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9331.html

新闻的前景：回到咖啡馆
Jul 19, 2011
作者／The Economist
译者/庄迪澎

三百年前，新闻以口语或书信相传，以及以小册子、新闻简报和刻板印刷单张（broadsides）的形式在小酒馆和咖啡馆分发。一名观察员说道：“咖啡馆尤其是个让人自在地高谈阔论，以及阅读各式各样廉价纸本新闻的场所。”当第一份大众报纸――纽约《太阳报》――在1833年面市时，一切都变了；这家报纸率先利用广告降低新闻的成本，从而使得广告商触达更广泛的读者。该报面市时，美国最畅销的报纸，日销仅4500份；《太阳报》凭着其平床印刷机（steam press），很快就达到了一万五千份。便士报（penny press，注1），以及尾随而来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台，令新闻从双向的对话变成单向的广播，并由相对较少的企业控制着媒体。

如今，诚如我们的特别报告所阐述的情况，新闻业正返回接近咖啡馆的状况。互联网使得新闻更具参与性、社会性、多元化和党派立场（partisan），恢复了出现在大众媒体时代之前的话语精神气质。这将对社会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每况愈下

在世界许多地方，大众媒体正在蓬勃发展。在2005年至2009年间，全球报纸发行量上升6%，这是得意于像印度这样的地方对报纸有特别强烈的需求，日销一亿一千万份报纸。但是，全球性数字掩盖了富裕国家的报纸读者群急剧下降的事实。

在过去十年中，整个西方世界的人们已经放弃报纸和电视新闻，而是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式追踪各种事件。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多地参与编译、共享、筛选、讨论和发布新闻。推特（Twitter）让身处各地的人报道他们所见所闻。成千上万的机密文件在网上公布。

阿拉伯起义和美国龙卷风的手机影片张贴在社交网站，且在电视新闻里播映。在日本震灾期间拍摄的业余视频在YouTube上被观看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万。

“群包”（crowdsourcing）作业使得读者和记者走在一块，携手在一大堆资料里筛选其所，从英国从政者的报销到莎拉佩林（Sarah Palin）的电子邮件（注2）。

社交网站使得人们和他们的友好发现、讨论和分享新闻。而且，不只是读者在挑战媒体精英，诸如谷歌、面子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高科技公司已成为重要的的新闻渠道（有些人说是太重要了）。名人和世界各国领导人，包括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查韦斯（Hugo Chávez，委内瑞拉总统），直接通过社交网络发布最新消息；许多国家如今经由“开放政府”（open government）倡议提供原始数据。

互联网让人们得以阅读和观赏世界各地的报纸和电视频道：英国报纸《卫报》（The Guardian）目前拥有的海外在线读者比本土读者还多。互联网允许新的新闻供应者，包括个人部落客，乃至诸如《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这样的网站，地位很快地大大提升了。互联网亦使得全新的新闻作业方式成为可能，例如维基解密（WikiLeaks）所采行的模式，它让爆料者（whistleblowers）以匿名方式公布资料。新闻议程不再由极少数的媒体大亨和诸如英国广播公司（BBC）这样的国家机关所操控。

扭曲事实，必遭讥讽

原则上，每个自由主义者都会为此欢庆。更具参与性和社会性的新闻环境，同时具有非凡多样性和更广泛的新闻来源，这是一件好事。一个德克萨斯州人过去曾经仰赖《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来解读世界，如今却可以收集林林种种不同来源的讯息。各地的独裁统治者有更多事要担心了。很多人会说，就算记者并不是那么专业的，那又如何？话虽如此，有两个隐忧特别令人关注。

第一个隐忧是监督有权势人物使其承担责任的“问责性新闻”（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可能消失。收入萎缩导致印刷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和地方政治报道数量减少、品质降低。

然而，旧式新闻（old-style journalism）从来都不是记者们所自诩的那般正直高尚。事实上，因窃听人们手机通话且被逮着的英国报纸《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丑闻。与此同时，互联网正在酝酿产生新的问责制形式。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机构如ProPublica、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和维基解密（WikiLeaks）正在试着填补看门狗媒体（watchdog media）衰败而遗留下的空白。这个工程尚未成熟，但其活跃程度与实验，令人乐观以待。

第二个隐忧与党派立场息息相关。在大众媒体时代，本土的垄断者往往得保持相对的中立，以便吸引最多的读者和广告客户。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唱和人们的偏见似乎更能赚钱：因而，美国的保守派有线电视频道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所得盈利，比它的两个立场较为中庸的对手――有线新闻网络（CNN）及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的盈利总和还多。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有党派立场的新闻越来越多该是为人所乐见的。在过去，许多人――特别是右翼的美国人，因为大多数美国电视都左倾――无法观看到反映他们的意见的节目。然而，随着新闻日益坚持己见（opinionated），政治与事实都在承受煎熬：见证一些美国保守派人士坚持认为，奥巴马是在美国境外诞生的，另一些人则拒绝接受必须增税。

该做些什么呢？在社会层面上，能做的并不多。新闻事业的转型是不可阻挡的，试图扭转此局面，注定要失败。然而，人们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来纾解这些忧虑。身为新新闻（new journalism）的产制者，他们可以从严查证事实，并对消息来源要透明公开。身为消费者，他们可以兼容不同的品味，同时要有严格的水准要求。

虽然新闻业的这种转型招致隐忧，然而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事业享有一个众声喧哗、多样、百家齐放、生猛有力的环境，十分令人乐见。咖啡馆回来了，好好享受吧！

译者注：

注1：1930年代由纽约《太阳报》带头兴起的廉价报纸，由于每份只售一便士，故亦被称为“便士报”。

注2：莎拉佩林是200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竞选搭档，2006年出任阿拉斯加州州长，是第一位女性州长和最年轻的州长，但她已在2009辞职。

点击原文：Back to the coffee house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0149

鄭丁賢‧回到咖啡店
2011-07-18

上一期的英國《經濟學人》，少有的以一幅漫畫作為封面。

漫畫中，一群維多利亞時代（約200年前）的英國男子，頭上一頂假髮，一頂高帽子，身上一套緊身衣，一襲燕尾外套；以今日的審美觀，煞是可笑。

這些古代人，在一間咖啡店裡高談闊論，有些還忙著操作手提電腦和iPad。

封面打出的標題是：回到咖啡店（Back to the coffee house）；裡頭跟進了14頁的詳細報導。

主題說明今天網絡媒體的現象，看似摩登，但是，其實是回到了200年前的舊時代。

以古諷今，入木三分。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還沒有現代的報業，當然更沒有大眾傳播；人們傳播消息，交換資訊的管道，就是咖啡店。

進入咖啡店，人人可以高談闊論；只要有人喜歡講，有人願意聽，就自成一個傳播世界。

咖啡店的傳播，很有參與感，愛怎麼講就怎麼講；很有滿足感，可以找到喜歡聽的內容；很有尖銳性，因為咖啡店有四道牆保護，甚麼都可以談。

問題是，沒有人，包括講者和聽者，能夠確定傳播的內容是否真實，正確；更沒有人在乎甚麼是客觀，公正。

咖啡店裡，人人可以是記者、編輯、評論人，但是，卻沒有一套專業和道德準則。

因此，咖啡店式的傳播，無法建立新聞學上要求的公信力（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

咖啡店裡，人們憑著個人的喜好、愛恨、黨派，而設定本身的議程，目的只在於說服別人。

所以，維多利亞前期，社會一片混亂，沒有人相信誰，沒有人確定發生甚麼事，只有小道消息，咖啡館言論。

之後的19世紀末期，出現了現代報業；報章為了打開銷路，必須取信於讀者，而聘請專業的從業員，撰寫客觀和公正的報導和評論。

而報章這種大眾傳播媒體風光了150年，如今受到網絡媒體的衝擊。

網絡媒體有它的現代特色，遺憾的是，它回到咖啡店時代，出現同樣的毛病。

今天，大馬一些網絡媒體掉入這種陷阱，說話不用負責，罵人不用本錢；尖酸刻薄者，還可以譁眾取寵。

一些憤青，學問和修養欠奉，只有那麼一點不搭調的憤世嫉俗；在咖啡店裡找到位子，卻自詡為青年導師。

網絡媒體如果要長期發展，還必須以咖啡店為鑑。

（星洲日報／馬荷加尼‧作者：鄭丁賢‧《星洲日報》副總編輯）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9355.html

“阅报是一种能力”
――郑丁贤是对的！

作者／庄迪澎
Jul 20, 2011

虽然听起来似乎有点狂妄，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不屑一读郑丁贤那些不知所谓的文章，谢伟伦在7月15日提出的“六字诀”――看不懂、看不起――也许代表了许多稍肯长进者的心意。然而，身为媒体观察者，我又不得不偶尔委屈一读――不读，岂能亲自验证这些文章何其不堪？

7月18日的《星洲日报》发表了郑丁贤的另一篇专栏文章《回到咖啡店》，开头就提《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7月9日刊的封面漫画，还有当期的封面专题报道。贯穿全文的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呼应《星洲日报》素来的口径：互联网媒体没有专业和道德准则、无法建立公信力。

郑丁贤甚至写道，该专题报道的“主题说明今天网络媒体的现象，看似摩登，但是，其实是回到了200年前的旧时代”、“咖啡店里……没有一套专业和道德准则……咖啡店式的传播，无法建立新闻学上要求的公信力”，“以古讽今，入木三分”云云。

按正常思维判断，郑丁贤这篇文章产生或将产生以下印象：一、他是取材自《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并向不谙英文或没读过该报道的读者引介该报道之要点，警惕读者关注互联网时代的乱象。二、《经济学人》的14页专题报道是在否定，或至少是批评互联网媒体现象，更甚于肯定它（否则郑丁贤岂会说，该专题报道的主题“以古讽今，入木三分”？）。

扭曲颠倒《经济学人》原意

然而，花点时间读一读《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马上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郑丁贤的《回到咖啡店》一文，大小错误俯拾皆是，这里只列举三点就好：

（一）《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的引文《新闻的前景：回到咖啡馆》（The future of news: Back to the coffee house），虽然提到互联网造成的新闻业转型产生了两个隐忧，但它对互联网的作为乃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非郑丁贤一文那般消极、否定。（其实，《经济学人》对两个隐忧的讨论，还彰显出其正面意义。）

这点，无论是这篇引文，或是主文《新闻业专题报道：来自未来的公告》（A special report on the news industry: Bulletins from the future）都写得不含糊，例如引文里不仅写道“新闻事业的转型是不可阻挡的，试图扭转此局面，注定要失败”，文末更写道：“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事业享有一个众声喧哗、多样、百家齐放、生猛有力的环境，十分令人乐见。咖啡馆回来了，好好享受吧！”

主文的主旨是强调互联网使得新闻更具参与性、社会性、多元化和党派立场（partisan），恢复了出现在大众媒体时代之前的话语精神气质。为此，主文的标题下方，《经济学人》标注了摘要如下：“Tom Standage说，互联网经使新闻业反转过来，使之更具参与性、社会性、多元化和党派立场－－就如在大众媒体到来之前曾经存在的情况。”

（二）换言之，在《经济学人》专题报道的语境里，所谓的“回到咖啡馆”是在肯定一种容许更多人平等发声、言论多样、舆论焕发的局面，而阅听人则有更多的新闻来源可以选择，以及有更多不同的方式近用它们。“回到咖啡馆”的提法，让我想起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在《公共论域的结构转型》一书里提到17至18世纪欧洲出现的“资產阶级公共论域”，人们在咖啡馆和沙龙等介于国家机关和私人领域的场域议论政经事务，实现市民自决，也是现代公共舆论的重要起点。

虽然《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没有具体指涉哈伯玛斯，但引文开头就写“三百年前，新闻以口语或书信相传，以及以小册子、新闻简报和刻板印刷单张（broadsides）的形式在小酒馆和咖啡馆分发”，时间上吻合欧洲咖啡馆作为公共论域的时期。

显然，“咖啡馆”之象征意义并非郑丁贤《回到咖啡店》一文里所形容的那样负面不堪。（顺带一提，人家一开头就写三百年前，郑丁贤的文章却提“回到了200年前的旧时代”，而且还是“社会一片混乱”的“维多利亚前期”，又是一种扭曲的手法！）

严重地误读“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

（三）郑丁贤《回到咖啡店》一文有一段写道“咖啡店式的传播，无法建立新闻学上要求的公信力（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其英文词汇“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应是取自《新闻的前景：回到咖啡馆》这篇引文，但郑丁贤对“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的理解却是错得离谱！

英文“accountability”可以转译为中文的“公信力”，但在《经济学人》专题报道的语境里，“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并非指谓新闻或媒体的公信力。该专题报道之引文，提到“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时，写得简单易懂：

“第一个隐忧是监督有权势人物使其承担责任的‘问责性新闻’（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可能消失。收入萎缩导致印刷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和地方政治报道数量减少、品质降低。”

显然，所谓“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指的是监督权贵是否贪赃枉法的调查性报道和政治新闻，是以我将它译为“问责性新闻”。这种“问责性新闻”之所以“可能消失”，是因为互联网的竞争造成报业的收入萎缩，以致报社缩减了用在从事“问责性新闻”的预算。

想破脑袋，我都看不出，何以郑丁贤的理解竟然是网络媒体“咖啡店式的传播，无法建立新闻学上要求的公信力（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两者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

《回到咖啡店》这么一篇颠倒是非、扭曲他人作品原意、错误百出的文章，竟然出自自诩“在新闻界大半辈子”、《星洲日报》自封“大马华文媒体评论第一人”、在销量最大的中文报里主管言论的副总编辑之手笔，自己送上门去印证邓章钦对中文报记者的批评――“概念和事实的掌握错误，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世华媒体集团还有什么颜面和正当性去围剿邓章钦？

（顺带一提，我前晚全文中译了《新闻的前景：回到咖啡馆》，以飨读者，顺便也帮助郑丁贤较好地理解《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

误导百万读者，中文报害了你吗？

郑丁贤这篇扭曲乱译（不是断章取义而已）的文章，会给自诩公信力无瑕的《星洲日报》造成怎样的尴尬和耻辱，不关我事；我关切的是，这种拙劣之作触达百万读者群，究竟会造成多大的公害？

首先，只读《星洲日报》的非网民、不谙英文或懂英文但无暇阅读《经济学人》专题报道者，以及那些相信郑丁贤的专业能力者，都被误导了！他们以为，经由郑丁贤的引介得知了《经济学人》在报道些什么，但实际上郑丁贤转述的内容却与原文完全背反！

有人被误导吗？当然有，还以讹传讹。卫生部长廖中莱的新闻秘书林钊盈7月20日（纸本）在《光华日报》发表的文章里，就写道“一名著名评论人提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咖啡店现象，这个发现让我感到共鸣……”

“中文报害了你吗？”这是郑丁贤的提问，他的《回到咖啡店》一文恰恰为他自己的疑问提出最好的答案了。

（顺带一提的是，《经济学人》也是受害者，因为只读郑丁贤文章的人会误以为这家1843年在英国创刊，已有168年悠久历史的英文杂志如此抗拒和否定互联网及网络媒体，尽管它也有本身的网络版。）

其次，我曾在《大马报业路在何方（庄迪澎版）－－与刘鉴铨对话（下篇）》一文里提到，我国报业犯了一个不可轻易宽恕的错误：为了纾解新闻网站对它们造成的尴尬，它们唱和官方论调，以抹黑、丑化的方式给新闻网站塑造毫无公信力的刻板印象，而《星洲日报》恰恰是最勤于为网络媒体贴标签的中文报纸。因此，郑丁贤的文章对互联网媒体没有好话，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这么写恰恰符合《星洲日报》的“主流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和“主流论述”（dominant discourse）。

郑丁贤选择从什么角度解读互联网媒体的利弊和功过，是他的权益；但扭曲他人的文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不就是《马来西亚前锋报》素来之恶行吗？

无论传统媒体或网络媒体，皆应是推动民主进程的社会公器，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种种族威权统治环境里，互联网促进舆论多元化和资讯自由流通的作为，有目共睹；然而，《星洲日报》长期都在唱和官方的“污名化”论调，试图藉着贴上“充斥谎言、谣言”、“没查证”等标签制造网络媒体毫无公信力的印象，郑丁贤的《回到咖啡店》再添一例。

“谁耽误我们的民主进程？”这是《星洲日报》文教部副主任陈莉珍的质疑，她只需读一读郑丁贤的《回到咖啡店》，再以她法律系毕业的英文能力对照《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就能找到答案了。

亲身印证“阅报是一种能力”

郑丁贤何以写出这篇完全不符《经济学人》原意的烂文章？可以猜测的可能性至少有三个：

一、《星洲日报》居心不良，指示郑丁贤以不专业且违法职业伦理的手段蓄意误导读者，让读者对互联网和网络媒体敬而远之，这样不利国阵的讯息的影响层面可以有某个程度的限缩。当然，自诩“正义之上”的《星洲日报》会否认这点。

二、郑丁贤根本没读过《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只从题目和封面漫画“看图作文”，凭自己对“咖啡店”（而不是哈伯玛斯所谓的咖啡馆）的印象、想象和偏见去理解专题报道中所谓“回到咖啡馆”的含义。

三、郑丁贤确实读了《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但是诚如他在2010年7月8日提出的“阅报是一种能力”，而他就和他批评的政治人物一样，“很缺乏阅读报纸的能力”，以致“有时候，他们是过度解读，有时候却是错误解读”。

若说要我在三个可能性中只能选一个我比较相信的情况，毫无疑问的我会选择第三个。原因再简单不过了，郑丁贤“过度解读”和“错误解读”已非头一遭了，2010年12月27日，我就曾在《正义大报谢主隆恩》一文里指出，首相纳吉在槟城为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43届年会主持开幕的演词不仅毫无新意，也没有许下（即使只是说说而已的）为媒体松绑的承诺，有的只是狂妄地以“官大学问大”的心态和“威权长官”的姿态给报业下指导棋，但郑丁贤竟也有“过度解读”或“错误解读”的“阅报能力”，读出纳吉演词含有“应该被视为政府对媒体的承诺”的内容，甚至还要因此向纳吉说声“谢谢您”！

虽然谢伟伦说郑丁贤的专栏“令人看不起”，但他这次以《回到咖啡店》这篇文章凸显自己的“阅报不能力”，亲身作为教材印证“阅报是一种能力”的观察是正确的，这种不惧丢脸的勇气和胆识，不得不令人看得起呢！

庄迪澎是《独立新闻在线》创刊总编辑（2005-2011）、《马来西亚媒体识读资源网》（www.mediamalaysia.net）网主。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9409.html

错把冯京当马凉：
咖啡馆不是咖啡店
作者／唐南发
Jul 25, 2011

从我初阅《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至今，少说也有二十年了。人在英伦而互联网并不普及的那些年月，这份杂志不时报导一两则马来西亚相对重要的政治新闻，聊胜于无。每次杂志一到手，总是先打开亚洲的部分，然后才是其他。

《经济学人》每周五准时在伦敦各书报摊面市。1998年9月4号，我不但在杂志里头找到马来西亚，还获知副首相安华两天前已遭革职。我的烈火莫熄记忆，就源自那一天。

其实我一直不很认同《经济学人》过分推崇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也不苟同其某些国际议题的立场。之后互联网上可供选择和参考的资讯更多，加上发现其他更适合我口味的杂志期刊（例如深度评论英美与欧盟政治的Prospect月刊），也就减少碰触《经济学人》。但我从不否认这是一份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权威杂志。

互联网冲击主流媒体

我原先并不知道《经济学人》近日刊登一份长达14页的专题报导，谈论互联网如何颠覆新闻业，促使其转型。若非《星洲日报》副总编辑郑丁贤在《回到咖啡店》一文中提及，并借此反击所谓的“愤青”，随后遭他人在面子书上揭发错误诠释或扭曲，我肯定错过这份内容丰富精彩的报导。

《经济学人》的通篇报导，从社论《回到咖啡馆》（Back to the coffee house），引文《来自未来的公告》（Bulletins from the future），到结论《回到起点》（Coming full circle），中间涉及的议题包括报纸在先进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前景，报社如何寻找新的商业模式，阅听人已不再是消极的受众，以及《维基泄密》模糊了新闻事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疆界等等。

我认真地把整份报导读完，发现当中阐述的并非郑氏所担心的什么“咖啡店里……没有一套专业和道德准则……社会一片混乱，没有人相信谁，没有人确定发生什么事，只有小道消息，咖啡店言论”。

和郑氏的理解相反，《经济学人》的这份深度报导强调的是通过互联网传达的另类资讯如何冲击了主流媒体的运作模式，既破旧又立新。其所举例的另类资讯皆认真而严谨。例如“巴基斯坦的一名电脑顾问无意间经由一系列推文（tweets）描绘了围剿奥萨玛藏身处的情况；2008年的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也是由在场者使用推特做实时报道。”

又例如2004年，美国CBS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基于一份外泄的备忘录，报导小布什总统于1970年代服役期间曾凭借家庭关系获取特殊待遇。一些部落客对该备忘录提出质疑，却遭CBS奚落为“一个穿着睡衣坐在客厅里头发表看法的人”（a guy sitting in his living room in his pyjamas writing what he thinks）。结果部落客们是对的，CBS撤回相关新闻，而知名主播Dan Rather也被迫辞职以示负责。

此外，报导也引述《纽约时报》社交媒体编辑Liz Heron，谈到阿拉伯起义和日本地震之后，新闻从业员摒弃原先轻视的态度，转为重视社交媒体。美国网络报章《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创办人之一的阿丽安娜赫芬顿肯定网络阅听人的贡献，因为他们不再只是消费新闻，反而参与分享和增加其内容，与新闻产生了一种极具活力的关系（it’s a very dynamic relationship with news）。

英国《卫报》总编辑Alan Rusbridger 则认为“只要对他人的贡献持开放的态度，一般上就能获得更为丰富、良好、多元和精准的内容，这比试图独撑来得好”（If you are open to contributions from others, you generally end up with richer, better, more diverse and expert content than if you try to do it alone）。

新闻不再是新闻从业员专利

《经济学人》这份质量兼具的报导有着什么样的结论？即新闻事业已不再是新闻从业员的专利。若要成功，媒体机构“必须以服务读者而非广告商为导向，拥抱社会特征，协同合作，放下政治与道德身段，并停止尝试在新闻业周边建立壁垒以保障自身的地位”（They need to reorient themselves towards serving readers rather than advertisers, embrace social features and collaboration, get off political and moral high horses and stop trying to erect barriers around journalism to protect their position）。

就马来西亚而言，媒体机构若渴求成功，务须以读者为中心，而非向权力靠拢。看看面子书和其他网站上的网民们如何提供一段又一段的画面以驳斥廖中莱和警方在同善医院事件上的谈话，就知道新闻业已经到了一个变革的关口。这些网民以真名实姓甚至真面目示人，已然迥异于所谓“咖啡店”中的匿名“愤青”。他们争取的，是在威权体制中对新闻的发言权和主导权。

《经济学人》的报导于是呼应了其引文的立场：“新闻变得更加社会化、参与性、多样化和党派立场之际，它在许多方面亦回到大众媒体在19世纪出现之前，较为混沌、随心所欲和充满政治色彩的的环境。虽然互联网对新闻工作者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如今有了更多的新闻来源可供选择，以及各式各样读取新闻的方法――业已证实，这是一个几无保留的祝福。”

（It will argue that as news becomes more social, participatory, diverse and partisan, it is in many ways returning to the more chaotic, freewheeling and politically charged environment of the era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mass media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although the internet has proved hugely disruptive to journalists, for consumers—who now have a wider choice than ever of news sources and ways of accessing them—it has proved an almost unqualified blessing.）

另类资讯提升新闻业素质

写到这里，这份报导的核心论点已极为清晰。它谈的压根儿不是郑氏所提的什么“小道消息”，而是能够提升新闻业素质的另类资讯。这个趋势固然会造成“干扰”，但受干扰的不是阅听人，而是原有那固态的新闻业运作模式。

换言之，把《经济学人》的观察放在马来西亚的语境中，社交网站资讯铺天盖地之势，会为星报、世华、新海峡时报和前锋报等媒体集团产生冲击，而非其读者。互联网上真真假假的讯息固然多如牛毛，但这丝毫不是该份报导的重点。郑氏虽非杞人忧天，但引用《经济学人》的这份报导来表达其忧虑，轻则是因为理解不足而张冠李戴，重则可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断章取义。

至于郑氏有关“公信力”的担忧，庄迪澎鸿文无范，我且藏拙。

这份珍贵的报导正面评价了社交媒体，通篇主题呼应贯通，怎么会被诠释成“网络媒体须以咖啡店为鉴”？这样水平的解读能力，《前锋报》亦瞠乎其后。

……/下楼续

误读咖啡馆比喻

就算撇开该篇报导的内容不谈，郑氏依然闹了个错把冯京当马凉的笑话。《经济学人》所比喻的咖啡馆，绝非马来西亚随处可见的咖啡店（kopitiam），而所谓马来西亚中文网络舆论所出现的“咖啡店”之类的论坛更不可比拟。

滥觞于17世纪中叶而风行至18世纪末英格兰的咖啡馆，实乃男士们（其时女性政治权益不彰）针对特定政治与社会议题交换意见，观点和探讨概念之场所。这样一种民主论坛自然引发了国王的不安，于是查理二世下达对咖啡馆的禁令，不出两周即在民众抗议声中撤销。英国《独立报》尝有评论曰：“国王输掉了下来的战役，咖啡馆风行了起来，皆标志着英国宪法历史之转捩点。这些咖啡馆已成了民主之背脊，那个人们以对等姿态碰面的地方，而他们的观点也相匹敌——甚至与国王对等。”

咖啡馆政治氛围甚浓，以至托利党（今保守党前身）和惠格党（今自民党前身）各有其所，一如目前许多英国酒吧有各自所支持的足球队般，只是少了偶尔的暴力。人们在咖啡馆内引经据典，各抒己见，加上里头备有印刷刊物供人阅读，咖啡馆一度被称为“便士大学”（Penny University），意即人们只需付出一便士的低廉价格买杯咖啡，离开之时已然长了见识。

咖啡馆同时也是经济思潮和现代商业概念的摇篮之一。许多工业革命的论点由此产生，船商水手荟萃亦催生了英国的保险业巨子：劳埃德保险社（Lloyd’s）。

深度而理性的讨论让当时英国的中产阶级意识到自己不只是国王的臣民（subject），更是国家的公民（citizen），咖啡馆俨然一个落实启蒙运动理念之场域。伟哉！可惜这个被德国社会学家哈伯玛斯视为极具公共领域代表性的咖啡馆，在郑氏笔下竟成了充斥着流言蜚语的咖啡店，让人不禁再次怀疑究竟是他误读、错读，抑或根本读不懂？

郑氏搞错漫画中英国背景

郑氏的文章一开头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假若他没有被网络上批评主流媒体不敢据实报导709净选盟大集会的声音激怒，而能够保持冷静并认真地研究，他会发现该期《经济学人》封面的漫画其实大有学问。

这幅漫画并非什么“以古讽今”，而是尝试想象古人会如何善用社交媒体。各位读者请留意漫画中那热闹的咖啡馆的墙壁上贴着两则广告：“轻博格上的小皮特”（Pitt the Younger on Tumblr ），以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部落格——新蛋糕食谱”（Marie Antoinette’s Blog – New Cake Recipe）。

小皮特即小威廉皮特（Pitt the Younger），乃英国史上最年轻的首相；玛丽安托瓦内特则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夫人，即玛丽皇后，夫妻俩恶名昭著，大革命后死在断头台上。

此外，有个咖啡客提到美国独立运动推手托马斯潘恩（Tom Paine）用推特，而读者们更不可错过躺在地上的《茶叶党公报》（Tea Party Gazette）。

这些人物和事件出现的年份为1780年代前后，当时的英国国王为乔治三世，即维多利亚女王的祖父，维多利亚本身则要到1837年才登基。所以，当郑氏写道“一群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子”，根本就搞错了时空，因为漫画中的人物比维多利亚时代早了好几十年。而且，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绅士们的服饰已经有了新的潮流，而非郑氏所描绘的“头上一顶假发，一顶高帽子，身上一套紧身衣……煞是可笑”。

郑氏不但搞不清楚漫画的时代背景，还言之凿凿地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还没有现代的报业，当然更没有大众传播；人们传播消息，交换资讯的管道，就是咖啡店”。

事实正好相反。打从19世纪初期开始，英国的新闻业就已蓬勃发展，其中具有影响力的包括《标准报》（今The Evening Standard）、《曼彻斯特卫报》（今《卫报》）、流行于苏格兰地区的《苏格兰人》（The Scotsman）、《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已停刊），大文豪狄更斯曾先后服务过的《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和《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拥护皇室和英格兰传统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两周前遭梅铎“壮士断腕”的《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创刊于1843年），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犹太人报纸《犹太纪事报》（The Jewish Chronicle），以及为争取自由贸易而于1843年诞生的《经济学人》等。其中《伦敦时报》（The London Times，又称泰晤士报）早在1785年就已创刊。

反观曾经风靡社会的咖啡馆，到了1830年，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开始前七年 ——已因为茶叶、工业革命和大众媒体的兴起而近乎消失殆尽，残存者则转型成为高档俱乐部。

媒体高层旧做法出糗

由此可见，从封面漫画到内容，郑氏彻头彻尾错误诠释《经济学人》的这篇专题报导已不容否认。内政部为了掩盖镇压709大集会的事实，在网络时代还诉诸人手涂黑《经济学人》，是愚蠢；但堂堂一份“具国际水平的中文报”的副总编辑在网络时代还以为蒙混可以过关，以至误读甚至扭曲《经济学人》的专业报导，吾人又该如何形容之？

马来西亚政府严控新闻，媒体集团垄断资源，网民们从互联网上找到缺口，得以分享和强化讯息，对政权和与其交好的媒体形成了挑战，让许多人感受到了自己的公民身份和责任，主流报章竟对此现象完全麻木。

只能说：时代改变了，视野扩大了，媒体高层却抱着以前的思想，坚持过去的做法，难免出糗，而且还糗大了。

因此，邓章钦对中文报业的批评非但切实，而且问题显然更为严重。如果还有读者坚持郑氏的《回到咖啡店》不过是“见仁见智”的个人观点，若非迷信所谓的“大报”，就是彻底被误导。中文报害了谁？由此再添一例证。

唐南发是时事评论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班。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9566.html

死鸡撑饭盖，只会更丢脸！
作者／庄迪澎
Aug 03, 2011

撰写《“阅报是一种能力”――郑丁贤是对的！》一文时，我从没奢望郑丁贤会为他歪曲《经济学人》的文章而发表更正声明（更别说道歉），因为曾经亲历其境乃至往后在外的多年观察，再再告诉我，这不是《星洲日报》的文化。

处理郑丁贤在7月18日发表的文章《回到咖啡店》所犯之错误，最体面的做法是在第一时间刊登更正启事，并礼貌地向读者致歉，此事很快就止血。倘若放不下昂首太久的身段，最聪明的手段，就是低调地面壁思过，让此事淡化――反正，很多读者是善忘的。

可惜，《星洲日报》选择了恶劣却愚蠢的手段――连续几天刊出几篇文章硬拗。

恶劣，是因为作为足以影响百万读者的社会公器，写错了却还要“死鸡撑饭盖” ，继续误导读者。如此作为，恰恰正如署名“媒体小兵” 者所言：罔顾专业和道德准则，把公信力当成儿戏！

愚蠢，是因为摆出法学院毕业的文教部副主任陈莉珍空洞地卖弄法学词汇，以及未能确认身份真伪的读者顾左右而言他；越是硬拗，越是突显他们以新的错误――甚至不惜典当自己的学术专业和职务专业――来掩饰郑丁贤的错误。

这种情况，与说了一个谎言之后，必须不断以新的谎言来圆谎的道理，是一样的。

搞不清状况，看不出错误

我在《“阅报是一种能力”――郑丁贤是对的！》已用了不必是法学院毕业也能理解的浅白易懂文字，指出郑丁贤（左下图）版《回到咖啡店》犯了三个错误：

一、《经济学人》的《新闻的前景：回到咖啡馆》一文，对互联网的作为抱持积极的肯定态度，郑丁贤却把它扭曲成消极的否定态度。

二、《经济学人》对“咖啡馆”象征意义的陈述是正面的（平等发声、言论多样、舆论焕发），郑丁贤却把它形容得负面不堪。

三、《经济学人》所谓的“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问责性新闻）是指监督权贵是否贪赃枉法的调查性报道和政治新闻，郑丁贤却把它写成“新闻学上要求的公信力”。（这个错误，好比把筷子说是刀子。）

这三个错误所讲的事情，不关乎陈莉珍所谓“可以有千百种诠释的方法” （陈莉珍的“诠释说”，与马华公会总会长蔡细历说证明警方在7月9日向同善医院射催泪弹及水炮的照片是“角度”问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亦非所谓“反映作者的个人见解，观点论述见仁见智”（2011.07.24， 《游走平面和网络媒体评咖啡馆论》 ），更不关乎互联网实际上是什么样子（2011.07.28， 《咖啡店的确不是咖啡馆》 ）或我国网络媒体情况如何（2011.07.26，《咖啡杯里的小风波》）。

这三个错误所指的事情是，一名资深副总编辑严重歪曲他人文章的原意（而不是他能不能对互联网现象有自己的观察和立场），以及犯下了把筷子说成刀子的错误。

然而，急着护短（且护主？）之人，竟无视此客观事实，不仅以前述似是而非的诠释、见仁见智等说辞继续愚弄读者，甚至还把批评者列举错误污蔑为“造谣中伤” （2011.07.24，《游走平面和网络媒体评咖啡馆论》 ）。

卖弄法学词汇，牛头不对马嘴

《星洲日报》的作者群显然搞不清楚状况（毕竟，诚如郑丁贤所言“阅报是一种能力”），例如陈莉珍在7月22日发表 《诠释文字的立场》 ，试图以“一篇文章，也可以有千百种诠释的方法”之说为郑丁贤护短；而且大概是为了反击我暗讽法学院毕业的她“没把书念好”，她在文章里卖弄了诠释法条的三个定律：除弊定律（mischief rule）、字义定律（literal rule）及金科玉律（golden rule）（声明：作者选用与陈莉珍不同的中译名词）。

然而，不卖弄还好，一卖弄却“弄”出至少两大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上文卖弄了三个诠释法条的定律，下文所谈却和上文连贯不起来，前言不对后语，不知所云。第二个错误是，即便不挑剔第一个错误，怎么研读她所提的三个定律，皆非适用于为郑丁贤的错误辩护的概念；一句讲完：牛头不对马嘴。

我是法学门外汉，但根据肤浅的常识，法官的“判断以及对事物的切入点”，即便“会因背景、知识、年龄、阅历而改变”（陈莉珍如是说），但法条或法律概念的诠释再如何因人而异，也应在“拥有正常思维的人之判断”（in estimation of right thinking members of society）认为合理的范围里，而不是天马行空乖离常理吧？

黑色，你可以评定是美或丑，也可以对其象征意义有不同诠释；但是，你总不能说是白色，然后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说：这是不同的诠释、这是见仁见智吧。

这里顺便向陈莉珍提两个建议：一、抽空读一读上诉庭退休法官陈炘铠（N. H. Chan）的《Judging the Judges》（2007）或第二版的《How to Judge the Judges》（2009）。二、虚心一点，向曾经执业多年、当律师前曾任法院通译员的邓章钦请益，既学习如何应用适当的法律概念而非乱套，也学习如何写好一篇条理分明的文章（这年头，不是有了LL.B.学历，就足以唬人的！）

回到陈莉珍和前述无法确认身份真伪的读者搞不清楚的问题：对于互联网是好是坏，以及“咖啡馆／店”之象征意义是正是负，郑丁贤“可以有千百种诠释的方法”或观察论见吗？当然可以，我在《“阅报是一种能力”――郑丁贤是对的！》文里说了，郑丁贤选择从什么角度解读互联网媒体的利弊和功过，是他的权益；但是，他不应扭曲他人的文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郑丁贤版《回到咖啡店》的书写方式――诚如我在同一篇文章的开头第四段阐明――按正常思维判断，产生的印象是：他是取材自《经济学人》的专题报道，并向不谙英文或没读过该报道的读者引介该报道之要点，警惕读者关注互联网时代的乱象。

没吸取被揭发抄袭的教训？

如果他是就《经济学人》的观点提出异议，在其文章里应有区隔《经济学人》的观点和他的观点的文字书写，例如这么写：“虽然《经济学人》认为……然而在不同国家和社会条件底下，互联网产生的冲击也许大异其趣……”，一读就知道你接下来提出的观点不是译介《经济学人》的观点了。

如此一来，你再如何洋洋洒洒大唱反调，即便人们不认同你的观察，也不说你歪曲他人的文章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这让我想起，郑丁贤在2008年3月8日发表的专栏文章《投票前后》被读者揭发抄袭的事情。他在那篇文章开头写了一句“暂时轻松一下”之后，下文尽是一则译自网络上流传的英文笑话，俨然是自己的原创文章。一如《回到咖啡店》一文歪曲他人文章原意的争议，郑丁贤没有亲自出面厘清抄袭的事情。

倘若郑丁贤在“暂时轻松一下”之后，写上“和读者分享一则在网络上看到的笑话”诸如此类的句子，最多让人批评写专栏敷衍，而不是抄袭！

难道，郑丁贤没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吗？这是基本写作技巧，郑丁贤是新闻系科班出身的资深副总编辑，很难让我相信他不懂。

所以，请《星洲日报》相信一件事：死鸡撑饭盖，只会令郑丁贤更丢脸。行行好吧！

（顺带一提，在《游走平面和网络媒体评咖啡馆论》里，署名“媒体小兵”的作者竟然把我说不屑一读郑丁贤的文章改成“对平面报纸‘不屑一读’”。拜托，邓章钦批评“中文报业”，他们就“诠释”成批评世华媒体集团；现在，“郑丁贤”竟然象征／代表“平面报纸”。这是嚣张，还是栽赃？）

可耻的，是硬要把错拗成对

郑丁贤版《回到咖啡店》引起的争论，给了我们至少两个重要的启示：

一、出错不可耻，可耻的是出错了却硬要把错拗成对。任何媒体都可能犯错，能果敢承认错误的媒体，才是负责任的媒体，因为愿意承认错误并更正，才不会永远误导读者。反之，错了却不更正，还硬要把错的拗成对的，导致更多人被误导而浑然不知，这是更严重的道德过失。

二、郑丁贤版《回到咖啡店》的争议，恰恰印证了互联网的优点：《星洲日报》不愿更正的错误，读者可以经由网络媒体获悉错误，就不至于继续被误导――虽然还有人可能因不上网而继续被误导，但至少可让原本被误导的网民知道他们被误导了。而且，我的文章和唐南发的《错把冯京当马凉：咖啡馆不是咖啡店》 ，提及郑丁贤等人的文章及《经济学人》的报道时，都加入了链接；这种作业方式比《星洲日报》只呈现其说法（而且还歪曲批评者原意）的做法，更有利于读者“兼听则明”。

最后，顺带一提的是，在陈莉珍和无法确认身份真伪的读者竞相反击《“阅报是一种能力”――郑丁贤是对的！》一文期间，突然杀出《星洲日报》文教部另一位副主任叶伟章的文章《请尊重林振辉的言论自由》 ，追溯反击在“围剿邓章钦”事件中为邓章钦说公道话及批评中文报报道净选盟大集会的方式的评论人，文末用了三段文字对我在《东方日报》发表的《邓章钦承受报业垄断的恶果！》做了没有回应的“回应”，反而自爆其短两项：

第一个错误是，叶伟章批评我批评《我们其实愿意接受批评》只是“捉字蚤”、“充当欲加之罪的武器”，这个回应恰恰暴露他根本读不懂我在《邓章钦承受报业垄断的恶果！》的论点和全文脉络（抑或佯装不懂？）。哦，差点又忘了郑丁贤说的：阅报是一种能力。

第二个错误更为严重：叶伟章公然撒谎，宣称《东方日报》网络版删掉了我对《我们其实愿意接受批评》一文中“我们”一词做法的批评。批评或激烈或刻薄，并无不可，但需要如此公然撒谎吗？“诚信”不只是向读者负责，也是向自己的良心负责。

庄迪澎是《独立新闻在线》创刊总编辑（2005-2011）、《马来西亚媒体识读资源网》（www.mediamalaysia.net）网主。

“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

（鲁迅：〈 “题未定”草（七）〉，《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页418-419。）

夜读鲁迅有感，故节录于此。能读鲁迅而念及郑丁贤，郑君之光荣；七十多年前的批判依然适用，鲁迅之悲哀。

欲论证某论点，引用他人观点以资论据的基本要求，第一必须可靠及适用，第二必须了解原文含义。可靠方面，务必直接引用原文，切忌转引，顾炎武《引古必用原文》说得明白，兹不祥述。有了可靠文献，全面了解原文含义至为重要，断章取义甚至曲解原文含义绝不可取。此理不限于学术研究，凡用他人观点作为论据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