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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国防部千亿账单,谁来买单?

Posted: 22-07-10 Thu 6:41 pm
by kuanghong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38065

国防开支23年耗1789亿,军购案屡传丑闻谁来买单?
郭史光庆
2010年7月22日

专题(一)


从 1957年独立至2009年的财政预算案,国防部都是拨款第二高的部门,仅次于教育部。根据官方数据,从1987年至2010年,国防部的开支总额高达 1789亿8900万令吉,但却屡屡传出各种军购丑闻与弊案。这些年来纳税人究竟为多少“冤枉”的军备采购宗“买单”,已经无从计算。

《当今大马》从即日起,将一连三天刊登军购案专题报道,探讨军购弊案一再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加强军购案的监督与制衡。

23年激增5倍以上

根据官方数据,国防开支从1957年独立开始,每年都占据财政预算案的第二高开销,一直到2008年我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国防开销才在2009年的财政预算案中的亚军排名才开始滑落。

国防部在1987年的开销是20亿9000万令吉,2010年财政预算案的拨款则上升至110亿1300万令吉,23年内增加了5倍以上。

若总计1987年至2010年财政预算案的国防开支,总额高达1789亿8900万令吉,这笔钱足以兴建6个布城或大约6万间小学。

军购弊案总值268亿

既然开销如此庞大,理应有相对严谨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来确保这笔钱没遭滥用或被浪费掉,但国防部几乎每年都会爆发令人乍舌的巨额军购案。

《当今大马》整理了过去数年来引起媒体追踪,轰动全国的军购案。

这些受到质疑的案件,包括超过73亿令吉的鲉鱼型潜水艇、32亿令吉的苏凯战机(Sukhoi-20MKM)、67亿5000万令吉的巡逻舰丑闻、F-5E 战机引擎失窃案、15亿4200万令吉的欧洲直升机、80亿令吉的装甲运兵车(APC)、不合规格的军人制服与配备,以及军备公司Airod被指抽取 570万令吉佣金的案件等等。

这些案件总共涉及约268亿令吉的款项。

纳吉掌管期间频爆发疑案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军购弊案都是在纳吉出任国防部长期间发生,其中多数不是毫无下文,就是仍在调查中。

至于执法单位开裆调查的案件,一些无法找到问题,另一些就算被证明出现舞弊,也没有任何的高官受对付。

《当今大马》将在明日刊出的第二部分专题,分析军购案频频招致质疑的原因、国防部现有的采购程序与问题,以及前军方高层与将官在退休后,纷纷摇身一变为军火公司董事的“旋转门”风气。

重大军购舞弊案件:


逾73亿令吉的鲉鱼型潜水艇

国防部在2002年向法国的DCNS公司以及西班牙的Navantia所采购的两艘鲉鱼型(Scorpene)潜水艇,不仅引爆剧情高潮迭起、扑朔迷离的军购丑闻,更一度让我国及首相纳吉成为国际媒体焦点。

根据政府的最新声明,这项交易的总额高达67亿令吉,不过在野党质疑最终数目很可能突破73亿令吉。

这笔交易的主要争议是一间扮演中介角色的本地公司Perimekar私人有限公司,被指收取5亿1000万令吉的佣金,但是国防部却再三否认,并坚持这笔钱是潜水艇交易的“协调与支援服务费”,不是佣金。

控制这家公司的是纳吉的亲信阿都拉萨,他与另外两名负责保护正副首相的特警,被控谋杀蒙古女郎阿旦杜亚,不过其唆使谋杀罪名不成立而获得当庭获释。

受雇于阿都拉萨以阻止阿旦杜亚骚扰阿都拉萨的私家侦探巴拉,则在命案审讯结束后发表法定宣誓书,声称纳吉与阿旦杜亚有染,以及阿旦杜亚是潜水艇交易的中间人,来马旨向阿都拉萨追讨50万美元的交易佣金,结果不幸遇害。

但他却在隔日突然宣布撤回宣誓书,之后就与家人一起闹失踪,直到15个月后再次于印度现身。巴拉声称一名与首相夫人罗斯玛关系密切的地毯商人迪巴(Deepak)及纳吉的弟弟纳兹因透过威迫利诱的方式,以500万令吉收买他,要他收回对纳吉的指控。

这项案件甚至惊动法国检察署介于调查,当局也在调查DCNS与其他国家的潜水艇交易,包括台湾与巴基斯坦,其中台湾的调查已证实有关潜水艇交易缴付不当佣金。

巴拉已经接受法国当局的调查盘问,并以书面方式回答大马反贪污委员会的问题,该会目前刻在调查巴拉的指控。


F-5E战机引擎失窃案

我国空军在2008年5月爆发两架停放在新街场空军基地的F-5E战机引擎失窃的案件,使到空军高层贪腐的指控再次浮现。它们是在2007年失窃,透过黑市出售给一间南美洲公司。

国防部长阿末扎希初时声称每架引擎价值5000万令吉,但是较后却澄清说仅30万令吉。

当局最后追踪引擎至乌拉圭,并成功在今年6月将之运回国。

负责调查此案的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声称,没有任何高级空军官员涉及此案。

总稽查司较后只提控两名空军中士和一名公司董事,但是42岁的空军中士塔曼德兰(N Tharmendran)却爆出惊人内幕,声称自己遭军方的情治人员屈打成招。

目前这宗引起在野党高度关注的案件仍在审讯当中。


15亿4200万令吉的欧洲直升机

在 2008年10月,出现两封由本地一家军备代理公司Mentari Services私人有限公司的主席查哈(Zahar Hashim)撰写信函,指控内政部多付14亿1900万令吉,购买12架Eurocopter Cougar EC 725直升机,以取代频频发生意外的鹦鹉(Nuri)直升机。

他指国防部有意支付23亿1700万令吉购买,虽然其他公司能以8亿9800万令吉的价格,提供相似的直升机。

这两封致给纳吉的信件也提出其他疑点,包括纳吉在卸下国防部长职,以调职至财政部长的两天前,匆匆签下这项交易的意向书(Letter of Intent)。

虽然国会公账会的调查发现这项交易的招标过程没有出现任何滥用程序的问题,但是却承认国防部没有试驾要购买的直升机。

国防部则否认交易出现舞弊,并在今年3月8日正式完成交易,以15亿4200万,也就是低过查哈所指的价格,买下这12架直升机。


32亿令吉的苏凯战机(Sukhoi-20MKM)

国防部在2003年5月耗资32亿令吉向俄罗斯国有公司Rosboronexport购买18架苏凯战机(Sukhoi-20MKM),以取代空军现有14架已服役20年的美国制造F-5E战机。

这项交易通过一家本地代理公司IMT Defence私人有限公司进行,这间公司的主席正是前巫统部长兼马六甲首长莫哈末阿迪(Mohd Adib Adam)。

丑闻是在2005年爆发,当时IMT Defence的一名前董事莫哈末再努里(Mohamad Zainuri Mohamad Idrus)入禀法庭以及向警方报案,指控莫哈末阿迪在纳闽免税区秘密注册一家名字与IMT Defence接近的公司,以便把战机交易所获的3亿8000万令吉佣金,存入这家新公司。

不过,当局最后并没有采取行动对付莫哈末阿迪,而国防部也辩称,是Rosboronexport要求本地公司协助这项交易。


67亿5000万令吉的巡逻舰丑闻

2007年月7日提呈给国会的2006年总稽查报告指出,国防部发给PSC-Naval Dockyard公司的53亿5000万令吉,以建造6艘巡逻舰的工程,已膨胀至67亿5000万令吉,正濒临全盘失败的结果。

PSC-Naval Dockyard是由巫统诗不郎再也州议员阿力夏的胞兄阿敏夏(Amin Shah Omar Shah)拥有。根据合约,该公司需要在2004年开始交货,并在2008年4月交出所有6艘巡逻舰,但是直到2006年中旬,它只交出两艘无法全面操作的巡逻舰。这两艘巡逻舰接获298宗投诉,分别出现100和383个未完工的部分。

报告也发现,截至2006年12月为止,虽然该公司只完成28亿7000万令吉的工程,但是国防部却已缴付42亿6000万令吉的费用给该公司,等于多付了13亿9000万令吉。

它指出,政府只根据定制确认书(confirmation of order),而不是交货进度,来付还42亿6000万令吉之中的大多数额。

另一项惊人揭露是当局无法稽查14项介于1999年12月至2002年1月之间,总额高达9亿4346万令吉的付款,因为有关文件已不翼而飞。

报告估计,政府能够基于该公司延迟交货而索取至少2亿1400万令吉的罚款,但是内阁却接受该公司的要求,取消这笔罚款。

报告也发现国防部在签署合约时就缴付10亿7000万令吉的订金,相等于20%的合约价值。

总稽查司也点名由纳吉领导的计划指导委员会肩负不力,并促请财政部与国防部成立联合委员会来跟进该计划。

在政府的插手下,该公司由另一家军备公司Boustead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以重振这项计划。曾一度被誉为“大马奥纳西斯”的阿敏夏,则在2007年10月被宣判破产,不过并未受到当局的调查或对付。


80亿令吉的装甲运兵车(APC)

民主行动党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潘俭伟,在今年4月揭露国防部有意以80亿令吉购买257辆装甲运兵车(APC),这项价格远远超出市价。

国防部是在2010年亚洲防卫展上,与Deftech私人有限公司签下80亿令吉的意向书(letter of intent)。

不过国防部表示,虽然意向书已发给该公司进行详细的研究,以确定这些装甲运兵车是否符合国防部的标准,但是该部仍未作出最后决定。

该部也解释,购买装甲运兵车是要提升我国的国防系统至国际水准。


3亿1500万租用飞机演练仪器长达15年

流亡海外的著名部落客拉惹柏特拉在其部落格《今日大马》公布具有纳吉签名的国防部内部文件,指纳吉在2007年批准空军向一间本地公司Aerotree私人有限公司,租用15年的飞机演练仪器(Aircraft Combat Manoeuvring Instrument)。每年的租金是2100万令吉,15年共耗资3亿1500万令吉。

有关仪器是供空军人员进行训练,之前他们是在泰国的呵叻(Korat)进行训练,每年耗资200万令吉,因此租用有关仪器的价格比原来价格高出10倍以上。。

拉惹柏特拉所公布的文件也显示,纳吉批准合约以直接谈判的方式进行,并没有公开招标。他也指控这项合约不符合程序程序。

然而,当局并没有对此案采取行动。


不合规格的军人制服与配备

2007年9月公布的2006年总稽查报告发现,从2004至2006年供应给军队,总值1亿175万令吉的作战制服、皮鞋以及防弹头盔当中,许多并不符合军队的规格。

报告揭露5000个价值介于481至484令吉的防弹头盔,都出现严重的缺陷,但是当局依然把它们分发给军人使用。

这些头盔由Seri Mukali私人有限公司供应,该公司在2004至2006年期间获得价值1983万令吉的合约。

其他不符合规格的物品包括作战制服、织带以及皮鞋。

报告也指出,国防部并没有根据合约,要求另外4间延迟交货的供应商缴交罚款。


Airod被指抽取570万令吉佣金

反对党领袖西华拉沙与赛胡先阿里在2003年报警,指一家为空军提供维修服务的公司Airod私人有限公司涉嫌贪污。该公司主席是阿末佐汉(Ahmad Johan),其中一名董事则是时任第二财长贾玛鲁丁(Jamaludin Jarjis)。

他们声称掌握证据,证明阿末佐汉支付570万令吉给另一家由阿末佐汉与儿子艾伦(Edron Hayata)联合成立的公司Quality Ranch。

财政部与该公司在2001年6月签下1亿230万令吉的合约,把两架大马空军拥有的C130运输机的维修工作交给该公司,而上述570万令吉的付款,名义上是这两架运输机的“咨询服务费”。

但是,赛胡先阿里却指出,虽然咨询服务的合约是发给在航空领域没有经验的Quality Ranch进行,但是真正的咨询工作是由美国公司Lockheed Martin所进行,因此,他们怀疑Quality Ranch实际上的角色是从Airod抽取570万令吉的佣金。

不过,有关案件至今同样毫无下文。

Re: 专题:国防开支23年耗1789亿,军购案屡传丑闻谁来买单?

Posted: 22-07-10 Thu 6:43 pm
by kuanghong
kuanghong wrote:《当今大马》将在明日刊出的第二部分专题,分析军购案频频招致质疑的原因、国防部现有的采购程序与问题,以及前军方高层与将官在退休后,纷纷摇身一变为军火公司董事的“旋转门”风气。

Posted: 22-07-10 Thu 6:58 pm
by kuanghong
此专题将丑闻一件件排出,将数据一条条列下,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整理方面肯定下了不少功夫,很值得关注。
近年不断的涨价、缩支,减少甚至取消津贴……
我国政府究竟是“穷子弟”还是“败家仔”,是“没钱”还是“烧钱”?
事实摆在眼前。

若身边还有朋友未登记成为选民,请让他看一看这篇报导,然后载他到邻近的邮局登记吧!

Posted: 23-07-10 Fri 2:01 am
by 老黄
明白宏爷的“兴奋”原因。
诚然,这样的文章要下足功夫的。

其实,光庆此文,是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写成,从数据中提出了疑惑。
我们的思维有个坏习惯,就是只要文件备妥,有数据,大家就“拜读”,很少再去质疑的。

十多年前,我还在马佛青总会时,就曾经和当时候的理事争论过。原因是他们要通过几条章程的修订,请某位律师执笔,准备好修订的条文,洋洋洒洒。大会时,人手一册,台上的人在宣读时,台下就是听。我发现好几处的修订都有待斟酌,所以提出反驳要求修订。但是一般会员是看不出来的。只要备足文件,就能“唬”人。

光庆不是个轻易被“唬”的,所以下了功夫去看数据。
整理出来的资料,当然可贵!

Posted: 23-07-10 Fri 6:29 pm
by kuanghong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38168


军购市场封闭缺乏独立监督机制
退休将官变身军火商衍生旋转门

郭史光庆

2010年7月23日

专题(二)


国防部几乎每年都发生军购遭人质疑或出现舞弊的问题,而且牵涉的数目都是上亿令吉,不断要纳税人买单,究竟军购案为何频频出现状况?

军购案之所以难以监督,原因大致上可分为四种,即(一)当局以“国防机密”和“国家安全”的名义,不愿公布资料,导致民间因不了解而无从监督;(二)军火市场资讯封闭,涉及太多技术层面与繁琐的规格,无法货比三家,造成许多交易都是以直接谈判的方式进行;(三)尽管国防部拥有层层的内部监管机制与条规,但是却缺乏外在的独立监督机制;以及(四)许多政府与国外军火公司的交易,都通过本地代理人进行。

国防部拥三种采购方式

在探讨国防资料是否是“天机不可泄漏”之前,让我们先了解国防部目前的采购制度。

国防网站《吉隆坡安全评论》(KL Security Review)编辑蓝中华(右图)告诉《当今大马》,目前国防部采购军备的方式分为三种,分别是(一)直接谈判(direct negotiation);(二)公开招标(open tender);以及(三)询价(quotation)。

根据财政部在2007年颁布的通令,所有超过50万令吉的政府采购都必须通过公开招标。

蓝中华拥有6年撰写国防报道的经验,目前在一家智库担任研究员,也在马来亚大学修读战略与国防硕士学位。他将在下个月推出我国首本检视国防政策的书籍,书名暂定为《揭开马来西亚国防》(Uncovering Malaysia Defense)。

政府具有哪些机制?

此外,国家总稽查司安比林(左图)向《当今大马》指出,国防部必须根据政府的采购宗旨,即“确保所有采购都获得最佳管理,让采购物有所值”。

他列出为了达到这项目标的现有机制:
(一)公务员进行采购时必须遵守条规,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上责任;
(二)财政部通过官方网站公布《评估投标指南》,阐明评估投标的方式;
(三)简化直接谈判才程序,负责官员(Controlling Officers)必须签署宣誓书,宣誓所达致的价格是合理,是最物有所值的;
(四)所有政府采购、招标或询价文件必须加入4个新的段落,提醒招标者贪污是一项刑事罪行;
(五)财政部推出政府采购网站(My Procurement),提高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同时向公众传达政府资讯;
(六)所有投标者必须签署廉洁协议(Integrity Pact),宣誓自己没有贿赂公务员;成功投标者也必须签署宣誓书,表明赢得投标并非基于贿赂;
(七)政府最近决定,所有超过1亿令吉的采购,必须接受一个由经济策划组所成立的独立检讨小组进行检视;
(八)每个部门都设立一个内部稽查组,国防部拥有稽查组与公共调查组,职员高达110人,直接向国防部秘书长负责。

直接谈判军购案逐年上升

直接谈判是透明度最低的采购方式,但是采用直接谈判的军购案却逐年增加,根据国防部长在去年3月3日的国会回答,其数量从2006年的52宗攀升至2009年的100宗,交易总额则从2006年的21亿飙涨至44亿令吉。

蓝中华指出,国防部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采取直接谈判的采购方式,包括只有一家公司能够提供所需装备与服务;为了让军备拥有统一规格;必须立即采购的紧急情况;以及涉及战略与政治因素,例如与某国的战略或政治关系,但是依然必须遵守最合理价格的原则。

虽然直接谈判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如何检视上述军购案都符合直接谈判的条件,却是难上加难。

没有国防共识无从监督

经常跟进国防课题的行动党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左图)指出,由于国防部不愿向议员汇报国防政策,让议员熟悉国防事务,造成朝野议员无法形成国防共识,当然不懂各种军购是否符合国防政策,更不用说有效监督军购。

他无奈表示,在野党议员在监督军购案时只能“什么都扫”,“买东西太贵就有问题”。

现有制度不设外在监督

至于现有采购制度是否允许外来监督,蓝中华答案直截了当,“完全没有监督”。

他指出,独立于政府以外的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通常只在问题发生后才介入调查;媒体和民间组织则因为军购涉及国防机密,无法公告天下,根本无从监督。

他举例说,军事杂志曾报道,国防部在2007年耗资数千万令吉购买“维拉”(VERA-E)雷达系统,但是国防部至今依然不愿承认其存在。

稽查局难调查所有军购案

国家稽查局在稽查国防部军购案后曾发现数宗弊案,并加以记录在年度报告。不过该局也承认,无法稽查每一项军购案。

总稽查司安比林通过电邮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指出,“国防部每年举行数百宗物品或服务采购,包括咨询与专业服务、兴建工程、物资供应与维修、设施合约、器材,以及租用产业与服务”。

“除了一般的工作量,我们也接受财政部和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的要求,展开特别稽查行动。”

采购军备不是到巴刹买菜

此外,蓝中华指出,采购军备不象巴刹买菜,大多时候无法评估价格是否合理,因为军火市场资讯封闭,军火公司一般上不会公布价格,只在有买家时才洽谈价格。

他解释,几乎没有两宗军购案的规格或配套是一样的,“有时规格稍微不同,价格就可以相差一半以上”。再加上出售军火的国家会基于政治因素,对不同国家开出不同价格,因此要货比三家谈何容易。

设本地代理进行技术转移

另一项问题在于,为何与外国公司进行的军购交易,必须通过本地的代理人来进行,引起代理人收取巨额佣金的指控?

蓝中华表示,根据他向国防部的了解,这是要让本地人从中获得技术转移、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同时栽培本地企业;另一项考量则是让本地人来监督外国军火公司。

但是国际透明组织马来西亚分会主席刘胜权(左图)却认为,代理人的角色不应存在。

“如果供应商要提供服务,就到马来西亚来设立一个营运中心,100%由该公司所拥有,无须与本地人进行联营。”

退休将官投身军火公司

除了军购案难以监督,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许多国防部与军方高层,在退休后纷纷获得军火公司委任为董事或其他高职,不然就是与军火公司合作成立本身的军火公司。

蓝中华表示,国防部明文规定,采购军备时会给予退休军人所拥有的公司优先权。

“虽然这项政策有好处,因为他们熟悉军队所需的军备,但是却会衍生裙带与朋党风气。”

“旋转门”衍生官商挂钩

这个现象被国际透明组织马来西亚分会主席刘胜权形容为“旋转门”,就是指个人在政府部门、与部门领域相关的企业,以及该领域的游说公司之间游走,形成不健康的官商挂钩关系网络。

“这些人身在政府里评估投标时,投标者可能会献议他们在退休后进入其公司出任优差,以此取得合约。”

“但是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因为他们在退休后有权利到私人界工作,这种做法很难禁止。”

《当今大马》所收集的资料显示,许多将官退休后投入的军火公司,皆与政府存在庞大的商业往来。

以下是一些将官退休后加入军火公司的个案:

-- 前国防部秘书长苏巴汉(Subhan Jasmon)出任Sapura-LTAT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私人有限公司的主席,该公司赢得国防部价值5亿令吉的合约,为陆军提供3000套通讯器材。苏巴汉也是MTU Services(马)私人有限公司的非执行主席,该公司从1984年开始就是我国海军军舰动力的独家供应商。该公司也获得国防部价值5亿3700万令吉的合约,负责机械与电子零件监督系统的配件采购、维修以及操作训练。

--前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希迪(Mohd Zahidi Zainuddin)退休一个月后就受委DRB-HICOM有限公司的董事。该公司的子公司Deftech私人有限公司,就是政府有意采购总值80亿令吉的257辆装甲运兵车(APC)的公司。反对党议员指这项价格远远超出市价。

--前海军司令南兰(Ramlan Mohamed Ali)出任Boustead Yachts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该公司是Boustead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后者是我国其中一家最大的官联军火公司,主要股东是武装部队基金局(LTAT)。

--前海军司令阿末南利(Ahmad Ramli Mohd Nor)出任Boustead Naval Shipyard的董事经理,以及Boustead Heavy Industries Corporation有限公司的执行副主席兼集团董事经理,这两家公司都是Boustead控股有限公司的旗下公司。

-- 前陆军司令沙龙(Mohd Shahrom Nordin)出任SME Ordnance私人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该公司是我国军队的枪支供应商。他也是SME Ordnance母公司National Aerospace and Defence Industries私人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前武装部队总司令莫哈末安华(Mohd Anwar Mohd Nor)出任Glenn Defense Marine Asia私人有限公司和Glenn Horizon Offshore Asia私人有限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员。

--前空军司令依斯迈(Ismail Nik Mohamed)出任AerospaceCorporation私人有限公司的咨询顾问。

Posted: 26-07-10 Mon 3:12 pm
by kuanghong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38325

发表国防白皮书增设国会委会
国防讯息大众化提高军购监督

郭史光庆
2010年7月26日

专题(三)


我国的国防事务一直被视为“天机不可泄露”的机密,导致民间组织及议员无法有效监督军购交易。然而在国家安全与廉洁透明之间,难道真的无法取得平衡吗?有 什么机制能够同时保护国防机密,又能减低贪污舞弊?

朝野须形成国防战略共识

民主行动党升旗山国会议员刘镇东提出两项建议,第一是政府定期发表国防白皮书,阐述国防方向与大战略。

他解释,朝野议员必须了解国家的国防方向,明白国防的优先重点,以形成朝野之间的国防战略共识,才能有效批评与检视各种军购交易,是否符合国防政策。

“若朝野对国防政策有共识,就能展开辩论,否则我们根本不知道买武器的目的是什么。”

特委会训练熟悉国防议员

第二项建议是设立国防特选委员会,让各党派出议员长期跟进国防议题,训练一批熟悉国防事务的议员。

他引用国外的一些做法表示,国防部可以定期向特委会汇报国防事务,包括较为机密的国防资料,不过条件是他们需要宣誓保密。

“因为国会代表人民,这么做就等于是间接向人民交代。”

他以澳洲作为例子指出,该国国会拥有固定的国防讨论会,以及议员的国防事务汇报会,让议员了解国防操作,才能有效展开监督。

刘镇东透露,他曾私下向国防部建议为议员举办课程或汇报会,但是皆毫无回音。

就连国阵议员所领导的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也曾建议政府设立独立检讨小组,来调查大型的军购案,不过政府同样没有反应。

拥有6年报道国防课题经验的智库研究员蓝中华就指出,美国的国防政策报告分为两种,第一种对外公开,第二种则属于机密,但是军事委员会成员却有机会阅读。

美国跨党派监督国防事务

若参考国外例子,全球最大武器出口国之一的美国就拥有严密的国防监督机制。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都设有由朝野议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获权检视美国的国防与军事政策。

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甚至具有召开听证会传召政府高层供证的权力。它有权力批准总统所提名的国防领导人选,包括国防部长和中央司令部司令。

韩国成立监察团调查投报

另一个大量采购军备的韩国,则是在经历一连串的军购丑闻后,于2006年把8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的采购部,合并成为国防采购行政机构(Defence Acquistion Program Administration,简称DAPA),以提高军购效率和减少贪污。

这个机构底下设有一个监察团(Ombudsman),由公民社会所推荐的三名监查专员所领导,有权在接获公众或军火公司的投诉后,对军购案展开调查,并传召任何人供证。

从2006年至2008年10月之间,监察团共接获41宗公民投报,其中29项的调查已完成,其余12项仍在调查中。监察团针对8宗投报提出改善建议,另外一宗则要求展开稽查。

民众须掌握资讯才能讨论

除了设立国会与行政监督机制,蓝中华强调,民间组织也扮演重要角色,在美国就有超过2000个军事战略分析机构,定期发表各种军事分析报告,包括监督军购交易。

因此,他建议民间与私人界成立更多关心军事课题的非政府组织或智库,将国防与军事讯息大众化,让一般人民掌握基本的国防军事知识,才能促成有素质的讨论。

蓝中华本身设立了一个国防网站《吉隆坡安全评论》(KL Security Review),同时计划在下个月推出我国首本检视国防政策的书籍,暂定书名是《揭开马来西亚国防》(Uncovering Malaysia Defense)。

咨询民意加强国防部公信力

国际透明组织则主张,除了公布国防讯息,政府与国防部必须主动接触公民社会,将他们纳入拟定国防政策的过程,并就军购案咨询他们的意见。此举不仅能减少贪污、提高透明度,也能加强民众对国防部的信任。

该组织就曾在2007年于克罗地亚举办国防圆桌会议,出席者包括高级国防部官员、政府高官、国际组织如北约和欧盟的代表、军火公司代表、媒体、学术组织和公民社会代表。

这项获得媒体高调报道的会议,原来只是集中讨论一项大型装甲车军购案,但最后却规划出克罗地亚未来10年的国防采购需求与国防预算案,并向民众公布。

南非集思广益拟国阵政策

南非的国防政策也经历类似的过程,该国在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后面对的其中一项建国挑战就是重新规划国防政策。

该国政府采取咨询公民社会的手法,针对国防的不同层面发表白皮书。政府咨询民意的课题包括政策转型、公民与军事关系、透明度与资讯自由、军事专业性、区域安全、预算考量、国防器材的移动控制,以及军火工业。咨询的对象则包括公众、相关群体,以及非政府组织,最后采纳各造的回馈拟定国防政策。

强制代理人公布资料

此外,针对政府与国外军火公司进行交易,当中出现本地代理人收取佣金的问题,国际透明组织的研究指出,在几乎所有军购贪污案当中,行贿的都是代理人,他们大多是军方高层或与领袖有密切关系的人士。

不过该组织并没主张废除代理人,反而建议强制代理人向政府公布代理人的身份、合约以及付款,确保最大的透明度。

蓝中华表示,国防部选择通过代理人进行交易,理由是让本地人从中获得技术转移,同时栽培本地企业,另一项战略考量则是让本地人来监督外国军火公司。

总稽查司认为无须改革

不过国家稽查局却认为,我国无须制度性改革来减少无舞弊与管理不当,现有的机制与条规已足够。

总稽查司安比林向《当今大马》指出,政府已成立一个以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为首的专案小组,针对2008年稽查报告中所揭露的弊案,向负责官员采取行动,至今已有超过70人遭对付,包括退休公务员、官联公司官员、警察,以及涉及舞弊的公司。

他认为,虽然系统与机制重要,但执行者的能力与廉洁也同样关键,同时必须确保犯法者绳之以法,或严厉执行采购合约的条款。

虽然安比林承认政府采购容易出现利益冲突和贪污元素,但是他相信政府有决心改善此弱点,因为政府已将减少采购疏漏,列入肃贪关键成效领域(NKRA)的焦点之一。

公民社会须施压制度性改革

这个关注武器采购丑闻的专题,从统计国防部所消耗的大量国家资源,频频发生可疑军购案与丑闻的现象,到鉴定为何军购案难以受到监督的原因,最后则探讨如何借鉴国外经验来加强我国军购案的透明度与公信力。不过问题依旧回到政府是否具有政治意愿,接受更大程度的监督。

政府必须先开放国防资讯,民间才能掌握正确资料展开讨论与监督,但这并非意味着民间就只能呆坐空等,因为政治意愿往往都要靠压力来催发。

在野党、公民社会与媒体应该在下一宗军购弊案爆发时,凝聚力量转化为一场运动,施压政府展开制度性的国防或军购改革,若依然只停留在喧闹一番后就匆忙转战下一个焦点的方式,大家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历史不断重演,任由一宗又一宗的军购丑闻吞噬亿万令吉的纳税人血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