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风》的摇篮手”—姚拓先生逝世

[卜布]

懷念400里


十月七日早上十一點，收到友人短訊：姚生今早九點十一分去世了。心中不禁痛了一下，姚生離開了。我馬上告訴董事長，下午要請假南下，弔唁一位很疼愛我的老人家。我嘗試解釋，老人家在世的時候很愛護我，所以我必須下去再看他一眼。還是沒有說個明白，但是沒關係，我心裡一直就是那麼覺得，姚生一生都很疼愛年輕人，而他就是文壇上最疼愛我們一家的老人家。

一路上朵拉用電話聯絡了好幾位文學與藝術界的朋友，看起來我們得益於現代資訊的便利，雖然住得遠，卻還是最早被通知噩訊的人之一。當然也有文友與報界的朋友在路途上給我們來了電話：姚生真的離開我們了。遠眺墨綠的峰巒疊嶂疾馳而過，許多關於姚生的記憶，漸漸浮現面前。

我是在進入馬大以後才認識姚生的。在這之前，有不少年輕作者已經通過“學友會”見過姚生。我雖然從六○年代走來，卻錯過了那個風雲激盪、文友雲集的盛景。一九七一年我在馬大念數學系，功課不是很多，因此可以常常在週末從十七區的寓所搭車去八打靈新區車站，下車後步行到二一七路門牌十號的《蕉風》與《學生週報》辦事處，找悄凌雅蒙聊天。有時候劉戈走過來，場面更加熱鬧。偶然看見姚生，也不過打一個招呼，他是比較少說話的。

有一天，姚生忽然走過來對我說，他們正在編中學一年級的課本，需要一篇有關慕達灌溉計劃的文章，“你是吉打的孩子，由你來寫吧。”我當時戰戰兢兢，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收集資料齊全以後，終於完成〈吉打的稻農〉交稿。第二次再到《學生週報》，姚生就交了一張上海匯豐銀行的支票給我，是一百令吉呀！我和同房張景湘興高采烈到新區兌現後，就到附近的Thrifty Supermarket買了六個燒包，坐上景湘的摩托到舊吧生路景湘的家。晚上，景湘的媽媽回來，掰開來，裡面卻是發霉了。

我一直重複這個故事，因為在那個時候的十七區，一碟雜飯不過七毛錢，我一天早午晚吃三餐，再加上房租八十令吉兩人分擔，一個月只須一百令吉。我的一篇文章，姚生居然給了我相當於一個月膳宿費的稿酬。老人家是有意幫助我的。

真要感激姚生的事，還多呢。馬大畢業以後，我每個年底都會到吉隆坡農業大學出席STPM的數學考卷批改會議，也一定拜訪姚生，向他討一頓豐富的晚餐。姚生是一個爽快的人，最愛請朋友到“大人餐廳”吃飯了。那時候“大人餐廳”如日中天，所售賣的花卷可以說獨家所有。其他如東坡肉、螞蟻上樹、姚生告訴我們，是一班南來的朋友假日裡打麻將，太太團在廚房烹煮點心，研發出來的菜譜。“大人”後來脫手賣了一個好價，的確是了不起。

和姚生在“大人”吃飯，是我家兩個小女生最開心的事。老大初見姚生，她要的香蕉船那麼大碟，人站起來鼻子還未及桌沿。老二魚簡加入行列，點的是摩天樓，更高，都是姚生極力推薦，原來冰淇淋還是“大人”的特色，凡是來“大人”的文友莫不嘗過。在“大人”用餐的歡樂是，大家都像一個大家庭成員，都是文學的子女，姚生就像一家之主，娓娓細說文壇上的天南地北。如今回想，即便是在那樣快樂的時刻，姚生也從不說任何人的負面話。稍有人點觸，他會不著邊際開一個新話題，真是一個好典範。

吃飯之餘，姚生往往會邀我們到他主持的“集珍莊”畫廊看圖畫。在生意巔峰時期，每一次我們到訪都有不同的畫家展出作品。姚生雖然當過兵，那是無奈的選擇，事實上他一身都充滿文學藝術細胞。他很早以前就在吉隆坡開辦畫廊，為不少本地畫家辦畫展。而且，姚生畢竟是香港南來的文人，嗅覺比較靈敏，在許多人還未覺察之前，已經投入中國繪畫文物的收藏與經營，可以說是成功的藝術商人。那個年代，畫價不是天價，畫家都很慷慨。許多畫家在飯局後，都會應姚生的邀請，當眾揮毫贈送給在場的小弟弟小妹妹，惠益不少作家文友。有一次莫一點蒞訪，姚生極力推薦，一定要向他要一幅畫送給我，但是我們行色匆匆，不能久留，只好錯過。牛鼻子黃堯老人家是姚生的好朋友，他也要安排我們與他老人家見面，可惜因緣未具，也擦身而過。

其實姚生自己也是書法家。如果仔細欣賞，當會發覺姚生的書法深受王羲之的影響，瀟灑俐落，完全沒有軍人的粗獷。書法反映一個人的修持，從姚生的書法可以窺見他生活得非常自在自得。如果再從他引錄的詞句，更感受得到他胸中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灑脫。姚生是老好人，他的書法是有求必應，人人有份。我們在二十多年前開設“十分冰果屋”，曾要求姚生惠賜墨寶。姚生不但寄來了書法，還親自到冰果屋參觀，以“大人餐廳”的經驗提供意見。我後來遠調實兆遠，當地朋友喜歡姚生的書法，我收集了名字給姚生寄過去，一個月後每個人都有一幅，笑逐顏開。姚生就是這樣，像佛陀的教誨，給人歡喜，大家開心，雖然姚生是虔誠的基督徒，推崇聖經散發的智慧。

有一天在“集珍莊”的辦公室，姚生笑瞇瞇的打開一幅山水畫讓我和朵拉看，我不可置信，低頭仔細瞧，真的是李可染贈送鍾情小姐的作品！該幅畫是一張宣開闊，我問姚生這不是很貴嗎？姚生說一萬而已。可惜我是教書匠，只能叫好。今天李可染的山水畫價如天高，更加難以攀爬。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有一個意外的收穫。姚生有一天請我們吃飯，手上拿了一幅卷軸，見面就交給我，原來是上一回他要我們去“集珍莊”挑一幅天津畫院院長的圖畫，我們沒有出現，這一次他挑了另外一個畫家的作品來送我們。“是李可染的門生，張廣呀！”我打開來看，真是喜出望外！緊緊握住姚生的手說：“姚生！”其實姚生還常常對我們提起，他的家鄉河南鞏縣，每當傾盆大雨，田地裡就有古物出現。如果我們隨他回去鞏縣，一定每人送一隻唐三彩馬。我們當然很興奮，但是姚生說：“只能寫上名字，放在鄉下，不可帶出來啊。”我前一年經過鞏縣，當地唐三彩果然並不鮮見。回來向姚生匯報，他高興得笑不攏嘴。

姚生疼愛我們夫婦，是令我們額外感念的。九○年朵拉和姚生一起出席亞洲華文作家會議，因為有近距離的接觸，姚生更明白我們對文學的喜愛與執著。隔了一段日子，姚生忽然來了電話，因為友彬另有重任在身，一定要我們從友彬手中接過編輯《蕉風》雙月刊的工作。那時候我們寓居實兆遠，離開八打靈二百多里，如何編輯？我們兩人都不敢挑這個擔子。然而姚生還是做了安排，叫出版社的玉珠幫我們的忙。就是這樣，我和朵拉由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月號（總四四四期）開始，至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月號（總四八一期）止，前後六年四個月，順利出版了三十八期。能夠接手編輯《蕉風》實在是一個難得的緣份，也因此更加瞭解辦雜誌之難為。姚生和他的生意夥伴從一九五五年南來，即全心全力投注在《蕉風》，發展異國文學，且將他鄉當故鄉，數十年無怨無悔。我國的華文文壇也因為他們的奉獻，終於開花結果，獲得輝煌的成就，在世界華文文壇擁有一個不卑不亢的身分。姚生因為有開闊的視野與胸襟，高瞻遠矚之外還堅持不懈，所以成就一道美麗的風景，值得我們學習、深思。

將近怡保，終於聯絡上林玉蓉。她與姚生來往極為親密，有時候甚至幫忙姚生開車。據她透露，姚生的公子守穰要她去沙叻秀富貴山莊幫忙寫賻儀，馬上要出門了，不能當我們的導航員。我一向不熟悉吉隆坡，如何摸上富貴山莊？我們再嘗試各個文友，總算聯絡上作協理事柯金德，一口答應陪伴我們去弔唁姚生。

姚生在創辦《學生週報》與《蕉風》以後，就非常積極的創立“學友會”，在六○年代發揮了極大的影響。我雖然沒有參加過有關的活動，但是知道學友們始終念念不忘那一段青蔥歲月的文學活動。數十年以後，我還常常聽說老學友到八打靈找姚生把酒話當年。有些學友學有所成，移民加拿大、美國、歐洲，一樣會千里迢迢來赴約會。姚生當年辦三本雜誌，一本是《少年樂園》，給兒童閱讀；《學生週報》照顧中學生，而《蕉風》則是給有創意的文藝青年。其中《學生週報》影響最大，許多六○與七○年代的中學生都是讀它成長的。尤其是它的論壇，深入淺出，說的是人生求學求上進的故事，對成長中的孩子非常關心貼心。由《學生週報》可以看出來，姚生與一班朋友的純樸、踏實、無華，在輔導工作絕無僅有的年代，他們的確造福不少當代的青年。《學生週報》的文藝版很吸引人，讀多了就手癢。我的第一篇文章〈靈魂杯〉就是發表在週報，至今猶難忘懷那個清晨赫然看見雜誌上自己的名字那種發抖的振奮。

那個年代，在《蕉風》發表文章更加刺激了，因為它從一開始就以高姿態出現，選稿特嚴，早期還有很多後來成為大家的台灣作家的作品。《蕉風》曾經由香港著名作家黃思騁與黃崖主編。我記得黃崖編輯的《蕉風》每期有一篇〈編輯日記〉，記錄他南下北上拜訪作家以及文壇發生的盛事，拉近作家與讀者的距離。它每期還贈送一本中篇小說，在推廣本地作品上扮演積極的角色。我當時還在念中四，看得津津有味。沒有想到，十二年後《蕉風》也給我出版了生平第一本小說集《黑》，無比感恩。身為《蕉風》的編輯與出版人，姚生是應該感覺老懷堪慰的，因為這是一本擲地有聲的文學雜誌。許多今天在文壇上嶄露頭角的作家，都曾經在《蕉風》發表作品。有不少作家甚至是經過《蕉風》，信心倍增，以至於大放異彩。

當我們抵達八打靈，已經是四個半小時以後。夜幕低垂，來載我們的是作協秘書長沈鈞庭與柯金德。鈞庭當年也是出入《蕉風》的常客。我記得當年在《蕉風》見過他一面，手上捲著一本《時代週刊》。如今我們都一樣，兩鬢花白了。他給我看雅蒙早上SMS的文字，原來週五才讓友好瞻仰姚生！怎麼辦？我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兜兜轉轉撲上富貴山莊，那裡人聲寂寂。姚先生？工作人員相告，星期五才開放。現在人呢？在冷凍房呀。對方輕鬆回答。究竟怎麼回事？被告知因為沒有大堂使用。

人間事常存有不穩定狀態，這是進入中年以後最深刻的體悟。但是我們絕對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出乎意料的安排。我們住慣鄉下，實在不明白大城市的生活操作程序。懷抱悵然若失的心情，我們只好打道回府。朵拉說，這樣也好，沒有見到姚生最後一面，他還活在我們心中，沒有離開我們。但願如此。我們會一直將姚生放在心上，學習他做人的好典範：厚道、開明與堅持。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小黑．200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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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布]

集文教事業於一身的姚老


那天身在外州，接到一位文友來電告知，說是姚老走了，感到愕然。
最後一次見到姚老是去年的9月16日星期二；每個星期的星期二，他大都會在集珍莊畫廊會會朋友，喝喝茶。

姚老是好客之人，每次到他那裡，總是有客人到訪，文教界的、藝術界的都有。那天也不例外，來訪者是畫家鍾正山先生，原來他們事先約好到附近一家餐館用餐。我鄭重的轉達了他的老友，新加坡的周立良先生托我向他問候的事。

那天姚老顯然比之前瘦削，略見蒼老，走路也有點蹣跚，需要借助手杖和菲傭扶持，畢竟是86歲的老人家，不過精神還是很不錯。

初識姚老於80年代中期的一些文學活動集會上，過後承他盛情，邀我為他們的出版社編纂一套幼稚園的華文課本。印象深刻的是，我利用了這筆編纂費，買了平生第一架電腦和第一台冷氣機，因為這些都是工作上的需要，感謝他讓我圓了這個許久的心願。看他從健康的中老年到年邁的晚年，不禁感歎時間飛逝，也感悟歲月不留人。那天我關心地問：近況可好？只聽姚老帶點幽默地說：“我每天都在看電視，但不知道電視講些什麼？每天也在練書法，但只能寫大字。看書也只能挑一些字體大一點的。我已經老了。”

鍾正山先生立即半開玩笑半認真回應：你看人家沈慕羽（今年2月5日去世）96歲了，還經常出席一些集會，你卻整天將老字掛在嘴邊，人年紀可以老，心態可不能老啊。”

姚老聽了笑笑，沒有回應。

他榮獲第三屆“馬華文學獎”，評委會認為除了積極參與文學事業，他創辦的《蕉風》，是國內唯一壽命最長的純文學刊物，同時也發掘和栽培了不少具有才華的年輕寫作者；此外，他在華文教育工作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朋友合營的數家出版社編纂的各類教科書，為國內中小學校廣泛採用，對劇運的推動更是不遺餘力，在諸多文教工作都有卓越的表現與重要貢獻，因此，他得獎是實至名歸。

令人感動的是，姚老在接受了有關當局頒發一萬元馬幣獎金後，立即捐獻給“劇藝研究會”。他解釋：“……馬華文學這些年來，無論是小說、散文或詩歌，都有令人可喜的進步，唯有戲劇這部分最為薄弱，而作為一名戲劇作者及愛好者，我認為我有義務在這方面盡一點力，我希望有關方面能將這筆錢存放在銀行生息，然後將其所得，設立一個‘戲劇創作獎金’，激發劇作者寫出好劇本，爭取演出機會，多觀摩，只有這樣，馬來西亞的劇運才能有更美好的遠景。”

姚拓先生為人隨和，做事認真，加上一份親和的長者之風，故交遊廣闊。儘管平日工作忙碌，酬酢極多，但他始終沒有中斷寫作。這些年來，姚先生先後出版和再版了好幾本著作，如《美麗的童年》、《牆頭上的小紅花》、《彎彎的岸壁》、《五里凹之花》、《四個結婚的故事》、《姚拓小說選》等，都是膾炙人口的篇章，平凡的小事，在姚老的信手拈來，皆成了篇篇回味無窮、觸動心弦的文章。蜻蜓出版社前些年還替他出版了傳記《雪泥鴻爪》。

如今，這位馬華資深文教界前輩終於放下了世間的俗務，與夫人歡聚於天家。姚老，一路走好！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愛薇‧200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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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布]

生若夏花，死如秋月


今年中秋節我在香港。

中秋節前夕，黃昏時分，微雨，和朋友從銅鑼灣的酒店經過維多利亞公園往時代廣場的餐廳走去，滿園花團錦簇，卻非真的鮮花盛開，是很多人在忙著張燈結綵。黃昏裡的公園沒有遊人，彩色奪目各類造型的大小燈籠這時燃亮燈火，看著就是一片絢艷繽紛，只是不見月亮。抬頭，維多利亞公園附近的高樓大廈，許多商業中心的霓虹燈紛紛在不安份地竄動，那閃爍游弋的迤邐燈火讓人忘記了天上還有星星。

“維園明晚有中秋節慶典。自從九七香港回歸以後，中秋節成了重要節日。英殖民地的香港，中秋原本不放假，但現在有假期了。”朋友說話有很重的廣東口音。

在香港最不習慣的是到處廣東話。想起姚拓先生告訴我，他一句廣東話也不懂就到了香港，後來移居吉隆坡，沒想到吉隆坡也是入耳皆廣東話。姚生告訴我的時候，他已經在吉隆坡住了20多年，說的仍是河南口音挺重的普通話，廣東話一句也說不出來，但他老人家竟然在滿街廣東話的吉隆坡通行無阻。

其實不是到了香港才想起姚拓先生。自從上回為了撰寫《黃乃群傳記》訪問過姚生後，心裡就一直牽掛。回家寫了一篇〈半路〉，記錄一九九六年四月，姚生帶我應杭州畫院之邀，到西湖采風並和杭州畫院交流，自上海到杭州時乘搭火車走到半路的心情。這篇稿子發表在今年六月號的《香港文學》和六月九日的《南洋文藝》。後來又寫了一篇姚先生說過的一個“最美的人”的故事，發表在十月八日我在《南洋商報》的專欄。可惜姚先生已經看不到了。

中秋前夕和香港的朋友吃飯，席間有人問候姚拓先生。我說很好呀。前兩個月到吉隆坡，我還特地到集珍莊和姚先生聊天。他精神挺好。

中秋節過後，我剛回返檳城。十月七日早上面對電腦在寫稿時，接到消息，姚生去逝了。然後接到幾個約稿和邀約訪談的電話。我答應寫關於姚生的文章，“但不是現在。”實在無法即刻收拾心情，訪問則拒絕了。

先是震驚，然後憂傷。

姚生極為疼愛我們一家，每一回見面，老人家連小孫女菲爾和魚簡都常在念中。聽到姚生病了，我們特別安排到家裡探訪。躺在病床的姚生說比較好了，還微笑，握著我們的手。

後來不放心，再赴姚生家探看，老人家已經可以柱著拐扙在屋裡走動。他把書法攤開在桌上，叫我們看。然後說，來，各選一幅。我說姚生，上個月剛拿了，他說，選呀，選了我蓋章。從認識姚生開始，一直接受姚生的各種好處，對後輩他只有疼愛和付出。再聽到說姚生逐漸復原，已經可以每個星期二到集珍莊和朋友相聚。挑一個星期二到吉隆坡集珍莊，姚先生那天特別高興，說了很多話，不停地讚賞吉隆坡創價學會為我出版的《心路──走向大馬藝術家》一書，鼓勵我“要再寫，大馬沒有多少人寫藝術評論。”帶我和守穰一起吃午餐。過後我說要走了。姚生說下個星期再來呀。我答應姚生下回到吉隆坡時再去看他。

工作忙碌，生活急迫，讓人變得無情。沒有時間是理由還是藉口？
中秋節過後，回到檳城，六日的晚上，菲爾在我的臥房窗口望出去，喚我來看。一輪秋月，溫柔明媚地照耀人間。我跟菲爾說，這美好的月色讓我想起姚先生寫的自傳《雪泥鴻爪》其中一章。抗日戰爭時期，姚生無意中當上軍人，一次迷路，經過一條山道，正好是個月光明媚的晚上。姚生說：“為了不讓敵軍發現我們的蹤跡，兩百多人的急行軍，卻沒有發出一點聲響。我一邊行軍，一邊觀看對岸皎潔月光，覺得這樣的夜色美麗得簡直無法形容，可是在如此的美景之中，卻又顯出了無比的淒涼與哀愁。”

第二天早上，接到姚生逝世的短訊。我們第一時間從檳城驅車到吉隆坡，由於路不熟，是柯金德和沈鈞庭的幫忙，一起到富貴山莊紀念堂。可是，竟然見不到姚生。整個紀念堂靜悄悄的。走到戶外，抬頭只見月亮照樣溫柔地映照在大地上。

我想起泰戈爾說的“生時麗似夏花，死時美若秋月”，繁榮絢爛過了，終於來到靜美的時刻。

隔日清晨趕回檳城，在高速大道上開車，一路有小小的雨淅淅瀝瀝地斷斷續續落下來，我想，姚生是刻意不讓我們看到的，他要永遠地活在我們的心中。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朵拉‧2009.10.18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34660?tid=18

[卜布]

敬悼文化界三戰友


這幾個月來，大馬華社連番損兵折將，文教界失去了三位戰士，災情不可謂不慘重，真叫了心顫膽寒。先是沈慕羽先生，接下來是黃繼翔校長及姚拓先生。沈先生是華教守護之神，甚麼地方有烽火，沈先生必定人到馬也到，數十年如一日；黃校長是南馬區華教發展之父，掌寬柔數十年，將寬柔開闢為全國最大的華校，聲譽播全球；姚先生是全球壽命最長的純文藝雜誌《蕉風》的創辦人，大馬許多作家及文藝青年都先後接受過他們的恩澤；沈及黃以華教為鬥爭的對象，姚以文藝為發展的目標。他們整條生命所奉獻的，不是華教，就是文藝（華社文藝），可見這兩個戰場是烽火危急的地方。

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出生的這一代都經歷過華社文化及教育的風風雨雨，殖民地政府乃至民選政府對華社文教的刻薄及欺凌，是他們怎麼揮也揮不去的惡夢，是獨立後新生代所想也不曾想到的局面。楊炯的兩句詩“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適足以說明華社文教界投筆從戒的迫切和決心。“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為了報效自己的社群，年輕人紛紛投筆到文教界去。

沈及姚是我的至友。來馬來亞大學教書的70年代初期，我就在教總大廈認識了沈先生，似乎是陸庭諭先生介紹的。大凡我們這種人，一見面就一定是“相見如故”的，因為我們都長著一副老實的臉，以及一顆熱情、善良的心。黃繼翔是我初中一的華文老師及班主任，正如蕭光麟所說的，聽黃校長講課是一種享受，當年教書不帶書進教室的只有兩個人，一位是周炳麟，一位就是黃先生，他們都是教書的能手。上黃校長第一堂課時，他自我介紹：“我的名字叫繼續飛翔。”迄今尚有印象（印度大象，黃的解說）。

認識姚先生是在1971年，介紹人是魏維賢博士，我們3個人在姚先生的辦公室聊了半個鐘，然後才去餐廳喝茶，再聊半個鐘。往後我們兩人結為“死黨”、“親密戰友”。數十年情誼不改。當他的辦公室還在八打靈時，我們幾乎每一、二週必在這見面一次。姚先生及姚太太真是大好人，逸事真多。

我年輕時，戰場是學術，所以跑到吉隆坡去住，又跑到香港去拚搏；如今老了，戰場是故鄉，培育家鄉的子弟們，效力家鄉的父老們。沒想這一年來，身體欠佳，沈、姚及黃舉殯，我都無法出席，思之難過，因撰此文，用表歉意。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鄭良樹‧2009.10.21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