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到散文，人们往往对先秦两汉散文、唐宋散文，诸如《左传》、《史记》、唐宋散文八大家等比较熟悉。而对于明代散文，则往往比较生疏。因此，有必要了解明代散文演变的历史。明代散文的演变，大略分三个时期。自洪武至天顺年间，是明代散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开国之初，大乱始平，人心思治，散文的基调是恢复汉唐，崇儒复雅。易代之际的几位人物如宋濂、刘基以及高启等为代表。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人之首，其文雄视一代。他论文主张“文者，道之所寓”(《徐教授文集序》)，将崇儒复雅偏向于文以载道的雍容醇雅。他在洪武年间入仕之后，便热心于朝贺、宸游、台阁应制中寻找创作的题材，但他往往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塑造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竹溪逸民传》、《杜环小传》、《记李歌》等，便是较为优秀之作。名篇《送东阳马生序》，是劝学励志之作，风格温厚和平，语言简洁质朴，明白流畅。刘基(1311-1375)的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明史·刘基传》)。其散文内容丰富，闳深简括，体裁多样，自成一家。而以寓言体散文最为出色，主要收录在他写于元末的《郁离子》之中。它如《卖柑者言》揭露统治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文章短小精悍，论述颇有气势。高启(1336-1374)之文受唐宋古文家的影响，峻洁雄健，尤长于叙事，如《书博鸡者事》塑造了一位为民除暴的任侠者形象，颇为动人。还有方孝孺(1357-1402)为宋濂诸弟子之冠，他直接继承宋濂之文统，其散文纵横跌宕，出入于苏轼、陈亮之间，《越巫》、《吴士》和《蚊对》、《指喻》是其代表作。
随着朱元璋及朱棣等大兴党案，株连文士，废丞相，设厂卫，更加严君臣之防；颁行《性理大全》等，更加严理欲之防，便扼杀了文人的生机，在永乐至天顺年间的文坛上引出了台阁体的独尊。台阁体的代表作家杨士奇(1365-1444)、杨荣(1371-1440)、杨溥(1372-1446)，被宣德“盛世”幻影所笼罩，并且视“有雍容醇厚气象”的欧阳修之文为典范，其文努力表现尚雅、尚法、尚平易、尚流利的倾向，如杨士奇的《游东山记》等。但“三杨”侧重于朝贺、宸游、巡狩、征伐及官场迎送等方面的散文，大多是雍容华贵、平正典雅。
从成化至隆庆年间，是明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时期。随着台阁体“肤廓冗长，千篇一律”(《四库全书总目·<杨文敏集>提要》)的流弊日趋严重，台阁重臣中的李东阳(1447-1516)如“老鹤一鸣”，力图在“三杨”台阁体之外另辟蹊径，开创了茶陵派。他的散文中虽然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如《游西山记》、《听雨亭记》等气质娴雅、步骤谨严，但大多为宗庙朝廷的典册，公卿大夫的祭文、行状、墓志铭以及题跋、赠序等，或典雅正大，或雍容和平，重蹈着“三杨”台阁体的故辙，在成化、弘治和正德前期的文坛上如“衰周弱鲁，力不足以御强横”(《四库全书总目·<怀麓堂集>提要》)。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康海(1475-1540)等“前七子”勃兴。他们在对李东阳“天下翕然宗之”的情况下，“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他们力挽颓风，复臻古雅，有的作品内容较为充实，如李梦阳的《代劾宦官状疏》等能敏锐地洞察社会现实，深刻地针砭时弊；《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铭》等善于抒情，情真意切，诚挚感人。又如康海的《与彭济物书》等说理透辟，抒情真挚，寓郁勃于婉转之中。但他们有时被古人格套所束缚，句拟字摹，估屈聱牙。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为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所囿而卓然自立者：先有马中锡(约1466-1512)的散文刊落凡近，横逸奇崛，深刻隽永，名篇如《中山狼传》；后有王守仁(1472-1529)的散文多直抒胸臆之作，风格畅达俊爽；还有杨慎(1488-1559)别张壁垒，散文渊博婉丽。
嘉靖年间兴起的唐宋派，其代表人物是王慎中(1509-1559)、唐顺之(1507-1560)、归有光(1506-1571)、茅坤(1512-1601)等。他们既主张学习唐宋古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又力求神似，“法出乎自然”(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唐宋派在散文创作上呈现出理性化与生活化、有法与无法、雅与俗相结合等特征。其成就最大者当推归有光。他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寓理于事，以情动人，颇有纯真自然之美。当然，唐宋派的散文中还暴露出浮言心性、流于庸肤等弱点。
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6-1590)、宗臣(1525-1560)等“后七子”复起于嘉靖、隆庆年间。“后七子”中不同的成员乃至有的人前后期对复古的态度有所不同，甚至有所省悟与变异，在散文创作中有失误也有实绩，如王世贞的《题海天落照图后》等感情深挚，平淡之中有余味。还有宗臣的《报刘一丈书》描绘奔走权门的士风和世态，穷形尽状，笔锋犀利，语言简洁流畅，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从万历至崇祯年间，是明代散文发展的第三个时期。万历、天启年间，涌现出一股文学解放思潮，其主要特征之一，是摆脱久已形成的复古思潮的束缚，高扬个性自由。其先驱是徐渭(1521-1593)、汤显祖(1550-1616)、李贽(1527-1602)等，公安派、竟陵派将其推向高潮。公安派中的袁宏道(1568-1610)力倡“宁今宁俗”(《与冯琢庵师》)、“独抒性灵”(《叙小修诗》)，在散文创作中心眼明而胆力张，呼唤自由，舒展性灵，文风清新活泼。但有时在大放厥辞之中滑入浅俗率易。后期有所修正，多有性灵与神韵相结合的散文，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虎丘》，袁中道(1570-1626)的《爽籁亭记》等，均是空灵洒脱、神韵悠扬之作。竟陵派主张抒写“幽情单绪”，其散文风格幽深孤峭，奇奥隽永。他们的小品文，如钟惺(1574-1625)的《浣花溪记》《夏梅说》，谭元春(1586-1637)的《三游乌龙潭记》等，往往给人以超脱感、奇特感、幽深感和朦胧感，有意矫正公安派的浅率和俚俗。还有张岱(1597-1684)、王思任(1574-1646)、刘侗(约1593-约1636)等，其小品文往往有空灵之美与充实之美相结合的特色。
晚明时期，也有作者兴起了师古复雅的思潮，如艾南英(1583-1646)、张溥(1602-1641)、陈子龙(1608-1647)、夏完淳(1631-1647)等。夏完淳在就义前用血泪凝成的《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等，纵谈国事、家事和身后之事，措辞凄哀，悲壮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