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人老了,越爱想当年,越爱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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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一〇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我很喜欢这句话,并奉之为圭臬,时时参照。整句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把目标锁定在最高点上,我们得到的往往是中层;如果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中层,我们得到的也许就是最下的;如果我们把目标定在最低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一无所得了。

早在中学求学时期,我就看过这句话,并时时用以自我勉励。那时候求学,真的有考100分的自我期许,虽然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但是可以得到80分已经无愧于心了。

某次看到铃木大拙的一篇访谈录,提到他在80岁时常常要被记者追问嵩寿的秘诀,他的回答总是:“因为我要活100岁!”。果然,后来他以九十多近百的年龄寿终。这恐怕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一个注脚。

反之,如果考试只求50分过关就好,往往便要不及格;年龄只求50就行,结果年少夭折比比皆是。

可是,叫人纳闷的是,这句话的出处却不详。网上说这句话出自《论语》,但翻查现存《论语》各个版本,都不见孔子说过这句话。又有人说出自《孙子兵法》,同样的我们也不知说这句话的人是依据哪个版本的《孙子》。

有文献可以佐证的是《资治通鉴》。里头收录了唐太宗的《帝范》:“取法於上,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为下。”还有就是同是宋末元初的诗词评论家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说:“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

如果把这句话的价值放得更高一点,它可说是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中华五千年之一脉相承,凭借的就是这句话的精神。

何故?且举现代学科之一的“汉语语法”为例。在断定“单纯词”和“合成词”的区别时,语法书往往强调要以最高的标准为依据。例如我们习惯合用的“宇宙”一词,并非单纯词。因为高诱注《淮南子》提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的概念包含时间与空间,所以它是合成词。又如习惯合用的“翱翔”也是合成词,不是单纯词,因为《淮南子》注曰:“鸟之高飞,翼上下曰翱,直剌不动曰翔。”鼓动双翅叫翱,双翼不动叫翔,古人观察还真细致,鸟的飞行正是如此。如果鸟一直挥动翅膀飞行,恐怕要累死。

徐冬梅老师问我:“你认为程千帆先生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我说就像朱自强老师那样,他们和万千名流芳百世的古人一样,治学以最高的标准为依据,用此自我勉励,也根据这点来要求学生。

朱自强老师治理儿童文学是如此。例如他在判断何谓儿童科学文艺时就强调这种文体不能只是宣传具体的科学知识,抑或只是具备科学常识就算。它应该“表现作者与科学思想融为一体的某种思想、哲理、人生态度”。当然这是最高标准。

程千帆先生治学严谨不在话下,他要求学生也是严厉不已。他在非常时期带硕博士生,一丝不苟,毫不妥协。学生跟他诉苦,他说:“做学问就是要吃苦。”若非如此,我相信他带出来的学生现在不会成气候。

程先生大弟子莫砺锋教授给我们上课时曾勉励我们:“要研究古代文学,该好好地把古代典籍都翻看过。唐以前的书是看得完的,宋以下则因为印刷术的发明,不可能再遍读古籍。”这句话对我也引起很大的震撼!

想起现在教育部提供给在职老师的学士课程,造成老师们竞相走捷径,选择最容易的科系来读,我不禁担忧“则无所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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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一一
柳宗元与弥陀信仰

在“程千帆先生百年冥诞”研讨会上,一名台湾教授被莫砺锋教授要求汇报台湾近期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情况,竟突发重话,强调“文献研究绝对不是文学研究”。

我们不否认“文献学不是文学研究”有其正确的一面,可是这名教授在程千帆先生的追思会如此强调,就叫人愕然。我觉得他没有看出程先生的贡献。

程千帆先生到南京大学主持中文系的业务后,首先倡导把“文献学”列为研究生必修的一门课。这个倡导后来也得到其他大学的跟进。再演变下去,就是程先生后来明确提出的“两条腿走路”论,也就是“文献学和文艺学高度的完美结合”。

这样的强调有何意义?我觉得是把古代文学研究变成了“科学研究”的项目,不再只是感性的阐述和创作。如果只注重文艺学,靠的是作者的天赋和领悟力去阐述古人的观点,看似说得通,但往往也犯上致命之伤,说话欠缺凭据。

我举个例子。某个研讨会上我听一名学者谈《柳宗元与弥陀信仰》,我是听不下去,身边的学生却觉得趣味盎然。这是因为一开始我就发现有问题,学者先说柳宗元的佛教思想渊源与天台宗大有关系,跟着说柳宗元对“称名念佛即能往生弥陀净土的净土宗更是推崇备至”,两相矛盾大有问题。学生却不然,他们没有文献学的基础知识,所以聆听报告就是顺着学者的思路跑,只有顺畅就是一份完美的报告了。

其实,“净土宗”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把唐以前、柳宗元所处的唐代、以及唐以后的“净土”思想等同看待。把“称名念佛”,“弥陀净土”,“净土宗”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明显的硬伤。净土有三个流派:庐山慧远、慈愍三藏、隋代善导。而这三派的核心思想又大有不同。慧远在庐山结社念佛,根据的是般舟三昧的定中见佛法门,这个方法在唐宋时期非常兴盛。善导则不然,他强调谁都能修的称名念佛为重点,并重视往生报土。即便如此,善导的称名念佛观与净土观,与今人的称名念佛与净土观也有异。我们断不能用今人的眼光看古人,也不能不先梳理柳宗元的净土观点到底承续哪一家。

相比之下,陈引驰先生的《柳宗元佛教宗派取向及背景分析》就把上述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梳理,引经据典且又条理分明地阐述柳宗元的佛教宗派取向。这样说话就不会沦为空疏,就是一种“科研”的成果。

简单的说,强调文献,也就是要学生先读书,先梳理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然后才来说话。如果不这样,所谓学者的论述,岂不都抱着“拿来主义”的观点,只要符合自己设定的假想便可自有引用,不符合自己观点的便置之不理。这怎么称得上“研究”?

程先生针对这种“空疏”而提出“文献学”的重要性,可说是切合时宜的。然而程先生最初带的弟子,是经过文革洗礼的,吃苦能力特强,经受得起一番刻苦磨炼。果不其然,这些弟子后来都成为独当一面的学者,可以引领新时代的研究任务。可是,文革后诞生的新一代,未必有这样的条件。所以程门二代弟子会告诉学生:文献学和文艺学必须结合,倘若还做不到这点,就先打好文献的基础,这样至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是避免学生靠天份自说自话,脱离“研究”的方向,流于空泛。

大学,即使是到了研究所,学习的都是方法,真正的成就还要靠日后。入门正,起点高,日后的成绩也可以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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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一二
项羽没有烧阿房宫?

有人在面书上说了个“火烧阿房宫的笑话”,跟着有人搬出历史考证,说“项羽没烧阿房宫。司马迁的《史记》只说项羽焚烧秦咸阳宫三月,没有提到阿房宫。直到晚唐,杜牧的《阿房宫赋》,才有一句‘楚人一炬,可怜燋土’,才使后人相信阿房宫被项羽烧了”。

这是历史的翻案说法,当然要问明资料来源。原来是“跟着一个考古节目说的”,“依据考古,在原地也没有发现焚烧过的痕迹”。

我始终相信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说的“……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因此我对这种“忽然”的说法质疑。上述说法疑点不少,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太轻易说“没有”了。须知,在学术的探讨上,要说“有”是比较容易的,“没有”就不可以轻率说。因为只要找到证据支持,“有”便成立;“没有”却不然,你今天说没有,明天有人却发现“有”,你的结论便要被推翻。

以上说法的两个没有都难成立。其一,从司马迁到杜牧,时代横跨超过半个世纪,间中真没有人提过项羽烧阿房宫?其二,在原地没有发现焚烧过的痕迹更是荒谬。秦始皇之世距今已经两千多年,“没有焚烧痕迹”要从何说起?

由于“节目”不可寻,我便从文献中去探讨。

原来上述的说法是依据2002-08年之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得出的结论。不过,我们应当知道考古不过是历史考证之一法,不能迷信。有关结论获得一些学者的赞同,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些观点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为项羽翻案为时过早。

支持考古结果的论述文章,有些写来也多有疑点。例如说出于“政治需要,导致妖魔化秦始皇成为时代的选择”,这种说法假设和用现代的眼光去推测的成分太重了。司马迁何许人,其遭遇又是如何,史记篇章中可有“为汉帝国粉饰”的倾向?他在《项羽本纪》中是这样写:“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在《高祖本纪》中也说:“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班固的《汉书》有官方认可,也摘用了司马迁这段文字。

可见项羽确曾焚烧秦宫室。秦宫室是否包括“阿房宫”?

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提供历史材料:“(秦始皇)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原来“阿房宫”并非秦始皇的宫殿本名,而且终秦始皇一世,阿房宫也还没有完全建成。“阿房宫”只是代号。司马迁称“烧秦宫室”,可以包括后世统称的阿房宫。是我们理所当然把秦始皇的阿房宫想象成今日的“紫禁城”,才觉得项羽没有烧故宫吧?

至于杜牧的《阿房宫赋》,毕竟是文学作品,不应与史学混为一谈。何况,杜牧写作此文主要是讽喻唐统治者不要铺张建设,在表达上用上虚构、夸张和想象等艺术手法是很正常的。

翻案是很痛快的!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立论恐怕只图一时之快,结论也很快为大家所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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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一三
电影拍不出的

《祝福》是鲁迅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小说,内容以乡区妇女祥林嫂的一生遭遇为主线,叙述了她的人生悲剧。

故事梗概是:祥林嫂丧夫后,被婆婆卖给山里的猎户贺老六。祥林嫂不愿再婚,逃到鲁镇找工作。在鲁四老爷家帮工的岁月,祥林嫂逐渐恢复神采。可是好景不长,她被婆家发现后又遣送回山里与贺老六成亲。婚后有了儿子阿毛,一家人生活过得还不错。后来,老六病死,儿子又被狼叼走,祥林嫂只得重回鲁镇。

过去因为勤恳而备受欢迎的祥林嫂,这回却因二度守寡而被认为是不祥人。不但为鲁四爷嫌弃,祝福时的一切祭器、供品还不许她沾手。在极度的精神恐惧中,祥林嫂听信谎言,到土地庙捐了门槛做替身,以赎其再嫁之罪。原以为赎罪后可以恢复清白,岂知依然受到排挤歧视,最终被鲁家撵走,过着犹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一样的生活。除夕夜,祥林嫂在爆竹声中倒毙在雪地里。

针对这个故事,一般的评论是:“《祝福》收录在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进一步延续了《呐喊》中的旧主题,保持了鲁迅对旧文化的一贯的猛烈的批判。在揭露封建主义和农民问题上,比《呐喊》时期有了新的角度和深度。”又说:“是以揭露封建主义的‘吃人’本质为主题,控诉妇女受到地主阶级的摧残与迫害,指出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小说拍成电影,也是以上述评论为依据,刻画一个被迫害的妇女的悲惨命运。

我不苟同这样的解读方式。

首先,《彷徨》收录的小说,在创作意图上与《呐喊》有别。《呐喊》重揭露和批判,《彷徨》更多的是反思和忧虑。《祝福》是属于自我省视和批判的创作。

其次,揭露妇女被压迫的作品不少见,五四后的鲁迅还要创作类似题材的小说么?再说,如果就故事的主线看,揭露的事件也还真稀松平常,并非什么深刻的批判,不像是被誉为创造新形式文学先锋的鲁迅的作品。

我觉得小说是采取两条线并进的形式写的。如果忽视了叙事的“我”,小说显然失色不少。“我”在小说中是叙事者,身份是“ 认识字,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知识份子。然而这个应该是掌握着话语权的读书人一开始就是“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的落魄形象出现,然后就是寄宿在“本家”鲁四爷的家中,对这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我”不屑的,“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却又不予反驳,只是“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面对祥林嫂的悲剧,“我”更加显得彷徨无助。明明是看着这个妇女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自己却显得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当祥林嫂最终出现在“我”面前,追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问题时,“我”却感到“诧异”、“悚然”,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显然,“我”陷入一大恐慌之中,无论回答是有还是无,似乎都帮不到祥林嫂。在不知道真情,也不愿意说假话,更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惶急、惊讶之中,最终只好以一句“说不清”含糊过去,袒露了“我”的无奈。

没有回答祥林嫂的问题就匆匆忙忙逃离,回到鲁四老爷家后,还老是觉得不安、

负疚、恐慌,最后下定决心要早点离开鲁镇,走得远远的。这种“逃离”现实的作风,剖析自我的做法,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电影要如何拍出这样的内心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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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一四
为什么要出版精选集

我给南马文艺研究会和彩虹出版有限公司主持第15届童诗和第8届童话寓言的创作比赛颁奖时,呼吁马来西亚资深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个人的创作精选集。

先解释何谓选集,并阐述其价值。

有一些读者以为选集是走捷径之作,是不入流的;更有一些搞出版或编辑的朋友以为选集是懒人之作,不但没有自己的创见,而且还借助别人的成就来沾光。

孰不知,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选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做法。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本身就是“选本”,如果当初没有人从浩如烟海的众多古人诗作中做出筛选修订,我们恐怕连现存的305篇作品也看不到了。

稍后的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更是古代文学中的重要著作,影响深远。钱锺书先生曾说:“昭明《文选》,文章奥府,入唐尤家弦户诵,口沫手胝……正史载远夷遣使所求,野语称游子随身所挟,皆有此书,俨然与儒家经典并列……词人衣被,学士钻研,不舍相循,曹宪、李善以降,‘文选学’专门名家。”(《管锥编》第四册)。可见,选本影响力之大。

《儒林外史》有个故事写马二先生,他游西湖而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现今读者往往也像马二先生那样,读书没有具备基础的认知,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无法了解某部书、某篇作品、某个人的历史贡献。选本可以给读者方便,让他们更加容易走近作家和某个时期的作品。

再说“精选文集”。

我国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如年红、爱薇、马汉等,都著作等身,创作量颇大。作者本身也知道,所以渐渐出版自选集、文集之类。这是好的现象。我这里说的精选集,则不是作者本人的选集,而是由另一人或另一单位遴选。

以昭明《文选》为例。尽管此书只有一篇序言,里头也没有发表多少文学批评理论,但是它却凭借所选的700多篇作品来发表意见,影响读者。因此其贡献和影响,和同时期的文学批评要著《文心雕龙》是不相上下的。鲁迅先生看得很清楚,他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选本》)

精选集不但保留原作者的创作精神和面貌,也糅合了编选者的目光与学识,是一种再创作的表现。要知道编撰精选集,编选者选的是自己认为好的作品,这样的做法就涵摄了价值的判断,评论意见就寓于其中,不需再为文点评了。这是作家让自己的创作再现生命力的一种做法。

即使编选者目光不到位,也不会破坏原创者的创作。就如《文选》过后流传广泛的选本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并非出自名家之手,也没有蕴涵什么独特的理论批评思想,编选的手段或许只是考量其通俗性和篇幅的长短,但却起着雅俗共赏而得以广泛传播的目的。

因此,资深作家把作品交给他人遴选出版精选集,是深具意义的。它不但可以让别人整理自己的创作,还可以提携后进,助后来者跨出文学批评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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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一五
卖柑者的一番话

生于元朝末年的明朝开国功臣刘基(伯温)曾经写过一篇《卖柑者言》,讽刺元朝的政治情况。文章很短,只有三百来字,却发人深省。

刘基借街头买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坏柑一事,以叙带议,并托卖柑者的反驳,揭露元末统治者的腐败弊政,抒发愤世嫉俗之情。

文章说杭州有个卖水果的小贩,善于收藏柑。文章没有交待小贩如何藏柑,却说明这些柑经过他收藏之后,外皮闪闪发亮,“玉质而金色”。拿到市场上去卖,人人争相购买,价钱比一般的柑要高十倍。作者也买了一个,回家剖开来想吃,却有烟扑向口鼻。视察剖开的柑,里面竟是干巴巴的,仿佛一团败絮。

作者不甘心,回到市场上责问卖柑者何以如此欺骗顾客。结果反引来一番讪笑。水果贩说:“我卖柑已经整年了,就是靠这个活儿养活自己。我卖柑,人买柑,从来没有人有异议,唯独你却‘阿芝阿佐’。欺骗世人的人不少,又哪里只是我一人?你真是不通世情啊!”

接着,水果贩发表了一番议论。他举例说当今那些佩带兵符、坐虎皮椅子的武将,个个威风凛凛的样子,好像是捍卫国家的人才,可是他们真的能像孙武、吴起那样提供治国的韬略吗?再看那些戴着高高的官帽,腰上拖着长长带子的文官,个个神气活现,好像是朝廷的重臣,可是他们真的能像伊尹、皋陶为国家建立功业吗?事实是,国内盗贼兴起却不知道抵挡,百姓贫困却不知道解救,官场腐败却束手无策,法度败坏却不能整顿,这些文臣武将,个个可是白白地耗费国家仓库里的银两,却不知道羞耻是什么啊!

水果贩发表了议论,还做了一个重重的结论:这些高官武将,个个领取高薪,权高位重,看上去威严赫赫,相貌堂堂,不正是外表像金玉、内里像破絮的写照吗?这些欺骗百姓,耽误国家的败类没有人去追究,却来和我这个卖柑的做计较?作者为之语塞,哑口无言。

末世政权,朝纲腐败,纪律松散。元朝实施种族区别政策,更使这种情况恶化。《卖柑者言》作者刘基曾在元代出仕,但对官场的腐败深恶痛绝,其后隐居青田。在青田期间,写了《郁离子》一书传世。这是一部当代寓言集,卖柑者言属同类文体。

刘基文末说“予默然无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东方生是指汉朝的东方朔,常以滑稽可笑的言语对汉武帝进谏,诙谐幽默。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当然是子虚乌有的,这是刘基虚构的。所以“退而思其言”的不是作者,是读者;“托柑以讽”的当然也不是水果贩,而是作者本人。刘基此文譬喻生动明确,引人深思。领取官粮,耗费公款的人岂能不引以为鉴?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治国者如此腐败,一个街头卖水果的也上尤下效,把自己缺德的行为合理化,一切仿佛理所当然起来,这岂不是亡国之音?果不其然,元朝后来为朱元璋所推翻,刘基也成为开国功臣,改写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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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一六
病梅馆记的另类解读

龚自珍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帝王一姓相传的旧观念,抨击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和腐败政治,力主改革。可是,他的政途并不顺利,迟至38岁才中进士,虽然先后出任国史馆校对、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职,却都是小官闲职,不受重用。10年后他辞官回乡讲学,3年后去世。

退隐期间,龚自珍写过一篇短文《病梅馆记》,颇为后世所器重。全文不到三百字,摘录如下: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这篇文章多定格为政论小品文,属于托物言志之篇。一般评论是:“作者采用含蓄隐晦的笔法,托物喻人,通过植梅这样的生活琐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们思想、扼杀摧残人才的罪行。”

可是我们看龚自珍的生平与毕生奋斗的事业,他的思想要丰富得多。他曾与林则徐、魏源等人结成宣南诗社,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对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梁启超这样评介他:“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 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清代学术概论》)所以赞龚自珍是“近世思想自由之响导”,“能为现今思想界之放光明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可见,把《病梅馆记》定位为政治小品是缩小了本文的价值。

如果我们从教育的角度看待此文,也会深受启发。文中提到的“文人画士”是摧毁梅花,让梅不能自然生长的始作俑者。他们的一句评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影响了群众的审美观,使卖梅花的商人“夭梅病梅”,争相“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目的就是“求重价”。结果造成“江浙之梅皆病“,揭示了文人画士之祸之烈是何其大!

教育工作者如果盲目听从权威,非自觉式地相信指示,不也是“夭梅”的凶手么?以一个审美标准来统一看法,大家争相追逐“达标”,岂不让天下之“梅”畸形成长?

龚自珍文中提出“解放“梅花的具体解救方案,那就是“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不要以自己的审美标准,预设一个方框,钳制“梅”的正常生长。让“梅”回到大地,解除系缚他们的绳索,才是正道。

教育岂不也是如此?不明就里者,往往好心做了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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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一七
借来的书才会读

清代袁枚有篇小品文《黄生借书说》: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为一说,使与书俱。”

第一段讲述“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借来的书一定很快看完,因为到期就要归还;自己买来的书没有这种压迫感,那就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看完了。作者因此总结出“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的“借来的书必定读”的道理;也提出“姑俟异日观”的“等待明天才读”的拖延心态,对自己拥有的书不会快速去读的常态。

第二段作者写少时借书被拒的事。由于深刻体会到借书不容易,所以一旦有机会看书,都用心记忆。可是,后来当了官有了余钱,买了很多书,反而让书本束之高阁,徒喂蠹虫,自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翻阅了。所以作者说“借来的书必用心读”。

第三段作者提醒前来借书的黄允修,要感恩有书可借,也要珍惜书本,快快阅读,速速还书。

袁枚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什么?大多数人说是要借黄生来借书之便,加以阐述“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书真的要借来的才会用心去看?那对藏书家实在太讽刺了,也对买书的人太大的羞辱。

我觉得文章还是写给黄生看到,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提醒他要“知幸与不幸”,把握能够读书的机会。

我们可以根据文章分析黄生的“幸与不幸”。

黄生因为贫穷不能买书,所以前来向作者借书,这是“不幸”的。袁枚不是张氏,乐于把书借出,因此黄生遇上袁枚,却是“幸”的。

既然有“幸”借到书本,就应当珍惜,好好阅读,按时归还。为了勉励黄生不必因没钱买书而烦心,借书一样可以有所成就,袁枚又发表了“书非借不能读”的议论,而且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说得头头是道。这是进一步激励黄生要有“不幸中的大幸”的想法,努力向学。

作者阐述的论据,又从另一面讽刺了“身在幸中不知幸”的人。第一类是“藏书而不读书”之流,这种人总是抱着“改天还可以细读”的心态而表现不积极;第二类是遗弃先辈的藏书的不肖之徒,糟蹋书本;第三类是有书却吝啬得不肯借出的“守书奴”,徒益了书蠹。这三种人都是“有幸”的,因为他们都拥有条件读书,但是却很“不幸”的没有这么做。

仔细想想您是幸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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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一八
遗民的气节

“遗民”指的是一个朝代灭亡之后,生活延续到下一个朝代的人民。

一般上,对朝代的更替有特别感触的是读书人,尤其是政权的更替涉及不同的民族,感触更加大。例如明朝灭亡之后,许多读书人在清代初年就以“遗民”自居,坚持不与新政权妥协,以一副不屈的傲骨现世。

顾炎武就是这样的一位遗民。我们且以被他视为“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日知录》中的一段关于“廉耻”的文字来探看遗民的气节。

其文曰:《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这段文字的开头,顾炎武引述了欧阳修在《五代史•冯道传》的一番评论。冯道,活跃于动乱的五代十国,政坛不倒翁,历事唐、晋、汉、周四个朝代的皇帝,且高居宰相一职。晋、汉之间为契丹主耶律德光所虏,亦事之。冯道著有自传《长乐老自叙》,文中把他在历朝历代,包括在契丹官职封号都一一列举,并引以为荣。欧阳修“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因此发出上述一番言论。

欧阳修先提到管仲“四维并举”的治国主张。所谓“四维”,即礼、义、廉、耻。欧阳修说“礼、义”是对外的治人之法,“廉、耻”则是对内的立人之道。基于儒家“修齐治平”的顺序,欧阳修自然强调“廉耻”的重要性。他归纳出“不廉”就会贪得无厌,无所不取;“不耻”则脸皮够厚,无所不为。没有廉耻之心,对个人品德必然有损,如果还身兼官职,将是亡国的征兆!

在支持欧阳修“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会导致亡国的观点后,顾炎武表明自己的立场,强调“四维”之中,以“耻”最为重要。为了加强自己的观点,他搬出了孔子、孟子的论点。《论语•子路》记载某次子贡问孔子如何当得上“士”,孔子说“行已有耻”,意思是立身行事要能知耻而有所不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能够不贪污滥权的才是“士”。孟子的两段话见于《尽心》上篇,孟子首先强调一个人能够以无耻为可耻,自然不会有耻辱之事降临他身上;然后又说“巧伪变诈”的人“无所用耻”,因为他们根本不把廉耻放在心上。

从管仲的“四维并举”到欧阳修的“廉耻并重”,最后归纳到自己的“耻尤为要”,顾炎武论述“廉耻”的这段文字层次分明,脉络有序,写作手法如同剥壳见笋般逐层脱卸,最终才归纳出自己的“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的论点。

顾炎武的文章受时代的局限,所批评的是当时候归降满州人,为清朝做事的读书人。可是他引述的“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以及“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怎能不叫身居高职者借鉴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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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一九
坚持走近古人

在新加坡某书局闲逛,一对母女的话吸引了我。高中的女儿指着一本书问:“妈咪,《镜花缘》写的是什么?”妈妈瞥了她一眼说:“古代的东西不要问我,我没有兴趣。”

这样的对话,我相信在我们这里也经常有。不要说是父母,有时候连老师也会这样告诉学生。教育的传承,就是在这样不经意的对谈之中形成。

中国儿童文学家方卫平教授曾给我意见:“你在报章的这个版位非常难得,尽量写些让年轻人看得懂的文章吧!”儿童阅读推广人徐冬梅老师在推动儿童文学的同时,也喜欢融入古代的文学,因为她看到那是“母语”的一个部分。特级教师周益民老师曾经跟我约稿,他说:“你在马来西亚写的《走近古人》可有青少年版的?如果有,我这边也可以刊载。”

中国人也对传统的流失而紧张?传统要不要保留?为什么要保留?

事实上,中国对传统的摧毁,不只是在文革时期,早在五四运动时就已经种下祸根。陈独秀曾大声疾呼,要“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胡适列出文学改良的方针时,也提倡“不用典”,就是在纵容年轻人不要再读古书,要能我手写我口。

当然,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先贤这样说,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为了推行新文化运动,必须走向极端,以扫除障碍,否则根深蒂固的思想是难以接受新事物的。就像鲁迅所说的,为了要让大家同意在屋子上开窗户,就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因为你不说掀掉屋顶,就连窗户也开不成了。这是一种策略,俗话称“进两步,退一步”,制造双赢的局面。

可是,掀掉屋顶的主张毕竟是矫枉过正的,有人真会信以为真,去打开天窗。五四发轫的反传统思潮便是愈演愈烈,古代文学传统遭受到颠覆。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受过完整中文教育的人,还是比较喜欢把屈原定位为自大狂、同性恋;把杜甫当成是酒鬼加混子,李清照也成了只会赌博和纵酒的女人,苏东坡哀悼王氏,被嘲笑为假惺惺。我不知道这是否反映我们的无知与肤浅,还是因为我们对传统缺乏敬畏之心。总之,就是有问题。

离开了古文,我们的语文学习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锦教授曾经归纳两个语文学习的规律:一是以英国为核心的古典模式,在这个模式下,语文的学习是由重视文学熏陶和语法教学,逐步走向重视语言的实际运用;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模式,这是由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开始,逐渐走上加强基础和文学教育的道路的另一种学习模式。这是饶有趣味的,因为一个从古走向今,一个从今走到古。英国专家认为:“若语文科过于偏重知识教学,忽视学生实际语言能力的培养,将造成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贫乏,缺乏起码的读写能力,这将是一种偏差。”美国专家则认为:“如果只注重运用语文,偏重于交流技能,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便成为无源之水,同样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无源之水”说得非常形象具体。我们如果切割传统,不与古人打交道,就要犯上这样的错误。

我国的华文教育正走向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这边厢我们在高喊我们的中小学华文师资不足,另一边厢却有大量的老师被送去中国大陆取经,学习“对外汉语”,日后成为合格的华文教师。后者回国后若掌握华文学习的命脉,我们的母语学习将不必再走近古人,就只是沦为沟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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