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文寄寓着人的整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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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 kuang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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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由于古代文学批评采用直观神悟的方式,因此关注的重点往往是风格。那么,风格批评有什么特点呢?

吴承学:是的,古代文学批评以风格为中心,风格批评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总体的感觉判断,用简略精确的审美概念表述作品的美感特点,如清新、豪放、典雅、奇绝、秀逸等;也可以用某些审美范畴来表达美感特点,如有格力、有神韵等;还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如风清骨峻、气象雄浑、格调高远等。其二,是形象化比喻式的描述,用比喻、借代、象征等手法将对象的美感特点具象化。比如叶燮就说过:
汉魏之诗,如画家之落墨于太虚中,初见形象。一幅绢素,度其长短阔狭,先定规模;而远近浓淡,层次脱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诗,始知烘染设色,微分浓淡,而远近层次,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也。盛唐之诗,浓淡远近层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备。宋诗则能事益精,诸法变化,非浓淡、远近、层次所得而该,刻画掉换,无所不极。
尽管叶燮曾讥讽“以某人之诗如某某”的批评,是“泛而不附,缛而不切,未尝会于心,格于物,徒取以为谈资”,但他反对的是没有会心体悟而动辄以他物比附的空疏批评,而他自己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其实正是形象化的比喻式的描述。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往往高妙玄远,不落迹象,寥寥数语,点到为止。这就给读者留下广阔的再创造空间,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以及对作品的具体感受去领悟作品。刘熙载评庄子文风说:“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乌知非鹏之学为周耶?”他用庄子描写鹏的“飞”字来描写庄子的文风,而对于这种文风的形成并不加以详细分析,只给出一个“飞”的意象,让你自己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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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种重视直观神悟的传统,是不是影响了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

吴承学:直观神悟并不是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全部,中国文学批评也有相当系统性的理论。宋代以后,对文学作品语言形式的分析,往往细致精密到令人惊叹的程度。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像《文心雕龙》《原诗》这些理论性、系统性较强的批评著作,在当时地位并不高。而一些看来缺乏体系、富于主观随感性的诗话、笔记、语录、序跋却大行其道,世代流传。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从中反映出古人在文化上的某种认同、选择和接受心理。禅宗有个著名比喻“寸铁杀人”:
宗杲论禅云:“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文公亦喜其说。(《鹤林玉露》)
一车兵器都不如寸铁,禅宗的直指心性就是“寸铁杀人”的简约功夫。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喜欢简约胜于庞博。同样,文学批评的接受者也是倾心于那些简练神妙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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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直观神悟会不会妨碍理性分析?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常采用直观神悟的方式,就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文学批评摈弃理性分析,全是主观的印象和非理性的直觉。其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绝不摈弃理性,只是理性分析往往消融在感性形式之中。

传统的文学批评实际上很注重批评理性,反对主观随意性。孟子就提出“知人论世”,主张了解创作主体本身及其所处的时代。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这样讲: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批评家应该具有“博观”的艺术修养和“平理若衡”的客观精神。对具体的鉴赏批评,刘勰提出“六观”,主张从局部的批评到整体的批评,其中当然离不开理性的分析。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把一种整体的体验和观照传达出来,唤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尽管惯用直观神悟的阐述方式,但仍然具备理性分析的基础,只是在表述中深藏不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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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具体说来,古代文学的风格批评,如何体现出理性分析?

吴承学:比如说,宋代严羽和吴景仙关于盛唐诗的风貌有不同评语,吴景仙用“雄深雅健”来形容盛唐诗的风貌,严羽对此颇为不满。他说:
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
把握盛唐诗的审美特征,为什么“雄浑悲壮”胜于“雄深雅健”呢?盛唐诗格力气魄俱佳,可以称为“雄健”,但是严羽认为用“雄浑”更为恰当。“雄浑”包含了“雄健”的因素,又有“虚浑”的一面。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雄浑》所谓“返虚入浑,积健为雄”。严羽认为盛唐诗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严羽认为宋诗虽笔力强健却刚气毕露,缺乏含蓄。单纯说“雄健”,只把握了一半风貌,而且也容易混淆盛唐诗和宋诗的主要差异。严羽和吴景仙的不同只在用“健”还是用“浑”这一字之差,但严羽认为“毫厘之差,不可不辨”,甚至说“只此一字,便见吾叔脚根未点地处也”。

再举个例子吧。崔颢《登黄鹤楼》前四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方回认为这几句“不拘对偶,气势雄大”。冯舒、冯班却说“气势阔宕”。究竟“雄大”好还是“阔宕”好?纪昀认为“阔宕”是“确评”,尤其赞赏“宕”字下得好。许印芳解释说:“雄者貌也,大者形也。以此学古人即成伪体。冯氏求之神意,评为阔宕。阔者意也,宕者神也……以此学古人,方是真诗。”

古代文学批评惯用形象化的表述,看起来好像是不经思辨的直觉把握,其实批评家所描述的形象能否准确表现出作品的本质特征,与批评家的理性分析有直接关系。

*本文原发表于《儒风大家》第三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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