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现在是，秋雨时分。我去年刚刚认识这位先生，是非常棒的老师。

他的网站：http://www.qiuyuonline.com/
五颗星

结束了，里头讨论中华文化的记忆，实事等等。
真希望我自己可以当他的学生。

http://phtv.phoenixtv.com/hotspot/qiuyu/

反盗之道

现在这个题目是有关盗版的，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盗版
主持人：程鹤麟

非常好的节目：值得大家一看

其中一段内容：泰国竟然可以仿造法拉利，中国还没有那样的技术

四颗星

给学生的词汇：知识转移，知识产权，端倪，毗邻（pi lin）,络绎不绝，贩假，兜售dou shou，标签，货柜，纺织品，猖獗，严厉的措施，呼吁，贸易，仿冒品，流窜

好笑的画面：sir, you wan to buy copy shoes....（哈哈），在天花板上隔层收藏盗版纺织品。

秋雨时分



殷墟到底是什么呢？罗振玉是谁呢？王国维又是谁呢？
http://www.chnmus.cn/html/20060710/854681.html
http://www.guoxue.com/master/luozhenyu/luozhenyu.htm
http://www.guoxue.com/master/wangguowei/wangguowei.htm
罗振玉（1866～1940）




　　语言文字学家。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祖籍浙江省上虞县，客籍江苏省淮安县。曾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农学社，1897年创办《农学报》，次年创办东文学社。1901年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1904年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后任学部二等咨议官，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督监，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法国大学院公举为东方通信员。他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甲骨文的收集研究、铜器铭文的编纂印行、简牍碑刻等古文字资料的搜罗与刊布等方面。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

　　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3. 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与刊布拉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


其他人物：王懿荣，溥仪……

闪电问答：
龙图腾：觉得没必要改
诗：内涵问题
网络课题：没有局限的文化

左柏生：正版中的盗版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发现，牵涉到了有名的余秋雨先生。但我总是对此欲语又止地打不起精神，生怕啰里啰嗦的太麻烦。

　　然而最近无意中打开报章，却读到了这般热闹非凡的消息：

　　7月18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港文学研究所所长古远清，收到了一张特快专递送达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传票。作为文坛焦点人物的原告余秋雨，以“名誉侵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十万元、经济损失六万元。一个是著名学者、作家，一个是知名台港文学专家，这一事件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冲击着并不平静的当下文坛。（见2002年8月1日《中华读书报》）

　　更有甚者，这篇报道还进一步告诉我们：

　　担任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评委的余秋雨24日下午在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他的主要观点由马兰代为转达：最近有一系列的官司，不仅仅是起诉古远清一个人。这不是余秋雨和古远清的单独对仗，也绝不是文艺批评过度的问题。余秋雨今年将采取一系列法律行动，牵涉的不止一个城市，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同上）

　　如果这篇报道属实的话，那么看起来曝光率很高的余先生就早已是打定主意不怕麻烦了。既然如此，我也索性打起精神凑凑热闹，把自己以前的发现讲给读者听听？当然这也许只能聊博大家一粲，因为对于这等上不了台面的事体，恐怕并不需要调动起“名誉”啦“侵权”啦之类的严肃字眼。

　　先得读一段1999年作家版的《霜冷长河》，当年这本书曾因为跟盗版图书的种种搏斗，获得过非常热门的广告效应。

　　余秋雨先生在这本书中写道：

　　说来难于置信，人们对谣言的需要，首先居然是出于求真的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都有或多或少的迷茫，因迷茫而产生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产生探询的好奇。尤其对那些高出于自己视线的物象，这种心情更其强烈。长久地仰视总是以不平等、不熟悉为前提的，这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恼怒，需要寻找另一种视角来透视，这种视角即便在一根并不扎实的悬藤之上，也愿意一哄而起爬上去看个究竟。刘东先生曾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谣传者何？乃人们为求真而暗辟的信息通道，但其载负之知识却总是因接受主体的私弊而受到虚假的曲解。”我觉得很有道理。刘东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进一步用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先生的话来补充：“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第140页）

　　光看余秋雨先生的字面，那当然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不仅如此，围绕着“谣言”这个话题，他居然还显得那样博雅和规范，既从善如流地引用和肯定了刘东先生的观点，还进一步援引了法国学者卡普费雷的看法，对本土学者的观点小事补正，从总体上显得更加全面、平衡和充实。我想绝大多数善良的读者，都是会这样来理解上述文字的。

　　可是，真是不比照不知道：天下的“学问”竟还有这样做的？

　　以下我们照录刘东先生的原文：

　　那么，讲了一圈，究竟如何总结对谣传的透视呢？我们先说一下卡普费雷先生自己的定义。他认为，人民称之为谣传的东西，必须同时满足下述三个条件：第一，该信息必是“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某个个人，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第二，“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第三，“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又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54页）总而言之一句话--谣传是照某一类人听来既出乎意料又恰在情理中的“路透社”新闻。

　　这定义固然不错，但还嫌不完备，因为它只是从传播学的角度下的。而如从认识论的角度去审查，则我们还可以对之进行重要的补充--谣言者何？乃人们为求真而暗辟的信息通道，但其载负之知识却总是因接受主体的私弊而受到虚假的曲解。这正是我想要说的“谣传的悖论”，或曰“谣传的怪圈”。（《谣言的悖论》，《浮世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3－124页）
　　
破绽昭然若揭！原来，第一，其实人家刘东先生的那篇文章，本来就是从述评法国学者卡普费雷的传播学著作——《谣言》入手的。第二，不过刘东先生的旨趣，却又不止于引述别人想法，而希望围绕谣言问题进行再引申，去揭示一种悖反的认识论怪圈。第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首先原原本本地列举出法国学者对谣言所下的全部三个定义，然后再尝试着下出自己的（第四个）定义，以便从各个角度把此中的规律补充得更加完备。

　　一篇文章写到这里，在没有发现新的道理之前，本来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可惜，经过余秋雨先生无事生非的颠倒顺序，整个事情也就被颠倒了味道！尽管乍读起来，余秋雨先生也很尊重别人的创造，但只要把两个文本搁在一起，就可以无可辩驳地发现--其实他此处所耍的障眼法不过是：先从一段文气非常完整的文字中，把人家原本提出的第四个定义挪到前面，然后再回过头去，从人家的引文中单独摘出一组定义中的第二个。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戏法，刘东先生那番本意去补充别人的定义，就反过来被颠倒和歪曲成了视野褊狭、读书不多、有待补充的思想素材，等着余秋雨先生去舞弄文墨发挥新意了！

而更加叫人难以接受的是，不管刘东先生对法国学者的那一番补充，是否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对于谣言的完备理解，但我们总还可以平心地认为，这位作者本意上是希望大家的理解更加甄于完备的。余秋雨先生却不然，他不仅粗暴地切断了别人的文脉，让读者再也看不出人家原有的探求过程，而且武断地对别人的引文掐头去尾，只摘抄出三个定义中的一个，哪怕明知道这样会使读者对于谣言的理解更加残破。当然话说回来，要把原有引文中的全部三个定义统统挪下来，的确是有点太露骨了，大约余秋雨先生还不忍这么做。不过这样一来，他那段看起来是在补充别人的文字，究竟又置广大读者于何地呢？不是在成心地和人为地愚弄他们么？

　　由此方知，恐怕不光愚钝如我，整个知识界对于“剽窃”的理解都还太过肤浅。大家只把学术打假的目光集中在像王铭铭那样的恶劣例子，殊不知此君的手段实在太拙劣太愚不可及了，要想瞒天过海简直就是妄想。而相形之下，余秋雨先生就显得精明得多：他表面上并不讳言别人的思想和出处，还一本正经地把它摘引出来讨论，然而，他却微妙地掉换一下引文的次序，以便把别人的成果悄悄地据为己有；另外，他也决不像王铭铭那样贪得无厌，一下子剽窃多少万字，一旦被捉就惹出众怒哑口无言，而只从别人那里稍许拿那么一点，甚至就连这么一点，也要尽量精简尽量删削，尽量不要露出蛛丝马迹。

　　此外更加重要的是，王铭铭之类的行为，由于太过露骨太过张狂，早已为全社会所顿足所不齿，他本人也受到了相当的惩处，足以作为一种反面的警戒。可是像余秋雨这样的行为，尽管在性质上同样恶劣，在道德上同样低下，到现在为止仍然堂而皇之瞒天过海，不揭露其中的欺骗性行么？

　　正因为这般堂而皇之，就像我们一开始所得悉的，余秋雨总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不是被迫坐在被告席上，而是主动坐在原告席上，而且不是要打一个官司，而是要打一系列官司！

　　说实在的，我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余秋雨先生的诉讼内容，更是无从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讲得极端一点儿，我甚至倾向于认为，就算是“贼喊捉贼”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天下的小偷都能拿起法律的武器去防范其他的小偷，那么终究会“负负得正”，根除掉偷窃这种丑恶现象。但即使如此，我仍然有理由遗憾地感到，当一位学者道貌岸然地以诉讼事件来吸引公众注意的时候，当一位学者口若悬河地在大众传媒上扮演文化明星的时候，要是他本身的人格能够更加无懈可击，那么整个社会为此而承担的信用风险就会小得多。

　　只可惜，具体搁在余秋雨先生身上，由于前面揭露的事实，上述指望只能是大大落空了。但无论如何，我仍要对人性寄以最低限度的希望。我的意思是说，就冲就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字失窃事件，是否也要打官司索赔精神或名誉损失，那要由刘东先生自己去选择去决断，而我们作为读者，却只能指望余秋雨先生向我们做出起码的交代。众所周知，曾经有数以几十万计的读者掏钱买了这本《霜冷长河》，否则余秋雨先生的打假积极性也不会那么高。然而，我目前所购买并引用的这本正版书中，却出现了如此令人遗憾的内容，使我们岂能不向余秋雨先生讨个说法--你用这种写作方式制造出来的东西，其本身究竟是正版还是盗版？应当不应当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认罚？或者至少公开而明确地向公众道歉？

　　 （《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1日）

哎……公道自在人心。
很多人只有接触久了，才能了解其真伪。

罗振玉嘛，当然是大师，不过身前也太不光彩，我看《流沙坠简》也觉得很赞叹，太奇妙了，文献太伟大了，可是我也忘不了“罗遗老”做过的“好事”，功不抵过。

钞一段鲁迅看看“其中之一”的小事：

“所谓“大内档案”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咷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先生做的。 ”
——《谈所谓“大内档案”》

辛亥革命以后，他曾在文章中咒骂武昌起义为“盗起湖北”，又自称“不忍见国门”；但他后来寓居天津，仍往来京津，常到故宫“朝见”废帝溥仪，并与一般遗老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一九二二年春，历史博物馆将大内档案残余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售价四千元；其后又由罗振玉以一万二千元买得。一九二七年九月，罗振玉又将它卖给日本人松崎。

这当然叫人失望，甚至于绝望。何必呢？

辛亥革命后，长期从事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在伪“满洲国”做了汉奸。这样人，哪是喟叹可了。

重读余秋雨先生的作品是十二月假期的事，这还是因为博文提起了余秋雨。手中有的《霜冷长河》和《文化苦旅》还是人家相赠的。

今日看见蠹鱼一帖方知此事。

感激先生（蠹鱼）告知，博文我今日真心佩服您的学问，我对于文学只是初学者，往后还望多多告知。


现在是《风云对话》访问taksin的节目。大家有兴趣看看

主持人：阮次山，受访问者：塔幸（泰国前首相）
http://blog.phoenixtv.com/user2/bbwssy/

余秋雨与“石一歌”——“文革”匿名写作研究之一
作者：古远清

“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系统严密，有里三层、外三层之分。其中“石一歌”属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外围”组织。这里讲的“外围”，系相对“内围”的位于上海市康平路的写作组本部而言。和“内围”不同的是，“外围”小组张、姚极少直接过问，联系没有像“内围”密切。但即使这样，“外围”写作组仍属张、姚监控，比如“石一歌”即《鲁迅传》小组便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写作组”一号掌柜朱永嘉，假借毛泽东的“学点鲁迅”的名义成立的。1972年写出10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后，曾任王洪文秘书的肖木就向张春桥汇报，后又由姚文元拍板“这样写可以”。

事情还得从1971年说起。那时周恩来陪同塞拉西皇帝来上海视察时，希望鲁迅生活、战斗过10年的上海，建立一个学习、研究鲁迅著作的小组。张春桥原布置朱永嘉组织一班人马写为江青一伙树碑立传的《文艺思想斗争史》。这个“史”由于工程大，一下难于完工，因而张春桥于1971年11月29日灵机一动，接过周恩来的“指示”，叫朱永嘉先编一本二万字左右的《鲁迅传》，一方面可以为《文艺思想斗争史》编写打下基础，另方面也可向中央交差。朱永嘉听了这一指令后，立即搭起13人的写作班子，其名单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批。最后被批准进入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只有十一人：陈孝全、吴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高义龙。陈高义龙系原写作组“老牌”成员外，其余均系大专院校教师、中学教师，外加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和文化系统的业务干部。1973年后，或因工作调动，或因学员毕业分配，剩下陈孝全等四人，另从外单位借来了三人，共计下列七人：陈孝全、孙江萱、夏志明、江巨荣、吴立昌、刘崇义、曾文渊。该小组设核心组，组长为在华东师大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的陈孝全，副组长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吴欢章，另有周献明。1974年后，吴欢章等人离去，该小组负责人为陈孝全、刘崇义、夏志明。　《鲁迅传》小组（“石一歌”）正式挂牌为1972年1月3日，办公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一层的103、104室，属康平路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组织。他们以“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并非后来人们戏称的“十一个哥们”，因其中也有女性）、“石望江”、“丁了”等笔名，共发表了八十四篇文章，为“四人帮”的所谓“评法批儒”、“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攻击周恩来、邓小平，为江青露峥嵘、当女皇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大造舆论。

余秋雨系“石一歌”正式成员。他虽不属正宗的“老人马”，但也非初出茅庐之辈：一来他在1969年即21岁时就由姚文元的亲信胡锡涛引荐参加“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参与由《文汇报》何倩等人出面组织的“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成员，由余秋雨执笔写出初稿《评坦斯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后由胡锡涛修改定稿发表在《红旗》1969年第6、7期合刊号上。此文破中有立：破“斯坦尼”戏剧理论体系是为江青充当所谓“文艺革命英雄旗手”扫清障碍。据胡锡涛在《“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像揭秘》（载《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中回忆，余秋雨当年经常向人炫耀这篇重头文章是他执笔的，另胡锡涛在余秋雨还未走红的武汉工作期间，也跟湖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同事提及此事，而不似今日之余秋雨矢口否认他参与写过此文。二来余秋雨系“石一歌”成立前期“石望江”（陈孝全、吴欢章、余秋雨、孙光萱四人同望黄浦江之谐音）的成员之一。由于后来写作班子重新成立，成员也不止四人，便需要起用新的笔名。陈孝全在确定“石一歌”笔名这一重大事情时，据孙光萱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载上海《文学报》2000年总第1134期）称，余秋雨曾参与敲定笔名的讨论，这说明余氏并非“十一个”中的等闲之辈。

余秋雨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期间到底参与执笔或修改、定稿了哪些文章，还需进一步“联合调查”才能弄清楚。已有新的发现，据上海一位报刊编辑最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梁效”之异同——兼谈余秋雨的“文革”写作》中披露：余秋雨不仅如胡锡涛说的用“任犊”笔名写过轰动一时的《走出“彼得堡”》（载《朝霞》月刊1975年3月号。《人民日报》同年4月6日转载），使全国大批文艺工作者被迫下乡劳动改造，另还和写作组的历史组成员用“罗思鼎”笔名“合写”（即由他人写出初稿、二稿，再由余秋雨修改成三稿，由朱永嘉最后定稿）过《〈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载《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1期），另又把一个姓陆的女青年写的评《红楼梦》中的贾政的文章推倒重来，后由余秋雨重新写成《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署名任犊，载《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4期）。此文与稍后梁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再次南北呼应，一起充当了“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舆论工具。由此可见，余秋雨当年非常活跃，既评《红楼梦》又批《水浒传》，还担负着编写张、姚授意的《鲁迅传》和《胡适传》的重任，这怎能说他在“文革”中没有什么问题，因得肝炎就“连犯错误的可能也没有”了？另据上引的孙光萱文章披露，余秋雨在编写《鲁迅传》期间，还参与炮制署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的小册子。余秋雨在答余杰的公开信中，佯装不知道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并说看到这本书才知道有“石一歌”这个写作组的笔名，这是在欺骗历史和愚弄读者。目前，病中的陈孝全教授对余秋雨这种“从不谦虚”的态度感到震惊和大惑不解。

余秋雨于1973年下半年确实离开了“石一歌”，但这不是他有这么高的觉悟认识到这类文章会危害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会伤害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或认为“有异己的东西粗暴掺入”、“写文章的人不自由”。相反，是因为他干得十分出色，如他得肝炎期间还写出《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那样漂亮的文章，由“四人帮”余党允许其破例用真名“露一手”分别在上海《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8期和《人民日报》同年10月15日发表。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被上司看中调进“内围”的写作组下属的文艺组，被派去和另一位写作组成员秘密帮姚文元修改其旧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可见，说余秋雨深受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余党的青睐，也说得过去。

余秋雨以中途离开《鲁迅传》编写组为由，把自己与“石一歌”的关系推得一干二净，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像。正如孙光萱所说：他升迁后，虽然有更重要的写作任务在身，“但毕竟还是没有和‘石一歌’完全分开”。如《鲁迅传》下册的修改，余秋雨就曾参与。不过这时的讨论地点已不是“外围”组织所在地复旦大学10号楼，而在“内围”的“康平路余秋雨所住房间外边的一间大办公室”。在这宽敞豪华的办公室里，余秋雨的身份已不同寻常，他手握朱永嘉、王知常授意的改稿、统稿大权，故其发表的意见常常带有指导性。《鲁迅传》下册因“四人帮”全军覆没未能出版，可该书提前发表的《再捣孔家店》（载《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5期），经余秋雨作过大量修改。在这一章中，余秋雨和其他“笔杆子”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鲁迅反帝反蒋的1934年歪曲为“批孔年”。这“批孔”影射的是谁，读者不难猜出。

在“四人帮”刚倒台时，清查上海市委写作组还来不及提上议事日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余秋雨早先由朱永嘉提名，代表“石一歌”参加由四凶被捉后仍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朱永嘉任团长的访问日本代表团。余秋雨后来洋洋得意说他是奉命派去“监视”他的上司朱永嘉的，可据孙光萱的回忆并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按理最有资格代表“石一歌”的应是陈孝全，可余秋雨竟取陈而代之，可见余秋雨当年是多么受“四人帮”余党的宠爱。

《鲁迅传》写完后，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写《胡适传》，以作为《鲁迅传》的对立面存在。这写“反面典型”的重要任务由余秋雨一人独立承担，这均说明无论是余秋雨的写作能力，还是他的“路线斗争”觉悟，即善于体察张春桥、姚文元的意图，在这个特殊年代里均是出类拔萃的。这正好印证了写作组二号掌柜王知常所说的“小余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见胡锡涛文）。余秋雨现在谎称他写《胡适传》时从未读过胡适原著，是从50年代别人批判胡适的文章中抄袭来的。可据他用真名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丛书》上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版），注脚中竟有24处提到胡适原著乃至登有胡适文章的《独立评论》，另还有一处引自他人极难见到的伪“满洲国”出版的井坂锦江的著作，这能说他借书没有特权或读不到胡适原著吗？余秋雨就是这样以别人不懂“文革”为由去尘封历史真相的。

余秋雨中“左”毒由来已久。还在“文革”前夕，他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中学生也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余秋雨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在极左环境中成长。所不同的是，他大学毕业后，由于是业务尖子，且对“修正主义”疾恶如仇，因而被“四人帮”余党看中，受其利用写了“一系列深得头头们欣赏的文章”（胡锡涛语）。这在举国皆狂的年代，是不足为怪的事（笔者也写过这类鼓吹极左思潮的文章）。何况，余秋雨并非是写作组的决策者，他是受人利用的工具，由此说余秋雨是“四人帮文胆”，那是夸大其词的说法。真正称得上“文胆”的在上海地区应是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等极少数人。余秋雨充其量是积极的参与者，跟着起哄的小伙计。可余秋雨现在当了文化名人后，“一阔脸就变”，不许别人批评他这个当过“正厅级”的高干，尤其忌谈“文革”问题，矢口否认自己在“文革”期间充当了“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一号种子选手”的事实，这就使人觉得他不够诚实，对历史缺乏一种反思的态度。在最新出版的长达40余万字的余秋雨传记即《余秋雨的背景》（杨长勋著，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版）中，余秋雨又借别人之口一再否认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还反咬一口说孙光萱没有资格做证人，可这位1963年才出生的传记作者不了解：孙光萱因没有像余秋雨那样的出色表现始终在“外围”写作组，他所写的错误文章在学习班“说清楚”后，受到组织的信任，后来担任了审查余秋雨、戴厚英等人组成的“内围”写作组的党小组副组长。正是在清查过程中，他通过内查外调知道了余秋雨离开“石一歌”后的所作所为。退一步说，即使孙光萱记忆有误，或他说的话不足为凭，另还有众多“石一歌”及“内围”写作组成员仍健在。把别人讲的事实真相说成是动机不纯，想借批别人出名，这种倒打一耙的做法，就更不是一位文化名人应有的文化品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