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肃然起敬的文人——闻一多
Posted: 20-04-06 Thu 8:34 pm
闻一多(1899—1946)，生于湖北省浠水县。1912年冬，闻一多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1925年回国，历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五四运动后投身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诗格律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后转入学术研究，广涉中国神话、诗经、楚辞、周易、庄子、唐诗等领域，成就颇丰。抗战后期因不满国民党腐败统治拍案而起，1944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云南民主运动重要组织与领导者。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闻一多诞生于诗书传世的家庭，所以自小就被授予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让他的心灵从小就充满爱国爱民的想法。留美期间，更时时不忘国家的危难和自己的职责。迄今保留的闻一多第一篇文章《名誉谈》，即反对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提倡以进取的意识为社会做贡献。
1919年，闻一多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时代洗礼。五四运动是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闻一多受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观点影响，很快将个人的诗歌、绘画兴趣与人生志向结合了起来。他相信文化改造可以提高人民的素质，为此与梁思成等发起了研究具形艺术的“美司斯”，欲通过“生命底艺化”使“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
1921年，他参与清华学生的斗争运动，受到留级一年的处分。1922年，闻一多怀着艺术救国的愿望进入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1923 年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1924年又到了纽约艺术学院。在美国，强烈的国力反差和数度精神挫伤，使他的爱国情绪进一步加强，因此赴美之初借助思乡之情写下的《孤雁》、《太阳吟》、《忆菊》等诗篇，都充满了鲜明的爱国精神。闻一多不是政治家，但他相信国家“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因此他认为“杜微防渐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在这种“文化的国家主义”摧动下，他不仅创作了《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洗衣歌》等反帝爱国诗歌，还与赵太侔、熊佛西、余上沅、梁实秋、顾一樵、林徽音、梁思成等成立了“中华戏剧改进社”，企图以通俗易懂的戏剧改革为起点着手改良中华文化。1925年6月， 闻一多就是抱着发动国剧运动的目的，放弃学业提前回国。
1925年秋，闻一多被聘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乘着建校伊始，他设法增添了戏剧系。不过，闻一多最不能忘怀的还是诗歌革新。1926年4月，他与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以《晨报•诗镌》为阵地开展新诗格律化试验，他这时发表的《死水》至今仍被视作格律诗的代表作。试验离不开理论，闻一多在新诗理论探讨方面做出许多贡献。他在《诗的格律》中提出新诗应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原则，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诗歌评论的重要标准之一。
1926年秋，闻一多到上海吴淞政治大学担任训导长。1927年初，又到武昌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了两个月的艺术股股长。不久，“四一二政变”失败了，闻一多的心情十分压抑，虽然他主张过为艺术而艺术，却从未忘却诗人的社会责任，于是他在《心跳》、《荒村》等诗中表现出对军阀混战的憎恶，在《发现》、《一句话》、《口供》、《你指着太阳起誓》等诗中发泄心中的不平和愤懑。这些现实性很强的作品，组成了他爱国诗歌创作的又一个新阶段。
1927年秋，闻一多被刚刚建立的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聘任为外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夏，受桑梓之情感召，他又到即将落成的武汉大学就任文学院长。1930年夏青岛大学创建，闻一多在校长杨振声的怂恿下，担任了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由于教学工作需要，闻一多逐步从诗歌创作转向学术研究，从1927年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发表第一篇论文《诗经的性欲观》起始，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止。1932年秋他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后，研究触角已经广涉上古文学、金文考古、诗经、楚辞、诸子百家、乐府、唐代文学等诸多领域。闻一多说，他的理想是写一部“诗的史”或“史的诗”，他希望通过文学这个窗口，来反映中国古代灿烂的思想与文化。
但是，抗日战争打破了学院的平静。战争之初，清华、北大、南开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再迁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迁昆明时，闻一多、黄子坚、袁复礼、李继侗、 曾昭抡等教授与200多学生徒步前往，他那飘洒若仙的美髯就是这60多天跋涉中蓄起来的。蓄须明志，闻一多发誓：抗战不胜利绝不剃去！
闻一多的骨头是硬的，他本来对参加政治组织不感兴趣，而1944年秋天却毅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从此，闻一多以全部身心投入民主运动。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师生相继复员北上。7月11日， 闻一多送走最后一批同学的当天夜里，李公朴便遭到暗杀。李公朴牺牲后，昆明盛传黑名单上第二个就是闻一多。7月15日，李公朴殉难报告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会上，闻一多即席做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下午五点多，闻一多与前来接他的长子闻立鹤一起回家，走到离家门只有十多步时，突然枪声大作，闻一多后脑、胸部、手腕连中十余弹，当即倒在血泊中。
闻一多的著作，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闻一多诞生于诗书传世的家庭，所以自小就被授予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让他的心灵从小就充满爱国爱民的想法。留美期间，更时时不忘国家的危难和自己的职责。迄今保留的闻一多第一篇文章《名誉谈》，即反对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提倡以进取的意识为社会做贡献。
1919年，闻一多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时代洗礼。五四运动是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闻一多受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观点影响，很快将个人的诗歌、绘画兴趣与人生志向结合了起来。他相信文化改造可以提高人民的素质，为此与梁思成等发起了研究具形艺术的“美司斯”，欲通过“生命底艺化”使“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
1921年，他参与清华学生的斗争运动，受到留级一年的处分。1922年，闻一多怀着艺术救国的愿望进入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1923 年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1924年又到了纽约艺术学院。在美国，强烈的国力反差和数度精神挫伤，使他的爱国情绪进一步加强，因此赴美之初借助思乡之情写下的《孤雁》、《太阳吟》、《忆菊》等诗篇，都充满了鲜明的爱国精神。闻一多不是政治家，但他相信国家“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因此他认为“杜微防渐之责，舍我辈谁堪任之”。在这种“文化的国家主义”摧动下，他不仅创作了《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洗衣歌》等反帝爱国诗歌，还与赵太侔、熊佛西、余上沅、梁实秋、顾一樵、林徽音、梁思成等成立了“中华戏剧改进社”，企图以通俗易懂的戏剧改革为起点着手改良中华文化。1925年6月， 闻一多就是抱着发动国剧运动的目的，放弃学业提前回国。
1925年秋，闻一多被聘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乘着建校伊始，他设法增添了戏剧系。不过，闻一多最不能忘怀的还是诗歌革新。1926年4月，他与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以《晨报•诗镌》为阵地开展新诗格律化试验，他这时发表的《死水》至今仍被视作格律诗的代表作。试验离不开理论，闻一多在新诗理论探讨方面做出许多贡献。他在《诗的格律》中提出新诗应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原则，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诗歌评论的重要标准之一。
1926年秋，闻一多到上海吴淞政治大学担任训导长。1927年初，又到武昌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了两个月的艺术股股长。不久，“四一二政变”失败了，闻一多的心情十分压抑，虽然他主张过为艺术而艺术，却从未忘却诗人的社会责任，于是他在《心跳》、《荒村》等诗中表现出对军阀混战的憎恶，在《发现》、《一句话》、《口供》、《你指着太阳起誓》等诗中发泄心中的不平和愤懑。这些现实性很强的作品，组成了他爱国诗歌创作的又一个新阶段。
1927年秋，闻一多被刚刚建立的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聘任为外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夏，受桑梓之情感召，他又到即将落成的武汉大学就任文学院长。1930年夏青岛大学创建，闻一多在校长杨振声的怂恿下，担任了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由于教学工作需要，闻一多逐步从诗歌创作转向学术研究，从1927年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发表第一篇论文《诗经的性欲观》起始，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止。1932年秋他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后，研究触角已经广涉上古文学、金文考古、诗经、楚辞、诸子百家、乐府、唐代文学等诸多领域。闻一多说，他的理想是写一部“诗的史”或“史的诗”，他希望通过文学这个窗口，来反映中国古代灿烂的思想与文化。
但是，抗日战争打破了学院的平静。战争之初，清华、北大、南开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再迁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迁昆明时，闻一多、黄子坚、袁复礼、李继侗、 曾昭抡等教授与200多学生徒步前往，他那飘洒若仙的美髯就是这60多天跋涉中蓄起来的。蓄须明志，闻一多发誓：抗战不胜利绝不剃去！
闻一多的骨头是硬的，他本来对参加政治组织不感兴趣，而1944年秋天却毅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从此，闻一多以全部身心投入民主运动。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师生相继复员北上。7月11日， 闻一多送走最后一批同学的当天夜里，李公朴便遭到暗杀。李公朴牺牲后，昆明盛传黑名单上第二个就是闻一多。7月15日，李公朴殉难报告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会上，闻一多即席做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下午五点多，闻一多与前来接他的长子闻立鹤一起回家，走到离家门只有十多步时，突然枪声大作，闻一多后脑、胸部、手腕连中十余弹，当即倒在血泊中。
闻一多的著作，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