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珍贵史料流落他乡

[*小周]

長子李劍橋移交18萬頁史料‧李孝式私人書信落戶東研院


（新加坡）由馬來西亞先賢敦李孝式所遺留，共144個紙盒、多達18萬頁篇章的珍貴私人書信文件，週三（5月5日）由李孝式長子拿督李劍橋代表李氏家族，將有關文件移交給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標誌有關敦李生前的事紀，將從此落戶於新加坡。

李劍橋表示，作為敦李的後裔，他有責任保存父親一生歷程與功績的史料，並加以收藏。


王賡武：有重大參考價值

李劍橋感謝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以及研究院圖書館管理層願意扛起保存敦李孝式歷史文件的責任。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主席王賡武教授表示，這是一批數量可觀、內容豐富且珍貴的歷史文物資料。這些文件如今終於在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的極力爭取之下，落戶於研究院圖書館。

他說，隨著這些資料公諸於世，相信有助於有興趣研究大馬的獨立歷史之士，以及學者和文史工作者的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出席者包括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所長凱薩瓦帕尼大使、敦李排行第8的兒子李文隆，以及眾家庭成員等。

李文隆說，收藏於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的敦李孝式文件，也向世人宣告有關華人社群在建設馬來西亞的過程中，曾付出的偉大貢獻。

他希望從李孝式的史料文件中，能夠讓後人對馬來西亞憲法的由來有進一步的瞭解，並能還原許多已被扭曲的事實真相。


馬華公會創始人之一
李孝式從礦業起家

李孝式從礦業起家，成為當時華社的領袖之一，進而踏入政治，成為馬華公會的創始人之一，促成華巫聯盟，為馬來亞爭取獨立並擔任獨立後的第一任財政部長。

1956年，李孝式任馬來亞代表團成員與東姑阿都拉曼一起前往英國，與英政府談判馬來亞獨立問題，並參與馬來亞獨立的簽字儀式。不久即出任馬來亞的首任財政部長。


星洲日報‧2010.05.06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9557?tid=2

[*小周]

悲，建國元勛史料流落他鄉



繼敦陳禎祿之後，大馬另一位建國元勛敦李孝式遺留下來的144箱、多達18萬頁完善存檔的珍貴私人書信文件，日前由其長子李劍橋代表李氏家族，捐贈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這批數量可觀、內容豐富的歷史資料，過去一向由李劍橋悉心珍藏和保管，他堅稱，只有親自保管，才能讓史料要說的話，傳承下去。


這次李氏家族決意讓這批珍貴史料落籍新加坡，一來是因為東南亞研究院主席王賡武的積極爭取，二來也因為李劍橋本身年事漸高，須為這批史料尋找一個可靠的歸宿。然而，讓建國元勛的寶貴史料流落他國，對李氏家族而言，或是無奈之舉，但對大馬政府而言，眼看國家史料一批又一批流失而無動於衷，實是極大悲哀！


李孝式一生經歷豐富，1924年南來馬來亞，曾參與東南亞與中國的抗日活動，他的私人書信中，便有一張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發出的“上校”軍階的證明書。日軍投降後，李孝式積極參與馬來亞建設，歷任鐵道、交通及財政部長等官職，並與華社領袖創立馬華公會。1956年與東姑阿都拉曼等人同赴倫敦與英國政府談判獨立問題，並參與國家獨立的簽署儀式。李孝式為國為民作出的貢獻，使他獲得英女王賜封“爵士”榮銜，1959年又獲最高元首賜封“敦”勛銜。“上校”、“爵士”與“敦”三項榮譽集於一身，可見李孝式的功績非凡。


而像這樣一位國寶級的人物，他遺留下來的私人書信文件，肯定含有豐富的歷史價值。這批文件必然可以為大馬建國史提供充實的資料，更重要的一點，可以反映華人在建設馬來西亞過程中的重大貢獻。李孝式的一生，充滿堅毅與不屈不撓的奮鬥，可說是那一代跨越南中國海到這塊土地落腳的華人的縮影；亦是華人為這塊土地的進步與繁榮，曾經流過血汗的見證。


華人在這塊土地落地生根200多年，無論是在政經文教領域都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在國家博物館及國家檔案局裡，華裔先輩的史料與文獻，卻少得可憐，甚至可以說完全不受當局所重視。有關方面輕待史料的態度，或許正是李氏家族被逼要將李孝式私人書信捐獻給新加坡的原因。


事實上，珍貴史料流落獅城，此非首次。目前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的中文部裡，輕易可找到大馬先輩的各種史料，例如戰前及戰後出版的華文報、華文雜誌、社團特刊、族譜、地方誌、回憶錄等等。這些珍貴史料會逐漸流落他鄉，除了說明當局不重視華社先輩的貢獻，也反映華社本身對歷史的意義和重要性缺乏認識。


中國在戰亂期間遭西方國家掠奪的歷史文物，尚且還想方設法要一一取回，然而，大馬政府卻對歷史文物在眼前流失而無動於衷，令人扼腕。前馬華領導人陳禎祿之後人將座落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區的兩幢老屋捐贈新加坡國立大學供建築與城市遺產研究用途，亦是一例。


大馬既沒有類似新加坡的東南亞研究院，可收集與研究珍貴的文史資料，政府對民間史料研究組織例如華社出錢出力資助成立的華社研究中心，也視若無睹；而國家檔案局及國家博物館收集和研究史料不僅欠缺，其視角也往往偏重單一種族，這情形下，如何能建立全面而真實的史料系統？對此政府實應正視和檢討。一些民間組識雖已積極在搶救彌補史料的缺口，口述歷史的工作或應加速進行，以便從老一輩的口中，發掘先人在這塊土地拓荒的史實，讓歷史文獻來替先賢說話。


星洲日報／社論‧2010.05.06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4615?tid=16

[*小周]

悲這片瘠薄的學術研究土地



建國元勛敦陳禎祿與敦李孝式史料陸續流落他鄉，消息傳來，令人悵然扼腕。李孝式兒子李文隆表示，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7年前主動聯絡李家，協助李家整理這些文獻，並將文獻數字化，所以將這些文獻捐給東南亞研究院是順理成章的事。這番談話，實在語重心長。


長久以來，政府對東南亞的研究一直未予重視。馬大相關東南亞語系停止招生後，各大學中已完全沒有東南亞語言的課程。這種現象連帶也使校園以外的東南亞研究團體意興闌珊，進而陷入半停頓狀態。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的學者，單打獨斗地從事東南亞的個別研究，成立“吉隆坡――東南亞討論會”（Kuala Lumpur - Southeast Asia Roundtable）不定時舉行專題討論，或開設一些東南亞的相關課程，至於橫向整合則付之闕如。學界整體的東南亞研究成果，落後新加坡甚多，甚至連印尼、泰國、越南都比不上。這樣的研究基礎，怎能不叫李家將先人珍貴史料交托給獅城？


此刻，政府應對東南亞的區域研究作有系統的整體規劃，高教部則應就東南亞人才的培養作整體設計。首先，恢復或新設大學中東南亞語文的系組，若一時因師資缺乏而無法設立，可考慮於一兩年內先行開辦東南亞語的公費留學，以培養區域的語文人才。


只有瞭解當地的語言，才有可能進入東南亞人的內心世界，並對東南亞文化有足夠的瞭解與尊重。

其次，設立東南亞研究所或研究院，帶動東南亞的研究。東南亞研究所可設立於某一大學之下，也可由企業贊助的方式，成立獨立的研究智庫。如此方能整合人力，將資源作最有效的運用。倘若研究所無法於短期內設立，也可由高教部徵詢各大學意願，協調各大學成立東南亞區域的各個研究中心。
例如英殖民政府撤離之時，曾在馬大留下數千冊關於東南亞人文史地的書籍，因此馬大就可以發展成為研究東南亞人文史地的中心。同樣的，其他大學也可以根據其背景、研究領域及地理位置，發展成研究東南亞政治、經濟及南洋水域等各領域的研究中心。


以現有的研究基礎，共同為政府政策開路，並且提供足夠的養分。這些研究成果並可彙整出版，成為政府制定區域政策的重要參考。

此外，華社研究中心、亞洲策略與領導研究院、策略及國際研究院等民間學術團體，也應與大學功能劃分清楚，強調最基礎、最窄最深的研究，並儘量迴避現實政治的糾纏。所以社會各界不應以社會參與之多寡，即實用價值的大小來衡量其成績，更不應將政治帶入其間；至於社會及本土關懷是必要的，但不應與其研究工作本末倒置。


不過，社會各界對華研、策略及國際研究院等的不瞭解也部份歸因於它們本身。譬如華研、策略及國際研究院等眾多的出版品在外面書店中無緣得見，自然使得外界對它們的研究成績有所懷疑。像美國肯尼迪研究中心的學者每年就某專題對有興趣的社會大眾進行系列演講的講座制度，就不見諸華研與策略國際研究院，特別是僻處湖濱公園的策略及國際研究院更缺乏與社會的接觸點。


因此，社會應責求民間學術研究團體提昇研究水準，應責求它們將研究成果公眾化，應責求它妥善規劃領導相關學界之責，應責求它協調基礎、應用科學以及技術發展的任務，但不應責求它們放棄本行去參與各種社會運動。
以策略及國際研究院而言，它的硬體設施也存在著若干問題。首先是它的周遭大環境。策略及國際研究院在湖濱公園數十年，附近環境雖然優美，但卻連一家像樣書局或可供交談的公共空間都找不到，實是少見的怪現象。至於院區本身則因空間所限，無法配給宿舍予研究人員，往後若要擴大規模，如何安頓龐大研究人員最起碼的居住問題，是當局所應特別留意的；至於內部結構而言，事務單位員額及權力的膨脹，也是值得檢討的。


相對於民間研究團體，政府對科學研究院的支援，瀰漫著輕視人文學科的泛科學主義心態，不僅反映在內部各種細微事務的運作上；其實人文學科的發展與自然科學一樣重要，決不可有倚輕倚重之別。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不同，無法靠研究員單打獨斗，而需大量助理協助從事實驗工作。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羅正文‧《星洲日報》總主筆‧2010.05.07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4623

[*小周]

新聞部長：這是李氏家族權利‧不追討李孝式文獻



（吉隆坡）新聞、通訊及文化部長拿督斯里萊士雅丁表示，此部不會追討大馬建國元勛敦李孝式留下的歷史文獻，但是希望保留歷史文獻的家族可以將文獻捐贈給大馬的研究中心。

他在參觀了“傳統與神秘棺材展”後對媒體指出，他相信李氏家族與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有交情，相信李氏家族是基於這種交情而捐贈敦李孝式的文獻。

詢及會否追討回有關文獻時，他說，雖然是有一點失望，這些史料留在外國，但也無計可施；“我們能做甚麼，這是李氏家族的權利。”
“當然我們對此感到傷心，問題是我們的研究中心或許沒有接觸這些領袖的家族，他們應該及早與家屬接洽。”


萊士雅丁是被詢及除了敦李孝式外，建國元勛敦陳禎祿和前副首相敦依斯邁醫生的歷史文獻也捐贈給外國機構一事，發表上述談話。


盼政府可付費取得史料

他說，希望今後我們的研究中心可以做得更好，在文化遺產法令下，政府可以付費以取得這些史料。

“我們有許多史料留在海外，比如倫敦或荷蘭，或許這也可以讓許多人研究，如果留在吉隆坡，或許就沒有這麼多人可以看到了，回到敦李孝式的文獻這個課題，或許我們可以到新加坡去看看。”
“我們希望日後如果可以的話，擁有歷史文獻的人捐贈給我們的國家博物館吧！”

他也指出，大馬受過許多歷史文獻的捐贈，早在他於1974擔任文化、體育與青年部政務次長時代，博物館就接獲許多歷史資料的捐贈，希望大馬人繼續捐贈，政府可以給予減稅回饋。


星洲日報‧2010.05.08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9906?tid=1

[*小周]

陳友信：避免重演‧關注名人文獻外流事件



（吉隆坡）隆雪華堂會長陳友信希望政府、資料中心、學術機構等歷史及文物研究單位，能夠重視重要文獻轉移國外的現象，並加強專業及公信力，以避免如敦李孝式重要人物歷史文獻外流國外的事件再次發生。


“敦李家屬決定將這批重要文獻捐獻給新加坡，令我們感到無限的惋惜。只是，為何敦李家屬沒有優先考慮將文獻留在國內的官方機構、大學或者民間組織？就算是決定將文獻轉移國外，為何沒有考慮將一套副本留在國內？”
他今日（週六，5月8日）發文告指出，作為文獻的合法繼承人，家屬有絕對的權利決定如何處理這批文獻，但這是繼敦陳禎祿文獻轉移國外，第二批出走的文獻，接下來是否會接二連三再發生同樣事件，確實令人感到擔憂。
“假設我們的專業能力和專業運作模式還不足以讓人產生信心，那我們必須加把勁急起直追。我們希望各界，尤其是資料中心、學術機構以及研究單位能夠重視重要文獻轉移國外的現象，共同來構思一套亡羊補牢的方案。”
他希望各界探討這事件所透露的訊息，包括：

（1）大馬現有的國家檔案局以及相關機構，是否有一視同仁地重視各民族領袖資料的收集、研究和展現？
（2）大馬相關機構收集資料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是否具備競爭力？
（3）大馬相關機構收集資料和開展研究工作的專業能力、專業人才以及經費是否足夠？


星洲日報‧2010.05.08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9904?tid=1

[*小周]

從史料“移民”談起


被譽大馬獨立功臣之一，也是大馬首任財長敦李孝式遺留下來的18萬頁私人文獻，裝滿了144個紙盒，長期以來一直由長子李劍橋所保管。曾有政府單位想要收藏這批檔案，但被李劍橋斷然拒絕了。他還建議大馬華社設立檔案館，並通過各種管道把“流落”於異國的史料複印回來大馬保存。


但出人意表的是，前天，李家卻把上述文物捐贈給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這是繼敦陳禎祿文獻之後，又一批對研究大馬歷史具有重大參考價值的史料，從此“移民”新加坡。


李劍橋沒有闡明他最終選擇讓史料“移居”的箇中原因。他只說，作為後裔，他有責任保存好記載著他父親一生歷程與功績的史料，並加以收藏。他的意思是不是說，要收藏好這批文物，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本地都還沒有一個可讓他可以信賴的單位和場所？


我們為大馬華裔在保存文化方面的堅韌不拔而深感自豪，但我們也為無價的史料一再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

其實，華社早已意識到，收藏、書寫華社歷史的工作，不能仰賴官方的國家博物館，也不能寄望國家檔案局，所以近年來一些華團、華校各自成立了相關的單位，華社研究中心、韓江學院文物館和檔案館、南方學院馬華文學館和東南亞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沈慕羽紀念館等，都是此背景下的產物。以南院為例，她的馬華文學館曾經“搶救”了一批差點“流落”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馬華文學藏書；由安煥然老師領導的田野歷史調查小組，足跡更是踏遍了全柔，先後為柔佛潮州八邑會館、新山客家公會和新山海南會館，展開了艱巨的歷史考查工作，並出版了數冊厚厚的史冊。


此外，新山中華公會近年來也在吳華、舒慶祥、安煥然等華社歷史工作者的協助下，出版過幾本的歷史圖片集及華族史冊。據瞭解，由於許多可供參考的史料“落戶”於新加坡，為了填補歷史的空白，他們曾經一次又一次的前往新加坡商借有關的史料作為參考，工作加重之餘，也令他們感慨萬分。


華裔先賢的私人文獻一再“移民”新加坡的事件凸顯出，儘管大馬華社的努力小有所成，但缺乏了官方和大財團的支持，華社的文史工程始終難有突破。但我們仍然不能因此而輕言放棄，反之，應更全面而系統地展開史料的建設工作（包括文學著作、訪談、自傳、日記、書信、相片、影音錄像等文獻），並將這工作視為華社當前刻不容緩的急務！



星洲日報／雲淡風輕‧作者：林明華‧2010.05.06
http://opinions.sinchew-i.com/taxonomy/term/18

[*小周]

歷史是最後一道防線



要消滅一個民族或國家，最有效的方法是消滅它的歷史。高明的侵略者或野心家，都深知文化統戰的重要。

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通過焚書坑儒措施鞏固政權，被銷毀的書籍中，最主要的就是六國史書，即丞相李斯所謂“非秦紀皆燒之”；納粹取得德國政權後，推行大規模迫害猶太人和其它族群的種族政策，在肉體屠殺手段之先，是對猶太人文化和歷史的污蔑，也就是希特勒所謂“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


歷史是一個民族和國家最重要的武器。人們固然不能拿著史書到戰場去殺敵，但是如果一個民族的子弟、一個國家的人民，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一無所知，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不明白自己為何而戰，那麼就算他們擁有全世界最尖端強大的武器，他們首先就連拿起武器上戰場的信念和勇氣也沒有。歷史同時也是一個民族最後的防線，在於它讓一個民族即便在最窮困艱苦的時候，也還知道自己的可敬之處是甚麼；一個失去歷史記憶和文化印記的民族，也就甭提民族尊嚴和地位了。


最近，繼敦陳禎祿史料流落異鄉之後，另一位華裔建國元勳敦李孝式總共18萬頁的文獻，也由其家族捐贈給了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讓大馬華社再失去一批珍貴無比的先賢史料，也意味著大馬華社的歷史防線，出現了另一道缺口。


近年來，種族主義份子提出的各種論點，諸如將某些人形容為外來者、強調單一族群權益、感恩論、對建國史的歪曲等等，朝野華基政黨和華社除了斥責其為種族主義、破壞種族團結關係之外，論述基礎卻顯得極其薄弱，往往只流於一種口舌上之嗆聲，缺乏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史料基礎，而種族主義者的論點又往往佐以一定之歷史根據（姑不論其根據站不站得住），這就是為甚麼種族主義者經常對這些反駁不當一回事。


正如一意篡改二戰歷史的日本右翼人士一樣，種族主義份子從來都不是一些對歷史一竅不通的鄉野村夫，而正正是高級知識份子或族群精英，深懂掌握歷史話語權的意義。


馬華公會或華社要從根本上否定種族主義份子的論述，只能通過堅實的史料去駁倒它們並從而建構本身的歷史權威：

一、有人類學研究證明，除了原住民之外，馬來西亞所有其它族群都是外來者，這就否定了寄居論和馬來主權的歷史基礎；
二、非巫裔獲得公民權是獨立期間政治協商的成果，沒有誰應該感恩誰的問題，更何況，馬來西亞不少如今作為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都市，開埠者是華裔，而草創初期的巫統和聯盟，得到當時由商界大亨組成、財務雄厚的馬華公會的援助（這些財務支助的證據，極有可能就藏在作為當時重要大亨和馬華創黨人之一、同時曾任財政部長的敦李孝式的史料之中，據說其史料有部份為收據之類的文件），因此涉事當局恐怕還要反過來感謝馬華和華社呢；
三、歷史清楚說明馬來西亞的獨立是由各民族共同爭取，敦陳禎祿和敦李孝式正是最重要的參與者。


晚近的馬華公會不重視黨史的保存和研究，連創黨人敦陳和敦李的史料等黨史文獻相繼流失他鄉亦不聞不問；馬華領袖和基層黨員對黨史一知半解，不知道自己的黨從何而來、為何而生、黨先賢有何貢獻、黨的存在有何價值，在面對種族主義份子的挑釁，諸如要求馬華和華社感恩，或啞口無言的受辱，或消極做作的抗議，或同樣叫囂式的回罵，卻無法理直氣壯的用堅實的史料去辯駁對方論點，捍衛本身的尊嚴和地位。


放棄自己的歷史，無異於繳出自己最重要的武器和拆除自己最後的防線。一個連自己可敬之處到底在哪裡都不知道的政黨，要怎麼得到尊敬呢？一個連自己信仰甚麼都不知道的政黨，還談甚麼重振呢？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張以勒‧2010.05.10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4653

[*小周]

華社的文獻與文物


報導，敦李孝式爵士家族把100多箱寶貴的資料存放在新加坡東南亞研究中心，引起華社廣泛的關注。我們尊重敦李家族的做法。

然而，就此事華社應該問問自己：“為何會這樣？”，這確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華社研究中心已初步開始“搶救”民間資料的工作，但是華研畢竟是一所小規模的研究中心，即使經歷了25年的歷史，還缺乏人力與財力。它的機制尚未健全，設備欠缺。與新加坡國家支助的國際性機構相比，恐怕本地國家級的專門機關都不及，更莫提是小小的華研了。


在目前的階段，華研可以做的是：扮演一個民間資料收集者的角色，推動資料收集的初始工作，以期有一天能把收集到的資料轉移到一所擁有專業檔案管理的“華社檔案館”。就進行這項初步的工作，華研亟需華社積極的配合。


然而，華社似乎只讓華研在唱獨角戲，對此毫無興趣。
華基政黨及華社領袖公開講論歷史與文化的重要性是件司空見慣之事。關鍵是，應該怎樣去以實際行動證明華人歷史的重要。
大馬600萬人的華人社會不缺錢也不缺熱心，只缺對歷史文化的共識和認同。在沒有官方的支持下，華社必須承擔起自辦研究所、檔案館及博物館的文化傳承工作。


目前，華社彷彿還停留在文化不成熟的“少年”階段。一個文化成熟的民族應該珍惜自己的文獻、文物及其它具歷史和學術價值的產物，並設立相關的研究中心、檔案館及博物館。這“三個一體”的機構是“文化軟實力”不可缺少的實際象徵，也是提昇一個民族文化內涵的必然步驟。


綜上所述，華社是時候培養起自己的檔案館及博物館的專業管理員。若要得到家族和民間機構的信任以自願地把歷史資料捐出來，前提必須是華社擁有一所管理完善的檔案館。然而，華社甚麼時候可以承擔起這責任，還待有心人的推動。若只過度重視硬體建設或持續追隨各自為政的“傳統”，那麼，華社將只遺存下乾癟的歷史軀殼予下一代。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文平強‧2010.05.11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4669

[yufan]

我则持有不同的意见。

听说人家新加坡方面用了几年的时间恳求（游说）李氏家族捐出有关文献，足以显示出人家对这批文件有多么看重。如果捐给我国的档案局或文化部的话，以目前政治大前提下，加以我国“编纂”历史的辉煌纪录（叶亚来在教科书内将成为吉隆坡的路人甲），这批文献如果不是被断章取义的使用，就是分分钟会当废纸回收！或者会上演以下情节：从文献显示，“敦李当时本来不赞同独立后华裔自动成为公民的，是巫统对他晓以大义，才说服了他。因此不管前世，今世或者来世的马来西亚华裔，都必须因对巫统感恩”芸芸等言论。

重要的政治文献留在国内，我反而担心被“灭口”！

另，华研要获得华人的尊重，就必须多研究与发表华社关心的经济与政治议题；如证实“土族股权已超过30%”、“华裔政经影响力渐式微”、“华团被政治渗透”等课题。一味远离政治、全勤风花雪月的研究，我看啊！余生就只能屈就于隆雪华堂的一偶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