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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该重整教育系统了
作者／卢伟良
Oct 28, 2011
本周的财经周刊The Edge刊登一篇由凯里（Khairy Jamaluddin）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是时候考虑一份新的社会契约”（Time to Consider a New Social Contract）。他提出的看法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和谐，不仅是为了解决一个（各族群）没有交集生活的无止境争论课题，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其他有关优待政策的基本课题。”
他在文中提出改革马来西亚教育的需要，是一个大胆且影响深远的建议。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勇于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值得嘉许的，这也导致他在本身的政党内，面对贬多于褒的窘境。
一段典型的教育旅程
首先，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有关我个人教育背景的故事。小时候，我是在沙巴州山打根一所教会学校——圣玛丽学校求学。我父亲送我到这所学校求学，是因为他从前也是就读这所学校。他觉得对他好的事，也同样会对儿子好。我父亲拒绝了我母亲提出送我到华文小学就读，让我掌握华语的要求。
我是在1970年入学，当时，圣玛丽学校的教学媒介语已经从英文转换成马来文。我和同学在13年的求学生涯中，都是以马来语沟通和说笑。我们组成了一个有趣的组合，大多数是华人，再加上一些其他种族的同学，刚好足以组成一支足球队。我们称这个组合为MCKIP，意思是马来人（Malay）、华人（Chinese）、卡达山人（Kandazan）印度人（Indian），以及菲律宾人（Philippino）。
奇怪的是，现在我竟然可以在一整个星期内，不说一句马来语。中六毕业后，我申请马来亚大学，希望攻读法律或经济系，但是，大学却给了一个我完全没有申请的文学系。最后，我选择到拉曼学院攻读会计。
当我和我太太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我们决定送她（和她的姐妹）到华小求学，因为我们觉得国民学校的教学水准比华小来得低。我们也有一股冲劲，想要让我们的孩子学习母语——华语。我的所有孩子都在华小求学，最小的女儿今年将会完成小学六年级的学业。明年，她将会像她的姐姐们一样，到国民中学继续求学。
生活在一个平行的世界
我同意凯里所说的，我们（各族群）的孩子在一个彼此几乎没有交集的平行世界里，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相信，我们的教育系统，从小学到大学层次，必须有能力生产出具备所需技能的大学生，以便能够在现今的全球化经济中保持竞争力。教育系统必须具备成本效益，同时在各种族之间提倡公平与团结。
但是，我不同意凯里提出，全面性把各源流小学从教育系统中剔除的建议，即使是逐步落实也不行。相反地，我们应该要强化国民学校的教育水准，让非马来人父母也不会拒绝将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些国民学校求学。
如何改善我们的教育系统
且让我在这里解释，我们要如何达到一个具成本效益的世界级教育系统，同时提倡所有种族之间的公平和团结。
首先，我们应该要提倡宏愿学校。我们可以通过宣传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最有效的方式，其实是我们可以交出成绩单。我们需要做的是，强化这些学校老师的效率，以及学生的掌握能力。
比方说，我们可以把英文教数理的模式，保留在宏愿学校。我相信，很多家长已经看到孩子用英文学习数学和科学的效果，并且愿意让他们的孩子继续通过英文这个媒介语来学习。我敢断言，甚至是华人家长也愿意在华小使用英文教数理。
政府应该着重凸显宏愿学校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在这些学校使用母语教学，这将可以吸引非马来人父母。这对于那些不强制孩子的每一项科目，都必须以母语学习的家长来说，是一个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选择。我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其二，减少我们大学的土著固打制。如果你相信，我们之所以不团结，是因为各种族之间在教育启蒙阶段，是在各自语言源流的小学求学所致，那么，如果他们同样也在不一样的学院或大学升学，情况又如何能够改善呢。
今天，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土著学生是在本地政府大学就读，而非土著学生则在私人学院或大学求学。道理很简单，因为非土著进入政府大学的机会非常低，主要就是受到固打制系统的限制，以至于非土著学生在政府大学的学额非常有限。
这个系统不仅引发非土著的不满，同时也拉低了这些大学毕业生的素质水准，因为很多有潜能的非土著学生避而远之。当这头大象（固打制）挡在我们跟前时，我们还在那里大声争辩有关我国大学排名差强人意的问题。
废除走后门进大学制度
第三，终止所有的大学先修班课程（Matrikulasi & Asasi），这些课程没有实际作用，充其量只是让土著学生走后门进入本地大学的一个管道。这些大学先修班课程的水准，比中六文凭来得低，但是，却在申请本地大学方面享有优先地位。在这方面，我认为政府应该设立大学先修学院，向所有学生教导中六课程。每一名学生都必须获得公平对待。
第四，将大学入学处（UPU）的功能降低至协调单位的角色，就像美国学院理事会一样。当大学失去筛选学生的角色时，我们只剩下“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大学。
当学生对他或她被分派到的大学完全无权说话（或非常少的说话权）时，那么，申请表格中填写的大学选择有何作用呢。当客户（学生）和卖家（大学）不能够自由决定本身的选择时，卖家不应该为低水准的表现而背负责任。
最后，政府应该减少，或甚至全面废除颁发给中五学生到海外求学的奖学金。政府每年提供500份奖学金（每份奖学金达马币50万元），政府在未来三四年必须为区区500名学生，耗费2亿5000万元的开支。
同样数额的钱可以更有效地运用在提升本地大学，或支付5000名本地大学学生的学费（每名学生大约5万元）。虽然到海外求学是一个很好的经历，但是，在我国的财政赤字高企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奢侈的负担。
相反地，我们应当在这些大学生思想成熟，并有能力学习新事物时，保送这些大学生到海外修读硕士课程。当他们学成归来时，将对我们国家做出贡献。
是时候做出改变
我希望，我们的首相能够采纳凯里的建议，成立一个国家咨询理事会，加速探讨这个问题。我国独立54年，马来西亚人想要更多的改变，来提升他们的生活环境，以及孩子的未来。
我们的首相既然已经大胆提出新经济模式，并果断做出废除内安法令和其他恶法的决定，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为我们的孩子，重整我们功能失调的教育系统。
*卢伟良是《独立新闻在线》专栏作者，本地投资银行的股票经纪
