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立？
Posted: 16-01-10 Sat 9:15 pm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2013.html
主讲者：我国无三权分立
制衡机制失灵行政权坐大
来源：《独立新闻在线》
作者：曾薛霏
Jan 16, 2010
“国会如同橡皮章合法化行政机构的行为”；“三权分立多有重叠”；“国家元首在首相的建议下委任法官，可能行政机关的人会认为‘你欠我们一些东西，你必须照我的话去做’，你不照做的话，你或会直接或间接地受苦”。
三位在“我的宪法”（MyConstitution）运动举办的“宪法谈：三权分立”的主讲者——下议院副议长旺朱乃迪（Wan Junaidi Tuanku Jaafar）、人民进步党主席卡维斯（M.Kayveas）和退休联邦法院法官卡迪苏莱曼（Kadir Sulaiman）皆认为，我国并无三权分立，行政机构的权力过大，侵蚀了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
诚然，我国的《联邦宪法》中并未明文写清楚三权——行政机构（内阁）、立法机构（国会/州议会）以及司法（法庭）必须分立，但是《宪法》第72（1）条款，禁止法庭检讨议会会议的合法性，一直以来都成为许多学者佐证宪法中存有三权分立精神的条文。
下议院副议长旺朱乃迪毫不讳言：“当我们说到三权分立，但是马来西亚只落实两权分立，立法和行政属于算一权；司法又算另一权；他说，行政侵蚀了立法权，以致我们已经不再知道我们是什么，该往什么方向去。”
他认为，由于我国采用英国西敏寺议会制度，因此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组成都是同一群人，例如掌握大多数议席的国阵，可组织内阁，同时又是立法者，因此在国会中常常出现“少数人可表达看法，但是大部分人可任意所为”的局面。
“你可以说我们有三权分立，但行政机构的部长和立法者都是重叠的，他们有党鞭或集体负责制度，扭着你的手臂，要你跟着他们的话做。有鉴于此，立法议会完全由行政权主导和控制。”
专门研究国会制度的旺朱乃迪认为，由于没有固定的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制（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而失去了其制衡行政机关的功能，以致国会成了一个合法化行政机构功能的机构。
我国目前的国会特选委员会，只有公共账目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内事务，其他的国会特权委员会、遴选委员会、议会常规委员会都只兼顾国会内部事务。
刚从摩洛哥回来的他表示，摩洛哥的财政预算案国会会议会期从10月开到12月，但他们每周只开会一次，另外四天则是召开国会特选委员会的会议，审视所有与预算案有关的事务。但是我国并没有落实特选委员会制。
他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之中，唯二没有特选委员会制度的国家。所谓特选委员会制度是在国会设立固定的委员会，监督每个部门的政策和运作。委员会成员由国会议员组成，他们有权传召任何官员解释任何与部门相关的事情。他们甚至可以参与立法的过程。
在我国，我们的法案都是由个别部门草拟，然后交由总检察署过目，旺朱乃迪说：“虽然国会理应是立法的机构，但是我们（议员）并没有草拟法案，所有法案都由总检察署草拟、审核，然后提呈到国会辩论，（宪法专家）赛沙林法鲁奇（Shad Saleem Faruqi）曾表示，只有15%的法案在提呈到国会之后，会因为人民的反弹而撤回，但是其他的法案都得以在未更改句号或逗号的情况下通过。”
目前，我国只有三项法案的起草和修订是通过特选委员会完成——《1976年法律改革（婚姻及离婚）法令》（Law Reform (Marriage and Divorced)Act 1976）、《1985年危险毒品法令》（Dangerous Drug Act 1985）以及《刑事程序法典》和《刑事法典》。
他也透露，他在上个会期结束之前，曾致函给国会下议院议长班迪卡（Pandikar Amin Mulia），要求在国会设立特选委员会，以更好地监督行政机构的运作，但是迄今仍未有消息。
他总结时说：“就国会而言，我们几乎等同行政权的孩子，三权分立太模糊，太多灰色，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了。”
人民进步党主席卡维斯（M. Kayveas）和退休联邦法官卡迪苏莱曼（Kadir Sulaiman）都不约而同提到，法官任命的过程或导致法官无法独立于行政权影响的情况。
根据《宪法》，国家元首是在首相的建议下委任法官，若法官的职位较高则须咨询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因此，首相有权提供本身属意的人选。在司法丑闻短片资深律师维卡纳林甘（V.K.Lingam）就涉嫌影响司法任命和擢升。
尽管卡迪苏莱曼并未言明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影响，但是其言谈中在在透露出一些法官的隐忧。
卡迪苏莱曼说，“表明上你会想，你期望什么，当你坐下来做你的工作，可能行政机关的人会认为‘你欠我们一些东西，你必须照我的话去做’，你不照做的话，你会直接或间接地受苦，但是《宪法》提供就业保障给法官。”
他说，现在法官的退休年龄是66岁，如果他们履行自己的职务，其职位就得到保障。法官似乎可以无畏无惧地履行职务，但是法官也要担心行政机构向国家元首举报其行为不检。
较后，元首就会设立仲裁庭，审理法官是否行为不检。“当我们论及仲裁庭，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沙烈阿巴斯（Salleh Abbas）遭到革职。”
在仲裁庭审核资料后便将向元首报告，并提出建议。国家元首将依照这些建议作出决定。
卡维斯在主讲时抛出了疑问：“（三权）有很多重叠的情况。谁委任法官？这里（宪法）说是国家元首，但是在首相的建议下委任，是行政权委任法官，那么首相能否行使其权力去影响法官？”
说到此，台下的出席者纷纷答道：“可以。”
曾是执业律师的卡维斯也说：“所谓三权分立，我的理解是，管好自家的事，你不介入我的事，如果你是首相或部长，你不介入司法，你不会告诉法官怎么判。”
“在马来西亚，三权分立吗？其实在《联邦宪法》中并未明确说明三权分立，只谈到这些宪法机关，如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是如何设立的。”
尽管如此，卡维斯也发表了其观察，即在我国公务员才是“掌权者”，部长或国会可作出任何决定，但是这些公务员可以不依从，因为内阁的决定无法传递到下面。
卡维斯在总结时直言：“就我而言，三权多有重叠的情况。”
昨天的讲座会是为了配合“我的宪法”运动第二期推介而举办。在推介礼中，“我的宪法”运动推介了第二份人民手册（Rakyat Guide）和第二支短片，这期的手册讨论“宪法机构和三权分立”。
截止昨天下午三时为止，“我的宪法”的“面子书”（Facebook）页面已有近四万个成员。
这场讲座在雪州双威学院大学举行，大约百余名学生和公众人士出席了这场讲座会。现场观众的发言也热烈，并不是为主讲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主讲者：我国无三权分立
制衡机制失灵行政权坐大
来源：《独立新闻在线》
作者：曾薛霏
Jan 16, 2010
“国会如同橡皮章合法化行政机构的行为”；“三权分立多有重叠”；“国家元首在首相的建议下委任法官，可能行政机关的人会认为‘你欠我们一些东西，你必须照我的话去做’，你不照做的话，你或会直接或间接地受苦”。
三位在“我的宪法”（MyConstitution）运动举办的“宪法谈：三权分立”的主讲者——下议院副议长旺朱乃迪（Wan Junaidi Tuanku Jaafar）、人民进步党主席卡维斯（M.Kayveas）和退休联邦法院法官卡迪苏莱曼（Kadir Sulaiman）皆认为，我国并无三权分立，行政机构的权力过大，侵蚀了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
诚然，我国的《联邦宪法》中并未明文写清楚三权——行政机构（内阁）、立法机构（国会/州议会）以及司法（法庭）必须分立，但是《宪法》第72（1）条款，禁止法庭检讨议会会议的合法性，一直以来都成为许多学者佐证宪法中存有三权分立精神的条文。
下议院副议长旺朱乃迪毫不讳言：“当我们说到三权分立，但是马来西亚只落实两权分立，立法和行政属于算一权；司法又算另一权；他说，行政侵蚀了立法权，以致我们已经不再知道我们是什么，该往什么方向去。”
他认为，由于我国采用英国西敏寺议会制度，因此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组成都是同一群人，例如掌握大多数议席的国阵，可组织内阁，同时又是立法者，因此在国会中常常出现“少数人可表达看法，但是大部分人可任意所为”的局面。
“你可以说我们有三权分立，但行政机构的部长和立法者都是重叠的，他们有党鞭或集体负责制度，扭着你的手臂，要你跟着他们的话做。有鉴于此，立法议会完全由行政权主导和控制。”
专门研究国会制度的旺朱乃迪认为，由于没有固定的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制（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e）而失去了其制衡行政机关的功能，以致国会成了一个合法化行政机构功能的机构。
我国目前的国会特选委员会，只有公共账目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内事务，其他的国会特权委员会、遴选委员会、议会常规委员会都只兼顾国会内部事务。
刚从摩洛哥回来的他表示，摩洛哥的财政预算案国会会议会期从10月开到12月，但他们每周只开会一次，另外四天则是召开国会特选委员会的会议，审视所有与预算案有关的事务。但是我国并没有落实特选委员会制。
他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之中，唯二没有特选委员会制度的国家。所谓特选委员会制度是在国会设立固定的委员会，监督每个部门的政策和运作。委员会成员由国会议员组成，他们有权传召任何官员解释任何与部门相关的事情。他们甚至可以参与立法的过程。
在我国，我们的法案都是由个别部门草拟，然后交由总检察署过目，旺朱乃迪说：“虽然国会理应是立法的机构，但是我们（议员）并没有草拟法案，所有法案都由总检察署草拟、审核，然后提呈到国会辩论，（宪法专家）赛沙林法鲁奇（Shad Saleem Faruqi）曾表示，只有15%的法案在提呈到国会之后，会因为人民的反弹而撤回，但是其他的法案都得以在未更改句号或逗号的情况下通过。”
目前，我国只有三项法案的起草和修订是通过特选委员会完成——《1976年法律改革（婚姻及离婚）法令》（Law Reform (Marriage and Divorced)Act 1976）、《1985年危险毒品法令》（Dangerous Drug Act 1985）以及《刑事程序法典》和《刑事法典》。
他也透露，他在上个会期结束之前，曾致函给国会下议院议长班迪卡（Pandikar Amin Mulia），要求在国会设立特选委员会，以更好地监督行政机构的运作，但是迄今仍未有消息。
他总结时说：“就国会而言，我们几乎等同行政权的孩子，三权分立太模糊，太多灰色，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了。”
人民进步党主席卡维斯（M. Kayveas）和退休联邦法官卡迪苏莱曼（Kadir Sulaiman）都不约而同提到，法官任命的过程或导致法官无法独立于行政权影响的情况。
根据《宪法》，国家元首是在首相的建议下委任法官，若法官的职位较高则须咨询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因此，首相有权提供本身属意的人选。在司法丑闻短片资深律师维卡纳林甘（V.K.Lingam）就涉嫌影响司法任命和擢升。
尽管卡迪苏莱曼并未言明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影响，但是其言谈中在在透露出一些法官的隐忧。
卡迪苏莱曼说，“表明上你会想，你期望什么，当你坐下来做你的工作，可能行政机关的人会认为‘你欠我们一些东西，你必须照我的话去做’，你不照做的话，你会直接或间接地受苦，但是《宪法》提供就业保障给法官。”
他说，现在法官的退休年龄是66岁，如果他们履行自己的职务，其职位就得到保障。法官似乎可以无畏无惧地履行职务，但是法官也要担心行政机构向国家元首举报其行为不检。
较后，元首就会设立仲裁庭，审理法官是否行为不检。“当我们论及仲裁庭，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沙烈阿巴斯（Salleh Abbas）遭到革职。”
在仲裁庭审核资料后便将向元首报告，并提出建议。国家元首将依照这些建议作出决定。
卡维斯在主讲时抛出了疑问：“（三权）有很多重叠的情况。谁委任法官？这里（宪法）说是国家元首，但是在首相的建议下委任，是行政权委任法官，那么首相能否行使其权力去影响法官？”
说到此，台下的出席者纷纷答道：“可以。”
曾是执业律师的卡维斯也说：“所谓三权分立，我的理解是，管好自家的事，你不介入我的事，如果你是首相或部长，你不介入司法，你不会告诉法官怎么判。”
“在马来西亚，三权分立吗？其实在《联邦宪法》中并未明确说明三权分立，只谈到这些宪法机关，如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是如何设立的。”
尽管如此，卡维斯也发表了其观察，即在我国公务员才是“掌权者”，部长或国会可作出任何决定，但是这些公务员可以不依从，因为内阁的决定无法传递到下面。
卡维斯在总结时直言：“就我而言，三权多有重叠的情况。”
昨天的讲座会是为了配合“我的宪法”运动第二期推介而举办。在推介礼中，“我的宪法”运动推介了第二份人民手册（Rakyat Guide）和第二支短片，这期的手册讨论“宪法机构和三权分立”。
截止昨天下午三时为止，“我的宪法”的“面子书”（Facebook）页面已有近四万个成员。
这场讲座在雪州双威学院大学举行，大约百余名学生和公众人士出席了这场讲座会。现场观众的发言也热烈，并不是为主讲者报以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