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http://www.merdekareview.com/headline_view.asp?id=88
作者：林宏祥
发布日期：2005年10月8日 16时20分
【本刊林宏祥撰述】资深报人古玉梁著作《胡文虎报业王国－－从兴盛到衰落》，将成为梳理本地中文报业历史的重要文献。昨晚由文运企业与《东方日报》主联办、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民权委员会协办的《胡文虎报业王国－－从兴盛到衰落》推介礼上，主讲人之一、《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庄迪澎指出，有别于一般写媒体发展史却避谈政治变局的作者，古玉梁在《胡》书中分析政治变迁如何影响报业发展，让读者看到报业版图的改变不纯粹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其中更包括政治势力的介入。
作者古玉梁主讲的题目是《中文报业新格局》，演词中他从殖民地时代、独立后安稳期到近期的发展模式，将报界风起云涌的变幻置入各时代的政治背景与脉络去剖析。
这名前《东方日报》顾问在追溯战前的殖民地时代时指出，殖民政府鲜少理会中文报的变动，而当时的中文报是国共（国 民党与共产党）的海外战场。殖民政府对中文报相当宽容，相反的对英文报则加以重视。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文报便起了变动。其中，中文报与中国的关系慢慢疏远，甚至到后来切断了。
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对英文报极为重视，这与英文报对殖民政府实施的政策不时提出批评有关。至于中文报方面，在当时“反 共”的社会背景中，所有左派的报纸受到严格的监管，此情况一直延续到1957年。独立之后，马来民族主义不断膨胀，而促成马来民族主义不断膨胀的温床则是《马来前锋报》。
后来，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与马来报章和《海峡时报》闹翻，《马来前锋报》与《海峡时报》搬迁到吉隆坡，而巫统则将触须深入该报集团，完全掌控了英文报与马来报。
“反观中文报，在独立之后，只要不挑起种族情绪或煽动宗教之间的仇恨，就没有受到严管。只要不冒犯种族课题、特权课题，内政部就不会翻译中文报的报道。因此，在那段时期，中文报可说是相当“平安”的。”
华人政党搞中文报没有好下场
然而，政局的动荡，改变了中文报业的版图。古玉梁一句：“华人政党搞中文报没有好下场”，对目前不惜违背民意收购南洋报业控股的马华公会，显然是一记当头棒喝。追溯历史，马华公会收购中文媒体控制报业的丑闻不断，甚至至今还在延续这样的历史，唯被收购以后的报馆业绩惨跌，纷纷以倒闭为最终下场。
后来在1985年出任马华公会总会长的陈群川在1976年底收购《新明日报》，然而陈群川在1986年因“新乏电”事件遭新加坡政府以欺诈与失信罪起诉而身陷囹圄，结果将《新明日报》的70％股权转售给由巫统控制的新海峡时报集团。1988年12月，新海峡时报集团所持有的《新明日报》股权提高到89.11％，但是这份中文报最终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阵下来，在1994年停刊。
马华公会臂膀公司华仁控股有限公司也在1981年11月以一千二百万元收购《通报》。收购以后，由于报章内容过分偏向政治宣传，一直被人当成马华公会的“党报”。《通报》易手后连年亏损，在1989年由星报接管。无论如何，星报无能力挽狂澜，《通报》销售量直线下跌。虽然在1993年《通报》新的管理层尝试以革新版面、增加篇幅救市，甚至改名为《新通报》，然而终究阻止不了这份报纸在1994年因亏蚀过钜而停刊的命运。
《星洲日报》茅草行动中遭停刊
古玉梁不忘提及1987年10月28日在茅草行动中遭停刊的《星洲日报》，当时被吊销准证的报章包括马华公会控制的《星报》（The Star），以及马来报章《祖国报》（Watan）。而古玉梁声称，准证被吊销事件对《星洲日报》而言，可说是塞翁失马。复刊以后，由于同情《星洲日报》的遭遇，华社纷纷给予支持，扶挺该报。
“由于遭停刊的包括马华公会的《星报》，我们其实都相信停刊是短暂的决定，在日后必会复刊。”《星洲日报》停刊半年以后，砂拉越树桐大王张晓卿拥有的“朝日报业有限公司”接管《星洲日报》，在跨入1990年代时改写马来西亚中文报业版图。
古玉梁也为1993年《星洲日报》接管《光明日报》的决定辩护，指此计乃市场策略之需。“由于报业老板在茅草行动后担心《星洲日报》再次被停刊，于是收购《光明日报》作‘后备轮胎’之用，若停刊事件再次发生，至少可以移花接木，有《光明日报》顶着上，辛苦建立起来的品牌不会毁于一旦。”
华人任副内政部长 中文报起变化
驰骋报业多年的古玉梁揭露，进入1990年代中期，国阵政府第一次委任马华公会的代表，担任副内政部长，此后中文报业便起了重大的变化。虽然古玉梁只字不提现任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的名字，然而翻一翻旧档案，我们就可以发现黄家定在1991年受委为内政部政务次长，1995年擢升为内政部副部长，直到1999年为止。
这是否意味着，当黄家定受委为内政部（现已改组为国家安全部）一员以后，政府才开始有一套完整的机制，管制中文报业？
古玉梁在回答问题时含蓄指出，监管中文报的机制已经建立，而且相当完整。然而，当时（1990年代中期之前）内政部的主要官员都是不谙中文的，必须依赖比较低级的华人官员翻译。
“翻译过程中会是走“味”的，检查中文报的包括警方政治部。中文报里长长的文章，要翻译很困难，这是政府的盲点。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只要你不捣乱，不要搞到乱七八糟，你就有你自己空间。”
而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代表谢春荣律师进一步询问，这个在内政部里的华人高官在下命令时，究竟是代表其政党的立场，还是政府的立场？古玉梁的回答就更玩味了。
“现在的情况是，中文报的内容不用人家翻译了。他自己会看原文，自己懂得怎么做了。”
他接着说：“有一件事情我肯定知道，《中国报》有一个（前）总编辑，叫彭早慧小姐。你们可以找她聊聊，问她在担任总编辑期间，是不是夜夜收到电话，要求《中国报》改版？打电话的绝对不是《中国报》的老板，而是另有其人，搞到最后彭小姐离开了《中国报》。”
在今年八月马华公会党选竞选副总会长而落选的曹智雄，在2000年11月以副内政部长（现已改组为国内安全部）的身份在国会回答在野党议员质询时，就曾大言不惭地说，内政部给报社打电话“是很普通的事情”。
无论如何，古玉梁点出一般华社的心态，以为“华人”的高官可以在内政部里反映华社的心声。在马来西亚，由于政客善于玩弄种族政治，许多人在种族主义的蒙蔽下，就是厘不清“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有人在朝好办事”的观念往往引来有人在朝办“好事”的结果。于是，当普遍华人社会为懂得华文的华人高官进入内政部体系而手舞足蹈的时候，殊不知这恰恰是梦魇的开端。
鲁乃补选为收购南洋埋下伏笔
政局动荡波及媒体版图，肯定不能遗漏2000年的“鲁乃补选”。当时，安华在1998年掀起的“烈火莫熄”的效应还在马来群众间发酵，而华人社会则不满马哈迪对诉求工委会的态度，造成这个原本是国阵的堡垒区被攻陷。败仗以后，国阵成员党相互指责，马华公会更是被指在助选过程中没有尽全力。
随后，中文报章，尤其《中国报》与《南洋商报》成了代罪羔羊，被指在背后“搞鬼”，抄弄当时的诉求、宏愿学校事件。而最终在2001年5月28日，马华公会逆着华社的反对声浪，执意收购南洋报业控股。
无论如何，古玉梁作为资深报人在座谈上提出的媒体观，必须得到进一步的检验与探讨。
“政府是应该规管传媒的，不然传媒与传媒打到天翻地覆，搞到社会乱七八糟，怎么办？为了国家安全，种族问题不能碰、宗教仇视的问题不能碰，元首地位不能碰。”
媒体作为第四权的概念
古玉梁提到其理想的模式，即民间与政府应该有双向交流，而不是单方面由上至下的灌输。他引用媒体为“看门狗”（watch dog）的概念，指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必须扮演监督的角色。
仔细分析，“看门狗”概念与上述其引自其言的说法，是相互抵触的。“第四权”若要有效的发挥其对三权（立法、司法与执法）监督作用，首要的条件是它能不受这三权制约。然而在马来西亚，我们拥有种种扼杀媒体自由的恶法，如《印刷机与出版法令》、《煽动法令》、《内安法令》等，其中《印刷机与出版法令》更赋权于内政部长（现在的国安部长），决定是否要更新报馆准证，而部长的决定并不需要受到司法的检验。
在分分钟受“执法单位”威胁的情况下，媒体如何扮演监督的角色呢？当然，让媒体脱离三权的管制，其引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媒体既然是第四权，就意味着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换言之，它也会滥权。我们如何“管制”媒体，以确保媒体本身不会滥权，是我们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管制媒体，不能邀请“国家”的直接介入，而是如何塑造一个健全的媒体生态，让媒体因相互竞争而必须保持谦卑的姿态。古玉梁以图表向出席者展示从1980年代的中文报业生态。1980年代，《南洋商报》坐大，而《星洲日报》次之。到了在1990年代，《星洲日报》反超越了《南洋商报》，而《中国报》也开始逐渐壮大。然而，1992年南洋报社收购《中国报》及生活出版社，而1993年《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接管《光明日报》，报社集中化与集团化的局面，便逐渐成形。
古玉梁说，有40％的市场就可称得上是垄断。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张晓卿已经证实拥有南洋报业的股份，报业的垄断的局面一览无遗，剩下从旁对抗《东方日报》与《光华日报》。在这样不健全的媒体市场里，我们如何确保媒体不会变成一种傲慢、无的放矢？
所以，政府应该“管制”的，其实是如何制造一个健全的媒体生态环境，包括制订反垄断法、确保资讯自由流通的法令，然后由社会监督媒体，以市场力量制衡媒体。
因此，若我们总是动辄要求“国家”介入，直接规管媒体，其实就掉入政府的陷阱里。“一报独大”的市场趋势对消费人不利，而当消费者发现自己的力量无法制衡这家媒体时，就转过来向政府求助，而当政者从此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将利爪伸入报馆，插手编采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