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人老了,越爱想当年,越爱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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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昨日脱期,今天终于见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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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古文班的同学续讲《晋公子重耳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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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十八
从孔子的政治观说起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至圣先师的政治观。从政者一定要注意好自身的德行,德行建立了,就如同北斗星正位了,其他星宿将围绕着它。言下之意,如果能够“内圣”,对外就可以称王。所以夫子不谈霸道,不求以武力征服他人。

然而,要“内圣”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孔子所谓的“德”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个人操守,因为孔子的“德”是建立在“仁”上面的,而仁的最基本出发点是要能爱人。孟子深谙其中真谛,所以将它发挥到治国哲学上,强调当权者要能先“保民”,保命而后能称王。

后人对“为政以德”这种观念大多不苟同。因为政治与道德毕竟是两回事,不能划为一谈。有德者,不一定就能治理好国家;反之,治理得好国家的不一定就有德。人类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多得很。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就是把“为政以德”视为金科玉律的代表人物。所以,在小说中,他处处要照顾自己的个人形象,他把这种形象视为是“德行”,并坚信形象包装好了,众星就会围拱之、辅助之。

曹操可不卖这一套。他在《求贤令》中提出“唯才是举”,摆明他的用人立场是只要有“才”就好,“德”并不是重要条件。他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他认为贪财的管仲,是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关键人物,可见不一定要清廉的人才配当官。相反的“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受到孔子推崇的鲁国大夫孟公绰,担任赵、魏两家的家臣才力有余,却不能胜任像滕、薛那样小国的大夫。所以,他不谈“德”,他重视的是“才”。

以上两人代表着两头极端。罗贯中在小说中,以诸葛亮来平衡这种极端。刘备在诸葛亮出来之前,碌碌无为,即使形象再怎么清高,还是一事无成。他自觉于此,知道自己的“德”无法弥补“才”的不足,所以要三顾茅庐去把“能人”给请出来辅佐他。“德才兼备”的诸葛亮出山后,刘备的“事业”也就蒸蒸日上。被鲁迅讥为“近妖”的这位“能臣”,毕竟是世间罕有的。

在“才”与“德”之中如何做取舍,成了我们的一道难题。前副首相最近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说我国第一任首相重视“才”,前任首相却重视“忠”。只要肯效忠的人,就是可靠的人,便可以赋以重任。

其实,“忠”也是一种“德”,只不过上述言谈把“忠”的范围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私利之中。

我始终相信,要当一名领导,“德才兼备”是最重要的。“德”不该作为自己往上爬的资本,否则那就不是真德。“德”也不该弃之不顾,否则人类的文明将愈败坏。至于“德”的内容,还待我们走近古人的生活里去作更深入的体会,不要把它落于表面和肤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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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十九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有人把这句话解释成“人没有大的烦恼,也会有小的烦恼”,这实在是曲解了孔老夫子的本意。
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先看看古人的注释。何晏引述王肃的话,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当思虑而豫防也。”(《论语集解》)这与“居安思危”的意思是异曲同工的。难怪清代阎若璩说:“居安而不虑危,危即生于安。处治而不虑乱,乱即伏于治。故曰虑不远,忧必近也。”(《四书释地三续》)能够考虑周详的,就会在事情发生变化之前做出防范,避免灾难的发生,解除忧虑。
梁代皇侃解释说:“人生当思渐虑远,防于未然,则忧患之事不得近至。若不为远虑,则忧患之来不朝则夕,故云必有近忧也。”(《论语义疏》)这个说法和先前我们引述的差别不大。不过,到底怎样才算“思渐虑远”?为了日后的保障,我努力积蓄金钱,以备不急之需,这算不算“远虑”?
清代儒家简朝亮告诉我们:“所谓远虑者,以正谋,非以私计也。如私计乎,古人之戒室家,子孙蓄财多害;秦燔书而销兵,二世速亡……后世若斯类者,岂可言远虑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是的,秦始皇为了确保世代皇帝由他嬴氏家族相传,所以又焚书坑儒,销毁兵器,莫外是要使人民不能造反。可是,这一“远虑”的举动,反而促进了嬴氏皇朝的灭亡。那些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为了世代子孙都能享清福,为他们做了种种的部署与打算,结果家财往往败在不肖子孙手中。因此,清儒提出远虑不能只是为自己,或为自己身边的人盘算,虑的范围必须扩大到群众。只有为群众谋福利的“正谋”,才算是“远虑”。
这种说法,近代学者钱穆先生是深有同感的。所以,他在《论语新解》中说:“所谓远虑者,乃正谋,非私计。如古人戒蓄财多害,蓄财似亦为远虑,实则非。”
我用“经世致用”的角度把这句话诠释为“只有远大志向的人,才不会为了眼前的芝麻小事而苦恼”。“远大志向”当然不是为自己盘算的。例如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如果他想到的只是一个“金饭碗”,认为跻身教育界后便可以安枕无忧,那就大错特错。错在哪儿?错在志向不对。那些把教育工作视为一项艰辛的挑战,以打造新生代为己任,以建设人类灵魂为使命的教育工作者,才够格说是有“远大的志向”。志向定得高,步伐也要跟着稳健,否则只是痴心妄想。目光看得远的,就不会为眼前的琐事困扰。
诸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且让我们向孔子看齐,建立远大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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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〇
《论语》难读


《论语》虽然是孔子与学生的对话录,但是却不容易读。这是因为它前句不接后句,不相连属,几句话便自成一个章节,加上上古的文字与现在的差异颇大,许多看似简单的句子,却往往可以做多种理解。

历代注家在解释《论语》的含义时,更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本来注是帮助我们理解的,但是《论语》的注却可以是两个对立的极端,让我们不知该如何理解孔子的原意。

例如《先进》篇里有一则“侍坐章”,便可以用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去解读。文章这么写: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饑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其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大陆教科书收录这段文字,给予的解释是孔子某次与学生展开对话。孔子非常善巧地鼓励学生们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口气太大,说了后孔子笑之。随后的冉有、公西华便放低要求,不敢像子路般托大了。最后轮到曾皙发言,曾皙说他和三人的理想完全不同,他只希望在晚春时三五成群的出外郊游就好。他的理想得孔子的嘉奖。

这是最常见的解释。但是,为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至圣先师却不鼓励弟子出仕,而只赞同扶老携幼去郊游?宋代大儒朱熹将曾皙的这种理想解释为“尧舜气象”,是太平盛世的写照。这显然给后世很大的启示,借此而大作文章,说夫子的政治理想如何如何。例如南怀瑾教授便赞叹这种气象是儒家的大同现象,犹胜于西方的民主社会云云。如果这么说,曾皙该当是孔门的杰出弟子了。可是事实却不然,曾皙在孔门中是排不上优秀的等级的。也就因此,有人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说曾皙品行不端,取巧谄媚,只会讨好老师。何故?看:既然排名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长幼有序,老师问问题,学生也应该按序回答。偏偏子路回答后,略过曾皙,冉有先答。原来曾皙不明白老师为何笑,先弹琴去了,以静观两位师弟先答。等到三人都讲了,他也摸清老师的要求,顺着老师的意思说了“太平盛世”之相,赢来赞美。可是,他还意犹未尽,在三位同门离开后,还留下来讨老师的嘉奖。有人因此判断,曾皙这种行为仿佛是小孩子受到嘉奖后,还要讨糖果般。
这两种解释,可真有天渊之别?何者为是?

所以,我说《论语》不容易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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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招呼文冬书艺协会的会员到访。
他们抵达后认识了老黄,便急着拉一位老先生出来,说他想认识那位写论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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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十一
孔子为何表扬曾皙


孔子让四名弟子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都说了出仕之志,但是因为子路说过以后,孔子莞尔一笑,致使后来的冉有、公西华的志向越发低下,从子路的治国教民,到冉有的只谈富国,不谈教育;公西华只求当个主持典礼的司仪。最后发言的曾皙,不谈出仕,只希望三五友好结伴郊游,沐浴春风。意外的是,孔子一听曾皙之言竟说:“吾与点也!”表示赞许。

对于孔子的反应,后世有不同的诠释。这是因为孔子予后人的印象就是积极入世,即使被人讥笑,还坚持说自己就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对于隐居山林的人,孔子尚言:“鸟兽不可与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自谓不是鸟兽,不可和它们同居山林。为什么孔子在上述聚会中却肯定曾皙,而对积极入世的三人不置可否?

宋代大儒朱熹如是说:“孔子与点,盖(点)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这个说法影响很大,“尧舜气象”成了孔子的最终理想国。朱熹自己是这样解释尧舜气象的,“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四书集注》);也就是说万物各得其所,人人自安,就是最好的。后世如康有为、杨树达、钱穆、南怀瑾等,都是唱此论调。例如南怀瑾就进一步说:“而曾点所讲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稳定、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受了真、善、美的人生,这也就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大同世界的那个理想。”(《论语别裁》)

如果真当是如此,曾皙实在也是一个大哲人了。朱熹说:“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可是,曾皙在古书之中甚少提及,即使是孔门子弟他也甚少上榜。因此他的“贤”与“圣”是叫人怀疑的。

同是宋代的黄震便说:“曾晳,孔门之狂者也,无意于世者也,故自言其潇洒之趣,此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予。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晳浴沂咏而归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继答曾晳之问,则力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 (《黄氏日钞》)黄震的说法点出了几个关键之处。其一,孔子虽以救世为己责,但是周游列国时碰壁累累,到了晚年,其志多少有影响。他对弟子说话时,一开始便慨叹自己老了,已经没有什么发挥机会,所以才要弟子言志。子路说得太理想化,对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家来说,听到这样的话,自然要莞尔一笑。曾皙所说,正合他当时的想法,所以才“喟然而叹”,表扬曾皙。其二,黄震看到了曾皙后来留下来和孔子的言谈,曾皙对自己受到表扬似乎也存疑了,所以要再问孔子何以不表扬三子。孔子这时候倒“力道三子之美”,给予三子肯定。如此一来,我们知道孔子并没有放弃其志向,“以忘世自乐为贤”。

黄震进一步批评一些人误解了孔子的意思。他说:“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甚至以曾晳想象之言为实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为曾晳独对春风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于谈禅。”“谈禅”当然是意有所指。所以他又直接点名是程朱学派之失,批评他们言过其实,曾晳岂能与尧舜易地?

明代的杨慎对黄震的说法也是大力支持,并且还做了补充。他说:“曾点何如人,而与天地同流,有尧舜气象乎?朱子晚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语,《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升庵全集》)

我认为黄震、杨慎等人的说法,是比较贴近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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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完成了以下这篇文章:

走近古人之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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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先生评述《论语•先进》的“侍坐章”这样写道:“孔子先启发学生言志,接着写子路‘率尔而对’,显出他直率的性格。从他的言志看,又显出他的雄心壮志。冉有的话比较谦让,他只要求‘足民’,不敢讲礼乐。公西华更为谦虚,只愿做个赞礼官。这里也看出子路跟其他三位学生不同,其他三位要孔子点了名才发言,子路不等点名就发言。曾晳在孔子点名后,才停止弹瑟,说明在三人发言时,他在弹瑟,这也说明孔门的和睦气象。他不讲做官从政,却讲和青少年进行礼乐教育。这使孔子感叹地赞许他。这里反映孔子从政的失败,只好用礼乐来从事教育了。最后写曾晳虽在弹瑟,还观察得很仔细,看到孔子对子路微笑。这样细致描绘,才能把人物形象刻画出来。”

周先生的评述,有两处是待商榷的。

其一,周先生认为子路“不等点名就发言”,是孔子批评他“不够谦虚”的关键之处。他在译文中还特地强调曾皙误会孔子笑子路讲治理国家的事,而孔子自己澄清:“我笑仲由,不是笑他说治理国家,是笑他说话不够谦虚。”然而,《礼记•曲礼》说“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虽然郑玄注曰:“礼尚让。不顾望,若子路率尔而对。”言下之意,似乎也在批判子路“不顾望”,不合乎礼;但是,唐代孔颖达在疏中更明确地指出:“若问多人,则侍者当先顾望,坐中有胜己者宜先,而己不得率尔先对。”这里说的“胜己”是什么意思?程度比自己好?德行比自己高?恐怕不是。从孔门师生的对答惯例看,当指年龄,也就是说作答也得要“长幼有序”,年龄大的必须先作答。子路在四人之中,年龄最大,他比孔子只小九岁,因此他“抢先”作答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婆婆妈妈、拉拉扯扯的,才应该挨批评。看来,子路的“率尔而对”是情况所需。

其二,周先生根据他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判断曾晳在四人中最贤。不但作答得体,而且整个过程也表现得很洒脱。“曾晳在孔子点名后,才停止弹瑟,说明在三人发言时,他在弹瑟,这也说明孔门的和睦气象。”看来,曾皙还真符合《弟子规》的要求。再者,周先生说:“这样细致描绘,才能把人物形象刻画出来。”这句话是对的,要刻画人物形象,的确要从细节中着手。然而,曾皙弹瑟却又观察同门动静,说明什么问题?

曾晳是否贤人?《孟子•尽心下》说:“如琴张、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孟子说曾皙和另外两人是“狂人”。何谓“狂人”?孟子说“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是狂,意思是说平时考察一个人的行为,若不能掩覆其言的是为“狂”。这说明孟子早发现曾晳是“言过其实”的人物。《韩诗外传》卷八载:“曾子有过,曾晳引杖击之。仆地,有间乃苏。”曾子虽然是曾晳的儿子,但是犯了错,竟然被爸爸用杖打得倒底(倒地)不起,这个爸爸可算过分。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还教训了曾子,要他仿效舜之为人子,“小箠则待,大杖则逃”。曾子犯了何错?引致曾晳那么生气?《孔子家语》卷四载:“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晳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敎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晢而闻之,知其体康也。”为了砍断瓜树的根而下重手,还真是“贤”么?曾子的“贤”,反而更突显了父亲的“不贤”。宋代朱熹便不客气地说: “门人详记曾晢舎瑟之事,但欲见其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则流于《庄》《列》之说矣!且人之举动,孰非天机之自动耶?然,亦只此便见曾晳狂处,盖所见高,而涵养未至也。”元代许谦也谈到这件事说:“孔子之时,智者之过,如曾晳之言髙而行不掩者。”可见曾皙绝对谈不上“贤”,孔子也不可能对弟子是那么的不了解。

周先生的评述,难以叫人信服。我们阅读他人对古文的诠释和评述时,即使是像周先生一样的大家,也应当抱着“姑且一听”的态度,不要全取,细节之处还要仔细找资料探讨。
上次由 老黄 在 17-02-09 周二 12:34 am,总共编辑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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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报纸上刊载的文章,还真晕倒。
早些时候,知道编辑更改我的题目,还加上标题,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是今天仔细一看,却真的不忍目睹。
为啥?为什么帮我分段?为什么重新排版?然后,怎么有些字不见了?
曾晳的名字由始至终没有出现。
如此一来,一篇好好的文章怎么还叫看官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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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扫描看不清楚,刊载的是这样的内容:
走近古人之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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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先生评述《论语•先进》的“侍坐章” 这样写道:“孔子先启发学生言志,接着写子路‘率尔而对’,显出他直率的性格。
从他的言志看,又显出他的雄心壮志。冉有的话比较谦让,他只要求‘足民’,不敢讲礼乐。
公西华更为谦虚,只愿做个赞礼官。这里也看出子路跟其他三位学生不同,其他三位要孔子点了名才发言。
子路不等点名就发言。在孔子点名后,才停止弹瑟,说明在三人发言时,他在弹瑟,这也说明孔门的和睦气象。他不讲做官从政,却讲和青少年进行礼乐教育。这使孔子感叹地赞许他。
这里反映孔子从政的失败,只好用礼乐来从事教育了。最后写虽在弹瑟,还观察得很仔细,看到孔子对子路微笑。这样细致描绘,才能把人物形象刻画出来。
周先生的评述,有两处是待商榷的。
其一,周先生认为子路“不等点名就发言”,是孔子批评他“不够谦虚”的关键之处。他在译文中还特地强调曾皙(这里倒出现了,看来并非电脑不显示“晳”字)误会孔子笑子路讲治理国家的事,而孔子自己澄清:“我笑仲由,不是笑他说治理国家,是笑他说话不够谦虚。”然而,《礼记•曲礼》说“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虽然郑玄注曰:“礼尚让。不顾望,若子路率尔而对。”言下之意,似乎也在批判子路“不顾望”,不合乎礼;但是,唐代孔颖达在疏中更明确地指出:“若问多人,则侍者当先顾望,坐中有胜己者宜先,而己不得率尔先对。”
这里说的“胜己”是什么意思?程度比自己好?德行比自己高?恐怕不是。从孔门师生的对答惯例看,当指年龄,也就是说作答也得要“长幼有序”,年龄大的必须先作答。子路在四人之中,年龄最大,他比孔子只小九岁,因此他“抢先”作答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他婆婆妈妈、拉拉扯扯的,才应该挨批评。看来,子路的“率尔而对”是情况所需。

其二,周先生根据他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判断在四人中最贤。不但作答得体,而且整个过程也表现得很洒脱。“在孔子点名后,才停止弹瑟,说明在三人发言时,他在弹瑟,这也说明孔门的和睦气象。”看来,曾皙还真符合《弟子规》的要求。再者,周先生说:“这样细致描绘,才能把人物形象刻画出来。” 这句话是对的,要刻画人物形象,的确要从细节中着手。然而,曾皙弹瑟却又观察同门动静,说明什么问题?

是否贤人?《孟子•尽心下》说:“如琴张、、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孟子说曾晳和另外两人是“狂人”。何谓“狂人”?孟子说“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是狂,意思是说平时考察一个人的行为,若不能掩覆其言的是为“狂”。
这说明孟子早发现是“言过其实”的人物。《韩诗外传》卷八载: “曾子有过,引杖击之。仆地,有间乃苏。”曾子虽然是的儿子,但是犯了错,竟然被爸爸用杖打得倒底不起,这个爸爸可算过分。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还教训了曾子,要他仿效舜之为人子,“小箠则待,大杖则逃”。曾子犯了何错?引致那么生气?
《孔子家语》卷四载:“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敎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而闻之,知其体康也。”为了砍断瓜树的根而下重手,还真是“贤”么?
曾子的“贤”,反而更突显了父亲的“不贤”。宋代朱熹便不客气地说: “门人详记曾晢舎瑟之事,但欲见其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则流于《庄》《列》之说矣!
且人之举动,孰非天机之自动耶?然,亦只此便见曾晳狂处,盖所见高,而涵养未至也。”
元代许谦也谈到这件事说:“孔子之时,智者之过,如曾晳之言髙而行不掩者。”可见曾皙绝对谈不上“贤”,孔子也不可能对弟子是那么的不了解。

周先生的评述,难以叫人信服。我们阅读他人对古文的诠释和评述时,即使是像周先生一样的大家,也应当抱着“姑且一听”的态度,不要全取,细节之处还要仔细找资料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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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一写的文章,估计今天会见报。
在槟城,没有看到东海岸版。
走近古人之三十三
学习古文没有捷径


最近与一些同道谈起古文的学习,我坚持认为学习古文没有捷径可循。

上个世纪80年代,教育部编订中学课程时,强调课本必须本土化,减少采用海外的文章。一些同道担心古代流传下来的中国美文会因此失传,于是用心良苦地编订了“名句精华”,希望借此让中学生仍有机会学习古文。二十年过去,结果如何?诸君自可目睹,不必我赘言。

近年来也有一些有心人倡导背诵古文,并且想方设法地编设了许多有利于背诵的技巧,目的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可以接触古文。效果如何?目前还不是下定论的时候,我们只能观望。但是如果倡导者把背诵古文当成万灵丹,吹捧得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教育下一代,我会站起来反对。

我在这个专栏撰写的前几篇文章,都环绕着《论语•先进》的一小节来写。虽然我看过各家的注释,也尝试理清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但是一切依然不能成为定论。这是因为资料依然不足于说明问题。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也得费上那么大的力量,困扰我这搞文献出身的文学博士。如果说只要会背诵,日后自然而然就会懂得文章的含义,我实在无话可说。

要学好古文,没有捷径可走。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去看各家的注释,同时还要了解作者的背景和所处的时代。对于文章中的歧义,我们也不必急于作出定论,只要了解各家的说法,并且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就好了。至于文章的基本思想和中心主旨,基本上还是可以捕捉得到的。对于作者如何立论,如何表达内容,却得分析清楚。

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却不是做不到的事。

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养成较务实的作风。先对古人存几分敬仰之心,再谦虚地向他们学习。轻率的否定古人的智慧,鄙视他们的文章,即等于无视于千百年来传颂古文的先贤,认为自己比前人都来得高明,这是没有根基而又自视过高的狂傲。

发表议论是容易的,实际的行动却更重要。否则只是纸上谈兵,于人于事毫无助益。因此,我每周六在星洲日报发表一篇“走近古人”的文章,每周日在万佛殿讲解一篇古文,不外就是希望大众有机会多读多学。

我认为要学习古人的智慧,不要囿限于一家一派,要博览,要广读。因此,我不会认同于只倡导一部书的做法。我讲的文章,上至先秦,下至晚清;既有儒家,也有佛老。只要是好文章,我就给予介绍,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多认识我们的祖宗的智慧,继承与发扬先辈传递的文化薪火。

我议论一番后,同道多表赞同,也给予赞叹。可是,当问及我的文章有多少人读,我的课有多少人上时,我却惭愧得低下头,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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