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

人老了,越爱想当年,越爱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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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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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星洲日报》东海岸版的安排,给老黄一个专栏《走近古人》。
这是今天(6月23日)刊载的开讲篇:

我为什么要教古文?


去年,我应彭亨佛教会教育组的邀请,给周日佛学班的高中生上课。除了讲授佛学之外,我还特意安排了“古文选读”这一门课。
为什么要给中学生上古文?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我的专长。不管是在马来亚大学修读硕士,抑或是远赴南京大学攻读博士,我选修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要我开课,我自然选择自己的看家本领。
然而,“文学”这一专业涵盖面何其广。可以谈文化,可以谈历史,甚至可以谈哲学,为什么我放弃许多更有趣味的内容,选择冷门的“古文”来教学?再说,我在教育界服务已近二十载,曾经参与会考出题,也曾参与阅卷,要是肯来点实效的教学,一定可以帮助学生应付会考,乃至帮助他们去考个A回来。偏偏我就是那么一个老师,从来不教学生如何应付考试,更不肯为了五斗米而成为生产考试佳绩的机器。我对教育工作非常执着,总觉得教是为了不教,要让学生透过我的教学学到方法,懂得自学,自行去探索无垠的知识;也让学生从我的教学中养成正确的学习态度,严肃看待学问,一丝不苟地去求真求实。
如果我讲历史,学生听到的决不会是第一手的材料,是我或者其他学者“整理”出来的信息。这不是正确的治学方法。学问如果成为人云亦云的东西,那就要死的学问,其价值肯定要打折。因此,我要引导学生看原典,通过原典来思考,把原典当成是窥探古代的一扇窗口,自行去了解古人的思想,古人的生活。
于是,我给学生看《左传》,让他们领会古人的历史观、价值观;看《孟子》,体会古代思想家的雄辩、机智;看《谏逐客书》,了解纵横家的辩才,洞悉这些可以决定历史进程的人物的生命价值观;看《项羽本纪》,不但探索历史风云人物的成败得失,还窥望一代史家的史学观;看《列女传》,感受汉代女性的地位;看《世说新语》,一览魏晋士族的风范……凡此,虽然是管中窥豹,但却是踏踏实实的透过原典来看古代历史、古代文化、古代思想。
当然,这是我主观的意愿。客观效果会是如何?恐怕还有许多不是我所能控制的因素。我认为学生要能“达标”,就得先一改固有的成见,其一是不要以为古文难读难学,自己不是学习古文的那块材料;其二是不要以为上课就是要听自己听得懂的东西,因为那样的学习是很有限的,学习本来就是为了探索新事物;其三不要那么急功近利,才来三两周就要见到自己的“进步”。我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学生沉得住气,每个星期都来赴约,耐心听讲,慢慢地他一定具备阅读古文的基本能力,并且对古代有一定曾读的认识,不再是人云亦云。
我的对象本来只是佛学班的学生,但是星洲日报彭永兴先生知悉有这么一个课程后,觉得该让更多人参与,遂要求我们开放课程。我既已腾出时间准备,多一些人来听课对我的课程也不会起干扰,故欣然接受建议,开放“古文选读”这门课程给所有有兴趣的朋友参与。星期天早上十一点半,欢迎大家来探索古人的奇妙世界。
上次由 老黄 在 24-08-07 周五 2:06 am,总共编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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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星洲日报》东海岸版30/6/2007

《走近古人》之二
学习古文的方法
黄先炳


对于教学,我总有那么一个想法——优先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就会自动自发,自己去探索。是故,我很赞赏中国近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所言:“教是为了不教。”
古文毕竟是“古董”,和现实有一段距离,要学生培养起兴趣是不简单的事儿。如果我们在教学时,又摆出“这并不是我想教,只是课程规定下来不得已才教”的态度,那么学生学习自然趣味索然。若我们在方法的运用上,又来个“古文逐句翻译”,“古汉语词句辨析”,学生恐怕更要叫苦连天,要从中培养起兴趣更是难上加难的。
我的“古文选读”没有考试压力,也不受课程约束,因此我大可自由选择篇章,让学生广泛的去阅读不同文体、不同内容、不同手法的作品。最近看到大学的课程,一篇古文要用三到五个小时来教学,这是大学生主修有关课目以后不得不作的精读过程;我的课则不然,平均一个星期就读一篇古文,精简扼要地说其内容,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知道作者所处的时代的特征就好。如此一来,学生将接触到不同朝代、不同内容的文章,可以管中窥豹,一睹古人的风采。就算你对某个篇章不感兴趣也没关系,因为下个星期的篇章尚可期待。多读,认识面就广泛,在不自觉中就和古人打了交道,对其文字也从陌生到熟悉,乃至可以自行阅读古文,至少也不再害怕古文。去除这层心理障碍,我们才能走进古人的奇妙世界。这就是我教古文的基本方法。
古文可以让我们通过文本认识古代文明,了解传统;当然也可以借古说今,鉴往知来。不过由于师门的传统,我对古文的剖析,一般还是照着文本以及其相关的资料发言,不做过多的分析,以免借题发挥,浮夸连篇。因此,我的课是真正的学习古文,而不是听我个人天花乱坠,瞎吹法螺。
我给学生选的第一篇文章是清代彭端淑的《劝学一首示子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先养成天下事无难易分别的观念,肯去做、去学,那么难的就变成容易了;反之,不肯做、不肯学,那么即使再容易的也要变难。古文学习不正是如此?不要顾虑太多,深信那里头有很多文化遗产,思想结晶,可以启迪我们的智慧,丰富我们的知识,那么就该主动去接触、去学习,哪怕你只是轻轻松松地坐在那边听课,也会从中挖掘到不少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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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三
了解古人还得阅读古文
黄先炳

小学五年级华语课本收录了一段双口相声,甲吹嘘自己在假期中阅读了很多好书,乙叫他举些例子,甲举例说有施耐淹的《西游记》。这种张冠李戴的说法,当然要引人发笑,所以乙要劝他阅读还得认真。
相声本是要引人发笑的一种艺术,可是上述情节却毫不夸张,在我们身边常会见到相似例子。犹记得当年一名高级部长倡导政改,搬出了北宋的王安石为例。可是咱的华裔部长大多都不知道王安石是何许人,却以为是唱红《鸳鸯蝴蝶梦》的黄安。
类似的错误,学术上称为“硬伤”,因为错误太明显。虽然是硬伤,却也不过是一种知识上的错误,稍作修正就行。最怕的还是概念上的错误,误解了古人的意思,却还以为自己很了解古人,可以代古人发言。更糟的是有些人压根儿没有看过古文,便以一句话否定掉古人的智慧,说古人的东西都是糟糠。问起他是如何了解古人的,他说是看过张三的《图说中国历史》,李四的《中国思想浅议》,王五的《中国哲学入门》。张三、李四、王五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他们的说法虽然可以参看,却不可以作定论,更不可以被引用。即使再高档一点,搬出李敖、柏杨,那还是不够。因为引用今人的东西,就不是第一手资料,就不能作准。因此要了解古代,知道古人思想,一定要阅读古文。
不说今人会犯错误,即使是古代名家,有时候也会因为疏忽而犯错。例如罗贯中《三国演义》有那么一个情节:名将赵云在一次攻城后,与一名赵姓官爷义结为兄弟。官爷为了巴结赵云,还特地安排了守寡的嫂子相见,有意撮合美事。岂知赵云不但不领情,还一拳打破官爷的鼻梁。问起原因,其中一条竟然是“一女不可事二夫”,再嫁要破坏女人的名节。可是,汉代的名诗《孔雀东南飞》,女主角刘兰芝却是被兄长逼迫改嫁,即使兰芝的丈夫焦仲卿当时还健在。即使到了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熙的妻子,是曹操攻鄴后“抢”来给儿子的。改嫁的甄氏不但贵为皇后,其子曹睿还是继帝位的魏明帝呢!因此,汉代末年的赵云说女性不可改嫁是闹了历史笑话的。
要了解古代文化,岂能不直接阅读古文;阅读古文,又岂能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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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六编辑搞错而脱稿的文章:
古文学习不该是冷门


在中国的大学,每年上缴学费最多给行政当局的多数都是中文系。为什么?因为环球吹起中文风,许多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中文系老师,都得到国外开课,不是教授汉语,而是指导传统汉学的研究。因此,他们带回的外汇最多。
我国呢?当然也会受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开办中文系的大专学府已增多,以前只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独树旗帜,现在国立大学方面,国民大学、博特拉大学都开办了中文系,博大晋升为研究型大学后,据说所开办的中文硕士班,还可以直接用中文撰写毕业论文;私立大专如拉曼大学、新纪元、南方、韩江三学院,也都设有中文系,指导学生研究传统汉学。
传统本来就是民族之根,要能延续传统,我们还得靠教育。维护传统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接受教育也不该是少数人的专利。教育要延续传统,负起神圣的使命,则必须普及。在德国,国民要读大学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要如期毕业却不容易;进大学容易是为了让教育普及,不容易毕业是因为要维护大学的水平。这是相当值得借鉴的做法。我曾经吸取有关经验,在关丹发起成立“社会大学”,请名师来授课,学生不论学历资格,只要有心,一律欢迎。这是为了普及教育而有的动作,让教育去传承文化。可惜后来我出国留学后,这个活动也告终。如今回来,却因为一周有五天在250公里之外的立卑工作,许多事务虽有心亦恐无力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关心华社的学习,特别是关丹华社。这就是为什么我放弃难得的周末休息时间,牺牲陪太太孩子的温馨时刻,情愿每周日到佛教会讲古文的原因。最初,我的对象不过是佛学班的高中生,可是,后来他们因故离去,我的古文班学生则彻底换血,来了一批生力军,虽然只是十来人。最令我欣慰的是有父子联袂来上课。这正是我希望能够看到的。父子一起上课,他们将有共同的话题,思想也会因此拉进,这是很值得提倡的。其实,我的古文课已经不再是高中生的语文课,而是中华传统文化课了。我希望的就是有更多的家庭成员联袂过来,一同探讨中华文化,直接透过古人的文章来体会传统。
因缘何其巧妙,南京学习到的功夫,我以为回来之后将荒废,成为屠龙之术。但彭亨佛教会和星洲日报给了我一个机会持续我的学术研究工作,这是我所乐意做的。虽然我很忙,但是为了古文课,我还是宁可每个周六晚上腾出时间备课,哪怕不睡觉也要把一篇古文给看透,以便第二天可以和我的听众共享古人的智慧,探索他们的思想。
环球刮起中文风,学习中文又不能只是学习语文和文法,更重要的是透过语文去了解这流传数千年的文明,承续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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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一语概括儒家思想

谈到传统,我们就搬出儒家;谈到儒家,我们就搬出孔子;谈到孔子,我们就搬出《四书》《五经》《弟子规》。仿佛按此规律,我们便能学习传统,保住传统。

这是今人好简求易的通病。一切都要现成的、简易的,最好就是一句话就搞定的。流传二千余年,历经无数智者思考的思想,岂能一语概括,一本书便能将其精华道尽?这太侮辱古人了吧?其实,《四书》是宋儒编订,《五经》是汉儒所强调,《弟子规》更迟至清代康熙期间才编撰,除了四书中的《论语》外,都不是孔子原汁原味的思想。搞不通历史的演变,我们便要闹屈原饱读四书五经的笑话了。

要知道,一个杰出的学说,一个深邃的思想,并非一个人打造出来的。最初提出这种思想学说的人,所说的必然只是依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心所向而作的针对性阐述,其中当有许多意犹未尽之处。因此,其核心思想仍需后人来发扬光大。孔子思想在当世并不被重视,是孟子把他提到高峰之处。其后孔孟思想又为汉儒所利用,经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儒家才成为“正统”,达到类似神权宗教般不可企及的高度。后世儒家学说,也经常被改造,以适应时代所需。有者是改良,有者却是当权者为了巩固政权而蓄意改造的。因此,我们今天批判儒家,不可一概而论,一切都算到孔老夫子的账下;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过度推崇儒家,乃至不察有关学说或思想是后人改造的。唯有实事求是,去芜存菁,我们才可以承续儒家思想的精华。

举个例子,我们今天看到男女不平等、人民对统治者不问是非的效忠,都要批判儒家,以为那是孔孟种出来的恶果。可是,“三纲五常”却是汉儒确定下来的,其中“君为臣纲”就予人必须绝对效忠统治者的想法。这些想法恐怕并不是孔孟所有的。《论语》记载过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的答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做君王的要像君王,做臣子的要像臣子。《孟子》的记载则有进一步的阐述。孟子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也。”我们该特别注意孟子说的“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也”,意思是说如果君王没有尽到他的义务,乃至“贼其民”,那么这种君主就不配称为“君”,人民是可以推翻他的。在回答齐宣王询问关于周武王伐商纣的对错时,孟子便斩钉截铁地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孟子不是宣扬愚忠的始作俑者。后世若不实事求是,往古书中去了解,但凭人云亦云,便无法理解儒家真正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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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立卑上课,没有买报纸。
这篇文章应该顺利见报吧?

《走近古人》之六
学习不曾学习过的


“我都听不懂!”是我们不愿意学习的最好借口。
如果叫我们去非洲听当地土著演讲,我们不谙他们的语言,“听不懂”当然是事实;又或者让我们去听火星人演说,“听不懂”更是堂皇的理由。但是,如果叫我们去听自己日常所用的语言演讲,我们也以“听不懂”推搪掉,这就不是理由,而是借口了。
其实,我对“听不懂”甚感纳闷。“听得懂”,我们还去听干嘛?这不是浪费时间么?终身就只是去听自己熟悉的话题,哪管它是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我们又如何能够学习到更多知识?坎井之蛙但只满足于井下生活,又如何能观赏到东海的浩淼,如何感受东海之鳖的视野?
“习惯”是我们前进的一大阻力。习惯了眼前的,我们便安于本分,忘记了还有更新奇的“未知”在等待着我们去发掘;习惯了自己的能力,便不思前进,只图满足于自己当前的所知所学,对于无垠的知识海洋视若无睹,乃至不肯一窥其奥妙。将“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套在这些人身上,绝不是欲加之罪之举。
在中学执教期间,我曾兼教数学。当年中三学生学习的内容,今天是在中五的课本才看到。难怪大学老师常要慨叹一蟹不如一蟹,高中毕业生的数学程度,无法跟得上大学数学水平。可是,谁会关心这点?SPM数学考获A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们的高中毕业生还欢着呢!
中文的学习是不是也如此?昔日中学生该读的古文,今日中学课本不复见,我们却还陶醉在会背诵《三字经》《弟子规》之中,认为我们都通古代文化,承续着古人的文明。
犹记得约二十年前,一位朋友得到奖学金到日本留学。这位学业已经稍有成就的女生本来是不懂日文的,对于日本更是一无所知,可是幸运之神就是那么眷顾她,给了她这样的机会。在兴奋之余,她却还真不知道去那边要做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告诉她“去看看总是好的”,叫她更加彷徨起来。“去看什么?”这是一直困扰着她的。可是,她接受命运的安排,还是去了日本。今天,我们还是没有告诉她去看什么(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懂),她的视野、她的治学能力、她的观点已经说明一切。如果当初她只是安于眼前,没有跨出那一步,恐怕她的岁月还是二十年不变的。
因此,我总是要劝诫我的学生,要勇于听自己听不懂的讲座,也要敢于看自己看不懂的书籍。耐得住性子而又坚持下去的人,才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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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七
螺旋式学习


我对现今学校学习古文的状况是不表乐观的。
那天一位朋友劝我大可积极看待,因为现在许多社团都在推动读经班,小学生也琅琅上口的背诵古文了,或许明天会更好!
是的,该庆幸社会上还有那么多热心人士在积极倡导学习古文。只要不把这种风气变成一种技艺表演,以满足一些人的虚荣,相信活动持续下去会见到成绩的。
读经的效果如何尚言之过早,仍有待时间的考验。要知道,事物的普及并不等于成绩。例如当年我国羽毛球队在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重夺汤杯,“夺杯”的热潮一时席卷全国,到处都看到人家挥拍打羽毛球。过去,小学生出门前高喊:“妈,我去补习了!”已逐渐改口为:“妈,我去打羽毛球了!”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表露无遗。但是这种热潮就等于我国的羽毛球运动欣欣向荣,不断迈向前么?那些背着书包和羽毛球拍上学去的儿童到了哪里?热潮带来的只是热闹,不是成绩。最近足球队失意亚洲杯,更让我们看到在我国最普及的足球运动,竟然是那么的“脆弱”。问题出在哪儿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普及”并不等于成绩,甚至还可能模糊了焦点,俗化和浅化了根本。
其实背诵古文是个很好的学习方式。古人学习大多就是靠背靠记,朴拙不已。但是,他们的学习是从广面入手,强调多读多记,不局限于一经一传。这个月读《论语》,下个月翻《孟子》,再下去又看《春秋》……他们深信一旦知识面广了,学习就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在古文班教学中便有这样的经验。最初大家对某个词语如“榭”“舛”“遄”等都感陌生的,但是因为在不同的篇章中反复出现,于是这些词语就不再陌生了。同样的对一些人名、术语、概念也是如此,反复接触您便熟悉。
这情况就像一些人说历史难读,因为要背许多人名、年代一样。那是因为他一个月只翻开书本一次,每次翻开书本就逼迫自己去背去记,不苦才是怪事。但是如果他每天翻翻历史,反复阅读,人名和年代在不自觉中就打进脑子,熟悉不过,这就不知 “背诵”为何事,没有什么难度可言了。这种学习方式,在当今的教育学中叫做螺旋式学习(spiral learning),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学习。不过,前提就是您必须克服各种心理障碍,不畏困难地坚持去做,才能收到融会贯通之效。古人虽不懂教育理论,却通过实践告诉我们他们是有一套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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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发表于《星洲日报·东海岸》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八
解读古文的两大方法


历来阅读古文有两种方法:一是古为今用,二是知人论世。

古为今用者,是借助古文来论述自己的观点。观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古人的言论只是配角,只为了论证他的观点。至于古人的意思是不是如此,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只要搬得出名家就是一个论据。这种做法起源很早,早在汉代就有人这样做,我们且称他们为“今文学派”,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六经注我”,也就是引用古人的话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其后一直都有人这么做,像清末康有为就是这方面的大家,当然你我身边也有。

知人论世者,相对就拘谨得多了。他们不敢乱说话,甚至坚守有话才说,否则就放弃发语权。怎样才叫“有话”?就是有所发现,有所根据,而且必须是确实可靠的证据,他们才会谨慎说话。不但如此,他们还不愿意说别人说过的话,坚持有了新的发现才发言。这种做法的起源也很早,“知人论世”本来就是战国时代孟子所提出的。我们且把这类学者称为“古文学派”,他们用的方法是“我注六经”,小心翼翼去研读古文古书,站在古人的时代、古人的立场来分析问题。清代从事考据的学者很多,但是民初闹革命,可怜这些学者被判为老学究,食古不化,从此没有了市场。今天,你我身边就比较少见这些人。

今文学派的做法,是有其时代的针对性的。他们能发挥的作用也很大,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要经世致用,让古人复活,甚至让他们来拯救世人。当然,如果他们发挥得好,或说或写,自会造成一种风潮,引导世人革新。古文学派则不然,他们只是就事论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敢随便代古人发言,更不敢说古人也有预知今世的能力,早就洞见当世的弊端。这类学者在当世往往被忽略,共鸣者寥寥无几。不过,如果用历史眼光看,却只有他们的成就会受器重,他们的贡献将会传世,并且绵绵不断地持续下去。

虽然我们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二者结合,既能古为今用,又能知人论世。但是,历史却残酷地告诉我们,能如此超越的人寥若晨星,二分法仿佛就是历史的必然。聪明的你,是否有信心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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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人》之九
作者之心,读者之心


作者之心指的是作者创作的原意图,读者之心指的是读者看了作品后的理解。

时代距离越久,抑或作者资料越少的古文,越难读得懂。或更确切地说,更难读懂作者的创作意图。于是,对于这样的文章,我们只好以作者之心去领会,解读出来的不一定是原作者的意思,可能是读者的再创作。

喜欢创作的人,看文章比较喜欢用读者之心去看,往往不求甚解,但有所得就是。他们或会断章取义,或会曲解作者原意,然而他们并不会在意,因为他们但求实用。例如唐代大家柳宗元的寓言散文《黔之驴》,就被一些人解读成是“摸着石头过河”之道。他们解读这篇寓言的角度是放在老虎身上,认为老虎在没有弄清对方底细之前,存有恐惧心理,但是它敢于试探,从最初的“稍出近之”到后来的“往来视之”、“近出前后”、
“稍近益狎”,以至“荡倚冲冒”,待驴子漏了底之后,便“跳踉大”。这个过程在在的说明老虎是以实际行动逐步摸清驴子的底细,才大胆果断地攻击对方要害,致敌于死地。这种解读方法是“经世致用”的,对
读者深有启示,但恐怕不符合“作者之心”。

《黔之驴》本是柳宗元的《三戒》之一。他在序中明确指出:“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诚然作者是冲着那些没有本事,却凭靠外力来逞强,乃至胡作非为的小官僚而写作的。带有很强的政治现实的针对性。在《黔之驴》一文中,作者在文末说:“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表面上看,作者似乎同情驴子的遭遇,骨子里却是讽刺那些徒有其表,却不知自量,或是没有考虑清楚自己的实际能力,或是为环境而忘记了自己,轻易便搬出仅有的伎俩来唬人,结果反而是招致杀身的祸害。

可见作者之心和读者之心有时候是有距离的。作者写作时,或局限于时空,所以其内容仅作针对性的阐述。然而,由于取材具有普遍的价值,历久而不衰,读者在阅读时,是可以针对现实而作出新的诠释的。不过,在解读中,我们还是倡导要先阐明作者之心,才进一步联系现实,阐明读者之心。这才不至于借古人过桥,张冠而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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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由 老黄 在 19-08-07 周日 1:31 am,总共编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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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发表在星洲日报的文章:

《走近古人》之十
意念与形象

我们分析文章,往往从三方面着手:言、意、象。

“言”指的是文章的语言。语言除了要表情达意外,还得精心锤炼与取舍,并组织成优美的文句,琅琅上口,让读者有往下看的兴趣。“意”指的是文章的主题。主题除了要言之有物外,还得出类拔萃,不落俗套,既道出他人所没有说过的,也说出他人所不曾想到的。“象”指的是文章所塑造的形象。“象”除了要鲜明具体外,还得兼顾与文章主题的联系,让读者在感受到具体的形象的当儿,也深化对主题的认识。“象”有时候也称为“境”。有象无意的文章是肤浅的,只图博君一笑,无甚深意;有意无象的文章是艰涩的,一般读者恐怕不能意会,看了不留印象。

明乎此,我们就不奇怪为何《论语》、《老子》难读,而《孟子》、《庄子》大受欢迎。孟子和庄子都是说故事的能手,他们善于将深奥的哲学命题通过诙谐有趣的故事表达出来。例如孟子说的“五十步笑一百步”,就深刻的揭示了人们只会往外看别人的弱点却不懂往内反躬自省,在笑话他人的同时其实自己也正犯上同样的毛病。庄子的“庖丁解牛”,也深刻的揭示万物皆有其规律,不谙规律者只会处处碰钉,明于规律、服膺自然者则游刃有余,无往而不利。

有句成语叫“受宠若惊”,《汉语大词典》认为出处是欧阳修的《辞特转吏部侍郎表》,这是就当今词义而寻出的源头。其实,《老子》第十三章载:“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这句话更好的诠释为何“受宠”也要“若惊”。因为在老子的眼光看来,“宠”和“辱”是孪生兄弟,“得宠”的当儿其实也就是“受辱”的开始。世人不明于此,所以常常竞相争宠,博取出位。其实若不按凭真本事,一切巧取只会带来更大的耻辱。

然而,老子的这一段话却不好懂,因为只有“言”和“意”。能通过言而得意者寥寥无几,所以历来就很多通过“象”来说明这种论点。例如《法苑珠林》便收录了《冤魂志》的一则有关如意的故事:如意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但却不是吕后所生,而是戚夫人的儿子。长子是吕后所生,被立为皇太子。由于戚夫人得宠,刘邦屡屡想废太子而改立如意。只不过因为群臣的反对,刘邦只得将如意策封于赵。刘邦驾崩后,吕后便采取报复行动了。她先把如意带回长安,以残酷的“拉刑”将之处决,又将戚夫人的手脚肢解,称她为“人彘”。

听老子的大道理,没有多少人会领悟;看戚夫人的故事,没有多少人会不为之动容,引以为惕。这就是“象”的奥妙。

可是,古人却也说“得意忘言”,“言”尚该舍弃以得意,“象”就更加不必说了。这时阅读的层次问题。窃以为要真进入学术殿堂,恐怕尚得以意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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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由 老黄 在 17-02-09 周二 12:29 am,总共编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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