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人老了,越爱想当年,越爱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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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六五
被扭曲的价值观

中国领导层迈入了“习李”时代。据悉,民间对他们都寄予厚望,尤其是打贪防腐更抱有期待。

这让我们想起“刚毅率直、嫉恶如仇”的前任中国总理朱镕基。他那句“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是多么铿锵有力、叫人动容!可是,十多二十年过去了,贪腐灭迹了么?

打贪防腐可还真是“说易行难”的事。

网上有时评家引录一帧条幅:上联是“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下联则是“不贪污,不受贿,两袖清风”。时评家不忘嘲讽地说:“如此高风亮节,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后来多事的人挖苦他自说自爽,愚人自娱,以妙绝独到、十分传神作了横批:查无此人。”

真查无此人么?我们不妨回到历史记载去探索。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为官吏分类作评价的传统:一类是好官,称为“循吏”;一类是欺压人民的恶官,称“酷吏”。两相对比,读者更加能够体会好官和酷吏的分别。司马迁的做法也告诉我们:历史会有记载,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任君选择!

其实好官的标准会依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认为好官标准有三:行教、清廉、守法。“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是最高标准,即“行教”也。当好官最低也要“守法”,不滥用权力。

晋朝时司马懿某次告诫官吏:“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然后他又询问官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有人回答:“清固为本。”(李秉《家诫》)其后,“清、慎、勤”遂成为做官的基本守则,“清官”也就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史上多有清官,例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表率。他曾上书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这是古代官员中第一个主动申报财产的人。

《三国志》引述这段文字后说:“及卒,如其所言。”意思是说诸葛亮上述的财产申报是真实的,绝不是虚报。他说他的总财产只有八百棵桑树和田地十五顷,这些财产来源是“悉仰于官”,也就是说都是靠官粮为收入,“无别调度”,即没有通过其他管道牟利,不存在灰色的收入;他又说“不别治生”,表明自身没有利用权力之便谋私益,不借官职“外包”做生意。

一个社会若以清官为可贵,则保留着一个崇高的理想,那么国家社会就会有希望。如果官场上都以“金钱政治不是贪污”为守则,甚至直认贪污涉及款项“只有”260亿令吉,那就是一个被扭曲了的价值观,只会引领人民走向毁灭。

朱镕基总理在清华大学作告别演说时告诫学子:“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这又是一句铿锵之言。

不想身后落个骂名的,表示有羞耻之心。子曰“知耻近乎勇”,所以朱总理绝对是有勇之士。这样的领导是会让后人称颂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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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六六
从人到神,再走下神台


沈伯俊先生说:“《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艺术形象,一个光彩照人的不朽典型,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形象三辩》)

这句话说得好,也代表着很多人的心声。许多人看《三国》,不管是小说还是改编后的电视剧,都会觉得诸葛亮出山以后情节突然精彩起来,而诸葛五丈原病逝后,就失去了看的冲动。可见,把《三国演义》当成《诸葛亮传》也不为过。

可是,如果我们看正史,陈寿是这样评论诸葛亮的:“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诸葛亮传》)

陈寿这番评论非常中肯,赞多贬少,即使是贬也不过说诸葛亮不善于用兵,应变将略不是他的长处而已。诸葛亮的崇拜者对此当然不忿,搬出陈寿的家世来说明陈寿的偏颇。原来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诸葛亮街亭斩马谡,陈寿父亲也受到牵连,因此陈寿对诸葛亮颇有仇恨云云。(《晋书•陈寿传》)然而,这样的说法是不耐推敲的,清代学者王鸣盛、赵翼都加以驳斥,认为陈寿的评论中肯到位。

陈寿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诸葛亮的功过,对他的一生做了客观的评定。这是把他当人看待做的评述。罗贯中把众多事件集中在诸葛亮身上,用艺术手法再造了他的光辉形象,这是把他当神看待的做法。

“造神”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才华。这种才华不是从天而降,要不然人人都可为之;造神更加不是无中生有,要不然它就经受不起历史的考验。总之,造神的对象必须要有过人之处,而且要有功于社会,是大家熟悉的对象。

蜀汉地区对诸葛亮的崇拜由来已久,据地方志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 朝仪以礼佚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陌道。”后来,因为民意难违,后主遂在景耀六年(263)春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于是武侯庙成为民间祭祀诸葛亮的所在。可见诸葛亮的文治武功在蜀汉地区留有巨大的影响。不过这种习俗渐渐的会被神化,尤其是统治者介入之后,往往会加以利用,以达致其统治目的。例如过高的标榜诸葛亮的“忠义”就是。随后加上民间戏曲、话本、小说等的演义,诸葛亮更加登上了神坛。《三国演义》可以算是集大成者。鲁迅这样评价《三国演义》:“写关羽之义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这是颇有见地的。

现今学术开放,评议历史人物更是时尚。于是对诸葛亮的形象评议也多了起来。当中不乏把他重新迎回历史,站在人的角度去看待的。

我觉得在探讨历史的真实之中,也不应该不尊重社会的时尚。造神不是偶然,其流传也必有一定的价值。我们要尊重历史,不必盲目顶礼膜拜古人,但却也不该藐视前贤,抹杀前人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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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六七
黄巾红巾,是兵是贼?

“黄巾”和“红巾”分别是东汉末年和元朝末年起义的农民军。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都是农民起义,都是以宗教为号召,都是以裹颜色头巾为标志。不同的是:前者以失败告终,所以被判为“黄巾贼”;后者成功,所以被称为“红巾军”。

黄巾起义发生于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当时朝廷腐败、宦官和外戚的斗争尖锐化、边疆又战事连年,加上全国大旱,农作物歉收,人民依然要缴交高税,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当时以“太平道”济世,并拥有很多信徒拥护的张角的号召下,纷纷头扎黄巾,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向统治集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黄巾起义后,各地兴起了许多豪强的武装。董卓、袁绍、袁术、陶谦、刘表、曹操、孙策、刘备等纷纷招兵买马,乘时而起,打起平乱的旗帜,或屠杀“黄巾贼”,或招降他们以扩大自己的武装势力。他们因此获得各自的政治地盘,在东汉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无数的军事政权。

这种豪强混战的局面以灵帝中平六年(189)爆发的董卓之乱拉开序幕,直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才以三国鼎立的局面宣告结束。我们说董卓之乱是豪强争霸的序幕,是因为在这之前东汉的政权虽然被农民摇撼,但统治阶级还保持着一种统一的表象。董卓之乱后,撕破了这种假统一的面具,名义上虽然还有刘氏皇帝,但他已是豪强挟持以号令天下的傀儡。

黄巾起义,加快了汉朝的灭亡。但是,当中豪强的崛起,不但把黄巾当贼般屠杀,还掩盖了黄巾起义的历史地位。

历史称“董卓之乱”是因为董卓专横独断,残暴至极,一心寻求篡权的机会。他废少帝拥陈留王,挟天子而令诸侯。后来在王允、吕布等的共同谋划下被杀。其时民间广泛流传一首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十日卜是拆字游戏,重新组合起来就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深刻地表达了当时人民对误国权臣董卓的痛恨,希望他早日死去。

千余年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元朝政权。元朝是蒙古族创立的,对汉族百般压迫,造成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成灾,沿河州郡不但受水灾影响,还遭遇瘟疫等伤害,灾区人民死者过半。这一次的黄河灾害,还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至正十一年,顺帝命贾鲁“治水”,强征民工开凿新河道,引领黄河与淮河流入东海。同一时期,顺帝又变更钞法,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腾。“开河”和“变钞”两大事件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群情激愤。

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红巾军起义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直接成就了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

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收录了一首元曲,注云:“《醉太平》小令一阙,不知谁所造。自京帅至江南,人人能道之。”这首元曲正好概括了元末的局势,民心之思变跃然纸上。曲是:“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如此惹民怨的政权,给红巾制造了胜利的条件,也奠立他们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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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六八
功用之臣

《荀子》记载孔子评述晏子的一句话说:“晏子,功用之臣也。”(《大略》)这是孔子对晏子极为正面的评价。

孔子如此表扬晏子,自然是因为晏子在行事上与他有共同之处,都一样是积极入世,处处关心人民,以民为本。不过,孔子的具体表现机会不多,所以让后世缅怀的毕竟是他对“仁”的主张和思想;而晏子则是实践家,终其一生,鞠躬尽瘁,在政治主流上实践了他对“仁”的主张,通过实践来散发出其思想光辉。

《晏子春秋》里记载晏子爱民恤民的事迹颇多。例如有一年齐国闹饥荒,晏子请求开仓发粟,账济灾民。齐景公不但不准许,还要大兴土木建听政用的路寝之台。身为臣子,进谏不能太过,以保全身;但却又不能忽视自己为官的职责,无视人民的困苦。晏子于是“令吏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趋”,这句或作“远其涂,佻其日”,意思是他命令主事的官吏提高雇工的工酬,增加道路的长度,延缓工期,而不加以催促。三年后路寝之台建成,君王既满意,百姓也得到了赈济,蒙受晏子的恩惠。(《內篇第五》)

景公喜欢捕猎,有次他让烛邹看管他养的鸟儿,烛邹却不小心让鸟飞走了。景公大怒要杀他。晏子要求先陈述烛邹的罪名才杀他,景公批准后,他便说:“烛邹有三罪:一、为君主看鸟而让鸟逃走;二、害我们的君王因鸟的缘故而杀人;三、让其他侯国听闻此事后,以为我们的君王‘重鸟以轻士’,这三条都是死罪啊!”景公听了深感惭愧,便豁免了烛邹的死罪。(《外篇第七》)

景公之时,刑法甚繁,要逐一矫正是不可能的,要从根本上改变他,还得另谋对策。某次景公对晏子说:“你的住宅靠近集市,吵闹灰尘多,我给你换个住处吧。”晏子推辞说:“别人能住,我也可以住,要不有人会说我奢侈。而且靠近集市,买东西很方便,多好!”景公笑着说:“你住近集市,知道什么是贵贱么?”晏子说:“哪里可能不知道?”景公说:“那你说说什么东西卖得贵,什么东西卖得贱?”晏子说:“踊贵而履贱。”原来当时严厉的齐国刑罚,会对犯罪者施于刖刑,也就是砍掉罪犯的脚。踊,是古代受过刖刑的人的鞋。晏子的回答是说特别的鞋子很贵,一般的鞋子很便宜。景公听了“愀然改容”,并因此而“省于刑”。难怪后世评述此事说:“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内篇第六》)

类似这样的事迹,在在显示晏子的“仁风义举”。晏子一生为官,跨越齐国三代君王,主政都是以惠民为首要考虑,不空谈理论,不标榜仁义。难怪孔子要说是“功用之臣”。

孔子虽说学而优则仕,但是出仕后,士人是否还能够保持昔日的赤子情怀,多做有功用之事,尚得让历史来验证。像晏子这样的功用之臣,在世深得人心,去世也流芳百世。

反之,一些紧抓学问,满口仁义道德,“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的评论家,却远远不及“功用之臣”。所以,我一直倡导,要用实践来印证自己的理论,要用行动来加强自己的观点,不该偏于一隅,走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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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六九
药、可乐、水果

学生问:鲁迅要搞大众醒觉运动,为什么不说些更浅的大白话,而要写那么深奥难懂的文章?

我回答:这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待。第一,社会醒觉运动牵涉整个社会,该当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不能锁定一两个人做。每个人各有角色要扮演,应该各司其职,各安本份,不要过度夸大自己所做的是最重要、最正确的,强要大众随同附和。若大众不跟随,便给人贴标签、定好坏,这是比社会醒觉更糟糕的霸道。鲁迅自觉地从事社会醒觉运动,他自然知道自己的角色和职责,有选择性地去做他认为该做的。不是每个人都要走上街头,直接参政才叫做“有为”。

第二,文字的表现力是多方面的,可以直白,也可以含蓄,各有其功用和魅力;倘若化身为文学,则该注重思维空间的开拓,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体悟文字背后的信息。例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全诗只有四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是,写来流利飘逸,夸张中又留给读者合理的想象。一般相信这首诗是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返回时所作的。他借助客观的景物来表达遇赦后的心情,行舟之迅速代表着他的迫切心情,而“两岸猿声啼不住”更予人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作品流传下来,千年后还会给人启示。倘若李白当时只写“终于得赦,心情愉悦回去”,那可有多乏味!

鲁迅其实也有用大白话呼告的,像他的一些杂文便是。但,他给后人更大启示,更受到后世关注的,还是他的小说。

第三,醒觉是长征,不求短期的效应而已。直接呼告做不到这点。

我且引述刘绪源老师的话说明这点。他把市场上林林总总的儿童文学读物分为三类:一是强调教育价值的,二是强调市场价值的,三是强调审美价值的。他比喻说:第一类读物是“药”,急于对治读者的毛病而出版,希望通过故事引出教训,让儿童受教育;第二类读物像“可乐”,只求市场效益好,一味讨好儿童口味,写得浅显热闹而没有真正的内涵,不但没有“营养”,一旦上了瘾,还会排斥其他的“食品”;第三类读物则是“水果”,不但有生命,而且美味,只不过吃起来必须用力,不像药片一吞就得,也不像可乐那样喝下去便是,所以有些孩童懒于吃它。

这个比喻很妙。试想,要呼唤民众醒觉,是不是只要一个方法就可以处理好?如果您是鲁迅,在“药、可乐、水果”的对比下,您又会作何选择?

药最初也许有效果,过了一阵子,药效骤减,该怎么办?如果写文章也像开药方,会不会变成一种具时效性的文字,解决了一个问题后便宣告作古了?

可乐之类的软饮品,只是契合大众的口味,但求畅销就好。写这样的文章,便要成了比较谁的文笔写得较大众化、较优美、较合乎大众的阅读口味。读者不会在乎内容其实是他们已懂的,只要作者按着他们正常的思考模式写,切中他们的口味,便被捧为名篇了。

水果则不然,就像刘老师所说,“水果有营养,但不是针对性地用以治病的,吃它只是享受,在享受的同时,营养被吸收,慢慢地也就有了健身的作用”。如果我们把文字降格成只是传递知识的工具,那岂不是把它的功能过于平面化和庸俗化?读者的阅读力要通过锻炼和积累,才能提升,才能透过文字获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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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七〇
不当医生当文人

开学时,学校常常因为师资不足而要聘用临时教师。这是我国教育界的一个怪现象。如果说偶一有之,还可说情有可原,是一时的统计疏忽所造成;倘若经常发生,而且持续数十年,这就叫人深感纳闷了。

临教是未经过训练的教师。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执教,他就必须为自己的教学负责,家里教补习或在私人学校教学,无人可以质疑;若堂而皇之进入官方学校“代替”合格教师执行任务,哪怕是暂代,也叫人费解。

我常打趣问学生:如果医院欠缺医生,院方征聘有兴趣者前来代替合格医生执行任务,行么?学生都会哗然,说这关乎人命,自然不行。

这是常人的普遍看法。

医人身体的疾病真的比教稚小的心灵来得重要么?

鲁迅曾说过:“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序》)显然,鲁迅看准“教人心”比“医人身”来得更加的重要。

鲁迅说这一番话,是有所感触的。当年他在日本仙台学医,某次看到一部日俄战争时期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幻灯片后,有这样的想法:“我竟在画面上忽然看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人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绑着的则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看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因此才有了上述深刻的想法,进而做出“弃医”的决定。

鲁迅对自己学习的方向一向都很自觉,不会固守一隅。他原本在南京攻读海军和地质专业,但是后来却远赴日本仙台学医。远因是他想效仿日本振兴靠西洋医学的经验,投身救国;近因则是为了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误治的病人。可是,在仙台学医两年,他又放弃了尚未完成的学业,决定从事文艺运动的提倡。这是因为他渐渐认识到要拯救频临灭亡的中国,人心的振兴,国民素质的提升是首要之务,远比治疗病患来得更加重要。幻灯片的事件则坚定了他的决心。

鲁迅是笔名,周树人是本名。从日本归国后,周树人就变成了鲁迅,积极从事文艺创作,尤其是以鲁迅为名创作的小说,更让中国新小说达到了一个巅峰成就。

不当医生,却改以文字来唤醒人心,改变人们的精神,这是鲁迅在深刻反省后的一个重要抉择。

我对鲁迅的这个决定深为折服,也深得启示。

人身体上的疾病,是显而易见的,能够治疗得好身体的疾病,我们自然对名医感恩戴德。可是,有多少人关心潜在内心的不良因素,让他们继续发酵并侵蚀我们的心灵?

当医生难,当名医更难;当老师不容易,当名师更加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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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七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个很好的概括,把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点了出来。这个观念普遍被接受,但凡文学史的编撰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体制。不过,由于这一说法没有提到一个朝代的代表性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关系,因此会造成一种片面性的认识,以为唐代只有诗歌,宋有词,元有曲。例如在编写古代文学课程时,我常建议纳入清词,很多人都会惊讶地问“清代有词么”?

其实,清代不但有词,还很有特色,就像宋代诗歌那样,一点也不比唐诗逊色。王国维的概括,只是做个参考,并非绝对。就算是他自己,也曾经这样反思:“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

诚然,每个时代并不只是有一种文体盛行,宋代不但有词,诗歌、散文都很有成就。李渔《闲情偶寄》说:“历朝文字之盛,其名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我们看到李渔在宋代的诸多文体中,首选的代表文体是“文”,有别于王国维的宋词说。

因此,文学史家倡导在对历代文学的进程研究和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中,应该同时顾及两方面的辩证关系:一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另一则是各种文体并立与文体间的交流互动。毕竟一种文体的发展,是不会断然独立的,它一定会从其他文体吸取营养,接受借鉴,以推动自身的发展。

我们以宋诗为例加以说明:宋诗吸取唐诗的养分,却又富于创新精神,形成自己的艺术风貌。文学评论家一般都认为宋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崇尚说理,议论精辟,重理性思辩”。例如钱钟书的《谈艺录》便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不过,钱先生对宋诗的“说理”不太以为然,他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宋诗选注•序》)

宋人本来就爱发议论,最常见的议论文体是散文。像苏东坡的《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本来是一篇悼念友人的散文,是为文同的《筼筜谷偃竹》画卷所写的一篇题画记。但是,在阐述“胸有成竹”的画论之后,苏轼又说:“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从画竹谈到生活,隐藏着深刻的生活实践哲学。

从文到诗,宋人都爱说理。例如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借游庐山带出了两重哲理。前两句说明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不必拘泥一格;后两句启示人们观察事物要置身其外,不要一味主观以致看错事物的本来面目。

苏轼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富有哲理的诗歌多不胜举。像《琴诗》也是:“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借琴揭示出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对立统一,二者缺一不可的缘起哲理,予人深思。

因此,我们在接受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的当儿,还要横向看同期文体的相互交融,以及纵向看前代同一文体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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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七二
利用环境学习

心理学家有这样的说法:影响人的成长的因素有四——遗传、成熟、学习和环境。四大因素中两个是我们决定不来的,即遗传和成熟。如果强求用科技去挑选遗传基因和刺激成熟,只会给整体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是不应为的工程。相对的,重视学习和环境以促进人类的共同成长是刻不容缓的。

回顾我在南京大学的学习,就是这两大因素引导了我走近古人。

这一周先说环境。

说来惭愧,还没到中国之前,我对中国大学和其学术状态是一无所知的。得到负笈留学的机会,我仅按自己的兴趣写了一份研究计划,表明自己喜欢的是古代文学的研究,结果便被分配到南京大学了。庆幸的是,在这里认识了一位已在这边学习多年的学长,不但帮助我认识南京大学的学风,还让我了解中国学术研究的最新面貌和动态。

俗话说“师父引入门,修行看个人”,余历雄给我导航,下来还得看我如何把桨。在南京三年,钟山、秦淮河、夫子庙等地,我只潇洒走一回,留下模糊的记忆,其他如梅花山、大屠杀纪念馆等,三年来我都没有到过,更莫说南京以外的名城古都了。但是先锋、万象、学人、小唐等新旧书店,却是我们每周一定报到的地方。买回书本后,在宿舍里或站或坐或躺,把程千帆先生的治学经验,还有师门常提到的章学诚、陈寅恪等先辈的努力,都逐一浏览。有时则是读期刊杂志、读书周报之类的,废寝忘食也不惜。学界尊崇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读到一些具体的事项,如程先生“逐走”字体潦草的门下弟子;让门下弟子把本科生从家乡带来赠送的土产一一退回;陈寅恪双眼失明后依然可以写作文章;张舜徽到南京图书馆小住以读遍藏书……感动之外,便是立志求学的意愿。先贤的遗篇并不作古,依旧散发出他们对学术的热诚与关切。通过他们的热诚,正好对治了内心里头隐伏着的浮躁和功利心态,让它们在不自觉中弥散消失。取而代之的便是力量,以及见贤思齐的意志。

韩国师兄在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指出一些空白的地方。这不是师兄的错,因为古字在一些电脑中不显示,送交打印时出了状况。不过,老师还是借此训责了我们,要我们写文章一定再三校对,确定无误才发布。老师更强调:论文答辩如果沦落为只是针对文句的正误,引述的辨正,那就降低了整体水平。老师的教导,岂不正是程先生当年要求写文章要字迹清楚,没有错别字的训示?秉持师门遗训,代代相传下去,凝聚出来的就是学风,也就是我要说的“环境”。

环境毕竟是客观的,是否能够发挥作用,还有待个人主观的迎合与利用。余历雄后来把留学经历写成《师门问学录》,在大陆引发许多正面的评价。黄仕忠先生如此评述:“国内学生因为来得容易而不珍惜,或是待知应当珍惜时,已经时过境迁……唯有那个海外弟子,他怀着的,是一颗朝圣的心,方能如此有心,所以,他写成了。”正说明环境并非绝对的。

有位学弟后来到南京大学学习,向我探路。我这样告诉他:“花点时间去了解南京大学的学风,明白他们的学术特长,然后就一头栽进去,接受他们的熏陶洗礼,这样才会做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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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七三
我选择研究僧人传记

我在上一篇谈过环境对我们成长的重要性,今天续谈掌握方法的重要。

莫砺锋教授给博士生上课时,做了这样的开场白:“过去,程千帆先生只为我们开过两门课:校雠学和杜诗。前者指导我们如何收集和整理资料,后者则具体教导我们如何深入研究一个课题。我觉得这两门课对我们非常重要。现在,我也讲杜诗,功力当然无法与程先生媲美,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就是要指导大家如何开展一个课题的探讨。你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课并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要学习方法。”

校雠学是研究古代文献如何整理的学科。程先生的治学之道是要“两条腿走路”,也就是兼顾文献学和文艺学。其中,文献学是基础,因为只有在充分掌握文献的流变下,才能正本清源,客观准确地分析古代文史问题。要掌握文献,还得先学校雠。

我辈生得晚,无缘承受程先生耳提面命,但程先生留下的《校雠广义》却让我们有幸接受先生的熏陶教诲。《校雠广义》分为校勘编、典藏编、版本编、目录编四部,是当今古代文史研究的入门必读著作。

只有掌握足够的文献知识,我们才有发语权,说话才不流于肤浅空洞,论述也不至于主观武断。由于重视文献的缘故,师门训导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要加以铺陈排比,夸夸而谈。

我的博士指导老师这样教我:“不要急着发表文章,没有足够的材料,不写文章也没关系,先重视阅读,掌握学术的渊源与流变为是。要探讨一个课题,先了解其背景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同期的相关文献一定不可以放过,以免影响对课题的理解程度。横向的功夫做足以后,还要纵向探讨,了解相关课题的探讨中,前人说过什么话,后人又做了什么评论。占据了充分的材料,一个人才有发语权。”

这是老师给我的导航。可是,叫我纳闷的是老师却又以我是“外国人”为由,给予通融同情,在协助我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竟然建议我做“梁启超的小说”。老师如此设想的原因是考虑到我的古文基础,以及我对古代文献的掌握程度。

在多番衡量后,我拒绝了。因为我很希望自己也可以跻身成为程门第三代弟子,学习师门的治学方法。梁启超是近代人,其“饮冰室”留下的材料虽也不少,近世更有不少人研究和评述其著述,在材料的掌握上或许不是问题,但我觉得我即使充分掌握梁先生的学术渊源,日后我依然不是称职的“古代文学博士”。

我向老师表达了我的想法。老师又给我另外一个建议,研究古代小说中的因果观的演变。这是因为老师知道我对佛学有涉猎,做这样的研究应该比较容易切入。可是,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研究,内容恐怕流于空疏,自说自话,很难避免生搬硬套的庸俗做法。我一向以学界评论《金瓶梅》是“阐述佛教因果的小说”为耻。

老师对我的宽容,更加激化我要学习从文献入手学习的意愿。

后来,我选定了研究专书梁代的《高僧传》,以不预先设想结论的方式去探讨这部书的作者和内容,对比同期或较早的僧人传记,并与当时流行的传记撰述做比较,以说明此书的价值。

欣慰的是,完成论文后,我看到老师满意的笑容。
上次由 老黄 在 20-09-13 周五 8:08 am,总共编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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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二七四
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

如果您认为拥有一定的水平后就可以不必再听演讲,那一定是因为您还没有听过名师的演讲。我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就体会过上课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

例如莫砺锋教授的课,聆听时只能用如沐春风来形容。无需夸张的表情,不用编笑话来取悦听众,一切就是那么的平实,两小时下来就如读完一篇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叫人回味无穷。

且以他讲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为例:

这首诗写了八人饮酒的肖像。这八人是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和焦遂。杜甫以人物速写的笔法,将八大酒仙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讲这首诗歌,莫老师清楚说明是要学习如何断定诗歌的创作年代。

编名家的创作年谱本来就是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当中的发现,可解决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并加深我们对诗歌的了解。

杜甫诗作的编年大致上已完成,这首诗的创作年代却有待斟酌。莫老师强调:“除非有新材料(例如出土文物)的出现,杜诗的编年才可以重新考订。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是一种消极的等待。我们要谈的当然不是这类的。程千帆先生对诗的编年的意见,是从文本中找内证,这在方法论上是有所启发的。”

前人对这首诗歌的创作年代有多种看法,现今普遍接受萧涤非先生的看法,认为是在天宝五、六载间写的,原因是萧先生认为杜甫是以欢乐的心情来描绘友人的欢乐。而诗人的这种欢乐心情,只有到长安后的最初一二年才有。北大的陈贻焮先生也附和这种说法。

莫老师给我们说的是程千帆先生的研究方法。程先生是从文本出发,判断杜甫写这首诗时的心理状态不是欢乐的,从而得到不同的结论。其后,莫老师用了大量的文献说明为何杜甫笔下的八人不是处于欢乐状态。

例如汝阳王李琎。杜诗写道“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一般解作“只有皇族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但是莫老师给我们的分析是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说明李琎虽是皇族,但处境尴尬,主要是因为他相貌堂皇,有帝王之相,所以得处处避嫌,以免玄宗猜疑。可见他一直是生活在自我压抑之中的。因此,“移封向酒泉”名义上是“移封”到酒泉去喝酒,实者是要远离政治中心。像李琎如此公开喝酒,醉言醉语的,无非是要皇帝不疑。这可见他的苦闷,又哪里会快乐地喝酒?

分析八人的心态后,程先生得出的结论是这首诗是一群怀才不遇的人对现实感到不满而借酒浇愁的,而杜甫也不是欢乐地看着他们喝酒作乐,因此程先生以“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为题来论证此事,阐明杜甫创作此诗时,已意识到唐代政治越来越黑暗,反映出了唐帝国的没落。当时最优秀的八人都以这样玩世不恭的心态面世,这一朝的政治更可想而知。

最叫我难忘的是莫老师在课堂结束前的一番话。当时老师先是沉默一阵,后仰头上望,语气饱含感情地说:“通过文本的理解来作编年,是难度较高,也是较高明的,不是一般人可为。程千帆先生可说是古今第一人!”言语中充满无限缅怀之意。

明师留给后人的,又岂仅是他所传授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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