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文汇报读书周报》2005-11-11
http://dszb.whdszb.com/whsw/t20051115_720290.htm
作者：张弘
百岁老人巴金逝世了。消息传出，至少在媒体上引起的反响程度，不亚于当年鲁迅的去世。现在，哀痛的泪水已经擦干，悼念仪式上的雪白花圈也被收拾干净，形形色色的其他信息，包括自然发生的和人为炒作的，重新像潮水般淹没掉所有的传媒空间，这倒反而是个更佳时机，好安静下来想想向巴金告别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位亲临现场的作家这样描写临终前的巴金：“各种各样的管子、瓶子、电线和仪器，缠绕着他的喉咙、他的身体。呼吸器不停地输送着氧气，他随呼吸器的节奏均匀地呼吸着……”其实略知内情者都知道，巴金早就是这样的情况，因此逢年过节有人到医院看望他时，新闻记者的报道照片里往往只有看望者，而没有被看望者。巴金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经常为人引用：“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敌人。”但当巴金重病困身，无法执笔，甚至连说话都困难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放弃对敌人的攻击，停止了作为战士的职责。这样说决非苛责巴金，人们深知战士同样需要休息或娱乐，更有身不由己乃至赍志以没的例子。这里只想指明，巴金最后几年失去工作能力后的生存价值，不在于他继续能执笔为戈，而在于他成了一个伟大的象征。如果不打算刻意回避什么，那也是巴金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愿望安排自己最后岁月的根本原因。
作为象征，当然有极丰富的意义。例如，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巴金首先象征着“说真话”的勇气。这本是道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童的天真，却成了无数成年人的禁忌。巴金以亲历灾难之身，在耄耋垂老之年，并不认同多数人当作座右铭的“难得糊涂”，反而焕发出旷世少有的真率，确实可钦可佩。毫无疑问，巴金是杰出的新文学作家，小说的创作和翻译留下了上百万字的业绩，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鼓舞了广大青年投身进步事业，这些都将载入史册，但在今天，他的声誉和影响，却主要来自“说真话”三个字。
然而，就像在同一盏明灯下会照出不一样的影子，同一个象征又可能有不同的对待。一种态度，是把象征当成旗帜。仍拿“说真话”来说，那就是以巴金为榜样，鼓励自己直面真相、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另一种却把象征当作别的东西，似乎巴金在，就等于有人“说真话”，再不必为生活中越来越充斥的谎言和虚伪担心与忧烦。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就类似肩负十字架的基督，他一个人负起了揭穿谎言、宣示真理的重任，而其他人却能够借此卸掉应有的担当，获得一身轻松和闲逸。更有等而下之者，一边做出尊重巴金的样子，制造尊重“说真话”的假象，一边照旧弄虚作假，欺瞒虚报，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此时此刻，巴金的象征，就令人痛心地变成了让人利用的幌子。巴金如果能够有能力继续挥笔撰文，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揭穿这类人的嘴脸。
所以，当我们象征性地把巴金誉为“民族的良心”或“文学的良心”，悲痛地同他告别之际，千万别误以为，从此“良心”离我们而去，从此我们的民族和文学再无“良心”可言。事实上，“良心”同样也在每个中国人包括文学工作者的身上，只不过有待激发出来，共同发挥力量而已，切不可自己轻易将其抹煞。同一个道理，当我们把巴金当成“时代”的象征，认为告别巴金等于告别了上一个“时代”，其实也在将象征进行物化和异化，进而人为地把今天和昨天割裂并对立起来。如果说，巴金象征的是启蒙的时代、高洁的时代、精神的时代、求解放的时代，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像某些文章中所指的那样，眼下就是愚昧的时代、卑下的时代、物欲的时代、当奴隶的时代。简单化的断语，除了能发泄些情绪外，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恰恰相反，古今中外任何时代都有以上二者的较量与争胜，关键要看站在哪一边。
再来谈谈“说真话”的问题。“说真话”很困难，人所尽知，但其所以困难，还因为不单单需要真率的勇敢，难就难在，真相和真理并非如一般想象的唾手可得，似乎只须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就行了。往往当人们自以为真相大白、真理在手时，却每每偏离了真实，甚至陷入了谬误。这是因为，就像人的所有能力皆有限度一样，人的认知能力也是有局限的，知识或科学并不能保证人的万能，专断和偏执更不能。正因为如此，“说真话”并不单纯只需要一种莽撞的英勇，更需要虚怀若谷的胸襟和睿智敏锐的眼力。当你发现自己可能比别人离真理更近时，首先应当肯定别人探求真理的勇气，理解别人把握真理的艰辛不易，宽容别人在寻找真理途中的失误与曲折，同时也谦逊地想到，自己虽然看上去距真理更近，但仍可能十分遥远。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实现“说真话”的初衷。那意味着，所有的人均以最热切的真诚，投入对真理的探究，相信这一探究是开放的过程，相信这一探究需要不断的相互对话和自我修正，而不是由少数人武断地宣布真理在握，一经道出即是御旨纶音，结果却中断了通向真理的漫长又活力永恒的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