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真好！

[老黄]

“当老师真好”系列之【72】
比萨的争议

比萨者，PISA是也，全名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它是由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每三年举行的一项大规模测验，目的在评估15岁青少年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

比萨评比的内容虽然涵盖三个领域，实际上每一届的评比，只是针对一个主要学科。例如2009年以阅读为主，2012年是数学，刚公布的2015年评估则以科学为主。

比萨的试题，并不只是单纯地考核学生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检验考生是否具备参与未来社会所需的素养。因此，“生活化”和“应用”是比萨评比的两个关键词。思考、判断和自学能力是评估所重视的核心能力。例如2015年的测试，经合组织采用了全数字化的测验，考生需要通过机考来完成答案。在内容上，虽然重点考核的领域是科学，但除了对学生掌握的科学知识进行测验外，同时也加入了对考生合作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以测量考生对学习的态度、方法和能力，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像科学家一样思考问题。

比萨的作用，就像主持测试的施莱歇尔博士所言，它就像一面镜子，帮助接受测试的国家检核自己的教育措施是否跟得上国际的步伐。它们可以通过和其他参与测试的国家对比，了解自己国家的教育体系和质量水平，并通过借鉴获得由领先国家在教育领域所展现的优点和创新，划定属于自己国家的更完整的国际教育蓝图。

这样的理想并非完美的。前年，便有80名世界各地的教育专家联署致函施莱博士，表达他们对比萨推行的忧虑。论点主要是因为经合组织是以经济挂帅的单位，必然以经济发展为考量点。教育却是超越功利的一项大工程，除了国家经济发展，还有更多源自个体发展的事务待开拓。比萨会造成各国争相按其测试方法调整教育政策，甚至在抽样的测试之中催生一些精英，忽略了整体的教育发展措施。

我觉得比萨是有其作用，起着参考的价值。例如我国教育部因为参考上海过去两届排名第一的经验，提倡高阶思维的教学和考试，就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但是，排名毕竟是一个游戏，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头完成的，不能太过在意，更加不能短视得只是追逐一个虚名。

《星洲日报》19/12/2016

[老黄]

写比萨之前，我在网上看了好些文章，顺手转贴的都在这儿：

PISA是什么？
forum/viewtopic.php?t=9562

PISA 2015
forum/viewtopic.php?t=9561

[老黄]

“当老师真好”系列之【73】
自由的教育

我在温州听过苏羊谈她开办的雁山学堂。回来后，我告诉同道有个奇女子，因为女儿不能适应教育体制而自己办学，以给孩子更大的自由。后来发现我低估了她，雁山学堂虽源于一个孩子对自由的渴望，可是现在却给了更多的孩子感受到教育的自由。

常人的印象中，教育就是在学校里头进行的，有老师教，有学生学，最重要的是每年有成绩单派发。苏羊觉得教育可以不一样，她说：“教育难道不能像我们生存其间的大自然那样：有大树，也有小草；有勤劳的蜜蜂，也有整天无所事事飞来飞去的蝴蝶？难道不正是它们的彼此差异才构成一个精彩纷呈、多元的世界吗？”

凭着这样的理念，她倡导“向自然和内心学习”的观点，让老师和孩子处在平等的地位，一同去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在大自然的熏陶下学习。

传统上我们都要求孩子学习正确的政治观，要敬畏领袖，相信权威。教育是从上而下的灌输工作，孩子的学习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可是，这个“美好”却只是一些坐在冷气房里的人按照自己的经验构想出来的精英教育，忽略了更多孩子的需要。于是，我们的教育都采取了淘汰制度，适者才可生存。

按照官方的模式跑的教育是体制内的，走出了这个框架就被称为体制外的。可是，教育不是强调自由，重视创造吗？怎么能要教师只在体制内游走？我是反对这点的，所以有官员把我判为体制外的才落得坦然。其实，不管体制内体制外，最终归结的还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需要。我们要看孩子在受教育后，到底学会了什么，养成了怎样的一种生活观。

像雁山学堂这样体制外的学校，常有人要担心学生未来不能跟社会接轨。苏羊说得好：“我们和孩子共同学习和追求的，是人类最美的那些品质：善良、勇敢、独立、自由、宽容……还有智慧。拥有智慧，就会知道在这个喧哗的世界里，自己要的是什么，知道自己前行的方向，并且勇敢且优雅地接纳这个世界与自我的所有不完美。”

《星洲日报·东海岸》25/12/2016

[老黄]

“当老师真好”系列之【73】
自由的教育

有关雁山学堂，可以延续阅读：
教育应该不一样

[老黄]

“当老师真好”系列之【74】
教育欠缺些什么

华社普遍上对国家教育政策的改变不太敏感。比如师资的培养，自教育大蓝图公布以来，教育部是依教育文凭考试成绩录取师范生。当局划定的标准是只录取成绩前30%的优质生，因此若非考上几个特优的成绩，在网上申请时就被淘汰。

这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师资不足时，当局会开办假期师训班。假期班是特别的课程，录取门槛比较低，主要还是看有关临教的服务经验。自从师范学院升格为大专后，其课程必须符合国家品质机构（MQA）拟定的标准才能受认证，入学有一定的标准必须遵循，不能再随意破例。

针对这种改变，有人认为不妥，因为会考成绩优秀的，不一定会成为好教师。可是，教育界前辈告诉我，以前大英帝国统治的时代，洋人就是挑选会考成绩的尖子当教师。可见，挑选适合的人当教师还是要优先考量的。

说成绩优异不一定有好的表现，这是有道理的。教师长期面对活生生的人，除了知识要好之外，还要精通十八般武艺，处事能力、交际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一样不可缺，不然很难把教育工作做好。这些条件都是会考所不考的项目。

有位医生向我吐苦水，他说现在的年轻医生缺少医德，上班时间竟然可以集体去喝早茶。对他们来说，吃早餐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何错之有？偏偏这个行业是强调服务的，岂可如此任意而行？他们可能拥有很好的医学知识和能力，可是过去的学习生涯，并没有教他们奉献的精神。同样的困境也发生在教育圈子里头。

我觉得这样的欠缺是整个社会作茧自缚的。君不见各个单位都很注重考试成绩？大学录取标准要看成绩，官方颁发奖学金看成绩，就连民间募资的奖学金也看成绩。这么一来，怎能责怪学校竞逐排名，老师不断努力培养考试机器？考试毕竟讲究技巧，如果只是专注考试，聪明的学生学会的是一种应付考试的技巧，然后用这种本领去开创他的人生。这过程，也许有更多重要的事项是他们忽略掉的。一个越注重考试的教育制度，就要欠缺更多的精神素养。

教育走向功利，一旦病态浮现了，还可以怪谁？

《星洲日报·东海岸》01/01/2017

[老黄]

“当老师真好”系列之【75】
不要只提概念

中国特级教师蒋军晶来马讲课时，点出教育界的一种现象，老师们就是爱谈概念，缺乏实际的操作思考。过后，在一场座谈会中，以蒋老师为首的与谈人大谈他们对语文、语文教学、语文测评的看法。一名与会者在发问时间，不忘调侃蒋老师，说他怎么也只是谈概念，不谈操作。

我觉得这是犯上概念混淆的错误。蒋老师谈的“概念”，并非指专业术语而已，老师要做的并不只是实践，也要懂得教育理论、语文理论，也就是说必须读通许多专业领域里的“概念”。这是基础，不搞好，难以走远。至于蒋老师所谓的“爱谈概念”，指的是一种类似口号的术语。被一些专家或官方引用后，铺天盖地成为流行语，仿佛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必须挂在口中才算入流。早期的如“素质教育”、“语文素养”等，现在的如“翻转教育”、“微课堂”、“学习共同体”、“教室革命2.0”等，泛滥不已。

这种爱谈概念的陋习，我们似乎也不落人后，官方和民间都喜欢。本来这些概念是专家的思想结晶，是一种智慧产品，可是沦落到只剩口号的时候，就成为一线教师的紧箍咒，一听到就要头痛。例如90年代教育部从美国引进思维技能教学（KBKK），推介了十多种思维技巧以及思维图。从那个时候开始，教师每堂课的设计，都要注入思维技能元素，才算达标。可是，真正掌握这种技能的内涵的有多少人，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吗？最终演变成清单式的教学，只要有进行貌似的活动，就算过关。

为何会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培训人员本身对概念认识不够，只是鹦鹉学舌般地传达指示。我曾问过培训官，他对某个思维技能的理解还真限于官方提供的材料，莫说不能举一反三，就连多一个例子他也说不出来；另一方面一线教师也有责任，大家已经习惯了“喂养式”的教学，总是期待官方提供完整的讲义（最好还是课件）以便应用，自己反而不下功夫跟进探索，搞清楚新的概念。

蒋老师批判的现象——只谈概念的确是陋习。一个概念提出时，最初一定是热腾腾、火辣辣，你说我说大家说，最终却难逃冷却的结局。可是，像KBKK这样的概念，真的是一无是处，只是口号吗？有必要像一般事物求更新，而用新的爱丁（I-think）来取代？又或者是我们对这些概念消化不来，不懂如何加以贯彻使用？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1/2017

[老黄]

“当老师真好”系列之【76】
单纯的奉献

朋友问我出外演讲，一场收费若干。我说我不收费，不过会要求主办方给我车资津贴，数额多少则看他们的能力。多年来，收过的津贴从100-1000令吉不等。

朋友说：“你不可以这样，要知道现在你有名气，还是博士，哪里可以这样贱卖知识？”

我不置可否，因为我从不以学历为荣。我自小受佛法熏习，只知道为众生而学习，学习更多则可以做得更好，一步步向前，并不是为了要更高利润。至于名气，那是他人给予的，我不会刻意去追求，也不会蓄意回避。我背后还有团队，有点小名气可以帮助团体的建设。

朋友又说：“学校有钱办活动的。你不要，反而利惠了有心人。有些人给你一百，报上去却写一千。你的清高反而促成人家的贪污，造业啊！”这一点我归予因果。记得我工作的第二年便买车，那是一位朋友无条件借的钱。我每个月通过银行还债，有时候因故会断期，便要向朋友道歉，他总不在乎地说：“那是阁下的事。”好一个学佛人，因果本来就是要自己负责的，学佛的重点之一就在这儿。我愿意向这朋友学习。

朋友再说：“不要抱着以前免费弘法的想法，过时了。”是的，三十多年前，一位名律师就在媒体讨论过演讲费这回事。我很认同，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我不想为我的服务标上价码。我当老师，政府给薪水，理所当然；倘若薪金是按我的工作量来算，上几堂课给多少钱，我想我早就离开。

我虽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奉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价值观。多少年来，我除了工作，余下时间都奉献社会——佛教和教育。有次给佛教会洗肾中心的病黎家属作说明会，一位女士一直用怪异的眼光看我，最终她忍不住举手问我从中拿多少钱。我说我们管理委员会是无偿奉献的，一分钱也不拿。怪异眼神霎时不见。

有人通过组织获取回扣，有人用组织之名赢取他人的信任，“这是阁下的事”；我参与公益事业，只想献出我的力量，动机再单纯不过。正因如此，我可以坚守自己的理想，也走得更远。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1/2016

[老黄]

“当老师真好”系列之【77】
有麝自然香

“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是清代杜文澜整理古代歌谣和谚语时辑录的一句话，出处不可考。

这句话可以开展出很多类似的话语，例如：有麝自然香，不必迎风扬；花香自有蜂蝶恋；花若真盛开，蜂蝶自然来；山高自有神仙在等。谚语在在提醒我们必须要有真才实学；只要真有本事，即便不张扬都会广为人知。

教师其实也是“有麝自然香”的工作，因为他散发出的魅力，足以感召众多的学生。他们散发的香各有特色，有些是入室自成芳的兰花，有些是冰雪熬就葩的梅花，他们也可以是灿烂如锦色鲜艳的杜鹃，抑或清新脱俗香远溢的丛桂。

小学生入学后会以教师为第一偶像，因为教师是大多数儿童最初接触的“最有知识权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辨识能力也增强，一些老师不再是他们敬仰的对象，花香失色了。花儿若不开，蜂蝶不再来，教师如果失去了感召的力量，其影响力也必然有了很大的局限。

在我求学的生涯中，见过不少尊师重道的例子，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学界对程千帆先生的敬重。追思程先生治学的文章不断编辑成书，即使单篇文章也常有感人之作。年前有幸参与了南京大学办的程先生百年冥诞，众多一流学者齐聚追悼先生的事迹，发人深省。

我在南京受业期间，师辈对程先生的敬重，也让我感受到远溢的清香。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贵为程先生大弟子的莫砺锋教授在讲述程先生的一篇论文时，对其治学法的严谨和独到见解的拜服神态。莫老师是一位不苟言笑的长者，讲完课后却仰天深情地吐出一句：“程先生可说是古今第一人！”这一幕叫我毕生难忘。

是什麽原因叫一位老师可以长久受学生爱戴？肯定不是身份，也肯定不只是学识，而是他们治学的精神和人格的魅力，让你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崇拜感。

要当老师，就立志当一位有麝的老师，有麝自然香。

《星洲日报·东海岸》22/01/2017

[老黄]

“当老师真好”系列之【78】
老师没有下班

中国朱西润老师说：“在授课之外，大学老师最主要的工作是知识创造与生产，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永远没有上班、下班。”他举例说半夜里醒来，还没有完成的文章有了思路，当然就会挑灯夜战，不再睡了；大年初一，收到审稿人的电邮，还不是赶紧打开电脑着手修改论文？他因此总结说：“大学老师的身体很少加班，因为他们的大脑从来不下班。”

是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没有下班这回事。据报道，中国土壤学奠基人侯光炯院士终年在实验室工作，一年就只有年初一休息一天，一直到他91岁去世。我在南京大学求学时，老师们几乎都是如此。某个大年初一，一位同学在古籍所碰到程章灿老师，感觉很惊讶，程老师却淡淡地说：“回来查找一些要用上的资料……”

大学老师如果真是奉献给学术，他们就像修行人一样，没有上班下班这回事，因为他们从事的是毕生才可以成就的事业，而不只是一份工作。若说沉浸在虚拟世界的现代人是宅男，那么学者肯定是宅男的始祖。

学者如此，同样劳心的教师，其实也近乎于此。如果教师把教育当成工作，准时上班下班，下班后完全不理会教育（不是学校）的事务，那会是一场灾难。

上课本是厚积薄发的工作，这和演员在台上演五分钟，台下却不知道要琢磨多长时间一样，需要时间准备。上课不等同表演，演出后鞠躬下台就了事，课间教师还要布置练习，让学生操练。这又是搬石子砸自己的脚的傻事，学生做一份作业，教师却要批改全班学生的作业，如果是四十人一班……

敬业乐业的教师，除了上课以外，还要为学生的成长设置更多的学习环境。可见，一旦投身教育工作，为人师者，大脑就不会休息。脑子里时刻为学生的成长盘算的，是明师；常为工作而费神的，是良师；只挂心薪金酬劳的，则要愧为人师。

《星洲日报·东海岸》30/01/2017

[老黄]

“当老师真好”系列之【79】
教总该做的事

报载华小入学新生的数字降低，并归咎华裔生育率降低所造成。

我感到困惑的是，人口应该是历年增加而不会减少的，除非有重大灾难提高死亡率。何以说华裔生育率降低，导致人口减少，并进一步造成入学新生锐减？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总人口是28,334,135人，华裔占6,392,636人，百分比是22.56。2015年的人口预测是30,995,700人，华裔占6,620,300人，百分比是21.36。可见华裔人口降低的是百分比，也就是说增长率不比其他民族高，但人口总数还是提高。即使说华裔死亡率最低，人口的增长还是表示出生率并不低。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另一组数据倒是很有趣。1970年，城市人口和郊区人口的比例是26.9对73.1，可是到了2010年，比例变成70.9比29.1，完全是成反比。数据告诉我们，人民大多移居城市，居住在郊区的华裔只占总郊区人口的6.4%。

我国近1300所华小，许多是建在郊区的。过去报章报道，华教面对的问题是城市华小不足于容纳众多的新生，郊区华小却没有这个问题。如今的情况如何？媒体报道华小入学新生减少，是指城市还是郊区？

如果是郊区的华小新生数字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我国华教单位要协调的事务，该是如何规划“迁校”的问题。华社不能抱着“一所也不能少”的心态看待问题，要知道学校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让学生学会群体的生活，是青少年进入复杂的社会之前要面对的“小社会”。过少学生的学校，将无法落实这个理想，对小学生的成长是不利的。

如果城市的华小新生数字也下降，那就迫切需要探讨原因了。近二十年来，华小的入学率都提高。即使是受英文教育的家长大多都把孩子送到华小，加上非华裔也纷纷把孩子送到华小的趋势，华小新生数字如果不增反减，我们岂能等闲视之？

作为华教核心组织的教总，应该积极收集数据，让华社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并谋求对策。

《星洲日报·东海岸》05/02/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