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转贴：《文汇读书周报》2006-03-10
http://dszb.whdszb.com/whsw/t20060310_857656.htm
作者：乔丽华（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副研究员，著有《吴朗西画传》《东坡志林点评》，编有《黄源文集》《汪静之纪念集》等。）

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一批向先贤致敬的书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例如同心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家庭大相簿》，据称这本鲁迅家庭照片集第一次全面呈现鲁迅先生的成长、生活、交游的方方面面，除收录迄今发现的有关鲁迅先生的个人照片外，还收录了许广平及其家人照片340余幅，全书共有百余幅照片是首次公开发表。这样一本沉甸甸的老相册在鲁迅逝世70周年之际出版，的确弥足珍贵。

再如新星出版社推出的《周氏兄弟合译文集》，所收《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四种，原是鲁迅与其弟周作人留学日本期间携手翻译的，据编者止庵介绍，《合译文集》中所收的各书，均已绝版多年。后来重印，也是打散了各归各的译本，“这回按照原来完整样子重新印行，读者俾可体会周氏兄弟曾经有过的共同追求。”对于渴望见到两兄弟翻译原貌的读者来说，如今终于可以一睹为快了。

此外，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初版写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这次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吴俊的《鲁迅个性心理研究》曾经以其深刻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而在鲁迅研究论著中独树一帜，这次，改换书名，以《黑夜里的过客——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鲁迅》为标题，由东方出版中心再版。还有倪墨炎著《鲁迅的社会活动》（上海人民出版社）、张能耿著《鲁迅亲友寻访录》（党建读物出版社）等也相继出版。

随着鲁迅逝世70周年这个日子的临近，关于鲁迅的书成了一个热点。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一下的话，可以发现市面上这几年陆陆续续出了不少关于鲁迅的书。如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三联书店2003年版）、王锡荣的《鲁迅生平疑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林贤治著《鲁迅的最后1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孔海珠著《痛别鲁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版）、吴海勇的《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韩石山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等等。以上每一本出版后都能引起一些话题，一些谈兴，也可以看到社会对鲁迅的关注度并不低。

有人曾直言：鲁迅未必一定畅销，但可以保证长销。对出版社而言，鲁迅是个可以倚重的品牌，只是，这张牌该怎么打？如果不光是为了赶日子，凑个热闹，图一时之利，而希望这张牌能起长效、深远的作用的话，则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者，都应该有所思考。

还是看看鲁迅他老人家自己是怎么说的吧。鲁迅写于1935年的一篇《书的还魂和赶造》简直就是为今天的出版界度身定制的，针对当时商家的“新花样”，他说：“汇印新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须是精粹的本子，这才可以救读者们的智识的饥荒。就是重印旧作，也并不算坏，不过这旧作必须已是一种带着文献性的本子，这才足供读者们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克日速成的草稿，或是栈房角落的存书，改换新装，招摇过市，但以‘大’或‘多’或‘廉’诱人，使读者化去不少的钱，实际上却不过得到一大堆废物，这恶影响之在读书界是很不小的。”末了的结论是：“凡留心于文化的前进的人，对于这些书应该加以检讨！”

就笔者所见，这几年所出的关于鲁迅的著作或读物，多数是值得嘉许的。其作者多为资深的鲁迅研究者，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尤其难得的是能兼顾到大众读者的阅读口味，用史实说话，叙事娓娓道来，令人读来饶有兴味。但也不是没有应该检讨的地方。当然，责任可以归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上，但最关键的是作者和出版者不要抱着利用之心。鲁迅是最厌恶被人利用的，幸亏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的文字剪剪，照片裁裁，凑成一部《鲁迅传》去卖钱，否则一定不依不饶，口诛笔伐，方解其冲冠怒气。还有一种利用法，相信鲁迅也是一眼就能看穿的，那就是借着骂鲁迅、骂鲁研界来赢得知名度。

这类人，鲁迅生前就点评过，说他们骂人也骂不到点子上，在此也希望说鲁迅是“落伍者”的新锐们反省反省，自己是不是也落伍了？还有一种，就是跟风，例如，有人出了一本《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大谈OFFICE攻略，接下来或许就会有聪明人会跟着推出一本《时为单身贵族的鲁迅》之类。总之，出版社可以倚重与鲁迅有关的书作为品牌图书推出，但出版之前还需好好掂量掂量。

据说是鲁迅的猫——

转贴：中学语文网中网
http://www.laomu.cn/book5/a_lianjie/lxspcz.htm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作者：钱文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

转贴：《文汇读书周报》2006-04-29

篇题：冯铁和他的《鲁迅》
作者：王锡荣 （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著有《鲁迅生平疑案》《周作人生平疑案》《鲁迅学发微》等。）

近年的西方鲁迅研究似乎略感沉寂，以前在鲁迅研究方面比较热闹的苏联、东欧散了架，没有声音了，美国的林毓生听说已作了古，李欧梵似乎改了行去写上海的风花雪月，法国的露阿夫人仙逝了，德国的马汉茂先生也作了古，令人有哲人其萎之感。但也有异军突起，近年来甚为活跃的欧洲鲁迅研究者，是德国的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他的《鲁迅:年谱、著作、图片和文献》(2001年莱比锡吕藤－勒宁和红星出版社出版)是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冯铁1958年生于瑞士，先后在柏林、台北、北京和波恩学习汉学、日本学、罗马语种语言文学研究、哲学以及比较文学。目前是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研究系系长、中国语言文学部主任。2005年5月，我应冯铁先生之邀，去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做学术讲座，冯铁先生给我看他的这本新作。

冯铁从1991年起潜心研究鲁迅，用三年时间，走遍中国南北，搜集了大量资料，于1993年编撰成功《鲁迅:年谱、著作、图片和文献》一书，1995年由鲁迅的学生黄源先生题写书名，但又加以修饰增补，直到2001年才在德国出版。有厚厚八百多页，令人联想到德国历史上那些以个人之力独立开创一个哲学体系的老学究们的皇皇巨著，他们往往以深奥的理论吓倒读者。但冯铁这本书却很特别，主要有两大块:第一块，是资料，就是年谱、著作、图片和文献。第二部分，才是传记部分。

尽管在欧洲可以说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对鲁迅并不陌生，但是像冯铁这样用传记给以系统介绍的，还真不多见，尤其是在近二十年来简直没有。尽管德国在1980年曾举办过鲁迅专题展览，但对公众来说，鲁迅毕竟还是比较陌生的。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努力之后，有了冯铁这样一本重量级的专著，确实可喜可贺。

相比之下，也许该说这本书更突出的倒是在于资料上的特点。这本八百多页的书，生平史料却占了609页，而且其中资料可说是十分重要的新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它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的西文相关资料，对中国读者更加有意思，有不少是在中国也还没有发现或披露的。

首先吸引了我注意的是，书中一张1936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文版《世界人名词典》(《WHO‘S WHO》)，已有鲁迅条目，而其中关于鲁迅的介绍，与现有说法有所不同，虽然基本上可以认为不太准确，但这一条目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鲁迅在当时已经被广泛注意了。

冯铁的书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对两张照片的处理方式。这就是历来多次被广泛“误用”的所谓“换头照”。最出名的一张就是1933年当萧伯纳访问中国，在宋庆龄家与鲁迅、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美国人史沫特莱和伊罗生的合影。在“文革”中，人们在使用这张照片时，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这张照片中的林语堂和伊罗生抹掉了。到了“文革”结束，在正规途径的出版物中都已恢复了真相。可是后来有的人不清楚，在使用这张照片的时候，还往往有胡里胡涂用了这张“换头照”的，造成不良影响。冯铁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他特意在这书里将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作了对比，让不明真相的人恍然大悟之后，牢牢记住这个公案。我们国内虽然早已有人注意到这事，却很少有人出来澄清。同样，另一张同样遭受这一厄运的照片——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与许广平、林语堂、孙伏园、孙福熙、周建人六人的合影，也在“文革”中被“割”去了林语堂、孙伏园两人的形象，变成前排三个人而后排只有一个人站在旁边的奇特排列，令人费解。冯铁也将两张照片对比放在一起，就像现在人们常用的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曝光手法，让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这正是用鲁迅教给的用“比较”来医治“受骗”的方法来澄清事实。

此外，我在书中还见到1912年的日本仙台市彩色地图，比我以前所看到的所有仙台地图都详尽清晰。冯铁教授对鲁迅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他甚至在这本书中收进了萧红的《生死场》德文本，令我费解的是，这本《生死场》封面图用的却是云南一带的茅屋。冯铁教授解释说，封面设计者可能误以为萧红写的是云南一带的故事。

冯铁从1999年就任鲁尔大学东亚研究系系长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界就常常可以见到他活跃的身影。此书的出版，不仅代表了德国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意味着欧美鲁迅研究的新进展和值得注意的新收获。我期待着这书的及早介绍进中国，相信必将对我国的鲁迅研究带来一股清新的风。

我被学生叫老黄，还不够资格当黄老。

鲁迅的帖都是转的，对他不是很熟悉。

欢迎您发表关于他的事情。

风筝--鲁迅

鲁迅
http://www.epochtimes.com


　 　 北 京 的 冬 季 ， 地 上 还 有 积 雪 ， 灰 黑 色 的 秃 树 枝 丫 叉 于 晴 朗 的 天 空 中 ， 而 远 处 有 一 二 风 筝 浮 动 ， 在 我 是 一 种 惊 异 和 悲 哀 。

　 　 故 乡 的 风 筝 时 节 ， 是 春 二 月 ， 倘 听 到 沙 沙 的 风 轮 声 ， 仰 头 便 能 看 见 一 个 淡 墨 色 的 蟹 风 筝 或 嫩 蓝 色 的 蜈 蚣 风 筝 。 还 有 寂 寞 的 瓦 片 风 筝 ， 没 有 风 轮 ， 又 放 得 很 低 ， 伶 仃 地 显 出 憔 悴 可 怜 模 样 。 但 此 时 地 上 的 杨 柳 已 经 发 芽 ， 早 的 山 桃 也 多 吐 蕾 ， 和 孩 子 们 的 天 上 的 点 缀 相 照 应 ， 打 成 一 片 春 日 的 温 和 。 我 现 在 在 那 里 呢 ？ 四 面 都 还 是 严 冬 的 肃 杀 ， 而 久 经 诀 别 的 故 乡 的 久 经 逝 去 的 春 天 ， 却 就 在 这 天 空 中 荡 漾 了 。

　 　 但 我 是 向 来 不 爱 放 风 筝 的 ， 不 但 不 爱 ， 并 且 嫌 恶 他 ， 因 为 我 以 为 这 是 没 出 息 孩 子 所 做 的 玩 艺 。 和 我 相 反 的 是 我 的 小 兄 弟 ， 他 那 时 大 概 十 岁 内 外 罢 ， 多 病 ， 瘦 得 不 堪 ， 然 而 最 喜 欢 风 筝 ， 自 己 买 不 起 ， 我 又 不 许 放 ， 他 只 得 张 著 小 嘴 ， 呆 看 著 空 中 出 神 ， 有 时 至 于 小 半 日 。 远 处 的 蟹 风 筝 突 然 落 下 来 了 ， 他 惊 呼 ； 两 个 瓦 片 风 筝 的 缠 绕 解 开 了 ， 他 高 兴 得 跳 跃 。 他 的 这 些 ， 在 我 看 来 都 是 笑 柄 ， 可 鄙 的 。

　 　 有 一 天 ， 我 忽 然 想 起 ， 似 乎 多 日 不 很 看 见 他 了 ， 但 记 得 曾 见 他 在 后 园 拾 枯 竹 。 我 恍 然 大 悟 似 的 ， 便 跑 向 少 有 人 去 的 一 间 堆 积 杂 物 的 小 屋 去 ， 推 开 门 ， 果 然 就 在 尘 封 的 什 物 堆 中 发 见 了 他 。 他 向 著 大 方 凳 ， 坐 在 小 凳 上 ； 便 很 惊 惶 地 站 了 起 来 ， 失 了 色 瑟 缩 著 。 大 方 凳 旁 靠 著 一 个 胡 蝶 风 筝 的 竹 骨 ， 还 没 有 糊 上 纸 ， 凳 上 是 一 对 做 眼 睛 用 的 小 风 轮 ， 正 用 红 纸 条 装 饰 著 ， 将 要 完 工 了 。 我 在 破 获 秘 密 的 满 足 中 ， 又 很 愤 怒 他 的 瞒 了 我 的 眼 睛 ， 这 样 苦 心 孤 诣 地 来 偷 做 没 出 息 孩 子 的 玩 艺 。 我 即 刻 伸 手 折 断 了 胡 蝶 的 一 支 翅 骨 ， 又 将 风 轮 掷 在 地 下 ， 踏 扁 了 。 论 长 幼 ， 论 力 气 ， 他 是 都 敌 不 过 我 的 ， 我 当 然 得 到 完 全 的 胜 利 ， 于 是 傲 然 走 出 ， 留 他 绝 望 地 站 在 小 屋 里 。 后 来 他 怎 样 ， 我 不 知 道 ， 也 没 有 留 心 。

　 　 然 而 我 的 惩 罚 终 于 轮 到 了 ， 在 我 们 离 别 得 很 久 之 后 ， 我 已 经 是 中 年 。 我 不 幸 偶 而 看 了 一 本 外 国 的 讲 论 儿 童 的 书 ， 才 知 道 游 戏 是 儿 童 最 正 当 的 行 为 ， 玩 具 是 儿 童 的 天 使 。 于 是 二 十 年 来 毫 不 忆 及 的 幼 小 时 候 对 于 精 神 的 虐 杀 的 这 一 幕 ， 忽 地 在 眼 前 展 开 ， 而 我 的 心 也 仿 佛 同 时 变 了 铅 块 ， 很 重 很 重 的 堕 下 去 了 。

　 　 但 心 又 不 竟 堕 下 去 而 至 于 断 绝 ， 他 只 是 很 重 很 重 地 堕 著 ， 堕 著 。

　 　 我 也 知 道 补 过 的 方 法 的 ： 送 他 风 筝 ， 赞 成 他 放 ， 劝 他 放 ， 我 和 他 一 同 放 。 我 们 嚷 著 ， 跑 著 ， 笑 著 。 ─ ─ 然 而 他 其 时 已 经 和 我 一 样 ， 早 已 有 了 胡 子 了 。

　 　 我 也 知 道 还 有 一 个 补 过 的 方 法 的 ： 去 讨 他 的 宽 恕 ， 等 他 说 ， 「 我 可 是 毫 不 怪 你 呵 。 」 那 么 ， 我 的 心 一 定 就 轻 松 了 ， 这 确 是 一 个 可 行 的 方 法 。 有 一 回 ， 我 们 会 面 的 时 候 ， 是 脸 上 都 已 添 刻 了 许 多 「 生 」 的 辛 苦 的 条 纹 ， 而 我 的 心 很 沉 重 。 我 们 渐 渐 谈 起 儿 时 的 旧 事 来 ， 我 便 叙 述 到 这 一 节 ， 自 说 少 年 时 代 的 胡 涂 。 「 我 可 是 毫 不 怪 你 呵 。 」 我 想 ， 他 要 说 了 ， 我 即 刻 便 受 了 宽 恕 ， 我 的 心 从 此 也 宽 松 了 罢 。

　 　 「 有 过 这 样 的 事 么 ？ 」 他 惊 异 地 笑 著 说 ， 就 像 旁 听 著 别 人 的 故 事 一 样 。 他 什 么 也 不 记 得 了 。

　 　 全 然 忘 却 ， 毫 无 怨 恨 ， 又 有 什 么 宽 恕 之 可 言 呢 ？ 无 怨 的 恕 ， 说 谎 罢 了 。

　 　 我 还 能 希 求 什 么 呢 ？ 我 的 心 只 得 沉 重 著 。

　 　 现 在 ， 故 乡 的 春 天 又 在 这 异 地 的 空 中 了 ， 既 给 我 久 经 逝 去 的 儿 时 的 回 忆 ， 而 一 并 也 带 著 无 可 把 握 的 悲 哀 。 我 倒 不 如 躲 到 肃 杀 的 严 冬 中 去 罢 ， ─ ─ 但 是 ， 四 面 又 明 明 是 严 冬 ， 正 给 我 非 常 的 寒 威 和 冷 气 。


一 九 二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这篇文章很好读。我记得曾经读过鲁迅的《呐喊》，非常喜欢。还有另外一本，书名也两个字的，但是忘了。

转贴自《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七期

曹聚仁眼中的鲁迅
- 李世琦-　

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是鲁迅研究史上一本很出名的著作，笔者一直想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却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获实现。直到近日，方才如愿看到东方出版中心引进的《鲁迅评传》（2006年1月版）。阅读之后，感觉名不虚传，允称力作。
曹著《鲁迅评传》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得益于作者的写作原则，即把鲁迅作为一个“人”来写。这样的原则现在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但了解了对鲁迅评价的历史后，才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之难，因为即使在鲁迅健在时，人们对鲁迅的评价已经判若天渊，用陈独秀的话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褒之者在九天之上，贬之者在十八层地狱之下。前者如中共的领袖毛泽东，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后者如苏雪林，说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其他人或友或敌，各自从自己的立场、角度，或有意或无意地对鲁迅进行神化、圣化或鬼化、妖魔化。大体说来，歌颂鲁迅的一方以中共为代表，贬损鲁迅的一方受到国民党的暗中支持，双方都有雄厚的政治、文化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氏独抒己见，有“天下皆醉我独醒”之概，其胆其识均令人感佩。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之下，曹氏对长期流行的说鲁迅为人老于世故、猜忌刻薄的说法进行了抉剔、辩驳。鲁迅在给曹氏的信中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此种情况如鲁迅与其终身挚友许寿裳，许氏在鲁迅逝世后回忆说：“生平三十五年，彼此关怀，无异昆弟。”许夫人突然病故，鲁迅发来唁函说，世兄们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许氏认为鲁迅想得深刻，不是寻常的套话。可见他们的相知之深。所以，许广平说他们“真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对于说鲁迅脾气古怪、性好猜忌的说法，曹氏举了向培良、尚钺的例子。他们都是鲁迅支持的狂飙社的成员，原本和鲁迅十分接近，后因人际纠纷而分手。向培良曾在《记谈话》一文中写道：“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为有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狂飙社成员和鲁迅闹翻后，鲁迅激愤下曾说过狂飙那一群人，除了向培良都是骗子这样的重话。即使如此，尚钺在鲁迅死后对自己误解鲁迅表示“至今仍然是心中的一个苦痛伤痕”。可见鲁迅的人格感人之深。在另一方面，曹氏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鲁迅平凡和有缺点的一面。例如鲁迅的外貌、举止一点都不像伟人：“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以至于真的鸦片烟鬼曾向鲁迅打问在哪里可以买到鸦片。鲁迅第一次到女师大给许广平等上课，曾引起她们哗笑。鲁迅并不像后来在电影、图片里那样器宇轩昂、光彩照人。这才是真实的鲁迅！
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曹氏也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对于鲁迅后期的思想，中共方面的学人都认为“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国民党方面也认为鲁迅是“赤化分子”，社会上也有人说鲁迅“拿卢布”，似乎是铁定不疑的。曹氏举出鲁迅自己的话，说鲁迅将自己比做一头瘦牛，“张家要我耕了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栏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人家挨几转磨”。这十分有力地说明鲁迅的独立意识是非常之强的。所以，曹氏说：“到他死去为止，他只是一个文化斗士，从未参加政治组织。”他比较赞同刘半农对鲁迅的评价。刘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前一句说鲁迅的思想是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的融合，后一句说鲁迅的文字风格取法魏晋文章的高洁峭拔。这一对联得到了鲁迅的认可。对于郭沫若把鲁迅比作“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曹氏认为“即非违心之论，必是敷衍了事的纪念文字，而鲁迅呢，平生却最讨厌韩愈，风格也相去的很远”。堪称一针见血！
曹氏还从生活的细微之处描写了鲁迅。鲁迅在衣着上虽然不修边幅，但眼睛特别有精神。写鲁迅擅长说笑话，大家笑，但他自己不笑。鲁迅的书房，收拾得井然有序，纹丝不乱，不像钱玄同、胡适那样一塌糊涂。他写作时虽然烟茶并进，通宵达旦，但也注意调剂生活，不忙时看看电影，而且买最贵的票，侦探片、打斗片、滑稽片、生活风景片，他都喜欢看，“把心神松下去，好好欣赏一番的”。这就给了读者一个丰满、立体的鲁迅形象。
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曹著《鲁迅评传》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脱颖而出，被学术界推为研究鲁迅的必读书。那么，曹聚仁为什么能够成功呢？这是由曹氏客观、主观两方面的条件造成的。从客观方面说，他和鲁迅是同乡，又同是章太炎的弟子。他对鲁迅作品中涉及的人物、环境、风土人情等都有研究的便利，而曹氏果真进行了实地踏勘。他还是鲁迅认可的忘年交，有过深入的交往，相互通过四十多封书信，有过几次深谈。从主观方面说，曹氏兼学人、报人、史家于一身，曾执教于数所大学，多年从事报刊的记者、总编辑工作，于史学有深厚的造诣，鲁迅就曾请他代查历史典故。为了写作该书，他进行了多年准备。他精湛的国学修养又使他的表述思路清晰，文字简洁精练，显出大家气象。自然，该书也有它的缺点，比如只谈托尔斯泰、尼采对鲁迅的影响，而不谈马克思主义对晚年鲁迅的重要影响，就显见得有些矫枉过正了。
《春秋》不责备贤者。对于这位为我们提供了高水准著作的学人，我们当然应该感谢他。

那两字应该是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