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于时语：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政治评论员

伊斯兰以武力传教吗？
于时语

　　尽管有梵蒂冈和教宗本人的解释以及道歉，本笃16世的“失言”事件在穆斯林世界引起的反应愈演愈烈，进一步深化了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

　　顺便说一下，本笃16世只是就其在德国的言论“冒犯穆斯林的情感”表示了歉意，而没有如许多回教人士要求那样“承认错误”。后者牵涉到天主教教廷一直坚持的“教宗永远无错”教义（英语papal infallibility），是梵蒂冈不能让步的原则性问题。

　　不管本笃16世是否真的认同14世纪拜占庭（前作拜占廷）皇帝的意见：“穆罕默德带给世界的只有‘邪恶与非人道’的东西”，“失言”事件的中心是整个天主教会心目中伊斯兰作为宗教信仰所含的固有暴力成分，尤其是如《华盛顿邮报》强调：本笃16世借中世纪拜占庭皇帝之口说：“穆罕默德命令用刀剑来传播他宣扬的信仰。”

　　伊斯兰是一种依靠刀剑也即武力传播的信仰，是基督教世界非常普遍的观点。笔者很早就听到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一手举刀剑一手持可兰经”传教的宣传，所以谁不接受伊斯兰，谁就会死在刀剑之下。本笃16世近日显然也是用大多数基督徒深信不疑的“伊斯兰靠刀剑传播”的说法，来影射穆斯林固有的“暴力”倾向。

　　

基督教世界曾长年内战　　

　　

　　笔者并不否认今天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回教极端分子中存在大量的暴力行为和暴力思想，而自从二次大战之后，欧洲代表的西方世界则基本生活在和平之中。所以单凭今天的情形，基督教代表和平理性的宗教，而伊斯兰则充满暴力的说法，似乎有不少市场。

　　这一“基督教和平、伊斯兰残暴”论，其实完全是短暂的历史假像。暂且不说十字军运动、欧洲中世纪血腥的宗教审判以及宗教改革之后的长年教派战争，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血腥暴力杀戮，是基督教列强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即“文明冲突”论客亨廷顿所谓的“基督教世界的内战”。尤其是对数百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决定对平民投掷原子弹，伊斯兰有史以来所有的“暴力”加起来，也望尘莫及。

但是更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伊斯兰究竟是否如基督教长期宣扬，是一种靠刀剑传播的宗教？
　　这需要从教义和实际两方面来分析。

　　从教义上讲，“穆罕默德命令用刀剑来传播他宣扬的信仰”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中伤：《可兰经》明文规定不能强迫别人信教。曾经撰写《伊斯兰简史》、身为天主教徒的英国著名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新近在《卫报》上强调再次这一基本事实。

　　笔者也曾经介绍过：由于伊斯兰在中东三大一神教之中最晚建立，所以承认和接纳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书和圣贤，并且将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称为“圣书上的人民（People of The Book）”，而予以容忍尊重。中东地区和伊朗持续两千多年众多犹太社区，以及巴勒斯坦的大量基督徒人口，是这一传统的明证。中世纪的阿拉伯政权有意不让犹太人和基督徒改信回教，更是史有明文。

　　从实际讲，世界上所有广泛分布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武力确立和发扬光大。基督教是这样，伊斯兰也不例外。

　　甚至“慈悲为怀”的佛教，其传播也离不开武力。佛教最早在次大陆的确立，是靠了以武力统一北印度的阿育王的大力提倡。此后向中亚地区的扩展，主要是仰仗大月氏西迁建立的强大贵霜帝国的支持。佛教开始征服中国，则是借助了“五胡乱华”的机遇，以及胡族统治者的有意提倡，羯族领袖石勒是其中的典型。
　　

各宗教的扩张都跟武力有关　　

　　

　　基督教早期的成功，与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休戚相关。而基督教从欧洲向全世界扩展，尤其是传播到美洲、非洲以及亚洲菲律宾等地，基本上完全凭借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
斯兰信仰的迅速传播，同样离不开中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扩张，但是这像蒙古征服和西方的殖民扩张一样，主要受政治和经济因素驱动，而并不是为了传播宗教信仰的“十字军”运动。
　　有趣的是阿拉伯人崛起之后，最终扩张到大唐帝国的中亚领土，双方于公元751年在怛罗斯河地区展开决战，因为朝鲜族将军高仙芝率领的唐军败北，使得原来被佛教和儒教支配的广大中亚地区逐渐改信了伊斯兰。

　　“伊斯兰以刀剑传教”的最大反证是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也即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自从公元8世纪起，信奉伊斯兰的北非摩尔人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几达800年之久，其间半岛上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社区一直延绵不绝。可是一旦基督教重新支配伊比利亚半岛，宗教审判法庭便以驱逐和处死的暴力手段，来强迫穆斯林和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今天以色列国内来自北非的所谓“西班牙犹太人”，便是被驱逐者的后代。而留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和回教徒则在死刑威胁下被迫改宗基督教，以至伊斯兰在伊比利亚半岛绝迹。

　　穆斯林社会今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众多问题，说明伊斯兰亟需自我更新以适应现代世界。但是声称伊斯兰是本质上比基督教更有暴力倾向的信仰，以及“伊斯兰以刀剑传教”，就像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是在教义和事实上都不能成立的误导宣传。

佛教的传播也离不开武力吗？http://www.zaobao.com/yl/yl060927_502_1.html

林明雅
　　9月23日，于时语君在题为《伊斯兰以武力传教吗？》的文章里首先认为：“从实际讲，世界上所有广泛分布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武力确立和发扬光大。基督教是这样，伊斯兰也不例外。”他举例：“基督教早期的成功，与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休戚相关。而基督教从欧洲向全世界扩展……基本上完全凭借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这些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于君话锋一转，说：“甚至“慈悲为怀”的佛教，其传播也离不开武力。佛教最早在次大陆的确立，是靠了以武力统一北印度的阿育王的大力提倡。此后向中亚地区的扩展，主要是仰仗大月氏西迁建立的强大贵霜帝国的支持。佛教开始征服中国，则是借助了“五胡乱华”的机遇，以及胡族统治者的有意提倡，羯族领袖石勒是其中的典型。”

　　事实是，在整个传教历史过程中，佛教从来没有使用或赞同使用过武力和战争。佛教认为，人类的战争与和平，缘于人类的心智。我这里不打算述说佛陀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曾亲自多次有效地阻止过战争的伟人的事迹，只以于君所举的三个例子来说明佛教对战争与和平的心智力量。

　　一、阿育王：公元前273年，孔雀王朝的第二代君主宾头沙罗王病逝。阿育王杀害了99名兄弟姐妹而夺得王位。即位后，阿育王追随祖父旃陀罗笈多的事业，开始向外扩张。公元前262年左右，他率领大军征服羯陵伽国，被杀的羯陵伽人有10万人。

　　战争结束后不久，阿育王在佛教高僧优波毯多的感召下，皈依了佛教。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之后，阿育王对残酷的战争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感到十分懊悔。在他发布的一项敕令中说：他对羯陵伽人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深切的忧虑和悔恨。”他并向全国的人民宣布，“战鼓的响声”沉寂了，代替它的将是“法的声音”；今后不再会有暴力统治和侵略，取而代之的将是宣扬佛法；自此，他不再向邻国派遣军队，而是派遣宣扬佛法的高僧。

　　二、贵霜帝国：贵霜帝国是月氏人建立的帝国。月氏人原来自于中国西部的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打败后，辗转途经中亚，最后来到印度。它的五大部落由一位叫丘却就的领袖所统一，建立了国家。其势力范围主要在中亚，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到了他的儿子阎膏珍时代，开始向印度进军，月氏人的文化也开始印度化。

　　公元75年阎膏珍死，帝国陷入了混乱和倾轧，阎膏珍派驻在印度的一个将领迦腻色迦乘势而起，经过三年斗争终于取得整个贵霜帝国的领导权。迦腻色迦是贵霜帝国全盛时代的君主。

　　无独有偶的，迦腻色迦一生的事迹与早他三百多年前的阿育王颇为雷同。在建立了一个辉煌的王朝之后，迦腻色迦转而追求心灵上的归宿。迦腻色迦晚年身边聚集了一批佛教大家，像世友、马鸣、胁尊者、龙树等，都受到了迦腻色迦国宝级的待遇。佛教历史上第四次大结集，便是由世友在贵霜帝国的管辖地克什米尔召集，其成果集中于200卷的《大婆沙论》。

　　在迦腻色迦时代，佛教出现了“大乘佛教”的教派，倡导普渡众生，此前的佛教各派被称为“小乘佛教”。迦腻色迦不单对大小乘佛教采取兼容的政策，对于其他宗教也实行宽容的态度。在回教进入之前，印度一直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地区。


佛教不曾征服中国　　

　　

　　三、“佛教开始征服中国，则是借助了“五胡乱华”的机遇，以及胡族统治者的有意提倡，羯族领袖石勒是其中的典型。”这一段话更是与历史及事实不符。首先，佛教不仅从来未曾征服过中国，反而曾遭遇过三武一宗的“法难”，佛教存在于中国是与儒、道共存的。第二，西晋亡后，北部中国陷入了十六国的混战。佛教在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等一些有影响的大国中，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支持，确实发展特别迅速。而最有影响力的僧侣是佛图澄、道安和鸠摩罗什。

　　后赵的石勒、石虎在历史上的暴虐残忍，即使在十六国那样非常战乱时期也很突出。面对这样的暴君，佛图澄依然对他们宣传“帝王事佛”之术在于“体恭心顺，显扬三宝”。一方面“当杀可杀，刑可刑”，一方面“不为暴虐，不害无辜”。

　　佛图澄曾劝说石勒效“王者”，行“德化”，又恐吓石虎：“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戒，不自惩革，终无福祐”。《僧传》说石勒听了佛图澄劝谏后，“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石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

　　由以上三例可知，不论是孔雀王朝的高僧优波毯多，还是贵霜王朝一批佛教大家，或者是“五胡乱华”时的佛图澄，佛教在传播与发展特别迅速的过程中始终是在宣化慈悲，制止及降低武力所造成的杀戮，更不会以武力或是借助战争（五胡乱华）的“机遇”来传播佛法。

　　前三例的当事人不论是阿育王、迦腻色迦、或是石勒、石虎更是在听闻佛法之后停止杀戮或“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

　　毋庸置疑，佛教要发扬光大，有统治阶层力量的协助是会事半功倍，就如2006年4月《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浙江省举办，规模盛大，我们总不能因为中国政府拥有武力且“有意的提倡”而就能这样说：“甚至“慈悲为怀”的佛教，其传播也离不开武力。”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不单是对历史逻辑的颠倒，也会造成视听上的混淆。

　　佛教界一般上都不太爱回应像于君这一类的文章，作为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的一名在籍学生，为了让读者们能更了解佛教的传播史，了解佛教在人类的战争与和平史中的心智路程，给现代受战争纷扰的人类一个借鉴，我希望佛教界的大德们能够对我的文章给以指正，不胜感恩！

作者是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学生

也谈佛教与武力
于时语
　　笔者在《伊斯兰以武力传教吗？》一文中提出所有宗教的成功壮大都离不开武力，并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之外，顺便提到了佛教，引起林明雅先生的反驳（9月27日《联合早报·言论》），认为“在整个传教历史过程中，佛教从来没有使用或赞同使用过武力和战争”。

　　笔者十分理解林先生作为佛教信徒的看法，也无意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作无谓的是非之辩，特别是几乎所有宗教都赞同的人类共同道德价值，而只是从宗教对话和理性的角度（在后一题目上笔者认可本笃16世对理性的强调），指出林先生的不少“佛教本位”论点与现代学术结论颇有距离。

　　例如林先生关于佛教“从来未曾征服过中国”的说法，便与中外主要学者大相径庭。胡适先生于1937年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有关文章，其题目便赫然是《中国的印度化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而荷兰汉学家许里和（E.Zurcher）关于佛教东传的名著，书名便是《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其次，林先生引述的许多佛典论述，其实反而证明笔者原先的论点，即佛教壮大的关键时期与武力强大的统治者有关。至于这些统治者受佛教“感化”的种种故事，可以说已是宗教教义的一部分，没有现代学者会将它们作为完全的“信史”看待。

　　例如贵霜帝国的迦腻色迦等君主，佛教文献之外的史料中同时自称为“大王（印度王号）、众王之王（古代伊朗君主名号）、天子（中国皇帝称号）、凯撒（罗马帝国皇帝通称）”，一派世界征服者的自傲，毫无佛教提倡的谦恭自卑。

　　不妨顺便提到早期佛教史上的反面角色、佛陀的表兄弟提婆达多（梵文Devadatta，又译调达，意为“天赐”），被佛经描述为一个企图多次谋杀佛陀、教唆别人弑父以及其他恶行的恶棍，最后“生陷地狱”。可是各种文献显示提婆达多创立的“比佛教更佛教”的教派在印度各地流行千年以上。著名佛教学者季羡林便指出：一个真正如佛经描述的坏蛋决不可能有如此的道德影响力。

　　

后赵皇帝下诏奉佛　　



林先生对佛教开始征服中国借助了“五胡乱华”的反驳，是佛教文献的一面之词。《晋书·佛图澄》本传明载佛教在石勒叔侄倡导下的传播引起汉族士大夫的抵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要求禁止，而“朝士多同〔王〕度所奏”。但是石虎却下诏：“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实在清楚不过。
　　笔者无意否认佛教东传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并且赞同佛陀提倡的许多和平慈悲教义。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也有如墨子那样“亲自阻止过战争的伟人”，而所谓“正史”中也有大量类似“佛教本位”的偏见，所以佛藏提供了解中国历史的另一面镜子。例如有名的亡国恶君隋炀帝，在佛藏中的形象就没有这么负面，而著名的贤君唐太宗李世民，则在佛教文献中有负面的描述。佛教学者汤用彤首先道出其中的奥妙：在“杀兄囚父”的玄武门政变中，道教积极支持李世民，而佛教却站在失败的一方。唐太宗登基后提拔道教，并将名重一时的“护法沙门”法琳“迫害致死”，便十分自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 ... 1016a.html

再论宗教与武力


[于时语]　(2006-10-16)
编者按：教宗本笃16世上月的演说，引用14世纪拜占庭皇帝批评穆罕默德的话，回教世界哗然，而本专栏作者在随后的评论文章，则引起本地佛学班学生林明雅与基督教工作者杨虹为文反驳。本版今天刊登于时语答复文章，并希望结束此话题的辩论，也希望各方从几篇文章的交流中体会引经据典温文辩论的知性与风度，并如一作者所言，上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课”，而不是狭隘地计较于哪方压倒了哪方。

　　休假归来，朝鲜半岛局势巨变，但是先不得不再就宗教与武力问题略作解释。

　　首先，笔者本意只是宗教壮大与武力的相关性，而没有涉及两者间的“因果性”，或者某某教“依靠武力传教”。如果有人作此理解，笔者只能致歉。

　　以佛教为例，我只是指出其传播的关键时期牵涉到的阿育王、迦腻色迦、以及五胡乱华时代北方少数民族领袖都是武力强大的统治者。如果有谁能论证佛教没有这三大“里程碑”，照样会有今天的盛况，笔者愿闻其详。

　　这一相关性，从中亚和西亚地区长期繁盛的佛教的消亡，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曾经在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故乡，如今成为塔利班的根据地（坎大哈正是犍陀罗一名的流变），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像被摧毁，可以说是这一过程最后的句号。

　　更为醒目的事实，是佛教在中亚和西亚的短暂复兴，正是在蒙古征服时期。

　　新近在学界引起轰动的考古发现，便是有迹象表明此时佛教曾经西进到阿塞拜疆甚至今天的土耳其境内。

　　随着蒙古力量的退潮，佛教在广大的中亚地区终于全面消失。新疆境内的佛教在逆境中坚持到明朝初期才消亡，已经难能可贵。这一结局是因为“佛力”不够广大，信徒教义不坚，还是缺乏强有力的统治者的主持？多数人不难作出理性的判断。

　　诸多宗教消亡非“和平”过程　　　　

　　早期基督教曾经受到罗马帝国政权迫害确是事实，可是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罗马帝国仍然是主导地中海世界的唯一强大力量。原来“多元文化”的罗马帝国范围内流传的其他大量宗教，诸如Mithraism和摩尼教此后纷纷消亡，也绝非“和平”过程，例如公元382年Theodosius一世下敕处死摩尼教教士。只不过今天没有人来诉说这些异教徒们“被迫害”和“殉教”的悲惨历史而已。

　　“异教”之外，更重要的也许是基督教本身经历的“君士坦丁转变”（Constantinian shift），开始残酷打击早期基督教的各种“异端”。例如公元385年被处死的伊比利亚主教Priscillian，从“异端”立场不知是否也算殉教？

　　我无意重复“达芬奇密码”之类的耸人秘辛，但是早有学人指出政教合一原则（Caesaropapism，由“凯撒”加“神父”组成的新词）是“君士坦丁转变”的重大成分，其结果包括原来由耶稣基督的兄弟领导、坚持“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圣训的基督教“原教旨派”的消亡。

　　最后不得不回到“佛教征服中国”这一题目。有论者能将许里和白纸黑字用作书名的《佛教征服中国》推论为并非作者本意，再从他人的著作中无中生有地演绎出“佛教从未征服中国”的结论，换言之，原来有的实在没有，原来没有的却能证明有。按照后来“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并未赢得支配性的影响力”的同样逻辑，蒙古和满族也同样“从未征服中国”了。

　　今天的佛教信徒实在不了解了中古时代佛教在胡族统治的华北的巨大成就。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之外，按照《魏书·释老志》，北魏晚期的僧尼总数达到200万，佛寺有三万所之多。且不说这三万所寺庙已经消耗多少GDP和国家财政，此时北魏总人口大约在3000万到3200万之谱，不到今天中国大陆人口的40分之一，其僧尼总数却接近今天中国的全部军力！或者按照人口比算，相当于今天中国的和尚尼姑总数要达到8000万以上，超过浙江和福建两省的人口总和！

　　如果这仍然不算“佛教征服中国”，再看当时北魏首都洛阳城内，除了“费用不可胜计”的1367所豪华寺庙，按照皇族重臣任城王元澄，竟然还有三分之一的民居被佛寺占夺。假设今天新加坡市内有三分之一的民房成为佛寺或被寺庙占用，你如果还能根据剩下三分之二的民居论证新加坡“没有被佛教征服”，那么争论的题目只能是“征服”一词的定义了。

　　詹道玉

《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 ... 1026f.html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是佛法最根本的纲领；达兰沙拉辩经学院院长格西坛确曾说：“身（行为）、口（言语）、意（意念）不损恼一切众生，是佛教徒最基本的戒律。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即使身披袈裟也不算是佛教徒。”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非常严格的佛教徒定义。在佛法上，佛教徒身、口、意都不能损恼一切众生，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因此，佛教肯定是不赞同武力的。

　　学习任何学问，包括佛法在内，都不是一起步就能达到完美境地的，中间会经历许多不完美的过程，因此，学的人学得不够完美，并不代表那项学问本身不完美，对佛法也是如此。以下个人的看法，将根据上列两个原则为基准。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首先，我们很荣幸有于时语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作为我们的诤友，能不吝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让我们学习佛法的人能不断改进、精益求精，非常感激。

　　在关于提婆达多的事件上，于先生的看法基本是正确的，不过却为多数的佛教徒所忽略。关于提婆达多被丑化，印顺导师《论提婆达多之“破僧”》一文，已经指出，他举了“服酥治病”及“模仿释尊三十二相”两个故事为例，然后指出：“这二则故事，我觉得不一定刻画出提婆达多的愚痴，只表示了故事编造者的过于幼稚。”

　　接着印老又指出，《根有律破僧事》中有一段记载，说提婆达多破僧失败，又去找耶输陀罗（释尊出家前的妻子）想回头做国王，印老直斥为荒谬，且说：“故事的编造者毫无时间观念，只顾说来好听。这到底是丑诋提婆达多呢？还是诬辱耶输陀罗呢？”

　　所以，于先生对于部分佛教典籍过分丑化提婆达多的看法，是正确的。其次，于先生说提婆达多教派“在印度各地流行千年以上”，基本上事实的确如此，蓝吉富教授曾撰《提婆达多派》一文，以下说明主要根据蓝教授此文：

　　东晋法显，在五世纪初赴印度，所著《佛国记》中有记载：“调达（提婆达多另一译名）已有众在，常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释迦牟尼佛）。”

　　七世纪，唐玄奘大师到印度时，也见过提婆达多教派的信徒，他在《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中记载着：“羯罗拏苏伐剌那国…… 别有三伽蓝，不食乳酪，遵提婆达多遗训也。”

　　同属唐代，比玄奘大师晚四十余年到印度的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摩》译文中，有几段附注提到提婆达多教派：

　　“现今西方，在处皆有天授（提婆达多又另一译名）种族出家之流。”

　　“所有仪轨，多同佛法，至如五道轮回、生天解脱、所习三藏，亦有大同。”

　　“无大寺舍，居村坞间。乞食自居，多修净行。胡芦为钵，衣但二巾。色类桑皴，不食乳酪。”

　　“多在那烂陀寺杂听诸典。”

　　“曾问之曰：‘汝之轨式，多似大师（指释尊），有僻邪处，复同天授（提婆达多）。岂非天授之种胄乎？’彼便答曰：‘我之所祖，实非天授。’此即恐人嫌疑，拒讳不臣耳。”

　　综观以上几段记载，义净确实亲见提婆达多派信徒，文中也叙述了他们的生活详情，义净认为他们基本上和释迦牟尼佛的教徒大同小异，主要的差别是他们的修行生活遵循提婆达多的五法——不食乳酪等，他们还杂在那烂陀寺中听闻佛法，不过却不敢承认自己是提婆达多派教徒。

　　所以，于先生说提婆达多教派“在印度各地流行千年以上”，的确如此。

　　不过，于先生所提的其余见解，本人根据手边资料，看法略有不同，敬请于先生指教。有关胡适《中国的印度化》及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两本书都是谈印度的佛教文化影响中国文化，林明雅居士已有一文相答，此不赘叙。谨就迦腻色迦王及佛图澄二则，表达个人浅见：

　　1. 迦腻色迦王信佛前、后使用武力，目的都在扩张领土，与传扬佛法 无关。

　　贵霜帝国迦腻色迦王在信佛之前，向东、向南、向西大力扩张领土，都顺利达成目标之后，将整个国家的重心移至印度，缔造了全盛的贵霜王朝。晚年他对佛陀狂热崇拜，大力传扬佛法，方式是：礼遇大批佛教大家，著名的有世友、马鸣、胁尊者、龙树等，同时广建佛寺，延请这些高僧讲经说法，并且在克什米尔召开佛经第四次大结集，由世友主持，会上对佛教三藏重新作了修订和解释，在佛教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可惜的是，他虽然对佛法传扬有很大的贡献，却还不能根本上调整自己的内心，还压制不了自己的野心，以至于试图再向北扩张领土，最后死于征途，但是，他最后再度使用武力，目的只在满足自己扩张领土的野心，绝对不是为推展佛法。所以迦腻色迦王前、后使用武力都与佛教的传扬无关。

　　2. 石虎的诏书，只是说对汉人信佛，他不会干涉。

　　《晋书·佛图澄传》：“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竞相出家.....，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祠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龙（即石虎）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居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因为佛图澄受赵国国君石虎敬重，赵国百姓无论夷人、汉人，争相信佛，甚至出家，王度上奏认为佛是外国神，华夏人士不应信奉，要石虎禁止赵国华人拜佛，不听从就治罪，出家的下令还俗。石虎下诏说，他本人是外族人，所以除了他原本的祭祀对象之外，也应该拜佛这个外国神，至于百姓不管是夷（外族）人、赵（汉）人，如果喜欢信佛，就随他自己。

　　所以石虎并没有要百姓信佛，只是表示他不干涉百姓信佛，完全谈不上使用武力强迫人民信佛。

　　以上是个人根据资料所作的说明，敬请于先生以及方家大德多多指正。

2. 达赖喇嘛与伊斯兰

就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与西方领袖频频接触之际，刚刚与达赖喇嘛正式会面过的美国总统布什发表了伊朗核争议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讲话。

　　布什并且将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门槛，从德黑兰发展核武，降低到只需“伊朗拥有核武知识”的“莫须有”理由。

　　2009年1月白宫换主之前，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进攻，越来越具有现实可能。

　　与此同时，华盛顿全面加强与埃及、沙地阿拉伯、约旦等阿拉伯专制政权的军事合作，完全放弃了前几年渲染的“中东民主改造”。

　　加上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11月3日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不定期推迟议会选举，再次显示西方世界的“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穆斯林社会的主流或曰“街头”民意，而只能在伊斯兰世界中依赖非民主的专制手段来维持。

替布什给反战运动灭火

　　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日益恶化、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进攻一触即发之际，达赖喇嘛在欧美高层不断亮相，已经有反战人士指出并不偶然。

　　西方主流传媒一直讳言的事实，是九一一事件以来，达赖喇嘛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布什政府针对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暴力行动的支持者和解说者。

　　美国之音近日报道：达赖喇嘛会见加拿大总理后，对加拿大媒体表示“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也“反对加拿大参与出兵阿富汗”。

　　作为美国政府的宣传喉舌，美国之音完全掩盖了达赖喇嘛对布什政府阿富汗及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大量支持言论。

　　达赖喇嘛曾公开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看来是为了赢得更大和平的正义（行为）”。《纽约时报》2003年9月18日报道，尽管当时已经有越来越多和平人士和宗教领袖呼吁美国的“反恐”战争只会导致更多的恐怖主义，达赖喇嘛却拒绝做出同样判断，反而认为恐怖主义需要“以暴力来回答”。

　　事实上，《纽约时报》的标题便是白纸黑字的Dalai Lama Says Terror May Need a Violent Reply，而澳大利亚（澳洲）《悉尼先驱晨报》在转载时，用了更挖苦的标题《佛陀的尘世和平代表现在宣扬暴力》。

　　伊拉克战争以来，达赖喇嘛除了始终拒绝谴责布什政府以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开战，以及战争造成的空前暴力、死亡以及大量美军虐待战俘和残害平民的事件，反而坚持说这场战争的正义与否，只有“历史可以回答”。这与布什总统本人的言论惊人相似。

　　正如布什不断借用“正义”的二次大战来为其“反恐”战争（以及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辩护一样，《旧金山纪年报》2005年11月报道，达赖喇嘛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一场演讲中，公开说“历史表明二次世界大战保护了西方世界，保护了民主”，以此影射“反恐”战争有类似的历史意义和“正义”性。

　　有美国和平反战人士指出：达赖喇嘛这一系列言行，以及他一再称赞布什总统为“好人”，对伊拉克战争以来针对布什政府的美国反战运动，起了很大的“灭火”作用。

以美国政府利益为中心

　　总之，达赖喇嘛在“反恐”战争中采取了完全以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利益为中心的立场，与第三世界的其他著名和平人士如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的原因，首先有其不得已，因为整个“西藏流亡政府”从1950年代开始就全凭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国会的资助而生存，“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或者如英语谚语所说：If you take the King's shilling, You do the King's bidding.

　　这一情况与达赖喇嘛在南亚核武竞赛中的暧昧立场非常相似。这始于印度率先进行核爆炸，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寄人篱下，以和平反暴力出名的达赖喇嘛，对印度领先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能装聋作哑。

　　达赖喇嘛“知恩图报”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笔者新近有幸聆听了欧美学界有关专家关于这一题目的网上讨论，不少学者中肯提出：达赖喇嘛在“反恐”战争中的立场，反映了藏传佛教固有的反伊斯兰传统和教义。

　　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伊斯兰对中亚和南亚佛教地区的征服，藏传佛教仪式中因此有鲜为人知的反伊斯兰“圣战”号召。除了“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巴基斯坦核对峙中的态度，藏传佛教对伊斯兰的敌意，也可以从元代藏僧与穆斯林“色目人”的冲突中反映出来。

　　以笔者之见，达赖喇嘛明显的反穆斯林态度还有其他的个人和近代因素，这便是中国回族对“西藏独立运动”的制约。

　　1938年，当今达赖喇嘛被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之后，当时的青海省政府主席、回族领袖马步芳曾经将他“扣留”在西宁。

　　一般人认为这是马步芳向西藏噶厦政府勒索钱财，但是现代研究表明，这也是中国中央政府借此重申中国对藏主权的举措。西北地区的回族因此一直是制约“藏独”的重要力量，例如在抗战后期，马步芳奉重庆政府之命在玉树修建可供轰炸机起落的军事机场，以震慑噶厦政府的独立倾向。

　　直到今天，回族仍然是“藏独”的主要障碍，在青藏、川藏、新藏公路上经营餐馆旅店的绝大多数是回族，西方宣传中“大量移民藏区的汉人”，其实也以回族为主导。

　　所以说到底，达赖喇嘛在“反恐”中表露的对伊斯兰的态度，最后还是回归到“藏独”问题。而达赖喇嘛在印度核爆炸时刻绝未显露的“和平”、“非暴力”原则，眼下正在伊朗核武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面临另一场考验。

我仔细读来，归纳十点摘要：

1)宗教本来是为了使人类脱离颠倒生活方式。

2)宗教之间的冲突并不存在“武力”解决，只有”理智“、”非理智“触动纠纷的始作俑者才是战争根源。

3)任何人可以为宗教刻上标签，作为一名学者，我们研究的是思想。

4)真理是无所不在，宗教只是一个指南。和平无所不在，宗教只是一个平台。

5)我听说过利用宗教的人，但没有听说过被宗教利用的人。

6)宗教导人向善，导人为恶名为邪教。

7)世界需要宗教是因为曾经有以教义成功领导人类体验真理。

不理解宗教就好像不懂得历史一样,不了解历史也不能够清楚理解宗教。

9}宗教有相通之处，与人的生活需求和所追求的真理是一致的。

10)不同宗教就好比不同版本的参考书，以不同语言摘录真理的体会；读的人的理解能力、信心及认真程度将会分别出个人的信仰层次。

博文

upatissa wrote:2. 达赖喇嘛与伊斯兰

就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与西方领袖频频接触之际，刚刚与达赖喇嘛正式会面过的美国总统布什发表了伊朗核争议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讲话。

　　布什并且将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门槛，从德黑兰发展核武，降低到只需“伊朗拥有核武知识”的“莫须有”理由。

　　2009年1月白宫换主之前，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进攻，越来越具有现实可能。

　　与此同时，华盛顿全面加强与埃及、沙地阿拉伯、约旦等阿拉伯专制政权的军事合作，完全放弃了前几年渲染的“中东民主改造”。
....

今天，南洋商报-评天下也刊登了“达赖喇嘛与回教”http://www.nanyang.com/index.php?ch=29&pg=28&ac=787707

但是网上的文字有点凌乱，可能是没有处理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