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18-04-12 Wed 1:31 am
高教反思：
策略想象还是政策辩论？
作者／傅向红 2012年04月17日
【夜间飞行/傅向红专栏】废除高等教育基金（PTPTN）建议提出至今，倡议者仍然没有说清楚，“废除”是指免除过去已经借贷出去的高教贷款，还是未来全然废除高等教育基金机制，抑或两者皆是。
免除贷款和废除高教基金其实意义和影响层面大不同，诚如部分论者所言，当中牵涉的恐怕不仅仅是国家财政能否负担而已，还涉及制度公平性、教育资源再分配等问题，以及少有人谈及的教育品质和效率管理问题。
高教基金于1997年创立，一开始只贷款给国立大学学生，差不多在六年前逐步开放给私立高教的学生申请。过去二十年来私立高教产业发展除了跟九零年代中产阶级人口增加有关，亦跟高教基金开放私专学生申请关系密切，有些私立大学的生存甚至随著高教基金的膨缩而起落【注一】。
若进一步扣紧其他政经脉络来看，私立高教产业和高教基金可以说帮助国阵政府缓和了国立大学族际名额分配的争议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需求提升的结构性压力。虽然国立大学入学资格不透明及名额分配不公的议题尚未解除，但至少私立大专提供了更多的升学管道。
鼓励和竞争：非单纯撒钱机制
经过近二十年的演变，现有的国家高教制度已经变成公、私混合制，虽不乏优点，但也存在几个问题深为人诟病。一者，贷款催收机制不足，该基金目前累计发出的贷款为马币436亿元（累积借款人为195万人），且最大的举债对象为公积金局【注二】，后者的经营攸关国家未来老年人口的福利。二者，私立高教收费比国立大学高出4到10倍不等，使得高教基金“受惠者”同时成了负债者。截至2011年12月共有越88万人欠贷款【注三】，造就了负债的年轻一代。三者，私立大专教育品质参差不齐，不论是图书馆藏书、硬体设备、师资或者是师生比例等，整体而言可以说相当不理想。
第三个问题牵涉到私立高教品质、效率管理问题，跟高等教育基金存废没有直接的关系，容后再论。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催收高教贷款其实是技术问题，只要有适当的行政安排，不是大问题。过去曾经有人提出让高教基金借款人户口跟公积金或社险（SOCSO）户口结合，每个月固定从薪水扣除，并由雇主定期转缴，其实都是很好的建议【注四】。
然而一旦催收机制失灵，则不仅仅是国家财政亏损的问题而已，其中衍生的还有高教基金永续经营、机会成本以及制度公平原则（比如现有公积金户口持有人的福利和权益）等问题。
现有的高教基金制度让有收入的人口，即有能力缴交公积金的人口，负担没有收入的人口的教育费用，其实某种程度上实践了“强者扶弱”的概念，是不错的制度设计。除此之外，目前亦有机制允许成绩优秀者豁免偿还贷款【注五】，当中不乏赏罚和鼓励竞争的作用，不至于让高教基金沦为撒钱的机器。
也许我们该提问的是，没有还钱的贷款人【注六】，是基于什么理由不还钱呢？这可能出于无数个理由，但这里只谈两类：一、可能基于前述所言第二个问题，即负债压力；二、自诩信奉“免费高等教育”信念，坚持“不还钱有理”。
普遍的经济压力而非个案
不管是出于实际的压力，还是出于“免费高等教育”的信念，背后牵涉的不外乎是大学乃是创造知识劳力的重要机制，为国家累计“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我们不难想象，整体国家的人力资本素质及个别大学毕业生阶级攀升（upward mobility）的能力不仅跟大学教育相关，同时也跟大学毕业后个人的就业、自我学习息息相关。
大学毕业生如果要自我提升，那么他的个人收入，就不仅仅是满足衣食住行这四个基本需要而已，购书、上网和维持社交生活都是自我提升的必备品或手段。偿还债务很明显的会排挤、压缩大学毕业生的个人资源分配，满足了衣食住行后，恐怕剩下的钱不够定期购书、付网路费、社交等等【注七】。个体的资源挤压，若人数庞大，不仅仅会影响一整个世代的文化、知识水平，甚至影响国家的劳力素质，而这似乎跟我们追求产业升级、迈向知识社会和先进国、促进人力资本素质是逆反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毕业生负债的问题，不可谓不严重，免除高教欠款和免费高等教育的出场，看起来似乎可以缓解个体的资源压力。然而这是减除大学生压力的唯一可行政策吗？就马来西亚的现有条件而言，此举会不会排挤其他领域所需要的资源，比如同样极需要改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公立医疗体系、扩大国家托育服务、老年照护服务等等？细看所谓的负债压力，除了“高教贷款”这个项目以外，一般人不也是跟大学生一样得承担同样的经济压力吗？
所谓的债务、经济压力毋宁说是普遍的，而不是少数群体的特殊压力。它反映的是国家公共服务规划不当、普遍的市场经济发展限制、缺乏最低薪资保障等结构性问题。原本可由国家妥当规划、承担的成本，转嫁到了每一个马来西亚公民身上。因此，当整体经济优异、充分就业和最低薪资获得保障时，这些普遍的压力就会相应地解除。当经济低迷、失业率提升时，不管是大学生还是非大学生，即使没有高教贷款要还，也有其他生活费和其他贷款要缴付。
就此而言，妥善的市场经济发展、充分就业、最低薪金保障、开放国立大学图书馆或设立更多优质的社区图书馆（这可以让书本流通，让许多民众省下买书费）、提供低廉或免费的wifi服务（这可以省下上网费）、改善公共交通（这就不用背负车贷）等政策，难道不也可以跟废除高教基金欠款和提供免费高等教育一样有效缓和大学生的债务压力？而且，前者不仅仅让大学生受惠，就连没上大学或上不起大学的民众也同样可以受惠，人力资本提升的受惠范围因此更为全面和广泛。
制度改革环环相扣
行笔至此，我认为主张废除高教基金欠款和提供免费高等教育的人士必须回应，为什么免费高等教育比其他政策更具有优先性、或更可以解除结构性压力？
部分人士重复强调，免费高等教育不能仅仅从国家财政角度来看而已，然而吊诡的是，他们同时候偏爱围绕在国家财务问题打转，比如从A部门挪钱到B部门、从这里节省开销用在那里、严格把关国立大学善用资源云云。不同领域政策之间的优先顺序该有何拿捏原则，似乎不是他们的关注点。
再者，如果国家财政户口挪动、节源以及监督国立大学资源可以改善问题，那为什么不是从这些行政问题去着手改革，而是翻转原有的高教制度呢？
换句话说，该考虑的不仅是资源重新调配，而是任何政策改革均涉及国家能力与改革成本之问题（拙劣的改革会衍生另一种腐败与浪费！）。因此，实施免费高等教育会产生制度之间相互牵引的效应，环环相扣。免费高等教育不只是考虑某个年度的财政支出是否足够，同时也要思考制度如何永续的问题，不然纯粹是论者的主观策略想象。
大凡成功的制度改革都有妥善的规划，明定实施议程的优先顺序。最糟糕的改革就是说不出何者为要，优先顺序不明，而从政治者为了尽数讨好最多人，往往就开出最冗长的改革议程。
简言之，提倡废除高教基金欠款和免费高等教育者必须回答两个简单的问题：一、在众多政经文教议题中，何以其是眼下最优先的改革议程？二、在高等教育改革议题中，何以其是目前最优先的改革议程？（关于高教改革见下节分析）
回答这两个问题关键不在于说明其在价值上是可欲的（每个人都有不同价值排序，或者某些人念兹在兹的：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必须论证其在实际的政经结构之可行性、优先顺序之理由及实际所产生的效应（这才叫政策辩论！）。
凌驾高教改革议题？
现有的国立大学制度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免费高教，若可以设立机制严格把关其获得庞大政府拨款之用途、使用效率，这些省下来的经费其实可以用来增加招生名额【注八】，这就是在扩大免费高等教育的机会。表现好的大学甚至可以考虑逐年增加预算（当然，这不免要跟其他领域的预算竞争），持续扩大收生。
免费高等教育或许是值得追求的理想，因为高教普及化不仅攸关个体的福祉，也涉及了整体国家人力素质和公民文化水平的提升。然而，如果没有正视现存国立大学入学制度的公平性、免费高教对国家财政资源排挤问题、现阶段国家税收条件、人口结构及其变动、以及对其他政策可能性有更充分的研讨前，就贸然主张废除高教贷款欠款者的债务，恐怕很难说服民众。再者，主张免费高等教育并没有明说实施范围（维持还是扩大入学率？）、入学门槛（维持、废除还是重设新机制？）等，难以评估政策之性质与影响。
高教基金制度并不完美，但尚算一套可行的教育资源分配制度，且不乏赏罚、竞争的机制。催收贷款机制为技术问题，不难解决。比较务实的做法，应该是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研讨可以改善、改革高教的具体策略，特别是教育品质的提升和改善、科系规划【注九】、私立大学学费价格的调控机制、开放民间自办非营利大学等，并拟定长期计划，跟国家经济发展、市场就业、税收制度密切配合，才有可能逐步改善高教、提升品质以及扩大普及率。
高教改革不仅仅是经费是否充足而已，还牵涉到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教育品质、管理效率等问题。经费投入固然重要，但若没有相应的效率、品管、公平机制，难有合理的产出。经费的分配，毋宁说是高教改革的其中一个议题而已。如果倒过来让免费高等教育成为高教改革的唯一议题，恐怕会模糊掉既存的国家公共服务规划不足、市场经济调控、充分就业、最低薪资等结构问题以及有关教育公平性、效率和品质等议题。
最后，高教品质的高低其实涉及高教资源的管理效率，值得更多关注、讨论，但却是经常被忽略的一环。
以下附录表一显示，马来西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和政府教育支出的百分比都比中国高，但“每百万人口的研究人员比例”却比中国低。
有很多人喜欢将马来西亚高教制度跟新加坡做比较，其实两国的人口结构压力、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等条件相去甚远。跟马来西亚条件比较接近的其实是韩国，该国的政府教育支出百分比低于马来西亚，但其“每百万人口研究人员比例”远比马来西亚高【注十】。
就数个亚洲国家/地区的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数据来看，马来西亚的数据比中国、日本、韩国、香港、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泰国、印尼都来得高，但是若按“每百万人口研究人员比例”来看，马来西亚比中国、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来得低，当中缘由值得我们反思是否涉及教育机制的效率问题，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注释：
一．见李健聪文章《高教贷款沦财政无底洞，苦了学生也伤了教育》，该文谈及了Masterskill医学院“存亡”问题。
二．见注一李健聪文章的分析，也见陈慧思的报导“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高教贷款能拖则拖 ”。
三．见《南洋商报》 2012年4月11日报导“占考获一级学士学位者75％ 8818华裔生免还贷学金”。
四．笔者无法确定这项建议最后是否被采纳。
五．同注三。累积共有11764人豁免偿还贷款，其中华裔占8818人（即75%）、马来裔2347人、印裔456人、沙巴土著50人、砂拉越34人，其他种族59人。
六．同注三。截至去年12月，共有74万2924人或83%贷款人还钱，偿还数额近30亿元，较之前改善了许多。
七．一般来说，刚毕业的大学生收入大概是2000-2500元，每个月要偿还高教贷款从150到400元不等（视贷款额和偿还年限而定）、车资（或者车贷）大概150-400元、房租400-500元、用餐450-800元，高教贷款加上这三项基本需求加起来已经接近1250到2100元，若再加上社交、购书、上网费、电话费等，恐怕入不敷出。
八．Wilkinson, Roy, and Ishak Yussof. 2005 &Public and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provision in Malay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Higher Education, vol. 50 : 361-386. 也做类似建议。
九．见Free Malaysia Today报导“Too many nurses chasing too few jobs”，社会主义党多次呼吁大家关注数千名护理系毕业生失业的问题，有可能是反映科系规划与就业市场脱节。不过，科系规划如何配合国家发展，不一定是限于狭义的“市场经济发展”，发展的目标也可以涵盖人文发展。
十．部分相关讨论见拙作《论大学学术评鉴商品化》 及《论大学全球排名的争议》。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_v2.php?n=24060
策略想象还是政策辩论？
作者／傅向红 2012年04月17日
【夜间飞行/傅向红专栏】废除高等教育基金（PTPTN）建议提出至今，倡议者仍然没有说清楚，“废除”是指免除过去已经借贷出去的高教贷款，还是未来全然废除高等教育基金机制，抑或两者皆是。
免除贷款和废除高教基金其实意义和影响层面大不同，诚如部分论者所言，当中牵涉的恐怕不仅仅是国家财政能否负担而已，还涉及制度公平性、教育资源再分配等问题，以及少有人谈及的教育品质和效率管理问题。
高教基金于1997年创立，一开始只贷款给国立大学学生，差不多在六年前逐步开放给私立高教的学生申请。过去二十年来私立高教产业发展除了跟九零年代中产阶级人口增加有关，亦跟高教基金开放私专学生申请关系密切，有些私立大学的生存甚至随著高教基金的膨缩而起落【注一】。
若进一步扣紧其他政经脉络来看，私立高教产业和高教基金可以说帮助国阵政府缓和了国立大学族际名额分配的争议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需求提升的结构性压力。虽然国立大学入学资格不透明及名额分配不公的议题尚未解除，但至少私立大专提供了更多的升学管道。
鼓励和竞争：非单纯撒钱机制
经过近二十年的演变，现有的国家高教制度已经变成公、私混合制，虽不乏优点，但也存在几个问题深为人诟病。一者，贷款催收机制不足，该基金目前累计发出的贷款为马币436亿元（累积借款人为195万人），且最大的举债对象为公积金局【注二】，后者的经营攸关国家未来老年人口的福利。二者，私立高教收费比国立大学高出4到10倍不等，使得高教基金“受惠者”同时成了负债者。截至2011年12月共有越88万人欠贷款【注三】，造就了负债的年轻一代。三者，私立大专教育品质参差不齐，不论是图书馆藏书、硬体设备、师资或者是师生比例等，整体而言可以说相当不理想。
第三个问题牵涉到私立高教品质、效率管理问题，跟高等教育基金存废没有直接的关系，容后再论。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催收高教贷款其实是技术问题，只要有适当的行政安排，不是大问题。过去曾经有人提出让高教基金借款人户口跟公积金或社险（SOCSO）户口结合，每个月固定从薪水扣除，并由雇主定期转缴，其实都是很好的建议【注四】。
然而一旦催收机制失灵，则不仅仅是国家财政亏损的问题而已，其中衍生的还有高教基金永续经营、机会成本以及制度公平原则（比如现有公积金户口持有人的福利和权益）等问题。
现有的高教基金制度让有收入的人口，即有能力缴交公积金的人口，负担没有收入的人口的教育费用，其实某种程度上实践了“强者扶弱”的概念，是不错的制度设计。除此之外，目前亦有机制允许成绩优秀者豁免偿还贷款【注五】，当中不乏赏罚和鼓励竞争的作用，不至于让高教基金沦为撒钱的机器。
也许我们该提问的是，没有还钱的贷款人【注六】，是基于什么理由不还钱呢？这可能出于无数个理由，但这里只谈两类：一、可能基于前述所言第二个问题，即负债压力；二、自诩信奉“免费高等教育”信念，坚持“不还钱有理”。
普遍的经济压力而非个案
不管是出于实际的压力，还是出于“免费高等教育”的信念，背后牵涉的不外乎是大学乃是创造知识劳力的重要机制，为国家累计“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我们不难想象，整体国家的人力资本素质及个别大学毕业生阶级攀升（upward mobility）的能力不仅跟大学教育相关，同时也跟大学毕业后个人的就业、自我学习息息相关。
大学毕业生如果要自我提升，那么他的个人收入，就不仅仅是满足衣食住行这四个基本需要而已，购书、上网和维持社交生活都是自我提升的必备品或手段。偿还债务很明显的会排挤、压缩大学毕业生的个人资源分配，满足了衣食住行后，恐怕剩下的钱不够定期购书、付网路费、社交等等【注七】。个体的资源挤压，若人数庞大，不仅仅会影响一整个世代的文化、知识水平，甚至影响国家的劳力素质，而这似乎跟我们追求产业升级、迈向知识社会和先进国、促进人力资本素质是逆反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毕业生负债的问题，不可谓不严重，免除高教欠款和免费高等教育的出场，看起来似乎可以缓解个体的资源压力。然而这是减除大学生压力的唯一可行政策吗？就马来西亚的现有条件而言，此举会不会排挤其他领域所需要的资源，比如同样极需要改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公立医疗体系、扩大国家托育服务、老年照护服务等等？细看所谓的负债压力，除了“高教贷款”这个项目以外，一般人不也是跟大学生一样得承担同样的经济压力吗？
所谓的债务、经济压力毋宁说是普遍的，而不是少数群体的特殊压力。它反映的是国家公共服务规划不当、普遍的市场经济发展限制、缺乏最低薪资保障等结构性问题。原本可由国家妥当规划、承担的成本，转嫁到了每一个马来西亚公民身上。因此，当整体经济优异、充分就业和最低薪资获得保障时，这些普遍的压力就会相应地解除。当经济低迷、失业率提升时，不管是大学生还是非大学生，即使没有高教贷款要还，也有其他生活费和其他贷款要缴付。
就此而言，妥善的市场经济发展、充分就业、最低薪金保障、开放国立大学图书馆或设立更多优质的社区图书馆（这可以让书本流通，让许多民众省下买书费）、提供低廉或免费的wifi服务（这可以省下上网费）、改善公共交通（这就不用背负车贷）等政策，难道不也可以跟废除高教基金欠款和提供免费高等教育一样有效缓和大学生的债务压力？而且，前者不仅仅让大学生受惠，就连没上大学或上不起大学的民众也同样可以受惠，人力资本提升的受惠范围因此更为全面和广泛。
制度改革环环相扣
行笔至此，我认为主张废除高教基金欠款和提供免费高等教育的人士必须回应，为什么免费高等教育比其他政策更具有优先性、或更可以解除结构性压力？
部分人士重复强调，免费高等教育不能仅仅从国家财政角度来看而已，然而吊诡的是，他们同时候偏爱围绕在国家财务问题打转，比如从A部门挪钱到B部门、从这里节省开销用在那里、严格把关国立大学善用资源云云。不同领域政策之间的优先顺序该有何拿捏原则，似乎不是他们的关注点。
再者，如果国家财政户口挪动、节源以及监督国立大学资源可以改善问题，那为什么不是从这些行政问题去着手改革，而是翻转原有的高教制度呢？
换句话说，该考虑的不仅是资源重新调配，而是任何政策改革均涉及国家能力与改革成本之问题（拙劣的改革会衍生另一种腐败与浪费！）。因此，实施免费高等教育会产生制度之间相互牵引的效应，环环相扣。免费高等教育不只是考虑某个年度的财政支出是否足够，同时也要思考制度如何永续的问题，不然纯粹是论者的主观策略想象。
大凡成功的制度改革都有妥善的规划，明定实施议程的优先顺序。最糟糕的改革就是说不出何者为要，优先顺序不明，而从政治者为了尽数讨好最多人，往往就开出最冗长的改革议程。
简言之，提倡废除高教基金欠款和免费高等教育者必须回答两个简单的问题：一、在众多政经文教议题中，何以其是眼下最优先的改革议程？二、在高等教育改革议题中，何以其是目前最优先的改革议程？（关于高教改革见下节分析）
回答这两个问题关键不在于说明其在价值上是可欲的（每个人都有不同价值排序，或者某些人念兹在兹的：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必须论证其在实际的政经结构之可行性、优先顺序之理由及实际所产生的效应（这才叫政策辩论！）。
凌驾高教改革议题？
现有的国立大学制度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免费高教，若可以设立机制严格把关其获得庞大政府拨款之用途、使用效率，这些省下来的经费其实可以用来增加招生名额【注八】，这就是在扩大免费高等教育的机会。表现好的大学甚至可以考虑逐年增加预算（当然，这不免要跟其他领域的预算竞争），持续扩大收生。
免费高等教育或许是值得追求的理想，因为高教普及化不仅攸关个体的福祉，也涉及了整体国家人力素质和公民文化水平的提升。然而，如果没有正视现存国立大学入学制度的公平性、免费高教对国家财政资源排挤问题、现阶段国家税收条件、人口结构及其变动、以及对其他政策可能性有更充分的研讨前，就贸然主张废除高教贷款欠款者的债务，恐怕很难说服民众。再者，主张免费高等教育并没有明说实施范围（维持还是扩大入学率？）、入学门槛（维持、废除还是重设新机制？）等，难以评估政策之性质与影响。
高教基金制度并不完美，但尚算一套可行的教育资源分配制度，且不乏赏罚、竞争的机制。催收贷款机制为技术问题，不难解决。比较务实的做法，应该是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研讨可以改善、改革高教的具体策略，特别是教育品质的提升和改善、科系规划【注九】、私立大学学费价格的调控机制、开放民间自办非营利大学等，并拟定长期计划，跟国家经济发展、市场就业、税收制度密切配合，才有可能逐步改善高教、提升品质以及扩大普及率。
高教改革不仅仅是经费是否充足而已，还牵涉到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教育品质、管理效率等问题。经费投入固然重要，但若没有相应的效率、品管、公平机制，难有合理的产出。经费的分配，毋宁说是高教改革的其中一个议题而已。如果倒过来让免费高等教育成为高教改革的唯一议题，恐怕会模糊掉既存的国家公共服务规划不足、市场经济调控、充分就业、最低薪资等结构问题以及有关教育公平性、效率和品质等议题。
最后，高教品质的高低其实涉及高教资源的管理效率，值得更多关注、讨论，但却是经常被忽略的一环。
以下附录表一显示，马来西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和政府教育支出的百分比都比中国高，但“每百万人口的研究人员比例”却比中国低。
有很多人喜欢将马来西亚高教制度跟新加坡做比较，其实两国的人口结构压力、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等条件相去甚远。跟马来西亚条件比较接近的其实是韩国，该国的政府教育支出百分比低于马来西亚，但其“每百万人口研究人员比例”远比马来西亚高【注十】。
就数个亚洲国家/地区的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的数据来看，马来西亚的数据比中国、日本、韩国、香港、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泰国、印尼都来得高，但是若按“每百万人口研究人员比例”来看，马来西亚比中国、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来得低，当中缘由值得我们反思是否涉及教育机制的效率问题，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注释：
一．见李健聪文章《高教贷款沦财政无底洞，苦了学生也伤了教育》，该文谈及了Masterskill医学院“存亡”问题。
二．见注一李健聪文章的分析，也见陈慧思的报导“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高教贷款能拖则拖 ”。
三．见《南洋商报》 2012年4月11日报导“占考获一级学士学位者75％ 8818华裔生免还贷学金”。
四．笔者无法确定这项建议最后是否被采纳。
五．同注三。累积共有11764人豁免偿还贷款，其中华裔占8818人（即75%）、马来裔2347人、印裔456人、沙巴土著50人、砂拉越34人，其他种族59人。
六．同注三。截至去年12月，共有74万2924人或83%贷款人还钱，偿还数额近30亿元，较之前改善了许多。
七．一般来说，刚毕业的大学生收入大概是2000-2500元，每个月要偿还高教贷款从150到400元不等（视贷款额和偿还年限而定）、车资（或者车贷）大概150-400元、房租400-500元、用餐450-800元，高教贷款加上这三项基本需求加起来已经接近1250到2100元，若再加上社交、购书、上网费、电话费等，恐怕入不敷出。
八．Wilkinson, Roy, and Ishak Yussof. 2005 &Public and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provision in Malay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Higher Education, vol. 50 : 361-386. 也做类似建议。
九．见Free Malaysia Today报导“Too many nurses chasing too few jobs”，社会主义党多次呼吁大家关注数千名护理系毕业生失业的问题，有可能是反映科系规划与就业市场脱节。不过，科系规划如何配合国家发展，不一定是限于狭义的“市场经济发展”，发展的目标也可以涵盖人文发展。
十．部分相关讨论见拙作《论大学学术评鉴商品化》 及《论大学全球排名的争议》。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_v2.php?n=24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