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華文教學僵化了！
安煥然

“小學時，我就與許多小朋友一樣被父母灌輸英文比華文重要的想法。華語，只要我們能夠與人溝能就行了。因此小學華文課都沒專心聆聽。直到五年級，換了位華文老師，說了好多好多故事給我們聽，自此我很期待華文課的到來。上中學，我選擇了獨中。我期待著學習文言文，想從中學習古人先賢的用語和經歷。但它讓我失望了。每天老師一進課室就像開水籠頭般照著課本唸，然後叫我們把他所說的重點抄進筆記本裡。文言文也是照著課本裡的注釋加以翻譯，這樣的學習有意義嗎？馬華教育是為了發揚中華文化，為甚麼我們卻變成了文抄貓？現今的華文教育就好比一間工廠，而我們就是被操作員蓋上標簽注明日期期限，大小重量一樣的物品，再經過等級測驗後，包裝好、裝箱，送出廠。噢！恐怖的教育工廠……”

批閱南方學院華文課學生的答卷，心驚。這兩個學期，我出了一道申論題：身為馬來西亞華人，請寫出你學習華文的經歷，並指出學習華文或中華文化的當代意義（45分）。原是想聽聽同學學習華文的真心話，沒想到，我們新生代在中小學的學習華文經歷大部份是無趣，甚至是有點厭惡的。現今孩子的華文水平下降，錯不全在學生。誰要負起責任？

大馬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以外，全世界華文教育體系最為完善的國家。不論政府有沒有幫忙，華社出錢出力興辦華校的精神是偉大的。問題是，我們極力維護的所謂“母語教育”，其教學方式，其教育機制是否如此這般的僵化了。

若說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創造智慧，教學方法和教學態度就必須改變。如果我們的教育機制缺乏了創造性的學習環境，師生之間築了一道高牆，還談甚麼創意性教學？教育理論誰不會，關鍵在於你不能畫餅充饑。教育理論是要實踐的，問題是，稍微視察我們當下的華文教學，到底用的是哪門子的教育原理。

看看學生們的真心話吧！一位學生說：“關於學習，很多人都因自大而錯誤了觀念。不管是甚麼學問和知識，認識了一點就覺得已經可以站到最高點了。然而，不要以為我們是華人，就代表我們已經很懂得甚麼叫華文和中華文化。不要把自己變成一個外表看似堅硬，但內在卻是已被食魚鳥奪走肉的貝殼。”

另一位學生評析“教育部副部長和邱家金的辯論。邱博士說呢，馬來西亞的華校如複制貓，所教出來的學生除了抄襲，其他甚麼都不會。我國教育副部長則說，華文是一個死背的科目，當然要靠複制啦！我也不能說他們錯，所謂人各有志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自然也會有自己的想法。複制與否，那些都是其次，重要在於，複制，是否能夠做得更好。有道是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還有一位學生，這樣寫著他的學習華文經歷：“我國中的華文課，教得隨便，名句精華背後的意義典故一概不提。在一次年終考試，我寫一篇作文，如是我寫不好而分數低，我無言。可是評語卻是作文太感情化、情緒化，作文不能寫詩。我看了分數最高的作文，是一篇家裡進賊，小學六年級程度的作文，文中放了幾句成語就能是最高分。和老師理論，憤怒啊！當場把考卷撕了，離開，留下那篇不得志的文章碎片，依稀記得我那首詩是改寫自李煜的《相見歡》。最後幾行……欲不泣，離人淚，幾回難，又是花開花謝朱顏殘。當我妹問及SPM是否該拿華文，我不知道。這種華文不拿也罷，拿只因為是我們的根啊！”

閱讀著孩子們的真心話，我無言以對。放下紅色的原子筆，批改不下去了。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安煥然‧南方學院中文系主任‧2010.07.30 】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5720

煥然兄，跟你談大學精神
羅正文

煥然兄，那天在《言路版》讀了你寫的〈華文教學僵化了！〉感觸很深，看來在南院要當一位盡責的華文教師還真不容易。最近我重溫了楊東平所編的《大學精神》、徐葆耕的《紫色清華》及陳平原的《老北大的故事》等，其中陳平原先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對老北大的故事做了細緻的考證和詮釋，一再重複出現在這些歷史記實中的是一些大師們的言行身影，其中包括蔡元培、蔣夢麟、胡適、陳寅恪、賀麟、陳獨秀、傅斯年、梅貽琦、竺可楨、聞一多等名家。想緬懷老大學的歷史、老學者的學術生涯及人品風骨，或是需要勵志的精神食糧，這些書或許是你不錯的選擇。

記得李家同先生曾經說過：“任何一所大學的精神，其實永遠由這所大學的教授來代表的，如果這一所大學有一批有學問，而又有崇高道德的教授，這一所大學就會成為被人難以忘懷的大學。”在這個我稱為“大師主義”的視野中，大學的學生、職員和其他軟硬體設施都始終是背景。而大師更有一股社會改革的理想，在他們心中，大學精神不能和這些改革理想分離。一群具有理想主義的教授加上一個社會、學術、文化、政治多方面落後的歷史處境，注定激發出一些耀眼的火花。中日戰爭前“民族自由和個人自由孰重”，被竺可楨視為大學教育方針中的一個主要議題；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落差擴大到令人幾乎絕望的時刻，賀麟呼吁真正的學者要苦心孤詣，擔負起延續學統道統的責任。

然而，無論做為被改革的對象，或做為改革的最終基地，大學的定位都是從大師們的理想主義衍生出來的。這些理想主義的構想自有其優點，提出的動機也無疑是良善的，但是不可否認它們是源自於大師個人的理念與熱情。另一方面，理想的落實必須緊扣著具體、特殊的社會文化脈絡，在這特殊脈絡下所詮釋的大學精神，自然被以特殊的角度形塑。大師的個人理想和特殊的歷史脈絡制約著大學精神，當這兩個因素的作用越被加重時，大學中具體的個人、特別是大學生的角色，就越被壓得扁平。

《大學精神》等書對大學精神採用的詮釋座標，大師和社會是僅有的主軸，忽略了做為大學主體的大學生和一般非大師的教職員的觀點，這個忽略極可能也是一個歷史事實。但是，畢竟大師已遠，時空背景不在，他們的面貌是如此的模糊。彼時之佳言善行與多變的現實脫勾，難以對當今徬徨的大學生提出明確的指引。說得直接一點，這些書所預設的觀點，如果不是偏頗的，也是虛懸無益的。

煥然兄，你可能不認同我這種“反傳統”的說法，但請少安毋躁，我之所以另有想法，是因為最近我看了另一本關於大學的書《哈佛經驗》，它談的不是虛懸的大學理念，也不是哈佛大學們的輝煌學術生涯，而是一本生動具體的大學優質經驗記實。理查萊特（Richard J.Light）透過對大學經驗詳盡確實的描述，使得大學精神獲得實質的內容。換言之，《哈佛經驗》的論述，是由大學學生和教職員對大學生活的看法和具體經驗出發的。研究過去的大學生如何看待大學生活，將有助於我們形成正確鳥瞰大學生活的觀點，進而形成積極而正面的對待和處理大學生活的方式。這些觀點不是來自抽象的學理，也不是源自於所謂大師們個人式如鄉愁般的大學理想，而是立基於活生生、具體的個人經驗，也就是一個個大學生快樂或挫折的大學總體經驗。所以，煥然兄，你應該感到欣慰，因為你那些華文課的學生能對你作如此真誠的表白。

煥然兄，我要說的是，對學生大學生活有重大貢獻的老師，正是那些能夠幫助學生，將嚴肅的課程和學生個人生活、價值、體驗相結合的人。最近我送我小孩到新加坡大學，接觸一些新大的師長，對此有一全新的感悟。

梅貽琦有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的看法是，所謂大學，重點不在擁有大樓，甚至也不在擁有大師，而是擁有一大群享受優質經驗的大學生、教授和職員。不知煥然你及你身邊的家華、興榮諸兄以為然否？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羅正文‧《星洲日報》總主筆‧2010.08.13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5909

老師的微笑
安煥然

上篇專欄<A>刊出之後，隨即有數篇文章回應。的確，現有的教育體制是存在問題的。強求“統一”，要求“標準答案”的僵化格局，能教出怎樣的學生。但是，站在教育工作前線的老師，就只能無可奈何，把一切責任都怪罪於現行制度，讓僵化的繼續僵化下去嗎？投身教育界，身為老師，我們還能微笑地面對學生嗎？

南方學院華文課，是一門開設給中文系以外的南院生的必修課。為了聽聽孩子們的心聲，這次期末考出了道申論題，讓學生述說他們學習華文的經歷。考試答卷中，雖是貶多於褒，卻也有一些較正面的論述。

就讀南院英文系的一位優秀生，述說她小學時學習華文的經歷，她認為“學華文是必須循序漸進的。我小學的啟蒙老師――蕭夏萍老師，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學習漢語拼音以遊戲方式進行，成語賞析利用歷史典故來加強我們的記憶，就連最沉悶的生字學習也有辦法配合流行歌曲來帶出趣味性。因此，小學生涯的華文課簡直充滿無限樂趣，也使我對華文產生了無比濃厚的興趣……那時候的我覺得會念幾首唐詩是超酷的表現。猶記當時，背誦唐詩的風氣在那小小的班級裡形成了一股熱潮。”

另一位學生的答卷也如是寫道：“小學三年級時，我的華文爛得嚇人，常常覺得華文難寫，筆劃多，直到三年級期中，一位敦厚大方的代課老師來教導我們華文。記憶猶新，那位老師自我介紹後就很自然地和大家打成一片，然後帶我們去圖書館，各自挑一本自己喜愛的書。讀後，寫閱讀感言。無論是惡意胡搞的感言還是正經的讀後感，老師都接受，而且還寫上溫和的評語。就這樣，我開始為華文著迷了。那位功不可沒的老師是葉子敏老師。葉老師也透過有趣的歌曲，例如卜學亮的《子曰》教導我們華文，如此活潑的教學，我們怎能不愛呢？上課前，我們都會唱‘班歌’《子曰》，把氣氛變得熱鬧才上課。課餘，老師也會介紹書本給大家。後來，葉老師被調走了。可是我與她的約定還是存在――永不放棄華文，因為華文是我們的根與靈魂。”

現行的教育體制固然需要批判，但同樣是如此這般的爛體制之下，有的老師只是照本宣科，有些老師卻依舊能循循善誘學生，用心創意教學，這究竟是“不能”，還是“不為”呢？體制的僵化固然是個問題，但教學心態亦是關鍵。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怨天尤人，解決不了問題。說起功利性的考試制度，中國科舉制度不也是弊病叢生，僵化得很，一部《儒林外史》讓人看透多少文壇醜態。但千多年來，不顧流俗，而忠於師道的學人也不在少數。

事實上，我們的中小學校，也還是有一些能靈活教學的好老師。教育的目的是甚麼？創意教學是甚麼？這不僅僅是理論，更重要在於實踐。任何的教育體制都會存在問題，但選擇當老師這項志業，不應可悲地僅是徒留無可奈何的教書匠氣。

台灣廖玉蕙《文學盛筵――談閱讀，教寫作》（台北：天下雜誌，2010）是本好書。該書的序言，全是邀請她的學生來寫序。拯救華語文教育，她的學生林恕全的序言這樣寫著：“我想到老師稟賦著天真爛漫的性情，以及滿腔的教職熱血，親赴‘衝撞體制’ 的前線。原來荒謬從哪裡來，老師的微笑就從哪裡來。”

謹以這段話，與諸位站在教職崗位的老師們共勉。就用我們的微笑，來衝撞僵化了的教育體制吧！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安煥然‧南方學院中文系主任‧2010.08.13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5910?tid=10

彭瑞芳‧華文教師路難行乎？

最近，因為課程需要，而有機會讀了幾篇有關大馬華文教育的評論文章。讀後，筆者不禁感觸良多。若情況都如那些作者所言，再想到未來大馬的華文教育，就讓人不得不感歎：今日學子難教，華文教學之路難行了。然而，情況真的演變到了如此悲哀，如此無法掌控的境地了嗎？

筆者在同一間學校任教高中華文科逾13年，看過各種各樣處於叛逆期的中學生，也親眼目睹各個華文教師對待學生的方式，進而得到一個結論：其實，情況並非那麼悲哀，那群尚懷有赤子之心的中學生還是會有被感動的一天。

對筆者來說，教中學生，其實是一場耐力的比拚，看誰先因忍受不住放棄而已。中學生仿如有著天不怕、地不怕精神的先鋒，嚴峻考驗著華文教師的耐心與愛心。當然，教師在面對頑劣的學生時，無力感定會油然而生，這是可以明瞭的；但，曾聽說一個人的耐力與真誠會感天動地，難道教師的耐力與真誠就不能感動學生？

每年，當筆者受邀到別校去主講作答技巧講座時，通常都會問學生一些文學常識，他們的反應經常是十問九不知。於是常會岔開話題當場給他們講了一些，看得出他們是興味盎然的。筆者與有關老師溝通時，他們常說：他們本身這方面知識也不是很好，加上工作量多，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是不講為上。當然，這也許只是個案，不能概括所有學校的情況。但，我們卻無法否認，教師對教學的意興闌珊，是導致學生厭倦的主因。筆者發現，就算是中五生，因為不喜歡某老師而不上他的課的情況還是十分常見的。如果老師在這場耐力的比拚中，從不言棄，你說學生會不感動嗎？所以，若說到現代中學生有沒有中國文學常識，懂不懂何謂“先秦”“三國”？能不能說出“初唐四傑”“唐宋八大家”為何許人？在很大程度上，筆者認為，這還是得看老師能不能教，肯不肯教而定。

另外，當我們說今日學生考華文，只為考獲1A時，我們又不妨想想：今日學生為甚麼會有“只想要考A”的功利念頭？若不是家長、教師平日的灌輸與注重，他們哪會在意那個英文字母？若要談做出改變，就必須先改變這一代師長的心態，再來談改變學生的功利想法，否則，一切努力皆枉然。

故此，筆者認為，教師平日教學時，應告訴學生學華文不只是為了考試，學名句同時也是為了懂得更多文化知識。教師在教名句時，也可趁機告訴他們一些文學文化知識，如：為甚麼我們說“東西”，不說”南北”？為甚麼我們說“九五之尊”指的是皇帝？何謂生辰八字？為甚麼三更與半夜指的是相同的時間？等等。據筆者的實際教學經驗，發現這些問題的答案確實能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有了興趣，學生在學習華文時，肯定會事半功倍。所以，未來學生的華文水平如何，要靠老師引導，不是單靠老師教導。

彭端淑在〈為學〉一文中說道：為學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那麼，當華文教師的，在這條風雨飄搖的路上，則應懷抱：教學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的心態，為我們華教的未來盡一份力。當華文老師都有這種“知難則不難”的心態時，你就會發現這條路其實並不會太難行，沿途還是會有芳草飄香的。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彭瑞芳‧2010.10.19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6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