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石刻文献的第二种形态是拓本。


▲晋周孝侯碑晚清拓本

研究石刻，我们当然也可以坐在家里看拓本，那样很方便，不必跑好远的路。今天坐上高铁，朝发夕至，就从南京到永州了，从前从南京到永州不容易，那我当然看一下拓本就行了。所以拓本有它的好处，就是方便。我可以拜托京华教授在永州给我弄一张拓本，给我寄过来就行了，就可以在家里面看了。但是如果万一某一个字恰好拓得不是很清楚，那我只好将就着看，我也可以猜，有可能猜对，也有可能猜错。这时候就必须到实地去考察、去核对。古代人替我们传下了很多拓本，有的拓本好，精拓，每个笔画都看得清楚。有的拓本就不行，本来就拓得模模糊糊的，费半天劲，还不能认出是什么字。有的它恰好那个字没拓出来，你正好研究到这个地方，需要认出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关键字正好对你的研究很重要，如果看不到这个字，就影响你对文章的了解，所以还必须到实地考察。

我拜读京华教授关于永州朝阳岩石刻研究的几篇文章，里面涉及到《全唐诗》《全宋诗》这两本大书。康熙时编撰《全唐诗》，延续了前人金石书的一些错误，因为前人的拓本不完整，提供的信息不准确。赵明诚和李清照编的《金石录》，里面也有一些错误的信息，不知道是赵明诚和李清照写书的时候就搞错了，还是刻本流传的过程中搞错了。京华教授一一纠正过来，补上缺漏的文字，因为他到实地考察，到现场看了，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石刻研究最好是能看到实物。但是，实地考察是有难度的，因为你要晓得永州的宝贝在哪儿，你才能看到，有时候即使守在本地，你也未必能看得到。实物本身固然好，但是我们要接触、使用、考察到实物的石刻，其实是要费很多的成本，时间的成本、金钱的成本，甚至是人情的成本。我今天托京华教授的福，看到了朝阳岩，很幸运。否则，朝阳岩正在维修，不开放，我是不可能进去的。

拓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发明。在过去没有相机的时代，人们是怎样想起这一招的？我觉得很高明。相机可以拍得很不错，但是有时候，如果石面风化得太多，不是很平整，拍照也不容易拍得清楚。然而，好的拓工弄出来的拓本，字就看得清清楚楚。拓本的好处，还在于它好流通，我们只要派一个拓工过去，就可以得到若干份，同样一块碑，可以拓十份、二十份、三十份。原始的石刻不能复制，你可以翻刻一块，但翻刻之后可能就变样了，而且翻刻的成本很高。拓本容易复制。

明代已经有金石家，身边专门带着拓工，出去访碑。明代关中的赵崡，就专门带着拓工去访碑，看到这个碑好，就叫拓工去拓。照说，拓本拓一份也就够了，但金石家有可能会要求拓工拓十份，可以互相交换，这样一下子就流通开来。从前的金石家出去访碑，或者派拓工搜集拓本，很多都是互相交换的。

到了清代，很多地方比如上海、北京、苏州的古玩店，都卖拓本，所以可以拓很多份，送去寄卖。晚清有一些拓工，专门受金石家的委托，到处去拓碑。金石家根据从前的金石志著录，了解到某个地方有什么碑，金石书里面都有金石目录，根据这个目录，派拓工去把这一带所有的碑都拓了。而且每一个碑不只拓一份，拓若干份回来，这样就流通开了。我们把拓本展开，拓得好的拓本，看起来真的是很方便，不必亲自跑到石刻面前，就能看到书法的样子了。好的拓本，多年以后还散发着墨的芬香。

拓本也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名碑现在已经很难弄到拓本。新出土的一些著名的石刻，像前几年西安出土了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家族的墓志，里面有韦应物给妻子写的墓志。韦应物书写的东西，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现在看到了，但一套拓本要一千两百块钱。我虽然做金石研究这么多年，其实收的拓本非常有限。

石刻本身完全是文物的状态。拓本是纸本，但是，它也有一点点文物的属性，尤其是名碑名拓。好的拓本，比如宋代的拓本，非常珍贵。明、清的拓本现在也很珍贵。

石刻文献的第三种形态是录文。


▲清刻本《隶释》《隶续》

小的碑石，小的拓本，打开来读都方便，但是大的碑，像《大唐中兴颂》这样大的拓本，摊开一大片，读起来还是不方便。所以，比拓本更方便的一种石刻文献形态，叫做录文。录文是把石刻里面的文字抄录下来，编成一本书。这就不是拓本了，这是书了。当年欧阳修因为地位高、朋友多，收集了很多拓本，他下班回家，展读拓本，喜欢了，就写上几笔题跋，发两句感慨，但是，他没有把石刻文字全文抄录下来。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时候，他们搜集拓本，写题跋，更加认真，还会去查书核对，比较两《唐书》和石刻的异同。但他们也不全文抄录石刻上的文字。到了南宋，洪适撰成《隶释》和《隶续》二书，专门搜集汉代的石刻，把汉代石刻上的文字全部都抄录下来。看得清楚的录，看不清楚的，如果只看到一个走之底，走之底上面是什么他不清楚，他也就空着。看到多少，就录多少，尊重原样，保持原貌。

洪适是第一个把零散的石刻文字收集成编的。不过，他只搜集汉代的石刻，其中也包括少数三国时候的石刻。他把各地所有的、汉代的各种隶书碑刻全部搜集到一起，把文字全抄下来。他那个时候能看到的很多石刻，我们今天许多都看不到了，影子都没有了。亏得他那时把那些文字抄了下来，我们今天才仍然看得到。另一方面，他把文献媒介从石头完全转变为以纸张书本为媒介。欧阳修在北宋看到的好多石刻，我们都看不到了，甚至晚他一百多年的南宋的洪适，也没有看到，因为中间遭逢战乱。从洪适到我们今天，又过了接近一千年，他看到的很多东西现在也都看不到了。但是，他把文字抄录下来，我们今天不能看到石刻原物，却还能看到文字。

石刻文献的这三种形态，一种是实物也就是石本，一种是拓本，一种是书本，从使用来说，书本最方便，但是另一方面，可能书本也是最令人担心的。书本上的文字，是洪适等人从碑刻上抄下来的，有可能抄错、抄漏。或者洪适他们并没有抄错、抄漏，但是从古代到现在，书籍刊刻，经过不只一个版本，刻书的人有可能把它刻错、刻漏了。所以我们要担心书相，书本没有拓本那样保真。书本里面的字认不出来，或者打了空字框，不一定石刻上就真的看不见，或认不出来。也许到了实地，看到石刻实物，还蛮清楚的。拓本也可能看不清楚，但石本是不是也这样，也有待比对。从掌握与使用的方面来说，最不方便的是实物或石本，但最可信的也是实物石本。而拓本居中，所以我现在比较看中拓本。拓本比较能够保真，取用起来又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现在我们有一种跟拓本接近的形态，就是拓本的印刷本，或称拓本集。它又具有书本的形态。现在经常有各地的碑刻集出版，那都不是个别的拓本，而是拓本集，而且往往经过了缩印。把原来有一张桌子那么大的拓本，缩印成十六开的一页，小多了，看起来费点劲。如果字太小，有时候未必看得很清楚，但是说实在的，这比展读拓本已经方便多了。就以国家图书馆来说，国家图书馆现在收藏的拓本很多，要想借阅几乎不太可能，但是，早些年，国家图书馆都把它印出来了，印了一百册，就是《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个人不太买得起，但是单位的图书馆还是可以买的，我们可以从图书馆借阅，拿回家里，一本本地细翻。近几年，国家图书馆还把他们所收藏的所有拓本资源统统电子化了，放在他们的网页上，有一栏叫做“拓本菁华”。国图所藏的所有拓本，在那上面都能看得到。可惜，这个数据库界面建设得有点儿不够友好，非得有精确的检索信息，才能搜索到相关的拓本，差一点都不行，而且不认简化字。不过，也有一个检索途径设计得比较好，你只要知道碑刻的年代，按照年代去检索，就非常方便。点开这个拓本之后，看到的是电子本。电子本有一个好处，是别的本没有的。我刚才说过，拓本原来好大，一张张的缩印成十六开了，字就变小了，但在电脑上看电子本的拓本，可以放大。原来我给学生上课，老是要抱一些拓本集给学生看，抱着好重，要叫学生帮我搬书。后来发现不用了，我从国图下载，然后请学生们看电子的拓本，哪个字看不清楚，我放大给他们看，特方便。

这两种形态，一个是印成书本的缩小版，一个是电子化的拓本，我也把它归到拓本里面。因为有了现代化的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我们使用拓本的方式方法或者说途径，更多了，也更灵活方便了。

三、石刻研究的三个层次

石刻研究有三个层次，或者说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层次是史料学研究。


▲清刻本《金石录》

我们把石刻当作一种史料，当作一种文献，因为石刻里面涉及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研究文学的人，首先把它当成对文学有用的文献。我们可以从石刻里面找到很多《全唐诗》没收录的诗、《全宋诗》《全宋词》没收录的诗词。我自己早几年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唐宋元石刻中的赋》。石刻中也有赋，就连赋这样的文体也有刻石的！文学家的行踪、文学家的生平事迹、文学家的手迹，这方面的文献石刻中都有。很多名人，他字写得怎么样？唐代人、宋代人书写的纸质文本要留下来，很不容易，所以他们的墨迹、手书，往往在石刻中才能够看到，很亲切。多年以前我还想编一本书，就叫做历代文学名家手迹，就找石刻里面的，后来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多管闲事，又忙，就没编。各种类型、各个方面的石刻，其实都可以拿来当作古代史料来研究。比如，就像我刚刚说的，李清照、赵明诚就是这么做的，把唐代石刻和其他唐代史料文献相对照，看能弥补书面文献的哪些不足。这些非常具体的研究，就是史料研究。我所谓的史料研究，基本上着眼于个体的碑刻。你拿到一个碑刻，这个碑刻的撰文者是什么人，书写者是什么人，甚至刻工是什么人，一项项弄清楚，这就是史料的研究。

第二个层次是史学研究。

史学研究是在史料学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我们不能眼珠子只盯着某一个体石刻，我们应该看到整体，看到某个系列的石刻、某个地域范围的石刻、某个类型的石刻。比如浯溪《大唐中兴颂》，在这个石刻现场，唐宋元明清好多人都来参加讨论，意见刻在石头上，那么，他们都表达了什么意见？这就是一个好的专题研究的论题。陆游《入蜀记》写沿途游记，以及范成大的游记，两人都写到浯溪《大唐中兴颂》这个地方。范成大的游记中写了，诗中也写了，他自己就有两种文本。如果再把纸本的和石本相比较，那就可以做一些史学方面的研究。

近几年西安出土了很多隋代墓志，西安碑林有一位学者，就专门研究隋代的墓志，这就是把石刻划出断代范围，加以研究。还有一位学者专门搜集弘农杨氏石刻，弘农杨氏是隋唐间的大家族。总之，我们可以划出一个圈，从某一种类型、某一个家族、某一个断代、某一种现象入手。下午我跟京华教授去看朝阳岩的时候，我们就说，“石山保”也可以作为一个题目，好好地来研究。“石山保”其实不只是民俗研究的问题，还可以把它当成石刻中特殊一个内容、一个类型，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第三个层次是文化研究。

我觉得石刻要从文化的层面来研究，除了历史文化之外，我觉得特别要强调的，是要把石刻文献跟书本文献看得同样重要，作为文献类型来加以研究。我们现在研究书籍史，研究书本是怎么来的，怎样传播使用。书最早的形态，是从甲骨文、金文、简帛然后到书本。书本出来以后，没有人再在甲骨上刻字、再用简帛书写了，但是，还有人在石刻上面书刻文字，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各种不同的类型。这是为什么？背后有什么文化成因和文化意义？书本当然是古代文献最重要的一个载体，但除了书本之外，要说到第二个重要的文献载体，那就是石刻文献了，它的历史比书本还早。纸质书，先有抄本，再有刻本。开始有刻本和印刷，是在宋代。即使说到纸张出现与普及，那也要到汉代以后的事。石刻则是战国、秦朝就有的。把石刻作为一个文献的类型，它的一些形制与格式，其实是影响着书本的。石刻怎么生产、怎么传播、怎么利用，都要研究。

石刻跟书本之间还有一种互动的关系。把名家的墨迹刻到石头上面，是从纸本到石本；再从石头上拓下来，变成一本书，又是从石本到纸本。石刻和书本之间，这两种形态的文献是可以互相转变的。石刻对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书又对石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明清石刻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明清人写完之后，还盖一个私章，模刻得很好，这是模拟纸书书写。明清有很多公文文告，以石刻的形式发布，石刻上也钤盖公章，公章上还有长官的签名，这些都要刻出来。有时候，纸上书写的习惯会影响到石刻，石刻上的书写也会影响到纸上。石本与纸本，拓本与书本，这四本分属不同的文献形式，彼此之间常可相互转换，其间的文化关系如何，也可以从书写文化的角度、从文献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研究。

实际上，我目前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其中就有一卷专门从古代文献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石刻文献，这一卷是由我本人负责的。

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36卷第7期（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