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指點天下 - 王永平

《簡繁兩體 一國兩制》

(2012年04月16日) 來源：am730
http://www.am730.com.hk/article.php?article=99747

最近曾有名店只提供英文和中文簡體字的餐牌惹起爭議，有人認為此舉看輕港人，亦有人覺得用哪款中文字體屬自由選擇，不應干預。後來名店從善如流，改用繁體字。但這看來是茶杯裡的小風波其實有深層的政治含意。
香港回歸祖國，中央承諾一國兩制、香港高度自治。基本法第五條列明香港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生活方式」一詞的定義非常寬鬆，所以香港一直沒用簡體字肯定是港人在基本法下獲得保障的權利之一。
我是香港回歸後第一任教育統籌局長，同年往訪內地。主管教育的官員問香港的學生是否懂得看簡體字。我說政府有計劃從小學開始讓學生認識簡體字，但香港會繼續用繁體字為正式官方語言。這位真摯有禮的內地教育官員連忙澄清，他無意建議香港用簡體字，只是香港人懂得看簡體字，將來與內地人交往便方便得多了。
2006年，我擔任工商及科技局長，國際電訊聯盟(ITU)在香港舉辦「世界電訊展」。我發覺宣傳海報只是英文和中文簡體字並列，沒有繁體字。我得到的回應是因為主辦國是中國(香港不是獨立的ITU成員)，所以簡體字便成為官方語言。為了凸顯一國兩制，我要求有關部門在一些當眼或接近會場的地方，增加一些用繁體字的海報。這件事低調處理，沒有引起任何議論。(上述兩個有關繁體字的故事收錄在我撰寫的《平心直說》一書)
香港保留使用繁體字，體現一國兩制。另一個中國地方、台灣也是用繁體字。還有，讀者可否留意，溫總理在梁振英委任狀上的簽名，寫的是「溫家寶」而不是「溫家宝」？

吳志森﹕《簡體字與賣港賊》

明報 – 2012年4月10日星期二上午5:21

來源：雅虎香港新聞
http://hk.news.yahoo.com/%E5%90%B3%E5%B ... 09969.html

【明報專訊】19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電視台工作，常到台灣採訪，剛開放報禁黨禁，民進黨也成立不久，本土意識高漲，街頭抗爭，幾乎每天發生。

那天，採訪隊在內政部附近的街頭，拍攝示威，抗議當局將異議者納入黑名單。我訪問一位示威者，當然是用國語，剛開口，被訪者登時暴怒，用台灣話破口大罵，大概的意思是，你不講台灣話，就是不愛本土，不愛台灣。來不及解釋我是香港記者，這位仁兄就拂袖而去。

民進黨的競選集會，幾乎清一色都是台灣話，絕少聽到國語，聽不懂，唯有請我們在當地的司機翻譯。司機是本省人，譯了幾句，似有難言之隱，突然住口。後來解釋：在民進黨集會，講國語會惹來麻煩，我這個外來記者唯有小心翼翼。

民進黨講國語不再是禁忌

當年，反對黨最流行的，是動輒指摘別人「賣台」，在族群政治的操弄下，一般民眾，以用什麼語言來界定「愛台」或「賣台」最簡單標準，將外省台灣人稱為「中國豬」，高叫「中國豬滾回大陸去！」曾經有一段時間，台獨基本教義派，視中國文字是外來文化，是外來政權壓迫台灣人的象徵，主張棄而不用，研究用拉丁拼音的台灣話來取代中文，最後當然不了了之。

俱往矣，台灣狂熱的本土意識，像出麻疹發高燒一樣，隨着民主化和政黨輪替而退潮。講國語在民進黨的集會再不是禁忌，為了吸引中間選民，民進黨也早已轉型，溫柔婉約的小英，用國語講出敗選宣言：「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氣。你可以悲傷，但是不要放棄……」引發了多少支持者的淚水。

說了這麼多台灣，其實我想討論的是香港最近發生的簡體字餐牌風波。曾志豪寫〈簡體字有罪〉，在網上被圍剿，甚至有人招呼他做「賣港賊」「人民公敵」「返回大陸」。這種上綱上線的語言暴力，令我無法不想起十多二十年前親歷的台灣基本教義的政治狂熱。

反對中港兩地盲目融合

餐牌只用簡體中文，是否歧視港人？在公共領域出現愈來愈多的「共產中文」，會否摧毁本地文化？是否等同「投共」？我們都可以討論，可以抗議，甚至可以破口大罵。但如同早前「蝗蟲」論最熾烈的時候，與中國大陸沾上邊的任何事物都打為另類，甚至連鄉音未改都受到肆意的人身攻擊，我感到不安，認為已經過了火位，分分鐘殺錯良民，把追求民主自由核心價值的同路人推向對立面。中外歷史告訴我們，操弄族群政治的後果，最後只會引來非理性暴力的災難。

我反對中港兩地盲目融合，因為會摧毁香港的核心價值。 我認為香港要有積極正面的人口政策，而不是盲目排外。梁振英上台，威脅香港核心價值的危機陸續爆發。由簡體字餐牌推論到曾志豪是「賣港賊」，把大量精力虛耗掉，顯然是對錯了焦點。

羅健熙﹕《繁簡爭議與公民社會》

明報 – 2012年4月14日星期六上午5:15

來源：雅虎香港新聞
http://hk.news.yahoo.com/%E7%BE%85%E5%8 ... 37693.html

【明報專訊】簡體字對不少香港人來說，也許是當年公開考試為加快答題速度而苦練的一門功夫，又或是為了閱讀內地版平價書籍而學習的一種技術。即使曾有過「聯合國要廢除繁體字」的傳言（最後原來是一場誤會，聯合國其實一直都只用簡體而沒有使用繁體），我們都沒有認真討論過如何能捍衛繁體字不被簡體字侵蝕。近日的「繁簡爭議」是異數。

這次「繁簡爭議」起源於agnè b的將軍澳新店，在餐牌只寫簡體中文及英語引起不滿和示威，及後立即更改以息民憤。是次爭議，表面的分歧在於應否到餐廳抗議？為何不到只提供法文意大利文餐牌的餐廳抗議？餐廳使用簡體字餐牌是否屬於其必須被保障的自由等？但更深層次的根源，則仍是之前D&G事件般的問題──「中港矛盾」。

在我看來，餐廳棄繁體而用簡體，有點像人說話不肯好好說，總要邊說邊問候人家母親；他有這樣表達的自由，而別人也有抗議和要求他「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自由。沒有人侵害了誰人的自由，更多是彼此尊重的問題。但我亦同意，在運用抗議權利時，我們要極度小心以免落入「多數人的暴政」的危險之中。我不認為事件已去到如此程度，但這提醒也很值得我們時時放在心上。

「大中華想像」與「香港本位」

每當討論到中港矛盾，總有一種論調認為，抱着「影響內地」思想的人是天真和加速香港被同化。我自問亦是懷有「大中華想像」的一員，認為香港除了自理，亦要發揮對內地的各種影響力，嘗試令內地跟上文明社會的步伐；我也一直希望，香港除了是內地經商的窗口，也是把普世價值如民主、人權、法治等輸進內地的轉口港。

我始終認為，「大中華想像」與「香港本位」沒有衝突。我們要固守香港特色，要堅持使用繁體字和廣東話，但同時亦知道簡體字與普通話在推動中國走向文明社會的工具性──就如近年六四燭光晚會加入了普通話傳譯，法輪功街頭展覽很多都是簡體字與普通話材料。我擔心內地來港的大學生會「染紅」學生會（實際上「染紅」學生會的卻多數是本地學生），但我同時亦希望他們能在香港感染自由的氣息、人權法治的保障，將來可以在內地將這些價值宣揚開去。

怎說也好，不管香港是否要把普世價值輸進內地，我們也必須先確保香港的核心價值、普世價值屹立不倒。梁振英上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已響起警號；香港現時比內地優勝的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法治觀念等，也可預見在他治下會逐步收緊。公民社會本可肩負起監察政府、堅守核心價值的角色，但「繁簡爭議」已發展到互相挖苦、互不信任的地步，公民社會瀕臨撕裂。何苦要在對手打擊之前自我消磨？未來要一起抵抗「西環治港」的路還很長呢。

陶傑：《「包容」騙局 》

Thursday, May 10, 2012 來源：香港雜評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2/05/ ... _2586.html


【壹週刊】簡體字招牌餐牌風波、特首辦新政治助理的政治背景問題，引起一小場風暴，有人以「包容」一詞，當做麻將牌上的百搭，覺得大驚小怪，小題大做。「包容」一出，其他異議者，不但自動成為「極右翼」、「納粹分子」，還是心胸狹窄的罪人。

這種西方末流左派的伎倆，在香港和遠東無知淺薄的社會，對於讀書不多、學藝未精的小朋友，可能會帶來一點迷惑。

所謂「包容」（Tolerance），本來純粹是歐洲的文化觀念。西方兩千年的歷史，最先是古羅馬帝國在耶穌升天之後，迫害基督徒，然後中世紀神權獨大，教宗隻手遮天，又形成對歌伯尼和加利略等天文學家的迫害。在西方歷史上，一段時期，知識沒有進步，思想停滯閉塞，終於十八世紀思想家伏爾泰針對天主教會的專權，與盧梭、孟德斯鳩一伙掀起思想啟蒙運動，為那時處於社會邊緣的基督徒請命，從此「寬容」一詞，成為西方二百年人文思想的主流。

伏爾泰主張寬容，雖然他自己也是無神論者，但伏爾泰對上帝之存亡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只是哲學家，他看到當時的法國，如果神學包攬所有的思想，則與神學無關的哲學理論，如邏輯、形而上學，也得不到發表和研究的機會，伏爾泰主張寬容，其名言「我雖然不贊同你的觀點」，在遠東被許多文人濫引用了幾十年，早已成為濫調。

「寬容」的觀念始於法國，大革命前，法國財政大臣堵哥（Turgot），也已經寫信給法國路易十六，叫國王留意天主教會對新教徒的壓迫。路易十六沒有聽，只是埋頭打獵和玩他的開鎖遊戲。沒幾年，大革命爆發，革命黨摧毀的第一對象，就是教堂。這就是對神權的報復。


「寬容」是西方的理論，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秦始皇焚書坑儒，董仲舒儒學獨大，中國兩千年來都是皇帝獨尊，「寬容」對於中國人是完全陌生的另一種文化基因。中國知識分子留學一百多年，偏重理工和商科，文史哲不發達。雞肚小腸，一切都誅心論罪，沒有辦法講道理，一論所謂「包容」，一知半解，邏輯和認識會半桶水，是很正常的。


對於異類文化，該不該「包容」？今天的英國和法國政府，都知道吃了大虧。二十年來，歐洲的移民政策，對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族裔幾乎中門大開。在倫敦巴黎，女人上街要黑罩蒙臉，你叫她尊重市容，過海關時透明一點，否則如何執法，她大罵你不尊重她的習俗。但是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卻不准歐美白人在阿拉伯開教堂。首相金馬倫和總統薩爾科齊一覺醒來，發現拉登的恐怖外圍分子兵臨城下，這才醒覺原來包容是一種「雙邊關係」，與外交、貿易、航權一樣，除非對等，你包容我，我才包容你，否則必定帶來戰爭。


今天口口聲聲聲討英美、歐洲對異族不夠「包容」的人，他們自己又包容了幾多？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記者講話，呼籲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成立聯合政府，准許反對黨。口口聲聲包容，一度令美國人以為毛澤東是伏爾泰的信徒和華盛頓的學生。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奪政，不但槍斃國民黨人、地主，對任何民主黨派知識分子提出的異議，一場反右加一場文革，全部打壓乾淨，又何來的「包容」？

今天的非耶教文化勢力，策略也是一樣。當瑞士和奧地利為清真寺的建築定一個上限，這些人就呱呱大叫，說是種族歧視。但倒過來，無論是利雅德和德黑蘭，一座教堂也不准開。當他們在歐洲三妻四妾，他們高叫包容，說要尊重他們少數族裔文化，但當白人在阿拉伯喝兩杯啤酒，他們卻拒絕包容，要綁到廣場上公開鞭打。


世上那有這等搵老襯的買賣？但這個世界蠢人太多，包括一知半解的偽知識分子。香港一國兩制，兩制是對等的。當年鄧小平說：「一國兩制，就是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話講得清清楚楚。
但今天，中港要「融合」了。市場趨勢、商業潮流，本也無可厚非。歐美的 LV名牌，在尖沙咀廣東道，不就是和大陸自由行的現金融合了嗎？旺角尖沙咀通宵營業的麥當勞不就是讓中國人當做美國領事館一樣，摸上來免費留宿的嗎？地球一體化，融合是很自然的事。融合帶來包容，也不是問題。

但融合和包容，一定要雙邊。大陸人來到香港，看不懂正體字？香港人的文化水準更差，去到大陸，也看不懂簡體字。將軍澳的 agnès b.和便利店，如果出示正簡兩體並行的餐牌和告示，那麼請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的官員，平時少飲兩杯紅酒，少到駐在的城市，找心水食肆，做一兩件正經事，代表文化水準低的香港人，與有香港人聚居的城市當局交涉，請那邊的火車站、機場、餐廳的菜單也用正體字，或者正簡並行如何？如果對方拒絕，說「這是國策」，那麼香港又何嘗沒有《基本法》規定「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國策？如果香港特首辦起用非永久居民、前共青團員，認為「世上最美好的事物就是共產主義」的女知青沒有問題，那麼請這些文化人利用他們在大陸的關係，叫深圳廣州市政府也用幾個前香港民主黨的黨員做助理，管治一下廣東省，這才是真正的融合和包容，他們豈有這個能耐？

又或者香港應用簡體，因為大陸同胞看不懂正體，所以要遷就，那麼請這些「獨立思考」的文化人，去北京天津的牆上，用正體字寫上「結束一黨專政」，看看公安是看不懂呢，還是一轉眼就有幾個大漢閃出來拳腳交加把你揍一頓？

這點道理一點也不高深，只是常識。「薄穀開來」、「周潤髮」、「鹹豐皇帝」，香港的中學生，寫出殘體盛行的這等錯別字，教師是否應包容呢？集體愚蠢不必由英國人埋地雷，一知半解的炎黃子孫文化人自然會帶頭，香港之沉淪，笑死英國佬，不就是這回事？

廖咸浩：《那夜，我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

Wednesday, June 6, 2012 來源：香港雜評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2/06/ ... st_06.html

【明報專訊】編按：兩岸文化交流愈來愈繁密，在好些交流場合，都有人提到繁簡字課題，引發不同規模的爭議。本文作者廖咸浩，是台灣著名學者、作家，曾任台灣文化局長；他在一個徵文活動後的晚宴，與大陸學者交流時，出現了一段引人入勝的小插曲……

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導師曾半開玩笑的問中文寫起來快還是英文。同學們都還沒學過英文便都很好奇。導師說：當然是中文快。於是他舉了三個例，一是「一」字，二是「百」字，三是「千」字，和對應的英文字（one, hundred, thousand）一比，當然是中文快。同學們看完這些例子，都忍不住為了中文戰勝英文而拍手歡呼。等到上了初中才知道不是那麼回事。當然，今天我已是英文系教授，也有了些許語言學的知識，才又發現不論是語言的文化價值或實用意義，都不能只由書寫速度來判斷。但今天我要談的並不是中英文的議題，而是簡正體字的議題；也不是要談孰快孰慢的問題，而是要探問「書寫快慢」與中文學習難易的關係。

用簡體字學習具效率？

在某個兩岸評審各半的徵文決審場合，在我的主持下極有效率也極為和諧的完成工作。之後在主辦單位招待的晚餐席間，大陸某位評審有感而發曰：「如果兩岸的各種協商都能像我們這樣和諧，兩岸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眾人聽了也連連稱是。酒過幾巡後，不知不覺大家又談到了為了增進兩岸交流就不免會談到的簡正體字的問題。我因為忝有些許語言學知識，又曾有文化政策的經驗，而且在台北市文化局長任內，為了導正一般人對漢字（尤其是正體字）的偏見，並重新評價漢字在全球化時代的意義，還開辦了第一屆《漢字文化節》，因此不免對簡正體字在學習效率上的優劣有些話要說。這時候某位大陸評審表示自己對此也有些研究，便開始持反面立場力陳簡體字之正當性與優越性，包括許多常識性的論述，諸如，在漢字的歷史中，也不斷有簡化的企圖啦，國民黨也曾想要簡化漢字啦等等。當然，最重要的觀點（也是最常見的大陸觀點）便是，簡體字筆劃簡單寫起來快，大大提高了識字率。前此在報上還曾讀到有廈門某教授附和這個說法，公開宣稱因為大陸使用簡體字，所以識字率比台灣高云云。若要把大陸的識字率和台灣（或香港）比較，上述說法就必須受到檢驗了。大陸現在的識字率比民國時期高應是必然的，但如果國民黨繼續統治大陸，或大陸沒有改用簡體字，識字率會不會更高？才是值得問的問題（而且這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就此只要把大陸的識字率與台灣或香港（這兩個使用正體字的社會）的識字率一比較，答案立見分曉。

他們是不會改的

何以如此？並不全然是因為社會安定的成果，而是，寫起來快與學習容易，在任何語言都不是同一件事。就簡體字而言，兩者之間的連結更為脆弱。原因很簡單，漢字並不是大家想像的純粹「圖畫字」（pictogram）或「表意字」（ideogram），而多是形聲字（phonogram）。也就是說多數漢字可以經由「聲旁」來判斷讀音，所以我們學「鄧」「燈」「凳」這三個字時，第一，不是每次都學一個全新的字，而是學「部首」加上「登」這個聲旁。第二，不是死記筆劃，而是經由聲旁舉一可以反三，學會一個就等於學會三個，甚至更多（如瞪、蹬、鐙等）。中文常用字原先有八成以上的形聲字（非常用字比例更高），因此小孩才能常依「有邊讀邊，沒邊讀中間」的方式猜到新字的發音，從而快速學會新字。然而，簡化之後，常用字中的形聲字大量減少，已降到四成以下，於是，「邓」「灯」這類行書或來自方言的俗字就只好死記了，而且前二字與「凳」也毫無關係，無法相互燭照，舉一反三，達到加速學習的效果。

我在這位先生的宏論後舉了以上這個例子，但我也強調中國人使用漢字的方式向來都是「識正書簡」，亦即學習的對象是正體字，但私下書寫時則是草字、俗字、簡字樣樣都來。如此既能維持文化及歷史的傳承，書寫也能便捷。但傳統上中文使用者（包括我自己）都沒有特別學過簡體字，完全是在成長過程中一路撿來的（pick up），然而，所識簡字已足以閱讀大陸的書刊。因此，我認為大陸的文字政策可以適度調整，回到中國傳統上使用漢字的方式，就像台灣一樣。

話剛說完，這位先生突然說，臺灣的「臺」用簡字是不是寫起來更快呢？我愣了一下，才很審慎的回答，快慢不是我的重點呀？我要說的是「識正書簡」才是咱們……話未說完，突然聽他冒出一句「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告訴你，我們不會改的啦！」這個原本印證了兩岸可以和諧溝通的飯局沒想就到此為止了。我心中不免自責我的多話竟破壞了和諧，但話又說回來，我能吱吱喳喳的講個沒完，而不會輕易被和諧掉，是否又該稱幸呢？

作者簡介：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2003至2006年繼龍應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廖教授的研究範疇甚廣，包括：中西現代詩、文化政策、精神分析、紅學、台灣文學與電影等。在學院以外，廖老師是詩人和業餘結他歌手。著有散文集《迷蝶》、論述作品《美麗新世紀》、《愛與解構》等。

[文．廖咸浩 編輯．袁兆昌 電郵[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