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人老了,越爱想当年,越爱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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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十
屈原之死



梁启超先生说:“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这不只在于他是第一位具名的伟大诗人,还在于他是第一位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诗人。倘若屈原不沉江,他的诗作便缺少了几分悲壮,他的生命历程便少了悲剧色彩,那么其作品是否依然具有如此魅力倒难说了。搞不好还要落个自我吹嘘的自恋罪名。

“以自杀作为出发点”,可探讨的课题包括屈原为什么要自杀?屈原的死是否应该?其价值和意义何在?

屈原有篇短文《渔父》,颇带有寓言的味道。司马迁给屈原作传时,把全文都摘录了进去,当着史实看待。文章很短,就只有两百字,但却勾画出自己处世的立场。文中的渔父当是虚构的人物,由他来衬托作者的生活态度。作者说他被流放时,遇上一位渔人,渔人认出他是当朝的官员后,非常惊讶,便问他何以到这个地方来?屈原的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个人与社会不能协调的哀叹,也是作者不被理解的孤独。若再往深一层想,屈原这句话还有更深的含义。自古以来,士人都有忧患意识,对于时局总较常人敏感,仿佛具有洞悉历史发展的异能。在屈原之前的孔、孟是如此,在屈原之后的杜甫、苏轼也是如此。若不对比屈原的其他作品看,我们恐怕要误解屈原不过是个自视过高的狂人。其实,当时屈原所处的楚国,是可以一统中原,与强秦相抗衡的。屈原有过人的政治视野,一统思想和美政理想主导着他的政治观念。可是历史残酷的告诉我们: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人,是最孤独的。悲剧就是由此产生。

渔父当然不能理解屈原的想法。不但要否定屈原的清醒,还要教他怎么做。于是他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这是要他同流合污,向世俗看齐,对现实妥协了。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这里。伟人以天下为己任,凡人但求能自保。儒家虽然着重“兼善天下”,但是孟子尚言“穷则独善其身”,留住有用之躯,尚有发挥自己的理想之日。无怪乎当时的士人“东家不打打西家”,穿梭于诸侯之间但求施展自己之长。我们的屈原先生显然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明确地对渔人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番铿锵有力的说辞,说明他的死并非是对楚国或楚王愚忠,而是因为士人的特殊傲骨。

屈原并非在见过渔父之后便自杀,因为他还有机会回到朝廷,然后又面对二度流放的打击。可见他最终的死并非偶然的,更不是一时想不开,否则这种灵魂便太脆弱,不值得歌颂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不协调,观念与行为的不一致,制造了系列的矛盾,迫使诗人得面对“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屈原的死给我们诠释了重于泰山的死法,所以为后世所歌颂。当然,凡歌颂的必会走调,但云屈原爱国忠君,显然是不能反映屈原的品质。端午与屈原扯上关系,可以让我们省思的不只是爱国,而是对理想的执著与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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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由 老黄 在 08-11-07 周四 3:59 am,总共编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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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十一
贾谊与屈原


屈原自沉汨罗江,留给后世讨论的话题是无穷尽的。我认为其中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屈原对理想的执着,以及矢志不移的意志。也许有人要质疑这未免太浅,万一有人也效仿之,考不上理想的大学,嫁不到理想的伴侣,便自沉关丹河,其生命的光辉是不是也可以和屈原相提并论?这可是不读古书,亵渎古人之说了。庄子的《逍遥游》揭示了人生境界是有不同的层次的,许多看是相似的事情,其实质却决然不同,其意义当然也就不可以同日而语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屈原和贾谊并列同一传,致使后世常把二人相提并论。其实,贾谊继承的是屈原文学上的成就,特别是骚体赋的传承。至于二人的品质和思想,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司马迁把他们放在一起,或许是认为两人在政治的遭遇上有相似之处,都是悲剧主角,空有前瞻性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却不为朝廷重视而在政治上被边沿化,予人“怀才不遇”之叹。可是历史仅有相似,不会相同。贾谊和屈原的际遇是同中有异的。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楚国灭亡之际,贾谊却是汉朝刚建立不久,其后历史还赞扬汉初“文景之治”的汉文帝统治时代。屈原《离骚》中感伤的是楚怀王之不察,忧心的是楚国人民;贾谊《吊屈原赋》感伤的却多是个人的际遇,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屈原自杀后数十年,楚国正如他所忧心的一样灭亡;贾谊死后,文帝却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其中一些政策还参照了他的政论。可见二者的遭遇只有相似却不尽相同的。

贾谊“怀才不遇”获得许多同情票,连带的,对他没有知遇之恩的汉文帝便要受到指责。李商隐诗曰“不问苍生问鬼神”便有讥讽文帝之意。事缘汉文帝最初重用贾谊,更想任命他为公卿,但是因为遭遇老臣子的反对,才不得不把他送到湖南当长沙王的老师。间中文帝曾召见贾谊,但是见面时却不谈国事,只谈鬼神,而且表现得热衷不已。其实,贾谊被贬之处,正是楚国所在地,楚辞的浪漫本来就是因为楚地的风俗所造成。文帝召见他想了解楚地的风土人情,是在情理之中,并非文帝不爱苍生只好鬼神。

后世苏东坡在《贾谊论》中对贾谊就有尖锐的评论,他说:“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苏东坡看到的便是少年得志的贾谊,不堪一击,不过是贬谪到湖南,便仿如世界末日,痛苦不已,乃至写下《吊屈原赋》那样自我感伤的作品。苏东坡进而分析当时候排挤他的老臣,都是扶持文帝登基的要臣,贾谊却无视于此,想要“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这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没有致力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是贾谊的失策。所以在指责贾谊不理解汉文帝之余,还要谴责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

苏东坡的评论是中肯的。贾谊被贬长沙,并非坏事。文帝面对老臣的责难,当然要平息他们的怨气。将只有二十余岁的贾谊贬到湖南,当是权宜之计。何况,自高祖刘邦以来,汉皇都希望稳定南方,长沙是南国的主要壤界,地理位置重要,让贾谊过去实在不能说是贬谪边缘之地,而是另有政治意图的。对贾谊来说,他应该将此视为个人政治生涯的一种实际锻炼,才会有“不过十年可以得志”的转折。至于召他回京,然后再拜为梁怀王的老师,则是授予他更大的使命了。梁怀王是文帝最小的儿子,“爱幸异于他子”,这是《史记》《汉书》都有记载的。将梁怀王交给贾谊来带,就等于将未来的皇帝的教育权交给了他。这是何等重用?文帝又岂是不懂用人?

贾谊后来是知道的。他的《吊屈原赋》凄婉哀怨,但是后来的《陈政事疏》却是传世之作,曾国藩更誉为“千古奏议,推此为绝唱”。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成熟。只可惜的是造化弄人,梁怀王不幸坠马身亡,贾谊也因此自我痛责而抑郁而终。我们看待贾谊,实在不能只是看他前期的作品,后期的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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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文章写得有点“失控”,比原定的字数超过一倍。
还好,报馆来稿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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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十二
爱国诗人屈原


我国小学语文课本收录了一篇有关屈原的文章。可是文章反复提到“爱国诗人”,却找不到“屈原”两个字。我对此深感纳罕。是因为屈原的姓氏不在规定的字汇表里,所以不能提么?还是因为课文必须“去中国化”,所以连历史人物的名字也不可以提?姑且不去追究原因。我们关心的是课文的编写给老师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在深究课文内容时,老师无法说清楚为什么那个跳河自杀的古人会被冠以“爱国诗人”的名堂?他的爱国行为表现在哪一方面?“诗人”的头衔又从何而来?如此语焉不详,屈原的高贵品质与精神,肯定无法有效传达。

屈原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具名诗人,这是中外历史都承认的常识。所以称他为“诗人”无人会非议。但是不读《离骚》《哀郢》《天问》《招魂》等诗篇,屈原之才恐怕难以体会。其爱国思想更加难以解释。只想从史实来判断,屈原的爱国情操肯定难以说明。所以大多数老师在讲述屈原投江一节时,总是选择批判,认为此风不可长。

屈原爱的“国”,当然不能等同今天的“国家”概念。那是诸侯国。屈原是不是爱国?司马迁的一番话透露了玄机。对于屈原的志向,司马迁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所以他说他到长沙观屈原自沉之处时,不免垂涕,想见其为人。可是后来读到贾谊的《吊屈原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顿时又默然若失了。司马迁这番评论,仿佛责怪屈原,认为以他超人的才华,若是游事于诸侯之间,哪个国家不能容纳他呢?他大有发挥个己才华的地方,何必要把自己弄到这种地步?

《史记》至今仍是难以超越的历史巨著,司马迁的史家地位更毋容置疑。何以他会如此看待屈原?司马迁的话其实说得很清楚,他是顺着贾谊的评论而说的。贾谊说:“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兮,摇增翮逝而去之。”贾谊认为在乱世之中遭祸害,屈原自己要负上责任。为什么?因为凤凰也会寻找有德之君才下来栖息,一见有危险就振翅高飞了。屈原若肯游历九州,大可觅得会赏识他的君主,何必对故都恋恋不舍?司马迁和贾谊所处的是大一统的时代,所以没有“九州”可以游离,所以对屈原的没有离开有“怨言”,认为屈原失算了。何况当时是纵横家辈出的时代,替诸侯国谋策以灭己国的也大有人在,屈原又何必对楚国忠心耿耿?正是这样的反面评论,更突显了屈原的品质。司马迁的反语,更烘托了屈原的“爱国”意识。

屈原说“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又说“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看来真正爱国的人的确不是那些与世推移之辈。

上次由 老黄 在 25-01-10 周一 12:18 am,总共编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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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谈够了,下周肯定不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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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给星洲日报写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二十三
汉代女性的婚姻观


《列女传》是汉代刘向所编著的一部以女性为故事主人公的专著。根据《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写著此书是因为目睹当时的宫妃逾越礼制,故从《诗》《书》中摘录贤妃贞妇的事迹,按类别编为八篇,用以告诫天子。刘向不但编辑成书,还上奏建议“画之屏风四堵”(《初学记》)。可见这部书是根据汉朝的儒教思想写就的一部女性道德书,反映了汉代儒家的女性观。我们且从《列女传》来看看汉代女性的婚姻伦理观。

据《贞顺传》记载召南有一申女,因为夫家准备迎娶她的聘礼不足,坚持不肯嫁过去。申女坚持“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即使夫家告她悔婚,申女依然认为“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可见申女对于礼节是何等固执不让,宁可身陷牢狱,也不肯出嫁。这种面对结婚抉择的毅然态度,并不只是申女所特有,同为《贞顺传》的“宋恭伯姬”、“齐孝孟姬”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情节。“贞顺”在《列女传》中记载的就是这些死守节义和礼制的女子。

即使是出生低微的女子,也同样有这种拼死遵守礼节的观念。例如《辩通传》记载了齐国宿瘤女的故事。宿瘤女本是东郭采桑人的女儿,因为颈项长有大瘤,故被人叫为“宿瘤”。某次,闵王出游到东郭,百姓都出门观看,只有宿瘤女采桑如故。闵王感到此女甚为奇特,便召她来问明原因。宿瘤女说:“父母教我采桑,没有教我观看大王。”闵王非常赞赏她,认为是忠于职守的贤女,叫人把她载回宫。宿瘤女却说:“如果没有得到父母的允许,便随大王回去,这是‘奔女’,大王怎么可以让我如此?”闵王感到惭愧,回去后才派遣使者携带百镒黄金来迎娶她。

从这记载中,我们看到即使求婚者是一国之君,如果女子没有得到父母的点头而自己任意听从,便属私奔之类,只有遵守礼制被迎娶的,才够资格称为“贞女”。

这种重视礼节,将仪法形式看成结婚之际不可免除的规范,是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明乎此,我们便不奇怪名篇《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以悲剧告终。焦仲卿夫妇活生生被拆散,妻子刘兰芝虽顽强,却也对母亲和兄长的决定感到无可奈何,最终恩爱的小两口只好殉情自杀,留下遗恨。这是礼节无法逾越后的极端,并非女性被压迫的结果。汉代女性是否没有社会地位,失去发语权?且待下周分解。
上次由 老黄 在 17-02-09 周二 12:32 am,总共编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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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末给星洲日报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二十四
汉代女子从夫么?


小学课本收录了一篇《半途而废》的篇章,故事出自《列女传》。原文第一句是“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明确点出这位“不知何氏之女”的乐羊子妻是主角;作者为她立传当然是要歌颂她的品格。不过,课文中的第一句却是“战国时代,有一个叫乐羊子的人,他的妻子十分贤惠”,主角换成乐羊子了;再从题目和结束语看,编者的目标已经不是“列女”,而是要借乐羊子的行为强调“做事情要有恒心,专心致志,贯彻始终”。作为独立的文章选读,似乎无可厚非,可惜的是乐羊子妻的特有形象却可能会被遗忘。

《仪礼》载古代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大家熟悉的“三从”。先秦女性显然不受“三从”的束缚,即使到了汉代,刘向歌颂的妇女,也不以“从夫”为标准。《列女传•乐羊子妻》刻画的便是一位廉洁正直、远见卓识的妇女形象。乐羊子某次捡到黄金带回家,想讨妻子的欢心,不但遭到妻子反对,批评他是“求利以污其行”,还要他“捐金于野”。后来乐羊子外出游学,一年后便赶回来看望妻子。妻子见到丈夫回来,不但不高兴,反而割断日积月累的织物,以劝告丈夫为学要有恒心,有远见,不能半途而废。这种刚烈的女性形象,绝不是顺从夫权的。

如果说乐羊子妻还温顺,对丈夫说话婉转,乃至跪下说话,那么晏子车夫的太太可就不如此。《齐相御妻》记载齐相晏子有一名仆御,他的妻子看他给晏子赶车时“意气洋洋,甚自得也”,便骂他“卑且贱”,甚至下堂求去。丈夫惊问其故,原来妻子认为“宁荣于义而贱,不虚骄以贵”,她看见贵为一国之相的晏子,虽然个子矮小,貌不惊人,但是态度却谦恭稳重;反观身材魁梧的丈夫,只不过是仆御,却“意洋洋若自足”,这是她深以为耻的。这篇传记的女主人公对丈夫的苛责是尖刻的,发言如发箭,粉碎丈夫的一丝自负。作者对这位辛辣的妇女没有责备,反而发出“贤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师傅朋友相与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的慨叹!

最有趣的还是一则有关孟子的故事。《邹孟轲母》记载孟子新婚当天进入洞房时,见到他的妻子“袒而在内”,深感不高兴,马上离去。妻子于是向孟母辞别说:“妾闻夫妇之道,私室不与焉。今者妾窃堕在室,而夫子见妾,勃然不悦,是客妾也。妇人之义,盖不客宿。请归父母。”结果孟母召见孟子,训责他“不察于礼,而责礼于人”,孟子因而知错,遂留其妇。

《列女传》出现亚圣孟老夫子的私生活描写,这是饶有趣味的。孟子坚持“君子之道”,妻子却重视“夫妇之道”,并且以“妇人之义”让孟子折服让步,解除一场离婚风波。孟子的认错,也说明原始儒家并不是那么霸道欺压女性,女性在先秦,乃至进入汉代都不需服膺“三从”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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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块钱的文章!
(在金马仑办活动,没有办法准时发文章,星期四晚上把文章写好,星期五中午到Rosa Pasadena去上网发文章,收费一小时五元。那时赶着和老师共餐,所以五元只发一篇文章。)

走近古人之二十五
汉代女性的节义观


历来受到歌颂的节义之士,大多都是阳刚的男性。可是在《列女传》中却出现不少的节义女性。女性的节义观念是怎样的?面对公义和私爱时,她们会作何抉择?

我们看看《盖将之妻》:戎灭盖的时候,公告盖的群臣“敢有自杀者,妻子尽诛”。盖的偏将邱子自杀,但是获救活了下来。他回家见妻子,妻子问其故,他说他已经尽了力,可是毕竟盖小戎大,盖王也不幸死亡,他也试图自杀了,只是侥幸被救了过来。妻子并不满意,追问现在活着又当如何?邱子说戎有令说“敢有自杀者,妻子尽诛”,为了妻儿,他不敢再寻死。岂知妻子竟坚持“忧妻子而忘仁义”是不忠的行为,为了妻子的私爱,而忘了护国忠君的公义,是可耻的,因此她“不能与子蒙耻而生”,便自杀死了。

这个故事的女性,不但不感激丈夫对自己的关爱,反而痛斥他失节不义,最终还羞耻而自杀。这种把“公义”摆在“私爱”之前的信念,是汉代女性的普遍价值观。

对丈夫是如此,对待儿子也是重公义多过私爱。例如《鲁孝义保》:孝义保是鲁孝公的保母。最初,鲁孝公的父亲武公废长立幼,立中子戏为太子。武公去世后,戏继位为鲁懿公。武公长子括的儿子伯御不服,与鲁人作乱,攻杀懿公而自立。孝公是武公最小的儿子,当时号公子称。伯御赶尽杀绝,要杀公子称。公子称的保母义保知道了,竟让自己的儿子穿上称的衣服,睡在称睡的地方,让伯御给杀了,自己则抱了公子称出奔。其后,鲁国大夫请周天子杀伯御,改立称为鲁君,是为鲁孝公。

牺牲自己的儿子,保全君主的血脉,这也是为公义而舍私爱的表现。类似的事迹亦见于《鲁义姑姊》:鲁义姑姊不过是鲁国山泽的一位普通妇人。齐攻鲁的时候,见到这位义姑姊在奔跑时手抱一小孩,另一手又拉着一小孩。后来,见到这妇人“弃其所抱,抱其所携”而逃入山中。齐将追到妇人时,问她所抱的是谁,舍弃的又是谁。妇人说所抱的是哥哥的孩子,所弃的是自己的孩子。齐将说儿子对于母亲来说“其亲爱痛甚于心”为何她狠心抛弃自己的亲骨肉?妇人解释说“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背公义而向私爱”是为人所不齿的,所以只好丢弃自己的骨肉,保全兄长的儿子。

这位鲁义姑姊对待孩子的态度,与盖将之妻对待丈夫的态度完全一样,把亲情看作“私爱”,为了“公义”宁可舍弃“私爱”。这不但是当时的普遍伦理价值,也当是一种社会约束。例如《梁节姑姊》便说明这种约束力。梁节姑姊家中失火,自己的儿子与哥哥的儿子受困在火海中,她救出了自己的儿子,却因火势太盛而无法救出哥哥的儿子。妇人竟然因为害怕背上“不义之名”,没有面目见兄弟国人,而投火而死。这种害怕违背社会的绝对伦理,将他人的目光与指责视为比死更难于忍受的耻辱的想法,就是一种可怕的社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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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十六
汉代女人可再嫁么?


《三国演义》中的赵云是个完美型的人物。或许罗贯中太过偏爱这个人物,所以把他写得毫无瑕疵,即使是大家所喜爱的诸葛亮,故事里头还反映了他犯错之处,赵云却是没有毛病可挑的。例如第五十二回这么写:

赵云领兵准备攻打桂阳,太守赵范即出城纳降。由于同是赵姓,又是同乡,二人遂结为兄弟。赵云后来受邀入城饮宴,席间赵范请一妇人给赵云把酒,并请她同席而坐。赵云知悉这妇人是赵范的寡嫂后,便加以拒绝。赵范解释说:“先兄去世已有三年,我怜家嫂寡居,劝其改嫁。可是嫂嫂却要遇上符合三个条件的男人才肯嫁:一要文武双全,二要相貌堂堂,三要与家兄同姓。如今难得遇上义兄您,正符合三个条件,若不嫌弃,愿嫁给将军您!”岂知赵云却一拳打倒赵范,径自离去。后来刘备和诸葛亮也到桂阳来了,问起此事,诸葛亮反倒赞同赵范的做法,对赵云说:“这是美事一桩,您为啥拒绝呢?”赵云大义凛然地说了一番拒绝的理由,其中有一条是“其妇再嫁,便失大节”。

以上这个情节,当然为的是塑造赵云的完美英雄形象。明代李贽看了,却写了一句评语:“腐甚,太道学气。”李贽骂的,不知道是赵云迂腐,还是作者罗贯中乱来?

“其妇再嫁,便失大节”这种观念,按理不会是汉人有的想法。从历史角度看,汉末三国时代,三方都有寡妇再嫁的事迹,而且再嫁的对象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例如刘备的皇后吴氏,本来是刘焉之子刘瑁的妻子,刘瑁死后,吴氏寡居。刘备平定益州后,便纳吴氏为夫人,后来还让她当上皇后。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敌对派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妻子,曹操攻克冀州后,甄氏改嫁曹丕。孙权的长女鲁班先嫁周瑜的儿子周循,后嫁全琮,次女鲁育先嫁朱据,后嫁刘纂。凡此,都不见有“失节”之说。即使是文学作品,汉代也没有“失节”之说。例如曹氏纳甄氏一节,《三国演义》三十三回便写“曹丕乘乱纳甄氏”,把曹丕如何见色起心,袁绍妻子刘氏为了保命,在儿子袁熙未死的情况下,便“愿献甄氏”给曹氏。又如名篇《孔雀东南飞》,主角焦仲卿还在世,其妻刘氏竟然被召回娘家,甚至被母亲和兄长强迫改嫁。如果汉人真的在乎“其妇再嫁,便失大节”,这些情节断不会出现。对寡妇改嫁加以指责,恐怕是宋代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后才有的想法。元人罗贯中把宋人的思想套进汉人的脑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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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了整个晚上写好的一篇文章。

走近古人之二十七
孔融大逆不道?



从电视剧中,我们看过新新人类大发狂言说:“何必讲究孝道?父母既生我,养我育我乃是天公地道的,何况他们生我,不过是一图情欲之乐……”听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话,许多人一定大动肝火,盖因“孝”乃是我们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怎可如此“理所当然”地加以破坏?

可是,这一番话却是有根据的。最早这样放厥词的不是别人,是孔老夫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孔安国先生。据称,他曾对忘年之交祢衡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 祢衡因此赞他“仲尼不死”,孔融也回应说祢衡是“颜回复生”。可是,万料不到的是,二人这番惺惺相惜的交谈,却为路粹所引用,在写奏章告发孔融时,把这条“大逆不道,宜极重诛”的罪状写了进去。可怜孔融还真因此被杀,并牵连了妻子与两名无辜的稚子。

孔融当真大逆不道么?

以上的记载,不是出自野史,乃是见于范晔《后汉书•孔融传》的。既见于正史,事件的真实性不会被质疑,但是却相信孔融是被“诬告”的,他断不会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清代王辅云说:“路粹嫁诬,若斯以无为有!”(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以无为有”即是说路粹杜撰文章诬告忠贤。之所以如此想是因为《后汉书》同时也记载孔融“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是典型的“孝子”,“孝子”怎会说不孝之言?难怪近人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也不将孔融上述的“不孝言词”收录在其中。

我们且来探讨孔融是否会如此说话。若会,他说此话的用意又是什么?
除了《后汉书》外,《魏氏春秋》还记载曹操在孔融被杀后,发布文告宣示他的罪状说:“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於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 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馀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三国志•魏志•崔琰传》裴松之注引)日本汉学家冈村繁先生说既然奏章、告令都记载此事,依古人的习惯,这不会是诬赖,孔融当是说了这番话。

再者,孔融的“父母无恩论”并非首创,他只不过把它说得更彻底而已。早在王充的《论衡》中就有了先声。王充说:“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虽然我们听着不顺耳,但是却没有办法否定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仔细端详孔融这番话,他当是对为人父母说,并不是要劝诫子女的。钱钟书《管锥篇》载18世纪一英国才妇致书女儿说:“你不必感我诞育为人,正如我不谢你惠临出世。俗见多妄,每以孝思绳子女,吾生平绝口未尝道之。”为人母亲而能如是想,是一大进步。可不是么?母亲若一直在意十月怀胎之苦,不断叮咛儿女要感恩图报,岂不是用“孝”的绳子来绑儿女?早在3世纪生活的孔融,也能如此想,岂不是更大的进步?父亲于子无恩,因为孩子会诞生,乃是父亲一时的情欲发泄而已,就如古希腊诗人所言:“汝曷不思汝父何以得汝乎!汝身不过来自情欲一饷、不净一滴耳。”母亲于子无恩,因为孩子不过“寄物缻中”而已,出来后即不再有牵扯瓜葛了。那么父母的“恩”在哪里?在孩子出世后的栽培,在给孩子打造的生活环境,在陪孩子共同成长的岁月之中。“生而不教养”的父母,于孩子有何恩惠?

孔融先进的思想,是时代所造就的。在战乱时代,“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琰《悲愤诗》),女性往往成为军人泄欲的对象。在这种残酷的岁月之中,不知诞生了多少的“不幸儿”。这些不幸儿要指出谁是父亲、谁是母亲,恐怕也有困难,更枉论要“孝顺”了。对他们来说,父亲的确只是当年要宣泄情欲的“恶人”,母亲也不过是借出肚皮让婴儿暂住,诞生后却没有养育之恩。社会对这些不幸儿,依然要板着脸孔教训他们“感恩”“行孝”,岂不盲目?孔融的说法,是针对现实的情况而言。曹操、路粹虽有事实凭据,但却是断章取义“诬赖”了儒者,让孔融负上“不孝”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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