王有意仿效他们成为一时的霸主,所以在接见孟子时,开头就请孟子谈谈二位霸主的事迹,希望从中学习。孟子毕竟是辩论高手,不落入齐宣王的话题中纠缠,并马上化被动为主动,直截了当地告诉齐宣王说孔子的门徒都不谈春秋霸主的事,所以他对此一无所知,要谈就谈“王道”。

于是,齐宣王便只好转问该如何行“王道”。孟子的答案很简单,他说只要能够“保民”的就是行王道的仁君。这便引起齐宣王的兴趣,追问像他这样的君王,是否算“保民”?孟子斩钉截铁地说算,这倒叫齐宣王对他的肯定感到奇怪了,便追问下去。孟子于是搬出齐宣王曾经“以羊换牛”祭钟的故事作证。原来孟子来之前已经做好功课,知道齐宣王曾经因为看到部下牵牛去祭钟时,不忍心见到牛吓得发抖而让部下把牛给放了。可是又因祭钟的仪式不可以废除,只得让部下换只羊代替。齐宣王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可笑的,但是孟子却煞有其事地表扬他,且怪老百姓不理解他的作法。这么一来,可正触及齐宣王的“伤口”,便虚心请教何以老百姓不能谅解他。

孟子这才说明老百姓其实是没有错的,因为如果真是同情牛而放生,那么羊和牛都是一条命,齐宣王以羊换牛,本质上又有何分别?这可把齐宣王更陷入窘境而想知道原因了。最后孟子才徐徐道来,说这就叫“仁”,因为君子对于禽兽,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所以他们住的地方都要远离厨房;而今齐宣王见到牛发抖而不见羊,故以羊换牛,这正符合君子的心态。

孟子这么一提,齐宣王便告释怀,在不自觉中,思维完全受着孟子的话语左右,更虚心请教“王道”了。

孟子的成功即在于善于捕捉对方心理,投其所好地引对方跟随自己的想法,进入自己的话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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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星洲日报·东海岸版》

“走近古人”之十三
不能与不为


孟子引起齐宣王对行“王道”的兴趣后,进一步地鼓励他这么做。但是,齐宣王倒迟疑起来,认为自己无法做到。于是孟子告诉齐宣王,他之所以不能成就王道,是“不为也,非不能也”。齐宣王却搞不通“不为”与“不能”有什么不同。孟子便进一步解释:如果叫一个人挟着泰山跨越北海,那个人说:“我不能。”那的确是“不能”。但是如果叫一个人为长者折根树枝,那人也说:“我不能。”那就是“不为”,而不是“不能”了。

清代的彭端淑写了一篇劝子侄努力求学的文章,也是在阐述“不为”与“不能”的道理。他举了一个例子:话说四川偏僻的地方有两个和尚,一个富有,一个贫穷。某天,贫穷的和尚告诉富和尚说他想要去南海普陀山朝圣拜观音,富和尚感到很惊讶,便问他打算怎么样去。穷和尚说他只要带着随身物就够了。富和尚不禁揶揄他,说他已经筹备经年,打算租赁船只过去,却还是不能成行,穷和尚斯举无疑异想天开。可是,事实却是:穷和尚用了一年的时间,成功踏足普陀山,了却一桩心愿。

穷和尚的成功是在于他肯去做,富和尚的不能成功,是在于他没有去做。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穷和尚没有想过“不能”,只知道“为”;富和尚只想到“不能”,所以始终“不为”。因此,彭端淑的结论是精辟的。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无论是孟子或彭端淑都好,都点出了做事情的关键之处——有心去做,则事情便有成功的可能;不肯去做,则一切都免谈了。

学生求学何尝不也是如此?我给中学生上古文,他们最初都因为陌生而感到学习上有困难。但,难得的是他们肯学,愿意学。一年下来,即使我不先讲解,让他们看一篇古文,要他们猜猜文章写些什么,他们都能说出一个梗概。可惜后来反而是负责老师担心他们学习不来,另择名师指导,我只好慨叹:“不为也,非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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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十四
先秦的菩萨



在先秦诸子之中,墨子是和儒家打对台的。孔子推崇音乐,墨子就批判音乐;孔子说爱有亲疏,由近而远,墨子却倡导爱应该是无等级分别的“兼爱”;孔子不谈鬼神,墨子硬要“明鬼”。难怪孟子很讨厌墨子,甚至用很重的语气骂他倡导兼爱是“无父”的“邪说”,是“禽兽”之举;甚至认为墨子的邪说如果不息,孔子之道就无法彰显。

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秦以下,人们都把孔子、墨子并列,例如《吕氏春秋》就认为孔墨是“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无地无官却可以称“君”称“长”,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力,而是他们的道德。唐代的韩愈是孟子的忠实支持者,但是对于墨子却没有微言,甚至说墨子之道可以与圣人之道相为用。显然,墨子的思想和言行,堪称一世之表率,足于为后人所借鉴。例如《墨子》卷十三的《公输》所载事迹,就非常值得玩味。

话说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知道后,即从齐国行走了十日十夜到楚国国都去劝公输盘。见了公输盘,他先要求公输盘帮他杀人,并说愿意给予重赏。公输盘很不高兴地说:“吾义固不杀人!”这正好中了墨子的语言圈套,因为公输盘不肯杀一人,却动兵杀没有犯罪的宋国人民,是无理之举。公输盘顿时语塞,把发兵的权力推给楚王。于是,墨子只好去游说楚王。

见了楚王,墨子先问,如果有人舍弃他的豪华车子,去偷人家的破车;舍弃自己的上等花布,去偷人家的破布;舍弃上好的肉食,去偷人家的糠糟,那是怎么样的一种行为。楚王顺着他的问题回答:“这是一种偷窃的毛病。”于是墨子就以楚国的优异条件来比宋国,认为楚国攻打宋国,无异这种偷窃的毛病。楚王也因此语塞,但是却以公输盘造了“云梯”为由,坚持要试看其威力,要攻打宋国。

墨子于是当下以模型和公输盘对决,一一破除其“云梯”攻城之计。公输盘输了,却说他有抵抗墨子的方法。墨子也看穿公输盘想就此杀了他,以避免他去帮助宋国守城。于是,墨子告诉楚王,他已经安排弟子三百人带了守城之策在宋国守候了。楚王不得不服输,并取消攻打宋国的计划。

墨子化解这场战争,靠的是他的智慧与慈悲。公输盘是一代巧匠,志踌意满地设计了云梯,却为墨子所破。墨子的智慧实胜一筹。更难得的是其政治智慧,使他以高超的外交辞令去说服强国罢兵。此外,宋国人民与他非亲非故,他却仗义相助,这纯粹是“爱人”的慈悲行为。更有趣的是,他化解这场灾难后,却没有人知晓,以致他在归途中经过宋国时,巧遇大雨,守城的人不肯让他进去避雨,他也毫不炫耀其功绩的接受雨淋之苦。从墨子的智慧与慈悲来看,他实是先秦的大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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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末在《星洲日报》发表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十五
自然养生之道

看过《庖丁解牛》寓言的人都知道,那是作者庄子为了阐述养生之道而说的故事。

故事写得生动有趣:一位叫丁的厨师(庖丁)在杀牛时,其动作异常优雅,令旁观者看了,仿佛一边在听音乐(刀切入牛身上的声音),一边观赏舞蹈(厨师的动作),始终不觉得有人在屠杀生灵。这样的宰杀法,牛完全没有痛苦,即使被肢解了,恐怕还未醒觉。厨师的这种功夫,当然不是生成的。他解释说,良好的厨师一年要更换一把刀,因为他杀牛时是用刀“割”的;平常的厨师,每个月就要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用刀“砍”牛的;而他手上的这把刀,不割不砍,用了十九年,杀的牛只已有数千头,刀却还像刚磨过一样锋利。

为什么那么神奇?因为他杀牛是将“道”引进了技术之中。所谓的道,是指“自然之道”。厨师说,最初他杀牛时,看到的就是一头牛;但是三年后,他杀牛时不再见到牛,只看到牛体内的筋骨。骨头与骨头之间,必然有空隙。厨师就是把刀切入空隙之中,所以不必砍,也不必割,只是轻轻的一带就分解了牛的肢体。

这个寓言收录在《庄子》第三章《养生主》之中。养生主,就是养生的关键方法。庄子选用寓言来阐明其观点是聪明的,因为读者看了合情合理的故事后,再加以推论,自然感受到“能合乎自然规律行事,必然减少摩擦,于自己是毫无损伤的”。可不是么?平常人一遇上问题,就紧张得不得了,不但把问题放大,还要严正以待。处理问题时,又“砍”又“割”的,不但问题解决不来,自己也因此元气大伤,费神耗力。唯有像庖丁那样的厨师,能认清事物的自然规律,不慌不忙的在事物的关键处着手,事情便可以“迎刃而解”,不费吹灰之力,于人于己都毫无损伤。

然而,庄子的这种说法,毕竟只是精神境界,要落实下来可不容易。《庄子》第四章《人间世》企图通过实例说明如何认清事物的规律。然而,大多数读过这一章的人都会觉得庄子所举的例子过于牵强,难以叫人信服。可见哲理要通过文学来表达,用“虚写”的手法,其感染力要强得多,“实写”了反而要削弱了其说服力。

您相信世上真有解牛的庖丁?您同意认清事物的规律才去处理事情的重要性?我的答案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虽然我做不到,但是内心里却认同有那么一种境界可以让我们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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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星洲日报地方版发布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十六
庄子的逍遥

《逍遥游》一向被认为是庄子的代表作。因为它不但体现了庄子的思想内涵,也表现了他的散文风格。这篇文章可划分为三节,第一节先由几个小故事串成,包括鲲变身为鹏后高飞,蜩、学鸠、斥鴳(麻雀)的讥笑,彭祖的高龄,宋荣子、列子的成就等,然后总结出作者的立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段文字被中国当局选录在中学课本第四册中,我国则是师范院校大学预科班选读。

这一小节文字其实不太好理解。但是其中的小故事却写得深具典型意义,隽永而耐读,所以被抽出来讲述,流传甚广。然而,流传开去的故事,往往会与原文主旨大相径庭,难逃断章取义之嫌。例如开头写北海有只大鲲鱼,突然摇身一变为大鹏鸟。大鹏鸟展翅高飞,一冲天便直上九万里,足于傲视一切,睥睨万物。可是,地面上看到它高飞的蝉、鸠与麻雀,却深不以为然,讥笑它何以如此高飞,穿梭在林叶之间,不知何其“逍遥”。因此,我们今天便引用这个故事来说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讥笑小人物永远不会知道胸有大志的人何以要有那么高的理想。

《逍遥游》当然是要说逍遥。但是怎么样才叫真逍遥?鹏的高飞是逍遥,蜩与学鸠自在的在林叶之间飞行就不叫逍遥了?所以有人认为道家崇尚自然,庄子不会讥笑蜩与学鸠的无知,而是赞同它们的自在。他们认为人各有长短,只要按真性情处世,就是最好的做法,不要羡慕他人的能力比自己强。言之凿凿,听者不知是否藐藐?

若仔细阅读原文,庄子是既否定鹏,也不认同蜩与学鸠是逍遥的。为什么否定鹏?庄子说鹏要飞在九万里的高空,是因为它不得不如此,“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如果翅膀底下的风太薄,即使有大翅膀也是没有办法高飞的。这么一来,鹏鸟的作用可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了,哪里还称得上逍遥?至于蜩与学鸠,庄子则用了较多的文字来阐述小和大的不同。首先他指出如果到郊野去,只带三餐粮食就够,因为一往一返就那么一天;但是如果去百里外的地方,就要带一天的粮食,去千里外则不得不备三个月的粮食了。庄子慨叹,这岂是蜩与学鸠所能理解的?从这里延伸开去,庄子又慨叹世人都赞彭祖长寿,却不知道溟海的龟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上古的椿树,更是以八千年为一个秋季。无知并不表示正确,只生存一个白天的虫子,永远不能体会一个月的时光是怎么样的;春生夏死的蝉也不会感受到一年的季节是如何过的。因此庄子忍不住要问,这种无知“不亦悲乎”?

我觉得庄子的确是个超前的思想家。他看出天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在大鹏高飞的时候,能够描绘鹏从高空望下来的“气”的情景。这是不同境界的一种表现。庄子寓言中所透露的正是人生中存着不同的境界可以去开拓。他不会同情于蜩与学鸠的盘旋,也不会满足于鹏鸟的高飞。前者无知,后者有所待,都不是最高境界。人生还有一个“无”的至境,即透视自然的规律后再按规律处世,不为己,不求功,不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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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十七
孔子与学生


《论语》中收录孔子的言行,理解上产生歧义最大的要数《先进》一章中的《侍坐》。

记载是这样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某次在孔子身边侍候着。孔子便让他们各说说自己的抱负。子路率先表示如果有机会让他去治理国家,即使是连年岁荒、频频受军事威胁的小国,只要给他三年时间,他便可以将它治理好。孔子听后“哂之”,然后再问冉有。冉有说他能在三年内使六七十方里内的人民安居乐业。公西华跟着也说出了自己的抱负,他情愿当个小小的相,让人民守礼。最后,孔子问曾皙,曾皙“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说他的抱负与前三人的不同。孔子说:“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于是曾皙说他希望在春天时与几位好朋友连同几名童子一起去郊游,尽兴后结伴同返。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地说曾皙的看法和他一致。子路三人离开后,曾皙留了下来,并问孔子为何刚才在子路说后“哂之”,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接着曾皙又逐一问其他人的看法如何,孔子也针对他们的见解一一作了评述。

会产生歧义是因为当中有几个句子不好懂。例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一般解释为孔子和子路他们对话时,曾皙在弹瑟,直到孔子问他才放下瑟作答。可是孔子在和学生谈话时,会有学生在一旁演奏乐器不理会么?在玩乐器的曾皙又能同时留意到其他同门与老师的对白么?这是说不通的。
又如“哂之”,它在文中出现了三次。一般注释本(例如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对前一个“哂”的解释是“微笑”,对后两个只解释为“笑”。如果说曾皙问孔子为何“笑”子路,则这个笑便带有“讥笑”的意思。孔子回答时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明显地也是因为觉得子路的口气太大,不符合礼,所以“讥笑”他。但是,为什么第一个“哂之”又要解释为“微笑”?

我想这是因为自汉儒以下,我们都把孔子的形象抬得太高了。像上述孔子和学生的一番对话,也要强行解释为孔子在教导弟子,而且用了颇先进的方法在引导学生说话。所以子路说了之后,孔子要微笑示意,给予鼓励,这样才能引发其他学生也相继发言。可是,无论是曾皙或孔子本人,都知道先前他的笑是有不屑的成分在内,或至少是不以为然的。何以看得出?因为下来的几个学生说自己的抱负时,是一个比一个的抱负低的。这显然是受到孔子“哂之”的影响。曾皙的说词则是在观察老师对同门的反应之后而构思好的,有投机的成分。

至于把曾皙所说的解释为是个“大同”的美景,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国的画面,似乎也太过了。难怪一些学者要质疑这个理想是道家的,而非孔老夫子的。

其实,孔子和学生的这番对话是在他晚年的时候进行的。孔子周游列国受到挫折之后,对自己的政治理想难免要做出调整。他更关心的是个人的修养。因此,这时候子路谈的抱负,是孔子在实践之后知道难于实现的,所以要“哂之”。而孔子的不经意,却影响了学生,不自禁地把理想都降低,以致曾皙只要求生活能和谐就好。

孔子的反应并不影响一代宗师的声誉。相反的,因为实事求是,不把孔子神化,我们反而更能贴近真实的孔子,更能体会他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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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十八
多行不义必自毙


与诸子散文并行的是史传散文。

中华民族对历史的保存是相对完整的,这是值得自豪的一点。保存史料的方法有很多,并不单单是《春秋》或三传一类的史书才保存历史。古人读书,视重要典籍为“经”,列为必修科,代代相传。清代学者章学诚倡导“六经皆史”,认为诸经不外是史。古人执笔不凭空想象,所写的皆所见所闻,足可反映一个时期的实况,经也含史。可见古人称“经”不过是一种尊称,实际上经、史是同一家的。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学界相信是出自孔子之手。不过,《春秋》记事非常简练,例如开篇的鲁《隐公》记载:“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兴味索然,实在难于相信出于至圣先师之手。

孔子的追随者相信孔子著史是有其目的,含褒贬于其中。其实这是孟子推波助澜的成果。孟子认为孔子见世道败坏,“惧,作《春秋》”。不但如此,《春秋》达到的客观效果是“乱臣贼子惧”。范宁为《谷梁传》作序还说:“一字之褒,宠踰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不过,这番说辞是太过的,后世就不少人质疑。例如钱大昕便说:“愚尝疑之,将谓当时之乱贼惧乎?……《春秋》之后,乱贼仍不绝于史册,吾未见其能惧也。”因此强调类似《春秋》的记载,不过“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也就是说史家下笔,不该带有价值的判断,只要把事情客观报道出来就是。就如明代袁枚所言:“作史者只须据事直书,而其人之善恶自见,以己意为奸臣、逆臣,原可不必。”

《春秋》记事之简,或因其时载笔之难,不屑作冗长之辞所致。孟子之言虽为过,但却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圣人著史会有所选择,并以劝诫警惕后人为出发点。后世称此为“史观”。但是,孔子的记载太过简练,世人难以看懂。故《春秋》之后,有《传》的出现,沿着孔子纪事的基础加以“直陈其事”,让后人了解事情的始末,吸取前人的教训。

例如前面所引的《隐公》夏五月的事“郑伯(攻)克(共叔)段于鄢”,《左传》便详尽地记载了郑伯(郑庄公)如何平息其弟弟共叔段的“造反”。虽然作者在文中也作了道德判断,认为《春秋》所书是讥讽郑庄公没有教好弟弟,任由弟弟一步步深陷泥沼,最终为人民所遗弃。但《左传》所载的事迹详细,后人自可另作判断,不必听从作者所言。道德价值本来就因时而异,不能一概而论。作者可以作价值判断,读者当然也可以。因此,今人对共叔段的下场,不会寄予同情,而相信多行不义的人,必将招惹更大的麻烦,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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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7日刊登的文章(先睹为快)

“走近古人”之十九
影响历史的鸿文


历史本来不能作假设,但是为了更好理解历史的进程,我们还是不妨来个“如果”。如果当年秦始皇不是因为李斯的《谏逐客书》而改变驱逐“老外”的决定,他的一统天下的鸿业是否可以顺利完成?

在探讨这个假设之前,我们先交待一下事情的背景:根据《史记》记载,李斯本是楚国人,少时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其后看准七国形势,投奔秦国以舒展抱负。最初为秦王政分析天下大势,认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符合秦王政的野心,遂拜为“长史”。有了官职后,李斯又出谋要秦王派人去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这种您肯来就保您富贵,不来就送您刀子的谋略,网罗了不少名士。李斯也因此被任命为“客卿”。

这个时候,秦王嬴政的施政立场肯定是“用人唯才”,只要是人才,不论出身,一律唯才是用。这种开放政策,给敌对者制造了机会。于是发生了“间谍”混入秦国,故意唆使秦王大兴土木,兴建水利设施,借此消耗国库,拖延对邻国进攻的事例。这名间谍是韩国的工程师,姓郑名国。其实,与其说是发生间谍事件,不如说是秦王身边随臣的一场权力斗争。历来“用人唯才”和“用人唯亲”是施政者的两个选择。用才,便要使皇亲国戚受到旁落,引发不满;用亲,人才便要受到排挤,打造许多怀才不遇之士,乃至人才外流。此刻的秦王身边正是有皇亲国戚的挑拨,揭发郑国的“阴谋”,并一竹竿打翻所有人,说老外到来不会安好心,纯为私利而已。秦王于是颁布“逐客令”,李斯也因此被赶。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施才华的落脚处,李斯哪里会罢休?于是他马上上书陈情。《谏逐客书》是后人给取的名字,就是李斯劝告秦王政不要驱赶老外的信。这封信很不简单,不但保住了李斯自己的饭碗,还转变了老外的命运,使老外得以留在秦国大展拳脚,并帮助秦王嬴政完成统一大业。这批老外还包括了先前被认为是间谍的郑国。根据《史记•水渠书》记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皇亲国戚的失败,成就了秦国的强盛;而破坏皇亲国戚的阴谋的,正是李斯,或更贴切地说是李斯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章学诚《诗教》)。也就是说全文不见李斯求情,但却让秦王政自觉逐客是错误的。李斯扣紧秦王要一统天下的野心,给他分析了历来老外对秦国的贡献,以及人才在秦一统天下的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使秦王感觉到可以助他完成大业的是这些来自外国的人才,而不是皇亲国戚。李斯在文中另一高明之处是不提个人得失与恩怨,不亢不卑地让秦王自觉应该始终贯彻他的宏图大计,不应排挤外来人才。李斯不愧是熟练政治风云的老手,化解了一次皇亲国戚策谋的“政变”,保住了老外的居留权和政治权力。

若非如此,秦王一意孤行地任命儿子、女婿掌权,重视肤色一样的秦人执政,则秦王朝恐怕不会出现,或至少也要压后十数年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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