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出炉
作者：张弘
出处：新京报网络版 2005-07-27
http://www.southcn.com/edu/newbook/shux ... 270844.htm

《现代汉语词典》是流传最广的汉语工具书，却已经有将近6年没有更新。昨日，《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5版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新版《现汉》同时首发。商务印书馆称，本次修订历时6年，全书收词约65000条，基本上反映了目前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同时，第5版《现汉》进一步全面贯彻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和科技术语规范。根据国家2002年公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将词汇区分成规范词和异形词，并将规范词列为推荐使用的正条。

据悉，为了本次修订，社科院语言研究所1999年成立了由曹先擢、陈原、江蓝生等专家组成的第5版审订委员会，由晁继周、韩敬体等人组成的工作委员会。据晁继周等专家介绍，第5版修订是历次修订中幅度最大的一次。

在昨天的发言中，文化名人舒乙除了对《现汉》的修订工作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第5版《现汉》提出了一些具体批评。“首先是有越注越乱的现象，比如‘旗’这个字下面的解释和举例都有不妥当的地方。像‘太太’这个词在《现汉》中指曾祖母，而满人管奶奶叫‘太太’。《现汉》的注释高出了一辈。像重庆的北碚（音陪），《现汉》里却把读音注为北碚（音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结合自己的经验认为，《现汉》已经成为播音员的必备书，他说，“1978年，一位西安交大教授写信说我读的朱鹮（音环）应为朱鹮（音悬），我告诉他我查过字典，但他回信说字典是错的。我后来查了多部工具书，才知道这是一个多音字。此外，有人乱用‘七月流火’来形容天气炎热，却不知道‘七月流火，八月萑苇’的意思。这样的典故，在词典里查不到。”记者随即发现，新版的《现汉》并没有注明“鹮”是多音字，另有专家认为，北碚（音杯）是正确的。

不过，舒乙、方明对《现汉》的权威性和实用性、方便性都给予了肯定。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也说，辞书的编写、修订是一件遗憾的事，任何辞书在编写、修订时总会有一些局部不足。北大语言系教授陆俭明也举例证明了5版《现汉》的进步，他对词性标注给予了好评并指出，虽然5版《现汉》并不是完美无瑕，却是读者最可放心使用的一部工具书。

《现代汉语词典》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编写，1978年正式出版。1983年和1996年先后出版了两个修订本。

1999年，新的一轮修订工作开始。2002年，商务印书馆把已经编写出来的1200余条新词附在1996年修订本正文的后面，出版了增补本。2005年出版第5版修订本定价为68元，印张为61.375.从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算起，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第334次印刷。

■增加新词举例

政治类：德治、反恐、反贪、公示等。

法律类：不作为、布警、法槌、法官袍、法徽、法律援助、故意、国家赔偿、立法法、立法权、受案、司法鉴定、司法解释、特别法、窝案、刑拘、无罪推定、有罪推定、职务犯罪、智能犯罪等等。

经济类：彩民、炒手、解套、经济法、套现、网络银行、限产、乡企、循环经济、质押等。

金融保险类：保额、保费、保险人、财产保险等科技类：笔记本式计算机、编程、波导、彩显等。

农业类：陈化粮、坑农、三农、散养等。

商业类：币市、便利店、超值、车市、承购、承销、传销等。

公交类：并线、车模、车位、城铁、磁浮列车、错峰、打表、大巴等。

军事类：电子战、、环境武器等。

建筑房产类：参建、层高、拆建、错层、多层住宅等。

环保类：白色垃圾、断流、、环境科学、环境激素等。

动植物类：珙桐、台湾猴、秃杉、望天树、野骆驼、藏羚、藏原羚等。

文教类：海归、开题、可读性、考博等。

影视演艺类：丑星、出场费、动漫、个唱等。

新闻通信类：报料、爆炒、彩信、电邮、有偿新闻等。

体育类：补时、长考、出赛、德比等。

医药卫生类：靶器官、彩超、超声刀、磁疗、非典、禽流感、苏丹红等。

餐饮类：冰茶、冰品、餐点、餐位、餐纸、茶吧、纯净水等。

休闲旅游类：补妆、黄金周等。

社会生活类：二奶、安全线、搓麻、低保、富婆、共赢、黑恶、性教育、性侵犯等。

一般语词：扮酷、地毯式、巅峰、跟进等。

■新词释义举例

「愿景」（名词）所向往的前景：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景。

「体认」（动词）体察认识：体认生命的意义。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介绍说，《现汉》第五版准备在5月2日开印。4月30日，胡锦涛与连战会谈的新闻公报发表在各大媒体，其中，就有“愿景”、“体认”这两个词。为了满足读者查考的需要，商务印书馆决定收入这两个词。专家将这两个词的词类、词义、举例确定以后，编辑、校对人员专门赶到印厂，将这两个词条临时加入。

■新版《现汉》四大特点

第一是增加大量新词新义。《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规范型的中型词典，收入的词语具有稳定性的特点，按照积极慎重的选词原则，新版《现汉》增加新词语6000余条，许多原有的词汇也增加了新的义项，是历次修订中增收新词幅度最大的版本之一。

第二是删减旧词。本次修订删去2000条。删减词条包括纯文言词、使用地区狭窄的方言词、过时的音译词、反映过时的事物，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的词等。

第三是修改释义和例句。这种修改主要包括词义发生了变化，词义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释义不够准确或完善三种情况。

第四是全面、科学、稳妥地标注词类。由于第5版进行全面的词类标注，此次修订内容几乎涉及全书每个条目和义项。《现代汉语词典》发行32年来，不断地进行词类标注方面的尝试，曾经在《现代汉语小词典》上进行词类标注的实验。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是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给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标注词类的。《现汉》把词分成12类，为了体现大的类别中某些词的特殊语法属性，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三个大类中又各分出两个附类。名词的附类是时间词、方位词；动词的附类是助动词、趋向动词；形容词的附类是属性词、状态词。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释义例说
作者：曹兰萍
出处：中国《光明日报》2005年8月3日
http://www.gmw.cn/01gmrb/2005-08/03/content_282424.htm


　　《现代汉语词典》是在国务院的指示下，遵照“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的宗旨，在前辈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丁声树先生主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现代汉语的规范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出第一版，之后经过1983年、1996年、2002年的修订，分别出了第二、三、四
版。《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于2005年7月出版，又以新的面貌展示给广大读者。《现代汉语词典》的每一版都是汉语语词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记录，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每一次修订又都是与时俱进的结果。第五版在立目、释义、例句等方面，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过时的内容进行了修订，更有其特点。如在政治、科技、环保、文艺评论、体育规则、社会风俗等方面，在第四版的基础上有删改和补充。
　　一、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某些哲社词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其中一些词义进行了修订，删去了过时的内容，增加了新义。比如，“政治协商会议”一词原注释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1954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指出，“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中，结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后来经过1982年、1994年、2000年、2004年几次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2004年3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到“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这是新时期的新变化，《现代汉语词典》及时反映这一点，第五版修订为“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又如，“自然主义”一词原注释为“①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一种不良倾向，着重描写现实生活中个别现象和琐碎细节，但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本质。②19世纪产生于法国的一种采取自然主义创作手法的文艺流派，以左拉（émileZola）为代表”。释文中“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一种不良倾向”的论述，来自于改革开放以前的认识。当时，在文学艺术理论上，受“左”的思想影响，凡是非“高、大、全”的东西，都被批判成是“自然主义”的。这种思潮一度影响了文艺理论界。现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自然主义”一词进行了客观叙述，修订为“19世纪产生于法国的一种文艺创作手法和流派。主张单纯地描摹自然，记录式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表面现象和琐碎细节，因此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的本质。以左拉（émileZola）为代表。”再如，“上半时”、“下半时”是体育名词，原注释中举了足球和篮球的例子。现在，篮球的比赛规则中比赛的时间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两个半时，每半时20分钟；另一种是四节，每节12分钟。所以，对篮球来说，“上半时”、“下半时”已经不够全面了。根据这一变化，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上半时”、“下半时”的注释中删去了篮球的例子。

　　二、我国的改革开放给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在词义的变化上。第五版在某些细微之处作了修订。比如，“酒吧”一词原文注释为“西餐馆或西式旅馆中卖酒的地方。也说酒吧间”。改革开放以前，在内地，酒吧不多，一般都设在西餐馆或西式旅馆中，少见单独开办的。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酒吧在我国城市中已普遍存在，有附设在西餐馆或西式旅馆中的，也有独立门面开设的。所以，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修订中，“酒吧”的释文增加了“专门开设的”，修订为“西餐馆或西式旅馆中卖酒的地方,也有专门开设的。也说酒吧间”。又如，“注射器”一词原注释为“注射液体药剂的小唧筒状的器具，多用玻璃制成，一端装有针头”。传统的注射器，是用玻璃做的。随着工业科技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近些年，普遍使用的注射器基本都是一次性的，用塑料制成。《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注射器”一词修订为“注射液体药剂的器具，多用玻璃或塑料制成，一端装有针头。”再如，“海参”一词原注释为“……是珍贵的食品。”当年老百姓的生活正处在向温饱阶段迈进的时候，海参确实是奢侈品，而且，受当时生产条件的限制，产量很少，只能在高档宴会上看见，所以“海参”注释为“是珍贵的食品”是不错的。现在，人工养殖极大地提高了产量，海参也上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除少数品种之外，已不是稀缺之物，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海参”的释文修订为“……有的是珍贵的食品”。

　　三、词义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由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就同一个词，又会有新的认识，从而对它的释义的局限性进行修订。比如，关于环保方面的内容就增加了很多，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一个特点。比如，“白色污染”一词原注释为“指废弃塑料及其制品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塑料不易降解，影响环境的美观，所含成分有潜在危害。因塑料用做包装材料多为白色，所以叫白色污染”。其中，“影响环境的美观”反映了人们对白色污染的初步认识，这些年，环保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人们开始从本质上分析和认识环境保护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白色污染”进行了修订，把“影响环境的美观”改为“影响环境质量”，涵义更加深刻。又如，“野驴”、“野马”、“野牛”、“野骆驼”、“野牦牛”等都是我国珍稀的野生保护动物，有的已濒临灭绝，《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在这些词的释文中增加了“是一种珍稀动物”。这对于宣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自然不断有新的发现，对原有的词义也赋予了新的内容。《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及时修订补充了这些内容。比如，“始祖鸟”一词原文注释为“古脊椎动物，头部像鸟，有爪和翅膀，稍能飞行，有牙齿，尾巴很长，由多数尾椎骨构成，除身上有鸟类的羽毛外，跟爬行动物相似。一般认为它是爬行动物进化到鸟类的中间类型，是鸟类的祖先，出现在侏罗纪”。这条注释依据的是以前的教科书，因为，历史上人们一直认为鸟类的始祖是1860年在德国发现的晚侏罗纪的鸟类化石，名叫“印版石始祖鸟”。近些年来，根据科学发现，生物学界一般认为，鸟类由中生代某种古爬行类进化而来，但直接祖先尚难确定。1986年，美国学者宣布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西部发现了距今2.25亿年的更像现代鸟类的古鸟化石，拟定名为原鸟。有人说，这可能是现代鸟类的直接祖先，而始祖鸟只是鸟类进化中的一个旁支。现在，初中生物教科书根据此学说进行了修改，认为始祖鸟是古鸟类。1996年末至1997年春，中国辽宁省北票地区发现了两种原始“鸟类”化石——圣贤孔子鸟和中华龙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认为，圣贤孔子鸟与始祖鸟的时代大致相当，都为距今大约1.4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专家认为，中华龙鸟的时代比圣贤孔子鸟的时代还要早，中华龙鸟才是鸟类的始祖。2004年7月，在河北发现了华美金凤鸟，计算机分析结果证明，华美金凤鸟和德国的始祖鸟是姊妹群，比德国的始祖鸟更古老。根据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始祖鸟的鸟类祖先地位已经打破，它只是原始鸟类的一种。在研究了关于始祖鸟的最新资料以后，《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在“始祖鸟”一词的注释中把“是鸟类的祖先”修订为“是原始鸟类”。

　　五、词典的例句体现一个词在某个历史时期的用法，可以反映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在例句上对那些过时了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比如，“门”字第五个义项的例句“炼钢的活儿我也摸着点门儿了”这句话，来自于大跃进时代的资料，那时全民炼钢，使有着严格的工序和操作规程的大工业生产也可能被宣传成个人的技术问题，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话出现。现在，一切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原则已深入人心，以前的注释显然不合时宜，《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门”字的例句修订为“打网球我也摸着点门儿了”。又如，“示警”一词，原来的例句“举红灯示警”，资料来自于反映旧时铁路、矿山等生活的文学、文艺作品，当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些地方的示警一般是依靠人工操作，用的是点油的马灯。现在，很多地方的示警系统已采用计算机联网操作，自动示警，信号灯也不用人举了。为了概括这些新的内容，《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示警”一词的例句修订为“以红灯示警”。从“举”到“以”，一字之差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进步。

从《现汉》到商务文化——专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
《文汇读书周报》2005-08-05
http://dszb.whdszb.com/rw/t20050809_607543.htm


■本报特约撰稿高立志

《现汉》成为精品不是偶然的

高：祝贺商务推出《现汉》第五版，我首先作为读者对商务表示感谢和敬意。《现汉》无疑是商务的标志性产品。一般说来，一个品牌的出台，往往凝聚了一个出版社总体的劳动，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现汉》，编印发部门，您是如何协调，让他们共同打造这个品牌的？

杨德炎：《现汉》成为精品不是偶然的，他是社科院和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商务来说，我们是首先作为事业来做的，选编辑非常严格，既要专业过硬，又要态度严谨，我们的几任责编，柳凤运、刘一玲、谢仁友都学有所长。柳凤运，是从国外专程回来的，是陈原先生晚年的助手。刘一玲是从古代语委调过来的，对标点符号有非常精湛的研究。我们校对班子10多个人，也是专门小组。为了《现汉》保质保量地完成，各个环节都马虎不得，我们的责编、校对、宣传策划等部门3个月没有假期。应该说，《现汉》成为精品是团队合作的成绩。

高：新版《现汉》的封面虽然沿袭了过去的格局和格调，但在主色调上毅然用了红色，有媒体说“很喜庆”。您能告诉我们为什么采取这个设计吗？这个新封面其实已经不是过去很朴素的风格了，而采取了很多工艺，磨砂、压痕、过油等，摸起来手感很好，我的理解是防盗版。这书的防盗版措施还有哪些呢？也就是说，一个读者想买本正版的《现汉》他怎样来鉴别正版和盗版？

杨德炎：这个封面确实是我们颇费踌躇的的设计。其实，我们早些时候的《新华字典》、《牛津英汉词典》都采取了红色的主色调。每逢春节等节假日，我们发现不少书店码堆，把我们这些红色调的书码堆，像红色的柱子一样，非常有过节气氛，喜庆，符合咱中国人的心理。这个灵感，让我们给《现汉》穿上了红色的外衣。但我们同时强调文化的传承。所以整个板块我们没有动，基本格局沿用了过去的设计。因为，平实是商务的风格，只有在平实中比拼真功力，才能成就经典。

我们采用了相对复杂的工艺，当然有增加盗版难度的考虑。我们防盗版另一个措施就是采用了水印。你把扉页对着光亮就看的出来了，这是我们从1996年就开始启用的技术。为了防止盗版，我们这个水印的纸是严格定量的，损坏一张，印刷厂都需要专门过来要。到印刷厂送胶片都要两个人共同完成。当然我们绝对不在别的印刷厂印的，如果流出去一张盘片，那损失就太大了。但盗版真是防不胜防啊。听说，有一个专门卖《现汉》盗版胶片的地方，你花不太大的价钱就可以盗版了。希望国家有关部门严厉查处这件事情。

高：盗版市场为什么火？这不仅仅是因为读者版本知识的匮乏，还因为读书人袋子里的钱确实不富裕。我们也都知道书业要健康发展必须抵制盗版，但目前社科书定价确实太高了。您怎么看这个市场与书业发展的矛盾。

杨德炎：我是坚决反盗版的。因为盗版猖獗就让正版没有出路，扰乱了出版市场，不利于我们的长期发展。盗版，是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不尊重知识产权，国家就不会进步。至于你说的读书人是不是有钱，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涉及国家政策偏向和公平问题。但无论什么理由，都要把反盗版进行到底。

高：新版《现汉》61个印张多，定价68元，应该说是很低的，您究竟根据什么来定价的呢？保本销量是多少？我刚问了涵芬楼书店，他们说市场非常好，那里每天都卖出去30多本，第五版《现汉》，您的预期销售量是多少？

杨德炎：我们首先根据成本，然后结合市场。我估计今年的销量是150万册。当然我们希望盗版能得到控制。如果盗版横行，我们就麻烦了。

书商做了一些我们做不了的事

高：《现代汉语词典》编修50年了，有着惊人的发行量。但《现汉》的封面还是比较矜持的。现在市场上流行的书封大量充斥着“全球销量仅次于《圣经》”“福布斯排行第二”之类的标语，书业也有了“书卖一张皮”的说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德炎：现在市场确实需要我们把封面做的更精致更亮丽。但这一切都需要内容和质量来支撑。如果仅仅卖一张皮，只能蒙人一时，成就一时的效应，但不会太久，真正站得住市场，还是需要细心打磨质量的。

高：有人把我们的书业的浮华归咎于书商。而事实上，很多出版社赚钱就是因为书商的作用。也有人说出版的活力和未来在书商。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在努力规范合作。图书合作已经成为出版社的首要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书商和出版社的真正差异在哪里？

杨德炎：书商，存在就有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必须正视这事，正确引导。这在港台，在国外也都是很正常的。并不能说书商都是在拼凑书啊。书商，有不少有优厚的资源，有很令人钦佩的抱负。例如沈昌文老师、董秀玉老师，都有非常好的资源，他们退休了，不需要老操心单位分房、职称以及防盗版这些事了，做书，做好书的心思更纯，精力更集中，他们现在可以做很多在位时做不来的事。

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和书商资源共享，可以很良性的合作，共同进步。书商，一年就出那么几本书，有充足的时间做精做细，一些书的制作水准确实在出版社之上。

出版社杂事多啊，管理成本，离退休人员安置等，都是书商不必太烦心的。这就是差异。

高：按照常识，出版社就是转化资源，把政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书号就是钱啊。有人说，“没有不买卖书号的出版社”。按照政策法规，出版社不得漏过编（三审三校）印发环节，以及差错率必须控制在万分之一等，就有人说：“没有哪家出版社不违规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德炎：我们商务绝对不卖书号的。这个卖书号，就像抽鸦片，会弱化自己的创造力。其实，真正卖书号能挣几个钱？小单位也许可以，但我们这样的大社肯定不行。卖书号赚的钱，不足以维持我们这样规模的出版社的运营。

立足属于自己的文化

高：以前我们大力要求出版社企业化，书业似乎空前繁荣，现在已经是“没有时间表”，很多出版社倒出不来书了，特别是社科书哀音一片。这种政策的调整对商务的运作有什么影响？马上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出版界，商务作为我们书业大牌，如何应对这个局面？如果默多克、阿布对中国图书感兴趣，怎么办？我们扛得住吗？

杨德炎：社科书不景气，主要是因为社会浮躁，大家能真正静下来读书的时间也在减少。其实这里，你们媒体可以负起一份责任的，向读者推荐一本好书，就是传播文化。出版社既要承担传承文化的使命，又要企业化良性运作，改革没有先例，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关于外资涌进的事情，他们看中的是赢利，要求控制力。其实他们更喜欢与小一些的出版社合作，便于他们操作。曾经有外资和我们谈过，都掰了，他们觉得我们有很多条件。我们不会放弃这个控制力。商务是老牌出版社，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立得住，是抵抗外来力量的最好办法。你可以让他们的钱进来，但别失掉了属于自己的使命和品牌。

高：自己立得住，不能放弃的是文化使命。现在各个单位都在讲企业文化，人性化管理。于若木曾评价商务“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现在大家谈“现汉精神”也谈得很多。您能否给我们谈谈商务企业文化的建设？您做了哪些工作来增加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凝聚力？

杨德炎：哦，外面对我们商务谈得很多，其实我们是很宽松的，我认为不管就是最大的支持。你要相信员工的自觉性。像陈逸飞事件，有的单位就很明确说：“我们不是让员工都来猝死的。”我给员工讲，尽善尽美是没有底的。到下班时间了，我就哄着让他们下班。如果在工作中有什么差池，单独提出来，找明原因，下回不再犯就行。对于出现错误的图书，我们为了提高图书品质是不惜代价的。

加强团队凝聚力，其实就是上下沟通问题，要让员工知道你在注意他的工作。我们无时不在告诉我们的员工什么叫商务文化，但这不是老挂在嘴上，而要默默地做。通过各种机会，例如现在我们二楼展览“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把老商务如何被日本人毁掉，又如何重建，再创辉煌的事迹和图片放在那里，让他们自己看，这就是商务。再例如，借纪念陈原、胡愈之等先生的时机，他们都是商务的员工啊。无声地告诉员工，我们的榜样在那里。其他的，再例如我们适时组织单位打体育比赛啦、旅游啦等等，这就是团队精神。商务人应该为商务自豪，商务也关注每一个属于商务的人。

我见证这50年——专访《现汉》的“六朝元老”刘庆隆先生
《文汇读书周报》2005-08-05
http://dszb.whdszb.com/rw/t20050809_607531.htm
■本报特约撰稿高立志

《现汉》的国家行为和人事更动

高：我注意到从《现代汉语词典》的试印本开始，您就是主要编纂人员，然后从试用本以及1978年开始的5个版本，您可以说是“六朝元老”了，参与并见证了整个《现汉》五十年的历史。我觉得《现汉》的编纂，牵涉到国务院、中宣部、中科院等机构，牵涉到周恩来、陈毅、郭沫若、罗常培、胡愈之等一代名流，还专门成立编纂机构，应该说这是一个国家行为。后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提交的计划书包括办公室600平方公尺，资料储藏室300公尺，还有眷属宿舍40家。我想首先请刘先生介绍一下该词典工作室的筹备工作。您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个工作，当时提供的工作条件算不算优厚呢？

刘庆隆：我们编《现汉》就是国家任务，事实上也是调动了全国的力量。当时刚刚解放，中国的一切都属于草创阶段，各个机构都是新成立的，工作条件，大家都不太讲究，只要能够满足最基本的条件，有个地方能办公能把工作做好就行。我是从新华辞书社并进来的，新华辞书社本来就是专门编《新华字典》的。还有黎锦熙先生领导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也一并并入编辑部。我们在出版总署里办公。

高：1961年讨论《现汉》试印本修改稿的审查工作，丁声树接任《现汉》主编和词典编辑室主任，为什么要有这个人员调整呢？丁先生治内和吕叔湘先生有什么不同，这对《现汉》的编纂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刘庆隆：1955年吕叔湘先生和罗常培先生做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主题报告，提出编纂《现汉》的课题，吕叔湘先生是《现汉》编写组织筹备工作的负责人。后来在语言研究所内专门成立了共40人的词典编辑室，吕先生是中科院的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语法组的组长，兼任室主任和《现汉》主编。机构成立以后罗常培先生故去，吕先生任语言研究所所长，事务就更为繁忙了。他亲自编写细则、凡例，审定大部分语文词条，1959年底完成了《现汉》的定稿工作，然后通读。同时送下去，向全国各地143所大中学校广泛征求意见，工作量太大，于是分成八册，一册结束就送下去，主要是为了赶时间。因为信息反馈回来还要再通读。吕先生也参加了通读组。当《现汉》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可能也有上面的意思，吕先生还要做语法，所以《现汉》工作转移给了丁声树先生，丁先生本来是方言组的，方言组人多。《现汉》的通读工作，是吕先生和丁先生共同完成的。

丁先生接手《现汉》后，词典编辑室的人员也有变动。人员变化，编出来的书肯定有不少不一样的地方。不过，一切都是按照既定方针做的，消灭错误的地方、不妥的地方。编词典后期主要是整体要统一，很细很艰苦的活。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把工作做好。

“文革”中《现汉》的幸与不幸

高：1966年《现汉》试用本交给商务审稿，碰上了“文革”。停止出版《现汉》的理由是什么？1970年词典编辑室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在干校里，大家还关心《现汉》吗？1972年就回来了，是不是算托《现汉》的福啊？

刘庆隆：我们把反馈意见都研究了，把相关条目也都确定下来，改了。1965年中间出来，要把稿子交给商务，就碰上了“文革”。一切工作都乱了，非常非常可惜的。不过《现汉》非常幸运，因为当时还没交付印厂，所以稿子都没有丢。我们还编了一部《新华字典·农村版》，主要是为了农民能够买得起这本书，把本来定价1块，降到5毛。这部书稿已经排印了部分，结果印厂工作停顿，书稿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到“五七干校”时间不一样，有的早些，有的晚些，我是8月份去的，都出庄稼了。其实我们在干校种地就种到年底，1971年就集中区学习政治。那时不许搞业务的。1972年，国务院科教组决定要进行《现汉》的修订出版工作，把我们都调回北京了。

高：1974年的《现汉》和“批林批孔”有什么关系？报纸上怎样公开批判的？“文革”给《现汉》带来哪些影响？

刘庆隆：主要就是批评我们“客观主义”，阶级斗争意识不强，没有批判。陕西燎原煤矿最先有人反映《现汉》有问题，这转到了姚文元那里，于是工作又停顿了。1975年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再次提出新编《现汉》。因为当时的局势，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所以我们1975年底开始成立“三结合修订组”来修订《现汉》。修订过程中，我上山下乡甚至到煤矿去征求意见。至于“三结合修订”，早些时候，《新华词典》就开始了的。这样开始，对《现汉》逐条批判，穿靴戴帽。

高：1978年12月《现汉》推出第一版，这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有无关系？前面说了《现汉》的出版基本上是国家行为，而1980年决定修订，这是由什么部门决定的？主要在哪些方面做出了调整？

刘庆隆：这倒没大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不过，“文革”一结束，我们就知道《现汉》得重修了。要取消“文革”的影响，例如收进“资本主义当权派”。一开始，大家心里还没底，脑子转过来，理顺思路，总需要点时间。但到1980年，我们就非常明确很多问题不合适了。正好，商务印书馆告诉我们原来的版不行了，要重排，我们趁机问，能不能改一改。但商务赶得急，就给一个季度的时间。我们改了一些很明显的地方，一些矛盾的地方。结果这本书，排印时间比较长，就是你见到的1983年版。

修订《现汉》难免还有是是非非

高：我听说过9年前的修订，让您非常生气，质量不尽如人意。您可以介绍介绍这几个版本的一些情况吗？在您看来历次修订，哪一次最有学术价值？为什么？

刘庆隆：你可能听到一些风声，但我们一般都不大谈这个东西。修订嘛，其实大修小修很不一样。例如1983年那一版就修了三个月，小修小补，谈不上正式修订。编词典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我们《现汉》的编纂，我们承担着推广普通话的任务。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调动了全国300多个单位，包括文化部的杂技团、曲艺界，军事科学院等，所有专业部分，我们都求到了，这没有国家支持是不能想象的。我们努力了，人家审稿也花了大功夫。我们征求意见并不是一次，单单铅印的征求意见稿就4遍，油印稿就更多了。编词典很复杂，牵扯面太广。特别是《现汉》采取普通话释义，除了早些时候的《新华字典》，几乎没有先例可以参考，此前的词典都采取浅近文言，可以含糊些。而普通话就要更说明白。看来简单，对辞书来说就非常棘手。所以《现汉》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太费劲。后来普通话释义的词典，都必须参考《现汉》。今天，如果单就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来说，还没有一部词典能够超过《现汉》。

高：新版《现汉》以全新的面目亮相，我个人认为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标注词类”。它接轨英语语法，大大方便了外国人学汉语。但对于我们自己人来说，似乎没大用处。并且肯定会招致很多诟病。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本来可以出个《现汉》留学生版嘛。

刘庆隆：是的。词类是属于语法的范畴，究竟怎样划分词类都还很有争议。至于语法，更麻烦，我们远未弄清楚。首先什么是词，我们都没有统一意见。即使国外也不是完全清楚，这有一定的约定俗成性。吕叔湘先生以前有个分法：语词词和词典词。标注词类，有人认为有用，相当多的使用者认为没有用处，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吧。目前《现汉》第五版起码多提供了一些信息。

高：这次修订，大家都在夸它越来越好了，这也包括《新华字典》。但我个人认为义项混淆增加不少，例如“度”与“渡”，都有“由此及彼”的意思，“作”与“做”都有从事的意思。比较显著的例如“象”与“像”、“唯一”与“惟一”，反复地改来改去。您怎样评价这种现象？您现在能否给一个中学生讲清楚他们的使用？

刘庆隆：对这些词，我个人有很清楚的标准；应该说很多语言学者都有自己清楚的标准。但编纂词典是众人之力，大家并没有统一这个标准。所以反应在词典上就有些你说的义项混淆问题，以及改来改去的“象”字。这可能将来只有靠权威机关来定。他们也就是定就定了，不定嘛就还是这么个样子。一些词的使用啊，不同学科的人就不太一致，例如癫痫的“痫”，音“闲”，我们语言学者这么认为，但心理学界还是坚持用“&&”，这音也不一样了，读作“间”。例如“二&&&&英”，这个字早就不用了，我们按照现代规范都主张用“恶”，但科技界就坚持用这个。不同单位的用法也有矛盾。例如“录像”，可以是“录象”，但各音像出版社都用人旁的像。身份证，为什么一定不能写成“身分证”？使用语言，有个习惯问题。这些事看来简单，你一旦研究起来就非常复杂。一个字不是单独的，它牵起来就是一个系统。

高：这次修订，显著的特征就是规范。其实我们的很多规范性文件本身有很多问题啊，甚至违反了语言规律，您如何折中规范与学理的矛盾？

刘庆隆：一些语言规范文件，确实有很多问题。例如《第一批异形字整理表》，异形字，必须同音同义才叫异形字，而“直截了当”和“直接了当”两个音啊，也规范了。还有好几条这样的情况。所以，语言，有太多非学术的东西。既然上面定了，就定了。

高：您同时是《现汉》和《新华字典》的编纂者。在出版业内经常推崇《新华字典》为惟一一本零差错的图书，而《现汉》同样反复修订，但一直没有这么说，为什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两书的差距？

刘庆隆：没有十全十美的工具书，各个工具书各有各的特色。《现汉》和《新华字典》，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国家工程，我们编纂者和相关部门都非常努力，反复把关，尽可能地把错误降到最低，这个说法更科学些。

希望这两本书能更接近大家的需要，为汉语的发展和普通话的推广做更多的贡献。目前，我们普通话的推广还需要加强，过多使用方言，容易出现交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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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陈原先生与《现汉》
■杨德炎

1972年，那正是“文革”中期，处于一个众所周知的书荒年代。商务先前出版的大小词典都停印不出了，小学生上学连一本字典也买不到。经周恩来总理指示并亲自过问，商务在那一年春天修订出版了停印停发6年之久的《新华字典》，以解中小学生用字典之急。尔后，总理又批示，编一部更丰富的词典。就这样，“文革”前还没来得及正式出版的《现汉》，便得以由语言所和商务加紧修订出版。陈原先生也从此与辞书打上了交道，并经历了不少风浪。他领着大家紧张工作，《现汉》终于在1973年5月出版。那时叫“试用本”（“文革”出版过它的“征求意见本”），显示出语言所和商务编辑出版辞书的谨慎和认真。虽是明着说它是试用，是供中小学学生学习语文时使用的，但这也很快便招惹了大是非，掀起了轩然大波。1974年3月起，姚文元借“燎原煤矿评论组”为词典提意见为由头，在文化界发动了一场针对《现汉》的大批判运动，说它有尊孔倾向，干扰了批林批孔大方向，是封资修大杂烩，是修正主义路线回潮、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思潮等等。一时帽子乱飞、棍子乱打。陈原先生便处在这风口浪尖上，大礼堂里铺天盖地挂满了批评他的大字报，有人甚至将大字报糊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走廊边，他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但他不为这些宵小的嚣张所吓倒，泰然处之，保持着冷静和倔强。大批判没有阻止住他，他关于划清词典工作八大是非界限的著名论点正是在这个大搞阶级斗争、大批《现汉》的年月里孕育而生的。上头要把《现汉》成书毁成纸浆，他让商务的同志把几万册词典巧妙地入库封存起来。“四人帮”倒台不久，这些词典又逢时出库发行了，应了急需。这又足以显示他的睿智和远见。

1975年，也是经周总理指示，全国中外语文词典规划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这是我国辞书史上第一次有关辞书编纂出版的规划会议，也是至今业内最为重要的会议。在那个年代开这样的会议，确实表明总理力排非议，对辞书工作非常关注。陈原先生其时已经“靠边站”了。可他这个商务“行走”却在为这个大会忙里忙外，大至会议重要文件拟订、小至细小的会务安排，他都操心不尽。会议期间，他更是每晚挑灯夜战，认真细致地审查150部大小词典的规划，逐一研究落实。今天所见的享誉海内外的重要辞书《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拟订编纂规划，落实出版任务的。这里面凝聚着陈原先生一份辛劳、一份心血。

1979年，在商务，他不再当“行走”了，被正式任命为总经理、总编辑、党委书记。但他又说，这是他在站“最后一班岗”。毕竟，已过花甲之年了。

预告一下：

现在有夫妻俩在进行着一项伟大的任务——
从书展买了十本《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准备优惠《法情》诸友！！
留意我们的“跳蚤杂货店”哦！！

（刚刚收到他的短信：搬到我脸青屁股黄，已经第三次休息了，还有一半的路途才到停车场！012-31805XX）

[img]http://homeimg.focus.cn/photo/1042372/孩子们在帮着搬书.JPG[/img]

搬到我要死，真的是有血有汗，还好只是十本！！！

这里有全面详细的报道：

http://www.cp.com.cn/xh/

昨天杨主任在上课时有给我们介绍这本词典,售价五十四令吉.不晓得法情里卖多少钱?

我们早就在几年前卖光了

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