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理清作业簿风波的迷思


“当家庭作业（homework）占据了社交、户外娱乐和创意活动的时间，当家庭作业占据了睡眠的时间，它就不符合儿童和青少年的基本需求。”
——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重提《2000年小学作业簿使用通令》，强调明年起将严厉执行与监督。民间反应相当热烈。有者欢呼鼓掌，说教师与学生终于盼来解放的春天；有者极力反对，说教师与学生将无所适从，不利教学。

孰是孰非？不妨先理清两个迷思。

迷思一：是减少作业簿，不是取消作业

根据《2000年小学作业簿使用通令》，教育部禁止一年级到三年级使用作业簿。这里的“作业簿”，指的是学校建议学生另行购买、由私人出版社发行的作业簿，而不是教育部免费提供的活动练习本(Buku Aktiviti)。

换句话说，禁令实施后，学生并不是只剩下课本而完全没有辅助作业。除了课本，还有活动练习本。这些活动练习本，配合课本的单元，涵盖了该年段的所有学习内容，篇幅已然不小。

就个人的执教经验来说，围绕课本内容进行教学，再辅以活动练习本的讨论，就已耗去近八成课时。这还没算上诸如听写、默写等例行活动呢！遇上假日或学校举办的种种活动与竞赛，教学时间也会受到影响。

在此前提之下，额外的作业簿非但无法提升教学质量，反而还会让师生疲于奔命，为赶课而赶课，增了数量失了质量。因此，禁止一年级到三年级使用作业簿，是有鉴于教育部所免费提供的活动练习本已经足够应付教学所需，而不是认为学生完全不需要辅助作业。

迷思二：教育是把人教好，不是把课填满

全国校长职工会会长王仕发校长说，没有了作业簿，师生很难打发课堂时间。在《星洲日报》的访谈中，他如此表述：“如果是一小时的课，教师用前半段时间完成授课，那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该怎么处理？”

这段话，我想分两个层面来谈：理论和现实。

理论上，王校长这番话很有问题。难道，课堂时间是让师生借作业簿来“打发”的？难道，只有作业簿才能达到教学的目的？难道，没有了作业簿，教师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要让学习在课堂中真正发生，有千百种方式，作业簿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很多时候还是相当低效的一种。作为教育者，该考虑的是如何办更好的教育，让学生学得更好，而不是如何将课时填满，更好地打发时间。

谈完理论，面对现实。

尽管王校长这番话听起来相当刺耳，但我不得不承认，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现实。确实有部分教师长期依赖作业簿，没有了作业簿就不知如何教学。确实有部分教师没有时间与精力，没有能力自编教材。

然而，就因为这样的客观现实，我们就选择永远抱着拐杖过活，拒绝往理想的高地出发吗？肯定不是。若是长期依赖，那教师就得下定决心，重新出发。若是没有时间精力，那有关当局就得减负支援。若是缺乏能力，那各方就得携力培训，共同学习精进。

教育是千秋大业，是该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是该永远向着明亮那方的。作为教育者，我们该啄磨的是如何让学生更好的学习与成长，而不是如何让师生更轻松地打发课堂时间。



（刊于《中国报》30.10.2017）

学生需要的是作业，不是作业簿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发现，对中学以下，甚至对高中以下的学生而言，家庭作业（homework）和学业成绩（不论是用哪一种方法来测量）之间没有整体的正相关。但是，这惊人的事实却鲜为一般大众所知。对年纪较小的儿童来说，家庭作业是否有好处最让人质疑，然而这些孩子的家庭作业却一直在以最大的幅度增加！”
——美国“进步教育运动”领军人物艾尔菲·科恩Alfie Kohn


有关小学作业簿风波，线上线下一片沸沸扬扬。不少家长乃至教师都认为，作业簿减少了，学生就会无所事事，老师也会游手好闲。言下之意，没有了作业簿，就没有了学习。真是如此？

我想，大家误解了“作业”和“作业簿”的概念，将两者混为一谈。

“作业”，是师生围绕教学内容开展的一切形式活动，目的在于：巩固学习、深入学习、延伸学习、拓展学习等。不论是阅读、采访、表演，还是听歌、观影、创作，只要能达到以上目的，都属于“作业”。

而“作业簿”，只是众多形式的其中一种，且往往还是最不受学生欢迎却最易于操作的一种。用一句流行语来形容，就是“简单粗暴”。简单，因为只需指示、监督、批改；粗暴，因为一本作业簿全班全级共用，不顾个体差异。

退一百步想，如果作业簿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与成长，何必减少？

教育心理学家哈里斯·库柏（Harris Copper）用一句话总结了过去数十年的家庭作业研究：“没有证据显示，任何家庭作业会提升小学生的学业表现。”甚至还有学者发现，“六年级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多寡与成绩和测验分数的相关性很微弱。三年级学生的结果则显示，这两者之间呈负相关：越多的家庭作业与越低的学业成就有关。”

不仅如此，有两位研究者检视“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成就研究”（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1994年和1999年的数据结果，他们几乎没有掩藏内心的惊讶：

“我们不但无法找出任何正相关，而且发现全美国学生平均学业成绩，与家庭作业的频率、数量，以及老师用家庭作业打分数的平均百分比之间，都是负相关。如果这些数据可以扩及其他学科，那么，那些原本想要增加家庭作业，提升学生学业成就在世界上排名的国家，可能实际上是在降低他们的成绩……更多的家庭作业对国家整体的表现可能是不利的。”

研究显示，更多的家庭作业（作业簿）无法为学生带来学业进步。与此同时，学生却因耗费大量的时间在写作业，失去了和家人共处的时光、和自我对话的空间、和各种兴趣爱好打交道的机会。尤有甚者，还在痛苦的写作业过程中，磨灭了学习的热情，变得消极被动。

学生需要的，是有趣、有料、有挑战性的作业，而不是千篇一律、死板僵化、简单粗暴的作业簿。

搁笔之际，获悉多家出版社与学校已针对作业簿禁令做出回应。原本分成三册的作业簿，在“一科一本”的标题下合而为一，成了厚厚一大本。一些作业簿则易名为“参考资料”、“辅助教材”、“工具书”，改头换面后华丽转身。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与观念革新，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转型。纷纷扰扰之后，死不去的终究会借尸还魂。只能期盼死灰复燃以前，更多的思考被启动，更多的盲点被看见。



（刊于《中国报》13.11.2017）

作业簿能回应新时代教育的挑战吗？


“事实上，作业的性质决定了时间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当牵涉理解和创意时，更多的时间最不可能带来较好的结果。读写能力专家法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承认，‘当学习有意义时，我们学得更加快速……用很长的时间反复努力去学习特定事物，即代表学习没有发生，以及我们没有处于一个具有生产力的学习情境。’”
——美国“进步教育运动”领军人物艾尔菲·科恩Alfie Kohn


科技日新月异，时代瞬息万变，从工业时代的基本人力代工，到如今叫人叹为观止的人工智能，机器不断发展进化。英国广播公司BBC基于剑桥大学研究者Micheal Osborne和Carl Frey的数据体系，分析了365种职业在未来被淘汰的概率。从这些概率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结论：

如果您的工作无需天赋，只需经由训练即可掌握，并且涉及大量重复性劳动，您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您的工作涉及社交能力、协商能力、同情心、创意和审美，您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非常小。

时代不一样了，教育自然也要与时并进。有学者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战场就在各国的中小学课堂。哪个国家拥有发展教育的远见，能为还不存在的未来世界培养人才，哪个国家就赢得了这场战役。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将目光聚焦于“教育改革”，提出了各自的学生愿景。

2007年，美国提出“21世纪技能”，涵盖：生活与职业技能；学习与创新技能；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2013年，日本提出“21世纪能力”，强调：基础力、思考力、实践力。2014年，新加坡提出“21世纪能力架构”，追求：沟通、合作及资讯技能；公民素养、全球理解及跨文化能力；批判及创意思考。2013年，我国教育部也公布了《教育发展大蓝图2013-2025》，指出培养学生的六大方向：知识水平、思考创新、领导能力、双语能力、伦理道德、国家认同。

不难发现，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都在转型：从知识的灌输，转向能力的培养；从技术的训练，转向热情的激发；从应试的教育，转向终身的学习。如何让人成为人，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成了新时代教育的关注热点。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来回顾国内的作业簿风波，不禁要问：以作业簿为中心的教学，能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吗？让学生花大量时间在作业簿上，能培养出“21世纪能力”吗？大量的作业簿，能让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精神态度吗？

作业簿，能回应新时代教育的挑战吗？



（刊于《中国报》27.11.2017）

作业簿的局限与出路


“即使孩子能够做这些作业，但是他们为什么应该做这些作业呢？我们应该去问，是否每一份家庭作业都会帮助学生深刻地思考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去问，在每一份作业背后的教学哲学是什么，学习理论是什么。这种教学哲学和学习理论是假设孩子是意义创造者，还是空的容器？学习被视为一个积极或被动的过程？学习是深入思考，还是遵从指示？”
——美国“进步教育运动”领军人物艾尔菲·科恩Alfie Kohn


我在上一篇文章《作业簿能回应新时代教育的挑战吗？》，罗列了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对学生的愿景。让人成为人，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各展所长，各尽其才，成了各国教育的方向。学习力、思考力、阅读力，成了不断被提及的关键词。

面对如此趋势，我们能依靠作业簿来培养新时代人才吗？

站在编制的角度，作业簿的品质非常可疑。原因有二：它未必由当行专家编写；它无需经过严格审核。作业簿市场一片红海，竞争的重点，往往不在内容品质，而在行销策略。因此，在没有把关机制的情况下，坊间作业簿水平参差不齐，粗制滥造而又错漏百出者多不胜数。

站在内容的角度，作业簿的形式非常呆板。原因有二：它诞生于实际教学之前，无法随着个别学生的兴趣、困惑、进度而调整；它更多在追求易于批改和避免争议，强调标准答案，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换句话说，将每个学生都看成一模一样的空容器，将一块一块的知识，通过反复操练的形式往里填，大概就是作业簿的精神面貌了。

教师经过专业培训，本该是教育方面的专家，却要被品质可疑、形式呆板的作业簿牵着鼻子走，实在荒谬。更悲剧的是，被作业簿牵着牵着，久而久之，教师的专业素养也随之渐渐丢失，变得依赖作业簿，没有作业簿就不会教学了。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多年来以作业簿为主要教学内容和形式，已使“多做多得”的教育观念在许多家长心中根深蒂固，也让许多教师习惯了对作业簿的依赖。在发出禁令和严格监督之余，教育部应当设身处地，尽力协助各方自我调适，让教育改革真正落到实处。

观念上，教育部可以启蒙社会群众，重新思考作业的意义，认识学习的本质。技术上，教育部可以为教师提供切实有效的培训，让每一位教师都具备专业的作业设计能力，能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制度上，教育部可以致力于小班制的打造，减轻教师不必要的工作，为素质教育创设客观条件。

老实说，发出禁令是重要的第一步，但其实也只是最最基础的一步，关键还看接下来的持续跟进。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观念启蒙，没有切实专业的技术培训，没有强而有力的制度支援，多么美好的教育愿景终究只会是空洞的口号。



（刊于《中国报》11.12.2017）

欲推新法，先做减法


“我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不会有太多绑手绑脚的规定要老师遵守，因此老师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像有的老师便舍课本不用，自己设计教材。”
——芬兰前教育部长海诺丁（Olli-Pekka Heinonen）


每年岁末，迎接新学年到来之前，学校都会召开校务会议，检讨过去得失，展望未来方向。

照理说，这应当是一年之中最最重要的会议，全校上下共商大计，一同规划新学年的方向与活动。然而实际上，大部分学校将其视为例行公事，行政处发号施令，教师们听令行事。为了“节省时间”，为了“提高效率”，一般上的处事原则是：以前这样，现在就这样，以后还是这样。即便有检讨、有改动，也只限于技术层面，又或者应付官方要求。

会议中，教师们普遍沉默，几乎不提意见。大家心里明白：意见越多，工作越多。于是，一切维持现状，凡事以最低要求为目标，越少越好，有做就好。即使是一些有想法有干劲的热血教师，也会顾虑同事异样眼光，向现实环境妥协，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学校似乎存在这么一种工作文化：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没有做就不会错。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为人师者不再怀抱教育情怀，不再追求教育理想？不是的。我曾与许多热心教育的教师共事，他们为人纯朴善良，待人亲切友善，对学生不离不弃，对工作尽忠职守。然而，面对改变，他们仍旧保守。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认为，如今校园中的工作文化之所以如此，和教师长期处于身心俱疲的状态有关。

网络上不时会流传一些“吐苦水”的文章，将教师的种种琐碎工作逐项列出，诸如：上网填写资料、准备资料档案和呈交官方数据等等。这还不包括：批改作业、设计评估、处理班务、外出开会、联系家长、准备教学……作为当事人，坦白说，教师的每日工作都是忙碌而繁琐的。

随着教育改革浪潮袭来，原有的工作没有减少，新增的任务又接踵而来，很多教师都显得茫然而无力。官方推行线上资料库，要求教师上网填资料，线下又得另备一份；官方提倡创意思维，鼓励学校开展新型活动，却又要求保留旧有活动。

校本评估，需要教师花时间针对学生情况准备材料；减少作业簿，需要教师耗精力围绕学习进度设计教材；二十一世纪课堂，需要教师用更多时间与精力准备教学。当教师已处疲于奔命的状态，我们还能期望他们积极主动，创意无限，面面俱到吗？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时间花在了这边，就无法花在那边。时间成本的道理，大家应该明白。回到现实，当教育迎来前所未有的革新与挑战，需要一线教师积极以对，重新学习与自我调适。那么，官方首先得设身处地，站在教师的立场思考。

只有全面检视当下的教育环境，重新认识教育的真正核心，将次要的部分砍掉，果断做出取舍，才有空间容纳新事物。只有真正解放教师，让他们拥有喘息与透气的空间，教育改革才有希望落实。

这是一个教师的真切体会，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内心话。



（刊于《中国报》8.1.2018）

说明文阅读，这样教这样学


“阅读就是一种文体思维，不同的文体在阅读过程中，其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阅读诗歌需要形象思维，凭借意象及其组合形成的意境，揣摩作者的思想与情感；阅读议论文需要逻辑思维，辨识论点、论据及论证过程的内在关联，判断作者的观点是否正确。学生学习教材文本实质上就是学习不同文体的阅读方法，形成相应的阅读能力。”
——中国语文特级教师薛法根


小学四年级华文课本有篇课文《叶脉书签》，讲解叶脉书签的制作过程，在文体分类上属于说明文。教学这篇课文，许多教师会带着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然后鼓励学生回家尝试制作叶脉书签。

倘若这是一堂生活技能课，如此安排相当合理，至少能让学生学会制作叶脉书签。然而，当这篇课文出现在华文课本，作为阅读教材，那么重点似乎就该放在“阅读”和“说明文”上了。除了让学生从课文中获取制作叶脉书签的“知识”，教师还得引导学生掌握阅读这类说明文的“方法”，发现其表达“特点”。

中国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习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巧。”用同样眼光看待《叶脉书签》阅读教学，正是要让学生通过学习这一篇典型课文，以一篇带一类，具体掌握说明文的阅读方法，提升学生日后阅读其他同类说明文的能力。

要达到这个目标，教师可以怎么做？

首先，我们得搞清楚，说明文有哪些特点？根据薛法根《文本分类教学：实用性作品》，说明文的文体特征有三：一、以介绍事物或事理为主要目的；二、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三、语言一般具有科学准确、通俗易懂的特点。在语文课中，最重要也最常被忽略的，往往是第三点——文本的语言特色。

那么，如何通过《叶脉书签》的阅读教学，让学生把握说明文的语言特色？

我是这么做的。

当学生已初步理解课文内容，我说：“读了这篇课文，很多人尝试根据其中步骤制作叶脉书签。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却失败了。为何失败？试写出失败的三个可能。不能胡乱猜测，要有根有据。”带着问题，学生开始进一步细读文本，并且聚焦叶脉书签制作过程的细节。

讨论交流后，我又说：“为了提高读者成功制作叶脉书签的可能性，请在你认为课文中应该特别留意的关键之处下画线。因为是关键，所以只能画五个部分。”任务驱动下，学生再次细读文本。由于有数量限制，学生必须衡量各个细节的重要程度，挑出其中最最关键之处。

随着教学推进，学生开始留意课文中“科学准确”的语言表达，比如：“两汤匙”“半小时”“顺着叶脉纹理”“力度均匀”和“印干”等字眼。他们也开始发现说明文与记叙文和议论文的不同，开始有意识地用说明文的方法阅读说明文。

我相信，日后碰到其他同类说明文，比如食谱、活动流程、电器说明和规章守则等，学生能更有效地抓住重点。我也相信，他日需要书写这类说明文，学生会更有意识，以通俗易懂、科学准确的语言进行表达。



（刊于《中国报》23.1.2018）

有问答有说笑，就是互动？


“小孩为什么要进小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拥有所有人的想法，我有想法，我也去听别人的想法，只有心里有别人，小孩才会真的去倾听、去合作。将来没有哪个工作是只有一个人能完成的，倾听别人会丰富自己的想法。小组学习中每个人进小组不是要跟别人捆绑在一起，不是四个想法不一样的人快速达成共识，而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想法。”
——台湾小学语文名师李玉贵


提起“21世纪教学”或“21世纪课室”，很多人都会想到桌椅排法和教学工具，比如：四人小组、角色扮演、红绿灯牌子、小白板和留言栏等等。种种花样背后，其实都是为了提高课堂的互动程度：师生之间的互动、生生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和教材之间的互动。

然而，有了这些元素，师生间有问有答，生生间有说有笑，就算“互动”了吗？

要理清这个问题，先得了解何谓“课堂”。学习无处不在，处处皆可学习，学生为何须要进入课堂？和其他场域相比，课堂有何独到之处？在家自学和进班上课，差别何在？其中关键，我想就是课堂特殊的核心组成部分。

课堂有人，有教师，有同学。教师，是相对而言更成熟的读者，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教育专家，是教学活动的主要设计者与主导者。同学，是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同龄人，既有相似的心智特点，又有各不相同的思想、观点与趣味。

于是，进入课堂，意味着学生能通过教师的引领更有效地展开学习，意味着学生能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对话见贤思齐，意味着大家都有机会创造“1加1大于2”的学习空间。是否妥善发挥课堂的独特价值，才是“互动”是否真正发生的关键。

如果仅仅是座位上的变动，课堂还是长时间处于“教师讲，学生听”的状态，那么互动依然没有发生；如果仅仅是布置了表面上的小组活动，任务内容还是偏向各组员单打独斗，那么互动依旧没有发生；如果仅仅是增加了师生间的口头问答，可对话中没有深度的倾听与回应，那么互动仍然没有发生。

要知道“互动”是否真正发生，不妨这么观察：教师的教学设计、课堂提问、活动组织，是否起到引领的作用，使学生进入更深层次的学习状态？小组活动，是否只是在小组内完成个人任务，还是真正发挥了集思广益、百家争鸣的效果？同样的教学内容，学生在家自学和进班上课，有分别吗？学生是否从教师身上、从同学身上、从自己身上有所学习、有所成长？

去年的教师研习营，台湾李玉贵老师为我们讲了三堂课，主题很有意思：让学生成为学生、让同学成为同学、让老师成为老师。所谓“21世纪课室”的种种模式与配备都只是手段，唯有认清课堂的核心组成部分，让师生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在互动中共同成长，才是我们追求的理想。



（刊于《中国报》6.2.2018）

过去的方式·现在的孩子·未来的世界


“在人工智能时代里，只会在某个狭窄领域从事简单工作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人工智能的效率和成本相比，必然会被机器所取代。如果不想在人工智能时代失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如果不想成为‘无用’的人，唯有从现在开始，找到自己的独特之处，拥抱人类的独特价值，成为在情感、性格、素养上都更加全面的人。”
——前谷歌全球副总裁李开复


《庄子》中有个挺有意思的故事。

有个姓朱的人，一心想学会一种别人都没有的技术，于是，就到支离益那里去学习杀龙的本领。花尽千金家产，用了整整三年时间，终于学会了杀龙的技术。姓朱的得意洋洋学成归来，可是，世间哪有龙可杀呢？结果，他学的技术一点也用不上。

沿此典故，后人常以“屠龙术”比喻那些深奥难学又华而不实的技巧。学“屠龙术”的人，刻苦学习之时往往自我感觉良好，不时憧憬他日上阵杀龙的风光无限。直到事过境迁，踏入现实，这才恍然大悟，悔不当初。

身处当今教育现场，我常忧心忡忡：孩子今日所学，十年后是否依然有效？老师认认真真，家长兢兢业业，孩子勤勤恳恳，大家的努力进取，十年后能否兑换美满生活？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下付出的许多心力，其实是在让孩子掌握华而不实的“屠龙术”？

以小学华文课为例。低年级写字教学，为了让孩子掌握笔画笔顺，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让他们反复操练，严格要求一笔一画规范正确，甚至不惜让他们按“笔画递增法”的方式习写生字。我们很少带领孩子玩味汉字文化，让汉字的优美线条和匀称结构驻留心间；我们更多让孩子死记硬背，在机械操练下学会写字。

先别说十年后的社会对“写字”是否还有需求，当下的职场已很少要员工动笔写字了。电邮用的是键盘输入，手机还开发了语音输入，即便专业写作人也不再摇笔杆，而是在电脑前运指如飞。孩子们辛辛苦苦学来的笔画笔顺，十年后会不会成为“屠龙术”，如今已见端倪。

再看高年级写作教学。为了让孩子正确规范地书写表达，我们选择让孩子抄作文、背作文、默写所谓“优美句子”。我们放弃引导孩子好好说话，说自己内心的话；我们选择让孩子学别人说话，说假话空话套话。我们似乎在暗示：只有背起来的语言才是对的，才是美的。

先别说“正确规范地书写表达”在十年后的社会是否还有市场，当下的生活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大部分人不缺这块，甚至还有软件能协助检查文句语法，一切只在弹指间。时代呼唤的，是创意的语言表达。不管是广告文案还是脸书贴文，文学创作还是知识写作，要求的都是独特巧妙的个性语言。正确规范，交给人工智能即可胜任。

我们正身处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类文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15年前的我们无法预知今日，今日的我们同样无法预知15年后的世界。15年，是什么概念？今年刚进入一年级的孩子，15年后即将大学毕业踏入社会。

孩子不能等，教育不能等。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今天的教育能给孩子什么？该给孩子什么？



（刊于《中国报》20.2.2018）

单纯的出发——儿童阅读营之缘起


“中小学教育是干什么的?也是三条：一是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二是教给学生好的读书方法；三是养成读书的习惯。做到这三条，学生就会一辈子读书，受益无穷。”
——中国人文学者钱理群教授


自20世纪90年代起，每年年底，立卑师范学院的学员都会前去彭亨佛教会，为当地小学生举办生活营。服务当地社区之余，也让师范学员从实践中自我提升。来到2009年，我们决定把握此难得因缘，让“儿童阅读”成为营会主题，将所学理论付诸实践，为将来校园里的儿童阅读推广做好准备。

因无先例可循，大家只能凭着自己的阅读积累与设想，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紧扣两个主要概念：“机会”与“经验”。让孩子有机会接触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感受阅读的魅力；让四天三夜的阅读生活，在孩子心中留下难忘经验，使其对阅读产生好感。

市面上的童书不少，真正优秀的作品却不多。凭着从“儿童文学”课程中培养的眼光与意识，我们从中国直接引进了许多马来西亚难以寻获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涵盖各类体裁，如：童谣、童话、童诗、故事、动物小说、成长小说、幻想小说以及绘本等，务求全方位展现儿童文学的魅力。

配合各类作品，我们开展了多种活动，让孩子在游戏与欢乐中亲近儿童文学。绘本故事，以讲述的方式，邀请孩子走近绘本；文学课堂，引领孩子细读有趣的文学作品，走进儿童文学；童谣唱游，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诵读中，感受儿歌的节奏与童诗的优美；故事探险，带孩子深入其境，走进故事。

除了准备优质童书，策划趣味活动，我们也致力于提升孩子的阅读素养。阅读一本书，他们常会匆匆略过，须要善加引导，才能耐心玩味书中精彩，真正读透一本书。我们从众多儿童文学作品中，精选了四本荣获国际儿童文学大奖的小说，让孩子在四天内细细品读，再以班级读书会的形式讨论分享，多角度探索作品的方方面面。许多孩子在初读时觉得普普通通，但在共读后真正爱上了作品。这，就是读书会的魅力。

此外，为了积极调动孩子，让他们投入营会的每项活动，我们借鉴了专案学习（Project Based Learning）的概念，为他们布置了一项贯穿营会的任务。我们让各个小组制作一份“读书小报”。小报中，可为活动进行图文并茂的记录，也可介绍读过的好书。参加活动之余，大家手脑并用，利用活动中得到的素材完成任务。

一场活动无论多成功，若无法延续，效果势必随着时间流逝而烟消云散。营会的最后，我们举办了“阅读嘉年华”，邀请家长前来共襄盛举。孩子们在嘉年华上展示各自的读书小报，向来宾解说其中内容，分享读过的好书。孩子们的阅读热情，深深打动了家长，让他们更加重视阅读，关注教育。

第一届儿童阅读营圆满落幕，好评如潮。不管是参与的孩子还是担任工委的学员，都获得了令人惊喜的成长。实践中，也发现营会的诸多不足：图书挑选、作品解读、活动设计、共读带领，可探索与精进的空间还很大。我们坚信，只要继续走下去，不断反思调整，终会逐渐成熟，越办越好。



（刊于《中国报》6.3.2018）

坚定的脚步——儿童阅读营之成熟


“什么是教育？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爱读书’的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读书’。就这么简单。但真要做到，还不容易。”
——中国人文学者钱理群教授


抱着边做边学的态度，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儿童阅读营陆续展开。随着阅读积累的逐渐丰富，儿童阅读营的内容也不断深化。读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艾登•钱伯斯（Aidan Chambers）的《打造儿童阅读环境》，“阅读循环圈”成了儿童阅读营的理论框架；读美国阅读专家史蒂芬•克拉申（Stephen Krashen）的《阅读的力量》，“持续默读”成了儿童阅读营的重点环节；读美国阅读专家吉姆•崔利斯（Jim Trelease）的《朗读手册》，“大声朗读”成了儿童阅读营的荐读方法。

另外，每年的儿童阅读营都安排在“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教师研习营之后，工委们必须参与研习营，作为培训的一部分。海外名师的讲学，成了儿童阅读营的重要资源。第三届，徐冬梅老师来了，“日有所诵”进行得有声有色；第四届，周益民老师来了，“整本书荐读”逐渐有了方向；第五届，岳乃红老师来了，“绘本讲述”与“主题阅读”进入了阅读营的课程内容；第六届，吉忠兰老师来了，“整本书读书会”总算有了系统性的架构。

经过多年探索，儿童阅读营的模式渐趋成熟。为了因应不同对象，加强活动的延续性，我们将儿童阅读营分成三个阶段：初阶、进阶、高阶。初阶阅读营，对象为初次参与者，活动以作品荐读为主，重点在培养兴趣、点燃热情、开拓视野；进阶阅读营，对象为参加过初阶营的营员，活动以整本书读书会为主，重点在延续热情、深化兴趣、提高能力。高阶阅读营，只对参与过进阶营的营员开放，以经典名作的精读为主，让营员在阅读中精益求精。

2014年，随着媒体的报道、口碑的流传，儿童阅读营受到马来西亚全国各地校园与教育团体的关注，希望承办儿童阅读营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于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的旗帜下，开始积极与各方合作，儿童阅读营正式走向全国。2014年至今，我们在全国举办了超过60场儿童阅读营，足迹遍布半岛9个州属，惠及超过7000名学生与2000名教师。

就本质而论，儿童阅读营只是桥梁，为学校打造阅读环境、输入阅读文化，才是我们的目标。承办儿童阅读营，意味着学校将按推荐书目，引进一批优质好书；意味着学校教师将担任工委，参与为期两天的培训，亲近儿童文学，对作品进行解读与荐读；意味着一批小学生将在书海中漫游，感受阅读的魅力。我们期望阅读营结束后，留在图书馆的好书能持续发酵，亲历阅读营的教师能继续深耕，参与的学生能感染身边同学。每一场儿童阅读营都是一颗种子，播在校园里，播在师生心中，期待发芽茁壮。

儿童阅读营，除了是播种的园地，也是修炼的道场、实验的基地。阅读与思考中产生的想法，可拿到阅读营来实验，然后在校园中、课堂上推行。因为儿童阅读营的缘故，我们带着班上孩子，开启了“日有所诵”，讲起了绘本故事，上起了儿童文学荐读课，开起了班级读书会，读起了一本本经典名作。团队中的其他小伙伴，也把优秀童书引入校园，办起了形形色色的阅读活动，走在了儿童阅读推广的路上。

一位师范讲师告诉我们：“参加过儿童阅读营的学员，是不一样的。除了爱上阅读，看待儿童、看待教育的眼光也更温暖。”表面上，是我们在为孩子们付出与奉献；实际上，是孩子们用他们的单纯与热情，唤醒了我们的童心，激发了我们的热忱。



（刊于《中国报》20.3.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