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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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大报谢主隆恩

作者／庄迪澎
Dec 27, 2010 01:45:12 pm

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43届年会经于12月20日及21日在槟城圆满举行，这是该协会第五次在我国召开年会，而本届年会则由正在欢庆创刊一百年的《光华日报》承办。东道主虽是《光华日报》，但由世界中文报业协会“首席会长”张晓卿掌舵的《星洲日报》却更加积极地争风头，不但安排比较会念经的外国和尚在《光华日报》举行庆祝创刊100周年联欢晚宴的同一晚到槟城开讲，甚至在首相兼巫统主席纳吉为年会主持开幕后，也比东道主更殷勤地连登两篇文章擦鞋。

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在马来西亚举行邀请首相开幕已成惯例，例如第四任首相马哈迪曾为1990年12月10日召开的年会主持开幕，第五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也曾为2004年11月10日召开的年会主持开幕；因此，纳吉亲临为第43届年会主持开幕，这个动作本身就已无新意，其开幕演词的要点――“呼吁”中文媒体扮演三种角色：中庸推动者、改革监督者、发展催化者――更加了无新意。【点击：纳吉英文演词全文】

这么一篇了无新意的演词，《星洲日报》却在12月21日的社论《谱写中文媒体歷史新篇》形容为“对所有中文媒体同道”的“精神上的指引”和“自我的惕励”；但唯恐这番溢美之词还不足以让纳吉（或纳吉的华人秘书）察觉到他们对他的敬意、爱意与恭维，又同时刊出他们自封为“大马华文媒体评论第一人”【注一】的副总编辑郑丁贤所写的《首相先生，谢谢你的承诺》，赞扬纳吉的演词“颇有新意”，还说其提出的三个媒体角色“应该被视为政府对媒体的承诺”，因而向纳吉说声“谢谢您”。两篇马屁文章，轻而易举地就把《光华日报》同一天的单薄平淡的社论《中文媒体肩挑3重任》给比了下去。

纳吉提出的“三个角色”何以了无新意，我们可以逐条检视。

首先，纳吉所谓“媒体乃中庸推动者”（Media as Promoter of Moderation）的“中庸”是相对于“极端分子”（extremists）。纳吉的演词没有明确定义“极端分子”，而在马来西亚，何者为“极端分子”及何种行为为“极端行为”经常是由执政党任意界定的，可以说举凡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或可能对国阵／巫统的政商利益构成威胁者，都有可能被界定为“极端分子”；民主行动党、回教党、董教总、教会、人权组织、环保组织，还有华团大选诉求工委会，不都曾被国阵政府明批或暗指为“极端分子”吗？

换言之，从国阵政客口中说出的“中庸”，经常是意指做个温驯听话、不可造次的“乖孩子”。“媒体乃中庸推动者”之说，不只是在说人民不可造次，也是在“管教”媒体，训示媒体应维护既有政权、推崇“乖孩子”文化，过滤掉政治反对之声。这种思维是典型的国阵父权思维，在马哈迪当首相的22年里早已是陈腔滥调，何新之有？

“媒体乃改革监督者”（Media as Watch Tower for Change）的说法，其实是对马来西亚媒体的莫大讽刺，《星洲日报》和郑丁贤竟然如获至宝歌功颂德，实在匪夷所思。乍看之下，“媒体乃监督者”的提法就有人们耳熟能详、根本就毫无新意的“第四权”之意，但纳吉所谓的“监督者”，只是既有“半票子第四权”的再打折版。纳吉在演词中说“与其说是看门狗（watch dog），不如说是变革的瞭望塔，毕竟人们可以不理会狗吠”，言下之意，就是狗吠也没用，干脆做个不会发警报（狗吠）的瞭望台好了。这种“伪第四权”论调新颖吗？即使是以打压新闻自由而曾经连续三年当选为“世界十大新闻自由公敌”的马哈迪，也经常大言不惭地对国际媒体说，马来西亚的媒体可以自由批评、监督政府；纳吉这番台面话，又何新之有？

好吧，即使我们退一万步，承认纳吉此说是“鼓励”媒体“监督”政府，但这不是再次印证纳吉的伪善和马来文说的“cakap tak serupa bikin”（言行不一）吗？纳吉政府一边继续使用各种承袭自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媒体法规打压新闻自由和限制舆论空间，不思废除恶法，一边却作状大方要媒体 “监督”政府，这种伪善已非首见；2009年接任首相前后，他不也在四个不同场合发表向媒体示好的言论或举措，但宣誓就任首相后就禁止《独立新闻在线》采访他宣布新内阁阵容的记者会吗？

至于“发展催化者”（Media as Catalyst for Development）的思维，与1960年代开始盛行，如今已过时的“传播与发展典范”（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adigm）一脉相承。这个传播研究典范既是冷战的产物，也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主张第三世界的传播媒体应该协助、配合政府营造发展氛围、散布革新思维，协助人民对工业化社会情境产生“移情能力”（empathy），以利国家（经济）发展。

马来西亚作为在1957年独立的后殖民国家，深受这种发展观所影响；远的不说，在马哈迪当首相22年里发表的不下于20篇谈论媒体议题的演词和文章里，不乏这种主张媒体既协助政府说服百姓响应、接纳政策，也协助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繁荣的言说，甚至还曾说报纸应成为政府的“伙伴报纸”（akhbar rakan）。马哈迪的继任者阿都拉巴达威在2005年7月15日为内政部主办的“2005年大众媒体大会”主持开幕时，也重复了类似观点。

国阵政府治国超过半个世纪，一直都没有提出具体、以白纸黑字阐明的媒体政策，但其对媒体的基本态度与论述却万变不离其宗。马哈迪（右图中）治国时间长达22 年之久（1981-2003年），是最常评论媒体与新闻自由议题的首相，任内多项政治决策与动作也已建立起非常完善的媒体规管机制，对媒体业的变迁与新闻自由空间产生了非常尖刻而深远的影响，后来者如阿都拉巴达威（右图右）和纳吉（右图左）的媒体论见与马哈迪如出一辙，而媒体操控手段也是萧规曹随，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和改变。

纳吉所说的媒体的三种角色，只是国阵／巫统的教条式媒体理念的另一次重播而已，只不过他的文胆（是胡逸山吗？）取巧地以标新却没有立异的词汇表述。行外人不知尚可理解，行内人不知，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尤其“发展催化者”之思维出自“传播与国家发展典范”，凡传播学／新闻学本科学生皆应可察觉并无新意，郑丁贤是台湾排名第一的新闻系的本科毕业生，不可能不知；如此典当自己的专业训练去奉承权贵，可悲啊！（他若说不知，就太陷他的师长于不义了！）

纳吉的演词不仅毫无新意，也没有许下（即使只是说说而已的）为媒体松绑的承诺，有的只是狂妄地以“官大学问大”的心态和“威权长官”的姿态给报业下指导棋，而国阵／巫统权贵这种权威姿态正是《星洲日报》（和它的同业）之所以不得不“走钢索”的祸首；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郑丁贤（左图）竟也有“过度解读”或“错误解读”的“阅报能力”，从报纸的报道中读出纳吉演词含有“应该被视为政府对媒体的承诺”的内容，甚至还要因此向纳吉说声“谢谢您”！

马哈迪执政后期的一个对继任者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政治动作，大概就是聘用所谓的“华人政治秘书”和“华人新闻秘书”了。这一动作，比起他执政早期任命“华人副内政部长”的动作更有效的监管中文媒体，因为副内政部长毕竟没有时时在首相身边处理日常事务，没那么亲密，中文媒体较多是被动地慑服，但政治秘书或新闻秘书却是首相身边人，每天汇报时势，中文媒体因而主动逢迎，刊登“好新闻”方便这些新贵向主子报告。

走笔至此，赫然发现《星洲日报》的精神分裂症已日益恶化。它一边以1987年遭国阵政府勒令停刊的经历吹嘘自己如何勇者无惧、挑战庞大国家权力机关的“正义至上”行为，一边却又经常顾影自怜地向外国同业和本地读者申诉自己在“走钢索”、“如履薄冰”、“刀锋上游走”，不得不以折中方式处理新闻（例如马六甲猪农事件、林德义事件）。它一边自诩为 “坚守作为第四权的职责”的报纸，媒体和政府“不是从属关系”，一边却又对纳吉给媒体下指导棋的行为感极涕零，当做“精神上的指引”，还期待纳吉施舍“更多的自由空间”（而不是自主抗争），更连声“谢主隆恩”。【注二】

一份报纸的奴性与堕落，曝露无遗！

注释：

一．《星洲日报》于2008年出版的《星洲日报――歷史写在大马的土地上》，在第121页如此介绍郑丁贤。

二．读者可翻阅《星洲日报――歷史写在大马的土地上》全书，见识《星洲日报》自诩又自怜的精神分裂症状。
庄迪澎是《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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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托，别再“一个马来西亚”了！
作者：庄迪澎
Jan 28, 2011

“口号治国”是马来西亚巫统党籍首相的习性，从马哈迪的“廉洁、有效率及可信赖” （Bersih, Cekap dan Amanah）、阿都拉巴达威的“和我一起工作，不是为我工作”（Work with me, not for me），到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以民为本，现在表现”（1Malaysia, People First, Performance Now），都是他们在出任首相之初喊出的治国口号。

马哈迪在位时间较长，任内口号除了“廉洁、有效率及可信赖”之外，第二个十年开始还有另一个口号――“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由于是个着眼于未来30年且经济挂帅的发展远景，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前经济成长率连年8%以上的美景中，“2020年宏愿”几乎是媒体天天必提的“金句”，而“廉洁、有效率及可信赖”早已被人淡忘了。

众所周知，“口号”总是说得比唱的好听，否则就不成口号。经过精心构思的口号，也许隽永悦耳，但是丑陋不堪的现实却往往成为它们最强烈的嘲讽；例如“廉洁、有效率及可信赖”言犹在耳之际，各种财务丑闻便接踵而来――土著金融丑闻、马明可丑闻、公积金与玛古瓦沙（Makuwasa）丑闻、新泛电丑闻及存款合作社丑闻――在土著金融丑闻中甚至发生调查员在香港遭谋杀弃尸海岸的悬案。

马哈迪和阿都拉的治国口号，究竟是幕僚审时度势之作，抑或重金礼聘跨国公关公司构思之作，我没有考究，印象中也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和讨论。不过，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却已公认是跨国公关公司之作，“不幸”且讽刺的还是拾人牙慧，复制自同一家公司的“一个以色列”产品。既然是取自不同国家的复制品，其适用性自然成疑，而且既空洞又矛盾。首先，若说“一个马来西亚”是全民团结愿景，难道说独立迄今我国都是四分五裂？其次，若说“一个马来西亚”是祛除种族属性差异，它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同化政策的时髦版吗？再者，若说“一个马来西亚”是消除差别待遇，请问政府制订了哪些相应政策？

纳吉内涵贫瘠、政绩平庸，不思治国方略，更凸显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空洞；马来西亚北方大学政治学资深讲师莫哈末阿兹祖丁（Mohd Azizuddin Mohd Sani）在2009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当有人问他（纳吉）“一个马来西亚”概念的含义为何时，纳吉无法连贯地阐述。他未能将他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与其政党所追求的团结政府串联起来。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无非是他高薪礼聘的公关人员弄出来的油腔滑调。（注一）

莫哈末阿兹祖丁在同一篇文章中引述了旅美医生巴克里慕沙（M. Bakri Musa）的一段文字，虽然行文含蓄，却也赤裸裸地暴露了纳吉的内涵阙如：

当我浏览马哈迪、林吉祥或安华依布拉欣的网站时，我知道这些文章从语气到写作风格都反映了作者本人。1Malaysia.com网站未能让我有同感。它俨然是第三者的观点，而非个人观点，表达个人观点恰恰是开设部落格的主要缘由。当然，我并不指望纳吉亲自写演讲稿，他有其他重要的事要做，例如治国。然而，我期待他能领导他的文胆，而且阅读这些演讲稿的定稿，并且做必要的修订，以便这些演讲稿能真正代表他，且听起来仿佛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必须留下自己的印记。

虽然如此，“一个马来西亚”作为纳吉刻意营造的宰制意识形态，是毋庸置疑的。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指出“文化霸权”（Hegemony）的关系必然是一种调教（pedagogic）关系，除了学校是执行“调教”工作的最重要部门，其他不同的“霸权工具”如教会、媒体，甚至建筑式样和街道的名称，都能使统治阶级不只是证明且维持其宰制。对照“一个马来西亚”口号出台后，所有传统媒体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而且“一个马来西亚诊所”、“一个马来西亚生活营”、“一个马来西亚车赛”等各式各样的活动，乃至于社团和政党的文告，都要牵强附会地置入行销“一个马来西亚”，几乎到了宣扬教条的地步，其试图作为一种霸权论述的意图显而易见。

尽管内涵空洞，但是纳吉试图以“一个马来西亚”作为其统治的霸权论述，可说已经成功了一半。虽然它是一个了无新意的苍白论述，却营造了一种俨然全民平等的政治新气象已随纳吉而出现的幻象。“一个马来西亚”的成功，除了是因为国阵／纳吉掌控庞大的国家机关和渗透面深而广的各种宣传机器，民联其实也居功厥伟，而这一点可能是民联不自觉的，这才悲哀！

“一个马来西亚”能大行其道，所向无敌，其中一个原因是民联未能提出足以抗衡的替代论述。文化霸权的建构既非一蹴而成，也不是一劳永逸，它是一场“不断革命”，替代论述得不断在意识形态场域里挑战霸权论述，才有可能瓦解霸权论述。“一个马来西亚”既然没有对手，当然不战而胜。

不过，民联诸公更应深刻自省的是，他们总是在助纳吉一臂之力而不自觉。自从“一个马来西亚”口号出台后，许多民联从政者，从没有官职的基层“小咖”到担任国州议员的“中咖”和“大咖”――包括纵横政坛数十年的林吉祥――批评、攻击政府机关的政策偏颇或行政缺失时，经常要说上一句“违反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 精神”的话语。

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列举一二：林吉祥在去年5月12日非议翌日的“马来人崛起”大集会、7月26日非议政府禁止学校成立回教以外的宗教学会的政策，以及8月 20日非议《马来西亚前锋报》捏造槟州一些回教堂祈祷讲道时以首长之名取代国家元首之名的报道，都写上一句“违反‘一个马来西亚’原则”。

他们以为这么说是在嘲讽纳吉，但实际上反而是在肯定“一个马来西亚”的正当性和确认纳吉的正直。不是吗？民联从政者以“违反‘一个马来西亚’精神／政策／原则”这句话非议国阵政府的错误时，正是把纳吉和这些错误切割，恰恰是在告诉受众：纳吉是对的／好的、“一个马来西亚”是对的／好的，只是那些内阁部长和官僚阳奉阴违，没有贯彻、遵守、执行纳吉的善治。换言之，一切的错，都不是纳吉的错－－虽然身为政府首长、国阵和巫统主席，纳吉对于政府的一切过失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忠诚的在野党”资深从政者如林吉祥尚且如此“肯定”纳吉和“一个马来西亚”，这个霸权论述还能不成功吗？所以，拜托，请民联和有自觉的民间组织别再左一句“一个马来西亚”、右一句“一个马来西亚”了！

注一：Mohd Sani, M. A. (2009). The Emergence of New Politics in Malaysia: From Consociational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5 (2): 9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