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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身体的呐喊：
我要性自主，不要性压迫
作者／杨洁专栏
Apr 16, 2011
台湾朋友看到马来西亚电视播放的娱乐新闻，女明星只要穿稍微低胸的衣装一律打上马赛克，觉得很不可思议，好奇地问那泳衣模特儿的广告怎么处理。只要官方认定伤风化、与性讯息有关的电影画面一律删剪，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家附近的盗版光盘商店都有一刀未剪的原装版，甚至还有不同国家的A片选择。
强暴案比例攀升，政府呼吁女性不该穿得太曝露，以免引人犯罪，将责任归咎在女性身上。性骚扰的问题藉由“妇女专属车厢”隔开生理男性与女性的身体，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不碰触、不看见身体，就能有效地遏止性犯罪。情侣牵手被控一案曾经轰动一时。中学生谈恋爱牵手拥抱，学校向每个家长发通知信，要求家长同意签署 “自己子女不可以谈恋爱”。
执法人员趁情人节突击廉价旅馆，未婚情侣害怕被抓而逃跑，还曾经发生过从楼上跳下来不幸摔死的事。年轻人或学生买避孕药、保险套、事后避孕药或验孕棒都得闪闪躲躲，不好意思开口问，就怕有色眼光、惹人非议。未婚怀孕的，更难以启齿，除了对“不正经”标签感到深刻负疚感，还得自己面对情绪、身体与旁人的压力，最后因没有选择而被迫面对高风险的堕胎手术。
只要涉及性讯息的身体、画面与行为，一律不应“公开”，必须遮蔽之。这是禁欲主义式父权思维的性压迫，压制人们对性的好奇与渴望、威吓“不及格”与坏的性。只有“异性恋婚姻内的性行为”是被允许、好的性。
情色影片与性爱光蝶事件更透露唯有极少数优势位置的掌权者可以随意与主动地操作性话语，审判与界定“合法、合情、合理”的性行为。这样的性道德审判在任何微型权力关系随处可见，学校里头的校方老师经常是学生的情欲的守门员，家庭中父母是子女的性的监督者。
这个社会是对性噤声的、对“坏的性”认知，是隐晦的、淫秽的、神秘的、羞耻的、危险的，但是这并不等同现实中活生生的身体是去性化与无欲的。实际上，在禁欲乌云笼罩下，性愉悦、性好奇的探索从来不静止，性亲密、性需求的向往从来没停过，只是被扫至地毯底下，不谈。
在这样高度的性道德审判又极度性压抑弥漫的社会氛围，我们的性教育长成会是什么样子？
性教育的道德姿态：坏的性与否性
“性教育”一词源自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医师或教育人士为因应当时社会急速变迁延伸的社会问题，而提出“性教育”方案，以解决性病传播、少女怀孕与卖淫等问题。在马来西亚，官方纪录显示未婚女性怀孕、堕胎弃婴的案例逐年增多，并认为青少年性教育不足是其中的导因，因此去年政府提出将性教育纳入学校课程。
按照这样的脉络发展出的性教育，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并不是从青少年主体本身的情欲进行沟通与了解。
若再放置在马来西亚一贯对付“坏的性”的手法的历史背景里，更不难理解为什么霹雳州班台直民华小性教育讲座主讲人庄双华可以理所当然地使用高度道德审判的言语，引导与强化“非异性恋婚姻内的性行为”的人是“狗男女奸夫淫妇”。
因为一直以来，社会对于性的好坏是壁垒分明的，判断的标准狭隘至婚姻这道防线，并预设青少年不应有情欲或对性是无知的，因此要控制与消解他们的情欲探索与好奇，用威吓、污名、丑化、歧视的“否性”（sex-negativity）词汇加诸在坏的性。教育者只以道德审判或标签来表述单一的性观点，并从中获得性道德的自我感觉良好，却从不正视青少年情欲的多元与差异，反而不断围堵学生的情欲出轨，实施的是“防卫性教学”的鸵鸟教育 。
这种“否性”的思维黏合着整个社会对性的禁欲主义与父权力量网中，渗透入每个人对性都得抱持高姿态的道德态度，禁锢流窜在血液里对美好的性愉悦的追求。所以，讲座举办两三百场都没引来投诉、校方与家长依然肯定讲座具有教育的功能，这样的结果不令人意外。毕竟，要跳脱整个主流性论述的禁欲思维，并不容易。谢伟伦撰文的《性教育，抑或性教训？》也同时批判讲座内容与主流的性教育背后僵化的逻辑思维即是以异性恋家庭视为常态与唯一的。
关于讲座的上载影片之所以引起网络一片鞭挞声，一般认为主讲人不该引导小学生学习这种激烈不良的词汇，但是应该进一步思考的是，谴责这种教法与觉得不妥的背后态度是什么。如果只认为小学生不适合接触，其实并没有否认“狗男女奸夫淫妇”的界定，更假定学生是性无知的，忽略学生其实在学校范围以外的讯息接触早已是多元混杂的现实情形。我们，是不是也变成将学生去性化的另一种道德姿态？
按照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的说法，性教育是纳入小学标准课程（KKSR）中的“社会和生育健康教育”科目中，并非纯然教性行为。【注一】这样的表态其实透露当局对性教育认知是矛盾与模糊的。推行性教育，又惟恐大家误会性教育是教导性行为，所以不能直称“性教育”，但是推行的方向却又以生育/生殖作为课程的想象，其实是另一种把性教育局限在性行为结果的狭隘思维。性教育的确不是只教性行为，但是按照性教育推行的背景（解决堕胎弃婴问题），与课程方向多以防卫为主，可预知这个性教育是以生理结构、生殖医学、工具性观点为基础的。
在教导学生保护自己时，通常都预设青少年（尤其女生）的性是暴力、受害的、负面的、不成熟的，否认青少年不会在愉悦自愿主动地进入性活动，否定他们的主体性与情欲。在这样的性教育内容里，教导学生认识身体器官，仅与生殖相连，却不是从学生多元差异的自我认同与情欲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灌输学生与性隔离的观念（不允许婚前性行为）与拒绝性诱惑，却鲜少教导学生如何理解自己的情欲并健康地表达性邀约。
简言之，性教育的讨论往往只把焦点放在性行为、性防卫、生殖与卫生、堕胎是错的、性风险（例如：爱滋病），告诉你沉溺自慰与手淫会影响身体健康与课业，却不告诉你自慰与手淫其实是可以成为正面理解自己身体与欲望的过程的讯息。
学校的性教育除了长期性正式的课程（而非一场讲座），也包含课程外的校园性规范。台湾学者宁应斌和何春蕤（2000）指出：“有关性的价值、规范、认同、文化意义、知识、实践等等，不但是透过正式课程来传递，而且更常是透过“隐藏课程”（hidden curriculum）来传递，甚至被内化的(internalized)。”【注二】例如：老师的言行举止、学校的制服与仪表规定（规定女学生穿裙）、空间性别化设置（男女厕所与宿舍），都不断地定义与传播一套性与性别的价值与认识。
在校园里，学生互动与同侪压力更是强化“合宜的身体与性”的理解，小男生爱掀小女生裙子，通常都会被老师理解为是男生爱恶作剧加以训斥。或者，学生总爱拿身体特征取外号（例如：在同侪间，若女生的胸部比较丰满、男生个子比较矮小，就会有外号），若不符合主流异性恋性气质的学生也会受到排斥与嘲笑，较为阴柔气质的娘娘腔或阳刚气概的男人婆。师长们面对这样的情形，通常都直接训斥，更多的是视而不见，鲜少主动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多元差异的身体与性气质。学校的性规范是异性恋（只有男生与女生）中心的，并且只有单一的价值观与模式。
围堵学生的情欲与亲密关系，或着将不符合“好的性”的身体与行为视而不见，都是一种鸵鸟的心态，因为学生接触性信息往往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多元与复杂。因此，若（不管有没有实施性教育）学校本身就是性规范的场域，并且学生老早已接触更多的性信息，那么性教育不足早已不是关键问题，要问的是，我们需要怎样的性教育？
我们需要怎样的性教育？
全国教学专业职工会（ National Union of Teaching Profession ，NUTP）曾经反对性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原因是老师们缺乏性教育的专业训练。这当然与以往不注重性教育、缺乏教材的教学困境有关，但更关键的是其实整个社会对性的负面观感，令师长承担性教育的责任倍感压力，不愿更复杂勇敢地去正视学生的情欲与情感问题，通常都以阻隔的方式去面对，或者只道德式地倡导“好的性”与“好的身体”，学生将对身体与性欲的探索视为不道德与羞耻。另外，“坏的性”在缺乏理解与基于道德压力，最后都由学生各自去承担。无怪乎未婚怀孕的学生最后都休学或转学，性骚扰问题都被禁止浮上台面。
瑞典国家教育部针对全国中小学教师编着一本《可以真实感受的爱》的教育手册。【注三】有别于一般教条式的倡导与卫教教学方式，书中内容是以青少年为主体进行书写的，里头放入青少年在面对性的不同处境的经历事例，也以对话方式呈现师生的平等尊重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此书是以“性肯定”（sex- positive）的积极思维，从多元的视角——性别气质、身体、性别角色、自我认同、情欲、安全性行为、同性恋 、堕胎、自慰、情感追求等，将性、身体、自我认同、爱与亲密关系环扣起来，让学生了解自己、理解他人与学习尊重性别平等关系。
女性主义性教育研究者Michelle Fine研究美国性教育论述（discourse）发现，对性的隔离与丑化并不会令青少年在性事上表现出成熟负责的态度，相反的，当青少年被教导性是错事时，他们进入性活动时根本不愿使用保险套，因为用了保险套就表示自己明白而且必需为所做的“错事”负责。结果，否性的态度使得青少年根本不想采取避孕措施。另外，对性抱持负面态度才是形成暴力行为的主要动力——性既是不好的事，那么敌意当然可以用它来作为发泄的主要管道（引自宁应斌、何春蕤，1997：15）。
学校可以是禁欲主义与父权思维的延伸场域，性教育受制于整体社会的性压抑氛围，但也可作为打破性压迫藩篱的空间，毕竟，情欲总是流动的。理想的性教育必然是与学生自我认同相互紧扣，体现性自主的主体能动性，并包容尊重不同的性与性别发展，不是道德宣判的否性态度，“性肯定”正面能量方能积极呼应性别平等的理念。
我们的性教育，要的是性别平等教育，而非残缺的性道德教育。我们的情欲与身体呐喊的是：我要性自主，不要性压迫。
注释：
一．〈性教育课非教导性行为‧魏家祥斥反对党混淆视听〉，《星洲日报》，2010/11/20。
二．甯应斌、何春蕤，1997，〈迈向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的性教育〉，论文发表于“多元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另，也可参考2000，《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页373-398，台北：麦田。
三．Eric Centerwall，1998，《可以真实感受的爱——瑞典性教育教师手册》（Love! You Can Really Feel It, You Know!），刘慧君译，台北：女书。
杨洁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研究所硕士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