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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传奇专骂北大：北大已无精神和灵魂

钱理群是个标准的北大人，从1956年北大读本科（毕业后到1978年在贵州任教），到1978年考上北大研究生，再到后来在北大当教授当博导，钱理群的一生，几乎都打上了北大的烙印。在北大，他成长为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并被视为北大的神话和传奇。

然而，北大对于钱理群来说，却是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现实中那座被视为中国教育圣地的高等学府，并不是钱理群心中的那个北大，并不具备他理想中的“北大的精神和灵魂”。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让钱理群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北大的批评。类似“北大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话，钱理群也不是第一次说。

早在14年前，也就是北大百年诞辰的时候，这个自诩“蝙蝠”的学者就充当过“乌鸦”的角色。那时，正沉浸在百周年校庆的气势磅礴中的北大，遭遇了钱理群所写的一篇“不和谐”的文章——《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1922年北大二十四周年校庆上，时任教务长的胡适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应该反省北大，其实我们北大是徒有其名”。这句话深深震撼了钱理群：“老一辈人把校庆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而我们当时的北大的百周年校庆却是一片颂扬之声。”

“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就在于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这所学校曾起到了坚守精神和创造新思想的作用。”相较于新文化运动和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钱理群心中有种抑制不住的失望。这种失望，在大学中日益弥漫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中，愈演愈烈。

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一次民间聚会上，钱理群再次公开唱反调：“我曾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对教授，特别是对文科教授的要求，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给它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宣传、演戏。这是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评职称、评博士点等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能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一切都没有。就是在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大部分或者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了……这是制度造成的，不是个人品德的问题。大学失去了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 演讲的结尾，钱理群戏称自己的这番讲话“又是梦话，又是忧患之词”。闻者无不怆然。

他就是这样执拗地批评，失望却不绝望。在那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曾写道：2002年退休之后，北大在我的感觉当中已经变成十分的遥远，更准确地说，是现实的北大对我来说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好像鲁迅之故乡之于他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

研究鲁迅的他成了“鲁迅”：悲则大叫，愤则大骂

钱理群是研究鲁迅的。在钱理群家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幅鲁迅的肖像，钱理群将其称之为“我家的神”。这不仅因为鲁迅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的对象，更因为在青年时期，是鲁迅的书和精神，照亮了他人生中一段最为黯淡无光的岁月。近朱者赤，频繁跟鲁迅“打交道”的他，不知不觉也成了“鲁迅”。他曾说，“我要像鲁迅那样冲出这宁静的院墙，在这沙滩上看着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头牌，鲁迅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源泉。老钱从不惮言自己与鲁迅的精神联系，甚至乐于承认时人给他的“走在鲁迅的阴影下”的讥语，并宣称“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然后，他在北大一讲就是17年，直到退休。

“鲁迅最关心的，是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在他看来，中国人不仅会成为专制社会里的帝王的奴隶，在所谓现代文明社会里，也有可能成为物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科技的奴隶，以至民主的奴隶。鲁迅一百年前提出的这一警告，当时大家都很难理解，但是现在我们理解了。因为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成为物质的奴隶了，所谓“房奴”、“车奴”，不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时刻面临的危险吗？”

面对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钱理群并不回避。在《梦话录》一书中，钱理群用洋洋20万字的潜心熟虑，以“发梦话”为名，毫无顾忌地讲出了自己心中想说的话。因此，与其说钱理群是个怀疑主义者，不如说是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学人。他的精神的原点，起初是建立在乌托邦的梦幻里的。即便是后来挫折多多，内心的探究光明之火，从未熄过。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情结，曾经使他陷入悲剧性和荒诞性的苦楚里；然而，理想的冲动和“做梦”的热情，仍未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