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uch right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wrote in his will.

Over the past decades, China has achieved economic advances to which history can hardly show any equal. The country now h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Scope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also broadened.

China's new status must entail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China is in breach of several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to which it is a signatory, as well as of its own provisions concerning political rights. Article 35 of China's constitution lays down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In practice, these freedoms have proved to be distinctly curtailed for China's citizens.

For over two decades, Liu Xiaobo has been a strong spokesma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lso in China. He took part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in 1989; he was a leading author behind Charter 08, the manifesto of such rights in China which was published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10th of December 2008. The following year, Liu was sentenced to eleven years in prison and two years' depriv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Liu has consistently maintained that the sentence violates both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 campaign to establish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lso in China is being waged by many Chinese, both in China itself and abroad. Through the severe punishment meted out to him, Liu has become the foremost symbol of this wide-ranging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Oslo, October 8, 2010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 ... press.html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诺委会授予刘晓波和平奖是亵渎该奖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８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８日表示，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

　　诺贝尔委员会８日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马朝旭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说，诺贝尔和平奖应授予“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而努力的人”，这是诺贝尔的遗愿。刘晓波是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其所作所为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背道而驰。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

　　马朝旭在回答刘晓波获奖是否会影响中挪关系的提问时说，近年来，中挪关系一直保持良好发展，这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诺委会授奖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宗旨背道而驰，也会给中挪关系带来损害。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12900336.html

因言入罪 因言獲獎

劉曉波得和平獎 京召挪威大使抗議

【明報專訊】正在監獄服刑的《零八憲章》起草人、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昨獲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頒發和平獎，讚揚他「為爭取中國基本人權而進行的長期且非暴力的努力」，成為75年來首名在獄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劉曉波妻子劉霞表示為丈夫感到驕傲，期望劉曉波能因此早日出獄。

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台灣總統馬英九都祝賀劉曉波得獎，馬並指獲獎「具重大歷史意義」，美國總統奧巴馬呼籲中國盡快釋放劉曉波。中國外交部表示，獎項頒予劉曉波，是對和平獎的「褻瀆」，昨天傳召挪威駐華大使抗議。

馬英九祝賀：重大歷史意義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Thorbjoern Jagland）說，長期以來，評審委員會都相信人權與和平密切相關，劉曉波是「中國境內為人權奮戰的眾多人士中最著名的象徵，他長期在中國以非暴力方式爭取基本人權」。他說，隨覑國家愈來愈強大，中國應該預期會面對更多批評和監督，就像二戰後的美國，「當其他人不能發聲時，我們更應發聲。隨覑中國崛興，我們應有權批評，我們希望支持那些想看到中國更民主的力量」。

劉曉波將獲1000萬瑞典克朗（約1158萬港元）獎金，頒獎禮將於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由於劉曉波08年因起草《零八憲章》被捕，去年底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刑11年，目前正在遼寧錦州服刑，預料獎項將由他人代領。在北京，大批傳媒和異見人士聚集在劉曉波家樓下，但由於公安阻撓，劉曉波妻子劉霞一直無法與他們會面。

外交部﹕褻瀆諾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昨表示，「和平獎應授予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召開和宣傳和平會議而努力的人，而劉曉波是因觸犯中國法律而被中國司法機關判處徒刑的罪犯，其所作所為與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背道而馳。諾委會把和平獎授予這樣一個人，完全違背了該獎項的宗旨，也是對和平獎的褻瀆。」

挪回應：針對行動損華名聲

挪威外交部透露，中國昨傳召挪威駐華大使，表達對頒獎予劉曉波的抗議和不滿。挪威外長斯特勒強調，頒獎行為不應導致中國作出敵對反應，因為評審委員會獨立於挪威政府，「若中國採取任何行動針對挪威，會有損中國名聲」。

評審委員會對上次頒獎予異見人士是2003年，得主為伊朗人權律師艾巴迪（Shirin Ebadi）。聯合國人權專員皮拉伊（Navi Pillay）昨就劉曉波獲獎表示，「這是對中國以及很多國家的人權捍衛者的肯定，我們表示歡迎」。上屆和平獎得主、美國總統奧巴馬更說﹕「過去30年，中國經濟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但這獎項提醒我們，中國政改滯後了。」德法等國呼籲中國馬上釋放劉曉波，日本首相菅直人稱，中國應慎思處理人權做法。

奧巴馬促放劉曉波

198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昨在Twitter上發布中文賀詞，他相信在未來，中國的下一代能享受劉曉波等人的努力所帶來的成果。台灣總統馬英九昨天亦透過總統府發言人對劉曉波獲獎表達祝賀，他稱劉曉波得獎對中國大陸的人權發展乃至於全球華人社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http://news.mingpao.com/20101009/gaa1.htm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国和西方的礼物

by Bernardo Cervellera


这一奖项，是对全体《零八宪章》签名者的鼓励。尊重人权和宗教自由是使中国摆脱今天已有形可见的灾难的唯一方式。警告北京，但也是警告将大中国仅视为解决各自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

罗马（亚洲新闻）—民主活跃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团体为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欢欣鼓舞。尽管警方封杀了电视、禁止刘晓波妻子讲话，但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作家，是对全体《零八宪章》签名者的鼓励。也正是为此，刘晓波因“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处十一年徒刑。

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张祖华表示，“这一奖项给一万多有勇气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中国人和全体中国良心犯带来了荣誉”。

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指出，“刘晓波是在中国进行广泛人权斗争的杰出标志”。

总之，委员会在国际社会面对一个超级富裕、超级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的中国之际作出这一决定的勇气令人意外。

问题在于，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对中国的认识是具有先知性的：没有人权，中国可能在经济方面“现代化”，但此类“现代化”是疯狂的、只能带来已经有形可见的灾难。《零八宪章》中对此作出了阐述。遏制人权和民主，中共是中国正在遭遇的所有人类灾难的原凶。

为此，尽管令北京震怒，并正在口诛笔伐的予以痛击，但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迫切需要的良药。其余的，应该指出，《零八宪章》签名者中有中共党员；文 件中所倡导的政治改革，是邓小平推出“四个现代化”以来的四十年里最迫切需要的。但是，他却没有提出第五个现代，即民主。
此外重要的一点是，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正是因为《零八宪章》将宗教自由视为改革的核心。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其它文化），如果 未能将宗教自由视为最绝对的价值观就无法捍卫人。为此，宗教视野之内将人视为天主的财产而并非国家的。或许恰恰为此，中国持不同政见历史上首次在文件中要 求宗教自由；铲除“合法”与“非法”、官方和地下宗教活动的区分。这一步骤——人权的宗教基础，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痛苦和牢狱之灾所换来的。他们中，便包括 了刘晓波。他们接触到了西方文明最佳的一面。

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以及《零八宪章》建议中对宗教的强调，也是对西方的警告。欧洲和美国应选择是继续将中国视为使他们摆脱经济危机的牛马，还是不仅加强物质方面的关系，而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基本——人权和宗教。

刘晓波以及《零八宪章》的警告是，如果没有尊重人及其宗教性这一步，中国（及其超级经济发展）将失败。既是中国的失败、也是西方的失败。


http://www.asianews.it/news-zh/%E8%AF%B ... 19672.html

《零八憲章》
http://zh.wikipedia.org/zh-hk/%E9%9B%B6 ... A%E7%AB%A0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home/


刘晓波与《零八宪章》


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先生11年有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在随后披露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到， 尽管法院将《零八宪章》与其他几篇文章一同作为判决依据，以证成“犯罪时间长，主观恶性大”，但从警方的取证时间、方向等等来看，《零八宪章》才是当局最 为关心所在：几乎所有证据的提取都是在《 零八宪章》发布后，几乎所有的证人证言也都围绕《零八宪章》而进行。这表明，无论是《零八宪章》正式发布前的拘押，还是发布后长达一年的调查，以及此次的 11年重判，无不因《零八宪章》而起。


一、《零八宪章》为何不能为中共所容忍


签名文本的肇始应追溯到1989年呼吁释放魏京生先生，“六四”过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签名文本再度出现。近10来年，以互联网为依托，各种签 名日益活跃，其敏感程度各不相同，由最为敏感的呼吁平反“六四”，到较为温和的社会性公益性呼吁。在一段时间内，类似呼吁的签名尽管也会遭遇“喝茶”或软 禁之类的骚扰或压制，但很少有人因此而获刑。一般认为，签名信这个形式已经相对“脱敏”，即使是组织签名，也相对安全。
就内容而论，《零八宪章》也并不算出格，除了少许表达较有冲击力外，几乎所有条文都可以在大陆公开出版物中找到类似表达。《零八宪章》之温和，甚至 遭到了海内外的不少批评，讥之为“公车上书”者有之，甚至怀疑其与中共勾结者也有之，以此也可以反证，仅仅内容本身，《零八宪章》未必具有多大的冲击力。 那么，为什么执政者对此大动肝火呢？
在笔者的理解，《零八宪章》之所以不为执政者所容忍，是因为其将各种元素加以组合，这一组合的效果，或者说预期效果，是执政者所不能接受的。具体而 言，《零八宪章》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既有成果相结合，并通过其中活跃人士的一致行为，展现为民间社会走向联合的趋势。正是这一前景，极大地 触怒了执政者。

首先，近些年来，通过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顽强努力，也因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越来越多地见之于报章，日益弥漫于 互联网，越来越多地为民众所认识和接受，形成了一股强劲而难以忽略的社会思潮。其次，通过各种具体的维权事件、广泛的公益活动和包括签名在内的异议表达， 部分知识分子、维权律师、NGO活动者等浮出水面，获得了一 定的公众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后，在当代中国的后极权体制下，社会思潮的影响相对间接，而各种活动和人士的作用又相对分散，当它们自为地发展时，执政者并不 会感到迫切的威胁，加之官僚体制的天然惰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松，这可以用于解释此前的签名活动和各种表达不被追究，但是当这些因素结合到了一起， 且在一份共同文本中展现出来的时候，执政者看到的就是民间社会走向联合的趋势，当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体制外异议人士、民运活动家、律师、维权人士和 NGO活动家在一份体现了当代自由思潮的文本上共同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执政者对这样的苗头再也不能容忍，而必欲遏止之。


二、对《零八宪章》的打压和对刘晓波的惩罚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警察拘捕了两位主要组织者刘晓波和张祖桦，可以看作是第一波的打压行动。随即，海内外宪章签署者以发表“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 割”的声明等声援行动对此加以抗议，一时间人们怀疑，由于执政者对《零八宪章》的严厉态度，还将有更严厉的打击措施出台，或许有很多的人将步刘晓波的后 尘，然而直到今天，依旧只有刘晓波一个人失去自由，其他的人大多以“喝茶”、谈话的形式加以警告，也有少数体制内知识分子（张博树、范亚峰等）被清除出原 单位，而最新的消息表明，即使有宪章签署人试图投案自首（ 刘荻、杨立才等），也不被接纳，这表明尽管从刘晓波被重判可以看出执政者的恼怒，但执政者也并不欲扩大打击范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看来，目前的选择乃是执政者精心考量后的选择，是执政者受到多重制约的产物，值得认真分析。之所以说是选择，在我看来不外三种可能：一是将组织 《零八宪章》签署定性为集团行为，打击面将不止刘晓波先生一人；一是目前这样，将组织《零八宪章》作为罪名，但仅及刘晓波一身；一是干脆不提《零八宪 章》，仅仅从刘晓波文章中罗织罪名加以判决。

从遏止民间联合趋势的目的而言，自然打压范围越广、打击力度越大越好，但是这一企图受到了诸多的制约。首先是国际压力的存在：众所周知，执政者将自 身的合法性和稳定的基础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而当下的中国经济已然与整个外部世界紧密结合到了一起，广阔的海外市场、庞大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以及发展不可 或缺的外资和技术，都离不开稳定的国际环境，执政者不能不顾及国际压力，从而必须在打击范围和力度上有所收缩。

其次是法制因素的存在：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日益发展，社会复杂性也日益提高，执政者不能不放弃传统的直接控制手段，而引入法制作为治理工具，尽管 这一工具依旧为权力所主宰摆布，但基本的形式和相应的程序仍然限制了执政者的打压选择，对宪章签署者或者是积极参与者的打压势必调用相当的资源，而绝非是 没有成本的。

最后是维稳次序的约束：权力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制造着利益的零和博弈，也因此累积起了日益庞大的利益被剥夺者，失地农民、拆迁户、下岗工人等利 益群体持续地为自己的利益而抗争，各路访民更是前赴后继，执政者因此面临更加复杂的维稳态势，而不可能将大部分资源投放到单一的目标之上。因此，回避将组 织《零八宪章》定性为集团行为，应该看成是执政者为了保全发展战略的稳定外部环境、为了适应新的法制条件，以及为了顾及复杂的维 稳态势而作出的选择。

然而，如果不将《零八宪章》作为罪名，又起不到遏止的作用，如果仅仅从过往的文章中罗织罪名，则意味着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非罪化，这一事实必然 会刺激民间围绕《零 八宪章》展开更广泛的联署、更深入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民间走向联合的速度，这又是执政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剩下的选择就只能是以《零八宪章》入 罪，而为了达到遏止的效果，在刑期的选择上就不能不从重，较长的刑期旨在对其他人进行吓阻，从而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重判刘晓波其实透露出来两个信息：一 是对于任何可能带来民间联合的努力，执政者仍将持否定的立场和高度的警惕，并不惜采取严厉的手段，这一点没有改变；二是在当前情况下，执政者更关心的是经 济发展的持续，以及为此而必须加以维持的稳定外部环境，此外执政者也不得不适应新的法制条件，顾及复杂的维稳态势，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对于处在萌芽期的民 间联合，执政者尚没有下定彻底铲除的决心，从而在其顽固拒绝民间社会发育的企图和试图维持社会和经济基本态势等考虑之间，就形成了某种矛盾。


三、《零八宪章》和民间社会的未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执政者对《零八宪章》组织者的打压，可能是《零八宪章》获得目前反响和达到如此规模最大的宣传推动者。在《零八宪章》之前，几乎 所有的签名活动都指向特定的议题，签署者也相对单一和封闭。《零八宪章》以对社会思潮的较全面总结突破了此前的单一，但相对而言，首批签署者仍属于较为活 跃的人士，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因此，谁也没有料到其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响应，迄今已经获得超过万人的联署，这当中拘捕主要起草人和组织者其实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一方面，如上面所分析的，执政者的打压范围和力度不如预期的大；另一方面，拘捕刘晓波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道义担当，因此，执政者的行为 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了《零八宪章》的行列中来。这表明,陷于某种矛盾态势中的执政者并不是万能的。

然而，在笔者看来，重判11年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通过这一判决，执政者向国内外释放出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执政者并不准备容忍民间社会走向联 合，类似的举动也势必还会遭致其打击；以此为标杆，各地执法机关也势必加强对各类类似企图的打击，因此在短期内，随着刘晓波先生的被重判，民间社会的发育 还是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一定的低潮。

不过，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零八宪章》仅仅是一份文本，尚且处于言论表达范畴，然而其组织者却遭遇了如此重判，这一事 实将执政者拒绝民间社会发育的决心大白于天下，将执政者反对普世价值的意图暴露无遗，从而那些原本还指望执政者自我转变的人士就不得不修正其思路，而把目 光转向民间的成长，并逐渐加入到民间社会的发育中来。因此尽管重判或许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遏止作用，但长远来看，它却扩大了民间社会发育的基础。这一基础 再加之执政者本身固有的矛盾使笔者相信，从中长期来看，民间社会发育的前景依旧光明；而以《零八宪章》为纽带，民间社会的整合程度也将越来越高.

把諾貝爾和平獎獻給民族災難的受害者 ／程 翔

【明報專訊】劉曉波獲悉自己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後，表示該獎屬於「六四」亡靈，絲毫沒有「貪天之工為己力」的意思，表現出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廣闊心胸和格局，值得敬佩。

劉曉波是因為《08憲章》而被捕的。《08憲章》是什麼？它是中國人民在經歷了1949-1976年間發生的一場民族大災難之後醒悟過來後作出的歷史總結。《08憲章》的19條訴求，每一條都是針對中共在這期間所犯下的嚴重錯誤的補救措施，其核心是改革「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換言之，沒有頭30年的災難，是不會孕育出《08憲章》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推而廣之，這個和平獎，不但屬於「六四」亡靈，更應該用來祭祀在1949-1976年間全中國在「一黨專政」的統治下非正常死亡者的亡靈。

在這近30年間，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場亙古罕見的大災難，是充滿血與淚的30年。

血：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單是在1958-62年大躍進期間和1966-1976文化大革命期間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高達5500萬人，如果包括在1949-1957年間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全國在頭30年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將遠不止此數。[1]

淚：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單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各種迫害的人數就高達1億人[2]，這還未包括在1949-1976年間共30多場政治運動中的捱整人數，也未包括「上山下鄉」運動的人數。各類政治運動所及，很多人都遭到「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劇。

這場災難，被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稱為「20世紀人類遭遇到的四場大災難之一」（其他三者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蘇聯三十年代大清洗）[3]。

這場災難一直要等毛澤東死後才能停下來，足見「一黨專政」的荒唐。毛澤東死後，人民從深重的災難中醒悟過來，看到要害在「一黨專政」，於是就有了「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上魏京生「第五個現代化」的大字報、一直到八九民運。大家要求的就是結束「一黨專政」，早日實現「政治民主化」。

人們在痛定思痛後分析、總結這場災難，逐步形成了《08憲章》的19條建議或訴求。所以說《08憲章》是植根於我們這個民族對1949-76年這場大災難的反思和共識。這種勇於面對歷史的精神是我們民族希望所在。

在蘇聯、東歐等其他蒙受過「一黨專政」禍害的國家，在共產主義制度分崩離析之後，紛紛建立紀念館或博物館，以求國民銘記「一黨專政」的教訓，以免日後重蹈覆轍。2008年6月3日歐盟發表《布拉格宣言》，指出為了歐洲不再出現共產主義反人類罪行，有必要設立全歐性的紀念館或博物館，向各國人民陳列、展示「一黨專政」的種種禍害，其目的不是在傳播仇恨，而是在「為我們的子孫卸下歷史包袱」，因為「一個忘記過去的社會是不會有未來的」。[4] 該宣言強調：「由於共產主義歷史而形成的喪盡天良會對歐洲的前途和我們的子孫造成沉重的包袱」，所以有必要認真地對待這段歷史。

在此之前，美國在2007年六月也豎立了「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布殊總統在揭幕時說：「我們對死難者獻上這個紀念碑，因為我們對他們有一個責任：確認他們的生命和尊重他們的存在。」

反觀中國，當中共「尚健在」的時候，不但無法做到尊重歷史、尊重事實[5]，反而不斷試圖利用公權力去抹除歷史記憶，妄圖使整個民族出現集體失憶。這種政策已初見成效，因為我們看到至今新一代的人不但不知道這段血與淚的歷史，甚至當有人提醒這段歷史時還會遭到他們強烈的本能性的反擊，認為是在故意「挑刺」、「抹黑」，拒絕承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實。一個民族不敢面對自己過去的錯誤，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所以，當中國人民還無法實事求是地，在神州大地上來紀念1949-76年這場民族災難時，唯有借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寄託我們對歷史的哀思。

[1] 中共建政以來非正常死亡人數，一直是中外學者所努力考據的，也因為各人有不同的界定，使這個數字有頗大的出入。這裏筆者只根據比較可靠的、以官方資料為依據的統計：一，根據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楊曾任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炎拦春秋》副社長。他從大量官方檔案中統計出，在大躍進期間餓死了3500萬人。二，根據中共領導人葉劍英元帥的總結：「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摘自《往事——1966寫真》，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單是這兩項，非正常死亡人數就高達5500萬人。

[2]見上注

[3]見世界衛生組織《世界暴力報告》2002年

[4]見“Prague Declaration on European Conscience and Communism”, June 3, 2008

[5] 文革後大文谏家巴金先生曾經呼籲成立「文革博物館」，以起「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作用，卻遭中共壓制下去，從此無人敢再談紀念文革的議題。

http://news.mingpao.com/20101014/ms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