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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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蒂爾逼中國退讓的啟示
作者：潘永強（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助理教授）

馬來西亞93歲高齡的首相馬哈蒂爾訪華五天，在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之後，在離開北京前向記者宣佈，取消中國在馬來西亞的東海岸鐵路計劃和兩項油氣輸送管工程。該決定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無疑是重大挫敗，惟北京基於內外形勢和長期利益，不得不妥協退讓。馬哈蒂爾成功的外交博弈，說明小國面對區域強權，若善用策略並非沒有選擇。

馬哈蒂爾在今年5月領導在野陣營，擊退執政61年的國民陣線，再次出任首相。他在選前質疑當時的首相納吉向中國妥協，讓中資取得眾多基建工程和房地產項目，既出賣國家利益，也從中謀取不法好處。馬哈蒂爾領導的希望聯盟在競選政綱中聲明，一旦執政就要在百日內檢討有爭議的外資項目，劍指這類中資項目。

當前馬來西亞對外關係中，馬中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馬哈蒂爾訪華行程備受關注。他在北京批評一些中資合同存在不平等條款，也在李克強面前反對新殖民主義，既捍衞國家利益，也宣示周邊國家有能力抵擋中國強權壓力，並全身而退。究竟馬來西亞如何做到？

事實上，馬哈蒂爾訪華受北京冷待。他在杭州和北京參訪企業，雖有多名大馬內閣部長隨行，但沒有中國的中央大員陪同，會見李克強與習近平的日程，還安排在回國前一天，似有意為馬哈蒂爾一行降溫。一般相信，北京在行前已了解大馬要中止東鐵和兩項油氣工程，在馬哈蒂爾特使和王毅互訪之際，基本上交涉清楚，但北京仍接待馬哈蒂爾到訪，其實是基於他的個人聲望。

馬哈蒂爾上任僅三個月，但在東盟缺乏有影響力的領袖之時，他儼然已是東南亞最具資望的政治強人。馬哈蒂爾早前執政時，曾在六四事件後推動中國成為東盟對話夥伴，協助北京突破外交孤立，自此成為中共重視的外國領導。他在90年代強調亞洲價值觀，反對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更與中國領導人惺惺相惜。

在時機上，近期習近平處於內外交困，在中美貿易戰慘遭重挫，一帶一路又在各國引發債務危機，加上近年外交戰線上放棄韜光養晦，導致澳日歐等大國警覺，中共黨內已有異議。此時若再失去大馬這個東南亞中等強國，一帶一路或許大事難成，故習近平仍需爭取馬來西亞，才能穩住一帶一路勢頭和黨內權威。

另外，馬哈蒂爾在解決中資議題時，態度理性，立場堅定。首先他對不合理的項目，擺明事證，令中國無可迴避，北京與納吉的利益輸送證據確鑿，中國押寶錯誤亦無話可說。但是博弈過程中，不去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沒有在南海和台海問題上挑釁，同時認可中國崛起與一帶一路，皆為習近平保留迴轉台階。最重要是向中國表明，大馬只是處理兩家事宜，不在中美之間作出傾斜與選擇，令北京得以釋懷，也無從發作。馬哈蒂爾老練和堅定的外交技巧，把馬來西亞從債務風險中挽救回來。

大馬新政府在對華態度上，疑中但不反中，一再聲稱是國內債務嚴重才中止原定項目，給北京體面的說詞。與此同時，馬哈蒂爾行程中密集參訪中國企業，表明仍然歡迎中資，但要求中資必須能為大馬人民創造就業與技術轉移，同時提醒中資，不要受特定勢力誤導，而在他國政治上選邊站。

大馬在外交博弈中，不斷拋出中資項目的弊端，但不出惡言，在東南亞外交精英圈子內，顯得有理有節。北京如果對大馬採取報復，恐會迫使馬哈蒂爾在美日中之間選邊，其實並不符中國長期利益。最重要是，馬哈蒂爾此番對華外交，將矛盾控制在局部範圍，目的是清理戰場，只為了處理納吉時期債留子孫的手尾，未來將重新開展新政府的對華關係。中國如果不願停損妥協，只會因小失大。

馬哈蒂爾處理馬中關係，為面臨中國強權壓力的發展中國家作出示範。馬來西亞的案例說明，小國外交需要務實理性、主動出擊，同時利用矛盾，方能進退得宜，這也是大馬外交政策的特徵。馬哈蒂爾延續不結盟的思維，對中美都不刻意討好，反而取得更大的戰略空間，在強權之下為中小型國家尋找外交選擇。

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501708

政党轮替未必带来转型正义
2019年11月29日
【人权节特辑】

马来西亚关于转型正义的讨论，是2008年大选后，因当时执政的国阵受到重挫，民主转型的契机展现曙光时，才开始掀起微弱的关注。十年之后，当我国终于实现政党轮替时，转型正义的概念自然再度出现。

转型正义通常是指一个社会在民主转型之后，对过去威权独裁体制的政治压迫，以及因而导致的社会不公义，所展开的善后纠错、补偿和还原真相的工作。这包括追究、记录加害者之行为，也对受害者釆取赔偿、纪念等事宜。

但是，转型正义之讨论与处理，与当前马来西亚的情境是否吻合，或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我国的脉络，可能更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审视。

首先，马来西亚虽然在2018年出现政党轮替，但不等同于政治转型已经完成。事实上，政权虽然易手，但体制结构和社经制度并没有马上调整，政治上的改革工程犹待展开。在民主体制尚未巩固、国民思维仍然保守的时刻，社会集体其实对转型正义尚未建立共识。

在马来西亚族群分歧的情境下，许多转型正义的议题势必涉及身份认同，还有历史记忆。若在政党轮替初期，立即掀动转型正义的议程，区分谁的正义，谁在加害，或会进一步招致历史和认同的对抗，危及民主巩固的进程。届时，社会既有的利益分歧不只无从整合，反而扩大族群间的张力与撕裂。

通常政党轮替后新兴政权的优先顺序，应是先确保有利于民主巩固的体制改革。在政治转型大致底定之际，才有条件营造共识，对正义进行究责与抚平。

不过，转型正义一般上多发生于前共党政权和前军事威权，如在前苏联、东欧、南美和台韩等地。这些国家在独裁政体下，经历过有组织性的国家暴力，如军事镇压、白色恐怖、人权迫害、特务侦察等制度性的政治压迫。

但是马来西亚在政党轮替前，虽然存有国家政权带来的社会不义和人权自由问题，却与上述的共党极权或军事独裁留下的制度性暴力，是有性质上和程度上的差别。即使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时期，我国仍有定期选举、合法反对党和一定程度的民间社会，在政治学上属于威权民主类型。因此，在追究过去的历史和伤害时，必需在认识上和定性上，有所甄别和厘清，而非将不同个案全盘归纳在转型正义的概念中。

五一三族群冲突的起因和过程，以及冷战时期对左翼的镇压，带有政治压迫和人权侵害，应在转型正义的原则下，调查真相，还原历史，弥补受害者的伤害。

但有些事件却属于政治范畴内的角力，如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是语文与教育政策的抗争结果。另外，有些案例属于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的滥权、失控所造成，如赵明福、阿旦杜阿、社运与宗教人士失踪，以及扣留营死亡案件。

他们的生命与人权受到迫害，是不同权力体制的滥权和缺乏监督所致，既出于不同动机，亦有执法不公与司法腐败的原因，政党轮替后应着力重新调查，但这类事件不属于系统性的国家暴力。

对上述不同案例的讨论，旨在指出，转型正义是有特定指涉与意涵的概念，需符合一定的历史与环境条件。当我们借鉴国际上有关转型正义的讨论时，也要谨慎区别，切勿将执法机关的滥权偏私，与体制上系统性的长期政治压迫，混为一谈。

最后，政治转型的过程和路径，亦会影响往后的转型正义如何开展。马来西亚在2018年的政党轮替，不像东欧和南欧国家一般跟过去完全断裂，产生一个与以往历史截然不同的民主政权。希望联盟与马哈迪的前巫统势力结盟，导致我国的民主转型是协商式的转型。

这种协商式转型，是旧权贵与长期抗争的反对党，透过协议与和解而达成政党轮替，但这种结盟虽冲击最大卻格局保守。反对运动跟在朝力量结盟，导致保守力量没有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加上政党轮替后政经结构仍无法与过去彻底断绝，可能加害者或滥权者继续留在政治上，如果还没有共识的话，追究责任极易引致保守力量反扑。

换言之，政党轮替未必带来转型正义，而对公义和不公的究责和补偿，是一个需要耐心与细腻的重大社会和解，宜审慎处理，避免掀起更大的仇恨与对立。

一代華教公民
(《中國報》，2020年7月14日）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華文教育逐漸成為我國華人社會的“公民宗教”，在華人群体中是有高度共識的信念，甚至成為普遍和終極的關懷，近似宗教性的價值觀。

在烈火莫熄運動到來之前，華教運動算是這是國家最有規模的社會運動，它有豐沛廣泛的組織細胞，有源源不絕的社會資源，還有飽滿昂揚的情感與精神。今天稱之為認同政治的眾多元素，早在四十年前，已逐漸在華教運動中培育出來，而且還是有体系和制度化的認同動員。當然不能不提的是，那些年華教運動之所以掀起風潮，還得歸功于一群卓越領袖，以及有格局的策略眼光。

陸庭諭老師一生的事功，就奉獻于這個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中，成為隊伍里其中一位最堅毅、最執著、最有韌性的人物。他雖然不是隊伍中資歷最優越、家財最豐厚的一員，但在那段風雷激盪、抗爭尖銳的時期，陸老師卻經常扮演最鮮明、最清晰、最果敢，最高吭，也是最前線的角色。

在性格上，陸老師有剛烈與進擊的取向，當時教總主席沈慕羽先生在氣質上則屬儒雅與沈穩，兩人配搭恰如其分，成為教總最輝煌、社會聲望最崇高的時期。在思想上，陸老師有傳統儒家知識人的淑世精神，又有現代社會的公民性格，因此在當代馬來西亞最壯闊的母語教育平權運動中，自然找到他的旨趣與位置，終身投入忘情不悔。

1980年代董教總領導的華教運動，從民族抗爭走向民權起義，進而倡議兩線政治。但陸老師並沒有追隨其他華教領袖加入參政行列，在個人層次上保持社運與政党的分際，不過在公共層次上，他向來反對種族霸權，深信華教的平權系于政治民主，因此經常在選舉場合上，登上講台為華教奮身矢呼，感召不少青年朋友。華教既有公民宗教的性質，也是公民運動，而陸老師無疑是忠實的華教公民。

馬來西亞在威權体制下，發展出東南亞最制度化的華文教育，除了多元社會的結構使然，也有賴于群眾的意志與熱情。從林連玉到陸庭諭，他們無我和坦蕩的領航，確實感染了無數志士，我們都受惠于他們的犧牲奉獻。若論陸老師的生平志業，他比林先生來得圓滿，因為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華教茁壯、獨中復興，以及威權政治的垂亡殘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