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雜感
Posted: 09-09-07 Sun 3:58 pm
國 慶 雜 感
黃 智 鴻
佛教非宗教,這説法是針對迷信宗教者而言的;佛教是宗教,這説法是針對迷信科學者而言的。至於佛學中的大小乘概念,其含義所在,無非是按信徒心量之大小而來辨識學養格局之大小。順此而言,想必“大心凡夫”的學思,其所樹立的大乘意識,旨在衝破小眼鉗制大志的障礙。大乘、小乘這兩個名相在今天的繼續使用,其意思或在於大目光與小識見的代稱上,更多時候並無意於南北道統之爭,不過是針對個人的心態而加以透視而已。因此,沒必要處處糾纏“大乘”、“小乘”二語,以爲全是門戶抑人揚己之措辭。
宗教情懷與科學理路,無疑需要體用和合才能深得“世出世間”之大道。當然,如果只求獨善其身,便沒有所謂“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的講究,如此自可省卻許多操勞而無需探究世間學問,更無所謂讀不讀書、繼不繼承文化的問題,大可畢生安住於個體身心解脫的功夫上,而不必學習“巧把塵勞作佛事”的本領。
對“不斷(盡)煩惱,不修(深)禪定”的彌勒精神,若欲深明其個中意蘊,或可與“但願衆生得離苦,不為自身求安樂”這句話同參。在儒家“平天下”的文化底蘊上所弘傳開來的中國佛教,其菩薩情懷勢必與君子氣節相交融,於是“自覺覺他,自利利人”的心胸與“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氣度便又催生出了這麽一句話:“衆生一日未成佛,我夢終宵有淚痕”。至於“欲為諸佛龍象,先做衆生牛馬”,這句中國佛教格言,又可爲“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作注腳。如此尋思,自可真切地感受到菩薩行者“留惑渡衆生”的深沉思緒。這也就是爲什麽中國佛教道場,在命脈根源的大雄殿主——佛陀、當來淨土的天王殿主——彌勒菩薩之外,還要供奉觀音、地藏等菩薩造像的初衷所在。不是說一尊佛陀像不足以表彰佛法,而是觀音之慈悲、地藏之弘願,也是佛陀法身慧命的一方凸現。菩薩像中自有中國歷代大德心血在,自有中國佛教深沉傳統在。深沉只因悲天憫人,而苦難的中國人自有其一套應對苦難的經驗。佛教的東傳,不但推擴了中國人的慧眼,同時中國人的涵詠佛法也有助於印度佛教的重建。
五千年文化綿延不斷,只因歷史文獻意識強。章太炎先生認爲“一個國家如不幸而亡,最重要的是要保存自己的歷史。保存歷史就能知道自己的過去,由過去預期將來,就能獨立復國。如果忘了歷史或接受被別人歪曲的歷史,認爲自來就是征服者的臣民,就叫做‘心死’,心死就沒有前途了!”同樣的思路,不難想見,太虛大師爲什麽要兼治“國學”,而印順導師又爲什麽要孜孜不倦於印度、中國佛教史學。“道不孤,必有鄰”,泥多佛大、水漲船高,太虛大師在《整理僧伽制度論》中,早以此二意闡明儒佛相輔成于天下之關係。
馬來西亞華人是要佛教“本土化”?還是要佛教“化本土”?是要以五千年的文脈來“化本土”?還是要以五十年的歷史來“本土化”?也許這一切解答都得先從“學”開始。竺摩長老曾寫有一篇《佛陀教育原則與方法》,他指出:“像孔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年輕的人在家要孝順父母,出外要恭敬長輩,行為要謹慎,交友要講信用;還要普遍的愛人,和有道德的人常相親近。做到這些之後,再去學習一切文學典章,文化政事。可見孔子的教育宗旨,也首重做人,其次才是追求知識。佛陀亦常告訴弟子,每天把工作的時間用二分來學佛學,一分去學世學。把多點工夫注重學佛,即是注重先學習做人的方法,磨練做人的品格,因佛學就是實踐的道德學、倫理學、教育學。”
遙想前賢,惟見寒窗星河,孤燈冷凳。而“我們只看歷史上人物,往往沒有人能達到他百分之百的理想,如孫中山先生,也並沒有達到他自己百分之百的理想。又如孔子,也沒有達到他百分之百的理想。中山先生和孔子,並不是晚上睡覺,明天醒來,便變成其為孫中山與孔子的”(錢穆先生《新亞遺鐸•人物與理想》)。欲速則不達,也許我國華裔子弟尤其是有機會到中國留學者,更需要的是讀書求學,善用文獻資源,取囘經典,而不是抱僥幸心理,利用“馬來西亞課題”作爲畢業論文以求蒙混過關。表面上打著“愛國”旗幟,暗地裏卻自有一套手段,此風漸開,恐怕早已埋下禍根。一味地標榜“馬來西亞研究”,而忽視源頭典籍、歷代文本的研讀,缺乏識見的資料拼湊,不過是名利之用,無益學風。學生時代或應先重“學業”而不是盡情奢用,畢竟強學待問是“教業”的前提,也唯有厚積薄發才能走得長遠。或許目前的馬來西亞華社,更需要的是讀書風氣,一股沉潛剛毅的本土學風,更期待的是一個個能夠吸取前賢經驗、繼往開來的本土人物,而不是一曡曡本土標簽的功名文章。
31/07/2007•南京
黃 智 鴻
佛教非宗教,這説法是針對迷信宗教者而言的;佛教是宗教,這説法是針對迷信科學者而言的。至於佛學中的大小乘概念,其含義所在,無非是按信徒心量之大小而來辨識學養格局之大小。順此而言,想必“大心凡夫”的學思,其所樹立的大乘意識,旨在衝破小眼鉗制大志的障礙。大乘、小乘這兩個名相在今天的繼續使用,其意思或在於大目光與小識見的代稱上,更多時候並無意於南北道統之爭,不過是針對個人的心態而加以透視而已。因此,沒必要處處糾纏“大乘”、“小乘”二語,以爲全是門戶抑人揚己之措辭。
宗教情懷與科學理路,無疑需要體用和合才能深得“世出世間”之大道。當然,如果只求獨善其身,便沒有所謂“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的講究,如此自可省卻許多操勞而無需探究世間學問,更無所謂讀不讀書、繼不繼承文化的問題,大可畢生安住於個體身心解脫的功夫上,而不必學習“巧把塵勞作佛事”的本領。
對“不斷(盡)煩惱,不修(深)禪定”的彌勒精神,若欲深明其個中意蘊,或可與“但願衆生得離苦,不為自身求安樂”這句話同參。在儒家“平天下”的文化底蘊上所弘傳開來的中國佛教,其菩薩情懷勢必與君子氣節相交融,於是“自覺覺他,自利利人”的心胸與“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氣度便又催生出了這麽一句話:“衆生一日未成佛,我夢終宵有淚痕”。至於“欲為諸佛龍象,先做衆生牛馬”,這句中國佛教格言,又可爲“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作注腳。如此尋思,自可真切地感受到菩薩行者“留惑渡衆生”的深沉思緒。這也就是爲什麽中國佛教道場,在命脈根源的大雄殿主——佛陀、當來淨土的天王殿主——彌勒菩薩之外,還要供奉觀音、地藏等菩薩造像的初衷所在。不是說一尊佛陀像不足以表彰佛法,而是觀音之慈悲、地藏之弘願,也是佛陀法身慧命的一方凸現。菩薩像中自有中國歷代大德心血在,自有中國佛教深沉傳統在。深沉只因悲天憫人,而苦難的中國人自有其一套應對苦難的經驗。佛教的東傳,不但推擴了中國人的慧眼,同時中國人的涵詠佛法也有助於印度佛教的重建。
五千年文化綿延不斷,只因歷史文獻意識強。章太炎先生認爲“一個國家如不幸而亡,最重要的是要保存自己的歷史。保存歷史就能知道自己的過去,由過去預期將來,就能獨立復國。如果忘了歷史或接受被別人歪曲的歷史,認爲自來就是征服者的臣民,就叫做‘心死’,心死就沒有前途了!”同樣的思路,不難想見,太虛大師爲什麽要兼治“國學”,而印順導師又爲什麽要孜孜不倦於印度、中國佛教史學。“道不孤,必有鄰”,泥多佛大、水漲船高,太虛大師在《整理僧伽制度論》中,早以此二意闡明儒佛相輔成于天下之關係。
馬來西亞華人是要佛教“本土化”?還是要佛教“化本土”?是要以五千年的文脈來“化本土”?還是要以五十年的歷史來“本土化”?也許這一切解答都得先從“學”開始。竺摩長老曾寫有一篇《佛陀教育原則與方法》,他指出:“像孔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年輕的人在家要孝順父母,出外要恭敬長輩,行為要謹慎,交友要講信用;還要普遍的愛人,和有道德的人常相親近。做到這些之後,再去學習一切文學典章,文化政事。可見孔子的教育宗旨,也首重做人,其次才是追求知識。佛陀亦常告訴弟子,每天把工作的時間用二分來學佛學,一分去學世學。把多點工夫注重學佛,即是注重先學習做人的方法,磨練做人的品格,因佛學就是實踐的道德學、倫理學、教育學。”
遙想前賢,惟見寒窗星河,孤燈冷凳。而“我們只看歷史上人物,往往沒有人能達到他百分之百的理想,如孫中山先生,也並沒有達到他自己百分之百的理想。又如孔子,也沒有達到他百分之百的理想。中山先生和孔子,並不是晚上睡覺,明天醒來,便變成其為孫中山與孔子的”(錢穆先生《新亞遺鐸•人物與理想》)。欲速則不達,也許我國華裔子弟尤其是有機會到中國留學者,更需要的是讀書求學,善用文獻資源,取囘經典,而不是抱僥幸心理,利用“馬來西亞課題”作爲畢業論文以求蒙混過關。表面上打著“愛國”旗幟,暗地裏卻自有一套手段,此風漸開,恐怕早已埋下禍根。一味地標榜“馬來西亞研究”,而忽視源頭典籍、歷代文本的研讀,缺乏識見的資料拼湊,不過是名利之用,無益學風。學生時代或應先重“學業”而不是盡情奢用,畢竟強學待問是“教業”的前提,也唯有厚積薄發才能走得長遠。或許目前的馬來西亞華社,更需要的是讀書風氣,一股沉潛剛毅的本土學風,更期待的是一個個能夠吸取前賢經驗、繼往開來的本土人物,而不是一曡曡本土標簽的功名文章。
31/07/2007•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