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感谢潘永强先生慷慨答应《法情》转贴他的文章。

敬请法情读者垂注。

黃先生：
您好。

謝謝您來信，要在法情網上轉貼本人文章。我的一些小文章無甚高明之處，但在網上發表後，就是公開的作品，如您認為還有一讀價值，我同意提供轉貼。謝謝您的熱心和辛勞。

潘永強

这是一场“苏丹政变”
潘永强
2月7日

霹雳州王储在二月三日庆祝霹雳苏丹登基25周年活动上发表演词，他指出王室必须维持中立，同时声称尽管统治者是住在高墙之内，但不会妨碍他们对社会民情的掌握。

反讽的是，短短几天之后的二月六日下午，由于霹雳州苏丹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民极难接受的决定，导致数千人游行到江沙皇宫前示威，而且根据报导，还有示威者向霹雳州王储的座车喝倒采。

众多民联支持者在最后一晚涌向霹雳州务大臣官邸的高墙之内，向执政仅十个月的尼查州政府致意，但隔日另有数千愤怒群众奔赴皇宫，在高墙以外，向正在里头进行着的新任大臣宣誓仪式呛声抗议。

墙内墙外，两种风景，对向来颇受尊重的霹雳苏丹及其王储而言，都是极为尴尬、耻辱和不体面的经验。

霹雳苏丹决策加剧宪政危机

局面演变如此，与霹雳苏丹的争议性决定绝对有关。巫统策动的跳槽事件，意图重夺霹州政权，此举在现实政治操作中，实乃权力政治常态，本无值得非议之处，除非夺权涉及丑恶交易。

可是，人在高墙之内的苏丹，却在处理过程中加剧了宪政危机，严重毁损了君主立宪的宪政规范，对正处民主转型阶段的大马政治而言，极可能铸成历史性的伤害。有人把这次纳吉操盘下的霹州变天形容为一场政变，其实不够精确，这其实也是一场“苏丹政变”，政权是在皇宫内转移的。

掌权者发动自为政变的案例

政变原指透过不合宪政规范和正当合理的手段来取得政权。掌权者可以发动自为政变（self-coup），实不罕见。上世纪九十年代秘鲁总统藤森就曾经发动一场“总统政变”，毁损自已不能控制的国会，以达扩张政治权力的意图，俄罗斯在耶尔钦时期，也曾经发生过坦克炮轰国会的总统政变。

在这里，我们无意指称霹雳苏丹在处理政治危机时，有扩大皇权之动机，但它造成的实质结果，则是苏丹以极度不符我国宪政体制和宪政运作规范的方式，以一人之意变更政权，而凌驾民意。这过程既有违程序正义，也制造宪政危机，并且剥夺选民重新做出裁决的机会，以及打击国人对君主立宪的信心和尊重。

立宪君主奉持不干政原则

事实上，按议会民主和君主立宪的宪政运作规范，以及霹雳州宪法精神，当民选的民联政府面对议员跳槽而致州政权不稳，州务大臣其实有多个选项，一是如果觉得大势已去，可以宣布辞职下野，二是请求苏丹解散州议会，重新改选，三是召开州议会，寻求信任投票支持，四是展开政治运作，挽回议会多数的支持。

通常，在成功的君主立宪运作经验中，世袭统治者必须超越政治，不介入现实的政治操作，只扮演国人团结和统一的象征。一般上，在政治理性和风险评估下，民选政府只有万不得己才会选择提前解散，立宪君主在不干政的原则下，很少会拒绝解散的请求，坐视政治危机蔓延下去。

拒绝大臣解散要求扩大僵局

但是在这次霹雳政局危机中，深具法学素养的霹雳苏丹，却一连做出三个非比寻常、不合宪政惯例的动作，不只无助于危机化解，反而激化野朝对立，甚至令民怨逐渐把矛盾指向皇宫。

首先，苏丹在没有合理的理由下，竟然拒绝州务大臣的解散要求，扩大现有的政治僵局，使内阁制下经由议会解散化解政治危机的宪政机制，完全无法启动。

但是，更使宪政学者（而非一般不谙宪政理论的法律人士）觉得难以理解的是，苏丹在做出不同意解散的决定后，其动作还没有停止，反而在二月五日发出的皇宫文告中，竟然谕令州务大臣与全体行政议员总辞，并且立即生效。此举在客观上马上造成了妨碍政治运作的干扰效应，还限制政治精英的选项和策略。

苏丹裁量权应限同意或不同意

在君主立宪的精神下，统治者面对解散议会的要求时，其裁量权只限于同意或不同意，而不是介入背后的现实政治运作。霹雳苏丹在文告中下令州务大臣辞职，就是一种超越宪政规范的不合理举动。通常，苏丹在做出解散同意与否的决定后，他化解危机的角色就已经告一段落，其余的发展就留待政治人物进行党政运作。

如果议会解散，就意味着重新改选，这个过程没有苏丹可介入的角色，要是不同意解散，也得交由民选政治精英展开政治角力，这时政治精英可以选择的方案，包括维持少数政府、协商大联合政府，或是发动不信任投票。也就是说，政权的延续或变更，必须回归政治运作，完全不应由苏丹越俎代庖。

要求总辞的做法让人错愕

可是，这回我们不只看到霹雳苏丹越俎代庖地下令民联政府的尼查辞职，苏丹的第三个令人错愕的动作，就是在文告中进一步“先发制人”，宣称如果州务大臣与全体行政议员拒绝总辞，将视同“悬空”。此举不只压缩政治精英们的党政运作空间，也隐然衬托出皇宫的偏差、好恶与不中立。

但更为怪异和突兀的是，苏丹还一一召开四位跳槽议员，征询他们的政治态度与立场，可是争取议员支持的工作，应该是留给政治领袖去运作协商，甚至进行朝野交易，岂是由苏丹出马，取代政党精英的游说过程。

化解政治僵局的宪政运作，除了依据宪法条件外，也要考虑宪政的规范与惯例，尤其不得对笼统、抽象、简略的宪法文本作狭隘、技术性和语义式的诠译，因为宪政体制的运作与政治僵局的化解，尚要考虑到政治现实、国家利益、社会民意，以及传统惯例。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数百年来就是仰赖惯例、传统、经验、规范，以及宪政学理的滋养，而成世界典范。

王室介入政治的发展可忧

然则，霹雳州王室在这次政治危机中的积极介入、强势参与的姿态，却是严重压缩和排除民意的表达，阻断了宪政体制中化解危机的既有设计，也干扰了党政运作的空间。当各报纷纷刊登苏丹召见许月凤的照片时，王室高度介入政治过程的印象，就令人难以抹去，如果霹州苏丹有意以此确立宪政前例，那么这种发展就不得不令人担心。

事实上，在英国君主立宪数百年的经验下，世袭统治者的权力只有缩减的趋势，只是我国独立后行宪经验尚短，还没有足够的案例和传统，才令到各界对苏丹的裁量权有宽松不一的诠释。可是，在一个稳定的宪政制度中，宪法保留给苏丹的权力是固定的，不会扩大也不会缩小，不能因为个别不同的解读就产生变化。

在这个基础上，我得进一步指出，我国现有的宪政体制并非没有“反跳槽”的机制设计，反而，要是有任何议员跳槽，或政党退出执政联盟，而致政府面临垮台之虞，只要启动宪法上的解散议会之程序，即可达到反制跳槽、重新寻求民意，以及保障程序正义等效果。

宫廷决策否定民主参与的机会

易言之，现行宪政体制在运作上的灵活特性，其实已可以起到“反跳槽”的作用，同时也具备了“反跳槽”的相关机件与设计。相反的，如果王室不依宪政常理来处理政治危机，而试图另辟途径，不只将对政党政治的运作产生诸多扭曲的后果，还可能制造更多的混乱与危局。

这一回，在议会和民意程序还没有走完之前，苏丹在宫廷内就决定了政权的变更，广大选民要求重新改选的意愿无法落实，这不只否决人民追求民主参与的机会，也挫伤国阵政权的合法性和道德性。

此刻苏丹的姿势和身影，犹如回到以前扮演过的法官角色，先是召见各人收录供词，然后作一仲裁。但一位立宪君主最重要的是行宪与护宪，不是做出裁决和评断，而是避免社会卷入更激烈的分歧，否则，世袭统治者在此役中遭遇的非议与质疑，会远比夺权的巫统来得严重与受伤。

原载：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97800

政治竞争走向下流与贱格
潘永强
2月17日 下午3点49分

当阿都拉政府进入倒数一个月之时，过去五年余以来，我国政治上相对自由和宽容的气氛即将结束，巫统温和派也渐次出局。比起阿都拉当年就任前的氛围，如今公民社会对纳吉的上台，一点都不抱乐观与期待。

更甚的是，人们原以为纳吉只是代表著巫统强势与高压政治的回潮，但近月来的发展则逐渐显现，马来西亚的政治民主进程不只即将面临保守力量的强大反扑，更卑劣的是，政治的恶质与下流，已经急不及待的粉墨登场。

黄洁冰事件在短短几日内发酵，已然为马来西亚的政治竞争敲起丧钟，成为恶质政治竞争下的牺牲者。这是一宗有系统有计划有动机的阴谋狙击，她既不是第一位受害人，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位。黄洁冰的呈辞，除了是对当前政治恶质的控诉，也由于幕后攻击者的阴谋得逞，将会为往后下流政治和贱格政治的横行无阻，铺平道路。

国人对黄洁冰中箭下马的讨论，不宜仅仅停留在女性身体、个人情欲、公私领域等领域，而应正视政治竞争正走向下流与贱格的劣质趋势，必将对健全的民主政治竞争带来可怕的危机。为此，国人必须挺身向下流的恶质政治发出最强烈的批判。

从蒙古女子阿旦杜亚的碎尸案、安华两度受鸡奸的诬告、蔡细历被偷窥的光碟事件、吉打州民联行政议员的婚外情被炒作，再到近日黄洁冰的不雅照片曝光，这些中箭或牵涉的相关人士，大多不是在公共利益和问政行为上受到质疑，而是一再受到下流和贱格手段的恶意毁灭。

这些人士纵然在政治理念、个人行事、生活作风上，有不同的选择和取向，甚至可议之处，但不代表他们在生活上的方式，就理当成为下流和贱格手段的攻击对象。政治与公共人物固然要受到更严格的检验与期待，但这不能成为任何恶意毁灭政治对手的正当理由，特别是采用某种不顾一切尽毁对方生命与尊严的手法，就明显侵犯社会善良的容忍底线。

竞争应有清晰底线与规范

在现代民主社会，权力政治的竞争手段与角力逻辑，应有一个清晰的底线与规范。政治人物的个人行事与生活作风可受不同程度的公议，每个人都要承受生活行为上后果，但政治竞争在手段的选择与运用上，则要受到正当性的叩问。在公义的天平前，必须面对手段是否正当的审判。

否则，善良的人们自会发出挑战，为何贪污滥权者不会下台，杀人放火者不会下台，反而个人生活作风却会带来可怕和不成比例的后果？譬如，为何林良实、陈广才得以在交通部种种丑闻中全身而退，但是认真问政的黄洁冰却在十一个月任内即被无辜设计下台？

潜伏著更大的反扑和憎恨

事实上，任何缺乏正当性的政治手段，不只会受到社会的质疑，还可能潜伏著更大的反扑和憎恨，种下仇恨政治的根源，它固然会在一时获利，但同时间却会增加施暴者的个人风险和脆弱感，结果人人自危。例如马哈迪在诬陷安华入狱后，就遭受马来选民反弹，再如黄家定以为从蔡细历光碟中坐收渔利，最后却是输到回家种蕃薯。前车之鉴，恶质政治没有好下场。

现代政治不需要圣人，哲学家国王就更加可怕，因此检验政治人物的操守，就应该放在一个较为务实和人性的角度，任何泛道德的政治口号只是证明我们犹未脱离传统村落模式，离现代规范尚远。

与巫统穷途末路大有关系

然则，今天恶质的下流政治日益当道，实与巫统的穷途末路大有关系。有人说，极右派是已经堕落的专制主义者，本来308大选就开启了埋葬专制主义的道路，证明只要对宪制和选举有信心，威权与专制是可以被改变的。但是，由于308风潮不是以渐进方式挺进，而是以迅猛的力道向他们狂啸吞噬，反而导致威权与专制在一夕之间信心崩塌，心理上的安全与优势近乎瘫痪。

由于专制者的恐慌，加速他们的堕落和纵欲行为，向极右倾斜，其中两个表现，即是保皇和泛道德化。

再者，308之后其中一个政治效应就是，朝野之间在信心上的移位，特别是表现在公民社会精英与威权体制权贵之间，更有具体差别。前者重新对宪政民主恢复信心，相反的，威权体制内的强硬势力，却日益丧失对宪政民主的工具性依赖。其结果是，威权与专制主义不再掩饰他们的慌张，反而自暴自弃，暴露他们无视一切规范与底线的顽劣本质，政治竞争手段越趋失范。

威权体制旧势力重新集结

在霹雳州的政局变化中，人们就目睹他们有意践踏宪政民主的常态规范，另一方面则加紧掌控手中的国家机器，违法操作。由于体制内温和派的失利，使这股堕落之后的专制主义更有抬头的空间，加上威权体制内旧势力的重新集结出击，就导致权力对峙后的恶质化和下流化。

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中，权力的竞逐固然是尔虞我诈、机关算尽，但是政治操作与下流贱格则有明显区别。精明的政治人物可以透过实力、人脉、选票、交易、策略、结盟，累积权力资本，这都是普遍可接受的合理政治运作手段，但下流贱格的恶质政治则不属此类，而是在合理政治运作以外粗暴掠取利益。

不抵抗民主前景就会夭折

败坏和恐慌的极右专制主义者，如今到了穷途末路的最后 阶段，只求保命仙丹，所有下流贱格的恶质手段，只要视为有续命之效，就马上挪用。但是，恶质的政治手段只是开端，未到尽头，如果国人不能奋命抵抗，民主的前景就会夭折在极右专制暴徒手中。

原载：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98470

回归宪政，才能化解行政—立法冲突
潘永强
2月20日

霹雳州议会特别权利委员会在民联议长主持下，决定禁止国阵州务大臣与行政议员踏足议会，且时间长达一年至十八个月，论动作姿势之大、涉及人数之众、影响冲击之广，相信已创下大马议会政治新纪录。

至于特别权利委员会此举是否有违权限、不符程序，甚至议长举措是否越权，这些技术细节，可留待法律人士去努力争论。但是就当前政治情势而言，这些法律枝节和条文式的解读并无意义，也无助危机的解套，因为问题已不在法律，而是扩大为行政与立法的冲突，亦即行政部门与立法议会之间的对立。法律通常只为政治服务，只有从政治和宪制层面着手，才能解决问题。

拒解散议会是风暴的起点

也就是说，霹雳州政局演变成如此难解的宪政僵局，其中霹雳苏丹违反宪政运作常理，拒绝解散议会，应负最大责任，如今已造成宪政体制中能够灵活化解政治僵局的机制，完全停摆无法操作。换言之，不同意议会解散，坐视宪政风暴酝酿扩散，已成苏丹阿兹兰莎生平最大的失误和败笔，此一污点在我国宪政史上永难抹去。

事实上，在议会内阁制的国家中，极少出现行政与立法之间的严重冲突，除非宪政运作惯例遭到人为的扭曲。这是因为在这种政制下，行政与立法具有“连锁 ”（interlock）的关系，行政部门的组成必须仰赖立法部门的支持，只有获得议会的背书，行政部门才能稳定运作，从来就没有一个行政首长能被挡在议会大门外。

内阁制下行政立法连锁依赖

故此，在议会内阁制下，甚少出现行政部门在与立法部门对抗之下，还可以存活的例子。因为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并不存在真正的三权分立关系，反而，行政与立法是相互依存、紧密连动的，两权合一才能发挥作用。若行政部门失去立法部门的支持，就得垮台，或是解散重选。

所以，过去很多人以为我国宪政体制是三权分立的架构，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事实上 ，只有在总统制国家才有三权分立的设计，譬如美国，行政部门（总统）有固定任期，可以不受制于国会，而行政与立法也可以由不同政党主导，相互制衡。

但是，在英式的议会内阁制度下，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三权分立、立法权制衡行政权的机制，更甚的是，如果真的发生立法与行政相互抗衡与冲突的情况，如同当前霹雳政局呈现的局面，反而是议会内阁制的灾难或危机，意味着宪政运作的严重失灵。

国阵组政府不正当充满争议

理论上，三权分立的概念是要行政、立法和司法三者之间，形成制衡和牵制的作用，避免一权独大。但是，行政与立法两权的制衡与冲突，却是议会内阁制所要极力避免的局面，因为惟有行政与立法关系和谐，相互支持调节，政府存活率才能提高，行政部门提交的法案才能在议会通过。

行政与立法构成“连锁”关系，本来就议会内阁制长期稳定的关键。如今霹雳州发生的行政与立法冲突，实为议会内阁制所罕见，也是宪制设计上从来就不允许的情况，无奈仍旧发生。

追根究底，乃是由于国阵在王室支持下由赞比里先生仓皇组织政府，可是无论在法理上、程序上、宪政运作上、民意认同上，都充满争议，也欠缺正当性，结果政治博弈就从政党角力、群众动员、司法控诉，走到行政与立法对抗。

以战逼和，瘫痪议会与政府

尽管霹雳州议会特别权利委员会的决定，使人错愕，也埋下争议，但把冲突延伸至行政与立法关系，却是政治运作的策略选择，目的只为根本解决当下的宪政危机寻找出路，运用体制允许的缝隙营造较大的压力与能量。瘫痪州议会，或是瘫痪州政府，以战逼和，才能创造更多条件。

从最新这一轮的行政与立法冲突可见，霹雳州政治僵局的解套，终需还是应尽早回归宪政途径，否则别无他途。国阵与王室不能打了就跑，无视后果。从当下的政治稳定需要、社会民意考虑，以及行政与立法的和谐着眼，解散州议会才是平息僵局的根本之道。

重新选举解套是传统出路

在内阁制下，民选的行政首长都有一个有力武器，就是可以依首长的判断和需要，随时解散议会，举行新的选举。在西方一些实行内阁制的国家，这套宪政运作的规范，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和经验，行之久远，有规有矩，多少年来保障政治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例如上一个世纪以来，英王就从未拒绝过首相解散议会的要求。如今霹雳苏丹限制了民选首长解散议会的权力，只会激化和扩大政治危机，除了维护巫统利益之外，一点好处都没有。

回归宪政规范才是最好活路

最后要说的是，宪政体制就犹如人体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各个机件和设计是环环相扣的，不能只引用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而把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另加诠释，或对其内部的常理规范弃而不顾。任何违背宪政常态的做法，不只造成内在机理失调，也无法调和各股利益群体的需要，最终扼杀宪政生机。

既然一切的罪恶皆源自拒绝解散议会，那么当下的政治博弈过程中，国阵和王室最好的活路模式，还是回归宪政规范，还政于民，才不会扩大社会争端，以及激化行政与立法的对抗。

此文原由蠹鱼在2006年10月22日贴上“法情大专”。

空头政治买空卖空
※作者：潘永強

馬華公會近期面對連串不利事態，備受黨內外抨擊，令黃家定窮于應付，政治能力的弱點表露無遺。可是，從他日前發出的一則文告看來，還洩露出一個比能力低落更值得關注的「黨內機密」。原來放眼望去，他在黨內竟找不出幾位文筆與論述尚可的寫手，結果交出來的文告空洞無物。難怪馬大中文系的傑出校友楊白楊先生不得不發出歎謂：這種文告不發好過發。（見《當今大馬》中文網頁）馬華公會號稱有百萬真假黨員，但根據白京生定律（Parkinson Law），能力差的主管通常會任用能力比他更差的部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從李三春以降，我相信這個定律已經在該黨獲得證實。

不過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是，這種空洞無物的「馬華文學」之所以出現，顯然並非是宣傳部門或是黨中央某個機件一時失靈所造成的個別案例，而應歸咎于馬華公會在體制與靈魂上的「總體空洞化」。

當一個陳舊的政黨既未從傳統中繼承豐厚的政治遺產，也未能在現代環境中向民主化成功轉型，它就會在變動中的狀態裡舉步維艱，最終僵化停滯。既然馬華公會在精神與思維上已經萎縮退化多時，空洞的頹勢已成，縱使遇上再高明的筆桿子，也不能憑空作文，為它解釋現狀、描述遠景、構建論述。當一個政黨在精神與思維層面上已被抽空，那么在實際政治行為上的空洞化，就更加明顯。

黃家定比阿都拉先生早半年掌握「大位」。上台伊始，他就發動黨內外的宣傳機器，以及所能操控的媒體，極力打造個人形象。但是2005年黨選后，這個歷經冗長的派系鬥爭才產生的新領導層，除了因應黨內權力生態，而在初期作出了部份制度變革之外，整體而言，既未見脫胎換骨之氣象，也缺乏創新務實的思考。

更甚的是，僅僅在黃家定領導后的三年左右，該黨反益見疲態，盡失銳意與氣勢，無論在黨內革新、政治動員、決策參與、回應民意等各方面，都迅速顯露倦怠、遲滯等下滑勢頭。黨內元老李金獅也說：現任領導層讓人有種「慢半怕」的印象。（東方日報， 2006.08.24）

為了應對窘態，黃家定的確努力炒作一些表面熱鬧的活動，諸如終身學習、開設黨校、誦經讀書等等，但終究落得蒼白務虛、逃離政治的評價。馬華公會在非回教徒權益的備忘錄、第九大馬計劃和增建華小等事件上，都交出一張難看的試卷。

面對巫統的內訌與黨爭，馬華公會領袖也因歷史經驗的慘痛記憶，只能保持低調、謹小慎微。過去陳修信和李三春在巫統權力爭奪時，因傾向后來失勢的馬來領袖，結果付出個人政治代價。從馬華公會派系之爭的過程中，吾人也知道巫統在必要時，絕對有可能撤換不符其利益的任何馬華高層。

更關鍵的是，巫統內部紛擾雖然事關政局走向，但馬華公會並沒有切入的空間。如今的馬華領導層與巫統菁英，根本不在同一個政治場域進行博弈，黃家定等人只是不在場的旁觀者。

為此，應對之策就是：不作為、不反應、不當出頭鳥，一切隨波逐流，緊跟大隊表態，有奶吃便呼娘。遇上巫統政客的挑釁來犯，則略作制式回應，目的只供華人社會「內部消費」之用。

在這種情況下，黃家定等人做出來的諸多動作，就不得不淪為一系列買空賣空的空頭政治。

此類空頭政治，在行為的外層可以說得天馬行空、大作官樣文章，但就其內核而言，本質卻是蒼白空泛、文過飾非、沒有中心價值，缺乏正當內容與表述的支撐。瞭解內情者均知是不務正業、不走正道、不具意義，但當事者偽善作狀、矯情掩飾、樂此不疲。李金獅就心清目明，他受訪時直言：馬華當務之急要處理的是社會治安問題，應把九大政綱和終身學習暫放一旁……這時候終身學習做不做都無所謂。（東方日報，2006.08.24）

事實證明，「終身學習」運動只是鬧劇一場，無法在黨內激起參與熱情。但黃家定至今不知有否察覺，他已經為這種空頭政治付出政治代價，因為「終身學習」一起，黃氏即向黨內外特別是巫統暴露出，一種缺乏開創性、也不具複雜政治思考力的弱點。

但是，他顯然未從這次失敗中吸取教訓，又或者是騎虎難下，反而進一步表現出個人與政黨政治內核的總體空洞。他出版徒增笑料的《黃家定語錄》、發動黨領袖學習《論語》，向全黨宣傳誦讀《弟子規》，也把「健康政治文化」說得朗朗上口。黨內頭腦清醒者，只能嘖嘖稱奇，但黃家定深知，以馬華公會虛空的現狀和實力，所能選擇的方案不多。問題在于，他的空頭政治與黨內上下的氣質、品味完全不符，又操作過度，反令本身提早露底衰竭。

空頭政治畢竟缺乏實質內容作后盾，不能強化政黨的綜合實力，只能視為短期行為。若是一味將空頭行為常態化、日常化，把無聊當作正常，必然導向政治上的買空賣空。更甚的是，搞空頭往往是想不費資本，投機倒，不必付出就狡詐牟利。這種行為若屢試不爽，終會在現實政治中帶來反挫。

最典型的一次買空賣空，就是2006年8月華團約見首相時，黃家定從中「騎劫」領功。巫統首先就看透馬華的空頭政治，不像華人社會願吃這一套，因此小小的巫青團副團長也不把它放在眼裡，黨內情緒則日益煩躁沮喪。馬華不透露第九大馬計劃增建華小落空，事洩后只好搪塞過關。而收購南洋報業后用完即棄，既造成媒體獨大，又擔心反受其牽制。

總而言之，馬華公會因體質與靈魂上的空洞化，終會走上空頭政治的窄路，但遇上心靈蒼白的政治人物，卻變本加厲。林良實懂得藏拙，還會弄出一所拉曼大學撐門面，知道賣點在哪裡，黃家定靠空頭起家，則不諳此理。

政治上的買空賣空，一開始是不必本錢的，拿來奪去從中牟利，所以投機客淺嘗之后就難以自拔，但當一個社會持久地忍受這種鑽營與耍弄，它必然令到整體結構的衰敗退化，妨礙制度的成長，也導致患得患失的空頭政客，在精神上要經常處于疲憊與脆弱的脫困狀態中。屆時，所付代價不只是長期的，還要償還利息。

尼萨大胜，苏丹尴尬

出处　　∶东方日报
作者　　∶潘永强
发表日期∶09.04.09

霹雳州合法的州务大臣尼萨，在武吉干当国会议席补选中，以高出上届大选接近一倍的多数票奏响凯歌，对接任首相还不到一周，连新阁都尚未来得及筹组的纳吉，马上构成极为难堪的处境。纳吉不只没有蜜月期，连兴奋期也立刻告终。

随着尼萨的高票中选，即时带来了几项重大政治效应。

首先，是马来人政治的两线制进一步确立，巫统与公正党／回教党形成对峙的格局，对未来纳吉领导下的巫统政治策略，将有何种程度影响，值得关切。此役回教党在华裔和印裔选民中，取得压倒性得票，而在巫统强攻之下，民联在武吉士南卯的马来票还有所增加，在武吉干当也没有流失马来裔支持，双方可谓分庭抗礼，其对巫统带来的警讯，远比输掉一场补选来得严重。

武吉干当在地缘和政治生态上，仍属传统的马来乡村选区，若巫统在类似的传统乡区都无法占到优势，其处境就相当危急。目前巫统在华印裔和城市马来选民中，不只处于劣势，而且这种劣势还在恶化之中，它最后的凭借只有尽力挽回乡区马来人的支持。然则，一旦马来人政治的两线制格局日益定型，巫统与民联竞逐乡区马来裔选民时，也只能打成平手，各有基础，那么纳吉重建巫统霸权的前景，似乎极不乐观。

马来人政治两线制的逐步确立，也会牵动往后巫统的策略选择。在武吉干当补选中，巫统主打的议题有二，即指控尼萨叛君犯上，以及充当行动党的傀儡，议题取向明显是诉诸封建忠君意识，以及种族偏见，试图争取保守乡区选民的认同。但是投票结果显示，强调保皇和马来人种族议程并没有大为受落，马来票不见回流，反而扩大华印裔选民对巫统的疏离。

面对马来人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分歧，巫统强硬派将面临策略运用的艰难选择。就当前形势，巫统若坚持马来人议程的偏锋立场，只能固守它的基本票源，却无法大幅争取流失到民联的马来选票，这对扩大马来社群的支持度既无助益，还会继续深化巫统在非马来人和城市马来选民眼中的的保守极端形象。

相反的，要是巫统基于政治压力而改弦易辙，暂时抛离马来人议程的偏激姿态，向中间立场移动，其承受的风险也不见得轻松。在华印裔求变情结之下，即使巫统改走温和路线，也未必保证能挽回华印裔的信心，反而还可能一不小心触怒传统的保守支持者，而演变至两边不讨好的窘境。

纳吉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权力人物，他要是调整策略，以向温和中间选民示好，并非不可能，但如此一来，除了准备承受政治风险，又可能冒犯和偏离马哈迪的利益，最终面临与马哈迪摊牌的危机。巫统的政治地盘是在西马而非砂州，但经过武吉士南卯和武吉干当两场补选后，由于马来人两线制的确立以及偏激路线的宣告无效，横竖在纳吉面前的挑战实际上颇为严峻，这是宏观层面的选后政治效应。

而就微观面而言，就是未来一两个月始终还要面对的霹雳州宪政僵局。民联三党把武吉干当补选定位成违宪变天的民意公投，要求还政于民，是极为成功的选战策略，由于霹雳州务大臣尼萨取得较上次选举更大的多数票，无疑对巫统构成一定压力，并对苏丹形成某种尴尬。

纳吉在霹雳州策动夺权时，架空时任首相的阿都拉，也使巫统党内温和派几乎噤声，但变天之后却衍生诸多宪制和政治僵局，至今未能解套，早为纳吉政治上的「资产负债表」蒙上赤字纪录。不合法的赞比里政权「就任」至今两个月，毫无政绩，州内民怨日深，因此武吉干当一役民联大胜，就完全在情理之中。

经过民意洗礼之后，民联三党要求解散议会的诉求，更具正当性与民意基础，纳吉在这个问题上已身陷困境，转趋弱势。尽管州政府的合法性等疑义已交由法庭裁决，但政权的更替毕竟是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最终仍然要寻求政治解决。目前霹雳州议会在技术上不知有没有可能撑过五月份，如果巫统拒不解散议会，纳吉的声望会继续被民意重创，而一旦妥协解散重选，国阵绝对没有重掌政权的丝毫希望，民联甚至有可能以三分之二优势组织政府。无论结果如何，纳吉都是绝对的大输家。

与此同时，州务大臣尼萨在补选胜出后，一时之间也使霹雳王室陷于莫名的尴尬处境。由于巫统自以为聪明地主打「叛君」议题，却没有严重冲击到回教党的马来得票，加上尼萨在选战中高票获胜，民意与选票的力量无疑解除了对尼萨的不实指控。尼萨挟胜选之姿，对当初指示他离职的苏丹，显然已构成一定的尴尬。

另一政治效应，则是关乎回教党。随着尼萨当选武吉干当国会议员，以他个人的条件和民意声望，其实有可能崛起成为回教党的另一名政治明星。与别不同的，尼萨可能是回教党内享有最多华印裔支持和认同的政治领袖，这一份优势使他在其他回教党人之中更为突出，也可以成为回教党的另一份重大资产。

在武吉干当补选中，大部份非马来裔选民只关心一个议题，就是对违宪变天的公投，但马华民政却有点无厘头的炒作回教国和回教法课题，结果遭受非马来裔选民的全盘否决。即使在地方民生问题丛生的十八丁渔村，尼萨在这个华人聚集区得票率都可以超过八成，说明只要回教党领袖拥有政绩和治理能力，华印裔选民并不会惧怕不实的回教国抹黑。反而，要是回教党领袖缺乏政绩和执政力，只图操作回教法课题，就肯定无法争取华印裔的认同。

从尼萨现象可以发见，华印裔选民日趋务实和包容，完全可以接受理性、温和与开明的回教党人，甚至视其为政治偶像。也就是说，回教党完全有可能凭自己的实力与理念，在选举中开拓华印裔的政治市场，先决条件是，回教党必须展现出足够的开放、中道和政治理性，以赢取华印裔选民的信心。

尼萨是少数可以把西装穿得好看的回教党领袖，还兼具儒雅、专业与现代感的气质，他可以在回教党与华印裔之间扮演更大的角色，进一步驱动回教党成为全民政党。霹雳州的华裔选民是最没有族群偏见的，在1960年代他们早就接受了进步党的辛尼华沙甘兄弟，现在一样可以接纳回教党的尼萨先生。

尼萨的崛起，还进一步证明，回教党的社会基础已不仅限于马来穆斯林，它还有成长中的华印裔社会基础，因此不能自认为是一个马来人政党，更不应与巫统合组泛马来人政权，否则就会失去得来不易的政治扩张机会。

民主政治不能背离常识
潘永强 | 5月12日 傍晚7点30分


吉隆坡高庭法官阿都阿兹裁决，民联的尼查至今仍是霹雳州合法的州务大臣，但从他的判决依据看来，其实并没有突出的法律见解，皆是宪政常识。然则，判词内容最可贵之处，恰恰就是让一切回归常识、回归宪政义理。而过去三个月以来引发的种种争议，归根究底，就是有太多的言论和行动，过度背离了宪政规范以及普通常识。

因此，阿都阿兹法官的判决最伟大之处，就是告诫世人，若不尊重常识，就会横生争议。

常识就是共识不容破坏

常识看似平实无奇，依常识行事亦轻而易举，可是一旦违背常识，却会窒碍难行。原因在于，许多常识，例如宪政运作的惯例，都是经过久远的实践、经验和传统，历经数百年考验后，才能成功延续至今。这些常识不是几行法律文字罢了，而是已经深刻烙印在人们的心坎，因此违反常识，也等于偏离一切早就证明确实有效的经验与惯例，这注定不能服众，也肯定爆发争议。

根据常识，在内阁制和议会民主精神下，立宪君主甚少拒绝民选首长的解散议会要求。立宪君主无权凭个人裁量与意志，撤除民选首长的职权，也是常识。当宪政运作陷于僵局时，尽速解散议会还政于民，更是常识。民主政治需要依赖常识来维系，因为常识就是共识，破坏常识等同于推翻彼此认定的共识，当然是引发混乱和自吃其果。

民主政治是幼儿园政治

中国近代观念启蒙者胡适先生曾说过，民主政治就是幼儿园政治，意谓着民主政治是不难学习的，只要有一定知识水平，依常识与规范即可。也许胡先生过度简化了民主政治所需的条件，但他旨在说明，不要害怕民主也不必抬高民主的门槛。

放在霹雳州政治危机来看，如果当初政治精英们按照常识来处理，也就是尊重宪政运作义理，这场僵局就不至于演变到这种地步，即使爆发也早就能够透过既有的宪政架构，从容化解。

所以，我们从高庭法官阿都阿兹的判决，可以延伸出两项攸关宪政常识的讨论，一是就常识而言，立宪君主应有的角色与权力为何，二是司法机构和司法人员面临类似的个案时，是否具备应有的宪政常识，或是宪政学理的素养，以解决这样的政治争议。

英人均谓“国王永不犯错”

在英国宪政运作中，就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常识，英人均谓：“国王永不犯错”（the King never do wrong）。国王是全民尊崇的对象，永不犯错的国王才能长远获得国人崇敬，问题是，如何确保国王永远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呢？在这个问题上，英人的经验告诉世人，不介入实际政务的国王，就是一个永不会犯错的国王，这已经成为常识。

因此，立宪君主只是虚位元首，他除了在名义上代表国家（或州属），在政治上皆处于超然地位，不作决策、不参与党争、不会只挑选自己关爱的人选来组阁，自然也不负政治责任。一个在政治上不扮演实际角色的君主，肯定没有机会犯错。既然国王不会犯错，谁当国王也无甚所谓。

所以政治学常识一再教导它的学徒们，凡内阁总辞或提请解散议会，君主不得挽留或是拒绝，一律由民选首长依需要决定，君主只是在程序上颁布而已。所谓立宪君主，在君主之前，必需先有立宪。由此可见，5月11日高庭法官阿都阿兹的判词，无甚高调，不过是回归常识，也让大家知道违背常识的代价惨重。

国阵所赢的两场判决违反常识

其次，就是我国司法人员的宪政常识，或是宪政学理的素养，是否足以解决简明的政治争议，如这次霹雳州的宪政风波，也值得关注。

诚如黑色首相纳吉先生所言，国阵至今在法律场域上取得两场胜利，根据《当今大马》报导，其一应是联邦法院裁决，选举委员会有权决定议席是否悬空，其二则是联邦法院否决了西华古玛议长发出的禁足令。问题是，这两项判决恰恰都是违反常识的，如果按照这种反常识的判例来规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争议，也许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例如根据前述判例，若选委会往后有权决定议席是否悬空，势必令这个本来只是从事选务行政的机关，有可能扩权成为一个宪政怪兽，甚至是凖司法机关，而造成无穷后患。至于否决议长在议会事务上拥有最后决定权的裁定，不只有违三权分立架构，也将侵袭议会主权的宪政原则。这类违反常识的司法裁决，只会制造混乱而不可能解决问题。

司法人员欠缺扎实宪政学养

事实上，从近期许多司法人员、法律精英的言论中，我国司法人员的宪政常识水平，相当值得怀疑。由于我国法律属英美法系（又称海洋法系），通常不会另设宪法法院，而以普通法院统一执掌司法权，包括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加上英美法系的法官选拔没有经过专门的司法考试过程，而是多从执业有年的律师中选任（连巫统律师都可以出任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结果许多司法人员可能只有法律专业，而欠缺扎实的宪政学养。

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所谓律政精英还每每喜好从法律条文中，作修辞式的文字诠释或诡辩式的概念偷换，而忽略现实的宪政运作中所应遵照的规范、惯例与传统，导致出现种种反常识的裁决，最终不只危害到民主政治的健全，也伤及司法尊严。

谁能用常识来说服我们？

庆幸的是，高庭法官阿都阿兹的判词，让我们看到宪政常识仍在法院中闪耀，但他的裁定也等于否决了前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兼霹雳州苏丹阿兹兰莎的裁量。常识是一套人所共知的知识累积，常识背后是一连串受到承认的行为与规范，因此常识是有力量的。民主政治涉及各方的利益与权利，不能任意自行其事，必须尊重常识。在这场宪政风暴中，霹雳州人民有权要求，谁能用常识来说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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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是冷战的弃婴
潘永强 | 6月17日 傍晚6点53分


马共总书记陈平回马的议题，持续引发争论，继安华表示应以人道理由允许陈平回国后，这个表态正合巫统需要，使之逐渐燃烧成政党之间的骂战。但围绕在陈平身上的最新一轮议论，主要来自马来政治人物和巫英文媒体，则多少反映了这次交锋的本质。

就革命事业而言，陈平是一个失败者，他的政治理想没有实现，但在马来亚建国事业上，陈平却留下身影和意义。在我们的政治史叙事中，除了成功者之外，也要容许失败者有一席之位，特别是壮烈的失败，因为他们的失败有时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在大政治范围内的失败。

只有“国族”面向的评述

但是，在政治人物和巫统媒体的叙述中，关于陈平的评述却是甚为片面和单向的，通常只有“国族”的面向。其中一方，承认马共与陈平对反英反殖、抗日卫马有功，为独立向英国添加施压。而相反一方，则着重马共的武装叛乱，对社经秩序和政治体制的挑战，尤其渲染马共对无辜平民和忠诚军警的伤害。

在“国族”面向的覆盖下，反而双方都没有对意识形态分歧表现出太多的关注，人们对马共只有一种含糊的“共产主义”印象，但究竟内容为何，甚少受人议论，即使是左翼人士也是如此。

陈平是不是爱国的？马共对建国有无贡献？在国族的面向下，陈平若不是独立战士，就是恐怖份子。这种解读的面向固然可触动不同群体的情感，最容易引起回荡，但对评述陈平的功过与恩仇，却显得表面和简约，无法把大政治的情境嵌入其中。

陈平是世界共产运动的棋子

事实上，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的东南亚历史，不能溢出三个主题：殖民主义、随殖民主义而衍生的民族主义，以及冷战的对抗结构。马共的浮沉与兴衰，也是受以上诸种历史条件所形塑。如果放在长时段的东南亚历史进程来衡量，陈平只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全球布局的一枚棋子，不幸的是，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这枚棋子最后沦为弃婴，在强权的视野以外。如今乡关处处，却是格格不入／不能进入。

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信息自由法》，在2007年6月解密了一批冷战时期的情报档案，其中有一份于1973年4月完成的报告，就是对北京支持东南亚共党武装斗争的情报研析。这份解密报告长达133页，尽管从今日很光看来，其透露的新讯息不多，但结合陈平回忆录一块来阅读的话，就可以在“国族”面向之外，暴露更多冷战格局下，陈平和马共斗争的不由自主。

马共后期服务外在国际因素

马共的抗争在1955年前后就理应式微，但后来又延续近35年，其实是为冷战服务、为中苏分裂服务、为毛主席服务。

冷战时期，北京在东南亚实行的政策，跟它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的政策有很大不多，北京是不太支持这些地区的共党活动，反而换取当地政权的外交承认，但在东南亚则是革命优先于外交。为了指导和宣传，北京为缅共、泰共和马共分别设立了一家短波电台，前两者设在云南，马共电台则设在湖南，尽管这些政府要求广播中止，北京也不加理会。

毛泽东坚持在东南亚搞革命

中共在东南亚政策上，实行这种双层的战略，虽然办外交的周恩来完全明白，这样只会折损外交，但北京仍然介入东南亚的共党游击活动。这种看似矛盾的外交路线，根据研析，原因主要是出自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和个人需要，周一点都不愿违逆。

毛想凭此证明一点，就是他主张的武装斗争路线与游击战理论，依然有效并经得起考验。更一深层来看，他也想借此驳斥苏共领导人，多年来对其军事理论的嘲笑和叽弄。毛泽东始终坚持，武装斗争仍是唯一令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的途径，枪杆子出政权，是毛深信不疑的信念。文件中称，毛泽东是在1967年的文革高潮时，才决定恢复支持东南亚革命。

马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已经滑落，退守泰南，1959更决定放弃武装斗争，1967年后却有所改观，主要不是森林中形势有转变，而是来自北京的指示。打还是不打，老毛说了算。

马共完全依附中共毛派路线

不过，根据陈平的回忆录，中共早在1961年就指示马共恢复武装斗争，这离马共希望回到政治斗争，只有仅仅18个月，就要政策大逆转。当时中共为支持越共赤化印支半岛，形势上要马共配合。中情局文件在时间上推迟了这个变化，但中共资助的电台，就的确是在文革高潮时，才获准成立。由于突然决定重新拿起武器，导致马共内部在1963年产生歧见，马共是不是一个有高度自主性的政党，由此可见一斑。

马共地下电台经常广播毛泽东文章，电台常指控联盟政府为“法西斯政权”，它在中苏论战期间，就完全从属中共。在西方情报界眼中，马共不只完全依附中共的路线，更直接地说，是毛派路线。

因循中共宣布放弃议会政治

由于中苏论争和分裂的缘故，毛泽东必须把东南亚共党纳入他的反苏阵营内，陈平毫无选择，在冷战最激荡时期，被迫配合毛主席反西方、反苏修的大战略，即使缺乏革命条件，也要在丛林中重启战斗。也因此，马共论述的本土成份不多，经常是采取拿来主义。

在文革高潮时，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主席P.V. Sarma于1967年8月在北京发表文章，主张放弃议会政治，文章还指马共在二战之后放弃武力是犯了错误，武装斗争才是夺取政权的唯一方式。1968年 6月1日马共的文告重申这点。结果众所周知的是，劳工党在1969年就宣布杯葛大选。

冷战结束，马共作用也消逝

北京支持马共之余，也清楚区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改善两国外交关系不会降低中共对马共的支持，起初敦拉萨政府无法改变北京的底线，因为自文革兴起后，减少革命输出会被视为政治上的错误。1971年5月，大马派出东姑拉沙里为首的贸易访问团，到北京展开破冰之行，周恩来首次放弃使用“马来亚”之名，但却声明政府间关系，跟党与党的关系是不同的，此说犹如泼了来访者一盆冷水。

直到毛去世之后，这种不协调的外交政策才被抛弃，中美建交后形势更为清楚。邓小平在1980年底，下令马共关闭地下电台，而且“越快越好”，以换取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向拉美和非洲国家游说。陈平形容，电台是马共“当时唯一正常运作的计划”，这正代表北京准备结束长期以来对东南亚的双层战略，尽管它对马共的财政援助，持续到1989年。换言之，当冷战终结时，马共的作用也随之消逝。

“小历史”不足以理解“大败局”

我们必须承认，马共反殖抗日，功在独立。但马共革命宜粗分为两个阶段，即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今天社会上对陈平与马共的评说，往往各取所需，有人着重前三十年，有人着墨后三十年。可是，人们如何看待马共完整的六十年革命史，特别是1960年代后的斗争？如果马共不是有自主性的革命党，那么这场斗争还是不是一场具自主性的民族革命？马共的命运是操纵在谁的手上？马共留下了甚么制度与思想遗产，可在社会发挥余热？

近年坊间出现不少马共人物回忆著作，从个人视角和微观经历出发，纵然可为马共研究提供宝贵的背景，但“小历史”实不足以理解“大败局”。要重估马共的革命，还应该把它摆放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冷战格局与中苏共关系史的脉络里，才能得出更好的解释。今天当某些人在支持或是反对陈平回国时，社会上的争辩其实并没有丰富我们对“马共问题”的讨论。

马共卷进冷战的漩涡，但冷战结束后，马共也遭受遗弃，最后落脚泰南。陈平无法决定自己能否返国，就如同陈平终其一生的事业和命运，又岂是他个人所能掌握和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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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直选未必扩大民主
潘永强 | 6月29日 下午3点01分


人民公正党在日前举行特别代表大会，通过创党以来最重大的党章修正案，对党内的选举与党职安排做出调整，舆论视之为扩大党内民主的一种良性示范。在我国民主政治挺进之际，政党之间必须进入制度竞争的阶段，公正党迈出首步后，将为国内政党带来跟进压力。

公正党自创立以来，后来又与人民党合并，党内一直有一群进步人士与社运份子，他们可算是公正党的防腐剂，维系党内理想性格。这次修章推动直选，原意是为政党生态除弊革新，期昐以直选方式，减少派系操作，杜绝假党员和金钱政治现象。

权力下放不等于党内民主

然则，由全体党员一人一票方式选出中央领导层，虽然带有理想性，用心可嘉，但也有民粹的成份。进步人士经常有天生的民粹情结，热衷于人人参与的民主形式，可是仍须考虑到直选后带来的其它效应，也不要把“权力下放”误认为党内民主。

党员直选并非不好，但并非理想中的完美，有其利更有其弊。它可以解除某些派系和金权弊端、可以预防假党员丛生、可以让党员直接参与而产生较高的认同感，可以令当选者有更大的正当性。但是，它也可能衍生其它现象，最大的问题是，直选可以增进参与，但不能扩大民主，往往只有利于政治强人。

众不活跃党员选领导风险过大

按照公正党的修章，党员除直选主席、署理和副主席，还可以直选中央理事，号称全亚洲最 民主政党。可是，为何这么高明的制度，各国政党竟少有使用，独让公正党抢得头筹？

政治人物可以搞民粹，但不能搞绝对的民粹。我们知道在任何的团体中，通常只有积极成员才会对团体事务特别热心，大部份成员只是分享集体的理念，但不见得有充分的信息与闲暇进行判断。如今，公正党却要把领导团队交给数十万不十分活跃的普通党员遴选，会不会风险过大？

即使是党代表，面对一大串中央理事候选名单时，也不见得了解每位候选人，何况大部分并非投入甚多时间的一般党员。选党领导与选人民代议士是不同的。选议员大多是根据政党认同来投票，但党领导和中央理事，则关乎党内的路线和功能需要。

潜台词：不信任党代表和干部

其次，绕过党代表而直接交付党员投选，看似直接民主，却等同于对党代表和干部的不信任，其潜台词是，党代表和基层领袖是不道德与腐朽的根源。然而，党的干部平日承受诸多党务，但在党选时的权利，却跟一般党员，甚至毫不积极的同志无异，彼此待遇同等。

党干部对党内事务较具洞悉力和判断力，但在党选时无法把这种经验反映出来，这不只稀释干部权力，也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就此而言，普通党员与干部的权利是失衡的。以英国工党为例，它虽然给予全体党员选举党魁的权利，但党员票只占三分之一，国会议员和工会成员各占三分之一，彼此权利均衡。

激情煽动容易掩盖理性讨论

更麻烦的是，全党直选这种竞选过程，表面民主与热闹，但无法进行细致的辩论，只能容得下鼓动、煽情和魅力型领袖。越大型的选举，也越难进行认真的党内兴革讨论，过程中的喧哗和激情，会掩盖掉理性的思考判断，最后都是依赖文宣和造势。

这种情况，只会迫使候选人做秀和做广告包装，本来用来买票的钱，现在一块钱也省不了，只是改作造势开支，有志竞选者一样要向财团伸手要钱、要政治献金，在多大程度上能达到遏止金钱政治的初衷？

党员直选如果只在主席和署理职的层次实行，问题简单一些，如果放大到副主席和中央理事也来直选，届时混乱和复杂完全可以预期。试想数十万党员面对数十、上百位候选人，彼此怎样互动和接触，还不是要靠菜单。这种全亚洲最民主的党选，很直接很高明，但各国政党很少采纳，除非是精英型的干部政党。

设竞选门槛过滤恶意搅局者

即使是主席和署理采取直选产生，其演变结果，也只是限缩民主而非“扩大民主”。为何这么说呢？

公正党目前只在党章订明党员直选的原则性规定，未制定具体的选举办法。该党现在号称有三十万党员，未来会只增不减，以后的选举办法必定要求候选人满足一些竞选门槛，以避免搅局和不具诚意的参选者。就像普选也要缴交按柜金一样，台湾国民党的主席竞选，候选人就要先取得3%以上的党员联署，同时向党部交付高额的竞选保证金。

党员直选有利于明星级政客

另一方面，由于是全体党员直选，也间接导致只有全国知名度的领袖，才有当选的可能和实力，其它缺乏全国知名度、欠缺全国基层组织力、庞大竞选经费，或不具群众魅力、不会造势煽动者，即使十分优秀可靠，都要望直选而兴叹。直选只有利于那些擅于在镜头前表达和适宜上镜的明星级政客。

届时，如果赛胡先阿里要与安华、安华太太或安华女儿竞争党主席，保证他永远选不上。

助长党内一派独大的趋势

因此，党员直选表面上是扩大党内参与，但带来的结果，就是把有潜力的竞选者缩小到只有一两位。党员换来了投选党主席的机会，但他们可选择的范围并没有扩大。大规模的选举虽少了派系换票的操作，却造成只有极少数寡头伺机操纵。试问马英九竞选国民党主席时，谁人与其交锋？所以党主席直选的可预期性和可控制性，比党代表投票还要来得大。

由于直选的参与成本极高，它必定助长一派独大的趋势，而使党内其它派别的制衡能力降低，反观以党代表间接选举，非主流的阵营还可以通过结盟与协商，争取出线机会。

遏制假党员和金钱政治才是正道

概括而言，直选有宣示和讨好的意义，但不等于扩大民主，而且，现在问题不关乎选举方式孰优孰劣，而是如何遏制假党员和金钱政治。究其实，这既是党纪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民主政党应先去严惩这两个弊端，而非在选制上苦思回避，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如果党纪彰显，加上媒体监督，舞弊造假者一律人头落地，当选无效，认真坚持十年廿年，选风多少就会改善。各国政党搞直选的不多，因为选风的问题要靠法律解决，而不是变更规则。作弊者面对新规则，也会更新作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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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核心价值，充满选战心态
潘永强 | 7月10日


如今领导人上任一百天，每每都成为媒体热点，但对真正掌权者而言，无论是一百、两百或五百天，都面临各种不同挑战，在处境上是没有差别的。2009年的胡锦涛不会比2008年来得轻松。

事实上，这种就任百天的评估，本来只是现代媒体发达之后的议程设定，但却演变成领导人不得不重视的一环，原因在于，如果在上任百天内拿不出一定的政绩来应付舆论，往后就很难在媒体上掌握公关优势和民意节奏。

政治领导人与一般的社会领袖不同，企业、跨国机构和非营利组织领导人，权力往往与日俱增，声望也可由长期表现中累积，但首相的权势却正好相反，如果起步时声势没有营建出来，难免就要面对各方评论围剿，所以现今大部分政府领导人，都需要在就任一百天内刻意经营，以拉抬民调声望。

显然操盘霹雳二月危机

纳吉虽在四月初就任首相，但他最迟在二月初就已经掌控党政大权，当时在霹雳州发生的二月危机，就充满纳吉操盘痕迹，其时阿都拉的身影就已渐为淡出。

要以一百天任期，就为首相的领导能力下评语，并不容易。当年肯尼迪总统得知一些历史学家要评估历任总统表现时，就大发雷霆说：“历史学家懂些甚么？他们不曾坐镇白宫、不曾读取电报、不曾整天聆听人们讨论问题。”此言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社会也不应放弃言责和监督。

掌握党政军司法如虎添翼

我们从纳吉就任一百天之中，可以发觉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表现出在体制内的高度运作能力。纳吉是太子党出身，他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党政历练、军方渊源，如今又掌控财经大权，令他在体制内如虎添翼，拥有庞大的运作空间。

比起阿都拉就任初期，必须借用年轻幕僚，利用公关造势，纳吉上任之后俨然就是体制权力的中心，因此他重视实效多于公关。在霹雳宪政危机的一连串事故中，他就展现出对党政军以及司法资源的强大动员力。过去在阿都拉内阁常见的阁员各行其是的冲突怪象，也不再重演。这种体制内的运作能力，使纳吉比较有能力贯彻政治意志，有条件驱动灵活的政治战略。

充分展现行动力与爆发力

由于有信心掌握与调动体制内的资源，结果纳吉在短短百日内，就具备即时行动的条件，连续在开放服务业、金融业、撤销土著股权限制、废除数理英化等政策上，展示行动力与爆发力。纳吉的即时果敢，相对于阿都拉的犹豫不决，立刻为他带来民调数字的弹升，一改连月来巫统在补选中的捱打状态。

人们虽然对纳吉的人品道德充满质疑，但也渴望政治领导的行动魄力，愿意看到政府真的开始动起来了。毕竟这些政策调整，早几年就应该处理。

行动之余仍缺乏核心价值

然则，从纳吉近期在财经、教育上的重大调整，固然体现出其当机立断的决策风格，其实还反映了他的政治思维。这位首相可以基于政治需要，以及化解反对党的诉求，会在政策上放空一切，缺乏坚持，不会背负原则包袱或政策理想。说得动听一点，这是务实灵活，不会独守意识形态，但解开来剖析，其实就流露出纳吉其人，是一个缺乏核心价值的政治动物。

新经济政策、土著股权向来被巫统视为应予维护的核心利益，而数理英化教学则有马来中产精英追求民族强盛的期望。这些政策方针的利弊是一回事，但政策初衷却攸关巫统／马来人的长期利益，所以过去不易触动。

可是，由于纳吉不是一位会守护核心价值与政策愿景的领导，反而会因应政治权变的需要，逆转政策全盘推翻，此举固然灵活弹性，也许会比马哈迪的偏执和顽固，稍为可取。但反过来看，其实也反映出纳吉只在乎短期权力需要，而毫无长期的核心价值，甚至丧失愿景与理想。他上任首一百天，就甚少触及到宗教和信仰方面的议题。

赌徒性格只重短期收益

马哈迪会细心经营重工业化政策，或是先进国宏愿，注重长期的战略发展，但是纳吉只能零星出击，见好就用，有招拆招，在必要时更会剧烈颠覆。如果情势使然，纳吉或会修订内安法令，或是解散霹雳州议会，人们不必感到错愕。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治风格表面上是身段柔软，但骨子里就是一切都无所谓的暴徒／赌徒性格，只注重短期收益，在困境时甚至会铤而走险。

纳吉对普世价值毫不在意

另一方面，没有核心的信念、理想与愿景，即等于对普世价值同样缺乏尊重，这一点在纳吉处理霹雳州危机时，就甚为鲜明。由于对宪政规范和民主价值的忽视与毫不在乎，纳吉可以利用粗糙手段介入霹雳州宪制和司法斗争，不惜撕毁人民对宪制的信心和依赖。他对社会异议和媒体空间的打压，也就是这种性格的写照。

将执政当作天天的竞选活动

在纳吉就任一百天的历程中，他还表露出一种焦急和顾虑，就是如何在来届大选中，让巫统走出困境和颓势。因而，从他就任第一天起，就充满选战心态。他出访中国、炒作回巫对谈，重用东马人物，都是从选举出发的动作。至于空泛的“一个马来西亚”，与其说是施政纲领，不如说更像竞选口号。

在选战驱动下，至今纳吉的施政没有中心目标，而是不断移动，视外在政治环境而定。事实上，纳吉对选举是有心理阴影的，他曾在家乡的北根选区濒临败选，自308后，除了巴当艾一役，国阵都是连战连败，未来的一千天，他可能还将面对霹雳州议会重新改选、砂州大选和全国普选三场战役。易言之，短期内纳吉将毫不掩饰地必须不断经营选战。

在选战心态下执政，天天都是竞选活动，胜选就是最高目标，缺乏核心价值就最适合选战需要。而且，选战是要歼灭对手，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更加谈不上政策理想了。未来纳吉必定长期依赖民调来调整战术，也渴望冲高民调，以冲淡他的道德负面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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