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马来西亚情结
Posted: 17-06-09 Wed 9:18 pm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9958.html
作者/唐南发专栏 Jun 16, 2009 12:06:26 pm
【乱石崩云/唐南发专栏】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独立,但李光耀只不过用了短短25年时间,就让岛国跻身第一世界之列,且以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让一个弹丸之地成了全球最干净、漂亮和廉洁的国家,既傲视亚洲,也让东南亚邻国又嫉又羡。此外,新加坡繁荣的经济和顶尖的教育素质,更直接让不少马来西亚人受惠。新加坡一个蕞尔小国,却造就了与其面积和人口不成比例的外交影响,其成就吾人当大方地给予肯定。
李光耀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池中物。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们清除看到他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尽管享誉国际的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收纳他为学生,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是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材料,乃锲而不舍地寻求机会,终于说服剑桥大学当局接受他报读法律,最终优等毕业。
从政以后,李光耀积极争取加入马来亚,从而解决腹地问题;但是,他不甘臣服于东姑阿都拉曼和其他巫统领袖,又与马华公会的陈修信有瑜亮情结,所以对联盟而言,他是个恼人的对手。后来成功说服沙巴和砂拉越一起配合新加坡,连同半岛成立马来西亚,东姑阿都拉曼看到的是土著人口增加了,平衡了种族比例;李光耀着眼的却是东马庞大的腹地和资源,可供他将来在政治上帷幄运筹。
治国手段相似
李光耀其实一直没有把话说明白,他念兹在兹的是有朝一日当上马来西亚首相。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就是迂回地提醒巫统领袖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他日国家的最高领导未必是马来人。东姑阿都拉曼和拉萨等人焉能不惧?
可惜李光耀没有料到,新加坡就这么被逐出马来西亚,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挫折。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段章节时的标题,是回教徒离婚是说的“talak, talak, talak ”(我休了你),足见其内心有多痛苦。这样仓促的发展,也切断了新加坡和东马的政治联系,那是李光耀的另一层伤痛。
新加坡因为马来西亚而生,李光耀处处以岛国北端的土地为假想敌,情有可原。分家45年了,今天无论两国的整体状况甚或华人社会的发展皆迥异,再谈什么“分久必合”已经没有意义。不过,纵使新加坡如何强调其有别于马来西亚,却无从否认,人民行动党和国阵的治国理念及手段都甚为相似。
就民主建设而言,两个政府都相信强大的政府有助于发展经济和社会和谐,间接昭告世人多党竞争其实劳民伤财,甚至是破坏国家安宁的罪魁祸首。这次深入走访西马半岛,李光耀忠告民联执政的州属和国阵联邦政府合作,却刻意不谈国阵在各方面的制肘,很让人玩味。
语文政策大不同
就多元文化主义而言,人民行动党和巫统都崇尚“精品式”管理,把各族的语言和文化当作吸引观光客的摆卖品,时而摆上国际舞台,时而斥责为“妨碍社会团结”。共同点是两国的华文教育人士都曾经活在极度抑郁的环境中,只因华校被视为是企图颠覆政权的左派温床。
不过,在语文政策上,两国还是有显著不同。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基本上保存了下来,而新加坡则连南洋大学都无法存活。此外,一般马来西亚华人不太关注的是新加坡的马来人社群。李光耀自己在回忆录中承认,其政府在1970年代雷厉风行地推行英文至上的政策之时,因为他“却不曾纵容华文沙文主义份子”,也因为”各族的母语都一起被牺牲掉”,所以英化政策没有受到马来人社群强烈反弹。
正是出于这个特殊的理解,当李光耀在1970年代末推行“讲华语运动”,且在19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开始重视华文,甚至大量招收中、港、台移民之后,不免引发了马来人社群的一些争议和不安。新加坡第一任总统阿都拉欣依萨之女莉莉于《新加坡的困境:马来人社群的政治与教育边缘性》(The Singapore Dilemma: the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Marginality of the Malay Community)一书中就对此发出异议,批判人民行动党政府背弃了建国时候的共识。
其实,莉莉和被视为代表新加坡马来人社群的《回教社群发展理事基金》(Mendaki)对岛国日渐“汉化”的担忧,甚于对马来语教育前景的关心。如果新加坡政府回归到以英语团结全民的基础上,只怕这些马来人精英也不会太在意母语教育的实质发展。
期待巫统坐大
就经济发展而言,人民行动党绝对是资本主义的信徒,然其领导精英的某些思维也很让人质疑,譬如新加坡教育部长黄永宏访问吉兰丹首府哥打巴鲁时感叹当地缺乏高楼大厦,显示了他和国阵领导人一样迷信“高、大、长”,而且不了解马来西亚其实是个腹地辽阔,地域文化多元的国家。
因此,李光耀虽然以一国精神领袖自居,却常常以自家人“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评论我国内政。他表面上批评巫统,内心却始终相信巫统坐大比回教党崛起来得让人放心。突然分家的痛苦也导致他无法全面看待马来西亚的华人社群,以为人人都向往他那一套打压差异,强制同化的语文政策。李光耀一直要给我们一种他很关心我国华人社会的印象,却终究不敢提出要和这里的华文教育人士会面。
我国华社应该全面检讨和理解李光耀的政治手段和理念,而非轻易接受他那套“优质威权主义”(quality authoritarianism)。人民行动党和巫统本质上是连体婴,只是切割手术做得不好,形成后来的许多积怨。假设哪一天巫统“大彻大悟”,放弃种族主义,改走精英路线,廉政治国,强化国小,却继续压缩民主空间,到时还会有多少人支持民联?又有多少人还坚持相信母语教育的重要性?
莫说是我有兴趣知道,就算李光耀百年之后,九泉之下也必然很渴望他毕生所倡导的“理念”最终为马来西亚全盘接受。
作者/唐南发专栏 Jun 16, 2009 12:06:26 pm
【乱石崩云/唐南发专栏】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独立,但李光耀只不过用了短短25年时间,就让岛国跻身第一世界之列,且以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让一个弹丸之地成了全球最干净、漂亮和廉洁的国家,既傲视亚洲,也让东南亚邻国又嫉又羡。此外,新加坡繁荣的经济和顶尖的教育素质,更直接让不少马来西亚人受惠。新加坡一个蕞尔小国,却造就了与其面积和人口不成比例的外交影响,其成就吾人当大方地给予肯定。
李光耀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池中物。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们清除看到他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尽管享誉国际的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收纳他为学生,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是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材料,乃锲而不舍地寻求机会,终于说服剑桥大学当局接受他报读法律,最终优等毕业。
从政以后,李光耀积极争取加入马来亚,从而解决腹地问题;但是,他不甘臣服于东姑阿都拉曼和其他巫统领袖,又与马华公会的陈修信有瑜亮情结,所以对联盟而言,他是个恼人的对手。后来成功说服沙巴和砂拉越一起配合新加坡,连同半岛成立马来西亚,东姑阿都拉曼看到的是土著人口增加了,平衡了种族比例;李光耀着眼的却是东马庞大的腹地和资源,可供他将来在政治上帷幄运筹。
治国手段相似
李光耀其实一直没有把话说明白,他念兹在兹的是有朝一日当上马来西亚首相。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就是迂回地提醒巫统领袖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他日国家的最高领导未必是马来人。东姑阿都拉曼和拉萨等人焉能不惧?
可惜李光耀没有料到,新加坡就这么被逐出马来西亚,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挫折。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段章节时的标题,是回教徒离婚是说的“talak, talak, talak ”(我休了你),足见其内心有多痛苦。这样仓促的发展,也切断了新加坡和东马的政治联系,那是李光耀的另一层伤痛。
新加坡因为马来西亚而生,李光耀处处以岛国北端的土地为假想敌,情有可原。分家45年了,今天无论两国的整体状况甚或华人社会的发展皆迥异,再谈什么“分久必合”已经没有意义。不过,纵使新加坡如何强调其有别于马来西亚,却无从否认,人民行动党和国阵的治国理念及手段都甚为相似。
就民主建设而言,两个政府都相信强大的政府有助于发展经济和社会和谐,间接昭告世人多党竞争其实劳民伤财,甚至是破坏国家安宁的罪魁祸首。这次深入走访西马半岛,李光耀忠告民联执政的州属和国阵联邦政府合作,却刻意不谈国阵在各方面的制肘,很让人玩味。
语文政策大不同
就多元文化主义而言,人民行动党和巫统都崇尚“精品式”管理,把各族的语言和文化当作吸引观光客的摆卖品,时而摆上国际舞台,时而斥责为“妨碍社会团结”。共同点是两国的华文教育人士都曾经活在极度抑郁的环境中,只因华校被视为是企图颠覆政权的左派温床。
不过,在语文政策上,两国还是有显著不同。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基本上保存了下来,而新加坡则连南洋大学都无法存活。此外,一般马来西亚华人不太关注的是新加坡的马来人社群。李光耀自己在回忆录中承认,其政府在1970年代雷厉风行地推行英文至上的政策之时,因为他“却不曾纵容华文沙文主义份子”,也因为”各族的母语都一起被牺牲掉”,所以英化政策没有受到马来人社群强烈反弹。
正是出于这个特殊的理解,当李光耀在1970年代末推行“讲华语运动”,且在19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开始重视华文,甚至大量招收中、港、台移民之后,不免引发了马来人社群的一些争议和不安。新加坡第一任总统阿都拉欣依萨之女莉莉于《新加坡的困境:马来人社群的政治与教育边缘性》(The Singapore Dilemma: the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Marginality of the Malay Community)一书中就对此发出异议,批判人民行动党政府背弃了建国时候的共识。
其实,莉莉和被视为代表新加坡马来人社群的《回教社群发展理事基金》(Mendaki)对岛国日渐“汉化”的担忧,甚于对马来语教育前景的关心。如果新加坡政府回归到以英语团结全民的基础上,只怕这些马来人精英也不会太在意母语教育的实质发展。
期待巫统坐大
就经济发展而言,人民行动党绝对是资本主义的信徒,然其领导精英的某些思维也很让人质疑,譬如新加坡教育部长黄永宏访问吉兰丹首府哥打巴鲁时感叹当地缺乏高楼大厦,显示了他和国阵领导人一样迷信“高、大、长”,而且不了解马来西亚其实是个腹地辽阔,地域文化多元的国家。
因此,李光耀虽然以一国精神领袖自居,却常常以自家人“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评论我国内政。他表面上批评巫统,内心却始终相信巫统坐大比回教党崛起来得让人放心。突然分家的痛苦也导致他无法全面看待马来西亚的华人社群,以为人人都向往他那一套打压差异,强制同化的语文政策。李光耀一直要给我们一种他很关心我国华人社会的印象,却终究不敢提出要和这里的华文教育人士会面。
我国华社应该全面检讨和理解李光耀的政治手段和理念,而非轻易接受他那套“优质威权主义”(quality authoritarianism)。人民行动党和巫统本质上是连体婴,只是切割手术做得不好,形成后来的许多积怨。假设哪一天巫统“大彻大悟”,放弃种族主义,改走精英路线,廉政治国,强化国小,却继续压缩民主空间,到时还会有多少人支持民联?又有多少人还坚持相信母语教育的重要性?
莫说是我有兴趣知道,就算李光耀百年之后,九泉之下也必然很渴望他毕生所倡导的“理念”最终为马来西亚全盘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